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一个囚徒看到自己窗户底下院子里集合的法国人，觉得这好像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无情、最不公平的景象。通讯兵威利·瓦根尼希特自从被派到巴黎来值勤以来，除了头两天以外，全部时间都在这牢房里服六个月的徒刑，因为他揍了西线总司令部电话交换站的一个军官。他绝望地摇着头。威利·瓦根尼希特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别的事情比看着这一队法国人鱼贯走出监狱大门到德国去，而把他威利·瓦根尼希特留在这个令人憎恶的巴黎监狱，更加不符合逻辑了。
在监狱外面，玛丽-海伦·勒福歇看到弗莱斯纳监狱大门打开时，她的神经紧张的手不禁紧紧地握住了自行车的把手。从早晨六点钟，玛丽-海伦·勒福歇就默默地在等着牢门的打开，尽管监狱的党卫队警卫把她赶到人行道的边上，她也没有怨言。如今她一个个盯住观察那些蹒跚地经过党卫队警卫的机关枪，登上停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的囚徒。
她终于看到了他。玛丽-海伦第一眼看到她丈夫的憔悴痛苦的脸时，禁不住叫出声来，但她不敢大声。“我的天，他多瘦！”她对自己说。一股兴奋的热流涌过她年轻的身躯。“他活着，他活着。”她这么想。但过了几分钟，玛丽-海伦看到的残酷的现实场面使她醒悟过来。她这才明白皮埃尔要被押解走了。她痛苦地看着他一步步艰难地登上要把他带走的公共汽车。就在他登车的时候，她相信她看到了皮埃尔微微地抬一下头，那是他们见面打招呼时他惯有的亲热姿态，尽在无言之中。她禁不住脱口说道：“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她在泪水的薄雾中看到皮埃尔的公共汽车无篷车尾后面一群德国军官中有熟悉的斯坦纳特神父的身影。她不顾前面党卫队警卫的拦阻，跑到神父那里。
“我的孩子，”神父低声说，“他离开这里是件好事。监狱里就要发生大屠杀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一长列绿黄两色汽车开始向前移动。玛丽-海伦跑回到她的自行车旁。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跨上车，跟着车队向前蹬去。
十八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坐在西线总司令部地下指挥部里，在使人感到不真实的灯光下，不动声色地听着冯·克鲁格的参谋长根舍·布鲁门特里特中将干巴巴的说话声。布鲁门特里特是在概述对巴黎地区实行“有限焦土政策”的建议。
［36］
地堡通风设备的嗡嗡声轻轻地陪伴着他的说话声。布鲁门特里特根据他左手握着的打字稿概述它的细节。他偶尔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一下铺在他前面克鲁格的桃花心木大会议桌上比例为一万比一的地图上用红线标出的地方。地图上覆盖的透明纸上用红色油铅笔标出的地方是为巴黎地区五百万居民服务的每一个煤气厂、发电站、蓄水池。
布鲁门特里特的建议像出于他所辖的参谋部三处之手的所有研究报告一样，是个精确仔细的文件。它分为两个阶段。他要求克鲁格马上实施的第一阶段需要对巴黎的煤气、电力和供水设备做有系统的破坏。
［37］
第二个阶段是对巴黎的工厂进行“有选择的破坏”。德国人认识到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力把巴黎四周的庞大工业地带的所有工厂都完全破坏掉，因此布鲁门特里特的计划主张做个合理的折衷。那就是破坏这些工厂中的重要机器，使盟军来后无法使用。
［38］
布鲁门特里特告诉开会的人，他所建议的“有限焦土政策”“在战略上极其必要”。他指出，如果巴黎的工业不加破坏，它就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被盟国用来对付德国。他声称：“破坏公用设施能在居民中间制造混乱，使城市陷入瘫痪，从而有助于延缓敌军的挺进，因为这可以迫使盟军要分出一部分军事资源转用于陷入困境的首都。”
布鲁门特里特强调需要马上实施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他把一张海军仓库名单交给肖尔铁茨，他可以在那里从海军储备中征用炸药来补充军队库存。他声称，这个计划如果不马上执行，就有在盟军开抵攻城距离之前来不及完成的危险。
在肖尔铁茨听来，布鲁门特里特的报告“十分干脆，十分内行，十分有说服力”。他的建议中并没有使肖尔铁茨感到意外的地方。在前一天，他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在他接掌巴黎指挥权以来发给他的第一道直接命令，要他“毁坏或完全瘫痪”巴黎的全部工业设施。他知道这个命令是通过西线总司令部转给他的。因此肖尔铁茨一接到去参加一早的军事会议的通知，就毫无疑问地认为，他是去听布鲁门特里特提出如何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建议。
肖尔铁茨也没有觉得这个命令之中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他看来，它背后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毕竟这只不过是东线实行过的战术的延伸。而且，正当盟军轰炸机每天晚上从空中夷平德国城市的时候，坐在克鲁格元帅会议桌周围的人都认为，没有比从地面上对巴黎实行同样的战术更加合理的了。
但是，肖尔铁茨对布鲁门特里特的计划有一点反对意见。那就是它的时间安排。在当前，他关心的是保卫巴黎，不是破坏巴黎。他在那天上午辩论道，实施布鲁门特里特计划的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准备弃城的时候。他指出，显然，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准备这么做。他认为，过早实施布鲁门特里特计划会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驱向抵抗运动的怀抱，会使“居民公开同他的军队作战”。而且，他简单地补上一句，德国军队也要喝水。
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两人的辩论。然后他蓦然举起手来表示他们的辩论已够长久了。他说，他们两人都言之有理。他告诉他们，他“以后会发最后命令”。会议结束了。肖尔铁茨向克鲁格行礼后就离开了。五十六个小时以后，冯·克鲁格在回德国路上自杀身亡。他已被免除西线总司令一职，由希特勒麾下最野蛮残忍的陆军元帅之一接替。
但在离开之前，他给肖尔铁茨下令开始执行布鲁门特里特那天上午建议的有系统的破坏。
冯·肖尔铁茨回到莫里斯饭店时，有四个人等在他办公室的外间里。在他们从柏林带来的命令上肖尔铁茨看到了约德尔大将的签名。他们都是工程师，由最高统帅部派来巴黎“准备和监督对巴黎地区的所有重要工业设施的拆卸工作”。他们还带来了工具。在肖尔铁茨办公室的外间放着十几只黑色圆形的地图盒，里面装的是巴黎地区每一个重要工厂的蓝图。
他们之中为首的那个是个头发花白、态度安详的人，他向肖尔铁茨解释，只要地点选择得当，为数相当的炸药就可“使巴黎的工业至少瘫痪六个月”。
肖尔铁茨把饭店四楼的一个套房分配给他们住下，并且拨两辆参谋部汽车供他们使用，以便随意视察巴黎的工厂。两个小时以后，他到他们的房间去看他们，只见他们已“埋首在地图和蓝图”之中。其中一人向他保证，如果巴黎陷落，“盟军找不到巴黎一家工厂还在开工”。
十九
八月的炎日炙灼着巴黎调车场后面庞坦货车车站支线上一列牲畜车的生锈的铁皮车顶。在这一列车里，比上下班时间巴黎地铁最拥挤的车厢还要拥挤地装着的，是党卫队挑出来押送到德国去的“人货”，他们在闷热不堪的车皮中喘着气。法国抵抗运动的精华一共两千零四个男子和四百多个妇女，占弗莱斯纳和罗曼维尔监狱囚禁的人数十分之八，在苦熬着等待列车启动。
让妮·卢梭挤在一节装了九十二名妇女的车皮里。车皮里只有一扇窗户，钉着铁丝网，高得车皮里最高的女人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这个漂亮的姑娘永远不会忘记那节车皮里的闷热和肺部呼吸发臭空气的难受劲儿。这些妇女一个个地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只留下了内衣。在车皮的一个角落里，在铁皮便桶旁边，她们清出了一小块地方，一次可以有三个人膝盖顶着锁骨，蹲在那里休息。其他的人只能站着，在极度的闷热中，她们汗流浃背的身体站立不住，互相贴在一起。
隔壁一个车皮比较宽松。在那里，伊沃娜·巴涅兹和别的妇女能够蹲下来，连成一条人体的锁链。但是她们在闷热中一个个地晕了过去。很快就有五六个人死掉了。
伊沃娜·巴涅兹忽然发现有个男子站在门口，他的肥胖的脸上汗水闪闪发光。她从他胖胖的身影中认出了他就是在福煦大街秘密警察总部监督对她用刑的那个党卫队乌克兰籍警卫。她觉得他好像是来“向这一车牲口告别的，他曾经在它们身上打下烙印，如今它们就要运往屠宰场去”。
男子们的情况甚至更糟。一节车皮里装了一百多个人，全都半裸着身子。他们只有一个迫切愿望，那就是列车赶快启动，而原来他们是巴不得搭不上这列车的。
皮埃尔·勒福歇站在车皮里，又热又渴，饿得头脑发晕，心里在祈求列车快开。站在他背后的一个囚徒口渴得要命，伸出焦燥的舌头，舔起他背后从脖子上流下的汗珠来。
这时有一个垂头丧气的人垂着宽阔的双肩走出庞坦车站，进了附近一家小饭馆。他就是军事情报局那个中年的花花公子爱弥尔·“鲍比”·本德。他想唬弄唬弄这列车的党卫队长官，阻止列车开行。但是他失败了。
自从诺德林同他联系上了以后，两人就竭力想把巴黎附近的政治犯划归红十字会看管。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一次获得成功。诺德林去见了维希政权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德国大使奥托·阿倍茨、驻法国的秘密警察头子卡尔·奥伯格。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想法表示有任何兴趣。冯·肖尔铁茨太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
那天上午还有别的人在设法拦阻这列停在庞坦车站的“牲口车”。他们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就在囚徒们关在铁皮车皮中闷得难熬的时候，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拼命骑车从巴黎奔向南特伊-沙西小村去。他带着巴黎法国国内部队给那小村子里的抵抗运动领袖的紧急口信。这是个简单直接的命令：要不计代价用一切办法切断巴黎到南锡的主要铁路线。停在庞坦车站待命出发去德国的这列货车就是取道这条铁路线的。
同时，从巴黎的一个阁楼上有一台秘密发报机在中午时分向伦敦发出了一份密码电报：“十万火急转发法国国内部队各领导人。德军组织巴黎各监狱特别是弗莱斯纳监狱被囚人员从铁路经梅茨南锡撤走。担心途中进行大屠杀。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破坏运输。”
二十
巴黎正在过圣母升天节，庞坦货车站在烈日炙灼下发生的悲剧开场，几乎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巴黎城里大多数居民所操心的，只是越来越绝望的粮食匮乏。他们这一天支配一切的问题是怎样去找些吃的来勉强凑合一顿充饥。《巴黎晚报》那天晚上宣布，巴黎“几乎已是一座围城，粮食情况日益恶化，饥馑的幽灵已经开始出现”。科学院有一位叫舍瓦利埃的先生在《小巴黎人报》上告诉市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城市街道上的榆树、菩提树和树的叶子都可以吃。
对巴黎最年轻的市民来说，这个节日的大事是全巴黎所有的学童到巴黎圣母院去祈祷法国的保护神圣母玛利亚保护法国的首都巴黎。但在最后一分钟，这项活动被冯·肖尔铁茨取消了。
在首都的西郊，大约在巴黎第一批学童本该出发前往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有个三十六岁的德国上尉命令他指挥的蒙有伪装的装甲车在纳伊桥上停下来。维尔纳·埃伯纳赫下了车，举手叫他的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官兵停下步来，自己走到桥边的水泥栏杆前。这位蓝眼珠的军官当初在东线一家农舍安装饵雷时曾经丢了左手的三根手指。他站在那里点起一支烟，向桥下塞纳河的混浊的河水望去。塞纳河居然这么宽，使他感到意外。他的故乡柏林的斯普雷河相比之下就显得窄小了。在他的前面，在布洛涅森林的绿色边缘以外，埃伯纳赫极目望去，可以看到普托桥雄伟的拱门。在他的身后，在塞纳河的下游，雅特桥分两段跨在河上，在河中央的一个净是灰色石头房子的小岛上暂停一下。埃伯纳赫从口袋中取出地图，铺在面前的栏杆上。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面慢慢数着。
横贯整个巴黎，从西边的勒佩克郊区到东南方向的舒瓦西，塞纳河上一共有四十五座像埃伯纳赫上尉所站立在上面的那种桥梁。这四十五座桥梁是连接巴黎各区的动脉。没有这些桥梁，弯弯曲曲的塞纳河就会又成为两千多年以前巴黎在河中央一个岛上建城时那样的不可逾越的天堑。埃伯纳赫可能不知道，这些桥梁之中有一些是被法国人视为艺术瑰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所命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是国家级文物，协和桥用的是巴士底监狱的石块，图尔奈尔桥原来的梁柱可以追溯到一三六九年。
如今在纳伊桥上，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上衣袋里，在一级铁十字奖章下面，有一张蓝纸，不久他将交给冯·肖尔铁茨将军。那是约德尔大将签署的，上面盖了“十万火急——首要任务”的印戳。这是要他炸毁巴黎塞纳河上四十五座桥梁的命令。
维尔纳·埃伯纳赫不知道希特勒为什么要炸毁这四十五座桥梁。他既不参与最高统帅部的机要，也不关心它的战略。他只不过是个完完全全机械地工作的技术人员。埃伯纳赫从军以来已炸毁过几十座桥梁，他如今站在纳伊桥上并不认为巴黎的这些桥梁会比他在基辅和德聂普罗普特洛夫斯克炸毁的桥梁有更多的问题。在几分钟之内他将向巴黎的司令将官说，他完成任务后，“巴黎桥上的所有石块都将坠落河底，把巴黎全境的塞纳河段堵死”。
埃伯纳赫在回到装甲车上去之前，对纳伊桥的基础还要做一次重要的考察。埃伯纳赫同他的炸药班长黑格上士一起，走下河岸，抬头观察桥的上层结构。他手电上的光束照到了他在寻找的金属条的反光。正如埃伯纳赫所希望的那样，那是一个生锈的采矿用的淘盘紧箍在桥基上。根据法律，这些淘盘装在法国的每一座桥梁下面，已有七十多年了。法国人把它们安在那里，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地炸毁桥梁。
阳光透过橡树丛照下来，几个月来，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第一次听到了小鸟歌唱的声音。在这幽静的小谷后面，沿一条土路走两英里，是生产鹅肝酱的康奈雷村。往前一百英里就直通巴黎。这个地方是盟军在法国挺进的最前哨，两个美国军官把他带到这里后，就把他的手提箱交给他。旁边是那辆他要骑回巴黎去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只褪了毛的鸡、一块牛油、一棵菜花。沙邦从手提箱里取出网球鞋、短裤、网球衫换上。
他换了衣服以后，把只穿了四天的军装叠好放进手提箱里。陪同他到这里来的美国军官中有一个人止住了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迟疑地向沙邦要求给他一些纪念品以纪念他们相聚的短暂片刻。他对沙邦说：“您知道，您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法国将军。”接着他又说：“您这就要在我们的坦克到巴黎之前骑自行车到那里去。”
沙邦听到他这么说，就停了下来，手指微微颤抖，从他军服肩章上扯下两颗将星，分别送给那两位把他带到这个小谷里来的美国军官。接着他同他们一一握手，翻身上车，挥了一挥手，就在那条土路上向巴黎蹬去。
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走进莫里斯饭店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办公室时，手中拿着的命令并没有使肖尔铁茨感到惊异；他已经从最高统帅部直接接到一份复件。但是埃伯纳赫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却使他觉得意外。冯·肖尔铁茨在战前就认识这个年轻的军官了。在萨克森州的吉马，他曾经有过一次机会看到他在执行像如今他被派来巴黎处理的那种任务时的出色表现。那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他在穆尔德河上炸毁了两座旧桥，颇得冯·肖尔铁茨的赞赏。
在八月的那天，埃伯纳赫脸上的成熟和坚定的神色告诉肖尔铁茨，站在他前面的这位军官没有辜负对他年轻时的期望。将军的心里毫不怀疑埃伯纳赫有能力像他如今所保证的那样炸毁巴黎的桥梁，堵塞塞纳河的畅通。但是，冯·肖尔铁茨决心要对这项工作保持绝对的控制。他告诉埃伯纳赫“着手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但是他又加上一句，他不希望未经他“个人批准”就在巴黎进行任何破坏。接着他又告诉站在他面前的干劲十足的上尉：“埃伯纳赫，塞纳河不是穆尔德河，巴黎不是吉马。在这里，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将军。”
埃伯纳赫刚走几分钟，冯·肖尔铁茨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上校就带着两份报告进了他的办公室。第一份报告冯·肖尔铁茨几乎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是关于巴黎警察罢工的报告。但是第二份报告却教他不放心。在一个叫奥伯维利埃的郊区，有八个德国兵遭到伏击身亡。这是在巴黎市第一次爆发的严重事件。
冯·肖尔铁茨手中拿着那份报告走到他墙上的那幅巴黎市大地图前面。他的手指在上面划动，一直到找到奥伯维利埃的位置以后才停止不动。他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今天他们在郊区。明天他们就会在巴黎市区里了。”
这一列“牲口车”各节车皮之间的车钩开始一对对碰接在一起，像一条长链的环节。慢慢的，木板车皮“咯吱咯吱”地开始在庞坦车站的支线上滑去。对于闷在里面的两千五百名可怜的人来说，这担心已久的出发的声音如今却成了一件幸事，使他们的心中感到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有一节车皮的木板后传来了唱歌的声音，起先是轻轻的，后来一节车皮一节车皮跟着唱起来，最后成为所有装载超员的车皮发出的反抗大合唱，激昂的歌声响彻黑下来的庞坦车站。这歌就是《马赛曲》。
在车站外面，它的古旧钟楼上的指针已快指到午夜。一个铁路工人的眼眶满盈着泪水，向站在自行车旁的那个孤独的身影走去。“完了。”他尽量温存地说，“他们走了。”玛丽－海伦·勒福歇骑上自行车，开始蹬回家。回家以后，她把闹钟定在三点，然后上床睡觉。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决心要跟着她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在弗莱斯纳和罗曼维尔，走得半空的监狱的过道里一片寂静。在弗莱斯纳，绝望的路易·阿芒无法入睡。他徒然无劳地耐心等待着一种声音传来：那是难友们每天晚上用汤匙在铁窗上敲出的电码的声音，传递外面传入弗莱斯纳狱墙的最新消息。那天晚上路易·阿芒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来自他自己的灵魂深处。这声音告诉他，像留在弗莱斯纳的其他囚徒一样，他在德军撤退之前“将会遭到屠杀”。
二十一
四十三岁的赫尔曼·普伦普法兰克中士把他五屉柜中的东西都理出来，放在床上两只硬纸板做的手提箱里，然后用绳子把它们捆牢。在一只手提箱里装的是普伦普法兰克带回家去的“硬通货”，以备在他所担心的未来困难日子里救急之用：五十双丝袜。然后这位中士下楼来到这家他已度过了四年时光的大陆饭店的大厅，告诉看门的他会“回来过圣诞节”，就提着箱子走了。
他作为占领军士兵在巴黎度过的四年快活时光中，每天早晨第一个去的地方是他在财政部的办公室对面的王宫门口的报摊。今天早晨也不例外，他在那里向说话尖声尖气的报摊老板娘要一份他每天必买的《巴黎日报》，那是全市唯一的一家德文报纸。
“小德国佬，”她告诉他，“没报。”
头一天的报纸，也就是它的第二百二十一期报纸，已成了它的最后一期了。在头天夜里，报馆工作人员已离巴黎去了布鲁塞尔。普伦普法兰克又提起箱子，这时他注意到他常常看到在这报摊上买报的那个满头长着紧密灰色鬈发的矮小女人在向他微笑。他知道她的名字叫柯莱特，她是个作家。
“那么，”她对普伦普法兰克说，“你是要丢下我们了？”
事情确实是那样，就像成千上万其他的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一样，普伦普法兰克在八月十六日那一天要丢下巴黎跑了。头一天，瓦利蒙特将军通知西线总司令部，希特勒已授权党卫队、秘密警察、保安处和城市里的民政官员撤出巴黎，把城市交给作战部队。那天早上，连绵不断的卡车向东撤走，造成了开战以来巴黎街头第一次的交通堵塞。
巴黎人坐在街头咖啡馆里无动于衷地看着第一批占领军离去。卡车隆隆开过时，有的德国兵高叫“我们会回来过圣诞节的”，或者高唱“这不是永别”。有几个被巴黎人叫做“灰耗子”的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挥手帕。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景象是大批被掠物品源源不断地随着占领军一起被运走。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澡盆、脚盆、家具、收音机、成箱成箱的酒——这一切那天早晨都在巴黎人愤怒的眼睛前面掠过。在拉马丁广场，有一批德国通讯兵就在他们邻居的失望眼光注视下装走了原来在他们花园里饲养的几头猪。
运输官瓦尔特·纽林看到同住在帝王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里。他向纽林解释说，他“以后要用它做衣服”。在佛罗里达饭店，埃尔温·黑塞中士看到他的上级提尔林中尉用电话线捆一摞床单，然后想了一想，又把电话机也拿走了。
有些德国人离开时不失君子风度。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那天早晨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
他写道：“他离开这所公寓时，公寓里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付过。”他告诉他的主人他很欣赏“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39］
这个时刻给有些德国人带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比如在彼鲁斯街后勤部的汉斯·维尔纳上尉就是如此，他必须在军队和他的情妇安托瓦奈特·夏邦尼埃之间做一选择。他选择了安托瓦奈特。那天中午，他身着便服，带一只小提箱，离开了他们在莫扎特大街的公寓，走到亨利-罗歇福路上一家敝旧的小旅馆，安托瓦奈特已在那里为这位一九四〇年的征服军英雄准备好了一个藏身之所。他们打算在那里避难，一直到“情况恢复正常”。那时他们就结婚。
欧根·荷门斯的手枪三天前被法国国内部队的人员偷走，他在责任和情妇安妮克之间选择了前者。而且，这位三十八岁的男子汉“不愿听任一个善妒的女人的摆布”。
至于那天要离去的德国人中，在有些人身上，决定他们的命运的往往是运气，而不是情感或者爱国心。女秘书玛丽亚·福斯在她搭乘的卡车刚要启动时，突然想起她有一只手表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修表铺子里待修。修表的见她匆匆到来，赶紧对她说：“您怎么还不走？您得快走呀！”
但是对玛丽亚·福斯来说，这时已太晚了。她的破表使她丢了撤离的车队上的座位。她只好留下来同成千上万的作战部队一起保卫巴黎。
像巴黎圣克卢郊区所有的其他居民一样，特蕾莎·雅里翁知道，她的灰石建筑的小屋下面通向超速公路的那条八百码长的汽车隧道里装满了炸药。如今这位中学教员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她刚刚从她的打杂女工卡比当太太那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那位太太一向是个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据她说，德国人要炸毁那条隧道。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特蕾莎·雅里翁知道她自己的小屋“梦庐”和这山边小镇上的许多类似的小屋一样都要随之化为灰烬。
特蕾莎·雅里翁做了唯一能做的事。她把布列塔尼碗柜中的碗碟拿了出来，用旧报纸把它们包好，塞在床底下。然后她把碗柜搬到地板上，打开所有门窗，就逃走了。
德国人把这条汽车隧道当作仓库，代号叫“皮尔斯”（蘑菇），实际上它是个鱼雷工厂。到一九四三年年底之前，它一直为德国大西洋潜艇队供应大部分鱼雷。虽然德国潜艇损失日益严重，潜艇作战逐步减弱，但是皮尔斯生产鱼雷依旧如故。它们就储藏在皮尔斯工厂强征而来的劳工所居住的拥挤的宿舍旁边无数的地洞中。
要炸毁它只有一个办法，从内部起爆。这就是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爆破专家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到来的时候皮尔斯的海军警卫人员打算做的事情。埃伯纳赫到皮尔斯来是为了要了解一下他在这里是否能找到为完成他在巴黎要完成的使命所需的炸药。
看到皮尔斯灯火通明的地下室里的景象，连上尉也感到头晕目眩。约有三百多枚已经装了炸药，整装待运的鱼雷一排排整齐地码放在那里，黑色弹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过去还有好几百枚都已装了炸药，只待把放在旁边的雷管装上去就可以启运了。
［40］
埃伯纳赫敬畏之余低声叫了一声“真不得了”，然后他对身旁的黑格上士说道：“我的天，咱们有这些东西可以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
埃伯纳赫然后转身向陪同他视察隧道的海军军官一本正经地打官腔说：“我以大巴黎司令将官的名义征用这条隧道里的全部物资。”
在隧道入口处不远的几百码处，大巴黎司令将官的黑色轿车拐进一条横马路，停在波茨措·迪·博尔格街上的一所漂亮的山顶别墅前面，刹车时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吱吱的尖声。在那里等候冯·肖尔铁茨的，是他的最重要的部下休伯特斯·冯·奥洛克中校，他是负责守卫进入巴黎的要喉的人。那天早晨在冯·奥洛克别墅的橡木嵌壁的书房里，面对着铺在一架漂亮的贝希斯坦因大钢琴上面的大地图，两人开始大致商定保卫法国首都的具体计划。
冯·肖尔铁茨扶正了他的单片眼镜，用铅笔在面前的地图上划出一条线来。完了以后他对冯·奥洛克说：“这就是你要守住的地方。”
冯·奥洛克低头看去。他惊异地发现，冯·肖尔铁茨所划的那条长达六十英里的弧线，要比他的前任冯·波因伯格将军所建议的防线推进许多。从普瓦西以西的塞纳河，经过圣日耳曼昂莱、凡尔赛、帕莱梭、奥利、维尔纳夫圣乔治，一直到马恩河畔的村庄拉瓦伦圣伊莱尔，这个大弧圈囊括从西边、南边和东南方进入巴黎所有要喉。
冯·肖尔铁茨知道，没有大量增援，冯·奥洛克是守不住那条防线的。不过他得到了增援的保证。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奥洛克的一万名部下就成了保卫巴黎要喉的屏障。作为增援，肖尔铁茨接受了第十一伞兵团团长弗里茨·梅斯上校的建议，把巴黎全市的八八防空炮都卸下来充当反坦克炮。梅斯指出，这些防空炮“在城里没有价值，因为盟军决不会轰炸巴黎”。
会议结束后，冯·奥洛克请他的新司令喝一杯香槟酒。他的忠诚的副官提奥·伍尔夫上尉把酒倒在高脚水晶杯中，那是属于别墅主人，一个姓斯特恩的犹太工业家的，他从一九三九年起就住到纽约去了。冯·肖尔铁茨举起酒杯，为“咱们面前的艰难日子”干杯。
这时，伍尔夫上尉听到身后那台贝希斯坦因大钢琴上传来了留佐夫一支令人发思乡之情的曲子。那是来自德累斯顿的赛德尔上校在弹奏，他是归冯·奥洛克调遣的三支作战部队之一的指挥官。这几个人听了都不再说话。他们拿着酒杯，久久地站在那里听他弹奏，眼睛都望着凸窗外他们脚下的壮丽景色：沐浴在夏季阳光下的巴黎屋顶。
二十二
在玛丽-海伦·勒福歇的前面，圣艾蒂安大教堂的中世纪尖顶耸立在马恩河畔的莫镇上空，在旭日的照射下显得发红。她追逐那列沿马恩河谷到南锡和莱茵河去的运载她丈夫的木板牲口货车已有两个小时了，一共走了二十六英里。但是她一边蹬车，一边要赶上那列货车的希望已开始破灭。她一路上遇到小站就停下来打听消息，她得到的消息总是：那列火车在她之前两个小时就开过去了。不管她骑得多快，她总是不能缩短这个差距。看来似乎是，她命中注定要横贯大半个法国，追逐这列远远消失的列车，落在它后面两小时的距离。
这时候皮埃尔在二十英里外的一个烟雾弥漫的隧道里为了不至于呛死而拼命挣扎着。抵抗运动从巴黎用自行车传递过来的消息刚好及时到达。就在南特伊-沙西隧道的另一边，法国国内部队在离巴黎四十六英里以外马恩河东段的岩石峭壁旁炸掉了通往南锡的铁路的六十五码路轨。这列火车受阻了。
要修复被炸坏的铁路线，德国人得花大半天的工夫。党卫军警卫人员不想冒遭受袭击的危险，便把火车退进隧道。列车上两千多名囚徒当初闻悉法国国内部队破坏了路轨，无不大喜若狂，但这时他们被关在牲口车皮里，铁门牢锁，开始时的狂喜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党卫军把机车上的滚滚浓烟排放在不透气的隧道里足足有两小时之久。车上的人们感到恶心，窒息，歇斯底里，在包围他们的黑色油污的空气中勉强地喘着气。伊沃娜·巴涅兹的车皮里，地板上尽是呕吐出来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在她后面的车皮中，在漂亮的让妮·卢梭的车皮中的女囚们认为德国人是想闷死她们。她们在黑暗中可以听到他们在列车旁边的铁轨上跑来跑去互相叫喊发令时的皮靴声。
但是这一列车上的囚徒们不知道，在隧道里的恶浊空气中度过难熬的每一分钟，都把他们带近了自由一步。在隧道口对面的一座小山上，躲在一丛白杨树下面的一堆大石块后面，有五个人在那里守望着，等候着。是他们炸毁了铁轨。他们知道，在整个马恩河河谷，都有法国国内部队的人，或者孤身，或者几个人一起，正在寻路到这座小山坡上来。等到有足够人到达以后，他们就要向这列火车的两百名押车的党卫军攻击。
但是等这些增援人员到来已经太迟了。完全是由于命运的残酷捉弄，押车的党卫军警卫在三英里以外碰上了方圆三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列车皮。这是一列名副其实的牲口车，停在马恩河畔南特伊车站的一条支线上，上面载着供德军食用的牛。他们把牲口赶下车，把列车征用来运载囚徒。几分钟以后，德国人就把列车退出隧道，然后把俘虏们沿着被炸坏的路轨赶到他们的新列车上。当那列车驶进阳光下时，有个年轻妇女蹬着自行车从铁轨旁弯弯曲曲的河边大路上骑来。玛丽-海伦·勒福歇终于赶上了列车。从货车上跳下来的给煤烟熏黑和咳嗽的人中，她认出了皮埃尔。从那一瞬间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党卫军”，能够阻止她同她丈夫说话。她仍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他的面前。见到他羸弱的身体，她的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给他擦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也不会弄清楚，皮埃尔身后的那个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他只冷淡地耸了一耸肩，让玛丽-海伦走在她的丈夫、这个脸色苍白、走路蹒跚的人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那天上午，哪怕只有这一半时间，她也愿意蹬着自行车进地狱。在走那段令人断肠的路时，他们低声交谈的话中，有一句话将永远记在她的心中。听到这话，玛丽-海伦就知道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没有打垮这个坚强的人的意志。他仍旧有他的幽默感。
“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皮埃尔告诉她，“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从南特伊-沙西开始的马恩河弯弯曲曲的河套另一边，小山坡上有五个汉子流着泪看那些囚徒被装进另外一列牲口车，然后消失在通向南锡的青翠河谷中。他们伏击这列货车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法国国内部队用武力制止这列车东去的唯一机会。
当列车在河谷顶端绕过最后一个拐弯处时，这五个人可以看到有个纤小的白色身影跟在后边。那是玛丽-海伦·勒福歇。对她来说，旅途刚刚才开始。
二十三
看到莫里斯饭店三层楼上他面前的交换台红灯一闪，第五五通讯连二十七岁的值日官恩斯特·冯·布莱森斯多夫中尉吃了一惊。那盏红灯表示柏林或者腊斯顿堡要求与巴黎的军事总督直接通话。
果然不错，是最高统帅部，布莱森斯多夫马上听出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干巴巴的命令式的口气，就“好像他是从卢浮宫打来的一样清楚”。布莱森斯多夫把线接到冯·肖尔铁茨将军的分机。然后他冒着军法审判的风险，又把另一个插头插到中继匣上，偷听这次通话。
布莱森斯多夫听到约德尔开头的几句话就吃了一惊。约德尔向冯·肖尔铁茨说，“我们的破坏巴黎的命令”进行得如何了？约德尔告诉冯·肖尔铁茨，元首要求他写一份进展报告，在他中午的战略会议上提交，而现在距离开会时间已不到一个小时了。在短暂的沉默以后，冯·肖尔铁茨回了话。
他告诉约德尔，“很遗憾”他还没有能够开始执行。他解释道，准备工作尚在进行。破坏专家二十四小时以前才到。约德尔“极为失望”。他告诉肖尔铁茨，元首“非常不耐烦”。
接着冯·肖尔铁茨向约德尔提出了头一天他在西线总司令部提出的论点。他告诉约德尔，要实行破坏计划会“使全城进行武装反抗”。他建议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不误，但把实际破坏再向后推迟几天。约德尔告诉冯·肖尔铁茨，他会把他的建议向元首提出，结果如何再打电话给他。但他警告冯·肖尔铁茨不要期望会改变计划，他要尽快地进行准备工作。
通话以冯·肖尔铁茨令人放心的一句话结束。他告诉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巴黎全市平静，“巴黎人还不敢有所行动”。
下午的雷阵雨没头没脑地落在俱乐部窗外的红土网球场上。让·波因网球俱乐部管理场地的马丁知道今天下午不会有客人来。但他错了。正当他在沉思发呆的时候，俱乐部后门传来一下敲门声。门开处见到的是他的一位最慷慨的客人雅克·沙邦-戴尔马，手里提着一只死鸡，全身浇得湿透。距离马丁上次见到如今站在俱乐部门口的这个年轻人才一个星期。
“您到哪儿去啦？”他问全身湿透的沙邦。
“到凡尔赛去了，为的是弄这只该死的鸡。”沙邦答道。
在阿尔及尔酷热的气候中，夏尔·戴高乐一半是根据沙邦从巴黎带出来的情报做出了决定：他要到法国去。在头顶上的沙漠电风扇懒洋洋地转动着的扇翼下面，戴高乐做了一件这次旅行中最叫他讨厌的事：要求阿尔及尔盟军最高级的将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许可他做此行。威尔逊将军的责任不过是把戴高乐的要求转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批准。即使到了现在，戴高乐要去法国仍得办理向他的盟国要求批准的手续。
戴高乐对这些盟国只说他要去盟军已经解放的那部分法国领土进行一次例行的视察，但他实际想做的是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他首先要把自己，然后把他的政府搬到法国去，具体来说，搬到巴黎去。不论盟国喜欢不喜欢，不论罗斯福承认不承认他，戴高乐决心要把自己和他的政府在法国首都确立起来。他有意不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透露他的打算，原因有二。首先，他认为这不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事。其次，从实际观点来看，他深信，如果他的美国盟友知道他的打算，他们就会想法把他冻结在阿尔及尔。他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这位自由法国的骄傲的首领决心要开进法国，开进巴黎。不论有没有盟国的帮助，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如果必要的话，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做到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驻扎于舍尔勃斯特的舒适的车队指挥部里，满意地计算着被包围在法莱斯崖口的德国军队日益增长的死伤数字。他的心里已经在考虑法国战役的下一阶段了，那就是向塞纳河和塞纳河以外的地方推进。他在分析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时，并不特别关心巴黎的局势。没有人想到要报告盟军最高统帅，巴黎城里就要爆发起义。沙邦的情报中所包含的警告并没有达到最高统帅那里，虽然沙邦要改变的就是他的计划。
在巴黎以南的小村图松，灰色石块盖的房屋上方的一块高地上，有一道几乎察觉不到的光束射向天际。接着，往东六百码的地方，又有一道光向天空闪射，最后是往南六百码的地方又有第三道光。在这高地上，有几十个武装人员分散躲在豆秸丛中和野草丛中，等待着这三道闪光打出他们的暗号——两长一短。
这些人属于一个代号叫“法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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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十岁大个子所精选的突击队。法布里如今身穿飞行员的旧茄克和滑雪裤，满意地看着他的部下再次进行了这每晚进行的操练。几百码开外，在达尔沃稠密的树林中，法布里设了他的指挥所：一个帐篷，两张桌子和一台用汽车电池发电的收音机。在这片高地上经过仔细选择的地方，分开藏着足够五千名人员用的武器。他的突击队员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躲在一度是法国国王狩猎禁地的枫丹白露这片密林之中，过着斯巴达式的军营生活。历史上，圣托马斯·贝克特曾经在这里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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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他们的首领的骄傲，因为法布里的任务很不寻常，只有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人员才能完成。自从五月以来，他的人员就在演习，几乎每天晚上都演习一遍。他们要在这块高地接一架小型飞机降落，把其中的乘客用附近隐藏的两辆偷来的德军霍奇汽车秘密送到巴黎的某个目的地。法布里的一部分人员要充当敢死队在汽车离开后切断道路。
这天晚上，法布里对他部下的表现特别满意。他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他曾会见委派给他这个使命的人。在圣苏尔皮斯教堂的黑黝黝的阴沉气氛中，雅克·沙邦-戴尔马那天下午把实行这个任务的暗号告诉了法布里。沙邦告诉他，从今以后，他要随时待命。
那天晚上的演习完了以后，法布里把他的两名高级助手带到突击队的指挥帐篷里的收音机旁。他命令他们在收音机旁一天二十四小时昼夜值勤。他们要留心谛听一句五个字的话。那就是“As-tu bien déjeuné, Jac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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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信息传来，六小时以后就有一架小型飞机在附近高地上盘旋，以待降落，把他们准备了两个半月要迎接的重要乘客送来。
法布里看了一眼在他帐篷里的两个人。“两位先生，”他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架飞机如果到达，机上的乘客就是戴高乐将军。”
二十四
这个头戴黑色圆礼帽的矮个子像他每天那样，这么早就来到卢森堡宫，经过两个德国哨兵，走进八角圆顶下的拱门。卢森堡宫艺术馆馆长马塞尔·麦卡里是这个多层建筑自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成为雨果·斯比埃尔元帅和他的第三空军大队参谋部的总部以来唯一能够自由进出的法国人。这天早晨，麦卡里的步履比平时急速；他知道在头一天即八月十四日，斯比埃尔和他的参谋部已撤到兰斯去，把这宫殿留给了新来的党卫军来保卫。
对麦卡里来说，他们的撤离不过是他如此热爱的这一建筑物四百年历史中即将为人遗忘的短暂一章的结束，但是也预告他知道即将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巴黎的解放。在过去四年中他把这建筑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细心照料，不久以后，他就能够把它完整无缺地交回给他的首都。
这座灰色的宏伟宫殿对他来说几乎成了一件活的东西。每次有德国兵的皮靴在它的打蜡拼花地板上踩灭一个烟头时，麦卡里都会注意到，而且几乎感到它灼痛了自己的苍白皮肤。
今天这个早晨就像过去四年中的每一个早晨一样，他的工作日以巡视宫内宝藏开始。这个例行公事从来没有变化：首先到藏书三十万册的图书馆；然后是主要馆藏德拉克鲁瓦的“阿倍尔战役后亚历山大把荷马诗作存放在大琉士金柜中”。麦卡里每次看到这幅油画，心中就特别感到宽慰。只是由于他大力陈说才使这幅名画没有落入著名艺术品收藏家赫尔曼·戈林的珍藏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