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漫步走过玛丽·德·梅迪齐一度主持过朝政的金色房间，到了大客厅里，那里的一幅大油画中拿破仑神色傲然地俯视着霸占了这座他与约瑟芬共享过的宫殿的僭越者在这里设宴。麦卡里决定早晨巡视的最后一站是贵宾院，他知道德国人正在那里为新挖的地下掩体做收尾工作。
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平时他这个在卢森堡宫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自由进出的人却被党卫军一个年轻士兵的机关枪所挡住了。他在院子入口处刚一站就马上明白了是什么原因。停在里面的是一排德军的十几辆卡车，旁边有劳役队的工人在卸沉重的木箱。每个木箱上印有“小心轻放”的字样，还有一只黑色的大骷髅头和交叉的骨头。麦卡里还在卡车旁看到了一堆气钻和皮管。他马上明白了。
德国人是准备在这个他精心守卫达四年之久的宫殿下埋雷。麦卡里情急之下拼命想该用什么办法拯救它。他有了主意。他认为有一个人可能有能力阻挠德国人。他是个名叫法朗索瓦·达尔贝的电工。他知道宫中每一寸电线埋设在什么地方，德国人需要通过这些电线引爆炸药。
卢森堡宫不是这天早上巴黎唯一的突然秘密地开始准备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地方。受到影响的也不仅是工厂和电站而已。
国民议会和外交部地处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协和广场的一侧，它们也埋设了好几卡车的烈性炸药。其他的地方如为V-2火箭制造部件的伊弗里大道十九号班哈德工厂、枫丹白露的西门子-威斯汀豪斯综合企业、巴黎的电话局、火车站、桥梁都已做好破坏的准备。
在圣阿芒街，靠近巴黎市屠宰场的地方，第一一二通讯团两位中士伯恩纳德·布拉契和马克斯·施奈德开始埋设成吨的炸药和二百支雷管，用以炸毁巴黎的中央电话设施。四年以来，这里的电话干线和一百三十二台电传打字机一直是法国占领区军事通讯中枢，为整个西线从挪威到西班牙收发电报电话。布拉契的上司冯·柏立普施中尉
［44］
计划从停放在街角的一辆汽车中引爆。与此同时，他的同事陶勃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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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炸毁设在荣军院拿破仑墓下的第二个电话中心。
在莫里斯饭店，那个发动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准备工作的人，这天早上第二次巡视他为柏林送来的破坏专家所布置的办公室。他们已经在中午之前视察了五家大工厂，其中有雷诺汽车厂和航空先驱路易·布莱里奥的飞机厂。他们视察每家工厂后，就在工厂蓝图上把要埋置炸药的地方用红笔打个叉。他们把这些蓝图给冯·肖尔铁茨看。他记得，每家工厂的蓝图上都“有一片打满红叉的海洋”。
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等他的是他的参谋长冯·恩格尔上校。冯·恩格尔一言不发，交给他一份西线总司令部的蓝色电报。这是冯·克鲁格发来的，上书“火急绝密”。在这第六二三二/四四号命令第四段中的末尾一句话马上吸引了冯·肖尔铁茨的注意。他说：“我下令对巴黎加以瘫痪性的破坏。”
空荡荡的帝王饭店里，满地都是丢弃的物品，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有两个人焦急地跑来跑去找人签署一个文件。但是这天早晨在这些阒无一人的乱糟糟的过道里，似乎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签这名。法国军事总督府已经撤到领地日益缩小的一个遥远角落里去了。瑞典人拉奥尔·诺德林和他的忠实盟友“鲍比”·本德看来是来得太晚了。
他们原本希望在经过四天努力以后，他们在这里可以大功告成，把留在巴黎的三千六百三十三名政治犯置于他们的保护性看管之下，免遭肯定是在等待他们的屠杀之祸。三十分钟之前，冯·肖尔铁茨告诉他们，他“才不管什么政治犯不政治犯”。他说，只要得到他所需的“法国军事总督府一个官员签字批准”，他就执行协议，释放他们。这是四天来诺德林和本德第一次得到的鼓励。
这时两人一怔，他们刚刚听到空荡荡的过道里传来一声尖锐的金属碰击声，那是军事总督的参谋长约瑟夫·休谟少校在生气地碰上他的档案铁柜上层抽屉。抽屉里的最后一批文件已经丢在他身旁的壁炉里焚烧。休谟大概是这家大饭店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军官了。再过几分钟，他也要登上在克莱勃大街等待他的参谋部汽车，向东驶去追上他的参谋部的同僚。
诺德林和本德闯进他的办公室，这个德国人以明显的不耐烦态度听他们开始的解释。最后他告诉他们，没有他的上司基津格将军的授权，他是不能做什么的，而基津格这时已去了南锡。这个瑞典人可不是轻易能够打发掉的。他告诉休谟，他可以向他保证“军事总督如果释放法国政治犯，那么每个政治犯可以交换五个德国战俘”。休谟一闻此言，态度马上变了。他问诺德林对这个建议能提供什么保证。
诺德林严肃地向他申明，他的这个建议得到“盟军最高当局的全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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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现在开始有了兴趣。他告诉诺德林，如果这样一个协议是用正式的法律形式拟定的，他准备予以考虑。然后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到正午。他警告诺德林说：“在一小时之内，我必须动身离开。”
这个瑞典人和本德飞步奔出大楼，找到一个律师把这人身交易写成为条顿民族所能接受的法律形式。于是休谟在一份长达十二段落的文件上签了字，命令德国监狱当局把在五所监狱、三所集中营和三家医院中的所有政治犯都交给诺德林看管，也许他相信他这样做为德国赢回了一万五千名德国士兵。休谟签字的时候，诺德林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一点钟。在过去的一小时十五分钟中，他说服德国人签订了可以拯救成百上千名法国人性命的协议。
自从最后一个车队离开弗莱斯纳以来，原来希望随车队离开的铁路公司首脑路易·阿芒面前一直有一块吃的东西。那是一块罗克福霉奶酪。阿芒一辈子没有吃过奶酪。这块他也吃不下。他已饿得发慌，晕晕乎乎之间听到牢门一扇接着一扇开启的金属碰撞声，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接着阿芒发现这些牢门开了以后没有再关上。他默念了一遍悔罪祷文，准备面对他肯定以为在下面院子里等待他的行刑队。
在下面的院子里，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看着犯人们鱼贯而出，排队点数。一共有五百三十二人，包括三个已判死刑的人。诺德林已得到允诺，他们明天就可以获释。
诺德林等得有些不耐烦。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还要去看德兰西的犹太难民营、罗曼维尔监狱、巴黎地区以外的贡比涅的一个集中营。然后，他还希望阻止那列把皮埃尔·勒福歇、伊沃娜·巴涅兹以及其他两千四百五十一人运去德国的火车。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要来了一张巴黎地图。他的手在上面一挥，胖乎乎的食指随便落在一个地方。然后他看一眼手指落下的地方说：“假定在这个地方，那是歌剧院大街，有人向我的一个士兵开枪，我就要把整个街区上的每一幢房子都烧掉，把里面居住的人都枪毙。”
他向他的客人保证，他有充分的力量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他说，他手下有“两万两千名士兵，其中大多数是党卫军，一百辆虎型坦克，九十架飞机”供他调遣。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夏尔·泰丁格闻言毛骨悚然。是一个匿名电话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个没有透露姓名的人警告他：“德国人已经开始撤空巴黎各座桥梁附近的大楼。他们要把这些大楼炸掉。”如今，泰丁格从这个严厉的普鲁士军人这么随便地说起要把巴黎整块整块地区夷为平地的威胁中，只能看到他的“坚定决心”。他原来是抱着找到一个可以与之讲理的人的希望来到他的办公室的，如今在他前面的却是个铁石心肠的硬汉。
冯·肖尔铁茨又回到地图上来，他的手指沿着弯弯曲曲的塞纳河滑着。他说：“泰丁格先生，你会理解，作为一个军官，有一些措施是我必须在巴黎采取的。尽可能延缓盟军向巴黎的挺进，是我的职责所在。”
冯·肖尔铁茨用干巴巴的粗哑的嗓子具体说明了他考虑要采取的措施：破坏全市的桥梁、发电厂、铁路、通讯网。
泰丁格坐在椅上目瞪口呆。他想，这个人“准备像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那样毫不在意地毁灭巴黎”。
这位维希政权所委任的市长对于自己手中还有些什么权力并不存什么幻想。在这个八月的早上，他只有一件事能做，那就是想法使面前这个铁石心肠的军人稍微领会一些他对巴黎的情感。冯·肖尔铁茨的愤怒发作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给了泰丁格一个机会。这位矮壮的将军感情激动之下，气喘咳嗽起来。泰丁格就建议他们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阳台下面是雕像遍布的杜伊勒里花园。
他们在那里俯瞰眼前的一片和平景象，泰丁格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论据。在他们的身下，在里伏利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再过去，在杜伊勒里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们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到圆形小池塘里。在河的对岸，中午灿烂的阳光下，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的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
泰丁格伸手指着他们面前展开的景色，向这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痛切陈词。他指了一指右边卢浮宫的灰色花岗石侧楼和侧楼之间石块围绕的青葱的花园，又指了一指右边协和广场的无懈可击的对称布局。
泰丁格说：“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冯·肖尔铁茨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向泰丁格说，口气缓和多了：“泰丁格先生，你不愧是巴黎的杰出辩护士。你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务。而我，作为德国将军，也同样要完成我的任务。”
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在伦敦盟军总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杂音很响的电话机得大声叫喊才能使对方听得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充满杂音的电话线的另一头是在三千六百七十英里以外设在美国国务院的负责战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麦克洛埃的办公室。霍尔姆斯是盟军总部的民政事务首脑，对他来说，这时华盛顿来电话是天赐良机。这次他有机会能够直接同华盛顿讨论一下他桌子上的最重要问题：夏尔·戴高乐将军法国之行的打算。
在麦克洛埃谈完了他要谈的问题以后，他说道：“现在有个戴高乐要去法国的问题，我们希望弄清楚，政府方面没有什么不让他去法国的理由。”
“他要去些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麦克洛埃问。
霍尔姆斯解释说，这位法国领袖要去视察一下法国解放区，或许还想“在相当近的将来如果需要的话能够随时到巴黎去”。
“他想待多久？”麦克洛埃和他的军事武官威廉·希尔德林少将问。霍尔姆斯答称他不知道。
“这很可能是说他想长待。”华盛顿方面的两个人很快做出了如此推断，“这就一点也不是视察一下了。这是有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最好问他一下，他到底是想长待，还是仅仅视察一下，这里的决定取决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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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方面提醒霍尔姆斯：“如果这只是视察一下，我们就处理。如果你发现他还有别的打算，请马上告诉我们。”否则的话，霍尔姆斯有权自行批准这次视察，“好像他去视察贝叶的那次一样”。
霍尔姆斯挂了电话后又打电报给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要知道进一步的情况。几小时之后，他接到阿尔及尔来的令人放心的回电，戴高乐将军只打算视察一下法国。他没有表示打算要在大陆确立自己的地位。霍尔姆斯根据这一情况，发出了盟军总部同意戴高乐视察的许可。结果证明，这次逗留比盟军总部和华盛顿原来估计的要长得多。
二十五
一阵夏季的微风把杜伊勒里公园里游耍的儿童的尖声欢笑送到莫里斯饭店的阳台上，冯·肖尔铁茨如今单独一人站在上面，闷闷不乐地在回味几分钟以前从皮埃尔·泰丁格那里听到的几句话。他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沉思，就听到了他身后冯·恩格尔的急促的招呼，接着，还没有等到他的参谋长的通报，一个身穿皮革长大衣的人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莫德尔陆军元帅。”冯·恩格尔通报道。肖尔铁茨听到这个名字，又看到他的风尘仆仆的样子不觉一怔。莫德尔的略带嘲讽的微笑是他很熟悉的。他心里在思忖，这位乌克兰集团军司令到他办公室来干什么？瓦尔特·莫德尔挥着他的元帅节杖回答了他还没有出口的问题。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是来接替冯·克鲁格担任西线总司令的。他还说，他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黎和塞纳河。他不客气地说，他的总使命是把西线从混乱之中恢复秩序。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从他在梅茨到巴黎的路上看到的那些散兵游勇来判断，这正是需要做的。
像德国陆军中其他的军人一样，冯·肖尔铁茨知道莫德尔的名声。他是个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意志坚强，不屈不挠，英勇无畏。他也脾气暴躁，容易轻率做出决定。关于他，盟军有个谍报官员在几天后就会在给盟军总部的报告中写道：“他素以对希特勒个人忠诚著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要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
他的到达，对冯·肖尔铁茨是件不愉快的意外，他对他的判断没有什么信心。他肯定认为，莫德尔会毫不犹豫地派给他把巴黎烧成焦土的任务。冯·肖尔铁茨知道，莫德尔是个有着“东线心态”的人。
但是，他的到达也带来了喘息机会。冯·肖尔铁茨可以推迟执行冯·克鲁格这天早晨给他的破坏命令。他告诉莫德尔这个行动太轻率。他指出，这只会惊动巴黎的平民百姓，甚至妨碍他自己的卫城准备。莫德尔同意这个意见。他告诉肖尔铁茨，在他有时间研究他的司令新职之前不要采取新的行动。
不过，冯·肖尔铁茨的喘息是短暂的。当他把莫德尔带到要把这位元帅送到新司令部去的霍奇汽车的旁边的时候，这位性格急躁的小个子转身向着巴黎司令。在冯·肖尔铁茨身旁站着他年轻的副官冯·阿尼姆伯爵，伯爵那天晚上会在他的绿皮日记中为后代记下莫德尔说的话——
“相信我，肖尔铁茨，”莫德尔说，“我们在科维尔
［48］
花四十分钟干的事，在巴黎要花四十个小时。但是我们干完了以后，这个城市就会夷为平地了。”
拉奥尔·诺德林在那张从法国犹太人慈善组织头领那里“征用”来的路易十六式大办公桌上，看到一碗喝了一半的汤和一碟巧克力布丁，这是德兰西集中营党卫军长官最后一顿午餐留下的残羹剩饭。在这位瑞典人到达之前几分钟，集中营长官和他的部下已逃向南锡。
诺德林走到集中营三座牢房之间的院子里，那里已有一千四百八十二名囚犯集合起来。他竭力提高嗓门，压过他们的激动的叫喊，向他们宣布，他们如今已经自由了，由他负责看管。囚犯们兴奋之下乱哄哄地向这个胖胖的瑞典人拥了过来。
“星，星！”有人叫道。于是留在这所集中营里的这一千四百八十二个犹太人一个接着一个扯下了他们身上好几年来苦难的标记：黄色六角星。诺德林走的时候，院子里的地上尽是被扯下的黄星，“好像秋天的落叶铺的地毯一样”。
在巴黎的灯火管制的街道的另一边，在法国总理官邸那座十八世纪的富丽堂皇的马蒂尼翁大厦里，有一个孤独的人躺在大理石的浴缸里。
皮埃尔·赖伐尔已经输掉了他最后的一局赌博。他把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爱德华·赫里欧从纳粹的拘禁中弄了出来，要他重新召开已被解散的议会。赖伐尔打算把他的权力——也许还有他的性命——交给它保管。但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又把赫里欧逮了回去，如今赖伐尔身边，天已经塌了下来。现在只有一件事赖伐尔还可以做，那就是逃跑。楼下，在马蒂尼翁大厦的沙砾铺的院子里，准备把他朝北送往德国去的党卫军霍奇凯斯牌黑色汽车在等着。
在几分钟之前，他在一对烛光之下，坐在他原来用来统治法国的办公桌前，一个个地倒空抽屉。不久之后，他就要系上白领结，拿起帽子和手杖，下楼到书房里与少数几个来为他送行的忠实朋友握手告别。在那个天花板高高的屋子里，有一对蜡烛点着，好像是个鬼影幢幢的殡仪馆一样。在那里，聚集着死心塌地跟随他执行与法国敌人合作政策的少数几个残渣余孽。
在官邸的门口，他将向他的女儿约茜吻别，走下台阶到等在那里的霍奇凯斯牌汽车。然后，他会从汽车那里跳下来，奔上台阶，嘴里喃喃低语“Toi encore une fois”
［49］
，给他的独生女最后一吻，做出凄然别去的姿态。她一直要到他坐在巴黎法院的囚犯席上受死刑官判决时才能再见到他。
黑色的霍奇凯斯牌汽车的轮子碾过了铺了沙砾的院子，消失在外面黑暗的街道里。马蒂尼翁大厦的大铁门“砰”的一下关上了。维希政权的大厦已经空无一人；法国历史上悲哀的一章已随着关门声而宣告结束。但是，在这个实行灯火管制的城市的黑暗中，在马蒂尼翁大厦的周围，将要领导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国的势力，已经蠢蠢欲动。
二十六
那天早上，邦马谢廉价百货商店附近的塞夫勒街上，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在这些行人看来，这一男一女不过又是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而已。他们相互俯身趴在人行道边两辆紧靠在一起的自行车上，前额几乎碰在一起，轻轻地在低声细语。那个姑娘深情地把对方拉近了，双手抚摸着他的头发。这时，那个男子灵便的手指把他车上的小打气筒移到了她的车上。
那姑娘安详地骑车回家，走上三层楼梯，到了她在塞迪洛街上的公寓。她小心地把身后的门锁上以后，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红色皮面的关于佛莱芒画派的书，翻到了勃鲁盖尔一幅不甚为人所知的油画彩印页，用拇指和食指一搓，就从彩印页下摸出了一张薄纸。然后她拧开情人给她的小打气筒的底盘，手指伸了进去，掏出了另外一张纸片。她把两张纸放在桌上抚平，开始工作。
这个姑娘的名字叫约丝琳。抵抗运动在巴黎有两个密码员，她是其中之一。藏在她书架上的那张纸上印的，是德国秘密警察不惜任何代价，不论是鲜血还是黄金，要想弄到手的情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法国总部的密码。把巴黎的所有情报发到伦敦的自由法国总部去，是由一个复杂的地下网来进行的，约丝琳是其中一个环节。在巴黎有三台收发报机——紫色普莱耶尔、黑色蒙帕纳斯和黑色阿波罗——另有三台在郊区。巴黎的电台逢双日使用，郊区的逢单日使用。这天下午，约丝琳把她在邦马谢商店门前收到的情报译成密码后，再把它转给伏尔泰河滨道另一个骑车男子。由他再把它送到伐诺街八号地下室的一间女佣房里，在那里的污迹斑斑的马桶上方的小壁龛里藏着黑色阿波罗
［50］
。
约丝琳长期受到不可偷阅所译电讯的纪律训练，对她面前抚平放着的这一份，她就没有在意。这是沙邦从伦敦回来后发给伦敦的第一份报告。但是当她译完了最后一组五个字母时，她禁不住吃了一惊，于是她不顾纪律，开始从头读了一遍这份电报的全文：
巴黎形势极为紧张，一触即发。警察、铁路、邮局都已罢工且有发展成为总罢工之势。起义条件皆已成熟。不论自发或敌人挑衅或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由于公用事业瘫痪，形势日益恶化：煤气已断，电力供应每日一小时半，市内局部地方断水，粮食严重匮乏。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
“华沙”，约丝琳心想，真的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吗？她向窗外望去，看到马尔斯田园大道上一直伸展到埃菲尔铁塔塔下的婆娑的绿色树尖。她心里在想，难道这一切都逃脱不了劫运吗？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早晨，到处都有迹象证明沙邦的悲观预言。维希政权的部长们都已逃遁。他们的身后出现了诱人的政治真空。留下来的民政当局都已烂透，只待有人大胆一推就会倒台。敌伪报纸已经销声匿迹。铁路、地铁、邮电、警察，甚至法兰西银行，都已举行了罢工。尤其是，城市本身举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街头，饥饿的巴黎市民遭受了四年占领的屈辱，一旦没有民政当局的管束，已经感觉到报复的时机来到。举行沙邦奉令要防止的起义，条件确已完备，只缺一件事了，那就是有人登高一呼“Aux Barricades!”
［51］
的作战口号。这个口号如今共产党已经准备呼出来了。
巴黎圣母院以南七英里的小克拉马尔交通环岛在中午的阳光下空荡荡的阒无一人，除了有个形单影只的人在生锈的卡登肥皂广告牌下拾掇他的自行车。这时“罗尔上校”从巴黎那边来的柏油马路上骑车过来，悠闲地绕过交通环岛，到坏了车子的那个人身边。两人相互点了一下头。罗尔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修车的那个人直起腰来，骑车走了。罗尔在后跟着。
雷蒙·布盖是里尔的矿工，他刚才在卡登肥皂厂婴儿画像广告牌下演出的这场戏，三个小时之内已有六次了。每次他都带一个不同的人走，就像他如今带罗尔走一样，把他们一个个带到克拉马尔区阿尔萨斯街九号一所铁皮顶的小屋。这所小屋是在一条饱经风吹雨打的木板篱笆围着的长得稀稀拉拉的菜田后面，只有僧侣修行的斗室一样大小，可是挤得满满地坐着巴黎解放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小屋子闷热不堪，他们的衬衫都湿乎乎地黏在一起。
主持会议的是安德烈·托莱，一个脾气急躁、个子矮小的共产党员，他做出了当天的第一个决定：不得抽烟。托莱要确保那天下午没有任何痕迹会泄露他们的位置。
他不能让这次会议中途被破坏。他把这些人叫到这个已被弃置的小屋子来，是为了要他的委员会做出它历来被要求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托莱充分认识到，这个决定可能会造成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的毁灭，也许还会造成成千上万的居民为之丧命。在这所乡间小路尽头的小破屋子里，安得烈·托莱要求其他四人同意在巴黎街头举行武装起义。
甚至决心孤注一掷的托莱后来也说，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他预计他的决定会给巴黎带来“大规模的报复”。但是托莱在四十八小时之前就已接到党的领导机构的命令。他必须从这次会议中得到大家的批准，这样他们不计代价于明天发动的行动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甚至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招贴都已印好，秘密存放在蒙鲁日一家工厂的仓库里。
党的计划很简单。他们相信，一旦发动，他们的起义就无法制止。在这个受他们控制的委员会的这次秘密会议上，他们会为他们的行动争取到刚刚够的支持。然后他们就发动起义，他们相信他们会得到成千上万急于同德国人作战而又不是共产党的爱国的法国国内部队的合作。等到戴高乐派知道他们的决定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们面临的将是个既成事实：起义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在这个计划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必须把沙邦、巴罗迪以及城里的戴高乐派其他资深领导人蒙在鼓里，不让他们知道这个计划，等到他们要想制止起义，为时已经过晚。
两个小时以后，这五个人一个个从小屋子里溜出来走了。托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决心已定，十分高兴。他已赢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实现他们要举行的起义，也就是夏尔·戴高乐和盟国所禁止举行的起义。它将在沙邦和戴高乐总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第二天早晨开始。
在弗莱斯纳监狱的院子里，路易·阿芒看着几个警卫向他这一批二十一名囚徒走来。他们只说了一句话：“Raus!”
［52］
路易·阿芒就走出了监狱大门，成了一个自由的人。那天上午释放了五百三十二个囚犯，他是其中最后一个。
因为揍了军官而被关起来的德国兵威利·瓦根克尼希特站在铁窗后看着阿芒离去，就像三天以前他看着押送囚犯的车队离去一样。瓦根克尼希特心里想，这是德国军队愚蠢至极的又一例子。他觉得弗莱斯纳不久将只有一种囚犯了：那就是德国人。
在河滨道尽头处，一个友善的铁路员工在南锡火车站为玛丽-海伦·勒福歇找到了一个角落，她就在那里恢复了她的守望。这已使她在两天半的时间里不睡不息，跋涉了一百八十三英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的路程。她一路心情沉重。这是她所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就像在圣母升天节那天一样，停车棚里虽有铁皮顶棚，但烈日还是蒸烤着列车。玛丽-海伦能够听到车皮内人们想要喝喝水的无力的绝望哀求。有时她还听到一种更加可怕的声音：某个囚犯歇斯底里发作的尖叫。
玛丽-海伦双手抱着她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地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挺立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在她内心深处，每听到前面牲口车车皮的木板后面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声，她的心就像刀割了一下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记不得有多久了，她看到有一些警卫和铁路工人在列车旁边匆匆地来去。诺德林总领事和“鲍比”·本德的奔走在巴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制止这最后的一列车。秘密警察不肯终止这一列车的人类苦难。
列车一开动，各节车皮的碰撞很快发出了一阵回荡的响声。接着，这一长列火车就慢慢地滑出了车站。就像玛丽-海伦在庞坦车站听到的一样，她从开出去的列车的紧闭的车门后听到了《马赛曲》自豪高扬的歌词。列车逐渐加速，从车棚的阴处开进车棚外面的阳光底下，沿着河滨开去，消失了踪影。她一动也不动，直到看不到越来越远去的列车影子，直到最后一声车轮滚动的回声消失在空车站的静寂之中。
等到她转身离开时，列车已经爬过阿尔萨斯连绵不断的葡萄园，奔向斯特拉斯堡和莱茵河。它一路不停，直到它把车上两千多名乘客送到拉文斯布吕克和布痕瓦尔德的大门。在这两千多名勇敢的男女之中，日后再会回到巴黎的只有三百个不到。
［53］
阳台上的那个男子看着一个身穿白衬衣和条子裙的姑娘消失在蒙马特街的街角。姑娘的身影消失后，三十四岁的伊夫·拜耶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玉米花丝做的烟卷，点燃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中的不快落了地。拜耶想：“这一次，终于会成功了。”拜耶是巴黎警察部队中戴高乐派抵抗组织的头子，当时罗尔要想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的这支两万人队伍，共有三方势力争夺对它的控制权，戴高乐派抵抗组织就是三方中的一方。拜耶的联络员苏姗骑着她生锈的标致牌自行车，把藏在她肩上挂的地鼠皮手提包夹层中的三只信封带到沙蒂翁门去。信封中是三封同样内容的手写密令，分送给巴黎警察总署抵抗组织的三派。拜耶知道，这是要他发的最重要的情报。
时间快到八点钟了。再过一小时，大巴黎军事总督的戒严令就会把全市封锁一宿。伊夫·拜耶知道，苏姗会有不多不少的足够时间把三只信封送到目的地，那就是拜耶当作情报转递站的一家饭馆，然后回来。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冯·肖尔铁茨将军的戒严令正好为戴高乐将军的事业服务。它会使得苏姗送去的三只信封中有一只在明天早晨之前到达不了目的地。而这正是拜耶所希望的。今天晚上送不到目的地的信封是致警察部队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派抵抗运动的，那就是共产党所控制的一派。今天晚上，共产党将身受自己的过于讲安全保密的心理之害。不像其他两派的联络网，他们的情报需要两个转递站而不是一个转递站才到达最后目的地。苏姗给他们送去的信息这天晚上就要在他们的第二个转递站过夜了。
苏姗觉得她身下的自行车慢了下来。她趴在车把上一看，就明白了是什么原因：她的车轮前胎漏了气。没有几分钟，它就瘪了。苏姗离目的地还有半小时。她嘴里咕哝着，想重新打气。但是漏出来的气同打进去的一样快。在她身后，她听见另外一辆车的车胎擦地停了下来。她回头一看，是一辆德国参谋部的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来。开车的轻捷地下了车，向她弯下身来。那个德军年轻军官用纯正的法语向她表示愿意帮助这位漂亮的巴黎小姐。苏姗讥嘲地把打气筒交给他。这位热情巴结的德国人并不比她更加成功。他提出另外一个建议。他问她是否可以由他驾车把她送到目的地。她稍为犹豫了一会儿，接受了他的建议，上了他的宝马牌汽车，坐在他身边。
很少有条顿式骑士风度受到这样高卢式忘恩负义的回报。在这位殷勤有礼的德国年轻军官的宝马牌汽车中，苏姗紧紧地抓在膝上的地鼠皮手提包里装的，竟是对巴黎的占领者的不折不扣的宣战书。
原来法国抵抗运动戴高乐派首脑亚力山大·巴罗迪从秘密安插在安得烈·托莱的委员会中的一个戴高乐分子那里获悉共产党第二天要举行起义。接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巴罗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如果共产党决定行动，他也要行动。只是他会行动得更快。他不会让他们得到巴黎最重要的那所公共建筑，那座城中之城——巴黎警察总署。苏姗的地鼠皮手提包中带的消息是命令巴黎警察在第二天即八月十九日七点在那座灰沙石大城堡周围的街上集合，那地方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几码之遥。在拜耶的指挥下，他们将占领警察总署。
苏姗向那德国人皮笑肉不笑一下，关上了他的宝马车门，走进了一家饭馆。在盥洗室里，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三只信封。几分钟后，她把它们塞在店主儿子送柠檬汽水来的圆木盘下，交给了他。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拜耶的时间不能安排得更好了。明天，在圣母院的有八百年历史的石墙下，巴黎的警察将第一个按时举行共产党这么周密准备的起义。而在起义之时，共产党却不在场。
克劳德·居伊上尉可以看到一万英尺以下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沐浴在落日的光辉下的一片紫色，慢慢地在法兰西号这架洛克希德公司洛德斯塔型专机的机翼下往后退去。坐在他的对面的是口衔雪茄、用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眼光直瞪瞪地望着前面的夏尔·戴高乐。居伊知道，戴高乐不喜欢飞行。他在搭机时很少说话。自从他们三小时之前离开阿尔及尔以来，将军总共还没有说过三句话。这是戴高乐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匆忙飞出法国以来也许是最重要飞行的第一段航程。他已陷落在自己的沉默世界中。
他们这次旅行会碰到不少意外事件，其中第一桩意外就把他们离开阿尔及尔到卡萨布兰卡的时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阿尔及尔美军司令部担心戴高乐的洛德斯塔型专机不论从航程或载油能力来说都无法满足从直布罗陀飞到瑟堡的长途飞行的需要，因此派了一架B-17型飞机连同美国机员供他使用。戴高乐勉强接受了这个好意。但是，这架B-17型飞机在阿尔及尔的迈松布朗谢机场降落来接戴高乐时冲出跑道，撞坏了机身下的轮架。戴高乐认为，这次意外事故是美方有意拖缓他回法国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看着撞坏的飞机说：“你们总不至于认为他们是出于好意才把这种飞机给我使用的吧？”
居伊相信，这些问题如今是暂时遗忘了。另外一架B-17型飞机在卡萨布兰卡等他们。坐在他前面的那个人的心里如今在想着等在他们前面的重要得多的问题。戴高乐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发出孤独的号召后就开始走上了长途的征程，对他来说，现在就是这征程的终点的开始。这征程的终点是巴黎，戴高乐四年以前离开它时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准将。为了要回到那里，戴高乐准备违抗他的盟国，扼杀他的政敌，甚至不惜冒生命之险。就是要在那里，而且只有在那里，他在四年以前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中所孕育的打算才能找到答案。
此事后来看似乎有些奇怪，当时他竟不知道这个答案会是什么。但是，在非洲落日上空飞行的居伊知道，戴高乐的心中仍有不少的狐疑和问题。首先，他仍不知道，法国的人民会不会接受他为他们的领袖。戴高乐很明白，只有在一个地方，他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在巴黎的街头。
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在这些街头，洛德斯塔型法兰西号专机上的这位心情忧郁的乘客终于与历史相会。
注释
［1］
德语：“到巴黎去？”—译注
［2］
在一九四三年，这个修道院甚至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头子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与驻法国的英国谍报头子秘密会晤的地方。卡纳里斯是给蒙了眼睛后带到那里去的，他要从丘吉尔那里弄清楚盟国若与没有了希特勒以后的德国议和有什么条件。丘吉尔的答复于十五天后传来：“无条件投降。”十八个月后，卡纳里斯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决。
［3］
与耶稣同时被钉上十字架的两个小偷之一，因悔罪得耶稣许诺升入天堂，故又称“悔罪贼”。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九至四十三节。—译注
［4］
德语：“法国军事总督”、“德国空军司令”、“巴黎方向干道”。—译注
［5］
德语：“由此去诺曼底前线”。—译注
［6］
法语：“摩登时代”。—译注
［7］
康尼岛是纽约布碌仑区海边游乐场。—译注
［8］
英美军队编制依次为集团军（战时）、军、兵团、师（旅）、团、营、连、排。其中军与兵团顺序正好与中国相反，为避免误解，本书中一律将军译为军团。—译注
［9］
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一个联合组织，总部设在伦敦，由戴高乐派柯尼希任名义上的首领。—译注
［10］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在维希组织傀儡政府与德议和，戴高乐潜赴英国，组织自由法国部队，号召继续抗战。一九四三年他赴阿尔及尔组织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一九四四年六月改称法国临时政府。—译注
［11］
为了确保在阿尔及尔登陆不受阻挠，美国与维希政权驻阿尔及尔的头目让·路易·达尔朗海军上将做了一笔受到各方面很多批评的交易。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戴高乐被唤醒告知登陆已经在实现之中时，他怒气冲冲的第一句话是：“我真希望维希方面把他们赶下海去。”
［12］
早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开卡萨布兰卡会议时，戴高乐就相信美国的目的是不让法国战后的控制权落入他的手中。据某外交官说，他“实际上可以说是被赶出伦敦”到卡萨布兰卡去参加会议的。这位法国领袖看到接待他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第一句话就冷然宣布了他的敌意。他说：“让我老实告诉你，墨菲先生，要是我们开会的别墅是属于法国人的话，我是不会到这法国的土地上来受美国铁丝网和美国刺刀的保护的。”这座别墅是属于丹麦人的。
［13］
他的怀疑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罗斯福仍旧“完全愿意接受任何代替戴高乐的可行人选，只要这种人选能够找到”。这是根据罗伯特·墨菲的说法。
［14］
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撤退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所成立的革命权力机构，同年五月被法国正规军所推翻，后来成为共产党夺取巴黎的愿望的一种象征。
［15］
这是共产党和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后来会否认的说法。共产党为了要夺取政权而准备走到多远，大概是永远也不会为大家所知道了。但是至少看来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占据一些关键性的权力地位，然后以此为跳板，在战后法国出现机会的时候，一跃而进入权威地位，就像在布拉格一样。他们对戴高乐的真正看法，也许可以用法国南部共产党抵抗运动中一个保加利亚籍的赤色领袖伊凡·卡列夫的一句话来概括。他说：“目前，我们需要戴高乐。到了战后，谁知道戴高乐要不要留下来，或者法国要不要他？”（《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五页） 不论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在法国那些已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地方所采取的策略似乎证实了戴高乐的怀疑。在法国西南部，戴高乐运动花了好几个月工夫才从共产党的控制下把那个地区夺过来。在有些地区，戴高乐甚至得用抵抗运动的秘密电台与他的一些高级专员保持通讯联系。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美国战略情报局根据它与戴高乐的特工接触起草的报告中说：“如果法国国内形势仍像今天这么糟，发生共产党政变势所难免。”它说，在图卢兹一地，每天有五十人遭到非法逮捕；一个名叫自由枪手游击队（FTP）的共产党民兵组织有四万名精选的武装人员，已经做好可以秘密开赴巴黎的准备。他们将成为“一旦发生政变党的突击队的主要成分。这样的事如果发生的话，将发生在一月中，届时他们的部队将达到满员状态，而人民又是最可怜［原文如此］。党相信，这项行动需八到十天时间，而盟国不会干涉，因为这是法国的内政”。
［16］
这三个委员会是受他们控制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和军事行动委员会，以及他们虽占少数却很有势力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后者是戴高乐于一九四三年创建的，在理论上是抵抗运动的高级政治机构。但在事实上，到一九四四年，它已对戴高乐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感到它已受共产党所支配。他不客气地称它是“公共安全委员会”——指的是它像法国大革命后恐怖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统治法国的那个法国革命执政机构。
［17］
柯尼希将军后来在九月六日向艾森豪威尔估计，法国共产党有二十五万武装人员，另有二十万人等待武装。当时法国的正规军不足五十万人。
［18］
塞纳河右岸一广场，因一八七八年建特罗卡德罗大厦而得名，该大厦于一九三七年拆毁，后改建夏约大厦。—译注
［19］
卡西诺山是意大利中部卡西诺镇旁一小山，上有一修道院，一九四四年曾被德军作为堡垒固守。圣洛为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省会，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曾在此遇德军激烈抵抗。—译注
［20］
这是德军部分军官趁在希特勒大本营开会之机密谋炸死希特勒的政变失败的日子。—译注
［21］
希特勒的一些医生认为他患帕金森氏症。
［22］
德语：“司令”。—译注
［23］
波旁王朝路易十三之母，曾摄政。—译注
［24］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是拿破仑的御前画家，曾画过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贤达会议后即为共和国参议院。—译注
［25］
巴黎西部要塞，二战时为德军的特别监狱，关押抵抗战士。—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