他们有这样一个周密的计划。不久就会有一个共产党组织者带着一支手枪和三十条好汉在维尔纳夫圣乔治铁路调车场发动罢工。这将引发一系列的罢工，使全市陷于瘫痪，把全市带到共产党——和许多爱国的法国人——所希望的起义的边缘。
这是一个对巴黎，对它的居民，甚至对法国都会带来无法估计的风险的计划。它的代价可能是巴黎的毁灭。但是希望发动这场起义的人是准备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不久，这个化名叫罗尔的顽强的布列塔尼共产党员会用拳头重重地敲着桌子说：“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
十二
汉斯·冯·波因伯格-伦斯菲尔德将军站在他的位于拉斐尔大道二十六号美轮美奂的住宅的大理石台阶上，在八月的热烘烘的黄昏中，等待他的晚餐客人的到来。他一边等，一边轻声地同他身旁的年轻中尉闲谈，那是他的副官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他们一起在巴黎度过的十八个月中所形成的许多关系，把这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一辆坦克重伤了肢体的老将军同他身旁这个年轻的勃兰登堡贵族联结在一起。在这十八个月中，第三帝国没有别的一块地方比交给大巴黎城防司令波因伯格管理的这个法国首都三十平方英里的土地更容易管理的了。
只有两件事情破坏了他任期内的平静。一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从柏林总参谋部来了一位军官。他向波因伯格要去一份档案，那档案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发生迪埃普袭击事件
［29］
后所草拟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放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处理。它的题目叫“巴黎地区如遇敌军空降袭击的防御措施”。那位军官把它取去，带回柏林。十天后它又回到波因伯格的办公室。最高统帅部认为该计划“极不充分”，命令波因伯格另外准备一个更加详尽的计划，其中包括万一遇到敌军袭击，“在巴黎地区进行最大限度破坏”的步骤。
另外一件事，对波因伯格更加严重。那便是七月二十日密谋。波因伯格虽然不是密谋集团的创始成员，但是在暗号“操练”一词传到驻法德军司令冯·斯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时，他曾下令逮捕驻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后来在当天晚上他在拉斐尔饭店的扩音器里又听到希特勒沙哑的声音，从那时起，波因伯格就在等待自己的惩罚。
惩罚是八月三日来的，那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简短电报，其中只宣布他被“免除巴黎军事总督的职务，由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将军接替”。波因伯格对于这个接替他的人一无所知，除了在他本人未到之前就已传到巴黎的名声。波因伯格、冯·阿尼姆和少数其他几个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幸免于难的人只知肖尔铁茨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和死心塌地服从的普鲁士军人”。在他们军官食堂悄悄闲谈时，他的头上总是悬挂着三个地名：华沙、鹿特丹、塞瓦斯托波尔。
［30］
在冯·波因伯格将军看来，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这天晚上在台阶下面的门岗前喊一声“希特勒万岁”的那个矮壮的普鲁士军官只可能是一种人：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他一边看着他一本正经地大步踏上台阶，一边向冯·阿尼姆轻声地说：“他是个ganz harter
［31］
。”
在里面，有五六个高级军官坐在波因伯格的客厅里路易十五式绿丝绒椅子上，不安地等在那里要观察这个矮军官。冯·阿尼姆觉得这真是个“不好受的时刻”。肖尔铁茨神情冷淡，不易接近，同这些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不自在。在他周围这些驻防军官中，他看不到有什么使他这个在俄国泥泞中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的将军感到高兴的东西。
在享用波因伯格的保加利亚厨师烹制的佳肴蒿雀和美点巧克力松饼之间，肖尔铁茨干巴巴地谈了他去腊斯顿堡的经过。肖尔铁茨看着围坐在餐桌边上听他说话的这些沉默的人，感到有一种孤独感包围了自己，他今后在巴黎逗留的日子里，这种孤独感还要继续包围着他。在新司令肖尔铁茨和如今要听命于他的这些人之间，一种互相猜疑的感觉已慢慢地在这餐桌上形成。
在冯·阿尼姆看来，他听了肖尔铁茨的谈话以后，对于希特勒关于巴黎有什么打算，已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在这位年轻的伯爵的心里，还留下一个问题：这个刚刚来到他们中间的严肃的人是不是会帮助希特勒实现这些打算？
晚餐后单独留下来同肖尔铁茨和波因伯格一起喝咖啡和白兰地时，阿尼姆感到他已得到了暗示。当初波因伯格因为柏林方面严厉批评他的防守巴黎计划，曾经建议在法国首都外围建立一道防线。已经有人称这防线为“波因伯格防线”，如果有两万五千人和足够的大炮，它可以成为巴黎大门外的一道固若金汤的屏障。这个计划将把巴黎的守军调出首都本身。而且，波因伯格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准备在首都进行任何重大的破坏。
波因伯格对于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经历记忆犹新，因此现在要求肖尔铁茨采用他的这个计划，避免在市区内进行任何战斗。他恳求肖尔铁茨“不要做任何会给巴黎带来不可挽救的破坏的事”。冯·阿尼姆观察着肖尔铁茨的反应，后者正襟危坐在椅子上，胖乎乎的手指握着咖啡杯。在冯·阿尼姆看来，他的脸好像他身后元首肖像下黑色大理石壁炉架上放着的“那尊胖菩萨一样没有表情”。
几分钟以后，肖尔铁茨就告辞了。他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下士在门厅等他。肖尔铁茨向他发了接任后的第一道命令。他说：“梅耶，给我在莫里斯饭店准备一个房间。”说完，他转身向波因伯格又补充了一句隐约地略带讽刺口气的话：“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军阁下，我需要一个司令部，不是一所住宅。”
波因伯格和他的年轻副官站在台阶上看着肖尔铁茨的汽车驶过栗树成荫的拉纳拉格花园，消失在布洛涅森林中，波因伯格抓住阿尼姆的胳臂。
“相信我，阿尼姆，”他喃喃道，“巴黎的好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十三
对皮埃尔·勒福歇来说，好日子是在六月七日下午六点钟过后不久他在勒库尔伯路八十八号四层楼公寓的房门被撞开的时候结束的。那天晚上，秘密警察一举逮到了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勒福歇和他的大多数副手。这是他们四年来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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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天的严刑拷打，皮埃尔·勒福歇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奄奄一息。如今他躺在黑暗牢房的草席上，等待夜间的一个声音响起。那是铁轱辘咖啡车推过四层楼下走廊砖地时的“咯噔”声，对皮埃尔和一起关在弗莱斯纳监狱里的其他两千九百八十名囚犯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等于是德国人宣布又有一批囚徒在那天离开弗莱斯纳监狱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皮埃尔听到这声音，身体就会僵硬起来。接着他会听到远处黑暗中一扇扇的门被打开，那是被选中送到德国去的人的牢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警卫给他们送来在法国土地上喝的最后一杯咖啡。在这些早晨里，皮埃尔一直要等到咖啡车安然无事地推过他自己的上了锁的牢门以后才放心。
皮埃尔看到第一道柔和的曙光开始照亮外面的夜空。他可以安心呼吸了。天已黎明。如今他可以放心，那一天，八月十日，咖啡车不会再来。他知道他又可以在这里过一天了，这是他在弗莱斯纳监狱度过的第六十四天，在这一天里他不会被押送到布痕瓦德或达豪的集中营去，也是在这一天里，盟国军队会更逼近巴黎，为他带来了希望：在又一列火车把他押送到德国去之前，他们可能把他解放出来。
就像对皮埃尔·勒福歇一样，这一年的八月里，几乎每一个早晨都给巴黎秘密警察手中的所有被囚者带来同样的特殊痛苦，同样的希望和恐惧交织的心情。他们一共有七千多人，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精锐，在巴黎的各个监狱里焦虑地等待着。在灰色石墙的罗曼维尔堡垒里，有二百五十名女囚在等着，她们从偷偷藏在警卫允许每天送进来的一瓶果酱瓶里的一小片手纸上，了解盟军的每天进展。在几英里以外，在德兰西军营的木板房里有为数达一千五百三十二个犹太人在等着要把他们送走的迹象，他们是成千上万经过这里被送到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毒气室去的人中最后的一批。这个迹象就是一队漆成黄绿两色的大客车的开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战前原来就是每天早晨搭巴黎的这些公共汽车去上班的。
但是，说来奇怪，秘密警察的这些囚徒中，有些人觉得被押送到德国去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他们有不少人像弗莱斯纳监狱里的一个布列塔尼人女记者伊沃娜·巴涅兹一样，总以为这次没有赶上被送走，留下的都要给枪毙。而在菲利普·克恩上尉和路易·阿芒那样的人看来，什么苦头都比每天担心在秘密警察索赛街总部受到拷打要好。克恩是英国谍报处“阿米可翡翠”的副手，阿芒则是在法国铁路系统组织抵抗运动的一个铁路公司的首脑，他们都是新送到弗莱斯纳监狱的。秘密警察还没有从他们受尽拷打的身体上榨尽最后一点情报。对他们来说，新来临的每一天都意味着他们可能被从牢房里叫出来送到索赛街酷刑室去。
阿芒在他的牢房里可以听到从外面街上飘过监牢传来的微弱叫喊声。这是少数勇敢的巴黎人在鼓励被囚者的叫喊。“你们不会走。”他们喊道。
对可怜的路易·阿芒来说，这并不是令人宽慰的想法。那天早上没有比知道他可能离开弗莱斯纳更使他高兴的了。
距离弗莱斯纳不远几英里——也可以说是几个光年——的地方，有一个身穿绣有名字缩写的绸睡衣的胖子站在他位于蒙罗西埃街一号的公寓的落地窗前。他站在那里，心里在一一排列他在巴黎所认识的所有德国人的名单。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认识的可不少。四年以来，他所指导的SKF各工厂一直在为德军制造轴承。作为驻巴黎的各国领事的首席领事，他是德军正式招待会上的常客。诺德林站在他收藏的印象派油画下面，有条不紊地挨个想着那些他所认识的德国人，看看谁能把他引去见他今天要想见到的那个德国人。他只知那人名叫“鲍比”。他只见过他一次，那是一九四二年在阿尔马广场弗朗西斯咖啡馆的花园平台上。他们是由诺德林可信任的一个德国人介绍的，他是柏林的一位企业家，诺德林猜想可能与德国军事情报局有联系。
会见后他们一起走开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你若要在巴黎打开任何大门，可以去找鲍比。”
今天早晨诺德林搜索枯肠要找个人可以引他去见“鲍比”，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要打开的门，是关着皮埃尔·勒福歇、路易·阿芒和巴黎其余政治犯的牢门。诺德林知道，在卡昂和雷恩，开拔走的党卫队是把他们的囚徒杀光的。他相信，巴黎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迄今为止，他没有什么进展。如今诺德林决定去接触巴黎的新司令。但是他要有人为他准备好道路。他相信，要是能找到，“鲍比”就是这个人。
爱弥尔·“鲍比”·本德此刻正在他位于厄勒街六号征用来的公寓中关上最后的几只手提箱。在几小时之内，他就要离开巴黎。他是奉他的上司军事情报局法国处处长弗雷德里希·伽特上校之命，要在入夜前赶到圣曼纳霍德报到的。但是本德还有其他的打算。他想利用他的军事情报局的通行证在那一天开车到瑞士去，同他在苏黎世的情妇一起从此退出战争。
对于这个头发开始花白、年已四十五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飞行员来说，这样离开是很悲哀的。他以瑞士一家纸浆厂的代表为掩护，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起就在巴黎活动，当军事情报局的特务。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打入法国工商业界觅取情报。后来他被派担任寻觅和没收贵重物品的困难工作，把这些东西拿到瑞士去出售，能为军事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的谍报活动提供硬通货。但这并不是本德的唯一活动。从一九四一年起，他就是军事情报局内部反纳粹活动网的重要成员。
诺德林的电话正好在他打算离开公寓前几分钟打来。这位瑞典人终于从另外一个德国军官那里弄到了他的电话号码，那个军官叫埃里克·波希-帕斯特·冯·坎帕菲尔德，是秘密与抵抗运动合作的奥地利人。本德不想多留。只是在那位瑞典人再三央求下才答应留下“几天”，尽自己之所能，设法使得那些被囚者获释。本德以为他仍有足够时间可以穿过边境到瑞士去。
这是他最大的失算。在两星期之内他就要成为法国人的俘虏。但是在这两个星期里，对这个只知他是个中年花花公子却不知他从它的宝库中窃走大量珍宝的城市，他将做出应有的回报。
十四
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一人坐在元首的会议室中，在他看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这个灯火管制的大本营看上去总是像个鬼城。外面，森林一片寂静，豺狼的嚎叫不再打扰腊斯顿堡的夜晚，地雷阵和带电的铁丝网一圈圈地围着最高统帅部，早已把它们吓到远处去了。一种新的声音代替了它们的嚎叫，这是通风机的转动声，电传机的打字声，尤其是电话机的铃声，一天二十四小时，吵得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和成百上千个其他的人的神经得不到安宁。他们和他一样，生活是围着第三帝国的主子转的，是围着他一天两次在战略会议上宣布决定战争进程的方略那一时刻转的。
瓦利蒙特每次开会总是早到半小时，这次也不例外。他刚从诺曼底前线视察归来。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准备这种会议。他的左臂下面挟着一沓工作文件，右手握着几卷参谋总部的地图，等一会儿，希特勒就要在上面研究最新的战局报告。自从七月二十二日以来，瓦利蒙特就不再把这些文件放在小牛皮公文包中；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愿在门外遭受希特勒的身穿灰色制服的党卫队警卫搜查的羞辱。
如今瓦利蒙特在会议桌上铺开一百万比一的大张总形势地图，还有二十万比一的分区图，在上面覆盖的透明纸的表面上，最高统帅部的总参三局已画出了最新的前线动向。
这次会议有一件事情使它与瓦利蒙特在最高统帅部参加过的所有会议截然不同。那天晚上，自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以来第一次，希特勒推开约德尔大将在他前面铺开的东线地图，而把注意力第一次转到西线局势。瓦利蒙特觉得，元首好像是“一头神经质的野兽”，长久地趴在面前铺开的地图上，然后，他又抽了一张二十万比一的地图出来。
在这张地图的中心，是一大块黑色覆盖着塞纳河的三个宽阔的湾道。以它为中心，像一个蜘蛛网一样，辐射出地图上的所有公路。这一大块黑色就是巴黎和它的郊区。希特勒取出他的油铅笔，在面前的地图大笔一挥。然后他抬起头来宣布说，准备保卫巴黎的时刻已经来临。
“如果我们要守住塞纳河，”他说，声音慢慢高了起来，“我们就必须守住巴黎。我们会在巴黎城外守住，我们会在巴黎城内守住，我们会守住巴黎！”他宣布说。
他对他身边的将军们说，失掉巴黎会对德国军队的士气，会对德国人民，会对全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接着，就在他身边的约德尔赶紧做笔记的时候，希特勒发布了他关于保卫巴黎的第一道直接命令。首先，他宣布：“我要你们把巴黎地区塞纳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布上地雷，准备把它们炸毁。”其次，他说，该市的工业“必须使之瘫痪”。他最后对约德尔说，“一切可能调动的后援部队”都要拨归该市守军司令。
他宣称：“巴黎要守到最后一人，不论战事会造成什么破坏。”
他停了很久，最后补上一句——
“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巴黎会不会遭到毁灭？就在此时此刻，盟军正在德国各地炸毁我们的城市。”
十五
这是上帝专门赐给巴黎和诗人的一个一丝风都没有的夏日。在塞纳河沿岸的河滨道上，早已有垂钓者在清晨的阳光下打瞌睡了。他们的竹竿插在他们身下的石块缝里，懒洋洋地横在浑浊的河面上。像船首一样的大理石河岸在城岛顶端把塞纳河劈为两股河道，远处有个孤零零的艺术家沉醉在他自己的天地里，不停地在画布上涂抹着。过不了几个小时这些河岸就会活跃起来，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会带着海滩遮阳伞和折叠帆布椅到这里来，在八月的阳光下寻找一席之地。这个和平宁静的星期天早晨，战争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这个八月十三日的星期天是巴黎几百万市民的圣母升天三天节假期的开始，巴黎人到处都在准备享受万里晴空无云的好天气。他们成千上万地准备出去野餐，或者痛快地去玩，去爱，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准备忘掉即将来临的解放这个城市的战斗会带来的危险。
不少占领者也决定跟着巴黎人一起欢度假日。在克里翁饭店，欧根·荷门斯把饭店餐厅领班给他的两根油腻腻的多味香肠包起来当中午野餐。荷门斯和他的法国情妇这个星期天像今年夏季的每个星期天一样，打算到首都郊外不远的马恩河畔诺让的沙滩那里游泳。
在路易·德·法拉基埃侯爵的位于曼纽唐蒂恩街的府邸里，侯爵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又佩上了赛马专员的绿色徽章，戴上了白色手套和灰色高礼帽。然后，这个青春长驻的法兰西的象征走出府邸，登上在门外等他的红黑两色单座双轮马车，前去奥特伊参加星期天的赛马。
不过这个星期天假日，哪个巴黎人都没有比一个骨格粗壮、身材高大的大汉更加喜欢了，他身高六英尺三寸，工装裤腿吊在脚踝上面。他站在首都西面塞纳河上的南泰尔桥上，俯身看着沙图岛上绿草如茵的岸边一群德国高射炮炮手躺在那里享受阳光。只有他的瘦小的同伴和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孩子从那大汉的脸上看出仇恨的表情。
两个半月以前，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就是这些高射炮手把鲍伯·伍德隆中尉的B-26型飞机打下了巴黎的天空。这个星期天，伍德隆一身泥瓦工打扮，出来游览，那是他被抵抗运动救出以后的第一次。同他在一起的是南泰尔一个勇敢的肉铺掌柜和他的七岁儿子，伍德隆就躲在他们家中。这三人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蹬上自行车骑走了。在这星期天下午带他的美国朋友游览一下巴黎风光，是引以为傲的卖肉的路易·贝尔蒂的主意。
这个星期天在巴黎新任德军司令看来似乎十分平静，因此他决定单独开敞篷霍奇车前去西线总司令部开会。他一路开去，没有受到抵抗运动的子弹或者盟军飞机的打扰。唯一不和谐的是他来见的西线总司令根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说的话。克鲁格在首都郊外圣日耳曼昂莱的不见阳光的地堡里向肖尔铁茨交代了他在巴黎的任务。
他说，保卫巴黎是希特勒的意图，也是他的意图。他说，不存在把巴黎变成不设防城市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告诉肖尔铁茨：“它必须予以保卫，而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它。”
克鲁格告诉他，根据西线总司令部获得的情报估计，盟军会包抄该市。克鲁格认为，肖尔铁茨在巴黎坚守就能“牵制敌军兵力”，迫使他们在机械化力量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市内作战，最终将“拖慢敌军在法国的进军速度”。莫尔坦的反攻，克鲁格本来是竭力反对的，这次反攻使他的第七军团如今陷于法莱塞的袋形阵地不得脱身。但是克鲁格仍有第十五军团所属十九个师的大部分部队可供调迁，这个军团是法国境内的最大军团，最高统帅部把它驻在加莱海峡不加动用一直到八月初，因为预计盟军会发动第二次登陆。克鲁格答应肖尔铁茨在他保卫巴黎有需要时从这些部队中调拨增援部队给他。两人都认为，有三师兵力进行消耗性的巷战，该市至少可以守三个星期。肖尔铁茨要求立即调拨军队给他。克鲁格拒绝了。他说，巴黎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要这么快就把军队拖在那里。
汇报结束后，克鲁格邀肖尔铁茨留下午餐。这顿饭吃得冷冰冰的。午餐吃罢，克鲁格又重复了他先前说过的话。“亲爱的肖尔铁茨，”他最后说，“我恐怕巴黎会是个令你不愉快的任务。它有一种葬身之地的气氛。”
肖尔铁茨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答道：“至少，这将是一次头等葬礼。”
鲍伯·伍德隆中尉感到路易·贝尔蒂的七岁儿子的手伸进他的手中。伍德隆在特罗卡德罗广场的法国海军博物馆中观看克劳德·约瑟夫·维尔纳的一张油画，他从来没有这么死死地盯住一张画看过。在他身旁的一个德国军官在观察着他的金发、碧眼，他的方方正正的美国脸型，还有他很长、很美国式的身躯。伍德隆为了要在这个好奇的德国人面前不露声色，把眼光死死地盯在那张油画里一艘军舰船尾的三色旗上。伍德隆听到身边那个德国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这个高大的美国人从眼角中看到贝尔蒂的七岁儿子转过身去，抬头对德国军官说：
“我父亲是个聋哑人。”
在奥特伊赛马场裁判席上，德·法拉基埃侯爵举起望远镜观看下面的人群。突然他身体一僵，放下了望远镜。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刚刚破坏了侯爵本来十分美满的夏季假日，正如它会破坏许多其他巴黎人的这个假日一样。在南面很远的地方，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大炮的轰鸣，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以来巴黎第一次听到的炮声。
冯·肖尔铁茨开着霍奇车赶紧返回巴黎，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呼吸一下布洛涅森林的新鲜空气。在莫里斯饭店等着他的是一份关于他那天早上下令实行的一项微妙行动的执行报告。这项行动是他奉令在巴黎要采取的第一项行动：解除巴黎两万名警察的武装。这是克鲁格的命令，要在那一天“出其不意”解除法国全国警察的武装。
根据肖尔铁茨的命令，这是在最难应付的郊外圣德尼工业区警察局开始的，要在一天之内尽快扩大到全市。
等到他到达莫里斯饭店时，他的副官，那位年轻的伯爵冯·阿尼姆已为他准备好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这项行动进行顺利，没有发生意外。已经缴获五千支枪。肖尔铁茨很高兴。这个和平的城市，如今有这个没有遭到任何反抗的成就，就有了好兆头。他可以集中注意力来看冯·阿尼姆交给他的第二份文件了。那是午餐前克鲁格给他的口头命令的电传副本。它重复说：“巴黎必须不计代价予以保卫。”
到欧根·荷门斯决定最后再游一次的时候，马恩河畔诺让的河滩上的沙子在傍晚的阳光中已逐渐凉了下来。他把放在皮套中的手枪交给情妇安妮克，然后游到马恩河河中间去。他正在清凉的水面上懒洋洋地漂浮时，忽然听到她的尖叫。
就在这里，在安静的河滩上，法国人刚刚对肖尔铁茨解除巴黎警察的武装进行了第一次小小的报复。两个法国国内部队的人偷走了欧根·荷门斯的手枪。
十六
第一九〇保安团的维尔纳·尼克斯中士心中在咒骂新任大巴黎司令。尼克斯每逢星期一下午总是在克利希广场的军人电影院里散心，可今天都在一小时之内第二次坐在装甲车上驶过歌剧院广场了。像那天下午巴黎其他任何一个能够调动到的德国兵一样，尼克斯是在作列队游行。
这是肖尔铁茨的主意。从中午起，他的军队全副武装乘坐在连绵不断长得吓人的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上，开过巴黎全城。为了增强他要造成的印象，冯·肖尔铁茨命令他的军队在原来路线上来回跑两次，他希望以此造成比实际列队游行的兵力更强的错觉。
也许肖尔铁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不过他匆忙推出的列队游行是德国人在巴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在兑现当初希特勒计划要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巴黎举行而没有举行的一次规模更加盛大的检阅。原定那次纳粹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检阅，是庆贺第三帝国在巴黎的统治保持千年不衰的胜利盛典。
［33］
而冯·肖尔铁茨的目的却要低调得多：他只不过想用他的小小的力量炫耀吓唬吓唬巴黎，让第三帝国多苟延残喘一些时日而已。
不论是尼克斯，还是他的任何战友，或者任何观看德国军队经过歌剧院广场的人，都没有什么理由特别注意到和平咖啡馆门前的街角上有个身穿灰色套装的矮胖的人在假装看报。在他身旁，有三个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姑娘看着军队的行进纵声大笑，那个矮胖子因为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身穿灰色套装的人是冯·肖尔铁茨将军。他是在微服出访，混在人群中间，亲自了解一下巴黎对他炫耀武力的反应。
肖尔铁茨不会说法语，不过他听得懂笑声，他明白是一句讥刺的话引发了他身旁这些姑娘的笑声。他看到了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有这种讥刺的神色。就在那里，在这些巴黎街头过路行人中，巴黎的德军司令获得了他此来要得到的情报。他的示威失败了。要保持巴黎平静，光是炫耀武力是不够的，他还得做些别的事。
元首粗哑、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八月十四日最高统帅部第一次战略会议上做的每日战局报告。希特勒的思想又转到巴黎的守卫上。他挥了一下手，打断了约德尔的话，掉转头来问最高统帅部军械局长布尔将军：“我们为了进攻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而建造的六百毫米口径迫击炮在哪儿？”他宣布，决定把这种迫击炮送去给冯·肖尔铁茨将军。
布尔猝不及防，不知如何是好，他掉过头看凯特尔，凯特尔掉过头看约德尔，约德尔掉过头看瓦利蒙特。他们谁都不知道这迫击炮在哪里。说实在的，瓦利蒙特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迫击炮的存在。希特勒看到他们尴尬的沉默，生起气来，开始用拳头猛击桌子。他怒喝一声，叫布尔去找那门迫击炮，马上把它送到巴黎去。他命令一天要向他报告两次它的动向，一直到把它送到巴黎为止。
瓦利蒙特记下了他的命令，同布尔一起，蹑手蹑脚地走出会议室，去弄清楚“元首的神秘的迫击炮在哪里——还有它究竟是什么”。
八个小时以后，瓦利蒙特的副官赫尔穆特·帕旁契尔少校为他送来了答案。迫击炮已发现在柏林的一所仓库里。它是专门设计用来攻城的，曾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塞瓦斯托波尔和斯大林格勒用过。冯·肖尔铁茨自己就用过它来攻破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它是原子时代之前人类所设计的最有威力的大炮。它以其设计者卡尔·贝克将军之名命名为“卡尔”，用拖拉机运载。它可以把一颗直径两英尺粗的两吨半炮弹发射到三英里之外。这样大的炮弹可以射穿八英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只消目标选定得当，发射几颗炮弹，就可把城市街区整片化为瓦砾。对蠢蠢欲动的巴黎来说，这比该城新上任的司令那天上午在市内街道上推出的列队游行所形成的威胁要吓人得多。
那天晚上，在元首的第二次战略会议上，瓦利蒙特向希特勒报告，“卡尔”已装在专用的铁路平板车上，运到巴黎去了。他说，八天之内可以运到那里。
在英格兰南部一条机场跑道的末端，雅克·沙邦-戴尔马看着放在他脚旁的那只帆布手提箱。他在马孔的奶牛场赶上了莱桑德型飞机。在这只手提箱里装的是沙邦如今回巴黎路上要穿的伪装——一双旧球鞋、一条脏裤子、一件旧网球衫。沙邦原来希望跳伞回去。但是他的上级法国国内部队司令皮埃尔·柯尼希将军认为月缺之夜跳伞太危险。因此沙邦要手执网球拍骑自行车回巴黎，在自行车的篮子里装一只杀好了的鸡。路上任何一个猜疑的德国人都会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父亲在乡下同朋友打了一场网球后把一顿美餐带回家去而已。
在几码远的地方，正在加油的是那架要把沙邦送到诺曼底去的美国战斗机。到了诺曼底以后，有个美国兵会护送他到盟军前线的边缘上，然后由他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沙邦在机场踱着步，手中握着一张纸。上面是他要带回巴黎去的指示和密码。
沙邦劝说盟军改变计划没有成功。凡是愿意听他陈说的人，他都竭力恳切陈词。他甚至还找到丘吉尔的得力助手哈斯汀斯·伊斯迈将军，在海军部地下作战室中向他陈说。但是从伊斯迈那里，就像从任何别的他游说过的人那里一样，他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盟军考虑周详的计划不容修改以迁就巴黎的政治问题。但是沙邦认为，他还是完成了某种重要的目标。他至少引起了戴高乐和他驻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总部对于巴黎形势的警惕。他的命令仍旧是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之前举行起义。但是他可能允许有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短短空档，给巴黎人民满足一下亲自参与解放自己的要求。
不过，如果共产党避开他的控制，强行起义，沙邦如今也有了如何对付的准备。他已经把这指示默默牢记在心，其中列有一系列应付意外的对策，以便保持对巴黎局势的控制，等待盟军的到达。
他手中这张薄纸的最后一行只有几个字。这是一句暗号，用来发动沙邦本人所设计的最后一策。这个对策十分大胆，而且充满危险，甚至设计的这个人也希望英国广播公司不会向他发出这个暗号。这个暗号是：“Astu bien déjeuné, Jacquot?”
［34］
沙邦又念了最后一遍，然后把这张纸交给身旁那个护送他的军官，提起手提箱，走向等在那里的飞机。
在巴黎，郊外工人阶级区勒伐卢瓦-佩雷的和平街上一家小饭馆的阴暗的里间里，两个全然不识的陌生人坐下来喝一瓶佐餐酒。在隔壁，就在把这两个人同饭馆本身隔开的门外，坐着把他们介绍相识的另外两个人。在这以前，两个介绍人先把撕成两半的地铁车票对缝接上了头。巴黎地区法国国内部队共产党领袖“罗尔上校”向坐在内室桌子对面的那个人举起了酒杯。那个人是巴黎警察总署内共产党抵抗运动的领袖。他刚在那一天发动巴黎警察罢了工。
罗尔从他那里只要知道一件事，罢工的警察在起义时会听他的命令吗？罗尔知道，不久盟军就要在巴黎上游的芒特和下游的默伦抵达塞纳河，罗尔很有把握，沙邦要防止的起义已迫在眉睫，只是几天以后，也许是几小时以后的事了。起义一旦实现，他特别需要城里某一支力量听命于他，那就是巴黎市的两万名警察部队。他到这家小饭馆来就是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
就像每年一样，在巴黎和加莱之间的主要公路上，那个小村庄的教堂的祭坛将为圣母升天节摆上整个庇卡底地区最美丽的鲜花。就在这圣母升天节的前夕，一个身材挺拔、姿态从容的妇人和她的六个子女离开了他们驻有六十五名德国兵的灰色屋顶的路易十三式别墅，一起骑车到邻村瓦吕斯去。到了那里，奥特克洛克一家满抱鲜花走进了村里的教堂，开始为第二天八月十五日的节日装饰祭坛。
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感到对圣母玛利亚有一种特别的义务。四年以前，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三日，她把这个世界上最亲爱的人、她的丈夫菲利普的命运交托给她保护了。那天早上六点钟，菲利普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离开了他们一家来此避难的波尔多葡萄园中这个避难所。他是出去寻找为了同入侵法国的侵略者继续作战的武器的。
那天早晨菲利普向他妻子说告别的话时，他们的六个孩子还沉睡在梦乡中。他说的是：“勇敢些，特蕾莎。我们可能要分别很久。”
近四年以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没有丈夫的音讯，不知他是死是活。后来，在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个夜里，她关上与占住隔壁的德国人只有一板之隔的屋子里的门锁，然后趴在镶嵌水晶的收音机前，戴上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夜间新闻。她听了不禁一怔。特蕾莎一时之间仿佛觉得脚下的“地球塌了”。原来她刚才听到的一则个人信息是：“生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菲利普向他妻子和六个钟爱的子女热烈拥抱。”特蕾莎与之结婚的那个菲利普就是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的。
那天下午，特蕾莎和她的六个子女把他们精心采集的玫瑰、百合和菖蒲装饰这个小教堂的祭坛时，有个叫喊声传进了教堂，打破了教堂里阴凉的静寂空气。教堂门外的广场对面那家广场饭馆的老板娘杜蒙太太在叫：“德·奥特克洛克夫人，快来，快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从教堂里跑出来，穿过广场，到了杜蒙太太饭馆里面的内室。她从杜蒙太太的收音机的老式大喇叭中听到了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自从法国战败以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第一次感到眼泪流下了双颊。菲利普·德·奥特克洛克当初曾对她说过“勇敢些，特蕾莎”，如今他以雅克·勒克莱尔将军的身份，用同样镇定自若令人宽慰的口气宣布——不过这一次是向全法国——他已率领法国一个装甲师回到法国的领土来参加争取解放祖国的战斗。他保证说：“用不了多久，三色旗将在巴黎上空飘扬！”
［35］
那天晚上，伊沃娜·巴拉特在圣母升天节前夕装饰另外一个祭坛时，没有人打扰她。她把一小束紫罗兰一支支插进面前的一只铁皮缸子里，然后把它们放在那张在罗曼维尔监狱中当作临时祭坛用的木板桌子上自制的十字架底座前。德国秘密警察关在这个破败的堡垒中有二百五十名女囚，伊沃娜·巴拉特是其中之一。这些枯瘦的野花是那天下午她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自己采摘来的。
伊沃娜·巴拉特自我欣赏地看一看自己的杰作，然后她就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在那里，在一支偷来的蜡烛光下，她写信给她父母。牢里的神父答应第二天早晨望弥撒后把它偷带出去。
她的信开头说，“我充满了希望。他们没有时间把我们带走了。”她请她母亲寄给她一把指甲刀，一块头巾，还有如果办得到的话，一本夏尔·贝玑的《法兰西的天才》，“我爱你们，我相信不久就能再见”。然后她吹灭了蜡烛，躺下睡觉了。
也许，那天晚上在罗曼维尔监狱的寂静中，伊沃娜·巴拉特和她周围的其他女囚都想起了离她们的狱墙这么近的巴黎。她不知道，她不会再有机会在那个城市的街道上散步了。在几小时之内，伊沃娜·巴拉特就要搭火车到一个名叫拉文斯布吕克的地方去。在那里，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她将因患痢疾死去。
在弗莱斯纳，路易·阿芒这个急切希望被解送走的抵抗运动组织者躺在草席上转动着脚趾。自从他被捕以来，阿芒第一次感到很高兴。他的脚踝只要一动，他就能感到他高兴的原因，那就是套在他脚上的过冬厚靴子。那天晚上，监狱神父给他带来了他家里的人送来的靴子。这靴子令人宽心的存在，在他脚上引起的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使他不再有因为解送而引起的唯一恐惧。他原来一直担心，他被捕时脚上穿的单薄的夏天皮鞋经受不了严冬的考验。
在静寂无声的监狱另一头的一个牢房里，皮埃尔·勒福歇拼命想使自己在黑暗中入睡。他又熬过了一天，没有被解送走。那一天为他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在日落之前，有人用汤匙在牢门上用莫尔斯电码敲出消息说盟军已抵达沙特尔。他想，没有几天了，而对监禁他的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皮埃尔听到身旁草席的声，那是他同狱犯人在辗转反侧。接着，皮埃尔在黑暗中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轻微而且绝望：
“我敢打赌，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黑黝黝的公寓房间里，半夜电话铃声听来吓人。玛丽-海伦·勒福歇醒了过来，伸手摸到睡袍，一边穿一边跌跌撞撞地摸着书房里的书架走到电话机前。弗莱斯纳监狱里草席上睡觉的那个人的妻子从电话里听到法国国内部队的一个朋友说：
“弗莱斯纳有了动静。”
十七
皮埃尔·勒福歇明白无误地听到金属磨擦声刺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就像粉笔划过黑板一样刺耳。在他牢房下面四层，弗莱斯纳监狱咖啡车没有上油的轮子刚刚开始它们最后一次经过牢房过道的喧闹穿行。皮埃尔可以听到他下面牢门一扇扇打开的声音。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最后，咖啡车的金属摩擦声越来越响。皮埃尔听到车已在他左边拐角的碰撞，从潮湿的过道中向他自己的牢房推近。轮声停止了。皮埃尔·勒福歇听到狱卒拿出钥匙圈的叮当声，接着他自己的牢门打开了，他看到门外停着的咖啡车的轮廓。在半明半暗中，他听到他的同狱难友那天早晨第一次说话的声音。
“你瞧，”他说，“我赢了。”
在弗莱斯纳的女牢房里，那一天是以一个德国军官在黎明前出现开始的。牢里最漂亮的女囚、二十岁的让妮·卢梭睁开眼看到有个德国军官站在她的铺前，不禁尖声喊叫起来。接着她看清楚监牢神父斯坦纳特颈上挂的十字架露在军装的外面。
“女士们，”他向挤在让妮的没有窗户的牢房中的五个姑娘说，“我是为了你们几小时后要经受的苦难来给你们领圣餐的。”
那是凌晨四点钟。
在弗莱斯纳监狱灰色石墙外面的寂静的巴黎，几百万巴黎人仍在睡梦之中。对他们来说，这个慢慢破晓的早晨将是他们在这个朝不保夕的世界上从虎口中夺到的最后一个假日的开始。但是对勒福歇来说，或者对他同牢房的难友，对弗莱斯纳其他两千五百名被囚者以及罗曼维尔的被囚者和在德兰西被党卫军囚禁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来说，这次圣母升天节却有另外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在这灰蒙蒙的一天破晓时，一场长期的受难刚刚开始。
到旭日升起时，押送工作已经开始了。在弗莱斯纳，女囚先被押走。她们被装进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里。有个富有同情心的司机叫她们把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塞在座椅下面。他答应替她们送到。在罗曼维尔，在最后一批押走的女囚中，有个患肺结核的波兰歌唱家名叫诺拉的。留下的极少数几个囚犯永远不会忘记，在汽车开过铁丝网的大门时，这个瘦小的波兰姑娘站在最后一辆公共汽车的无篷尾部引吭高歌的形象：
请在法国故土等着我，
我很快会回来的，请保持信心。
在德兰西，原定要解送走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意外地得到了暂时的宽限。要载运他们的公共汽车没有一辆能发动起来。原来有人偷卸了这些汽车的发动机。
在弗莱斯纳，女囚车刚开走，两千名男囚就被从牢房中赶了出来。谍报处的“阿米可翡翠”的副官菲利普·克恩上尉感谢上帝他被选中了。他受到的严刑拷打终于结束，不论德国人把他送到哪儿去，他都可以问心无愧而去。他没有辜负对他的信任。
路易·阿芒站在院子里的第一列囚徒中，他毫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他可以感觉到脚上舒服地穿着的厚厚的靴子。在这批姓氏以A打头的要押走的囚徒中间，他发现了一个老朋友，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皮埃尔·安戈。安戈懊丧得要命。他向阿芒低声说，再过几天，真是没有几天，他就可以获释了。他的一个好朋友，维希政府的生产部长加斯东·比谢隆纳已答应把他弄出弗莱斯纳。但是如今要被押送到德国去，比谢隆纳就没有办法了。
阿芒自己添了新的乐观情绪，因此想找些话来安慰他的陷于绝望的朋友。他告诉安戈，活命最有把握的机会存在于这一群在弗莱斯纳监狱院子里转悠的囚徒中。他低声告诉安戈，那些留下来的人“一等到盟军出现在监狱前面就会被屠杀”。他正专心致志地在向安戈耳语，竟没有听到警卫在叫他的名字。他身旁有人推一推他说：“他们在叫你。”
此人这么热切地要想动身离开，但是这一天他唯一的一次旅行却是听从警卫的召唤，走回到五层楼上原来的牢房里去。德国人把他的名字从离开的囚徒名单上划去。阿芒又害怕又失望，神经几乎麻木了，他踉踉跄跄回到一小时前离开的空气恶浊的石头铺地的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