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那夫妻两个只是应付，但他对艾格尼斯是真的喜欢，于是我也渐渐爱上了艾格尼斯。我开始通过镖手的眼睛来认识她的方方面面。他有那种一眼就把人看透的本事。吃过晚饭后，她跟我们一起走下公寓的楼梯，然后又送我们来到车子跟前。“当然是这辆!莫里斯牌的，”她说，“就是送狗来的那辆!”如果说我之前还对偷梁换柱，由镖手假扮我父亲稍微有点紧张的话，那么这会儿也早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从那以后，艾格尼斯和我一想到我父亲这副彬彬有礼到过分的样子就会大笑不止。所以，当我和姐姐还有这位冒牌父亲乘着借来的驳船航行在利河之上时，几乎真觉得我们有点三口之家的样子了。
有个周末，蛾子一定要带我姐姐去什么地方，于是我就建议让艾格尼斯来顶替她上驳船。镖手犹豫了一下，但觉得让“小手枪”——他就是这么叫她的——跟着倒也不错。她也许一直没怎么弄明白过镖手所从事的行当，不过我们带她去的地方令她目瞪口呆。这不是一个她所了解的英国。我们沿着牛顿浦还没有开出一百码，她就穿着棉布裙从驳船上一个猛子扎到了水里。过了一会儿她从水里费力地爬到岸上，脸色白得像瓷器，身上粘满了河泥。“真是条在笼子里关得太久的灰狗啊!”我听到镖手在我身后轻轻说道。我只是在一边看着。她招手把我们唤了过去，重新回到船上，站在那里，料峭的秋寒在阳光中粘上了她的身，水在她脚下汇成了两汪。“把你的衬衫给我。”她说。等我们在牛顿浦把船泊好后，我们吃了三明治午餐。
还有一张地图也是我当时用心记下，现在依然清晰地保留在记忆里的，在这张图上能分辨出哪些是河，哪些是泰晤士河以北的水道上开出来的运河或通道。还有那三个船闸的所在，到了这里我们必须得停上二十分钟，让河水流进或排出我们被搁在其中的那个黑室，这样才能上升或下降到另一个高度。当身边那个老旧的工业机械吱吱嘎嘎费力运行的时候，艾格尼斯简直充满了敬畏。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美丽旧世界。这个十七岁少女通常都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着，社会等级和金钱匮乏令她能接触到的世界不仅很有限，而且也许永难摆脱，她只能悲伤地背诵那个关于珍珠的心愿。那些周末是她对乡村世界的最初探访，我知道她会永远爱着镖手，就因为他把她带到了那条她以为是他自己的船上。她拥抱了我，身子依然在我的衬衫里颤抖着，感谢我邀请她来到这趟河上的旅程。两岸的树木朝中间拱成一个华盖，我们便在这华盖之下航行，它同时也荡漾在我们脚下的水中。我们进到一座窄窄小桥的影子里，顿时收住了声，镖手认定了在经过任何桥下的时候，说话、吹口哨乃至轻叹都会给人带来厄运。类似的规矩还有好几条，比如从梯子底下经过不会有厄运，在大街上捡到一张扑克牌会给人带来大大的好运等，这些规矩跟了我大半辈子，也许在艾格尼斯身上也同样如此。
镖手在看报纸或是赛狗新闻的时候，总是跷着二郎腿，把报纸铺在大腿上，用手托着脑袋，一副慵懒的样子。一直都是这个姿势。在河上度过的某个下午，镖手看周日的报纸看到入迷了，我看见艾格尼斯在给他画素描。我站起身来，从她背后经过，没有停下，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想看看她画了些什么。当初那个暴风雨之夜后，她给了我一张画在肉铺用纸上的素描。现在这个是自那以后我唯一见到的她的画。可她在画的却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是镖手，而是画的我。只是一个年轻人在望向某样东西或某个人。画的仿佛是我真正应该的样子，也许是我会变成的样子，画上的人并没有在凝神静思，而是被其他的事物所吸引。我当时就觉得这幅画画出了真相。它画出的不是我的形，而是我的神。我当时太害羞了，没有把画要过来大大方方地看上一看，也不知道这幅画现在怎么样了。也许她把画送给了“我父亲”，即便她不觉得自己的天赋有什么特别。她从十四岁开始就有了白天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上完学，每周三晚上在一所工艺综合学校里上了门艺术课，这或许为她打开了一扇逃避的小窗。第二天早上，她会带着从另一个世界里补充来的能量去上班。在她各种相互限制的生活方式中，这是唯一一种独立的快乐。我们在那些借来的房子里过夜时，她会突然从熟睡中醒来，看见我在凝望着她，随即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甜美笑容。我想，那是我最钟情于她的时刻。
那年秋天我们的船上之旅肯定令她窥见了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童年——跟一位男孩子朋友和他的父亲一起去度周末。“哦，我爱你老爸!你肯定也爱他!”然后她就会又变得对我的母亲好奇起来。镖手从来没见过她，却越来越不厌其烦地描述起她的装束和发型来。等我弄明白他是以奥利弗·劳伦斯为模特来描述我妈时，我就越来越能插得进话，添加进更多的细节。在这些虚假信息的帮助下，我们在驳船上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家庭气息了。船上虽说什么都少，可家具却比我和艾格尼斯通常约会的地方要多。现在她又和那几个看船闸的混熟了，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跟他们挥手打招呼。她买了几本关于树木和池塘生物的小册子，因为到这会儿她还叫不上来它们的名字。另外有一本是关于沃尔瑟姆修道院的，这样她就能跟我们呱啦呱啦地显摆一下这里造出过什么东西的知识——1860年代的火棉，然后是手动枪栓式来复枪、卡宾枪、冲锋枪、信号枪、迫击炮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泰晤士河以北只有几英里的这家修道院里制造的。艾格尼斯吸收起新信息来就像块干海绵，跟我们走了一两趟之后，她对修道院里发生过的事就比我们路上经过时会碰到的那几个看船闸的要懂得多了。她告诉我们，是一个十三世纪的僧侣(僧侣!)写下了火药的构成，不过因为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害怕，他是用拉丁文写下关于火药的细节的。
曾经有那么几次，我想把我们在泰晤士河以北那些运河与港汊上的那些瞬间放到其他人的手里去，为的是可以理解在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此前过的几乎都是有庇护的生活。现在，被父母切断了联系，我正在消耗着身边所有的东西。不管我们的母亲正在做什么，也不管她身在何处，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即便好多事情都瞒着我们。
记得有天晚上在布罗姆利的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和艾格尼斯跳舞。白鹿俱乐部。舞池里的人很多，在舞池边缘的某处我觉得自己瞟到了母亲。我朝着那里转过去，可她不见了。那个瞬间我唯一还能抓住的是一张奇怪的、模糊的脸，在看着我。
“怎么啦？怎么啦？”艾格尼斯问我。
“没什么。”
“告诉我。”
“我好像看见了我母亲。”
“我还以为她去了什么地方呢。”
“对，我也是那么认为的。”
我站在起伏着的舞池地板上，一动不动，浑身僵硬。
推断，这难道就是我们发现真相的方式吗？通过把这样一些未经确认的碎片汇拢到一起？不仅是我母亲的，还有艾格尼斯的，蕾切尔的，恩科玛先生的(他现在在哪儿呢)。所有这些对我来说依旧是不完整的和失去的人，当我回首往事时，会不会变得清晰明了呢？否则青春期的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自我意识，却要穿越那四十英里的恶劣地形，又要怎么才能挺过来呢？“自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奥利弗·劳伦斯曾低声对我说过的一句好像带着点智慧的话。
我现在想起那些开来接我们，一声不吭地把那些没有标签的柳条箱拉走的神秘卡车，想起那个看着我跟艾格尼斯一起跳舞的女人，现在回头看来，都觉得是那么奇妙，那么令人感到愉快。还有奥利弗·劳伦斯的离开，阿瑟·麦卡什的到来，蛾子保持沉默的范围……你回到那过去的时光是带着现在去的，不管那个世界是多么黑暗，你都不可能在离去的时候不带走一点光明。你是带着你成年人的自我去的。这不是再把往日的岁月过一遍，而是再次去目睹。当然，除非你想，就跟我姐姐一样，去诅咒所有的人，对他们加以报复。
困厄
快要到圣诞了，蕾切尔和我一起坐在莫里斯的后座上。蛾子正用镖手的车带我们去一个名叫巴克的小剧院。我们说好了跟他在那里会合。蛾子在剧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停好了车，这时一个男人打开车门，进到他旁边的位子上，一只手伸到他脑后朝前猛一按，“嘭”地把他的头撞到了方向盘上，然后又朝门上撞了一下，再拽回来后又撞一下，与此同时另一个人进到蕾切尔旁边，用一块布捂住她的脸，任凭她怎样挣扎也没有松开，而蕾切尔则在挣扎时一直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纳撒尼尔·威廉姆斯，对吧？”这就是我跟艾格尼斯一起乘巴士时跟上来的那个男人，也是那天晚上想要在电梯里袭击我的人。蕾切尔的身体瘫软在了他的腿上。他伸手过来抓住了我的头发，把同一块布又捂到了我脸上，一边又问了一遍：“你是纳撒尼尔·威廉姆斯吧？”我已经知道这肯定是氯仿，便屏住呼吸，直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吸了一口。困厄，要是我没有失去知觉的话，肯定会想到这个词。
我醒来时发现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大房间里。可以听见唱歌的声音，像几英里外那么遥远。我想对自己说出“巴士上那个男人”这几个字来帮助自己记住。姐姐在哪儿？然后我肯定又睡了过去。有一只手在黑暗中碰了碰我，又把我给弄醒了。
“喂，斯蒂奇。”
我认出那是母亲的声音。接着我听到她走开了。我抬起头来。我看见她把一把椅子拖过地板。房间的另一头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我看见阿瑟·麦卡什正弯腰驼背地坐在桌边，白衬衫上有血迹。母亲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谁的血？”母亲问他。
“我的。也许还有沃尔特的。我把他接来的时候沾上的。他的脑袋……”
“不是蕾切尔？”
“不是。”
“你肯定？”母亲追问道。
“是我的血，罗斯。”我很吃惊，他居然知道母亲的名字。“蕾切尔很安全，在剧院的某个地方。我看见她被人搬进去的。我们现在弄到了这个男孩。”
母亲回过头来看着躺在沙发上的我。我觉得她不知道我已经醒了。她又回过头去朝着麦卡什，压低了声音道：“要是她有事，我就公开跟你们对着干，你们一个也别想太平。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是谈好的。他们怎么会离我的孩子们这么近的？”
麦卡什把夹克衫朝中间拢了拢，像要让自己安全些似的：“我们知道他们在跟踪纳撒尼尔。一个从南斯拉夫来的小组。也许是意大利人。还没确定。”
接着他们谈起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母亲从脖子上褪下围巾，当绷带一样裹在了他的手腕上。
“还有什么地方？”
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主要是这里。”他说。
她凑近了些。“没事的。哦，没事的……没事的。”她一边不停地说着这几个字，一边打开他的衬衫，从血快要干了的伤口上揭了下来。
她伸手从桌子上拿过一个花瓶来，把插在里面的几枝花扔到一边，把里面的水倒在了他赤裸的胸脯上，以便能看清割伤的伤口。“老是用刀，”她喃喃道，“费伦经常说，那些人会盯着我们不放的。要报仇。如果我们没人活下来，就要报在他们的亲戚、他们的孩子身上。”她擦拭着他肚子上的刀伤。我意识到他肯定是在保护蕾切尔和我的时候受的伤。“人们总是不肯忘记。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凭什么要……”母亲话里的怨气重了起来。
麦卡什一声不吭。
“沃尔特怎么样了？”
“他或许挺不过去。你得把这孩子跟他姐姐从这儿带走。说不定还会有别的人。”
“对……没事的，没事的……”她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来，把手放到我脸上，然后在我身边躺了一会儿，“喂。”
“嗯，你去哪儿啦？”
“我回来了。”
“多奇怪的一场梦啊……”我现在记不清是谁说的这句了，是谁在谁的怀抱里说了这么一句。我听到阿瑟站了起来。
“我会找到蕾切尔的。”他从我们身边经过，转身不见了。我后来听说他把那栋狭窄建筑的每一层都爬了个遍，到处寻找我姐姐，她和镖手一起藏在了某个地方。刚开始他没找到。他沿着没有灯的楼道一路走下去，也不清楚楼里是不是还有别的危险的人在。他走进一间间屋子，低声唤着“瑞恩”，那是母亲教他说的。如果哪扇门关着，他会破门而入。他又在流血了。他凝神倾听呼吸的声音，又说了一遍“瑞恩”，像在对暗号，给她时间来相信自己。“瑞恩。”“瑞恩。”一遍又一遍，直到传来一声“是的”，那是她的回答，依然半信半疑。于是他发现了她，蜷在一幅绘制的靠在墙上的舞台风景后面，躲在镖手的怀里。
过了一会儿之后，蕾切尔和我一起从铺着地毯的楼梯上走了下来。一小队人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我们的母亲，六个穿便衣的人，她说是来保护我们的，麦卡什，镖手，两个戴手铐的人躺在地上，旁边还另有一个，毯子盖住了部分身体，脸血糊糊的，认不出来样子，眼睛一直盯着我们。蕾切尔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谁？”一个警察弯下身来，把毯子拉上来盖住了那人的脸。蕾切尔哭喊了起来。这时有人过来拿衣服盖住了蕾切尔和我的头，这样我们被领到大街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认出我们来。在我们被匆匆地分头塞进两辆货车的时候，我能听到蕾切尔被衣服蒙住的哭声。我们将被送往不同的目的地。
我们要去哪儿呢？去往另一种生活。
[1] 英国阿弗罗飞机公司首飞于1945年6月14日的一款活塞式发动机运输机，是英国第一台加压客机。——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流经白垩山区后汇入大海的溪流，因为白垩有过滤作用，所以白垩溪溪水呈碱性，水质清澈。
[3] Ernest Shackleton， 1874—1922， 20世纪英国著名探险家，1909年1月16日带领探险队在南极附近发现了南磁极。P.G.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两人寄宿生活的交集应为伦敦近郊的达利奇学院。
[4] Terence Rattigan， 1911—1977，英国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
[5] 创刊于1897年的一本英国杂志。
[6] 伦敦一所建成于1874年的剧院，位于皮卡迪利广场，分为多层，还包括餐厅、宴会厅、舞厅等设施。
[7] 专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行的舞会。
[8] 约二十七米。
[9] 约九米。
[10] Ivor Novello， 1893—1951，英国作家、作曲家、歌手、演员，现英国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原创音乐大奖。
[11] 指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12] 美国作家费尼莫尔·库珀的著名小说，其中有白人霍克伊为了寻回恋人而进入印第安人营地追踪的情节。
[13] 位于伦敦西部的一所监狱，于1875—1891年建成。
[1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
[15] 这里作者是在暗指一本名为《超越边界》的书，该书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C.L.R.詹姆斯于1963年出版，讲述了板球在其家庭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16] 出自瑞士牧师约翰·戴维·怀斯创作的系列童书《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最早出版于1812年。
[17] 英国作家亚瑟·兰塞姆(1884—1967)最初出版于1930年的一套系列探险小说。
[18] 位于英国的苏格兰西部沿海。
[19]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其戏剧以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极强的艺术震撼力而著称。
[20]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各种欺骗行为。
[21] 创办于1938年的一本漫画杂志。
[22] 这里是模仿嘴唇被掰着时“公主殿下”四个字的发音。
[23] 伦敦的上流住宅区。
[24] 美国影片，刘别谦执导的一部爱情喜剧，讲述了一对男女骗子合伙骗一位女富豪的故事。
[25] 用于晕车、晕船、恶心、呕吐、失眠及局部疼痛等，也可用作防腐剂。
[26] Limehouse Reach，莱姆豪斯是伦敦的一个区名，lime的字面意思是石灰，这里过去是华人聚居区。
[27] 位于伦敦中部的蔬菜花卉市场，也是皇家歌剧院的所在地。
[28] 阿拉米人的语言，也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
[29] 位于地中海东部。
[30] Alfred Lunt， 1892—1977，美国舞台剧导演、演员；No l Coward， 1899—1973，英国舞台剧剧作家、导演、演员。
第二卷 遗产
1959年11月，我二十八岁，在野了好几年后，我替自己在萨福克郡的一个小村庄买了个家，从伦敦坐火车只要几小时就能到。这是所不起眼的房子，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我买下这所房子的时候，没有跟房子的主人马拉凯特太太多讨价还价。我不想跟一个因为不得不卖掉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而明显无比悲伤的人争。我也不想冒失去那所房子的风险。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房子。
她开门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是谁。“我是纳撒尼尔。”我提醒她我们的约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我们走进客厅。我说：“您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她一听这话停下了脚步。
“您是怎么知道的？”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走。或许她一直在准备着，跟实际的房子相比，用小花园的美丽来让我大吃一惊。我破坏了这种意外发现的乐趣。
我连忙告诉她我答应谈好的价钱。还因为我知道她不久要计划搬进养老院，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会回来跟她一起逛逛花园。她可以向我展示一些一眼看不到的细节，再给我提供一些怎样料理这个地方的建议。
几天以后我回来了，发现她还是不怎么记得我。我带来了一本素描本，跟她解释说我希望她能帮我指出，哪些地方埋下的是哪种植物或蔬菜的种子。她觉得这主意不错。在她看来，这或许是我说过的最聪明的话了。于是我们根据她的记忆，一起制作了一张花园的地图，还在地图上加了一些简要的注解，比如什么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出现在哪一片苗圃里等等。我把围绕着暖房和砖墙的蔬菜一一列出。她对此记得十分详细清楚。那是存在于她记忆中遥远过去的部分，所以她依然记得。她也还清楚地记得自从两年前她丈夫马拉凯特先生去世后，她继续打理这个花园。只有最近的一些记忆，因为没人来与她分享，已经开始消散了。
我们走到白漆蜂箱间时，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楔子，把湿漉漉的肋木撑高，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蜂箱的下部，里面的蜜蜂也因此受到了阳光的突然袭击。老蜂后被杀死了，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蜂窝里需要一个新蜂后。我看着她把一块破布塞到烟熏器里点着，把烟雾朝着它们吹下去，没过多久，失去了蜂后的蜜蜂们就在烟雾中颤抖了起来。接着她就对上下两层晕晕乎乎的蜜蜂进行了分类。想到蜜蜂的世界是由这个女人以这样一种上帝般的方式来组织，而这个女人对于她自己的宇宙能记得的却越来越少，就不由得让人生出一种奇怪的感慨来。从她的言行可以清楚地发现，照料花园的诸般细节、那三个蜂箱以及那尖顶暖房的采暖，将会是她最难忘记的事情。
“蜜蜂跑出来后，会跑去哪里呢？”
“哦……”她朝着远处的小山一指，“会跑去那片莎草那儿。就算跑去了黑尔斯沃斯我也不会感到吃惊。”她似乎对这些蜜蜂的口味和熟悉的冲动了然于心。
她的名字叫林内特，今年七十六了。这我知道。
“请您放心，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马拉凯特太太，回来看看花园，看看蜜蜂……”
她回过脸去，什么也没说，连摇头的动作也没有，这表明我的建议十足荒唐，这地方她跟丈夫一起住了这么多年，想回来还用得着我邀请？我还有许多话可以说，但说出来只怕会给她带来更多伤害。我自己也早就已经太动感情了。
“您是从美国来的吗？”她回敬道。
“我在这儿待过，曾经。不过我是在伦敦长大的。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离这个村子很近的地方。”
这话让她听了颇感意外，而且难以置信。
“您是干什么的？”
“我在城里工作。每周工作三天。”
“干哪行？是跟钱打交道的吧，我猜。”
“不，算是给政府工作吧。”
“干点什么？”
“啊，问得好。什么都干……”我欲言又止。我知道自己的话听着很滑稽，便转移话题说，“我一直觉得有围墙的花园能给人安全感，从十几岁那会儿就这么觉得。”我盯着看她脸上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迹象，但唯一能感到的就是我没给她留下好印象，她似乎已经全然不相信我了，这个瞧着不靠谱的人竟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就把这地方从她手中给买走了。我从灌丛里掐下一枝迷迭香，在指间揉捻着，嗅了嗅，然后放进了衬衫口袋。我看见她在关注着我的动作，仿佛在竭力回忆起什么东西。我手里捏着那张仓促画就的花园示意图，那上面显示了她种植韭葱、雪花莲、紫菀和夹竹桃的地点。围墙的外边是他们种的一大片桑树。
那天下午，阳光洒满了围墙内的花园，建围墙是为了阻挡来自东海岸的信风。我常常会想到这个地方。围墙内的温暖，围墙造成的阴影，我总是能在这里找到的安全感。她一直看着我，仿佛我是她花园中的一个陌生人，但其实我本来可以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对她和她丈夫在这个萨福克郡小村所度过的岁月，我有着许多的了解。我可以轻易地进入并徜徉在他们的婚姻故事里，就像我可以进入到那些在我青春岁月中陪伴在我身边的人的生活中去，他们是我自画像的一部分，这画像便是由他们看我的眼光所绘成的。就像我此刻眼中所反照的马拉凯特太太，站在她精心照料了多年的花园里，度过她还能拥有这花园的最后几天。
我曾经在想，不知道马拉凯特夫妇间是怎样的一番伉俪情笃。毕竟，他们是我在十八九岁那会儿唯一能时常见到的一对夫妻。那是每逢学校放假，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他们俩，我就没见过别的夫妻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满意的基础上的吗？他们是不是也会惹对方生气？对此我从来不敢肯定，因为我通常只跟马拉凯特先生在一起，一起在地里，或是那个曾经得到过优胜的花园里干活儿。他有自己的擅场，对土壤和天气很有把握，一个人干活儿的时候尤其轻松自在、花样百出。我曾经听他跟母亲说过话，和跟别人说话用的不是一种声音。他会积极地向她提议把她那块草地东侧的树篱给去掉，会经常笑她一点不了解自然的世界。而跟马拉凯特太太，他往往只会给出当天的计划，而且最终任由她说了算。
山姆·马拉凯特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真正了解别人的生活，甚至是死亡。我认识一个兽医，她养了两只鹦鹉。那两只鸟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在转到她手上之前就在一起了。它们的羽毛是绿色带点深棕色，我觉得很美丽。我不喜欢鹦鹉，但我喜欢这两只的外表。最后其中一只死了。我送了一封表示哀悼的短笺给兽医。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她，问她剩下那只鹦鹉是不是萎靡不振或者至少是神思恍惚。“哦，才不呢，”她回答说，“它简直是大喜过望啊!”
不管怎么说，在马拉凯特先生去世两三年后，我买下并搬进了他们那所小小的、由带围墙的花园保护着的木结构房子。离我当初经常拜访这里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几乎是在踏进房子的同时，一种感觉上已经完全被抹去了的过往又悄然回归了。而且一种对过往的渴望也油然而生，时光倏忽之间便飞驰回了当年。我在镖手的莫里斯车里，时间是夏天，布篷车顶张开和收回去都很慢。我在跟恩科玛先生一起看足球。我在河当中和山姆·马拉凯特一起吃三明治。“听，”山姆·马拉凯特说，“画眉鸟。”艾格尼斯全身赤裸，为了做到彻底一丝不挂，正在把一根绿色的发带从头上扯下来。
啊，那难忘的画眉鸟，那难忘的绿发带。
***
自从在伦敦遇袭后，母亲很快把蕾切尔送去了位于威尔士边境的一家寄宿学校，而我则出于安全的原因被秘密送往一家美国的学校，在那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突然间就被迫远离了我所属的那个世界，那个有镖手、艾格尼斯和一直神秘的蛾子存在过的世界。某种程度而言，我所感受到的失落比母亲离去时还要巨大。我失去了我的青春，变得无可归依。一个月以后，我从那所学校里逃跑了。我并没有任何要去哪里的想法，因为我在那儿几乎谁都不认识。我被找到了，然后用飞机紧急送回另一所学校，这回是在英国的北部，我还是处于相似的与世隔绝状态。春季学期结束时，一个大个子男人到学校来接上我，驱车从诺森伯兰郡向南六小时来到了萨福克郡。一路上我对他保持着不信任的沉默，而他几乎没怎么搭理我。我是被送去跟母亲会合的，她当时正住在白漆屋，就是她父母以前的房子，在一个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光线充足的开阔乡野，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一英里。那年夏天，我将在那里跟着从学校来接我的大个子男人一起干活儿，他的名字叫马拉凯特。
那段时间母亲和我并不亲密。在她弃我和姐姐而去之前的几星期里那种轻松自在的家庭气氛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她在离去这件事上欺骗了我们，我无法抹去对她的不信任。要到许久之后我才发现，有一次，也可能是两次，在回英国接受新指令的时候，她曾经清空了日程安排，偷偷跑来看我，看我在布罗姆利街一家乱哄哄充满享乐气氛的爵士俱乐部里跟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子跳舞，看她时而跃出时而又投入我的怀抱。
人们说，生活中丢失的片段，是我们心心念念想找到的东西。可在我十八九岁和母亲一起住在白漆屋那会儿，我却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我提早收工回家，走进厨房，发现母亲正穿着衬衫在洗碗槽里刷锅。她一定觉得没人会来打扰她。她平时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衫。我觉得这是为了让她不显瘦。现在我看到好几道青紫色的伤疤，就像由某种机械的园艺工具在树皮上留下的那样——那些伤疤从手臂上纵贯而下，在她为免受洗洁精侵蚀而戴的橡皮手套口戛然而止，颇有几分无辜的意味。我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其他的伤疤，至少能看到的是这些赭石红的伤疤横陈在她手臂的柔软肉体之上，这便是那段失踪岁月留下的证据。没什么，她轻声地说，不过是一些小刀划出来的道道……
对于那些伤口怎么来的，她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母亲，罗斯·威廉姆斯，在我们遇袭之后已经终止了和情报部门的一切联系。尽管在巴克剧院造成的骚乱很快被当局平息了下去，但报纸上还是简短地、不指名地提到了她的存在，暗示了她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媒体只得到了她的代号——维奥拉。各家报纸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派别，要么称这位身份不明的女性是英国女英雄，要么就称其为战后政府海外阴谋的反面典型。这些报道都没有跟母亲产生真正的联系。她那匿名身份的保险程度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回到白漆屋后，地方上依然把那所祖屋归在她那曾在英国海军中服过役的已故父亲的名下。不为人知的维奥拉不久便被人忘却了。
母亲去世十年后，我收到了向外交部申请就职的邀请。我会被招募到这样的职位上去打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奇怪。我在第一天参加了几场面试。第一场谈话是跟一个“情报人员征召机构”，另一场是跟一个“情报评估组织”，我被告知这两家机构都是在英国情报部门中位居高端的独立机构。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会来接近我，向我提问的人看似态度随便，其实问得很精细很复杂，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原本为自己早些年很烂的学习成绩而担忧，但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很介意。我认为裙带关系和血统肯定是进入情报部门可靠的敲门砖，因为这一行就相信血统家世以及有可能遗传的保密能力。此外，我在语言方面的知识也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面试期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我母亲，我也没提。
他们给我的工作是复查档案馆中涵盖战时与战后的各种档案。经我研究后发掘出来的任何材料和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将保密。我只把发现交给顶头上司，由他来对这些发现作出评估。每个上级的桌子上有两个橡皮图章，一个刻的是“仍需改进”，另一个刻的是“过关”。如果你的工作“过关”了，将送往更高一级。至于更高一级是哪里，我不知道——我工作时能看到的小小风景仅限于海德公园旁边一栋无名建筑中二楼的档案迷宫。
这听着像是份苦差事。不过接受一份包含有检查战争细节的工作，在我想来，说不定正好可以发现母亲在把我们托付给蛾子期间干了些什么。关于她的故事我们只听过她在战争早期从位于格罗夫那屋酒店屋顶上的鸟巢用无线电发送情报，或是在夜间驱车前往海岸，靠巧克力和夜晚的寒气让自己保持清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也许现在有机会可以发现她生活中那缺失的一段。这有可能会是一份遗产。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那天下午在马拉凯特太太的花园里语焉不详地提起的政府工作，当时那些蜜蜂正在蜂窝里六神无主地奔忙，而她已经忘了我是谁。
我通读着每天从档案馆里拿来的堆成小山也似的档案。其中主要包含在战争边缘行动着的各色人等写下的报告，关于纵横于欧洲以及后来中东的旅程，以及各种战后的小冲突——尤其是在1945年到1947年初期间。我开始意识到，停战以后，一场未经批准且依然充满暴力的战争仍在继续。那时间，那些规定和谈判都还暧昧不清，战争行为继续在公众的听闻之外发生。在欧洲大陆上，游击队和党派武装从隐身的地方冒了出来，拒绝接受失败。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的支持者们被受了五年或更长时间苦难的人们四下追捕。来来回回的反击与报复行为蹂躏着那些小小的村落，在身后留下更深的悲痛。当时刚获解放的欧洲版图上，有多少个少数族群，便有多少方势力在实施着这样的行为。
除了四五件其他的事情外，我主要负责检查整理遗留下来的档案和卷宗，评估哪些行动成功达成了目的，哪些也许出了岔子，以及哪些需要重新建档，哪些应该彻底终结给出推荐意见。这种行为被称作“无声的纠正”。
我们所处的其实已经是第二波“纠正”了。我发现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以及伴随着和平的到来，一场坚决的、几乎是末日审判般的审查行动已经开始了。毕竟，有难以计数的行动是公众永远也不宜与闻的，因此大多数关于妥协与让步的证据已经尽可能迅速地得到了销毁——此事发生在全球各地包括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情报机构总部。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贝克大街特别行动处办公室发生的撤走时的大火。这类故意的火灾事故在世界各地都有。在英国最终离开德里的时候，那些称呼他们自己为“焚烧官”的人承担了焚烧所有妥协记录的工作，在红堡里日以继夜地放火烧文件。
这种掩盖战争真相的本能并不唯英国所独有。在意大利，纳粹破坏了的里雅斯特圣安息日集中营的大烟囱，在这所由米厂改建成的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反法西斯的政治犯受到折磨与杀害。同样地，关于的里雅斯特附近山区石灰岩天坑中的万人坑也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南斯拉夫的党派武装把反对接管的人，或者数以千计从南斯拉夫隔离营里消失的被驱逐者，把他们的尸体都处理在了这里。战争各方都在急急忙忙但又坚决地销毁着证据。在难以计数的手中，任何可能产生问题的东西都被焚烧或切碎了。这样，经过修正的历史才能得以开始。
但真相的碎片还残留在家庭里，或那些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村庄里。任何一个巴尔干地区的村庄，我有一次听母亲跟阿瑟·麦卡什说过，都能找到理由报复其邻居——或者任何一个他们确信曾成为过敌人的人——党派武装、法西斯主义者，或我们，同盟国。这些就是和平造成的不良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1950年代这代人来说，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出会给历史带来麻烦的行动的残留证据，这样的证据依然能在零散的报告和非官方的文件中找到。在这个十二年后的战后世界里，我们埋首于天天送到面前的档案之中，其中有些人觉得，要想能看清谁持有正确的道德立场已经不再可能了。事实上，许多在那个档案迷宫中工作过的人，都在不到一年后就离开了。
众圣之地
我从马拉凯特太太那里买下了房子，在成为其新主人的第一天我穿过田野，朝着白漆屋走去，那里是我母亲长大的地方，现在已经卖给了陌生人。我站在曾是她土地的边缘高起处，远处一条河流在缓缓地蜿蜒流淌。我决定要在此地写下我对她的时代的微末了解，尽管这曾经属于她家里的房子与风景从来都不是她生活的真正地图。那个在萨福克郡的小村边长大的女孩其实有过非常多的游历。
有人跟我说，想写回忆录，你必须得处于一种孤儿的境地。那样的话，你身上所缺失的东西，让你变得越来越谨慎和犹豫的那些东西，会几乎自然而然地向你走来。“回忆录就是失落的遗产。”你意识到，于是这时候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去看，该朝哪儿看。在由此而来的自我描摹中所有的东西都对上了韵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经过了深刻的反思。如果某一个动作在过去被忽略了，现在你会发现它是受另一个动作支配的。所以我相信母亲身上的某样东西肯定能跟我对上韵脚。她置身于自己的小小镜厅里，我置身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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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个乡村家庭，日子过得朴实而不招摇，在那样一个如今一看战时拍摄的影片就能认得出来的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样想象我的外公外婆和我母亲的，觉得他们也许就是那些电影里拍出来的样子，尽管最近，看到电影里那些女主人公贞静贤淑、压抑性欲的样子，就会令我不由得想起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在标准剧院的电梯里跟我一起上上下下的那些女神雕像。
我的外公生在一个有好几个姐姐的家庭里，从小就习惯了被一堆女人众星捧月地围着。即便他最后升到了海军上将的军衔，毫无疑问会有一帮男人受到他的严格掌控，在海上对他的命令俯首帖耳、遵从有加，他还是更享受在萨福克度过的时间，在他妻子和女儿的家庭生活习惯中过得悠然自得。我在想，这种“家庭生活”加“在外的生活”的组合是否影响到了我母亲，让她先是接受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继而又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因为她自己会最终执著于得到更多，所以她先是嫁人生子，然后又投身了职业生涯，这正对应了她父亲同时栖居的两个世界。
知道自己的青壮年都会在海军中度过，外公在买房子的时候有意买在了萨福克郡，因为那里没有紧靠一条“活跃的河流”。所以我母亲十几岁时学会钓鱼的地方是一条宽阔但却平静的溪流。没有哪股水流急匆匆奔来汇入。水流是从房子边上像草地一样顺着缓坡汇入溪流的。时不时地，人们会听到从远处某所诺曼式教堂传来的钟声，这同样的钟声也曾飞越田野，飘入过之前几代人的耳中。
这个地区是由一群小村落组成的，相互之间间隔了几英里。连通这些村庄的路往往没有名字，这让外来的旅人很是摸不着头脑，想要靠村庄的名字来区别吧，这儿的村名又都很相似——什么圣约翰村啦，圣玛格丽特村啦，圣十字村什么的。其实这里面有两拨圣人——来自南埃尔姆汉姆的众圣，用这些圣人起名的村子有八个，还有来自伊尔克夏尔的众圣，用他们起名的村子有四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地区任何一块路标牌上面的里程都是胡乱估算的。如果有一块路牌上写着从某个圣人到另一个圣人之间的距离是两英里，那么在走了三英里半之后，某个路人就会掉头往回走，觉得自己肯定是在哪里忘了拐弯了，而实际上他还得再走半英里才能找到那位藏得很巧妙的圣人。众圣之地的一英里感觉比别的地方的要长。凭周围的景物也无法确定方位。即便是在这里长大的人，有时走着走着也会犯迷糊。我小时候在这儿待过几年，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作为一个伦敦娃，我会特别沉迷于画出附近街区的地图以获取安全感。我觉得凡是我无法看到或是无法记录下来的都将不复存在，就像我经常觉得我忘了把母亲或父亲放在众圣之地的哪个村庄里了，那些小村子毫无规律地散布在地面上，有着相似的名字，和彼此之间靠不住的里程。
战争期间，众圣之地由于靠近海岸，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的路牌，不管多不精确，全都被拿掉了，以防德国有可能的入侵。整个地区到了晚上没有任何标志。后来其实并没有任何入侵，但被分配到这里最近才建成的皇家空军机场的美国空军却因此在晚上逛完酒吧想回去时常常迷路，人们经常发现他们直到第二天早上还在疯狂地寻找着正确的小机场。坐了大狗渡船来的飞行员们在没有名称的小巷里兜来兜去，结果发现又坐大狗渡船从另一条路回去了，就这样也没能碰上他们该去的机场。在塞特福德，军队创建了一座跟现实比例相等的德国小镇模型，同盟国的军队在这里进行进入德国本土前的包围和攻击训练。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对照：英国的士兵们在认真记着德国小镇的结构，而德国军队正在准备着要进入一片连一块路牌也没有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萨福克乡野。沿海的城镇都悄悄地从地图上给去掉了。军事区则堂而皇之地消失了。
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我母亲和其他人所参与的许多和战争相关的工作都是以相仿的隐秘方式进行的，真正的动机被掩盖了，像人们的童年。三十二个小飞机场，再加上迷惑敌人用的假飞机场，几乎一夜之间就在萨福克郡建了起来。这些货真价实的机场绝大多数永远都不会在地图上出现，尽管它们在几首酒吧里传唱的歌曲中有过短暂的亮相。最后，战争打完了，这些小飞机场消失了，四千名空军军人也将以相似的方式离开这一地区，就好像没有任何异常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过。众圣之地悄然回归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十几岁的时候，马拉凯特先生开车带我沿着那些很久以前曾经的古罗马道路出工收工，我应该在路上听他说过那些暂时从地图上被抹去的城镇，因为他当时正在梅特菲尔德被弃用的机场周围种蔬菜，而正是在那些覆满了荒草的旧跑道上，再一次有人教了我学开车，而这次我已经能合法开车了。马拉凯特家住的村子被称作“感恩村”，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里这个村子没死一个人。这就是我后来回来住的那个村子，那是又过了约莫十年，在母亲去世后，我买下了那所小木房子，房子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总能给我带来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