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莫里斯饭店的总部却没有复制的画装饰。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在巴黎地图的对面墙上，冯·阿尼姆伯爵挂了一幅诺曼底前线大地图。冯·肖尔铁茨可以在上面看到盟军对巴黎的钳形攻势的逐日推进，这在六十英里以外莫德尔的谍报头子也已看得很清楚。冯·肖尔铁茨早已预料到了。那一天他的估计是，盟军对巴黎市本身的进攻“在九月初以前不会进行”。
届时，冯·肖尔铁茨希望能保卫巴黎。这位性格拗强的矮壮的普鲁士人如今心里明白，这会是一项极不愉快的任务，但是他希望能完成它。他在巴黎的使命仍旧是冯·克鲁格在他到达后不久说的话所规定的：“巴黎必须予以保卫，而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它。”
他心里明白，希特勒的主意是把巴黎变成“巴黎要塞”
［10］
，逐家逐户进行争夺。这将意味着给这个城市带来不可估计的破坏。但是肖尔铁茨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从军事上来说很好的主意”。要做到希特勒所预期的，需要五个师。他知道他绝不可能从西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军队中抽调到那么多的军队。但是，冯·肖尔铁茨知道，只要有三个师自己就能把巴黎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战场，可以拖住敌军几个星期，最后把这个城市变成弹壳和瓦砾成堆的废墟。这样结束他的军人生涯并不光彩。但是冯·肖尔铁茨知道，一旦这些军队调到他的麾下，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这样做了，而他也是会这样做的。
这位矮壮的普鲁士人忧郁的沉思被他办公桌上那没有面容的黑色电话机的急促铃声所打断了。这是通过楼上冯·布莱森斯多夫的交换台给他直接接通最高统帅部和柏林的电话。现在，约德尔上将第三次打电话给他。约德尔嘶哑的声音向冯·肖尔铁茨表明，元首的这位总参谋长情绪极为愤怒。
他说，元首要他亲自解释，最高统帅部原来命令他在巴黎地区实行破坏，为什么至今连一份这方面的报告也没有从他那里收到。冯·肖尔铁茨对这问题既感到担心又感到难堪。柏林派来的四名专家那天早晨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结果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是一份准备十分缜密的计划，要把二百多个工厂毁坏，其中包括两家自行车厂，这不由得使肖尔铁茨感到好笑。这四个人不久就要回到柏林了。他不能再辩称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来掩饰他没有开始进行奉命要进行的破坏了。在电话线另一端那个不耐烦的人的催促下，肖尔铁茨做了一个解释。这是他唯一能做出的解释，也是他马上就后悔做出的解释。他告诉约德尔，他不能开始破坏是因为他的部下忙着对付首都各处爆发的“恐怖”活动。
肖尔铁茨后来回忆，约德尔闻言“大惊”。这句话是最高统帅部第一次听说，巴黎局势已经何等严重。约德尔沉默良久，显然是惊呆了。他刚刚离开希特勒的第一次每日例会。希特勒的命令还记在他的速记本上。希特勒再次强调了“对巴黎的保卫所赋予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卫”。
约德尔告诉冯·肖尔铁茨，元首听到巴黎发生动乱一定会震怒万分。他向巴黎司令警告，他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恢复市内秩序。
然后，为了使冯·肖尔铁茨充分理解他说话的分量，约德尔用一本正经、字斟句酌的口气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元首都期望你对指派给你指挥的地区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
听着外面诺曼底的细雨落在树上的簌簌声，最高统帅在他的舍尔勃斯特前沿司令部地图帐篷中的木板地上踱来踱去，这个前沿司令部设在科唐坦半岛南部的格朗维尔。艾森豪威尔是在耐心而坚定地等待他的访客。他认为他完全知道在这个八月的雨天里夏尔·戴高乐要的是什么：巴黎。他决定他还不能得到它。
像戴高乐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几小时以前获悉巴黎爆发了战斗。他知悉此事后“十分生气”。在他看来巴黎的暴动造成了“恰巧是我不想要的那种局势，这种局势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但可能迫使我们在准备好以前改变我们的计划”。艾森豪威尔相信，就是为了要改变这些计划，戴高乐才到他的舍尔勃斯特总部来。他不喜欢这个。他认为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戴高乐“企图让我们改变计划来适应他的政治需要”的讨厌习惯。对统率盟军的这位美国将军来说，“巴黎的政治因素是次要的”。他只操心一件事：同德国人作战。他不允许任何事情，哪怕是巴黎，把他的进度拖慢。当他听见来访客人的脚步声时，他又一次立誓“不让自己在巴黎问题上做出承诺”。
脾气倔强的夏尔·戴高乐心情忧郁地踩着湿草走向最高统帅的帐篷。他这天早晨回到法国来，搭的飞机汽油耗尽，着陆的空机场上只有一个态度冷漠的工作人员，刮胡须的刀片还是借来的，但他还是回来了，目的是要领导他的国家。在他的国家里，有千百万人听到过他的声音，但是没有见到过他的脸。对这千百万人来说，他是个影子，是个理想。如今他得让自己添上血肉，实现这个现在必须变成政治现实的理想。对他来说，巴黎的政治因素是至高无上的。由于共产党人已经叫嚷要夺权，对戴高乐来说，巴黎不仅是他个人的目标，也是国家的目标。当他拨开门帘走进最高统帅的帐篷时，戴高乐下定决心，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意志要占上风。
里奥奈尔·德·马尔米埃上校坐在洛德斯塔型专机“法兰西号”的驾驶舱里，看着那三个人踩着高及脚踝的野草慢慢地向飞机走来。戴高乐双手交叉在背后，独自走在前面两步。他的脑袋微微低着，垂着双肩，在他的驾驶员眼中，他似乎比以前所看到的“更加忧郁，更加茫然”。德·马尔米埃心中想，“全世界的重负”似乎都压在戴高乐的肩上了。
夏尔·戴高乐失败了：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改变计划，立即进迫巴黎。
他们的会见一开始就转入正题。艾森豪威尔用他有橡皮包着的指示棍一一指着各幅地图，向戴高乐解释“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在地图上勾划出他的后海神计划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对法国首都实行钳形包围的计划细节。那个文件的最后定稿刚刚在四十八小时以前送到他的桌上，也就是在巴黎警察总署升起三色旗之前二十四小时。由于战线不断变化，最高统帅对巴黎的解放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在久经阅历的戴高乐将军眼中，艾森豪威尔的地图所传出的信息是没有什么神秘的。艾森豪威尔的时间表不是他的时间表。
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戴高乐“马上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巴黎问题。他对此毫不掩饰。他说有来自城里共产党人的严重威胁”。
他警告最高统帅，如果他迟缓不进，他就有可能发现“巴黎出现灾难性的政治局面，可能对盟国作战努力具有破坏性”。
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的判断能力极为尊重，但他仍然拒绝改变计划。戴高乐怀疑他的犹豫是政治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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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统帅后来坚持说这是“纯粹军事性质的”。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时间“太早了”。他仍旧担心“我们可能因此陷入那里的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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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垂肩弯腰神情严肃地回到马尔米埃的飞机上的人来说，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成了一个严重的难题。它使戴高乐面临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几分钟以前，他曾对他面前的那个皱着眉头的美国人暗示这可能是什么决定。戴高乐以一本正经的得体态度告诉艾森豪威尔，巴黎的解放对法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因此，如有必要，他准备把法国第二装甲师从盟军指挥部下抽出来，由他自行派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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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高乐来说，巴黎这么重要，他为了得到它不惜粉碎盟国四年的团结。
戴高乐在登上他的洛德斯塔型专机“法兰西号”前，回头向他的年轻的担心的副官问了一句：“勒克莱尔将军在哪里？”
十
诺德林的停火开始在全市生效。对巴黎的法国国内部队共产党头目来说，这是叛国的行为。“罗尔上校”一早从电话中得知以后就倾全力来破坏它。在这个性格直来直去的布列塔尼人看来，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背叛，也是对他个人的背叛。四年以来，他一直孤身一人在暗中作战，等待这一可以领导一场公开的战斗来驱赶他的国家的征服者的时刻。现在，没有人可以剥夺他进行这场战斗的权利。
正像戴高乐派对手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全市实行停火一样，罗尔也用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手段来破坏停火。罗尔通过电话、信使，乃至他本人，重申他头一天的命令。他说：“起义是命令。只要巴黎的街道上还留有一个德国兵，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纪律严明的突击队自由枪手游击队发出紧急命令，不论在何处，一见德军就开枪射击。他决不让巴黎街头听不到枪声。寂静意味着停火已经被接受了。到了中午，为了支持他，共产党开始在巴黎墙头到处张贴标语，谴责停火是“消灭巴黎工人阶级”的诡计，以便让“那些仇恨和害怕人民的人做肮脏交易”。
罗尔以他布列塔尼血液中的顽强天性，努力要重建法国国内部队被戴高乐派为削弱他的地位而中断了的指挥系统。没有一场解放战争会比这场更加充满恶意，没有一个战场会比这场解放战争的战场更加奇异多变。认为共产党人要暗害他的那个骑自行车的戴高乐派伊冯·莫朗达觉得，好像“共产党人已准备成立新‘公社’，而我们戴高乐派已被选来扮演凡尔赛宫的绅士角色”。在安德烈·托莱特的心中，戴高乐派由于停火已犯了“叛国罪”，巴罗迪是在力图“削弱抵抗运动，抑制法国国内部队，一直到戴高乐准备好由他自己来解放巴黎”。
不论对戴高乐派或者他们的政敌来说，警察总署的庞大建筑物是他们的共同战场。在它迷宫一般的走廊和办公室里，两派都在争夺控制权。那天下午，走廊里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其程度不亚于头一天同德国人的作战。莫里斯·克里埃歇尔-瓦利蒙是共产党安插在那里煽动群众脱离戴高乐派的领导的，他要求警察们不服从他们的领袖。有一次激烈争辩时，戴高乐派财务负责人亚历山大·德·圣法勒一把抓住那个胖乎乎的共产党人的手，愤怒地叫道：“如果你继续进行你的起义，你的这只手将沾满千千万万被杀的巴黎人的血。”圣法勒后来回忆，瓦利蒙怀疑地看着自己的手。
隔几扇门，在另一会议室里，雅克·沙邦-戴尔马的一位年轻助手洛林·克鲁斯向他面前的那个毫不动摇的人竭力劝说，要他接受停火。他很焦急，因为共产党的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将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城市的涂炭，以及成片的废墟。但是站在他面前的人岿然不动，只是用蔑视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罗尔在面前桌上用力一拍，用跟他的对手同样冲动的话语做出了他的答复。克鲁斯永远忘不了他的话。
罗尔声称，“巴黎值得二十万条性命”。
在罗尔的不断催促下，起义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它在那天早些时候失去的势头。引人注意的九、十点钟的时候消失的枪声，如今又慢慢回到巴黎的街头来了。罗尔的共产党自由枪手游击队在全城都有纪律严明的组织，他们又向途经的德国巡逻兵开火。至于德国兵，有许多人本来不服冯·肖尔铁茨的停火令，就立即予以回击，或者自己率先开火。就像一件毛衣给拆开一样，停火开始垮了下来。
星期天上街闲逛的人，原来是由于好奇或者习惯出来的，一下子给夹在弹雨中间。
［14］
几个小时以前还兴高采烈地在窗户上挂出三色旗的住户如今发现已成了德国巡逻兵的靶子。
在塞纳河和圣日尔曼·德·普莱之间的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在“捕鱼猫路”和“心安息路”这样名字古怪的街道上，埋伏的法国国内部队小分队截获了四卡车的德国兵。他们有的人因为军服溅上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而着了火，叫着四散逃命，穿过这些独具风光的陋街小巷，成了这千年人间娱乐古城中的人体火炬奇观。
巴黎作为一个城市，整体来说，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己组织了起来。原来在秘密印刷所印地下报纸的那些人，如今印出许多传单，告诉大家怎样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或者树立街垒。巴黎的药剂师们由于有氯酸钾而成了军火库供应者。各医院早已秘密组织起来，现已由抵抗运动接管。学医的学生和姑娘们在公寓里、商店里建立了急救站。全市各地都有志愿担架员待命，他们大多数是青少年。在中央菜市场，法国国内部队仓库工人没收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食物供应，把许多饭馆改成施粥站。他们给挨饿的和没食物的居民一天发一盘热汤。
但是在这忙碌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的活动组织得比王宫广场一所正方形灰色建筑物里更有声有色了。那里是莫里哀之家，法国全国首屈一指的剧团。法兰西喜剧院的男男女女把这所古典剧场变成了医院和街垒据点。法兰西戏剧界的声音沙哑的女王玛丽·贝尔，两位最漂亮的年轻女演员丽丝·德拉马尔和莫妮·达尔美翻遍她们的戏装箱，找出了十七世纪的睡袍来改做临时性的护士制服。在志愿的担架员中有一位戴玳瑁边眼镜的态度安详的人。他主动担任值夜班，以为这样会安静一些。他想把这些天的印象记在纸上。他的名字是让-保尔·萨特。演员们在锅炉房打开了一个苦心积攒起来的军火库。为了补充他们不足的库存，他们还翻遍道具箱。雅克·达克米纳穿上了他上一部影片中的服装。当时他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上尉，他还一直保存着他这个角色使用的老式温切斯特步枪。另一个演员乔治·马夏尔是法国年轻人的鬈发偶像，他用一件少见的古老武器来武装自己。那是一支俗称“大笨蛋”的十八世纪大口径短程霰弹枪。
十一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内行的眼睛一望而知，天际的一片灰云预示他面前的这个城市又要遇到新的暴风雨。肖尔铁茨每天午饭以后总要站在莫里斯饭店的小阳台上平静地呼吸一下八月的温暖空气。在这个时刻，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把这个城市似乎沉醉于其中的中午睡意再拖长一些更使这位矮壮的德国将军感到惬意的了。但是，他已经可以听到轻型武器交火的隐约劈啪声在他前方的天际不断传来。它们的回声在肖尔铁茨的心中引起了不安的反响。
诺德林总领事建议的停火为肖尔铁茨的对手带来了意外的喘息，给肖尔铁茨也带来了同样的意外喘息。他看着罩在塞纳河上的树尖，心里在想，没有停火，警察总署也许还有整个城岛都已变成一片瓦砾了。这个想法倒并不叫肖尔铁茨感到寒心。他的命令毕竟是要不计代价维持市内秩序。对大巴黎司令来说，停火首先是避免流血摊牌的最后一个机会，否则巴黎和他的军队就会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之中。在他看来，这场冲突能避免最好，否则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他的军队还有另外更好的用途。但是如今看来，这个最后机会似乎已在迅速消失。
冯·肖尔铁茨一边听着这四处响起的枪声，一边在回想刚刚一个小时以前他同约德尔的谈话。他不得不承认，他不得不警告最高统帅部巴黎形势的严重性，这就使他不能再希望转移元首对他发生困难的任务的注意力。现在，他知道，希特勒不会让他有什么安宁。这位矮个子德国人心里明白，如果瑞典外交官不能以他的停火建议恢复巴黎秩序，希特勒就会逼迫他用暴力恢复秩序——或者派个愿意这么做的人来取代他。
电话铃声又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回到办公室里拿起听筒。这次是一通普通电话。他听到打电话的人要求同大巴黎司令本人通话。
“说话的就是。”冯·肖尔铁茨粗声粗气地说。
打电话的人自报了身份。这是圣克卢军事法庭的一名军官。他的话音十分得意，他向肖尔铁茨报告他在一辆满载军火和文件的汽车中抓获了三个自称是“戴高乐的部长”的平民。他说看来这是他们近几个月来在巴黎最重要的抓获。他问肖尔铁茨，这些人身带武器，是不是要当场枪决，还是交给来要人的保安处。
冯·肖尔铁茨的军队奉有见到平民携带武器格杀勿论的命令。他根据最初的本能就回答说：“是啊，当然，把他们枪毙掉。”接着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这些人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戴高乐派在这个城市的代表，那么，肖尔铁茨觉得，他们可能是能够恢复首都秩序的人。
“把他们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冯·肖尔铁茨命令道，“在你们处决他们以前我要见见他们。”
他们到来之前不久，诺德林总领事和“鲍比”·本德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是意外的巧合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有个漂亮的巴黎姑娘在亨利-马丹大街像每个星期天一样闲逛时看到有手铐铐着的三个人被押在一辆德国军队卡车上疾驰而过。她认出其中一个是她的未婚夫。诺德林恳求冯·肖尔铁茨找到这三个人，在他们被处决以前从党卫队那里救出来。他告诉这个德国人，他们是他在头一天晚上与之谈判订出协议的人。没有他们，这个城市的领导权肯定要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一个甚至是戴高乐的一名部长。他的名字，据诺德林告诉冯·肖尔铁茨，是亚历山大·巴罗迪。
将军的脸浮起了少有的笑容。“领事阁下，”他说，“看来他们就是我现在正在等待的三位先生。”
大巴黎司令轻轻地扶一扶他的单片眼镜，好奇地看着两个体格魁梧的德国军事警察推进来三个人。冯·肖尔铁茨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常常寻思，领导这场没有面孔的起义来反对他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样。他们是不是像他的谍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痞子”还是“共党”？这位德国人意外地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三个怯生生的人，同每天下班时充斥巴黎街道的许许多多小职员没有什么差别。
他仔细观察他们。接着，他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他感到奇怪，一个秘密抵抗运动的三名领袖居然蠢到这种程度，在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一辆满载军火和惹祸的文件的汽车，由司机驾驶着大模大样地逛大街。他问他们：“你们以为我的兵是童子军？”
但是冯·肖尔铁茨把他们带到办公室来不是为了一试他的讥嘲本领。叫他们到这里来是让他们从他的嘴里听到，如果他们已经接受的停火失败，等待巴黎的灾难将会是什么规模。他说，全市各处枪声又起。作为巴黎负责治安和他的军队的安全的军事总督，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暴力对付暴力。他向面前的三个人发出警告，他已下决心要保持进出巴黎的交通畅通。如果战斗再启，首都及其人民的后果可能是悲惨的。
冯·肖尔铁茨看到巴罗迪在他的恐吓下脸色有些发白。他马上不喜欢这个人了。巴罗迪腰板挺直，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一点也没有表示出肖尔铁茨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应有的谦卑和恭顺。现在轮到法国人回他话了。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也希望维持巴黎的秩序。但是他又说：“你，将军，指挥一支军队。你下命令，你的部下都遵守。抵抗运动是由许多派别组成的。我并不控制他们全部。”
冯·肖尔铁茨看了他很久。在几分钟以前，他还恨不得把这个傲慢的矮小的法国人在他窗户外的杜伊勒里花园枪毙掉。但是，他仍希望这次会见能有所收获。如果他的威胁确能使这三人信服，那么他们的权威可能有助于维持诺德林的停火。他转身向瑞典人说：“领事阁下，既然这些人是在停火后捕获的，我决定把他们交给你看管。”
说完话，这个德国人就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过来。他问巴罗迪是不是军官。法国人答是的，是后备军军官。“那么，”冯·肖尔铁茨说，“在两个军官之间，是允许这个姿态的。”这位普鲁士将军向刚被他饶了性命的人伸出手。
巴罗迪拒绝握手。
诺德林看到冯·肖尔铁茨骄傲的受到伤害的脸红了起来。这个姿态使冯·肖尔铁茨二十年后想起来仍耿耿于怀。但是他的怒意还不如把三个俘虏押来的那个军事警察大。当那个军官押着三个人下楼时，另外一个军官尖锐的耳朵听见了他在嘟囔“我们饶不了他们”。“鲍比”·本德抢在这些人的头里，先到街上。在他的左方，在里伏利路的路边，他看到有一辆派克车停在那里，发动机在空转。在司机身旁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在看着他们。在那人的面前，本德看到一架机枪的黑色枪口露在驾驶板上。
这位军事情报局人员走到诺德林的汽车打开的窗口边。他告诉那个瑞典人和同他一起的三个法国人，在他把自己的车发动之前别开车离开。
“鲍比”在几码以外的地方把他的雪铁龙跑车打着了火。跑车车盖下面有个秘密，等会儿就会救诺德林和同他在一起的三个戴高乐派领袖的性命。本德在战前就是雪铁龙代理商，在自己的车里安装了三速的赛车发动机，使它成了巴黎车速最快的汽车。他看到，诺德林的汽车启动后，不出所料，那辆黑色派克车就马上跟在后面。本德踩大了油门加速。
车胎擦地的“吱吱”声使冯·肖尔铁茨赶到阳台上来看。在里伏利路尽头，协和广场的口上，他看到本德的雪铁龙跑车超过黑色派克车，以直角的角度切入，拦在它前面不让它过去。而诺德林的黑色雪铁龙车车头飘着瑞典小国旗，已消失在广场对面。冯·肖尔铁茨明白了。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保安处那些好杀成性的人本想要回他刚释放的这三个戴高乐分子。他们准备用机枪扫射他们，连同和他们在一起的瑞典总领事，就在他自己的大门口。
“我的天，”冯·肖尔铁茨想，“他们真幸运。”
那两个人在烛光下削梨当晚餐。那天晚上他们在圣农拉布勒泰什村这所年久失修的别墅中藏匿，在别墅里他们只找到几个熟过头的水果可以果腹。在别墅生锈的十七世纪的大门外，他们可以听到雨水泼溅在鹅卵石铺的街上的声音和更加不祥的占领小镇的党卫军士兵走过的皮靴声。罗杰·加洛瓦少校和他的向导罗贝尔·莫诺医生都十分泄气。他们试了半天，最远只能走到这个村子，它距巴黎只有十八英里，仍在德国的战线里面。
加洛瓦是罗尔的巴黎法国国内部队的参谋长，他奉令跟随莫诺穿过德军防线，去执行他为抵抗运动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他是由罗尔派去要求盟军大批空投武器，罗尔希望以此完成起义，在巴黎确立共产党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一派的胜利地位。
加洛瓦和莫诺是老朋友，但他们一起在这个潮湿的别墅过夜则纯属巧合。莫诺医生是巴黎周围地区的卫生督导，同时又领导该地区为抵抗运动服务的医疗活动。他有一辆汽车，还有足够的德军通行证，如果要去柏林也能办到。就是由于这稀有的特权，他产生了这个“求援使命”的念头。
几个星期以来，莫诺一直看着共产党在抵抗运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安插自己的人，甚至打入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莫诺认为起义是共产党政变的第一步。他下定决心要尽可能阻挠他们。星期六晚上他通过他的一个下属发现德军防线有个缺口，可以派使者溜过去找盟军。他就向罗尔建议由他做向导领个人出去“跟盟军建立联络并要求军火”。不出他的所料，罗尔抓住了这念头。
在这潮湿阴暗的别墅里，莫诺用他的安详的、有条有理的职业口气告诉加洛瓦，要求在巴黎空投武器是个残酷而又轻率的错误。要求美国人在巴黎空投哪怕是“一盒子弹”，只会有一个结果：帮助共产党政变。这位医生主张，这次使命的目的不应是武器，而是促使盟军，尤其是戴高乐尽快开进巴黎。
加洛瓦知道罗尔并不急于看到盟军的薛尔曼型坦克开进巴黎街道，装甲板上漆着巨大的白星。法国国内部队共产党领袖要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机枪，不是他的士兵。要得到这些武器，罗尔犯了一个策略错误，他派了他的参谋人员中唯一可能听信莫诺医生的迫切呼吁的人去担负这一使命。
房间里的那支蜡烛烧尽熄灭了，黑暗的别墅沉寂了很长时间。最后加洛瓦说：“罗贝尔，我想你是对的。”
雨仍泼在他们头顶的灰瓦上，两个人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抵抗运动中一个无名的法国人罗杰·加洛瓦伪装成一个男护士，终于完成了甚至夏尔·戴高乐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将说服德威特·艾森豪威尔改变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进攻巴黎。
十二
［八月二十一日］
这是个阴谋之夜。无月的夜空下，诺曼底的苹果园一片黑暗和静寂。树林之间分布着低低的帐篷，它们的尖顶轮廓几乎看不清楚。离黎明还有一个小时。从果园出来通向埃库歇小村的那条窄路旁，停着一辆指挥车。车灯熄灭，发动机轻轻空转。一个高大的身影无声无息地踩着沾满露珠的野草进了汽车，坐在司机旁边。他随身带着一只用乍得羚羊皮制的公文包，里面有张白纸和一张十万比一的地图，上面盖有编号10G的印戳。地图中心的一个不规则的大黑块就是巴黎市。
指挥车开始轻轻向前滑动时，另外有一个人影从黑暗中出现，他的手杖拍打着潮湿的野草。他对汽车中的乘客轻轻说了一句话：“你真幸运。”
持杖的人是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法军第二装甲师师长，他的司令部帐篷正隐藏在这个果园里。他未经授权，自作主张，下令偷偷进军。
勒克莱尔刚才轻声送别的那个人是三十四岁的雅克·德·吉列朋中校，经过埃库歇的这条路通向他所携地图上的那个黑块。解放大军所有的官兵中，是他第一个向法国首都进军。他率领十七辆轻型坦克、十辆装甲车和两排步兵，就要在“自由的首都中代表法国军队”，担任巴黎第一任法国军事总督。
吉列朋离开后，他的精选部队的其他官兵都悄悄地爬上车辆，开始向埃库歇村外集合点开去。他们选自隐藏在诺曼底乡间的该装甲师的各个营地，这样别人就很难注意到他们的缺席。他们的炊具箱、背包、油槽车都满装足够的弹药、C型军粮、燃料，足可以把他们送到斯特拉斯堡。每个军官在出发以前都收到一张黄纸条，上面有吉列朋亲笔写的“机密”字样，其中有他给他们做这次一百二十二英里征途的最重要的一条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句简赅的话：“不计代价避开美国人。”
勒克莱尔独自坐在他指挥车的踏板上沉思，一边听着吉列朋的指挥车的声音在夜色中远去，一边想着他刚才采取的大胆行动。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公开违抗他所依赖的盟军司令部的行为。但是，勒克莱尔有个诺言要实现，这是他三年以前在利比亚沙漠中攻克第一个敌军阵地、一个叫考夫拉的要塞时所许下的诺言。在那里，距离法国首都一千八百英里，他立誓有一天要解放巴黎。
在他和诺曼底前线唯一的法国师的官兵不耐烦地等候在苹果园的时候，盟军司令部的其他各师已经快逼近巴黎了。他担心盟军会丢下他径自进攻巴黎。六天以前，他曾写信给巴顿将军，如果他的师不参加解放巴黎，就请免去他的师长职务。为了确保这一光荣不致完全在他的手中溜掉，他派吉列朋开车去埃库歇的那条路。
在夏尔·戴高乐扬言要把法军第二装甲师撤离盟军司令部的三天以前，勒克莱尔就已在独立准备该师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了。德威特·艾森豪威尔错了，第二装甲师有能力不需盟军帮助就进行调动。它可以一直调动到巴黎。四天以来，在勒克莱尔的命令下，他的油车领双份的油，一天四吨，而不是两吨。他的各团团长没有呈报车辆损失，因此可以继续为他们被击毁的车辆和大炮领取原来配给的燃料和弹药。而且，在过去的三个夜里，该师官兵躲开美军岗哨，趁夜色从盟军的供应仓库中把他们需要的余下燃料和弹药取走了。在今天天还未明的时候，法军第二装甲师的两千辆军车和一万六千名官兵都已准备就绪，可以随雅克·德·吉列朋指挥车的车辙开往巴黎，如果勒克莱尔——或者戴高乐——给他们下命令的话。不过，尽管勒克莱尔拼命向美国上级呼吁，除了要他“耐心静候”以外，他没有接到别的命令。
现在，坐在指挥车的踏板上，勒克莱尔是满足的。他的师至少有一支象征性的先遣队，由像他一样的一个庇卡底人指挥，已在去巴黎的大路上了。他自己不久也将走上这条路。他现在只有一件担心的事：不能让他的美国上级发现他的这个行动，要把他们蒙在鼓里，直到他们来不及制止。
他在去睡觉以前，又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他叫醒他的警卫长阿兰·德·布瓦修上尉。勒克莱尔用手杖指一指他前面的一辆吉普车和帐篷，告诉布瓦修把那个帐篷里的两个人变相绑架一天。勒克莱尔命令道：“带他们去观光游览一下。”在他师里的一万六千官兵中，狄克·里夫坎德中尉和鲍伯·霍伊上尉是唯一可能把吉列朋的失踪向勒克莱尔的美军第五兵团上级报告的。他们是他的美军联络官。
房间里的唯一声响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钢笔的簌簌声。在外面，巴黎的黑暗街道笼罩在沉寂之中。在编号10G地图上的那一大黑块中央，距黎明还有一小时。
放在冯·肖尔铁茨的臂肘旁，用一张棕色牛皮纸包的，是德国将领的厨房今年夏天能够提供的最珍贵的礼物：一包咖啡。这是他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头一天晚上从莫里斯饭店的厨房里“征用”来的。冯·肖尔铁茨没有刮胡须，他身穿绒布睡袍，写完了要同那包咖啡一起发出给他在巴登－巴登的妻子的信，这是三年半来他发出的最后一封信。
他写道：“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总是努力去履行我的职责，常常必须祈求上帝帮助我寻找履行职责的道路。”接着他问妻子，他们的四个月的儿子铁莫是否开始长乳牙了，并要她代他亲一亲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安娜·芭芭拉。他说：“不论将来发生什么，她们一定会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当他听到卧室门外有人在轻敲时，他几乎快写完了。
站在黑魆魆的门口，等着把他的最后一封信送到巴登-巴登去的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全巴黎唯一信任的人。阿道夫·冯·卡洛维茨是他的表兄弟，也是他的亲信和顾问。冯·肖尔铁茨是从柏林把他带到巴黎来的，他在柏林是赫尔曼·戈林飞机机身制造厂的厂长。如今巴黎已经发生战事，阿道夫·冯·卡洛维茨就要趁最后一小时天黑的保护回德国去。
两人互相拥抱了一下。“好好干，狄特。”冯·卡洛维茨对穿着绒布睡袍没有梳洗的矮小将军轻轻地说，然后他转身就走了。冯·肖尔铁茨看着他身后的门碰上，心里在想，他是不是能再见到这个人，或者他送信去的那个女人。他听着表兄弟的皮鞋声在饭店走廊中逐渐远去。脚步声最后消失时，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忽然想起，在这个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里，他如今是孤身一人，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孤身一人。
在巴黎的另一头，有一批人偷偷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溜过。在这批无声无息地钻到巴黎给水排水局总部地下室一道活动地板门下面去的人中，有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罗尔上校”。罗尔悄悄地走下了一百三十八级石阶，到了他的新地下指挥所。在最后一级石阶下面，一扇钢板门开了。在这里，在四十代巴黎人的骷髅和骨架中间，在巴黎的地基上，就是他如今要指挥距头上九十英尺的街道上的战斗的秘密要塞。这个要塞的代号叫“杜洛克”，那是另外一个法国军人拿破仑麾下一位元帅的名字。它的门通向城市地下的一个城，那就是在巴黎地基下通过，供它排水、地铁和墓窖使用的三百英里长的隧道。
罗尔走进“杜洛克”，把手电的光束扫过里面房间的每一角落，做了他第一次满意的视察。罗尔在二十年后还记起他当时很觉意外，在他头顶上的通风机上，他的手电光照到了通风机制造厂家的名牌。他很熟悉那个名字和那定制的机器。八年前，在他离开法国去西班牙时，亨利·唐居伊还是在内西兄弟公司做工的一个普通钢铁工人，曾经把这台通风机的铁板焊接在一起，如今这台通风机要在他一生最光辉的时刻为他过滤所呼吸的空气。
这天清晨他遇到的意外还不止于此。在这个秘密的藏匿处有一台电话机，这是一种特殊的电话机，与巴黎的电话系统没有联系，只通巴黎给水排水局的二百五十个控制站。因此它不受德军的监听，罗尔不久就要用它来指挥起义。电话铃响了。在暗室中听到这铃声，同罗尔一起下来的人都吓呆了。他们的向导是这地下室的专职看管人，他拿起听筒。罗尔听到从听筒中发出两个清晰的喉音字，整个小屋都能听到。它们是：“没事？”
“是的，是的，”罗尔的向导答，“没事。”
两英里以外，在克里翁饭店三四七号房间里，军事指挥部的奥托·杜默勒中尉感到了放心，他挂了电话。杜默勒是唯一一个知道杜洛克的存在的德国人，他熟悉巴黎的下水道就像他熟悉他的故乡斯图加特的街道一样。他是负责维持下水道的保养、安全和防御的德国军官。两年以来每天早晨，他像机器一样准时，打电话给杜洛克的看管员，问那个问题。在这一星期内，每天早晨他都在这固定的时间里打电话，并从他的同胞正在与之作战的起义总部接到这同一的叫他放心的回答：“没事。”
一个送信的跑下石阶到了杜洛克，他跨过门槛后就把一包匆忙包扎的东西掷在桌上。这是新时代开始的第一批报纸，仍散发着油墨的气味。这些报纸的名字宣布了新时代的来临：《解放了的巴黎人报》、《解放报》、《保卫法国报》。罗尔连忙打开。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是像巴黎地上铺的石块一样历史悠久的战斗口号。这是罗尔自己提出来的口号。他想以此事使起义具有新的动力，动员首都人民。如今他能够通过这个新的媒介向他们直接说话了。在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这些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是：“到街垒去！”
十三
从圣克卢区的塞纳河岸到庞坦和圣但尼阴暗的工业区贫民窟，从蒙马特尔的斜坡经过拉丁区的弯弯曲曲小巷到蒙帕纳斯的远处，罗尔的街垒就像四月雨后的水仙一样出现在巴黎的人行道上。到日落时已有好几十个。到盟军到达时就将有四百多个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街垒出现，像筑起它们的人一样伟大。
在圣雅克路转角处，教区神父嘴里衔着烟斗，教袍束在膝盖以上，向教区的教民们示范，教他们怎么筑街垒——他原来是个工程师。他们在街垒上面竖了希特勒和戈林的巨幅肖像。在距塞纳河一个街区的小木箱路，被围的警察总署对面，带领大家筑街垒的是个叫科莱特·布里安的妇女，她精力充沛的脑袋被一顶德军大钢盔遮没了。
凡是能够搬动的东西都堆起来当街垒。妇女和儿童从街上挖起铺路石，又传递给下一个人。民防沙袋、下水道铁格栅、树木、烧毁的德国军车、庞大的钢琴、床垫、家具、上面漆着“全国彩票今晚开奖”和“禁止小便”的旧招牌，全都用上了。在太子路和城岛尖端的新桥，一只生锈的绿色小便桶神气活现地成了街垒的核心。在布西路，一家古董店老板把地窖里的存货都清理出来加固他门前的街垒。
全市最神气的街垒也许是一群工程系学生在拉丁区中心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转角处筑的石块街垒了。这个街垒全部由铺路的石块筑成，六英尺厚，控制着巴黎市内一个关键的交叉路口，不久就以“死亡十字路口”闻名。
在法兰西喜剧院对面的宇宙咖啡馆门前，剧院的演员们筑了自己的街垒，用布景库里的剩余布景来充实它的规模。他们觉得不够壮实，也不显眼，决定用心理战来抵御德军坦克，在街垒周围放了许多瓶瓶罐罐，上面写着：“注意！地雷！”整整一个星期里，没有一辆德军坦克胆敢进入他们这一脆弱的堡垒射程之内。
对罗尔来说，街垒的迅速出现是一件令他极其满意的事。现在他操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了：武器。他在前一天曾经向沙邦-戴尔马的年轻助手洛林·克鲁斯发过誓，为了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如今他向他要求得到武器，以求这些死者中占相当大比例的是德国人。他不知加洛瓦和他使命的结果。他要求盟军在全市大规模空投武器。他向克鲁斯提出一份清单，要求一万枚加门手榴弹，五吨塑料，几万英尺毕克福导火线以及其他武器弹药。提出这要求是抱着厌恶和怀疑心情的。这些要求必须经过沙邦-戴尔马控制的电台，罗尔怀疑不会到达伦敦，即使到达，也无人理睬。
那个壮硕的年轻人“砰”的放下了电话听筒。伊冯·莫朗达急需三十名忠于戴高乐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但在巴黎所有的武装人员中他连一个也没有找到。这位工会活动家十天以前还相信共产党要杀他，如今在戴高乐派一个名叫“夺权计划”的大胆赌博中饰演关键角色。他心里明白，他得单独，或者说几乎是单独进行这场赌博。他要占领法国总理府马蒂尼翁大厦，只有一个人准备协助他：他的脸上长有酒窝的金发女秘书兼未婚妻克莱尔。
在莫朗达和克莱尔所在的圣奥古斯丁路这所朴素的公寓里，亚历山大·巴罗迪在几分钟以前决定发动这个行动。巴罗迪和莫朗达后来承认，经过周密策划并得到伦敦批准的“夺权计划”不过是“一次心理上的虚张声势”而已。
巴罗迪知道，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头天晚上的姿态救了他一命，但这可能有损他的权威。他原本希望能拯救巴黎的停火正在分崩离析，他希望冻结的起义又在向前推进。在他看来，如果要停火成功，时间似乎不多，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当他对手的注意力仍放在停火上时，巴罗迪决心利用这最后几个小时来保证将来，而不是保持目前。
巴罗迪打算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在起义的巴黎公开树立夏尔·戴高乐的政府。他要用“夺权计划”抢在共产党之前先占据巴黎的权力中心。
戴高乐内阁的每一位部长在首都都有一个缜密挑选出来的替身，他们在部长们到达之前代理部长职务。根据“夺权计划”，巴罗迪要尽可能把他们安置在各部里，然后，他决定要在总理府马蒂尼翁大厦召集他们开一次象征性的内阁会议。在那里，他将以挑战的姿态公开向首都宣布，戴高乐政府已转入地上，开始执行职责。如果共产党要篡夺这些权力机构，他们就必须先把巴罗迪的人赶走，然后公开否认他建立的权力机构。
为了支持他，在法布里的突击队等待“午饭吃得好吗，雅各？”
［15］
暗号的图松高地上，巴罗迪的总代表处的戴高乐派已经开始从他们隐藏的军械库偷运武器进巴黎了。他们将用这些武器来武装自己的禁卫军，名叫“政府卫队”。这是由忠诚的戴高乐分子和警察部队、宪兵队、别动队中的可靠分子组成的。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将奉令守住法国首都以待夏尔·戴高乐的到达，他们知道他们可能需要保卫他们如今占据的那些建筑物。而且，他们也担心，向他们攻击的人可能不仅限于穿灰绿军装的德国军队。
现在，二十六岁的工会活动家莫朗达决定开始进行这场政治权力的争夺，他拉开圣奥古斯丁路公寓的窗帘，以抵抗运动战士的本能，检查了下面的街道。令他吃惊的是，街口尽是德国兵。这所大楼给包围了。他绝望地想，他们的会议给出卖了。离解放还有好几天，他就要落入秘密警察之手。
莫朗达忽然发现他弄错了。他真的有点不相信，但感到放心。原来他窗下的德国兵在搜查隔壁一家妓院。
莫朗达下了楼。骑了一辆自行车去接管法国总理府。克莱尔坐在前面车梁上。精细的笛卡尔式的逻辑使他直奔香榭丽舍脚下的马蒂尼翁大街。他意想不到地发现，马蒂尼翁大街上唯一的公共建筑飘扬着
字旗，由德国兵守卫。莫朗达蹬车追上这条空荡荡的街道上唯一的一个法国人，那是一个遛狗的头戴圆礼帽的老年人。莫朗达不好意思地向他问路。派去占领法国总理府的这个年轻的戴高乐分子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总理府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