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巴黎最豪华饭店之一，在协和广场。—译注
［27］
德文为Sippenhaft，意为“亲属拘捕法”。—译注
［28］
莫朗达也知道是为什么。几天前，在米拉波桥上，共产党曾派人要他当内线。他当即加以拒绝。当时有个共产党朋友把他介绍给一个讲法语有很重的斯拉夫口音的陌生人。那人向战前做过工会组织工作的莫朗达说，共产党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可以合作的人。然后他向吃惊万分的莫朗达说，党希望他为党工作。他解释道，对他的要求只是让党的一个联络员知悉巴黎戴高乐派从伦敦收到的一切指示。他说，作为回报，莫朗达可以指望在战后不论从事什么政治生涯都可得到党的无条件的支持。莫朗达又惊又怒，掉头就走。几天后他获悉此人是谁。他叫卡冈诺维奇，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堂兄弟，常常从瑞士到法国占领区来向法国共产党传达莫斯科的指示。
［29］
迪埃普是诺曼底沿海战略要地，盟军一九四二年曾对此小镇进行突袭。—译注
［30］
在谈到他的名字时常常提到华沙，可见他在到达之前就传到巴黎的名声是怎样的了。其实，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军残酷进攻波兰首都时他根本不在那里。
［31］
德语：“铁石心肠的硬汉”。—译注
［32］
这也连带造成共产党员罗尔控制巴黎的法国国内部队。罗尔接替了勒福歇，后者在被捕前几天曾经抱怨他“被共产党员们淹没了”。
［33］
这次检阅后来推迟一个月到八月二十八日，接着又完全取消了，因为，据瓦利蒙特将军说，戈林承认他无法保证游行不受英国皇家空军的偷袭。三天前皇家空军曾经对柏林进行开战后的第一次空袭。
［34］
法语：“午饭吃得好吗，雅各？”—译注
［35］
菲利普·弗朗索瓦·玛丽·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在伦敦一参加戴高乐将军麾下后就改名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改换姓名，曾在庄园的灌木丛中拣到英国飞机扔下的一张传单，上面印的是“由勒克莱尔上校指挥的法国军队”于三月一日攻克库夫拉，取得了“法国的一场大胜利”。传单还说，这些军队是从乍得和喀麦隆的基地一路行军到那里的，一共走了四百二十英里。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她对她的六个子女说：“我不知道这个勒克莱尔上校是谁，不过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的父亲也会这样做的。”几个月后，维希政府派人来没收他们家的别墅以及一切财产，她这才知道“原名奥特克洛克的菲利普·勒克莱尔”由于参加戴高乐将军麾下作战而被剥夺公民权。
［36］
德国人在法国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但是这并不是出于对他们法国邻人的特殊照顾。据艾森豪威尔回忆，他们在盟邦意大利的南部土地就“枪杀无法带走的所有牛和鸡”。自从阿夫朗舍战役以后，他们在法国只是由于后撤太快，才无法实行这一政策。
［37］
为了切断供水，德国人打算把为巴黎供水百分之九十七的四条水管成段炸毁。与当时巴黎的谣传相反，德国人倒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水中放毒。至于发电厂，有两种方针供选择：或者是把该地区的二十五台汽轮机钻洞埋上炸药，或者炸毁它们的输送和调节设备。据巴黎西门子公司高级工程师的意见，第一个办法将使巴黎丧失全部工业电力“两年”。第二个方案简单一些，时间花费也不多，可切断巴黎电力供应“至少六个月”。
［38］
布鲁门特里特有一次用了“炸掉巴黎”一词。肖尔铁茨听到坐在他身旁的B集团军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在咕囔：“炸掉巴黎—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巴黎圣母院里发现了发电厂？”
［39］
八月二十五日解放的那天，美国航空队鲍伯·理查逊少校发现了这一留条。他是头天晚上在这所公寓主人的谢夫留斯山谷乡间别墅认识公寓主人的。那位法国人给了他一把公寓钥匙，让他在巴黎居住。
［40］
西门子电器公司战时巴黎厂长约希姆·冯·克纳斯贝克是冯·肖尔铁茨的一个远房表亲，他经常去皮尔斯，因为那里的电器设备是他的工厂安装的。一九六三年他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对于埃伯纳赫看到隧道中的景象感到惊奇表示可以理解。据冯·克纳斯贝克的估计，一九四四年八月在皮尔斯有“足够的鱼雷打两场战争”。
［41］
法布里的真实姓名叫保尔·德洛夫里埃。后来他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那时正是阿尔及利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42］
英坎特伯雷主教（1117-1170），因反对王权扩张，于一一六四年逃亡法国，后返国遭害。—译注
［43］
［44］
见前注，法语：“午饭吃得好吗，雅各？”—译注
［45］
后又出现时均为中校。—译注
［46］
诺德林当然并没有打算把哪怕是仅仅一个德国战俘交给休谟或任何别人。他唯一的目的是不计代价迫使休谟签字，以此来给冯·肖尔铁茨一个借口，他认为后者是愿意释放政治犯的。
［47］
要是罗斯福知道戴高乐的真实意图他会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只能猜测了。但是当时国务院负责法国事务的三位官员认为，罗斯福至少会设法推迟戴高乐回法国。但他们也指出，不论罗斯福多么不愿意接受戴高乐为法国政治首脑，但到一九四四年夏末，他没有别的现实的方针可以选择。
［48］
科维尔是一座波兰小镇，被莫德尔军队夷平。—译注
［49］
法语：“再吻你一次”。—译注
［50］
收发报机在发报时将天线接在水槽上，另外有一人身携两颗杀伤手榴弹站在扶梯上方警卫。原则上每次发报不超过二十分钟，以防被秘密警察在街上巡逻的货车内的定位装置所发现。采用的波段都是十九米，但有四个频率可供选用。
［51］
法语：“到街垒上去！”—译注
［52］
德语：“滚吧！”—译注
［53］
皮埃尔·安戈在一处盐矿做工时死亡。菲利普·克恩即“阿米可翡翠”的副官被绞死。伊沃娜·巴拉特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痢疾。但伊沃娜·巴涅兹和让妮·卢梭都活了下来，尽管身体健康受损。谁的经历都没有像皮埃尔·勒福歇那样不同寻常。巴黎解放以后，玛丽-海伦乘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越过美国和德国战线，回到南锡。她在那里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秘密警察的一个官员，通过同他有过黑市交易来往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玛丽-海伦于九月初把她丈夫带回巴黎家中。但是，他们的一生之中悲剧连续不断。皮埃尔战后担任雷诺汽车厂的厂长，一九五六年死于车祸。玛丽-海伦任职于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九六四年二月死于路易斯安那州邦却特兰湖的空难。
第二部 斗争
一
空气潮湿，阴沉。大片灰色云层越过蒙马特尔山丘地带从北方滚滚而下，带来了一丝雨意。在市内静悄悄的街道上，最后一批德国巡逻兵匆匆地赶回他们的营房里去。戒严时间已经结束。不消多久，首都衣着敝旧、面有菜色的家庭主妇们就会排起长队来，开始她们每天为购买一块黑面包的等候。在四年以来一成不变的这些疲劳累人又习惯熟练的活动中，巴黎又迎来了一个占领下的日子。这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在这个灰沉沉的早晨以后，德国军队就再也不能说巴黎的街道是他们的天下了。
然而，在德国卫戍部队的两万名士兵看来，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这个星期六阴沉的早晨，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显得同巴黎人民即使不愿意但是却和平地接受的一千五百一十八个其他的日子有什么差别。在莫里斯饭店，那个不情不愿参加列队行进的中士维尔纳·尼克斯又生了气。他刚才视察了杜伊勒里花园的哨兵岗哨，发现他的哨兵都在黄杨木丛中为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寻觅她走失的猫，真叫他感到丢人。
在他的上方，疲倦而忧伤的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在阳台上伸懒腰。三个小时以前，冯·阿尼姆的好朋友从慈悲医院打电话来说，他在诺曼底受伤，右腿给截了肢。使冯·阿尼姆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发现除了向他哭泣的朋友说一句陈词滥调以外就没有更可以安慰的话了：“至少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过这位年轻的伯爵还不知道，对他自己来说，今天早晨战争才刚刚开始。
在巴黎各区的公寓和旅馆里，被苏姗的手提袋中的消息所动员的许许多多警察的家中和藏身之地，成百上千的人都已坚决地行动起来。他们睡眼惺忪地与家人亲了一个吻，喝了一杯难喝的人造咖啡，就匆匆离家，有的单身一人，有的三两成群，有的步行，有的骑车，开始通过巴黎的各条街道，向圣母院赶来。在那里，几分钟以后，这些警察就会采取解放巴黎的第一个大胆行动，向巴黎的占领者第一次显示隐藏在它平静的外表下的深刻仇恨。
对许多普通的巴黎人来说，这个星期六也会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在他开设在南泰尔的肉铺空荡荡的货架前面，藏匿美国飞行员鲍伯·伍德隆的那个法国人路易·贝尔蒂等着他每星期六必来的常客——附近瓦勒里安山监狱的一批狱卒。他们每星期六必来，从他的切肉机上割下够吃一个星期的肉肠。他憎恨他们。贝尔蒂从他的铺子中可以听到瓦勒里安山行刑队每天枪决他的同胞的枪声。
［1］
在狱卒到达之前，贝尔蒂接待了另外一个顾客，那是个不速之客，“从柴迪格来的”人。那是一个暗号，表示贝尔蒂所属的抵抗运动组织已在动员采取公开行动。贝尔蒂取了他的美国客人在德国领空飞行第三十五次时携带的柯尔特四五手枪当作武器。他叫来了急于参加同“从柴迪格来的”人一起作战的十八岁邻居皮埃尔·勒·古恩，把自己妻子藏在现金盒中的六点三五毫米手枪给他。然后在臂上套上了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袖章，贝尔蒂就离开肉铺去同他的国家的占领者作战去了。
在巴黎的另一头，一个头戴蓝色贝雷帽的乐呵呵的胖子喝了一口早晨的白兰地，就爬上了一辆烧木柴的雪铁龙牌P-45卡车。他是个偷运者。不过他的运输业务则是合法的业务。维希政权令人憎恶的民兵有三十个秘密粮库，为应付巴黎就要发生的那种紧急情况储备了二百五十吨供应品。自从八月一日以来，保尔·巴尔杜利用伪造文件，已从其中二十三个粮库中偷运了一百八十吨供应品交给抵抗运动组织。
今天，巴尔杜答应执行最后一次特殊使命。他要偷运武器。他要把武器偷运出维希民兵的一个仓库，然后交给计划夺取勒贝勒郊区区公所的法国国内部队。巴尔杜发动了木柴发动机后，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对于那些不知道巴黎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市民来说，这一天将是他们生命中特殊的一天。莉西安娜·提尔在她的单间公寓中，把她在几个小时后要在第一区区公所举行婚礼时穿的白色丝质衣服喷上几滴水，然后她用熨斗细心地把裙子的褶皱熨平，那只熨斗是她放在纸团炉子上烧热的。莉西安娜·提尔要嫁的推销员纳西斯·费蒂佛却永远不会看到这件结婚礼服了。他身在德国一个战俘营中。莉西安娜是要举行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身穿黑色教袍的那个孤寂的身影用缓慢坚定的步伐跨过双桥。三十五岁的罗伯·勒普特尔神父的眼睛盯着他双手捧在胸前的祈祷书，像他每天早上这个时候那样。他的这个习惯从来没有改变过。等到他念完最后一节时，勒普特尔神父正好走到他要去做晨祷的巴黎圣母院圣安娜铸铁大门。这时主宫医院的钟楼正好敲七点。
这天早晨，这位安详的神父却读不完祈祷书了。他走到圣母院前的广场，在平时这么早的时候一般阒无一人的广场上，他看到了令人难忘的景象。有成百上千的人，有的戴贝雷帽，有的戴呢帽，有的光着头；有的穿上衣，有的穿毛衣，有的只穿衬衫；大伙儿都默不作声地向警察总署的大门走去。几秒钟以后，勒普特尔神父在警察总署的灰色阴沉的屋顶上看到一块布在微风中飘扬。四年两月零四天以来的第一次，法国的三色国旗又正式在首都的一所建筑物上飘扬了。勒普特尔神父合上祈祷书，放进教袍的口袋里。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同人群一起拥到警察总署里。在以后开始的七天兴奋紧张而又英勇的日子里，这一起义诞生地的被围大楼将有一位教士在场。
巴黎警察总署署长阿梅迪·布西埃尔醒来时，晨曦已经穿过窗上的百叶片透了进来。在过去的四天里布西埃尔成了一艘空船的船长。他的部下警察罢工，把他丢下走了。
他伸手到床头柜上按铃叫唤贴身男仆。五分钟后，他的仆人乔治腰板挺直，像个英国管家那么神气，给布西埃尔端来了早点。
“有什么新鲜事儿，乔治？”布西埃尔问。
“有的，署长先生，”乔治感情不露地回答，“有些新鲜事儿。他们回来了。”
布西埃尔趿上拖鞋，冲到过道里，奔到朝警察总署大院开的最近窗户。他看到下面的景象吃了一惊，禁不住不安地抓住他睡袍的衣领。他看到下面的院子里有许许多多人，有的带着手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有的赤手空拳，围在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牌汽车四周，听一个金头发的高个子讲话。那人身穿方格衣服，臂上套着一个三色袖章。
伊夫·拜耶的声音一直传到布西埃尔的窗口，他宣布：“以共和国和夏尔·戴高乐的名义，我接管警察总署。”
他说完就有一片欢呼声，欢呼声刚停，又有军号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布西埃尔从人群拥挤的院子里听到了《马赛曲》铿锵的激动人心的歌声。
这时经过警察总署窗口下的那个孤单的骑车人也听到了歌声。他停下车来谛听。那天早晨，没有比从警察总署传出来的“《马赛曲》的响亮歌声”更使共产党领袖罗尔感到意外了。罗尔自行车上系的睡袋里藏着几道计划缜密的命令，但是其中没有一道命令规定要占领这所巍峨的建筑。惊奇和愤怒之下，罗尔想要闯进警察总署里，但是被挡在门外。这一举动证实了他的怀疑：有人想破坏他对起义的控制。
他骑车到附近一家修车铺，打开睡袋，取出一套高领军装穿上，打好绑腿，上次他穿这套军装是在把国际旅
［2］
送出沦陷在即的巴塞罗那的火车上。罗尔用这副正式打扮走向警察总署，决心要对那些没有奉命就起事的造反者建立他的权威，他们这样做有危及他对这场准备周密的起义的指导之势。
但是罗尔晚来了一个小时。几乎在同一时候，伊夫·拜耶从一辆黑色警车上出来，向一个在双钱咖啡馆平台上读报的脸色苍白的人走去。
“署长先生，”拜耶说，“警察总署已经占领。如今属于您的了。”
那个人面露笑容，站了起来，戴上呢帽和玳瑁边眼镜，跟着拜耶到汽车那边去。七天以前，在戴高乐将军的命令下，夏尔·路泽空降到了法国南部。他奉有特殊使命，要担任戴高乐的警察总署署长。他的任务是确保巴黎至关重要的警察部队在戴高乐派手中，而不是落在共产党手中。不久之后，这个态度文静而又能干的人将成为戴高乐任命在巴黎执行公务的第一位官员。戴高乐派赢了第一回合。这所大楼本来要成为共产党所策划的起义的象征，如今已在他们的手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将是他们所依赖的牢固磐石。
在路泽进警察总署的时候，有个羞怯的人手提两只皮包从旁门走了进去，他进了警察总署的实验室，从皮包中取出八瓶硫酸和几磅氯酸钾。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从他岳母发现镭的实验室里借来了这几瓶化学品，卷起袖子，开始制造用来保卫警察总署的“莫洛托夫鸡尾酒”
［3］
。
二
除了在警察总署遭到的意外挫折以外，罗尔计划周密的起义迅速有效地在整个首都蔓延开来。今天早上要实施的命令其实在过去四天中已经缜密地起草和分发出去了。罗尔在巴黎市内的副手是个瘦削的教员，在抵抗运动中化名杜弗莱斯纳，头一天晚上他在福煦大街不远的一间闷热的卧室里准备最后几道命令，不时还要留神谛听街角秘密警察哨兵的脚步声。到早上七点，他已把它们发给孔蒂河滨道的联络员，几乎就在德国兵的眼皮底下。天亮以后，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在市内街道的墙上张贴标语，号召“总动员”。
对罗尔和他的各级属下来说，这天早晨的第一批问题是复杂的：建立他们自己的联络网，成立总部，把武器从藏匿处取出分发给法国国内部队中他们所控制的突击队。在巴黎电话局，抵抗运动组织做了第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后来大大地便利了起义。他们破坏了德国人的窃听设备。
不过对这场游击战中罗尔的部下来说，任务很简单。它可以用罗尔说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人一个鬼子”
［4］
，这后来成了起义的口令。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在巴黎各地，法国国内部队就开始把这命令付诸实施。小组突击队开始追踪和袭击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孤立德军和车辆，尤其是，他们的目的是解除城市里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到九点钟，巴黎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枪声。起义的第一个报告使冯·肖尔铁茨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完全意想不到。他的情报机构没有给他任何预告，除了笼统地说些平民“不稳”的话。在第一批报告送来以前几分钟，他自己给B集团军和西线总司令部的早晨报告还令人放心地宣称全市“极其平静”。第一批攻击的地域这么分散，配合这么一致，冯·肖尔铁茨马上明白，这是“由一个中央权威统一指挥的”。
在这头两个小时里，城市的面貌就改变了。如今，它空旷的街道上笼罩着一种咄咄逼人的阴森气氛。少数过路人都神经紧张地挨着门口窜来躲去。骑自行车的靠着马路边骑，偶尔有一辆两边粗糙地漆着国内部队几个骄傲的白字的汽车在吃惊的看门人面前急驰而过。尤其是，这天早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自从一八七一年
［5］
以来巴黎街头很少听到的声音。那就是枪声。
离塞纳河几个街区以外的贝勒夏斯路上的一家酒店里，有一小批人聚在一起，在他们听来，这枪声令人不愉快地想起了让-保尔·萨特的一句话：“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骰子已经掷下了。”抵抗运动的最高政治机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家酒馆开会，讨论是否批准头一天下午在克拉马尔由巴黎解放委员会所决定举行的起义，后者在理论上是全国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就在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开会，讨论发动起义的建议”的时候，他们楼下街道上就传来了起义者一阵步枪声。作风强硬的共产党工会领袖安德烈·托莱特已按自己的计划向他的同事们亮出了一个既成事实。他向与会的人说，起义将继续下去，不论是否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这房间里代表戴高乐权威的亚历山大·巴罗迪是个态度安详的教师模样的人，托莱特的话使他面临进退维谷的为难境地。他认为“起义与其说是要协力击败德国人，不如说是共产党的一种政治姿态”。然而，他已批准占领警察总署，这行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受了起义的不可避免。如今，如果他拒绝进行下去，无异是把指导权拱手让给共产党，公开分裂抵抗运动。他担心的是：共产党这一政治姿态的代价将是巴黎的毁坏。几小时后，他痛悔当时的决定，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是我犯了错误，我将在巴黎的废墟中遗憾终身。”
但是现在，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起义爆发两小时后，发展极为迅速，巴罗迪明白已无制止的可能。剩下来能够做的只有设法加以控制。巴罗迪向皮杜尔表示，夏尔·戴高乐这位自由法国领袖支持原来要他阻止的起义。
在贝勒夏斯路外面的街道上，起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有组织的国内部队小组手持能够弄到手的不论什么武器，开始在全市向各个公共建筑物动手。他们按照严密的计划，开始接管巴黎二十个区的区公所、警察分局、公共建筑物、邮局，甚至屠宰场、停尸所、法兰西喜剧院。他们所到之处，第一个反抗姿态都是相同的。原来遭禁的法国国旗，从窗口中，从屋顶上挂出，又回到了首都的天空。它们有的因为隐藏多年而蒙上了灰尘，有的则是临时用床单和丝绸衣服拼制的。
保尔·马斯比奥上校仔细地拂拭他已很久没有穿过的褪色军装上衣，伸手穿在身上。然后他对着卧室里椭圆形的镜子，久久地满意地看着自己。他高兴地看到袖上的五条金色军衔绶条和左口袋上的三排彩色绸带。抵抗运动军事组织的成员马斯比奥上校像许许多多其他后备役军官一样，这天上午要恢复现役了。
几分钟以后，马斯比奥上校率领他的六个部下，站在圣日耳曼-罗塞洛瓦教堂的文艺复兴风格的门廊下，得意地观察这一起义的日子里将归于他接管的对象。在几码远以外，在卢浮宫高大的铁门对面，是法国第一城的第一区区公所。站在马斯比奥旁边的是他的副官法兰西喜剧院的提示员马塞尔·杜贝，他带着这个小分队的唯一武器，一支旧式的左轮手枪。但是在这个得意的提示员的口袋中还藏着另外一件更重要的武器，一张盖了第一区解放委员会公章的信笺。马塞尔提示员已被任命为这一区的新区长，而在区政府灰色建筑物里当时正在开始举行一种星期六早晨的传统仪式。
稍早时候在熨烫她的白色新衣服的莉西安娜·提尔如今悲哀地看着她身旁的那张红丝绒空坐椅。三年以来她一直期望这一时刻的到来，能够做纳西斯·费蒂佛的妻子，为这个战俘她已等了这么久。再过一会儿，她的梦想就要成真。态度和蔼的屠夫出身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腰缠三色绶带，在贝当元帅画像关怀的注视下，准备为莉西安娜·提尔同她缺席的推销员未婚夫结亲。
当夏德维尔开始宣布婚礼时，结婚礼堂的门突然给冲开了。提示员马塞尔手中挥舞着手枪冲进了礼堂。在他身后走进来的是威风凛凛、态度果断坚决的马斯比奥上校，后面跟着突击队的其他四个队员。他们向怔得目瞪口呆的维希政权区长宣布，他已被解职，并遭逮捕。
年轻的新娘坐在红丝绒椅上哭泣起来。马斯比奥上校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巴黎市第一区的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提示员马塞尔从他的刚被革职的前任身上解下了三色绶带，系在自己腰上。然后他取下了贝当元帅的肖像，“根据抵抗运动授予我的权力”，完成了他作为法国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他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在纳伊区公所里，那天早晨没有婚礼给打断。在四年占领期间，巴黎的各区中，没有一区比布洛涅森林边上这个优雅的别墅群更加宁静的了。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都是十八世纪盖的市内宅邸，住户之中大概比巴黎任何一区有更多的法奸、维希分子、德国特务和德国人。自从一九四〇年以来，它一直是被占领的巴黎的最安静的一个角落，成为俯首帖耳接受法国的征服者的典范。
在这一区里驻有五千名德军，有两个德国兵就像他们其他的同伴一样，在纳伊区公所转角谢兹路上的饭馆里自在地呷白兰地。他们听到背后饭馆大门的开启声，就互相交换了一个色迷迷的微笑。他们以为这一定是他们到这里来看的漂亮金发女仆让妮娜。但他们回头一看，却是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他有生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国兵。贝尔蒂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他们的脸上吐唾沫的愤怒的巴黎人。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贝尔蒂点头说：“谢谢。”
爱弥尔·马里昂站在区公所对面的三层楼办公室窗前，惊异地看着下面的景象，先是贝尔蒂和他的两个俘虏，现在他又看到三色国旗骄傲地昂扬地升到了区公所的上空。这位五十二岁的凡尔登老兵以老虎总理克列孟梭向国民议会发言的正式姿态，向他上了年纪的女秘书宣布：“共和国得到了拯救。”然后他拿起帽子，离开办公室，加入到区公所的新占领者中去了。
另外一双眼睛同样惊异地看着这个场面。那是那两个德国兵来会面的女仆让妮娜，她跑去骑车到德军司令部报告。
在被占领的区公所里，指挥贝尔蒂和同他一起占领区公所的“从柴迪格来的”六十五人的是个名叫安德烈·卡莱特的工厂主，他把部下分散到区公所的三层楼面上去。头发开始花白的卡莱特刚刚部署完毕，就有一辆德军卡车在让妮娜的召唤下开到下面的区公所广场停下。在敞篷的车后部，有五六个德国兵趴在灰绿色的车板后，向区公所开着的窗户挥舞步枪。
一名军官从驾驶舱中跳了下来，他双拳叉腰，抬头看着大楼。“快投降，出来！”他喊道。
卡莱特高踞在上面的白、金两色的宴会厅里，在一幅亨利四世掉入纳伊湖的油画下面，看着这个一九四〇年征服者的形象。他对自己这个第一次公开抵抗的行动引以为豪，在冲动之下脱口说了一句关于自己实力的言过其实的话，这是可以原谅的。他答道：“你自己投降吧！我们是解放的大军！”
那个德国军官拉开他棕色的皮枪套，掏出手枪，向卡莱特发出喊声的窗口乱射。对这个行动，区公所的每一个窗口都向德国人发出了复仇的枪弹。卡莱特看到，那个骄横自大的军官慢慢地倒在便道上，“像个儿童玩的气球泄了气一样”。
最后，枪声停了。区公所广场一片沉寂。从德国兵那里，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声临死的哭喊传来。只有一个德国兵还没有全死，仍在蠕动。其余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从柴迪格来的”人们又惊又怕，在想他们刚才干了什么。这时，他们从四周的街道上听到了开始前来包围区公所的卡车的隆隆之声。
灰色的奔驰汽车车篷合了起来，无声无息地在杜伊勒里河滨道两旁梧桐树的发红的树叶下开过。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坐在司机旁边，又一次欣赏在他眼前掠过的卢浮宫的雕琢精美的外表。这位年轻的中尉无法想象除了在他身后隐去的这条安静的阒无人迹的河滨道以外，巴黎还能给他别的什么形象。只有自己的汽车使冯·阿尼姆想到还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在汽车的后座，两个头戴钢盔的中士把他们的机枪架在车顶的窗户上。
冯·阿尼姆向司机示意开过交易桥向圣母院和警察总署开去。冯·阿尼姆常来城岛散步，在俯瞰城岛的司阍楼
［6］
灰色双塔的远处，年轻的伯爵可以看到圣小礼拜堂的尖顶，像一把锋利的剑刺向早晨的天空。在他的左面，在弗勒尔河滨道的尽头，他瞥见几束鲜花，把它们的色彩泼在人行道上。在司阍楼钟楼的顶上，大钟表面的金色指针正指在十一点上。
第一声枪响“像铙钹敲击一样”震动了空旷的街道。从警察总署射来的五六发子弹击中了奔驰车。冯·阿尼姆看到身后两个中士有一个松了手中的机枪，身子向前趴过来。他已死了。年轻的伯爵惊恐之下连声向司机叫喊：“快开，快开！”但汽车的两只车胎已经给击中漏了气，它像在抗议一样发出摩擦声，靠轮圈向前冲。这时第二个中士的钢盔“当”地掉在车内地板上，帽子主人的身子往后倒去。冯·阿尼姆回头一看，只见他的前额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射而出。他想，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巴黎呢？
那天晚上，冯·阿尼姆要挂长途电话给普伦兹劳附近的他家别墅“大林园”。他会轻轻地说：“母亲，巴黎已经成了一个地狱。”
在警察总署里，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摸了摸他的黑胡须。在他桌子旁边的一块斜面板上，有二十四盏红灯不断地在闪着。全巴黎各地的警察分局都在打电话给警察总署。但是新上任的总署署长夏尔·路泽却不知怎么回答他们，因为皮萨尼还没有学会怎么操纵身旁这台交换机。终于，他随便按了一下他前面面板上的一个按钮，戴起耳机来听。他听到有个人在发狂地叫喊：“德国鬼子要想袭击纳伊区公所。”对方其余的话都淹没在皮萨尼窗外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中了。在司法宫林荫大道，几分钟以前袭击冯·阿尼姆的枪战又爆发了。皮萨尼摘了耳机，奔到窗口。在人行道中间，一辆德军卡车中了一颗燃烧弹，像火炬般起了火。皮萨尼后来回忆，“这好像是射击场一般”。德国兵一个个从着了火的卡车口逃出来，又像铁皮做的小靶子一样倒下。
那天早上在警察总署附近中了伏击的德国人没有一个比刚刚结束在圣阿芒电话交换局埋雷的那个人决心做更坚决的抵抗，他是第一一二通讯团的伯纳德·布拉契中士。
布拉契紧紧抓住敞篷卡车的驾驶舱背，在警察总署和隔壁司法宫射出的第一阵交叉火力中，看到有两个人撞在他的卡车的前挡泥板上，一边尖叫着，一边倒到了人行道上。司机的右脚中了一弹，对卡车失去了控制。卡车向前乱冲，撞到了警察总署窗下的一棵大树。有人在叫喊“都出来”，中士就跳下敞篷车板，伏在车旁。在他上面的车上，一个士兵的肺部受了伤，他双手护着胸口拼命叫：“伯纳德，伯纳德，救救我！”在他身后，布拉契看到一个军官跑过街道，一边跑，一边向警察总署的棕色石墙乱开枪。跑到一半，一颗开花弹击中了他的前额。布拉契看着那人的脑袋“名副其实地炸裂开来”，他的身体倒在柏油路面上。在警察总署上面的窗户里，法国人距他这么近，在枪声稀疏下来时布拉契可以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布拉契挨着卡车溜到驾驶舱旁。他抬头探看，只见司机趴在驾驶盘上。他已死了。他从死人的头盔上方的卡车车窗向上朝警察总署看去，突然看到一只赤裸的胳膊在石窗台上向外挥了出来。那只胳膊的手上抓着一只用脏毛巾包裹的深绿色玻璃瓶。
布拉契惊恐之下，一跃而起，跑过人行道，向一百码外的交易桥奔去。这个奔跑逃命的德国人可以看到他的周围乱蹦的子弹射在司法宫林荫大道的柏油路上，沥青碎粒四溅的情景。这时他忽然感到人行道在他脚下颤动。布拉契的卡车给警察总署窗口丢下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击中起火，烈焰冲天。
在桥边，布拉契跨过桥栏，躲在另一边喘气。他抬头望去，只见桥上有个人向前走来，这是他很难相信的奇观：一个头戴黑帽的矮老头儿，手持手杖安详地在枪林弹雨中走来，仿佛他是在下午散步。刹那之间，说不出是为什么生气，布拉契恨不得一枪毙了这个非常不协调的和平人物。
布拉契从石栏上探头窥视，看到桥的另一头夏特莱广场有一群平民。布拉契双手各抓住一颗手榴弹，发狂地吼叫着跑过了交易桥。这些平民看到布拉契手舞手榴弹，血汗满面，都像一群受惊的鸽子一样四散逃命。如今广场已阒无一人，却有一辆非军用汽车向中士开来。他挥手叫它停住，又挥舞着手榴弹，强迫开车的法国医生把他送到莫里斯饭店。
半疯的布拉契跑进莫里斯饭店大厅，冲上身前的扶梯，手中仍挥舞着手榴弹。他推开第一扇门就冲了进去。“我的天，我的天！”他叫道，“你们在等什么，派坦克去！他们已经在把我的人像香肠一样烧了！”
三
坦克共有三辆，早已来到纳伊区公所。两辆已在区公所给枪火熏黑的弹痕累累的外墙下面的广场上扭转车身摆好了阵势，第三辆绕到区公所后面的花园那里去。区公所里“从柴迪格来的”人在炮火之下被包围已有三个小时，他们的弹药几乎已经耗尽，感到了绝望。宴会厅里的拼花地板上尽是手榴弹弹片、子弹壳、碎玻璃和墙灰渣。墙上挂的油画成了破片。房间里的白金两色交错的嵌壁已被炮火熏黑，被子弹打裂。隔壁，在区公所大理石楼梯的上楼处，死人和将死的人并排躺在从区长办公室搬来的一排办公桌上。在几小时以前，这些“从柴迪格来的”人兴高采烈地占领区公所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应该带些胶布来。如今既无急救药品又无麻药或者绷带，他们的伤口就在这黏糊糊的共用大床上流血，一直到死。
安德烈·卡莱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肚子开了花的人惊恐的眼睛，哀求他救命。在绝望之中，卡莱特做了唯一可能的事，他用自己的皮带想把那个人外露的肠子绑回到他的腹腔中去。
卡莱特的兄弟夏尔从宴会厅的窗口看到一个德国兵从对面屋顶的一个椭圆形窗口爬出来。那个德国兵开始从灰瓦顶上跳到一根黄色矮烟囱那里找掩护。夏尔开了一枪。那个德国兵倒下身子，又轻轻地弹起来，滑下了黑色的瓦顶，身后留下一道鲜红的血。他用手指抓住了屋檐的水槽，但只有一会儿，终于抓不下去，一边尖叫着，一边掉到五层楼下的人行道上。夏尔是纳伊的神枪手。
他的哥哥有另外一个任务交给他。在区公所后面，两道长满青苔的园墙交叉处，德国兵安了一挺机枪，控制了被围大楼一个侧面的所有窗口。夏尔取了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莱倍尔步枪，靠在正对机枪的窗台上开火。那个躲在一堆沙袋后几乎看不见的枪手身子冲前倒下。夏尔看到在布满青苔的花园石墙后面有两双手露了出来，抓住枪手的皮靴，把他拉过去。另外一个枪手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枪手发现了夏尔。他把第一串子弹射到他脑袋上面的窗口，打歪了这个法国人的蓝色贝雷帽。夏尔俯身爬到另外一个窗口，用莱倍尔步枪瞄准，又开了火。新枪手跳了起来，双臂高举在头顶上乱舞，接着就倒在地上。夏尔看到从长满青苔的花园矮石墙后面又有一双手伸出来，把倒下的枪手的尸体拖到看不见的地方。第三个人把机枪接了过去。夏尔转移到另外一个窗台，开了第三枪。新枪手倒下去，滚在他还没有开过火的机枪旁。这一次没有手从花园石墙后伸出来了。机枪从此沉默。
安德烈·卡莱特在他四周喧闹的枪声中听到了一种不协调的声音。这是区长电话机刺耳的铃声。卡莱特从区长办公室地上洒满的碎玻璃和墙灰渣中爬到放在倒过来摞起来的家具堆上面的电话机那里。他拿起听筒，就在一阵接触不良的噪音中听到五十英里以外有个激动的声音在向他大声叫喊。这是沙特尔市警察局的一个警察打来的。这个不知姓名的警察描述了他的警察局窗口下面的盛大场面：沙特尔的解放者乘坐川流不息的坦克和装甲车经过那里。他对卡莱特说：“我的天，美国人甚至有一种可以装三辆坦克在上面的大卡车！”卡莱特只是听着，没有做声，他的感觉太麻木了，不知道怎么来对他担心自己永远看不到的景象做出反应，这时一声炮响，震撼了他自己的被围建筑物。原来德国坦克在窗外已经开始向区公所发射爆炸力极强的炮弹。
卡莱特挂了电话，激动得流着泪，跌跌撞撞地回到宴会厅。“小伙子们，”他由于过度紧张，声音沙哑，“美国人已经到了沙特尔！”这些精疲力竭的人互相望了一眼，然后又转向卡莱特。他双足并拢，立正在那里，泪水流下了脸颊，口中高唱《马赛曲》。起初，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接着也跟着唱起来。当他们的歌声高昂地掩过枪声从大楼中飘出来时，在窗口、在阳台上观看战斗的许多男女也跟着唱起来。在那意味深长的一瞬间，在被围的区公所内内外外的法国人的歌声，以一种奇怪的交融方式结合起来，暂时抑住了步枪的怒射。卡莱特潜身到一个窗口后面，向外探望，他看到了三个街区以外自己的公寓阳台上有个熟悉的身影在和他们一起唱。在一坛天竺葵的后面是他的妻子，为了躲避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已有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她甚至不知道他就在这幢大楼里。
情况危急。如今区公所里已有十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在外面，一个德军军官用扩音器发出警告：“快投降吧，否则我们将在你们的头顶上炸毁区公所。”那些“从柴迪格来的”人答以一阵射击，但是他们的弹药已不多了。
在广场上，一辆坦克开始挺进。它用一发爆炸力极强的炮弹炸裂了区公所的铁门，开始爬上大理石台阶。法国人束手无策，没法自卫。急救药品不是他们忘记带到这所大楼来的唯一东西。他们没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卡莱特和他的部下躲在大厅里的大理石楼梯后面，被烟雾和灰尘呛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用步枪射击向他们进逼的灰色庞然大物。这是没有希望的。
卡莱特命令同他一起在一层的人撤到地下室去。那里有一个两英尺宽的水泥洞盖，下面有个圆柱形的洞直通一个与大一些的衣柜差不多大小的小间。小间有一道砖墙与另一边隔开，那边就是巴黎排水系统的一道排水沟，可以脱险。这是唯一的出路。正当德国兵在后面蜂拥压过来时，卡莱特和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跑到地下室，钻进了地洞。在一小时以前，已经有两个人在开始凿地下小间和下水道之间的那堵墙。如今卡莱特和他的部下在黑暗中挤在一起，汗流浃背，默不作声地等待他们完成任务。他们按紧伤员的嘴，以免他们痛得叫出声来。为了要让开凿不出声，两个凿洞的用衬衫包住手斧。
在地洞的铁梯顶上，卡莱特蹲在水泥盖下，细心地听着。在他上面，几寸以外，他可以听见跑到地下室来一边寻找他们一边把掉在后面的人赶出去的德国兵皮靴擦地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有一双皮靴正好停在他的头顶上。他听到德国兵的脚在洞盖上的尘土中磨擦，几乎是要把尘土磨到他的秃顶里面去。德国兵在叫喊什么人。卡莱特身子发抖，只等他揭开盖子，向下扔几颗手榴弹。这足以把他和所有挤在这个黑黝黝的地洞里的法国人全部炸死。
在巴黎警察总署，第一发炮弹炸开了这幢大楼的铸铁大门。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给震得晕头转向，崩倒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墙灰碴像下雨般落在他身上。留着黑胡须的皮萨尼在碴土堆里摸索着找他的眼镜时，听到有人在惊慌失措地叫喊：“坦克来了！”
坦克共有三辆，是第五保安团的两辆美洲豹型和一辆雷诺型，它们围着圣母院和警察总署之间的大广场转。这时是下午三点三十分。这些警察被围在抵挡不住的沙袋工事后，只有手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螺栓步枪以及少数几挺发射缓慢的霍奇凯斯机枪作为武装，他们恐惧地看着这些坦克。在圣母院的笨重轮廓前面，这就是他们采取大胆姿态要付的代价。惊恐的情绪支配了他们。先是少数几个，接着是成群结队，他们放弃了壁垒，争先恐后地拥向大楼的唯一安全出处，大楼内部地铁站，从这里的地下通道可以到塞纳河左岸去。
有一个坚决的人制止了他们。他是警官阿芒·佛奈，警察厅里两派抵抗运动组织之一的领袖。他推开后撤的人群，向前挤到楼梯口。佛奈从枪套中掏出手枪，大声地说谁想第一个走过他身旁他就开枪把谁打死。他叫道：“咱们唯一的生路是取胜！”大家都给镇住了，感到惭愧，就不再逃跑。
在他们的楼上，法律系学生皮萨尼已经站立起来，向他面前的电报员口授一份紧急呼吁。他说：“德军进攻警察总署，危在旦夕。需要国内部队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从敌后进攻德军。”在他口授的时候，报务员直接把他的呼吁打在电传机上把它送到巴黎全市的每一警察局。当他打完最后几个字时，伸手按了一下“A.G.”的电钮，那是发给巴黎警察部队紧急警报的电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