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在法国德占区北部铁路指挥部工作的三十九岁的铁路工人海因里希·豪塞在这阳光明媚的八月早晨不需要向别人问路。肥胖而自满的豪塞和他的四十八名同事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要回德国家中去。
豪塞作为巴蒂尼奥勒车站扳道工长，在巴黎已经待了八个月。他的生活一半是在车站，一半是在他所住的克里希广场的士兵之家度过的。头天晚上，豪塞和他的战友们在士兵之家的大餐厅里庆祝他们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在吃普通的通心粉时喝了一大通香槟酒，醉得糊里糊涂，心情阴郁。豪塞的眼睛里满盈着泪水，挥舞着香槟酒杯，领着这批人高唱“在那莱茵河上，在那美丽的莱茵河上”，士兵之家的女子乐队跟着他的忧伤歌声做最后一次演奏。豪塞和他的朋友接着在他房里继续他们的告别宴会，整宵狂饮白兰地和香槟酒来浇去他们最后的占领痕迹。
眼下，他酒后头痛欲裂，使他毕生难忘。他等待着他的上级铁路总监瓦克答应派来撤退巴蒂尼奥勒车站的铁路工人的卡车。从黎明开始，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士兵就一直忙碌着在车站及周围所有设施底下埋雷。豪塞知道在几小时以内就会爆炸，他们如果不快离开，就只好听任已经充斥附近一带的法国“恐怖分子”的宰割了。
卡车没有到达。不过这并不使海因里希·豪塞担心。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只担任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不会赢来铁十字奖章。他管的是铁路。他可以利用铁路把自己送出巴黎。在这空荡荡的火车站里，路轨上有一台旧机车，后面挂着一节货车。豪塞和他的战友们可以把它开到莱茵河去，他们的美丽的莱茵河去。这事做起来很容易。他们对巴黎铁路线网了如指掌。豪塞爬上了他的扳道塔，做了一件他闭着眼睛也能做的事：他扳了一下扳道器，这样他们的机车就可以驶过勒布尔热机场，一路开向斯特拉斯堡和德国了。
在机车启动时喷出的一阵蒸汽中，这四十九个人就像任何一批干完了一天的活回家的铁路工人一样，缓缓地出了车站，把巴黎咄咄逼人的气氛全都丢在身后了。对豪塞和他的同伴来说，如今只怕一件事了——盟军的飞机。豪塞在货车小后窗里，长久地望着圣心教堂的白色穹顶在他身后的落日阳光中闪烁。接着他就瞌睡了一会儿。
几分钟后醒来时，豪塞朝窗外一看。他惊奇地擦一擦眼睛。太阳好像改变了方向。现在它是从机车的前面，而不是从后面照过来。他跳了起来，盛怒之下，开始猛推他的同伴。“这些猪猡！”他叫道，“他们扳了道岔。咱们又回巴黎来了！”
伊冯·莫朗达终于到了他要去的地方。他找到了马蒂尼翁大厦。它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塞纳河对岸瓦伦路上，地处左岸的深处。他把自行车靠在它的黄色石墙边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与克莱尔走向漆成绿色的大门，在四天以前皮埃尔·赖伐尔走后大门就关上了。莫朗达坚定地敲了门。门上的窥视孔打开了。莫朗达对孔眼里的那张脸说，他来见警卫队长。木板大门恭顺地开了。
门开后所呈现的景象，令莫朗达惊得目瞪口呆。在砾石铺的院子里，有一百多名赖伐尔的警卫，他们的武器整齐地码放着，手榴弹插在他们黑色制服的皮带里。在一片沉寂中（莫朗达希望这是谨慎的尊重的沉寂），莫朗达挽着克莱尔，站在院子的一角。
“给你，伊冯，”克莱尔轻声耳语，“把这套上。”她把三色袖章递给莫朗达。然后，她手指灵巧地把自己的袖章也套上衣服的袖子。警卫队长是个矮矮的神气活现的人，他走过白色沙砾，向他们走过来。莫朗达不知怎么是好。巴罗迪曾经告诉他“如遇反抗，立即离开”，莫朗达心里想：“如果有反抗，我是要躺在棺材中离开了。”
“我是这里的队长，”那个矮个子在他面前粗声粗气地说，“你有何贵干？”
就在这一瞬间，莫朗达决定了该怎么办。他用自己也感到意外的一种洪亮的声音、权威的口气宣布：“我是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义来接管这里的。”
那个矮个子四年以来一直效忠于维希政府，一听到这话就马上立正。“遵命，”他说，“我一直是个坚定的共和派。”
他下令全体警卫立正，于是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克莱尔和上身只穿衬衫的莫朗达走过他们的行列，上了这雄伟庄严的府邸的大理石台阶。在台阶顶上等候他们的是身穿黑色燕尾服，系白色领结，胸前用一条链条挂着沉甸甸的银制官印的总理府总管。
他煞有介事地一鞠躬，用戴了白手套的手优雅地一挥，表示欢迎他们莅临府邸。然后他带他们做了一次巡视。他给他们看了赖伐尔的空办公室，办公桌上的抽屉还打开着没有关上。他又引他们到楼上看居住层，经过精致华美的套房，大理石铺地的浴室，皮埃尔·赖伐尔四天之前还在烛光下在这里洗了最后一次澡。总管后来提示，也许莫朗达想把隔壁的绿色房间留作个人自用。
莫朗达问，什么是绿色房间？戴着白手套的府邸总管一点儿也没有露出意外神色，告诉这间房间的新主人：“这是法国总理的卧室。”
机工热尔曼·贝尔顿平伏在布特肖蒙铁路隧道口上沿克里米亚路边的护壁后面，看了一眼手表。在七分钟之后，巴蒂尼奥勒车站的老机车就要出现在他步枪的射程之内了。十五分钟以前，在一家幼儿园教室改成的法国国内部队总部里，他得到消息，有一列德国货车开向伊夫里郊区，将在一刻钟之后经过布特肖蒙隧道。贝尔顿和他的部下就连忙进入他们的阵地，准备伏击这意外送上门来的猎物。
在过去一个小时里，这列货车车轮的滚动一声又一声地把海因里希·豪塞和他的四十八名同伴越送越远离目的地。他们的机车和唯一的一节货车呼哧呼哧地直奔伊夫里郊区。过不了多久，他们将在这迷宫一般的岔道中自北至南穿过巴黎。海因里希·豪塞和他的宿醉未醒的同伴将直奔美军战线，而不是美丽的莱茵河岸。
突然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进了布特肖蒙隧道。在隧道另一头，热尔曼·贝尔顿在克里米亚路桥上向前望，校准他的莱倍尔步枪的瞄准器。
他的部下一见机车就开了火。机车司机猛地倒过方向，把列车倒进隧道。在车厢里，豪塞趴倒在地。在黑暗中，他注意到有另一列车在旁边的轨道上刹车。他划了一根火柴，向它走过去。在颤动的火柴光中，他看到一大堆木板箱，每一只木板箱上都贴着一张白色标签，吓得连忙把火柴头扔在地上。这白色标签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下面的字是“注意—危险”
［16］
。豪塞和他的四十八个同伴现困在隧道里，而旁边却是一列满载炸药的火车。
海因里希多年之内的最后一次旅行结束了。这个灰心丧气的铁路工人双手举在宿醉未醒、头痛欲裂的脑袋顶上，沿着隧道向等待在那里的热尔曼·贝尔顿的部下走去。
对罗尔派去向盟国要求武器的使者罗杰·加洛瓦来说，他的旅行也快要结束了。一个德国兵蹲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干草后面，盯着这个筋疲力尽的法国人。这个德国兵是把罗杰·加洛瓦同五百码以外的小股美国兵隔开的最后一关了。加洛瓦在离开了他和护送他的医生度过了一个雨夜的别墅以后，几个小时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摸到巴黎以西五十六英里的交叉道口的普赛镇来。
现在他已是单独一人，于是他决定有意冒一下险。他心里想，这个德国人不会对单身一人的平民开枪而把自己的阵地暴露给美军。加洛瓦大着胆开始从德国兵的身旁走过去，他的心在揉皱了的衣服里面扑通扑通地跳着，中午喝的香槟酒在他干燥而紧张的口里留下了苦味。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个德国兵看着他过去，除了直瞪瞪地看着他以外没有更加威胁性的姿态。
成了！他越过了德军战线！这个衣衫污秽、胡楂满脸的法国人因为冒险成功而欣喜若狂，几乎像发疯一般向他头一次见到的美国人奔去。
他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兵蹲在路边小沟中，正从一个草绿色的罐头中掏东西吃。加洛瓦向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从巴黎来，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了信息！”
那个美国兵从罐头中又抠出一口黏糊糊的东西，抬头看加洛瓦。“是吗？”他说，“那又怎么样？”
十五
在从前像这样的八月的日子里，坐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身旁这位体格矫健的少校所代表的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的飞机早已以吓人的阵形，遍布法国的天空，不断地飞越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和全英各地去了。但这已是四年后的另一个夏季。现在这支驻在法国的航空队的核心就是距离莫里斯饭店他们谈话的房间七英里以外的勒布尔热机场上的一百五十架轰炸机。不久之后，甚至这些飞机也要北逃，否则就有毁灭的危险。但在它们离开之前，他们的新司令建议为这支功劳簿上已有鹿特丹、伦敦和考文垂的名字的航空队再添一份荣誉。
奥托·德斯洛赫将军已于八月十八日中午接替肥胖无能的胡戈·斯比埃尔元帅为第三航空队的司令，他奉到的命令是要把飞机送回到西线上空。作为第一个姿态，他派这位少校来向冯·肖尔铁茨“建议由空军协助镇压巴黎的暴乱”。肖尔铁茨的第一个反应是重新提出他本已取消的对警察总署的进攻。但是少校有另外一个建议。攻击可以在夜间对更大的目标地区进行。不会有地面炮火或盟军战斗机的骚扰。这是个简单、安全、尽管有些野蛮的方法，可以用来结束大巴黎司令管辖地区的骚乱。他建议一整夜轮番轰炸，夷平巴黎市的东北角。
少校用他粗胖的手指在冯·肖尔铁茨的地图上指出他心中所想的一块巴黎工人聚居区。它从蒙马特尔斜坡向东到破败的庞坦郊区，从布特肖蒙向北到拉维莱特门空空的调车场。他选择这块地区是因为勒布尔热机场就在五英里外。他建议从该机场派他的飞机起飞，袭击这个有八十万居民的无防御地带。他估计，每架飞机至少可以轰炸十次，这样可以甩掉勒布尔热地下仓库中的炸弹，否则那里储备得满满的炸弹是撤出的德国空军永远无法用光或带走的。
这位少校保证，对明白确定的不会遇到抵抗的目标进行一夜低空轰炸后，巴黎东北部就不会再有“一只狗或猫”活下来走动。他说，这个地方将会是一个“小汉堡”。这是冯·肖尔铁茨永远记得的一个比方。他面前的军官是在汉萨同盟的海港城市出生的人。一九四三年七月该市遭到“火力袭击”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丧了命。
这个计划对冯·肖尔铁茨部下的所有要求不过是他们全部撤出该地区，然后用闪光弹清楚地标出它的范围，破坏水管干线，这样袭击引起的大火就会大肆蔓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提早几分钟让居民知道空袭即将发生。
这天上午，冯·肖尔铁茨一直在寻找用什么武器来“教训居民一下”。他头天晚上释放亚历山大·巴罗迪和他的两个副手的姿态没有产生结果。释放他们看来不但没有抑制起义，反而帮助了起义的蔓延。全市各处的人行道上都出现了街垒。他的桌子上放着他部下伤亡的名单，这是他迄今收到的对起义的势头最令人痛心和信服的评判。在他与起义一方商定停火的星期日那天，他损失了七十五人，比起义爆发的星期六那天的损失还大。
他的首要职责在哪里，这一点已很明显。他的职责是他的士兵的生命。少校的建议固然“残暴嗜血”，但是冯·肖尔铁茨认为“这将让居民看到我可以动手保卫自己”，他对他的士兵有这个责任。他告诉少校，他会下令让他的参谋部草拟一项空袭计划。
在路易十六式办公桌的清漆桌面上的一堆电报中有一张普通白纸。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在它的左上角印了一个简单的黑色信笺头衔“戴高乐将军”。对腰板挺直、态度从容地坐在这张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威风凛凛的人物来说，这五个字就足以代表法国的主权了。夏尔·戴高乐现在单身一人坐在雷恩省省政府的办公室里，用他清晰的向上倾斜的书法，在那张信纸上起草了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最后呼吁。
头一天整个晚上加上这一天整个上午，雅克·沙邦-戴尔马和亚历山大·巴罗迪的秘密电台“紫色普莱耶尔”、“黑色阿波罗”和“黑色蒙帕纳斯”一直在像雪片一样向他发来紧急呼吁，要求“盟军立即开进”巴黎。最紧急的一份这么说：“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这些电报所描述的日趋恶化的情况在戴高乐看来十分严重，他认为不能允许以什么理由再拖迟他自己和盟军开进巴黎。他知道，多拖一小时就对他的政敌多一分有利。他觉得，他们用起义所挑起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久将蔓延，他们想借以建立自己政治蓝图的混乱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行动不及时，他自己进入首都恐怕都已太晚。他感到危机如此紧迫，因此他以法国的主权代表说话，愿意接受连盟军也不愿冒的风险。他写道，攻占首都一事极其紧迫，因此必须立即进行，“即使这会在市内引起战斗，造成损失”。
为了让这封信由专人亲手交给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选了在法国除了自己兄弟以外唯一有权利向他用亲切的“你”称呼的人。戴高乐在把信交给蒙特卡西诺
［17］
的光荣征服者阿尔丰斯·茹恩将军时，又向盟军最高统帅加了一句附言，不过这是用口头带去的。他说，如果他的这一紧急呼吁得不到理会，他就不得已要把法军第二装甲师从盟军司令部麾下撤出，由他自己下令派往巴黎。
茹恩走后，戴高乐又拿了一张纸写第二封信，这是写给第二装甲师师长勒克莱尔的。这位急不可耐的年轻将军非法派出的头一批先遣队已溜过了沙特尔大教堂的尖顶。戴高乐对他发出了正式的通知。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的威胁并非空洞的姿态。这个主意虽然令人痛苦，后果也可能代价极大，但戴高乐是准备好为了巴黎而不惜分裂盟军司令部的。他告诉勒克莱尔，他准备不顾上级盟军司令的命令，把自己视为直接受命于法国政府。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打算派勒克莱尔去巴黎，戴高乐打算派他。
万一盟军企图阻挡勒克莱尔去巴黎，戴高乐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让自己出现在法国首都。在纳穆尔森林稠密的树丛里，法布里的突击队正焦急而不耐烦地监听着收音机。在他们临时修建的跑道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只待一件事了，那就是从他们的收音机的噪音中听到“午饭吃得好吗，雅各？”
［18］
的暗号。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耳边的电话听筒中传来的话清楚得令人痛苦。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以他专门用在属下将领身上的特别傲慢口气，训斥巴黎司令未能维持巴黎秩序。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甚至听到谣言说他在招待城里的恐怖分子。
冯·肖尔铁茨涨红了脸，害怕地否认了这种指控。莫德尔接受了他的否认，但是他警告冯·肖尔铁茨不要“逾越你在巴黎的权限”。莫德尔很恼火和不耐烦。他说，他要求冯·肖尔铁茨的只是维持巴黎秩序，希望他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实现秩序”。冯·肖尔铁茨向莫德尔保证他会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向元帅声明，一旦骚乱无法控制，他需要增援部队。莫德尔闻言怒斥了一大通。“你有多少军队，你就凑合着吧。”他这么告诉巴黎司令。最后，在冯·肖尔铁茨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同意把从荷兰撤出的第四十八步兵师腾出一部分给他。
莫德尔的不耐烦和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四十八小时以来，这位矮矮的元帅就一直同那个认为他能为自己制造奇迹的人的做法大相径庭。这种事情出自一个对元首无限忠诚的将军，是无法解释的。
［19］
星期天，他当着斯派德尔的面决定首要任务是把他受到威胁的军队撤过塞纳河，几个小时后他又接到新的命令，这次是用最明白无误的话说，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巴黎桥头堡。这个命令是用第三帝国的主宰的私人图章发出的。它告诉莫德尔要“不计代价守住巴黎桥头堡”，要坚守不放，不论这会在巴黎造成什么破坏。莫德尔比谁都明白“不计代价”是什么意思，在电报上署名的那个人看来，“不计代价”意味着抵御到最后一个人，也就是斯大林格勒、斯摩棱斯克、蒙特卡西诺所代表的那种抵御。
这个命令是元首晚间战略会议发出的第一个命令，于晚上十一点三十分传到西线总司令部。它到达的时候，莫德尔早先给第五装甲军团开始准备撤过塞纳河的命令已经发出了。这位元帅显然觉得已经太晚，来不及阻止了。于是希特勒要调到巴黎的装甲部队名副其实地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德尔也是如此。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在巴黎前方争取时间的赌博可能获胜。他的作战处报告，那里“只有敌军有限的侦察”。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感到陷入塞纳河一带太深，也许是因为他怀疑为争夺巴黎打一场恶战是否明智，那天后来他建议在巴黎以北和以东的地方进行保卫战。他从约德尔那里得到的答复将是极不客气，不容商量的。约德尔会用使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话告诉他，巴黎不是从北方或者从东方来保卫，巴黎要在巴黎市本身进行保卫。
现在，莫德尔结束了他同巴黎司令的愤怒通话，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第二次忘记告诉冯·肖尔铁茨这个重要的事实：西线司令部划归他指挥的两个装甲师正在向南进发。对于冯·肖尔铁茨，出发时只有一句干脆的话：“不计代价恢复市内秩序。”
十六
巴黎的街道在几个小时以前还响彻“到街垒去”的豪迈口号，现在却有惊恐的叫喊声从不堪一击的第一批防御工事后传来。那就是“坦克开过来了”。德国军队指挥部对巴黎街头人行道上出现的抵抗象征的挑衅极感震怒，按照莫德尔恢复秩序的命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在一九四〇年曾为阿道夫·希特勒开道进入巴黎的装甲兵，如今从巴黎各处的坦克停车场出发再一次大举涌入首都街道。
对其中一个抵抗者，坦克的到达是在电话中彬彬有礼地正式通知的。从与第五区警察局里法国国内部队总部只隔一个街角的卢森堡宫打来的电话中，党卫军指挥官告诉“法国国内部队先生”，他必须“拆除街垒”，否则坦克就将为他代劳。年轻的法律系学生雷蒙·萨朗听到德国人正确的法语和生硬而又无懈可击的口气不觉惊得不知所措，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尽可能用冷漠的口吻答道：“您如今不能再在这里发号施令了，上校。”
十分钟后，坦克来了。萨朗看到每辆坦克的炮塔前都用绳子绑了两个穿平民服装的法国人。党卫军指挥官为了保护坦克不受萨朗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攻击，决定用活人作盾牌。它们摆出整齐的队形，着手摧毁萨朗的街垒。
欧仁亲王军营来的两辆坦克从共和国广场用连续的炮火扫过伏尔泰林荫大道。有两个妇女，一人拎一个用白桌布包着的洗衣用的大藤篮的篮把，赶忙奔向藏身的地方。洗衣用的大藤篮中装满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这是共产党议员的妻子克拉拉·邦特和她的女儿玛格丽特自己装的。她们同其他的女街坊在不远的第十一区妇女俱乐部建了一个莫洛托夫鸡尾酒工厂。她们的丈夫们等在共和国广场一个建筑物的窗口，看到那两辆坦克向两个奔去藏身的妇女开火，准备向坦克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
在巴黎的另一头，法国国内部队推出一辆堂吉诃德式的废坦克同德国坦克作战。他们那辆战前的索穆亚型坦克是在圣乌昂附近一家工厂缴获的，当它出现时，欣喜的群众在炮塔上竖起一面三色旗。可惜的是，这面旗是巴黎抵抗运动唯一一辆坦克的唯一武器。法国国内部队的这辆坦克没有炮弹。
不过，在这多云的一天里，并不仅仅有冯·肖尔铁茨的坦克对许多巴黎人构成威胁。在瓦勒里安山监狱六角形要塞的牢房里，在纳伊区公所作战时被俘的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听着一种熟悉的声音。三年以来几乎每一天，这声音的回响一直传到距他牢房不到一英里的南泰尔小肉铺。这是瓦勒里安山监狱忙碌的行刑队的枪声。这个肩缠“不自由毋宁死”的袖章去同祖国的敌人作战的小个子如今知道，不久之后，这枪声将为他响起。
在瓦勒里安山墙外树木丛生的小斜坡脚下，有一群人在听着一个妇女的苦苦哀求。在贝尔蒂家藏身的美国驾驶员鲍伯·伍德隆和另外两名飞行员以及贝尔蒂抵抗小组其他幸存的成员想偷袭瓦勒里安山。露西尔·贝尔蒂求他们千万不要这么做。这只会叫他们送命，还搭上她丈夫的性命。这些男子汉只好忍痛放弃他们的打算。
在巴黎市中心，党卫军上校得到“盾牌”庇护的坦克离开卢森堡宫时，抵抗运动的偷运者保尔·巴尔杜在旁看着。他第二次看到一群平民肩上扛着镐头和铁锹从面前走过。这次是四个人。几分钟以后，巴尔杜听到一阵急促迸发的枪声，明白了那些人已被丢入他们自己刚刚挖好的墓穴里。指使巴尔杜干活的红脖子德国司务长弗朗兹听到那枪声就回过头来，好像已经有一百次似的用他唯一能说的法语向他重复说：“明天你枪毙。今天你打扫厨房。”
在同一建筑物的上面两层，另外也有个人听到了枪声。那是几天以前艺术馆馆长看到德军埋雷时找来的电工弗朗索瓦·达尔贝。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他已造成了十七小时的停电——在这十七个小时中，埋雷钻洞的气钻无法工作。但是在三十六小时以前，达尔贝曾经受到卢森堡宫指挥官明白的警告：把电路接通，否则对你不客气。现在达尔贝听到枪声后心里在嘀咕，不知在多久之后，他也将扛着镐头和铁锹去挖自己的坟墓。
在塞纳河的另一边，有个人在莫里斯饭店的前厅里不耐烦地踱着步。经过六天辛苦和坚定的工作，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第八一三工程兵连已快完成任务。他们利用海军地下仓库皮尔斯的水雷，已经在全市各地埋上了十二吨以上的炸药。头一天，两个焦急万分的警察跑到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在警察总署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德国人甚至在圣母院门前的两座桥下也埋了炸药。并且，考虑周到的埃伯纳赫还另外留下炸药，准备炸毁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的塔基。
现在他需要叫他起爆的命令。他恼火地不耐烦地在莫里斯饭店等了两个小时要见冯·肖尔铁茨，结果只得到了大巴黎司令一句很短的回话，还是通过副官冯·阿尼姆伯爵传话过来的。他说，埃伯纳赫继续进行准备，以“待进一步的命令”。
那天晚上又有新的一场暴雨开始掉点，同时也传来令人难以置信却极受欢迎的传闻。它大大激扬了巴黎全体居民的精神。剧作家安德烈·卢辛在他位于巴克路的公寓里记下了这个传闻，他写道：“以恐惧开始的一天最后以希望结束。看来美国人已经到了朗布耶。明天他们就可以到巴黎。”
美国人确已到了朗布耶，距巴黎只有三十英里。但是，安德烈·卢辛有些过高估计了他们的人数。他们只有三人，而且都没有什么正经的事要到那里去的。第一个是个名叫大卫·布鲁斯
［20］
的彬彬有礼的弗吉尼亚州人，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法国的代表，一个上校。如果他被俘获，将使法国人无比高兴。第二个是吉普车司机，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名叫“赤党”佩尔凯的沉默寡言的大兵。第三个是战地记者，欧纳斯特·海明威实现了他很久以前就立下的誓言，率先带领美国记者团到巴黎。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解放巴黎郊区“王家犬猎队长”旅店的酒吧，那是巴黎人和他们的女伴们过周末的好去处，长满忍冬的一家乡村旅馆。他在酒吧里存放了一箱手榴弹，一支冲锋枪，一瓶老板为表感激之情而送他的上等白兰地酒，还有一张战前出版的米歇林道路地图，他已开始用这张地图去侦察附近的德军阵地了。当时开始陆续光顾这一酒吧的法国国内部队成员叫他“我的上尉”。到巴黎解放时，海明威成了“我的将军”，这是法国军事史上擢升最快的一例。
这三个人是这块法国国王和总统的狩猎禁地的唯一解放者，比盟军部队早到四十八小时，他们发现遇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德军太多了。布鲁斯发现，“我们每打一个转身，就有一个德国兵从门、梯后面爬出来投降”。海明威命他们脱下裤子，到厨房去削土豆，以供人数越来越多的法国国内部队成员的用餐。
十七
墙上彩色绘画的复制品中那一圈围坐的脸色红润的教士，他们面带笑容，与阿尔丰斯·于热的空气潮湿的公寓里坐成一圈的几个愤怒的人显得有些不协调。在他们窗下，细雨窸窸地拍打着蒙苏里公园大街枝叶繁茂的树尖。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六支还愿用的蜡烛，那是于热放在那里准备天黑时使用的。这天早些时候，于热在附近的圣多米尼克教堂，向圣母马利亚道歉地行了个屈膝礼，“征用”了祭坛上这几根纤细的蜡烛。他的妻子独自在厨房里听着隔壁屋子里这些男子愤怒的低声细语，因为在这燠热的晚上，她除了几杯淡如白水的人造柠檬汽水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们，她感到十分抱歉。
不过，这些心中有事的汉子们有比找什么喝的更加严重的事情要考虑。除了在德国秘密警察的牢房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抵抗运动领袖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聚在阿尔丰斯·于热的三层楼公寓里。也从来没有一次抵抗运动的会议像在这个烟雾腾腾的小客厅里的这次会议那样发出这么多的怨气。这些人是来决定诺德林总领事快要解体的停火的命运的。
这天早些时候感到那么绝望的亚历山大·巴罗迪如今相信可能他能挽救停火。坐在他旁边的是两个星期前飞到伦敦去的二十九岁的橄榄球运动员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他为停火辩护，仿佛他在保卫凡尔登的一条战壕似的。他最后说，这是同冯·肖尔铁茨的“君子协定”。
一听到这话，屋子里就爆发了一阵愤怒的反对声。有人叫道：“你同杀人凶手是不能订什么君子协定的！”
“那么你呢，”沙邦反驳攻击他的人，“你要白白屠杀十五万人！”
坐在沙邦对面的罗杰·维永是屋子里资历最高的共产党员，他愤怒地反唇相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没有种的法国将军！”
屋子里剩有的一点点秩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沙邦站起来，双拳紧握。于热太太在厨房里吓得双手捂脸。她心里想，德国兵会来的。突然，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愤怒的吼声中，她听到玻璃打破的声音。于是一片沉默。
在客厅里，面带羞色的男人们互相看了一眼。戴高乐派作家雅克·德布-布里代尔用议会斗争里的老手法，打破了一块玻璃窗，把屋子里的人吓了一跳，恢复了秩序。
会议恢复以后，一个说话轻声轻气的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反驳沙邦-戴尔马的论点。他的姓氏像法国一样古老。三年以来，让·德·伏古埃伯爵一直秘密地生活在工业区的贫民窟里，那里同他诞生的巴黎的大客厅和优雅环境有天壤之别。有一次天还在下雨，他在街角遇见他的母亲，还故意躲开她，拉下了旧帽子的帽檐盖住眼睛，这样她就认不出已有三年不见的儿子了。如今，这位贵族用疲劳得发干的声音，代表成千上万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不惜代价同德国人作战的普通巴黎人说话。他陈说道：“我们必须在街垒上洗雪一九四〇年的耻辱！”
维永接着对巴罗迪希望能拯救巴黎免于毁灭的停火协议补上致命的一击。在共产党人维永看来，巴黎是“世界上进行游击战最好的城市”。他宣称，戴高乐一九四〇年拒绝签订停战协定，共产党“如今也不会因为他要我们签订而签订一个停战协定”。然后，他简直就是向巴罗迪和他周围的人提出公开宣战，如果接受停火的话，共产党将“在巴黎的每一道墙头贴上标语指责戴高乐派在巴黎人民的背上捅了一刀”。他告诉巴罗迪，这些标语已经在印刷了。
巴罗迪被压倒了，他精神颓唐地坐在椅子上。
［21］
他受到了讹诈。不论什么代价，他可不能让共产党公开分裂抵抗运动。他的停火眼看就要被击败了。几分钟以后，它确是被击败了，只有一票之差，就是他自己的一票。巴罗迪对抵抗运动的团结竟这么重视，在维永的威胁面前，他甚至觉得必须把团结置于祖国的首都之上。
这位精神颓唐的人觉得，他们现在只有等待肖尔铁茨的大炮粉碎巴黎神圣的建筑了。在那天晚上，沙邦-戴尔马的秘密发报机会向夜空不断地发出最后的焦急的呼吁。沙邦和巴罗迪绝望之余只好竭力恳求戴高乐设法请盟军进入巴黎了。
如今，在于热太太公寓狭窄的门廊里，精疲力竭的巴罗迪吃力地把上衣穿上，遮没了紫红色的背带。他抽噎着几乎站立不住，靠在那个刚刚发出恶意的威胁断送了停火的人的身上。
“我的天，”他向罗杰·维永笑着说，“他们如今要毁灭巴黎了。咱们美丽的圣母院就要被炸成废墟。”
维永态度傲慢，得意洋洋地反驳：“巴黎被毁又怎么样？咱们会一起被毁灭掉。巴黎宁可像华沙一样被毁灭掉，也比偷生下来再经历一次一九四〇年好。”
十八
在燠热的饭店中度过的这一晚，也许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一辈子所度过的最长一晚了。二十年后，甚至他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也还记得，这是他们在一起服役的四年中冯·肖尔铁茨第一次向他发火。“滚出去，别烦我！”那是当一向乐呵呵的下士出现在门口要为他整理房间以备他上床的时候。
在已经黑下来的房间里，这位矮个子将军光着脊梁还汗流浃背。在这潮热的晚上，他对巴黎的命运所负的责任比夏尔·戴高乐或美军全部将领都要大。他孤身坐在那里，一个普鲁士人的良心的内疚使他感到痛苦。唯一可以解他孤寂的人已经走了。肖尔铁茨心中想，他的表弟阿道夫·冯·卡洛维茨这时可能已到巴登-巴登了。
冯·肖尔铁茨从窗口看着杜伊勒里花园的轻轻婆娑的树梢，听到在这些像哨兵一样站在那里的树顶上传来的枪声划过巴黎的夜空。天气是那么闷热，汗珠流下了他的肚子。
那天晚上，他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似乎在他四周垮了下来。他曾在诺德林的停火建议上冒险一搏，可是失败了。他只要听几分钟就可以测量出失败到什么程度。他担心柏林和莫德尔知道了他同敌人谈判过。
他从最高统帅部那里收到的命令没有一项执行过。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也就是最高统帅部四位爆破专家二十四小时以前刚刚离开的地方，整齐地码放着他们的蓝图。然而在今天八月二十一日的晚上，距离冯·克鲁格命他开始破坏巴黎的工业已有四天，距离约德尔用电话亲自向他重申这命令已有二十四小时，冯·肖尔铁茨还没有下令破坏哪怕是一家工厂。当天下午，他甚至还拒绝接见埃伯纳赫上尉。他丢在高背安乐椅旁床上的军服上衣口袋中，还塞着最高统帅部发来的最新又是最短的命令，上面说：“约德尔上将命令不计代价破坏巴黎桥梁工作应准备就绪。”他确信，他的姓名“在最高统帅部已蒙上了阴影”。
他认识到，这是他担任德国军官二十九年以来第一次“违抗命令”。一想到这点，他就回忆起全国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在从腊斯顿堡到柏林去的火车烟雾腾腾的车厢里浮现的脸。在他的床边小几上，放在《普法战争史》上面的，是个普普通通的皮镜框，里面嵌着三个人的合影，这三个人正符合莱伊用令人钦佩的精确措词定的《连坐法》：他的妻子乌蓓塔和他的两个女儿。战争中，这张照片他带在身边已有四年了，拍照的时候，他的儿子铁莫还没有出世。
今天晚上他形单影只，心情颓唐，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认为他把巴黎的任务处理得很糟。他心里想，对这场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的起义，对开始暗暗怀疑他在巴黎的作用的最高统帅部，他必须“大胆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显示一下武力”。那个脸色红润的德国空军少校的建议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心中。那个无名军官的建议的好处是简单易行。他心里明白，只消拿起床边的黑色电话机，勒布尔热机场和那位少校就近在咫尺。
他现在后悔的是决定取消对警察总署的攻击。二十年后他仍记得那天晚上对释放亚历山大·巴罗迪及其两名助手的“错误”所感到的遗憾。他心里想，他可以用那位少校的计划来挽救他这两个错误。一度他还跳了起来，大声咒骂，发誓要执行轰炸计划。眼前，房间里闷热得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脱掉裤子，身上只剩短裤衩，走到窗前。
夜已深。在这个城市两英里以南一所普通的公寓中，一群愤怒的人刚才还发誓要对他进行无情的斗争，现在一切又安静了下来。他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他窗下里伏利路人行道上哨兵来回踩踏发出的有节奏的令人放心的皮靴声。这个曾经把塞瓦斯托波尔轰得粉碎的人，如今汗流浃背，只穿一条短裤衩，实在不可想象。他在窗边望着夜空下巴黎的屋顶，心里在计算，为了恢复他眼前这个城市的秩序，要造成多少废墟。
他在独自辩论时，一个新的因素出现在他脑际。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四十九年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西里西亚教养的正确性，他对德国前途的信心，他的普鲁士军官的纪律规范。如今他却怀疑了。
自从两个星期以前在腊斯顿堡没有窗户的地堡里度过半个小时以后，冯·肖尔铁茨一直有个念头萦绕在心，那就是，他所盲目效忠的那个人已经疯了。从那一天起，另一个同样可怕的现实开始钻入他的脑袋。他担心，对德国来说，已不再会有奇迹出现。从但泽
［22］
开始的道路是走向战败的道路。
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他同约德尔和莫德尔的谈话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能释怀的怀疑。那就是最高统帅部把他派到巴黎来，不是要他扮演军事上的角色。保卫巴黎抵御来犯之敌，哪怕是以毁灭巴黎为代价，也是一件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行为。但是，仅仅为了把欧洲奇迹之一从地图上抹掉，而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城市，则是一件在军事上没有理由的行为。他已开始怀疑，这就是希特勒派他来这里做的事。他怀疑这个疯子是要他毁灭这个城市，“然后坐在余烬上承担后果”。
二十年后，冯·肖尔铁茨仍旧忘不了那年八月晚上他同自己的良心进行的那场揪心的辩论。在服从命令的本能与这些命令可能把他引向什么惨祸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历史决不会宽恕毁灭巴黎的人，这对冯·肖尔铁茨来说，是个极有说服力的论点。而这样做的那个人可能在巴黎的灰烬上被绞死，则更加具有说服力。冯·肖尔铁茨准备在巴黎作为军人去死，但是却不准备当作罪犯去死。那天晚上，他把约德尔的最近一个命令给冯·阿尼姆伯爵看时，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将坐在最后一座桥梁上，与它一起把自己炸死，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对他所处的可怕的进退维谷的处境来说，似乎只有一个答案：盟军的长驱直入，这就可以解除他讨厌的负担了。这天早些时候，他曾了解到一个惊人的事实。第一军团司令库特·冯·德·薛瓦莱里将军告诉他，根据莫德尔的命令，他要把军队从巴黎前面的阵地调向南边。肖尔铁茨明白，这意味着巴黎的前门已经洞开，正向敌人招手。盟军只需改变一下计划，就可以直捣巴黎，使他或任何别人都无法挡住。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冯·肖尔铁茨“砰”地关上了百叶窗，在黑暗中摸到电话那边去。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冯·肖尔铁茨听到了最高统帅部威廉·伯格多夫的说话声，就是这个人选他担任这项职务的。在一九四二年，傲慢的伯格多夫有一次告诉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我手头的将军多得可以喂猪。”今夜，他打电话来给冯·肖尔铁茨，告诉他最高统帅部已没有将军剩下了。肖尔铁茨原来要求派个将级军官来指挥城外军队，如今伯格多夫告诉他，希特勒决定不派，只是把休伯特斯·冯·奥洛克从中校提升为少将，此人就是冯·肖尔铁茨在圣克卢一所别墅中与之一起喝过香槟酒的人。冯·肖尔铁茨感谢伯格多夫的“关心”，便挂了电话。
然后他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他在四十八小时以前曾经优柔寡断过，以致接受了诺德林的停火建议。如今他仍然优柔寡断，还想最后宽限自己一次，再等二十四小时才去叫勒布尔热机场的脸色红润的少校。做出了这个决定后，他才转过来考虑一个简单一些的军事问题。他心里思忖，在这个多难的城市里，他到什么地方能为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少将的那副肩章找到新军衔的两颗将星？
十九
罗杰·加洛瓦不顾他的共产党上司的命令，自行担当起呼吁盟军开进巴黎的任务，但是他要去见的那个人的名字，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谜。不过他知道，从与他一起在这个伪装帐篷中的美国人的态度来看，此人很重要。过去的几个小时，这个精疲力竭但心情愉快的法国人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
加洛瓦自从看到第一个美国兵并受到冷漠对待以后，就给安排在一辆吉普车上。孩子气的吉普车司机奉命不得随便交谈。加洛瓦在第一次见到盟军而满怀惊喜和好奇的心情中，在这头两个小时里听到的只有他的向导嚼口香糖的“吧嗒”声。
吉普车最后终于停在一丛白杨林里，里面尽是帐篷。他的美国主人核实了他的身份，其程式之怪令加洛瓦至今仍感到奇怪。纽约建筑师出身的罗伯特·I.鲍威尔上校对抵抗运动的情况了如指掌，用地道的法语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态度随便，好像是在谈论天气一般。接着，表面上似乎仍在提一个平常的问题以核对他对抵抗运动的了解，鲍威尔问加洛瓦是否遇见过一个名叫安德烈·德·布拉波瓦的抵抗运动战士。加洛瓦模糊地记起他十天前在巴黎的街角曾经遇到过一个叫这名字的人。鲍威尔问，他后来又见过没有。加洛瓦想了一想，又记起他们曾约好另一次会面，但布拉波瓦没有露面。为什么？鲍威尔问。加洛瓦承认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让你知道为什么。”鲍威尔回答。他转过身去，向他身后的一个副官低声说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瘦削穿军装的人进了帐篷。一时间，加洛瓦吃惊得说不出站在面前的那个人的姓名来。他就是安德烈·德·布拉波瓦。
现在，帐篷的门帘开处，又进来一个人。他的头发蓬乱，卡其衬衫只有半截塞在裤子里。“对不起，”他说，“我在睡觉。”然后他说，“好吧，我在听着。你要说什么？”
加洛瓦以他的高卢人心灵中被抑制的全部热情说了他要说的话。他说完后，面前的那个美国人说：“你是一个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如今我以军人的身份回答你的要求。”他告诉加洛瓦，答复是不行，原因有三。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盟军缺乏汽油，不能“承担供养全市的道义责任”。说完话他向加洛瓦伸出手。他的话蛮横而又坚决，口气又是那么有权威性，因此，在加洛瓦看来，他的答复似乎是不容更改的。说实在的，很可能就是这样。这位被加洛瓦半夜从睡梦中叫醒的美国将军是乔治·S.巴顿。
这个一身肮脏、满脸胡楂的法国人原来是靠他以为此行能拯救巴黎不致遭到华沙的命运的信念才历尽艰险而来的，现在听到这个答复，不禁灰心丧气到了极点。他后来说，他当时是“处在感情崩溃的状态”。
巴顿走开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他问这个法国人，愿不愿意再走一次，到一个名叫拉伐尔的小镇去见另外一位美国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