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察总署灯光昏暗的地窖里，有三个人脱光了衬衫，汗流浃背，在装配大楼里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堆在他们前面墙边的是警察总署维希政权署长的香槟酒瓶。它们一瓶瓶地被打开了瓶塞，这批由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所召集起来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就把瓶里珍贵的酒液倒在地上，淹没了他们的鞋跟。他们马上又把汽油和硫酸注入瓶中，按上瓶塞，用浸透氯酸钾的纸包上。旁边等着的警察用接力的方式把瓶子递到大楼的楼上几层去。
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第五保安团坦克手维利·林克看到若里奥-居里的一只致命酒瓶在空中扔了过来，“像篮球投篮”一样掉进了他旁边那辆坦克的不够谨慎而打开的炮塔里。一阵黄色烈焰从炮塔中喷射出来。几秒钟之内，这辆坦克就成了一片烈焰。林克关在自己的坦克里，可以听到警察总署里的警察在他头顶上响起的欢呼声。林克怒火上升，下令在自己的八八毫米口径大炮中再装进一枚炮弹，射向警察总署。
五点钟以前不久，负隅据守的大楼里传开了一个令人寒心的谣言。他们的弹药几乎告罄。原来挡住了惊慌失措的警察逃跑的佛奈警官愁容满面地走进皮萨尼的办公室来求证实。他告诉皮萨尼，有的人“只有不到两分钟的火力了”。
年轻的法律系学生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他姊姊劳伦丝的家。他告诉她：“我们恐怕不能活着走出这里了。我们的弹药几乎用尽。现在唯一能够救我们的是美军的迅速到达。”他请她为他亲一亲他的两个孩子。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但是对一百七十五英里以外的二十来个美国人来说，那一天的巴黎“不过是我们向莱茵河挺进时要绕过去的地图上的一点而已”
［7］
。这二十来个人乘坐在一辆镶板的地图车上，车身有半节火车车厢那么大。他们的地图是代号叫“伊格尔塔克”的美国第十二集团军先遣司令部的地图，该司令部当时停在棉纺小镇拉伐尔附近的马延河河岸上的苹果园里，就在这些地图上不久将绘出巴黎的前途。对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奥马·N.布雷德莱少将来说，对他周围的参谋人员来说，巴黎是个不计代价要避开的地方。
在这个鼻架金属边眼镜、脑袋开始谢顶的温文儒雅的密苏里人看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的部下尽快尽远地向前推进，在齐格菲防线上打破一个缺口，在他前面仓皇撤退的敌人能够重新组织力量之前就打到莱茵河。他如今只担心一件事：汽油。
两天以前，盟军总部通知他，巴黎一解放，他的每日汽油分配量要减少六万七千吨，以便为该市居民运送供应品。他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这足以把整整一个兵团一天推进二十五英里。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用拨给巴黎的汽油迅速推进到齐格菲防线”，该市就可能得到“早日结束战争”作为回报。
如今在他的车厢里开每日参谋会议的时候，布雷德莱听他的四处参谋一一列举大局所系的燃料供应的重要数字：头一天在滩头上岸的汽油数字，在日益拉长的供应线上向前运输的汽油数字，在他所属各师前哨仓库储存的汽油数字。对站在他背后的那个人，他的副官契斯特·巴耶德·汉森少校来说，看着这最后两项数字每天逐渐递减就“像看着一个人患了绝症慢慢死去”。
布雷德莱没有注意到那个通讯员溜进司令部车的尾部，把一张手写的小条交给他的二处处长埃德温·西伯特准将。这是例常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讯。西伯特在轮到他自己做报告时附带一笔提到了它。他说：“看来巴黎市内发生了一些民众骚乱。”
布雷德莱直起腰来。
“该死，埃迪，”他命令道，“弄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咱们不能让巴黎挡咱们的道。”布雷德莱就是埃德加·皮萨尼和他被困的同伴所指望的军队的首脑，他“决心不受他人劝说而背离我们绕过巴黎的原定计划”。
布雷德莱有充分理由担心这一点。安德烈·托莱特和他的起义同伙选定了盟军决定绕过巴黎的登陆后作战计划那一天发动起义。在这次伊格尔塔克会议之前几个小时，德威特·艾森豪威尔在与他发愁的后勤军官做了长时间的商讨后，已经下令他的部队越过塞纳河。那天晚上，就在困守在警察总署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最后一些弹药慢慢用尽耗竭的时候，美军第三一三步兵团就要在芒特-加西库水坝上鱼贯越过塞纳河，把绕过巴黎计划付诸行动。
那天下午，在伊格尔塔克所隐蔽的诺曼底苹果园以东有半个大陆距离的另一个军事会议上，巴黎也是会上所操心的问题。阿道夫·希特勒当时还不知道起义已经蔓延到法国首都的街头。他所知道的关于巴黎的骚乱的唯一情况就是西线总司令部二十四小时以前发来的情报：在“恐怖分子”和德军之间发生了少数零星的冲突。但是，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仍旧认为这非同小可，特地命令用为了不伤元首眼神而特制的大字打印出来，带到他的地下掩体中去。希特勒看了咆哮道：“这正是又一个不能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的理由。”
如今，在这个星期六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时，一丝不苟的瓦利蒙特将军记下了盛怒的希特勒提出的第一个愤怒的问题。
“那门迫击炮在哪里？”他问。
布尔将军尴尬得很，他只得承认“卡尔”和装有爆炸力极强的炮弹的特制货运列车还没有开出边界。盟军空袭破坏了德国的铁路，延缓了它的西进。希特勒提醒布尔，他曾经答应过“卡尔”到八月二十二日可以运抵巴黎。他转向约德尔，要求对它的运输给予“绝对的优先”。
接着，他再一次突然打断他的参谋长一向在会议开始时做的东线报告。
“先报告西线。”他这么要求。
希特勒六天以前在一次同样的会议上抓起的那张二十万比一的巴黎地区地图，上面展现了他的整个西线命运所系的焦点。在盛怒的元首看来，地图中心向四面延伸的这块不规则黑块，是需要不计任何代价加以保卫的，他的在塞纳河上阻止盟军挺进和延缓他们攻向鲁尔的势头的一丝希望全系在此。由于塞纳河上的桥梁除巴黎市内以外全被盟军炸毁，巴黎已成了向塞纳河以南所有德军运输供应品的唯一通道。冯·肖尔铁茨反对过早破坏巴黎桥梁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除此之外，希特勒现在认识到，巴黎的桥梁神护天佑命不该绝：盟军是绝不会轰炸它们的。
希特勒对腊斯顿堡地下掩体里周围的人重申他早先说过的话，不过这次语气平静和周密多了。守住巴黎是“必不可少的”。他命令把“所有能够调遣的增援部队都交给大巴黎司令调遣”。他还更进一步，亲自调动能够调动的部队来加强巴黎的防务。首先，他考虑把凯塞林陆军元帅的后备部队从阿尔卑斯山开进法国支援巴黎。接着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快的解决办法。他用特急电命令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装甲师从丹麦南调到巴黎。他的作战局长瓦利蒙特向他保证，这两师的先遣部队为了躲避盟军空袭，夜间行军，可以在八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之前抵达巴黎地区。
希特勒用明白无误的话口授给选来在西线恢复秩序的莫德尔陆军元帅第一道命令。他告诉他要“同第一军团和第五装甲军团一起进入巴黎前沿的设防地带”，然后以西南方向撤来的第十九军团做进一步加强。
对那个他期望完成奇迹的人，希特勒如今明确提出第一个奇迹该是什么。他告诉莫德尔：“西线总司令的最紧急的任务是把他们部队集中在巴黎的前沿——他首先必须是巴黎前沿局势的主宰。”对希特勒来说，他征服的这个战利品是不能做妥协的。但是他还不知道，在这个城市中，德国军队的士兵在过去八个小时里已经“像香肠一样在烧了”。
四
风度优雅的汉斯·雅伊上校一看到他的士兵尸体躺在纳伊区公所前面他们的卡车四周，不禁脸色发白。他回头看一眼对面墙前双手高举在头上的那一排俘虏，决定“把他们全部就地枪决”。
路易·贝尔蒂因为德国兵把他们从区公所赶出来时挨了棍棒，腰还在作痛，他和南泰尔的年轻邻居皮埃尔·勒·古恩就在这一排可怜的人中间。他们俩在德军蜂拥而入时都被困在大楼三层上。
纳伊的维希政权区长马克斯·罗杰说服雅伊上校，在墙前排成一队的人中，有几个是他的工作人员。雅伊上校让他把他们挑出来。到他挑完时，身材矮小的上校的气平了一些。他决定不枪决剩下的人了。他命令他们高举双手开拔到他在马德里大街上的指挥所去。这支可怜的队伍蹒跚开走时，沿途的人们都从窗户上向他们欢呼。他们走过时，人行道上妇女们为他们流泪，数念珠。
区公所地下黑洞里，两个偷偷地开凿那道把他们同遁身之路隔开的砖墙的人，如今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闻到他们隔墙的污水沟的恶浊臭气。最后他们凿开了一个洞。一个接着一个，相距二十码，“从柴迪格来的”幸存的人爬过了洞，开始随着齐腰深的排水沟的污水顺流而下。
神枪手夏尔·卡莱特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亨利·古林，古林的假木腿给坦克炮弹的一块弹片炸飞了。古林看它一眼说：“感谢上帝，他们总是炸同一条腿。”安德烈·卡莱特仍可听到头顶上德国兵的皮靴在遮在他们头上的薄薄水泥盖上踩来踩去。
在纳伊的德军指挥所，路易·贝尔蒂和同他一起被俘的二十个人奉令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面，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他就是贝尔蒂六个小时以前在区公所街角那家餐馆里得意地俘获的两个德国兵之一。显然，他奉令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感到再也没有力气举着双手了。那个德国兵走到他的跟前，直瞪瞪地注视着贝尔蒂细长的眼睛。他在观察贝尔蒂的时候做了一个姿势，好像是“把脸颊上的一口唾沫抹掉”。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过去认下一个人了。
在卢森堡宫一间屋子的窗口上，有另外一个法国人看着其他三名国内部队的人员走向死亡，肩上扛着为自己挖掘坟墓的铁镐和铁锹。那是头戴藏青色贝雷帽的态度谦卑的卡车司机保尔·巴尔杜，他曾有计划地偷盗维希政权民兵的库粮运送给抵抗运动。这个星期六，巴尔杜的使命遇到了极糟糕的结局，而他本来是下决心最后一次干这勾当的。他在德军一处路障那里给逮住了。巴尔杜本能地吞下了他用来偷运维希政权供应物品的伪造的民兵证件。他当时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冒险让他们把他移交给民兵。
巴尔杜自己的照片噎在咽喉里，由于随身不带任何证件而被逮捕，给带到卢森堡宫这一间屋子。他身后的门开了，进来一个肥胖的德国中士，流着汗的脖子上一圈圈的肥肉鼓在领子外面。他的名字叫弗朗兹。他是卢森堡宫食堂司务长。他向巴尔杜招了招手，把他推过过道，进了厨房。
到了那里，他指一指一大堆油腻腻的盘碟说：“明天你枪毙，今天你把厨房收拾干净。”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铁青着脸，爬上楼梯到莫里斯饭店他的办公室里。像汉斯·雅伊上校一样，冯·肖尔铁茨刚才看到了他麾下的士兵在突然变得敌意的巴黎街道上遭到杀害的第一批尸体。在塞纳河对岸，在奥塞车站的前面，肖尔铁茨几分钟之前刚刚视察过遭国内部队伏击的六个德国兵烧焦的和流血的尸体。
他决心要还击。他走进办公室时，参谋长冯·恩格尔上校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所说的情况虽然没有肖尔铁茨刚才看到的景象那么富有色彩，却更精确。这是当天的伤亡数字，说明肖尔铁茨已经有了五十多名士兵死亡和一百多名受伤的损失。
生气的将军命令主副手们到他办公室来。他的语音坚定镇静，他分析了摆在他面前的不同的可能性。总结起来只有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把三天前对巴黎市长做的威胁付诸实施，对该市的某一部分进行大规模报复，要么以“可以一劳永逸地粉碎起义的流血行动”来摧毁警察总署，看来这已是起义的心脏。冯·肖尔铁茨一一征求他的助手们的意见，然后自己考虑了一会儿。从他办公室开着的窗户中，他们可以听到警察总署周围地区传来的枪声。
冯·肖尔铁茨决定进攻警察总署。为此，他建议把攻击力量的核心，即第十九保安团和第五保安团的坦克，以及欧仁亲王军营的党卫军坦克集中在共和国广场。此外，他决定要求德国空军在他发动攻击之前轰炸警察总署大楼。
的确，他认为空中支援是必要的。他计划派坦克过两座没有防守的桥——圣米歇尔桥和新桥——这样它们就可以进攻警察总署最暴露的一面。但是在派坦克过桥之前，他要把警察总署大楼炸得无还手之力，这样他的坦克就只需“隆隆开过瓦砾”了。由于空军不会在白天升空，他的计划就意味着必须在天刚黑时或天刚亮时发动攻击。
他决定，在攻击警察总署的同时，派坦克和装甲车进攻其他几个抵抗据点。他相信，他能够通过一次残酷的教训镇住巴黎，让它恢复平静。肖尔铁茨环顾办公室里他周围几个人的脸，看到除了同意他的计划以外没有别的表情。在这个八月的下午，在他的参谋部人员看来，起义的巴黎只有用一种语言来对付，那就是武力的语言。
唯一剩下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动进攻。肖尔铁茨的二处处长哈根上校主张当天晚上举行进攻。肖尔铁茨后来记得他曾看了一下手表。这时已是五点三十分，他反对傍晚进攻的主意。等到飞机完成轰炸任务，他的坦克就要摸黑进攻了，而在夜色的掩护下，警察总署里的人可能趁机逃逸。
他命令，进攻在次日进行，日出之后半小时。他告诉冯·恩格尔通知空军，确定进攻时间。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巴黎的日出时间是五点五十一分。
在纳伊的德军指挥所前面，德国兵把路易·贝尔蒂和他的在纳伊区公所被抓的二十位同志装进一辆敞篷军用卡车。在区公所抓获的俘虏少了一个。那是皮埃尔·勒·古恩，就是那天早晨贝尔蒂的妻子给他一把手枪以便他可以参加向区公所进发的那个十八岁少年。勒·古恩没有丢掉这把手枪，想把它还给她，这件事叫他丧了命。在区公所逮到的所有俘虏中，只有他被发现有武器。他就被枪决了。
贝尔蒂双手抱着后脑勺，前面坐着的人的背顶住了他，他只好蜷起双腿，膝盖顶到了下巴。他当时没有注意到卡车拐弯转到了絮兰纳区的威尔逊总统大街，向着一条多土的旁路开去。贝尔蒂抬头看去。在道路的尽头一座树木稠密的小山顶上，他认出了一个六角形的要塞。他在过去三年中，曾在一英里以外他的肉铺里听到那边行刑队的枪声的回响。那是瓦勒里安山，巴黎最令人谈虎色变的德军监狱。
五
在莫里斯饭店的阳台上，有两个人在看着一个穿红色衣裙的年轻姑娘骑车穿过杜伊勒里花园，她的金黄头发在微风中飘扬。“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巴黎女人。”冯·肖尔铁茨将军告诉他身旁的人，“把她们杀掉，毁灭她们的城市，会是一场悲剧。”
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听到这句话这么自然地从他身旁连连咳嗽的德国人口中说出来，不觉感到惊异。他失望地问自己，这位神情阴郁的普鲁士军人真的准备干出毁灭巴黎这等荒谬事来？他严肃地警告肖尔铁茨，夷平巴黎，他就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
那个德国人耸一耸肩。他答道：“我是个军人。我奉命行事。”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左方卢浮宫灰色建筑群后面，还有被围的警察总署周围地区传来了一阵枪声。一听到这声音，肖尔铁茨方方正正的脸就板了下来。这位矮矮的将军感到心中怒火上升。
“我会把他们从警察总署赶出去，”他保证说，“我会把他们炸出去。”
诺德林听了一惊，向他转过身去。他不知道刚在几个小时以前肖尔铁茨就已计划把那所警察总署变成一片废墟。他问道：“你知道不知道，目标稍一偏斜炸弹就会落在圣母院和圣小礼拜堂？”
冯·肖尔铁茨耸一耸肩。圣母院距离他打算要在天明时夷为瓦砾的那幢建筑只有二百码，圣小礼拜堂只隔一条马路，这不是他关心的事。他对那个瑞典人说：“你知道目前的形势。你处在我的地位想一想。我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位瑞典人在日落时分到这房间里来正是为了向大巴黎司令提出另外一个办法。
在几分钟以前，几个街区以外安茹路上他的领事馆内电话响了。那是警察总署打来的。在电话线那一头，诺德林听见有人焦急地在恳求：“我们的情况危急。我们只有可以维持几分钟的弹药了。您能帮什么忙吗？”
诺德林一挂上电话，就打电话要求肖尔铁茨见他。在去莫里斯饭店的路上，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现在他向身旁的德国人提了出来。这个主意是实行暂时停火，“收拾死者和救护伤者”。他说，如果奏效的话，停火可以延长。
冯·肖尔铁茨听了瑞典人的建议，不觉一怔。他当兵三十年可从来没有要求过或者同意过停火。但是在他最初的惊奇消退以后，肖尔铁茨开始看到了瑞典人的大胆建议中有几个可取之处。肖尔铁茨那天晚上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巴黎平静无事。他认为，如果停火能为他做到这一点，它就有一定的好处。他的军队就不会由于要扑灭起义而受到牵制。他们可以调去做更重要的工作。如果停火生效，就意味着他不必动用额外警察力量保持他在市内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不过，首先是，如果停火生效，他就可以推迟原定于天明时分对警察总署的进攻。他很明白，这一进攻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步骤，是对这个城市宣战。一旦他下令让空军的飞机升到巴黎上空，就没有后退的余地了。这是个重大的决定，而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不喜欢做重大的决定。
巴黎城防司令一职给予肖尔铁茨的自主权，对他来说，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新经验。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牢固地附属于德国的非人格化的军事机器。他的决定，除了次要的战术决定以外，都是别人给他做好让他去执行的。如今，就在腊斯顿堡之行动摇了他对第三帝国及其领袖的信心的时刻，客观情况却把冯·肖尔铁茨置于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的岗位。他自然宁可推迟做出决定。诺德林的建议给了他这个机会。
于是他告诉诺德林，如果警察总署里的指挥人员能在一小时的试行时期显示他们能够控制属下，他同意谈判全市的停火。
但是，冯·肖尔铁茨对于自己在做的这件事还有一点不放心。这是违背他所接到的关于巴黎的“命令的精神”的。他不想让莫德尔知道。
他放低声音对诺德林说：“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别把我的名字同你的停火联系起来。”
他陪同诺德林到大门口，同他握手告别，然后叫冯·恩格尔过来。他简单地告诉他，对警察总署的进攻“暂时推迟”。然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思量他刚才做的事情。
警察总署电话交换台上的不断闪烁的红灯又亮了起来。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拿起听筒。在他身后，他的一个绝望的助手说道：“盟军打算让我们下地狱了。他们要绕过巴黎。”在电话里，皮萨尼听到诺德林的声音。他告诉他，德军同意停火。
皮萨尼转过身来，同阿芒·佛奈撞个满怀。佛奈就是在院子里制止惊慌失措的警察溃逃的那个硬汉警察。
“谢天谢地，”他喃喃说，“咱们救了巴黎。”
六
在巴黎一千二百英里外，一架飞机的机尾几乎就歇在直布罗陀岩石要塞旁一条发黑的跑道尽头拍岸的波涛中。在熄了灯火的机舱里，驾驶板上的荧光指针在驾驶员提心吊胆的目光注视下颤动。驾驶员前面一千二百码外短短跑道尽头就是地中海，黑黝黝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一片静寂。飞机装载了九百五十加仑汽油，比以前装载的要多。驾驶员里奥奈尔·德·马尔米埃上校知道，飞机已超载半吨以上。
他发动了两个发动机，直到他面前颤动的指针停在每分钟转速两千七。飞机抖了起来，德·马尔米埃可以感觉到身后飞机的尾翼在轻微地颤动。慢慢地，他的发动机温度升到了一百零四摄氏度，一百一十三度，一百二十二度。德·马尔米埃仍旧勒住飞机，把每分钟转速提高到他敢提高的程度。
“准备好了？”他问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
“准备好了。”那人回答。
德·马尔米埃一松刹，超载的飞机颤动了一下，然后向前面跑道冲去。德·马尔米埃感觉到超载飞机有些不情愿。黑色的跑道在他眼前往后掠去，把他向着地中海起伏的波涛越拉越近：六百码，八百码，九百码，但是飞机仍旧拒绝升空。现在德·马尔米埃可以看到荧光闪闪的大海的白色浪沫向他涌来：一千一百码。他最后一次强迫他的飞机。他感觉到它慢慢地不情愿地升高了几英尺。德·马尔米埃就在机翼下的波涛上面滑过去，他把飞机保持水平，慢慢地加速。然后他翘起了机翼的阻力板，开始向上爬升。他回头看到直布罗陀高耸入云的黑色岩石落到了身后，不禁松了一口气。他刚刚完成了他一万五千飞行小时中最困难的一次起飞。
在他后面的机舱中，夏尔·戴高乐放松了安全带，伸手到军装口袋中摸雪茄。他一言不发地不顾德·马尔米埃的规定，把雪茄放入口中，点燃了它。
是戴高乐本人不顾他的副官们和英国主人的劝告，下令起飞的。原定派来送他到法国去的第二架飞行堡垒在直布罗陀降落时擦伤了一只轮胎，要花二十四小时才能换个新轮胎起飞。戴高乐听到这耽搁的消息后就对表示不同意的主人说：“我要按预定计划在十一点起飞，我坐我自己的飞机。”
为了洛克希德公司的洛德斯塔型专机“法兰西号”这次最远的长途飞行，德·马尔米埃珍惜他的宝贵汽油，因此把方向对准北方，绕过葡萄牙南部的圣文森角的灯塔，然后沿着葡萄牙海岸北飞。里斯本市就在前面招手，那是灯光管制的世界中一片光亮的奇迹。再往前，在西班牙西北端，是他最后的一个灯塔，菲尼斯特尔角的灯塔。从那里开始，他就几乎向正北直飞，走三五七度航线，沿着黑黝黝的、令人生畏的法国占领区海岸，一直到他在英格兰南端找到一架等在那里的皇家空军护航机。
在黑暗的静寂的客舱里，戴高乐的副官克劳德·居伊呆呆地看着他面前的橘黄色小火光，心里在想，真是奇怪，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今竟系在“熄了灯的飞机里面一支发光的雪茄烟头上”。
七
［八月二十日］
第一道曙光划破了经过一夜风雨仍有乌云残存的天空。一阵新的沉寂笼罩着全市。巴黎在受到创伤之后仍旧感到晕头转向，在这八月二十日星期天的早晨，似乎可以停下来清点它受的创伤。
这个潮湿的星期天将为从睡梦中醒来的首都带来喧扰、反差和混乱。对于少数巴黎人来说，这不过又是一个星期天。在头一天市内发生最激烈战斗的地方，圣母院南面的塞纳河河岸上，已有五六个钓鱼的在试浑浊的河水了。在布洛涅森林，即使起义也不能阻挠少数几个服饰讲究的星期天骑手在树荫下的专用马道上一试早晨的慢跑。
在星期天一早这几个小时里，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于凌晨三点钟谈妥的不稳的停火暂时平息了头一天的暴力行动。不论是对占领者还是被占领者，这次停火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有片刻的时间可以衡量一下星期六动乱会带来的恶果。
德国卫戍部队对他们占领四年来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这个城市突然表现出来的怒火感到吃惊而不知所措，不过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还是利用了这几个小时的平静，抓住机会写一封最后的信回家。四十二岁的埃里克·汪达姆中士可以从他克里翁饭店的窗口，看到劳役队的工人把反坦克炮的铁桩打进协和广场的人行便道。他向在另一个首都柏林的妻子写信道：“亲爱的乌苏拉：很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得不到我的音讯。我有一种感觉，这里的情况正在急剧恶化。”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奥托·克希纳准尉却开了个阴森森的玩笑。他在荣军院明信片的背面给妻子弗里达尔写道：“这是法国人埋葬拿破仑的地方。好好瞧一眼。此明信片收到之日，它可能已经不再存在了。”第一高射炮旅保尔·夏洛克中士来不及写完信就出去巡逻了。他的信一开始说：“亲爱的妈妈：我担心这个我这么喜欢的城市就要变成一堆废墟了。”夏洛克把信折叠好。放进皮夹里。两年后信才送来。夏洛克刚把它放好不久，就被艺术桥附近法国国内部队重伤，做了俘虏。
军事警察奥托·尼茨基上尉以其德意志民族的彻底作风，对巴黎的酒吧和妓院进行了每天早晨的例行检查。在普罗旺斯路一家妓院里，尼茨基在妓院老鸨的惊恐目光注视下，发现有个少校躺在床上，他是那天早晨还留在这些一般来说顾客盈门的地方的唯一的德国人。他拔出手枪打灭了头顶上的吊灯，嘴里还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醉意未消的胡话：“要把咱们赶出去，他们还等什么呀？”
但是，这个城市里的德国人所接到的任务中没有比军事指挥部的军事警察鲁道夫·莱斯中士更加奇怪的了。
莱斯头一天还趴在蒙特贝洛河滨道的一垛石栏杆后，向警察总署里被困的警察开枪。今天早晨却在他头一天还要杀死的两个警察的左右护卫下，坐在巴黎警察总署的一辆汽车里，开往各处街道。他们担负宣布诺德林停火的使命。巴黎全市到处有身穿夏季衣裙和衬衫的男女赶到街头阅读墙上琳琅满目的招贴，那已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赞成或反对停火的相互矛盾的初步意见。在歌剧院大街和金字塔路转角处，惊奇的莱斯看到一家餐馆老板手持一瓶红葡萄酒和三只酒杯向他们的汽车奔来。于是在几个过路人惊奇的目光注视下，这个德国兵和两个警察相互碰杯，祝贺他们向巴黎宣布的停火成功。
八
亚历山大·巴罗迪和他一伙忠诚的戴高乐分子对华沙疮痍满目的景象心有余悸，因此，军事警察鲁道夫·莱斯和他身边两名警察所宣布的不稳定的停火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来拯救巴黎。在他们看来，这是个意外得来的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办法。他们以一种新创宗教的信徒的充沛精力争取在全市实行。他们什么策略都用上了。巴罗迪那天早晨用一句激动的话概括了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时间。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在巴黎，全市都有神秘的电话像潮涌一样打到法国国内部队的总部来，下令实行停火，往往借用国内部队共产党首脑“罗尔上校”的权威。他的一名助手接起电话，惊呆地发现有个不认识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下令实行停火。皮埃尔·柯尼希将军以严肃、有分寸的语气，从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全市人民警告说：“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夏尔·路泽在警察总署上任还不满二十四小时，就命令他的部下：“除非受到攻击或者挑衅，不得开火。”他把警车交给诺德林使用，在全市宣布停火。曾经飞到伦敦去警告盟国有可能发生这次起义的那个人，雅克·沙邦-戴尔马，在罗尔的一批部下面前大声说：“罗尔和他周围的那些人正在把巴黎引向大屠杀！”
共产党工会领袖安德烈·托莱特曾经以巧妙和精明的手段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前强行通过了发动起义的决议，如今巴罗迪以同样巧妙和精明的手段在同一政治机构，即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强行通过了停火。这些忧心忡忡的人头一天没有选择余地只好接受共产党的既成事实，如今巴罗迪向他们提出德方的停火要求。诺德林作为肖尔铁茨和巴罗迪的总部之间的中间人谈妥了停火的四点内容：承认法国国内部队是正规军，享受战俘待遇；德国人同意法国国内部队占据他们已占的公共建筑物；法国国内部队同意不攻击市内德军据点；德国人可以自由使用一系列明确规定的通道调动军队。用巴罗迪的财务主管亚历山大·德·圣法勒的话来说，巴罗迪告诉他前面那个人：“如果你签了一个停火协议，一方，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另一方则是还没有打过什么仗的法国国内部队的乌合之众，那么，因为签停火协议而丢脸的，是德国人，不是我们。”
为了支持他，沙邦-戴尔马勾画出严峻的军事现实状况：德国有半个军团等着通过巴黎撤退，这些军队和武器足以在巴黎街头制造阿道夫·希特勒的错乱神智所要求的瓦砾。沙邦和同他在一起的人们当时都不知道，就在他在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说话的时候，乔治·巴顿中将正在对他的参谋人员第一次做出对过早的起义生气的评论。他说：“既然是他们发动了这场该死的起义，那么就由他们来收场吧。”
巴罗迪和他周围的人由于行动快速和协调，似乎取胜在望。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把这场他们当初不能阻止的起义放“在水箱中”了。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进攻的迅速而猝不及防，还不知怎么还击。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用暴力来进行反击。
但是，在这个夏季的星期天大清早，就像婴儿学步一样胆怯和不稳的停火已开始在全市蔓延。巴黎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兴奋地拥上头一天还阒无一人的街头。对巴黎的千千万万普通市民来说，他们给星期六的暴力行动吓怕了，如今好不容易又可以放心呼吸了。在这闷热潮湿的早上，许多人觉得巴黎已经得救了。
埃梅·布莱少尉焦急的眼光又一次扫过了他前面仪器面板上的四根燃料指针。每根指针都代表他四只油箱中一只的存油量。三只已空了。布莱用手泵早已抽空了它们的最后一滴存油。如今第四只油箱的白色指针也开始降向零点。这位三十三岁的航行机械师心中明白，最后一只油箱中的油已不够半小时的飞行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这架洛德斯塔型“法兰西号”专机在暴风的袭击下迷失于雨雾之中，在英国海岸上空徘徊已有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寻找护航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把它带到诺曼底去安全着陆。坐在前面的那个人的话打断了布莱的愁思。
“燃料？”
“咱们快用光最后一只油箱了，”航行机械师回答驾驶员里奥奈尔·德·马尔米埃，“你玩不了多久了。”
德·马尔米埃的手因为神经紧张而出汗，他心中明白，他必须找到陆地。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这么做，没有仪器，不用无线电，不知高度，而同时，他的汽油将快用尽，机舱里还坐着那个抽着雪茄烟、肩负法国命运的人。德·马尔米埃把发动机减了速，慢慢地降下飞机的高度。布莱看着高度计下降到地面的水平，心中默默地祈祷，他们是在海峡上空，不是在陆地上空。在他们身后的客舱里，夏尔·戴高乐沉默无言，不动声色，望着窗外阴郁的世界。
“燃料？”德·马尔米埃问。
“还够用几分钟，上校。”
现在，在飞机下方，布莱可以看到海峡的白色波涛。接着，在他们的前面，英国海岸的灰色轮廓从雾中露出来。客舱门开了。戴高乐的副官克劳德·居伊走了进来。
“发生什么事啦？”居伊问道。
“咱们给抛弃了。”马尔米埃回答，“没有护航机。”他告诉居伊，他们只好在英国降落。
年轻的副官回到客舱。他对面前那个不动声色的人报告，护航的战斗机没有出现。
戴高乐叹了一口气。“这次是谁？”他问居伊，“是英国人？是美国人？还是他们串通一气？”
然后居伊报告他们的燃料快用尽了，只好在英国降落。
戴高乐伸直身子。“英国？”他问，“那绝对不行！告诉马尔米埃，我只在法国降落。”
“燃料？”马尔米埃又问他的航行机械师。
这次布莱咽了咽口水才说：“几乎空了。”
在海峡的汹涌海面上掠过的洛德斯塔型飞机只有一百码不到的能见度，现在转过头来向南面的法国海岸飞去。布莱握着手泵，把他们最后一个油箱里的最后几滴油抽出来。德·马尔米埃神经紧张地舔着嘴唇。布莱觉得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次在机舱里度过的几分钟那么难熬。这时，在他们前面出现了长长的低低的法国海岸。很快，那架飞机掠过了到处尽是碉堡和瓦砾的被人遗弃的海滩。德·马尔米埃茫然看着这一景色。他什么都认不出来。他知道他已没有时间去观察下面的乡野，弄清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了。
“布莱，”他命令说，“把这张地图送到后面的客人那里，看他是不是认得出咱们在哪里。”
戴高乐戴上眼镜，审视地图，又向窗外窥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过头来，把手指戳在诺曼底顶上一块陆地说：“咱们在这里，正好是瑟堡的东面。”布莱马上回去。
这时德·马尔米埃已经找到了方位。他们确是在瑟堡的东面，正好是戴高乐指的地方。德·马尔米埃已在俯降，在下面一条临时性的战斗机跑道上着陆。
飞机滑过预制模件铺成的跑道时，布莱的仪器面板上的一盏小红灯开始闪烁。这是洛德斯塔型“法兰西号”专机最后一个后备油箱的燃料耗尽的警告灯。它说明机上剩下的油只够一百二十秒钟的飞行了。戴高乐就是靠这两分钟之差，安全地返回法国——没有在英吉利海峡惨遭灭顶之灾。
没有人在莫佩图斯这条小小的跑道上迎接他。没有盛典，没有群众，只有泥泞和诺曼底的细雨。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向一所谷仓走去，那谷仓已改成临时机场的管理处。有个神情倦怠的官员走了出来，用他的轻机枪枪口对准居伊。他问道：“干什么呢，你们在这里？那架飞机上乘的是谁？”
“你把机枪挪开。”居伊告诉他。他宣布，机上的客人“是戴高乐将军本人”。
戴高乐及其一行坐一辆呼哧呼哧的木柴汽车开进了瑟堡。在那个疮痍满目的海港里，这一行精疲力竭、风尘仆仆的人只找到一把刀片可以刮胡须。戴高乐享有首先使用的荣誉。一行中其他的人按地位高低挨个儿使用。然后戴高乐叫居伊做两件事情：弄一张纸写他的讲话稿；安排与艾森豪威尔尽早见面。
几分钟以后在瑟堡市政府，柯尼希将军告诉戴高乐，“巴黎发生了暴动”。将军的反应很少有这么感情冲动。他的政敌已经向他提出了他久已怀疑会提出的挑战。如今骰子已经掷下。在入夜之前，他已决定，他必须让艾森威豪尔决定进军巴黎。
亚历山大·巴罗迪要迟到了。他推开吃了一半的午餐，那是他的巴黎总部唯一的俘虏，一个德国司务长为他精心准备的。在各餐之间，他被关在圣法勒的暖房里。巴罗迪向他的两个助手罗兰·普雷和爱弥尔·拉封做个姿势，就从桌边站起来，取起装满文件的黑色公文包，前去与他的负责军事的同僚雅克·沙邦-戴尔马会面了。他在入夜之前，也有一个目标要完成。他希望为戴高乐、为历史保存巴黎，而那天中午唯一可以做到使巴黎不受毁坏的办法只有诺德林的停火。
在外面等他的是一辆由一个身穿藏青制服的漂亮姑娘驾驶的雪铁龙汽车，她的衬衫袖子上戴着洛林十字袖章。圣法勒在窗口上看着他们的车开走。他心里想：“这真是太棒了。解放就在眼前，我们又可坐在司机驾驶的汽车里四处走了。”
九
在夏尔·戴高乐回到法国的那条雨中跑道二百一十英里以外，有个地下掩体，在掩体的底层，四十一岁的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在等候他的新任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回来。这个深藏在巴黎以北六十英里处苏瓦松不远的马吉瓦尔村村外已被弃置不用的采石场下面的B集团军新总部，代号叫“WⅡ”。四年以前，就在这个走廊、会议室、通讯中心交错的地下迷宫中，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曾经策划对英国的进犯。如今，在这些房间惨白的日光灯的照射下，莫德尔元帅却要监督一项不那么光彩的任务，即把德国武装部队撤出法国。自从莫德尔离开这里去做上任后的首次视察以后，四十八小时以来最高统帅部的急电就开始在斯派德尔的办公桌上堆积起来。这个态度温和的人是莫德尔的参谋长，这些命令使他心中对希特勒为法国首都注定的命运不存任何幻想。他是很少有办法防止的。由于自己也深陷于七月二十日的密谋中，斯派德尔已经怀疑自己在这个总部里的日子不多了。
门突然打开，莫德尔闯了进来，汉斯·斯派德尔吃了一惊，连忙合上他面前的一本皮面厚书。今天上午，这位蒂宾根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正在阅读蒙田的《随笔》第三卷。
斯派德尔后来记得，这位通常精力充沛的矮小元帅显得精疲力竭。他没有刮胡须，面容憔悴。一种不合他的性格的颓唐情绪笼罩着他。他一屁股坐在椅中。他告诉斯派德尔，他刚才结束的视察是一场噩梦，可以与他在东线受到的最严酷的考验相比。他吃惊地发现，情况比他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他的部下官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不振。前线——如果说还可称得上是前线的话——一片混乱。这次视察使希特勒的这位创造奇迹的人看到，他的第一个奇迹应该干什么。不管怎么样，莫德尔总得把西线的混乱整顿一下，恢复秩序。在这条拉得过长的分崩离析的战线上，莫德尔总得在什么地方为重整他的败军队伍进行一次争取时间的赌博。莫德尔不顾他几乎是盲目效忠的那个人发来的明确命令，不顾斯派德尔交给他的一大堆正式函电，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他决定在巴黎身上进行他的赌博。
有两个因素导致他做此决定。一是肖尔铁茨。从起义爆发之初，肖尔铁茨就有意地、有计划地低报巴黎动乱的程度。这天早晨从大巴黎司令部发来的报告是八月二十日星期日八点二十分发的，内称“一夜平静。只在晨间发生一些孤立的小接触”。星期六的报告也同样令人放心。根据那天上午放在他前面的这些报告，莫德尔没有理由相信，除了一些“恐怖”行动外，巴黎有什么问题。
［8］
二是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部二处I.G.斯陶勃瓦塞尔中校仔细斟酌过的每周敌情报告。那是在头天晚上准备好的，像往常一样。报告的核心问题是对敌人意图的估计。报告称，“盟军共有五十三个师”
［9］
准备沿卡昂-利雪公路向东推进，同时由北方和西北方从德里厄出发企图包围巴黎以南的塞纳河西岸的德军。该报告预言，他们会“在巴黎南面的奥尔良向东进击”。
报告最后说：“目前暂无大举进攻巴黎的危险。”作为最后的佐证，放在莫德尔面前的报告表示在法国首都正面的战线上只有“侦察活动”。莫德尔告诉斯派德尔，一切都证实他原来的看法：盟军不会直接进攻巴黎。这样莫德尔感到放心了，巴黎一时不会受到什么威胁，他就决定，他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解救巴黎南面塞纳河西岸受到威胁的德军。他要在盟军包围他们之前，把他们撤到塞纳河的这边来。然后他就建立希特勒作为首要任务交给他的“工事地带”。当最高统帅部命令中所答应的增援部队第二十七和二十六党卫军装甲师到达时，他们和他所能调动的第七军团余部就可以开过巴黎到郊外的坚固防御阵地上去。莫德尔向B集团军参谋部三处处长汉斯·冯·坦贝尔霍夫上校口授了一系列的命令，把他就任西线总司令以来的第一批决定付诸实施。不过他忽略了一件事。他没有告诉大巴黎司令，最高统帅部已把两个装甲师拨给了他。这点疏忽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莫德尔走后，斯派德尔沉思地站在办公室中央。在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十四年前在索尔邦当大学生时买来的三幅画的复制品。这些年来，不论他到何处，它们一直跟在他身边，甚至到这个地下要塞中来。它们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画的是杜伊勒里花园、凡尔赛宫、圣母院。戴眼镜的斯派德尔忽然想，它们是否也会成为希特勒对欧洲造成的疯狂灾难的一部分而被毁灭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