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有一半是发生在夜晚的，”奥利弗·劳伦斯曾经这样提醒我们，“道德到了夜间会变得更不稳定。晚上会有出于需要而食肉的人出现——他们或许会吃小鸟，吃小狗。”奥利弗·劳伦斯说这话时更像是心里对自己思想的翻检，从知识的阴影中传出的一段独白，某个她自己还不是很肯定的想法。有天晚上，她非要我们和她一起坐巴士去斯特里特姆公地，然后沿着那里缓缓的上坡一直走去鲁克里。蕾切尔面对那片黑暗的开阔地心中有些忐忑，就借口说天气有点冷想要回家。但我们仨还是坚持一路走了下去，最后走进了树林。城市就此在我们身后突然消失。
从周遭传来了各种无可名状的声响，有的是飞行的声音，有的是串串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到蕾切尔的呼吸，但从奥利弗·劳伦斯那里没有任何声音传来。随后，她在黑暗中开始说话，为我们辨析那些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今晚天气温暖……那些蟋蟀鸣叫的音高是D……它们的叫声甜美而又平静，不过那其实是翅膀摩擦发出的，不是通过呼吸，它们如此频繁地应和说明一会儿要下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天色这么黑，云叫月亮给挡住了。听。”我们看到她那颜色稍浅的手指着我们旁边靠左的地方。“那边像刮擦一样的声音是只獾，那不是在挖掘，是爪子在地面移动。真的，那听上去会更轻柔一些。也许是刚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吧，在它的脑袋里还留着小小的、凹凸不平的噩梦残片。我们都有噩梦。对你来说，亲爱的蕾切尔，那或许是想象发病时的可怕。但在梦里其实无须害怕，就像我们在树底下走就不用担心下雨一样。这个月份很少会有闪电，我们很安全。咱们接着走吧。蟋蟀也许会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树枝上，灌木丛里，到处都是它们，到处都是高音C和D。等到了夏天快结束它们产卵的时候，叫声还能达到高音F呢。那些叫声像是从高处向你落下来的，是不是？看来这对它们来说是个重要的夜晚呢。请记住这点。你自己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或许还不是重要的那个。自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还是个男孩时，我觉得她的声音是我听到过最平静的。那里面没有任何争辩的意思，只有仿佛触手可及的好奇心，好奇于所有让她感兴趣的东西，而那份平静会让人不由得跟她亲近起来。白天她总是会在说话或倾听时望着你的眼睛，全心全意地跟你在一起，就像那天晚上她跟我们两个在一起时那样。她想让我们记住那个夜晚，我也的确记住了。蕾切尔和我，如果身边没别人的话，本来是不可能走出那片黑暗树林的。可是我们都相信，奥利弗·劳伦斯能在她的头脑中捕捉到来自远处的一点微光，或是风速的细微改变，让她准确地得知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往何处前行。
不过也有些时候，她会落入一种别人不会有的轻松状态，然后无忧无虑地在卢维涅花园我父亲的那张皮椅上睡去，双手枕在身下，浑不顾房间里满是蛾子的朋友。此时她脸上依然一副专心致志的表情，仿佛还在接受着信息。她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女人，其实连男人都算进去她也是第一个，会当着别人的面这样随随便便地睡觉，不觉得有任何不好意思。半小时之后，当其他人开始倦意袭来，她神清气爽地苏醒，拒绝了镖手略显缺乏诚意的开车送她回家的建议，大步走进黑夜——仿佛此刻她头脑里装了新的想法，正盼着要独自步行穿过这个城市。我会跑上楼去，从卧室窗口往下看，看她走进又走出一泓泓街灯的光晕。我能听见她轻轻吹着口哨，仿佛是在回忆某个调子，某段我所陌生的旋律。
虽然我们一起有过几次夜晚同游的经历，但我知道奥利弗的职业通常是在白天工作的，在海岸线上测量大自然的影响。她在还只有十几岁，战争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显然已经在为海军部工作，研究洋流和潮汐了(关于这点，她只是在几乎被蛾子朋友圈中的某人道破时，才谦逊地承认了下来)。她肚子里装的都是她所领略过的风景和地形。她能读懂树林中的天籁，也曾沿着巴特西大桥旁的堤岸测算过潮浪的节奏。我一直感到纳闷，为什么蕾切尔和我从来没有尝试要去过她那样的生活，去学习她这么一个独立人格的鲜活榜样，去像她那样对身边的一切感同身受。不过你们可别忘了，我们和奥利弗·劳伦斯相识，根本也是没多久的事。尽管那些共同经历的夜间漫步——在陪伴她一起走过那大轰炸后才涌现出来的港口住宅区，或是走进那回声嗡嗡的格林威治人行隧道时，我们三个一起唱着她当时教我们的一首歌。“在冬日的寒星下，在八月的月光下……”——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她个子高高。灵活轻巧。她肯定灵活轻巧，我想，至少当她和镖手在一起，在那段短暂的、不被看好的关系中当他情人的时候应该是灵活轻巧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呢？我在那段时间里见到的她一直都特立独行，比方说当她在我家那个已经可以算得上人头济济的客厅里睡觉的时候，都显得跟其他所有人那么的不是一路人。这难道是属于年轻人的挑剔眼光和世故练达吗？看见她拥抱一只狗我会觉得更自在些，她跟那狗挨在一起躺在地板上，狗的脑袋压在了她的喉咙上，她连呼吸都有点不太方便，可还是乐于让它就躺在那里，就那样躺着。可要是有个男人借着跳舞朝她靠近呢？我会想象她做出幽闭恐惧症的反应。开阔的空间和暴风雨的夜里会令她无比兴奋，仿佛在那里她永远都不会被困住，不会赤裸裸地暴露。然而在所有进出卢维涅花园这所房子的熟人和陌生人中，她是最不同寻常的。她好像是一场意外，一个坐到我们桌边的局外人，镖手在父母的房子里发现了她，更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还跟她好上了，于是不久以后人们就管她叫“镖手的妞”了。
“我会给你们俩寄明信片的。”奥利弗·劳伦斯在终于要离开伦敦之际这样跟我们说。然后她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在黑海边界的某处或是亚历山大港附近的某个小村庄，她真的会给我们寄来一封关于山区云系的柏拉图式的情书，那其中所展示的是一个另类的世界，她的另一种生活。那些明信片成了我们的珍宝，特别是我们得知她当时已经和镖手没有联络了。她已经走出了他的生活，连一个回眸都没有留下。想想，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对两个远方孩子的承诺，给他们寄去了一张明信片，这说明她心胸开阔，也说明她有孤独感，在她心中有一种隐藏的需要。这表明的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状态。又也许未必如此。当年的那个孩子能知道什么呢……
在我写下关于奥利弗·劳伦斯的这些想法后，曾有几次差点都觉得是在创作一个可能的自己母亲的形象，而在现实中她离开了，在做些什么我一无所知。这两个女人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不过，当然了，从其每一个所在之地亲切地、超出其职责地给我们寄来明信片的，只有奥利弗·劳伦斯。
我和这两个女人分别构成的三角形还有第三个角，这一点我现在也有考虑了。那就是蕾切尔，她在那段时间需要和一位母亲有亲密的关系，那人能以母亲的方式来保护她。那天晚上，她走在奥利弗和我中间，我们沿着缓缓的山坡向上走进斯特里特姆树林，某人告诉她，当她跟我们一起置身黑暗中时，那黑暗里不会有危险，甚至在梦中或在她发病时的骚乱中也不会有危险。只有蟋蟀在我们的头上鸣唱，只有一只獾在心绪转宁的过程中发出刮擦，只有沉寂和随后突然响起的雨声沙沙。
我们的母亲有想过她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事吗？她曾经带我们到西区去看过一出当时流行的戏，《令人钦佩的克里奇顿》，那是我们看过的第一出戏——戏里面有一个管家(我想，照我家的情形，那个角色对应的应该是蛾子)，在遭遇船难后的荒岛上这样一个有点完全颠覆过来的世界里，是他令一个贵族家庭保持了规矩，从而获得了安全。母亲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生活会和这出戏一样？她难道真的认为保护我们世界的那层壳不会破碎吗？
有时候，在他当时正在喝的不管什么东西的影响下，他会兴奋到令我们不解，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很明白自己正在说些什么——但其实已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一天晚上，蕾切尔有点睡不着，他就从母亲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名为《金钵记》的书[20]给我们念了起来。书中那些段落展开的方式，即那些句子沿着迷宫般的路径漫游至意义消失，在我们俩听来，像极了蛾子喝醉之后教训人时的说话。就仿佛语言以一种礼貌的方式和他的身体相互分离了。在其他某些晚上，他也会出现行为怪诞的情况。一天晚上，收音机里播了条有关某人之疯狂行径的消息。此君在萨沃伊酒店门口把一辆希尔曼·明克斯牌汽车上的乘客全给拽了下来，然后放火烧了车子。蛾子是一小时之前刚回来的，他专心地听着，然后惊呼了一声：“哦，上帝啊，真希望那个人不是我!”说着他还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好像那上面还有石蜡残留的痕迹似的。在看到我们一脸紧张后，他眨了眨眼睛，宣告了此事的不可能。很显然，我们没能理解他开的玩笑。镖手则跟他正相反，他虽说比蛾子更能扯谎，却和所有干灰色营生的人一样，没有幽默感。
蛾子依然难得动感情，这几乎让人觉得他可靠。也许他终究还能算得上是我们的令人钦佩的克里奇顿，即便是他把那种浑浊的液体倒进小小的蓝色玻璃杯，那杯子以前是用来装洗眼水的，可现在他喝下装在其中的液体后，却露出喝了雪莉酒的表情。我们不在乎他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每次喝了以后，他都会平静地满足我们的愿望，而蕾切尔总是趁着这样的机会提出要求，说服他带我们去这个城市中他似乎特别了解的那些地方。蛾子对那些荒弃的建筑特别有兴趣，比如位于南华克区的一所十九世纪的医院，那家医院生意好的时候麻醉药都还没发明出来呢。他不知怎的就带着我们进了那地方，弄亮了墙上的钠灯，灯光在黑暗的手术室里忽明忽暗。他知道伦敦城里许多已经荒弃的地方，点着十九世纪的灯，暗影憧憧，阴森可怖。我在想，蕾切尔后来投身了戏剧事业，不知是否和那些灯火幽明的夜晚有关。她肯定发现了怎样让生活中不开心的事和危险的事可以暗淡下去、变得隐形或至少变得遥远的方法。我想她最终那些在聚光灯下和虚假雷声中进行表演的技巧会让她自己搞清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安全，哪些不安全。
到了这时候，镖手已经在跟俄国姑娘一起外出约会了。那姑娘是个火暴脾气，不过镖手在她发现自己的地址之前就已经从这段关系中脱身了。这当然意味着她也会在奇怪的点儿出现在卢维涅花园来找他，在空气中仔细嗅闻，搜索他的气息。他于是变得非常小心，从来不把车子停在我们那条街上。
镖手各种女朋友的出现，令我突然对除了母亲和姐姐之外的女人有了比以前更近的接触。我上的学校只收男生，那时候我应该只能和我那些男同学交朋友，想法也应该是和他们一样的。但是奥利弗·劳伦斯那平易而又亲切的谈话，她直言不讳地谈论自己愿望的方式，甚至是她的欲望，把我带进了一个离我以前所到过的任何地方都那么不同的宇宙。我被自己的世界之外的女人给迷住了，这其中没有任何血气或是性的动机。这样的友谊不由我掌控，而且短暂即逝。它取代了我尚能远远保留着的家庭生活，这是我的错。不过我喜欢那些我从陌生人身上学到的真相。即便是在镖手跟那个最终给甩了的俄国女朋友交往的、充满戏剧性的几周里，我都会超出正常需要地逗留在家里，或是从学校急急赶回家，为的就是能看到她带着那种哀怨的表情在我家客厅里来回踱步。我会从她身边经过，轻轻拂到她的臂膀，这样我就把那个瞬间给收藏下来了。有一次我自告奋勇要陪她去怀特查普尔的赛狗场，说是要帮她一起去找镖手，但她摆了摆手根本没搭理我，也许是以为我把她带出家去另有图谋吧。其实她没意识到自己当时跟镖手相距有多近，后者当时正躲在我的房间里看《比诺》[21]。不管怎么说，但凡有女人在身边，我心里已经开始能感受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乐趣了。
艾格尼斯大街
那年夏天我在天涯路一家快节奏的餐厅里找了份工，又回去洗盘子了，偶尔有哪个侍者生病我也会顶一下班。我盼望着能再见到恩科玛先生，那个会弹钢琴又会讲故事的家伙，可我在那里没有碰到一个熟人。员工主要是一群牙尖嘴利的女招待——有从北伦敦来的，也有从乡下来的——我见了她们眼睛就转不开了，为了她们跟老板顶嘴的样子，为了她们大笑的样子，为了她们虽然工作辛苦却依然觉得是一种享受的样子。她们比我们这些在厨房里干的地位要高，所以我们几乎不会成为她们的话题。这倒没关系。我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们，从她们身上学到东西。我在那里工作，位于生意繁忙、一刻不停的餐厅中心让我还有点放不开，而她们那伶俐的口齿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给我带来了欢乐。她们会端着三个托盘从你身边经过，说出对你的建议，而在你结结巴巴地想要回答点什么的时候，她们已经走远了。她们会卷起袖子来向你展示紧绷的肌肉。她们会一下子很冒昧，然后突然又变得冷淡了。有个脑后扎着绿色发带的女孩子在我午餐休息时在一个角落里遇到我，问能不能从我的三明治里“借用一下”那一小片火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肯定是默默地把火腿给她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对我的冒昧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跑回去叫了三四个女招待来把我围住，跟着叨叨了好一阵欲望的危险。我即将进入青春期和成年之间那片没有边界的区域了。
几星期后，当我在一所空房子的旧地毯上，当着那位女孩子的面脱光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通向她的路径是看不见的。我所了解的激情依然是一件抽象的东西，上面层层叠叠地覆盖着我还不知道的阻碍和规则。什么是正当的？什么又是不正当的？她躺在我的旁边，一点都没有谦恭与顺从的样子。难道她和我一样紧张吗？而且，这一段的戏剧性不在于我们，而在于我们所处的场景，其中包含了非法进入艾格尼斯大街上的一所房子，用的是她从在房屋中介工作的哥哥那里借来的钥匙。房子外面挂了块“待售”的牌子，里面没有家具，只铺了地毯。当时是黄昏，我只能借助外面的一盏街灯和一串一根接一根点燃的火柴来弄明白她的反应。那些火柴是我们后来在某一片地毯上划燃，用以检查那上面有没有血迹，弄得好像在那里发生过谋杀案似的。这一点都不让我觉得浪漫。奥利弗·劳伦斯的活力与才智让我觉得浪漫，被镖手甩了的那位俄国姑娘，她身上那熊熊燃烧的性的怒火让我觉得浪漫，而且她对镖手的疑心越重，她的美丽就越增添几分。
又一个仲夏之夜。我们在那所艾格尼斯大街的房子里洗了个冷水澡。没有毛巾可以用来擦干身体，就连窗帘都没有一块。她把深色的金发拢到脑后，然后甩了甩头，头发散开，散成了一道光环。
“别人这会儿说不定都正在喝鸡尾酒呢。”她说。
我们在空房间里走来走去，借此晾干身体。自大约六点进入这所房子起，这是我们最亲密的状态。不再有什么关于性的暗心思，或是心心念念的欲望，我们就那样赤裸着，彼此在暗中看不到对方。我借着屋外一掠而过的一道车灯，瞄到了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显然她也发现了这点。我们之间有了一点小小的共同意识。
“看着。”她说完在黑暗中做了一个手倒立。
“看不见。再来一次，”这个曾经看上去那么不友好的女孩朝着我一个筋斗翻了过来，一边喊了句，“这次抓住我的腿。”然后在我慢慢把她放下来的时候，她说了声“谢谢”。
她坐在地板上。“要是能开扇窗就好了。到街上去跑一跑。”
“我连我们在哪条街上都不记得了。”
“艾格尼斯大街。花园!来——”
在楼下的厅里她推着我让我走快点儿，我转过身来抓住了她的手。我们俩靠着楼梯打闹了起来，谁也看不到对方。她凑过身子来，在我脖子上咬了一下，然后从我的怀抱中挣脱。“来呀!”她逗我道，“我在这儿呢!”随即“嘭”的一声撞到墙上了。此时的情形就好像我们俩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要逃离此刻的密闭，而只有我俩间的亲密能帮助我们逃离。我们在地板上，亲吻着任何能摸到的地方。在做的时候她用双手捶打我的肩膀。这称不上是做爱。
“别，别松开!”
“不!”
在挣脱她箍紧我的臂膀时，我的脑袋撞上了什么东西，一堵墙，或是栏杆什么的，然后又重重地回落到她的胸口。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她有多小。在这儿，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彼此的意识，纯粹地发现着身体运动带来的愉悦。有些人从来没发现过，或者再也发现不了了。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睡着了。
“喂，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她问。
我转成仰面朝天，把她带着一起转了过来，所以她来到了我上面。她用小手掰开我的双唇。
“空楚瑱下。[22]”我说。
“那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她大笑道。
“纳撒尼尔。”
“哦，呸!爱你，纳撒尼尔。”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衣服穿上。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慢慢地朝前门走去，一路都拉着手，生怕会失去对方似的。
蛾子经常会不在家，但他不在，就跟他在一样，都不算个事儿了。姐姐和我现在已经会四处觅食，自己照顾自己了。蕾切尔到了晚上会消失不见。对于去了哪儿她什么也不说，就像我根本不提我在艾格尼斯街的生活一样。对我们俩来说，学校现在好像已经成了和我们不相干的东西。在和那些我平时觉得应该能算是我朋友的男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说起发生在家里的事。那些事归一个口袋，而学校生活归另一个口袋。年轻的时候，我们更有点怕的是别人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形，怕别人对我们评头论足，但我们自己却很少会为此而感到尴尬。
有天晚上，蕾切尔和我一起去看一场七点钟的电影，我们坐在高蒙电影院的前排。电影演到某一段，男主人公驾驶的飞机朝地面栽下去，而他双脚被飞机的操控装置给卡住了，一时间脱身不得。紧张的音乐响彻整个剧院，伴随着飞机引擎的尖啸。我那会儿看得入神了，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啦？”
我朝右边看去。在说“你怎么啦”的那个人和我之间坐的是蕾切尔，此刻她正全身发抖，发出一声母牛叫般的呻吟。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越叫越响的。她的身体左右摇摆。我急忙打开挂在她肩上的袋子，拿出木尺，往她牙齿中间塞，然而已经晚了。我必须用手指把她的嘴撬开，而她那两排细小的牙齿则在用力地咬落。我拼命拍她的脸，然后趁她喘气的时候把木尺猛地戳了进去，然后把她拽到了地板上。在我们的上方，那架飞机坠毁到了地面上。
蕾切尔失神的眼睛正望着我，想获得安全，想找到脱离她此刻状态的安全之路。那个男人也俯下身来看着她。
“她是什么人？”
“我姐姐。发病了。她得吃点东西。”
那人把手上拿着的冰激凌递给了我。我拿着冰激凌按到了姐姐的嘴唇上。她先是把头向后一仰，然后弄明白是什么了，就大口吃了起来。我们俩就那样在黑暗中，趴伏在高蒙电影院脏兮兮的地毯上。我试着想把她从地上弄起来，可她已经变得死沉死沉的，于是我只好躺倒在地上，把她抱在怀里，就像镖手做过的那样。她的样子，借着银幕上洒下的光看起来，像是依然在目睹着某件可怕的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她都会在事后平静地向我讲述她看到的东西。银幕上的说话声充斥了整个电影院，剧情还在继续，我们就那样在地板上抱着，待了有十分钟。我把外套盖在她身上，让她安心。现在已经发明了药物，可以让身体从这种冲突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当时还没有。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从一道边门偷偷溜了出去，越过黑暗的帷幕，走进了灯火的世界。我带她进了一家里昂街角餐馆。她浑身绵软无力，我得让她吃点东西。她喝了牛奶。然后我们走回家里。她没有说起刚才发生的事情，仿佛在跨越了鬼门关后，此事已变得不重要了。她总是要等到第二天才会想谈论一下——不是谈心中的尴尬或茫然，而是想还原出在通向崩毁一切的发作之前那震颤变得越来越强的过程。想到这里她再也想不下去了，脑子从那里开始就不记事儿了。可我知道，在高蒙电影院里曾有过短暂的一会儿，在她看到那个飞行员挣扎着要逃脱时，她自己一边在因为发病而颤抖，一边还随着银幕上主角的动作而一起动作。
如果我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太多提到我姐姐的话，是因为我们俩有着各自独立的记忆。我们都观察到了对方身上露出的线索，但我们都没有跟进。她那支来路不明的口红，有一次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个男孩，她某次跌跌撞撞地一路笑着很晚才回到家，又或者她出人意料地变得喜欢跟蛾子聊天了。我猜想她肯定是把他当成了倾诉对象，不过我的秘密我自己守着，跟谁都保持距离。不管怎么说，蕾切尔关于我们在卢维涅花园那段岁月的故事，或许会在某些方面能跟我的版本安然共适，但讲出来肯定会是不同的调子，侧重的东西也各不相同。从事后看来，我们只有在刚刚都有了双重生活的那段时期才是亲密的。不过现在，经过了这么些年，彼此有了隔膜，我们都是自己在照料自己了。
地毯上有用肉店的厚牛皮纸包着的食物——奶酪和面包、切成小片的火腿、一瓶苹果酒——全是从我们上班的餐馆里偷来的。这次我们是在另一所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这里也没有家具，墙上空空如也。雷声响彻这栋无人居住的建筑。从她哥哥排的日程来看，这所房子还得有些日子才能卖出去。所以，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在一天快要结束，他的客户们不可能光顾之后，到这里来展开我们的野营活动。
“可以开扇窗吗？”
“不行，会忘关的。”
她对于哥哥定下的规矩执行得很严格。他甚至还对我进行了审查，对我上上下下好一番打量，说我瞧着稍微嫩了点。真是一场奇怪的面试。他的名字叫麦克斯。
我们在以前肯定是餐厅的地方做。我的手指触摸到了桌子腿压在地毯上磨出来的痕迹。我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在桌子下面，一般情况下应该有一桌饭在我们的头顶进行。我这么说着就抬眼看了看，黑暗中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
“你是个奇怪的人，不是吗？只有你才能在这个时候想这种事情。”
暴风雨在我们的头顶肆虐，砸碎了汤碗，把汤匙砸落到地板上。有一堵被炸弹炸坏了的后墙还没有修复，干脆的雷声嘹亮地钻了进来，令我们的赤裸无处躲藏。我们无助地躺在那里，没有家具，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甚至找不到一个借口，我们所有的只是充作盘子的厚牛皮纸，和一只给狗喝水用的旧碗。“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周末干你，”她说，“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边。”我还没习惯谈论性。可艾格尼斯——她现在管自己叫这个名儿——喜欢谈，而且说的时候很有魅力。这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怎样才是让她到高潮的最佳方式，该触摸她哪个具体的部位，该多轻，该多重。“来，我指给你看，把手给我……”我那无声的反应多少让她感到好笑，我的羞怯惹得她笑面以对。“小伙子，你还有好多年、好多年可以用来慢慢习惯，让自己一点点适应。咱们有的是机会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知道吗……你也可以教教我你的事。”
到了这会儿，我们对彼此的喜欢已经跟对彼此的欲望一样多了。她跟我说起了她在性方面的往事。“我问别人借了一条短裙去约会。我喝醉了——这是第一次。我醒过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裙子也没了。我就穿了一件雨衣走到地铁站，然后回的家。”她停了一会儿，等着我说点什么，“你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用法语告诉我。那样会让你觉得好说些吗？”
“我法语没及格。”我撒谎道。
“鬼才信呢。”
除了说的话狂放不羁外，我还喜欢她的声音。她说起话来音调丰富，充满韵律，跟我们学校里那些男孩子说话的方式真是有着天壤之别。我在那年夏天所了解的艾格尼斯不会是她日后所成为的那个艾格尼斯。我在当时就知道这点了。我所想象的那个未来的女人会跟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重合吗？是不是就跟她或许也觉得我能走得更远一样？那是一个跟我在生命中的那段时间里所知道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形象。在那个年代，十几岁的少年人会被禁锢在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定了的形象中，因此后来也就一直这样了。这是英国人的习惯，当时的时代病。
夏天第一场暴风雨的那个夜晚——我们曾在风雨中疯狂相拥——我在终于回到家后在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样礼物。那是折起来的一片皱巴巴的厚牛皮纸，就是从之前被我们当盘子用的那张上扯下来的，我打开一看，发现上面画着一幅素描，我们俩仰面躺着，手拉着手，头顶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乌云重重，电光闪闪，一派暴雨欲来的气象。她喜欢画画儿。在我人生之路的某处，我把那幅画给弄丢了，我原本是想一直留着的。我现在还记得那幅画的内容，时不时地我会留心寻觅，想在某家画廊里找到一幅跟当年那张素描画意相仿的作品。可我一直也未能如愿。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她的所知仅限于“艾格尼斯大街”，也就是我们一起进入过的第一所房子所在的街。在我们非法进入各式空壳房屋的那些日夜里，她以一种带有自卫意识的幽默坚持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Nom de Plume(笔名)，”她一本正经地用法语念道，“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的吧？”
我们溜出了那所房子。我们必须赶早去上班。有个男人在巴士车站来回踱着步，在我们靠近的时候盯着我们看，然后又看了看那所房子，仿佛在奇怪我们为什么会从那里出来。他和我们一起上了巴士，坐在我们后面。这只是巧合吗？还是他就是栖居在我们侵入的那所房子里的战时幽灵？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倒没有害怕。艾格尼斯担心的是她哥哥的工作。不过在我们起身准备下车的时候，他也站起身来跟在我们后面。巴士停了下来。我们站在下车的地方。等车子重新启动，越开越快的时候，艾格尼斯跳了下去，踉跄了一下，然后跟我挥手告别。我挥手作答，然后回转身来，从那个男人身边经过。后来，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某处，我从车上跳了下去，他没法抓到我。
贻贝船
我们在泰晤士河上的第一天，蕾切尔和我和镖手一路向西，直到差点出了伦敦城的地界。现在我得靠一份画得很精细的河流图才能指给你们看我们经过或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了，不过在那些个星期里，我对那些地名都是了然于心的。此外我还非常熟悉那些潮汐信息图，错综复杂的堤道，原来的通行税征税所，我们进出过的拉船的船坞，我们从船上学会辨认的一些建筑工地和人多的场所——船巷、公牛巷、莫特莱克、哈罗兹堆场、几家发电厂，还有二十多条有名没名的运河，这些运河都是一两个世纪前开挖的，像奓开的手指一般从泰晤士河辐射向北方。我曾经躺在床上，复述泰晤士河所有那些衍生出去的分支，为的是能背下来并长久记住。我现在还在这样做。它们听上去跟英国历代国王的名字很像，我听着要比那些足球俱乐部的名字或是乘法口诀表什么的更带劲儿。有时候我们会朝东航行，开过伍尔维奇和巴尔金，就算是在漆黑的夜里，单凭着河流的水声或是潮汐的牵引力，也能知道自己到了哪儿。过了巴尔金之后就是里海码头、厄里斯段、提尔伯里通道、下霍普段、布莱斯沙洲、格雷恩岛、入海口，然后就是大海了。
沿着泰晤士河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所在，我们在那里逗留，与海船海轮会合，从那上面卸下出人意料的货物，然后牵走那些犹犹豫豫踏上岸来的动物，它们全都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给拴在一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它们从加来经历四五个小时的行程来到这里，拉屎拉尿，然后我们把它们哄上贻贝船，继续一段短暂的旅程后，被不同的人们收下，这些人我们只是匆匆一瞥，从来也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我和姐姐卷入这些河上勾当的事情还得从某天下午说起。那时候，我和姐姐正在说接下来的周末找点什么事干干，这话被镖手给听去了。他就当蕾切尔和我不在房间里一样，随随便便地问蛾子我们俩是否正好有空，能跟他出去一趟，帮点小忙。
“白天的活儿还是晚上的活儿？”
“也许都有。”
“安全吗？”
这话是蛾子低声说出来的，意思这是我们不该听到的。
“绝对安全。”镖手大声回答道，说着朝我们看过来，挤出一个假笑，手很简慢地一挥，表明安全是毋庸置疑的。合不合法的事从来都不会摆到台面上来讲。
蛾子低声问了句：“你们俩会水吧？”我们点了点头。镖手插进来问道：“他们喜欢狗的吧？”这次是蛾子点了点头，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
“真是酷毙了。”镖手在那第一个周末如此赞叹道。说这话的时候他一手搭在舵轮上，另一只手正从口袋里往外掏三明治。他看来并没有把心思都放在驾驶驳船上。一阵冷风在水面上荡开一片扇形，抖抖晃晃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刮来。我想我们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我对船一无所知，不过我很快就爱上这没有了陆地的味道，水面上的油，咸咸的海水，船尾突突突冒出来的烟气。我渐渐爱上了身边这条河里那许许多多的声响，这些声响让我们安静，恍若置身在包蕴于这个熙攘世界中一个突然陷入沉思的宇宙。这的确是酷毙了。我们差点擦到一座桥的桥拱，镖手在最后一刻把身体拼命往后仰，好像能让船也跟着他一起后仰似的。我们还差点跟四个桨手划着的一艘小船相撞。擦身而过后，他们还兀自在我们荡起的水流中摇晃不止。我们听到了他们怒冲冲的叫喊，看到镖手向他们摆手示意，仿佛是在说这就是命，谁都怪不得。那天下午我们要从靠近教堂渡口阶梯的一艘静悄悄的驳船那里接上二十条灰狗，然后再静悄悄地把它们送到位于下游的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着这样自己会走路的货物，也不知道有严格的法律专门打击把动物非法运进英国的行为。不过镖手似乎什么都知道。
我们之前曾有定论，镖手走起路来有点勾头缩颈，鬼鬼祟祟，谁料在他把我们带上贻贝船后，我们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蕾切尔和我在下滑溜溜的跳板时，都走得战战兢兢，而镖手眼睛根本不往脚底下看，他一边半侧着身子，小心着蕾切尔不要失足滑跤，一边还能随手一扔，把烟头扔到堤岸与轻轻晃动的小船之间那道只有区区四英寸宽的缝隙里。我们觉得危险重重的台阶，对他来说是平坦的舞厅地板，原先走起路来勾头缩颈、鬼鬼祟祟，现在他走在和脚一样宽、沾着雨水和油脂的船舷上缘时从容潇洒，胜似闲庭信步。他后来说，他妈是在河上航行遭遇一场持续了二十四小时的暴风雨时怀上他的。他家的先人有好几代都是驳船夫，所以他的身体天然能适应河上生活，上了岸反倒会有点不自在。他知道特威克南和下霍普尖之间的每一条潮路，能根据气味和装卸货物的声音分辨码头。他吹嘘说他父亲是“河上的荣誉市民”，尽管他也曾说过他父亲是个残酷的人，在他才十几岁的时候就逼着他进了拳击这一行。
镖手还能吹许多种口哨，因为每条驳船，他告诉我们，都有自己的信号。你只要到了一条新的船上工作，就能学会那条船上的口哨。在水上，这是你唯一能运用的信号，用于辨认或示警，每一种口哨都是根据一种鸟叫来的。他曾经碰到过一帮在河上讨生活的人，他说，走在一片位于内陆的树林里，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了属于自己驳船的口哨声，而放眼望去，根本连河的影子都没有。原来那是一只茶隼在保护自己的鸟巢时发出的叫声，这种鸟在一百年前肯定在河边住过，它们的叫声就是在那时被一代代驳船上的人借去当信号给学会的。
从那个周末以后，我想继续在运狗的事上给镖手帮忙，而蕾切尔则开始跟蛾子待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怀疑她是觉得运狗的事情有点小儿科。不过我倒是愿意穿好了防水外套，等着镖手开车过来捎上我。我们最初在卢维涅花园碰到的那几次，他几乎没怎么把我放在心上，那时候我只是他碰巧登门的房子里的某个孩子。不过现在我发现，镖手在你向他讨教的时候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他不像蛾子那样把你当回事，但会非常精确地告诉你他需要你做什么，也会告诉你什么是他不会跟别人分享的。“把牌拿高点儿，别让人看见，纳撒尼尔，”他会说，“永远要把牌拿高点儿。”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需要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多少还算靠得住，帮他每周两三次从静悄悄泊着的欧洲船中的一条上把灰狗给收来。于是他说服我辞掉了餐厅里的工作，专门帮他在黑夜里用贻贝船把灰狗运去其他各处，再由一辆货车把他那些活的货物神秘地送去更远的地方。
我们每跑一趟船大概会收到二十位害羞的旅客，它们一路都坐在甲板上发抖。这样的旅程有时会一直拖到半夜，而且很容易会突然有一艘敞篷摩托艇鬼影般出现在我们身边，随即便传来很响的喊话声，或是有探照灯的光柱朝我们射来。镖手很怕那种他称之为“没事儿也要查一查的人”，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蹲下身子，蹭到毯子底下的狗堆中去，在群狗发出的恶臭中安抚它们，而河警就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找的可是比这更危险的东西。”镖手以这样的话来表明他的犯罪行为并不严重。
现在已经渐渐清楚了，我们所运送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能保证我们赚大钱。这些动物并不一定能成为赛狗，谁也不知道它们跑得是快是慢。它们全部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未知因素”，由于公众不确定它们的价值，所以反而保证了会有“搏一记”式的下注——就是指门外汉光凭狗的外表下注，而不是根据真实的血统来判断究竟是值得看好还是看衰。有“搏一记”式的下注才会有金钱的活跃流动。你把好几镑钞票押在一条没有过往战绩的狗身上，就因为被拴着的那家伙朝你投来貌似会心的一瞥，或是它大腿的线条，或是你耳边刮到几个你以为懂行的家伙在低语，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我们弄来的狗都是没有过往赛绩的废物，要么是从某个城堡里绑架来的，要么是从屠宰场里救下来准备废物利用的。它们就跟公鸡一样籍籍无名。
在没有月光的夜河上，我安抚它们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当它们要叫的时候，我就抬起我十几岁少年人的脑袋，摆出一个严厉的姿势。我觉得我是在让一支管弦乐队安静下来，而这给我带来了美妙的权力初体验。镖手在舵轮室里指引着我们穿透黑夜，嘴巴里哼着《可惜不是给我的》。他唱给自己听的时候旁人听着总觉得是在叹息，他的心思跑到了别处，很少在意自己嘴里在唱什么词儿。而且我知道，他是个很有女人缘的家伙，因此歌里面的那种伤悲跟他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之前给他提供过好几次不在场证明，或是从公用电话亭传送过假消息，让他某些晚上可以不用去赴约。女人们从来就弄不准他确切的工作时间，更不用说知道他真正在干些什么了。
在那段跑河上的日子里，我开始得窥镖手生活那混沌朦胧的时间表，我发现自己简直就像生活在故事里，故事里有用驳船走私的，有兽医，有造假的人，还有伦敦周围各郡的赛狗场。收受了贿赂的兽医给这些外来狗注射犬瘟热疫苗。有时候我们还会需要临时的托狗所。造假的人伪造出狗的出生证明，证明其主人在格罗斯特郡和多塞特郡，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狗也是在那里生下来的——其实那些狗到那时为止都还连一个英语单词也没听到过呢。
在我生命中那第一个奇妙的夏季，我们在赛狗季的高峰期每周走私的狗超过四十五条。我们从位于莱姆豪斯区附近的一个码头把那些听到发令枪还会害怕的狗接到贻贝船上，然后在夜色中沿河而行，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下泰晤士街附近。然后我们再掉头回到下游去。只有这些深夜返程途中——船上已经没有狗了——才是镖手从复杂的日程安排中解脱出来，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打扰的时刻。我现在对镖手的世界很是好奇。在那些夜航途中，他毫无遮掩地谈论自己，谈论赛狗里面的各种奥妙，偶尔还会向我提出问题。“你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沃尔特了，对吧？”他曾这样问过我一次。等我吃惊地望向他，他又缩回去了，就像一只太过冒失地摸到别人大腿上的手。“啊，明白了。”他讪讪道。
我跟他打听他是怎么跟奥利弗·劳伦斯好上的，之前我先跟他明说了我喜欢她。“啊，注意到了。”他说。这倒是个意外，因为镖手总是一副对我的反应既不了解也不关心的样子。
“那么，你是怎么遇上她的？”
他指了指无云的天空。“我需要点建议，而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eth-nog-ra-pher)。”他把这个词一截截地说出来，就跟她当年讲的时候一模一样。“谁知道世界上会有那样的人？谁还会通过月亮的盈亏或云的形态来解读天气？不过她对于我在干的事情倒是有用，我喜欢女人比我聪明。请注意，她可是个……嗯，她能让你吃惊。她的脚脖子可真好看!我以为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是住梅费尔[23]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她喜欢口红，喜欢丝绸。她老爸是个大律师，不过要是我有了麻烦，我可不指望他会来捞我。这个先不说了，她在那儿一个劲儿地跟我讲荚状云啊，砧状云啊，还有从蓝天中怎么看出名堂来。不过我真正喜欢的还是她那对脚脖子。她有我欣赏的那种赛狗的血统，但你永远也赢不了，靠她赢不了。你只能抓住她生活的一个角。我是说，你看，她这会儿在哪儿呢？一点儿音信也没有。不过吃山羊的那个晚上还真是，知道吗，我觉得她其实是喜欢的。她嘴上当然不会承认，但那就像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被迫签下了合约一样。真是个妙人儿……可惜不是给我的。”我喜欢镖手以这种方式说话，就好像我是个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人，能够了解女人那些反复无常的微妙心态。而且，能够听到山羊事件的另一个版本，表明我又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更深一层。我觉得自己是一条正在变色的毛毛虫，危险地保持着平衡，从一个种类的树叶爬向另一个种类的树叶。
我们继续在幽暗、平静的河水中航行，感觉这河是我们的，直到入海口。我们经过那些工业建筑，它们的灯光悄然无声，微弱得像天上的星星。我们宛如置身于一颗战争年代的时间胶囊，灯火管制和宵禁依然在实施，周遭能看到的只有战时灯火，驳船只有熄灭了所有的灯火才能允许在这片河面上航行。眼前这位次中量级拳击手，我曾经觉得他冷酷无情，充满敌意，可此刻看着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柔声地讲述着，寻找着确切的言辞来描述奥利弗·劳伦斯的脚脖子，描述她在蓝绿色气象图和风系方面的知识。我意识到，他记着这些信息或许的确是对他工作的某一方面有用，可这同时也能把他的注意力从她脖子上缓慢跳动的蓝色脉搏上面转移开。
他抓过我的胳膊，放到舵轮上，就走到边上对着泰晤士河撒尿去了。他发出一声畅爽的叫唤。他做什么事情总是会配点音效。我怀疑正是在情浓时刻，奥利弗·劳伦斯脖颈上的脉搏在一层细密的汗珠之下跳动。我回想起了第一次看到镖手撒尿的情景，那是在达利奇画廊踩点的时候，他吹着口哨，右手的手指一边夹着烟一边端着鸡巴，鸡巴对准了小便池的边沿。“把着鸡巴射击吧。”他老喜欢这么说。此时此刻，我驾驶着驳船，可以听到他那例行公事的独白。“我发现云朵是灰色的——它们要比任何的俄国戏——更能保证好天气。”他这话在嘟囔给自己听，身边没有女人陪伴，又当着这深更夜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