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漆屋住的时候，我曾经醒得很早，起来后就朝村子走去，知道山姆·马拉凯特会把车开到我前面，点起一支烟，看着我爬进车里，坐到他边上。然后我们就出发前往各个镇的广场，比如邦吉镇的黄油十字广场，把他的农产品堆到搁板桌上，然后一直忙到中午。夏天最热的日子，我们会到埃尔林厄姆磨坊去歇晌，那儿的河水很浅，我们站到河当间儿，水刚没过腰，我们吃马拉凯特太太做的三明治——西红柿、奶酪、洋葱，再加上她自家蜜蜂酿的蜜。这种组合我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尝到过。他的妻子那天早上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为我们做了这顿午餐，这给了我有爸妈的感觉。
马拉凯特先生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他那公牛般的身躯让他与众不同。他有一件长长的低地“獾皮外套”，用几种不同的皮子做成，闻着有凤尾草的味道，有时候又有蚯蚓的味道。他们两口子是我看到的婚姻稳定的例子。他妻子无疑觉得我在他们身边待的时间太多了。她做事极有条理，热衷于整洁，而他则是兔子的野兄弟，所到之处就像一阵会脱衣服的飓风刮过一样。他在身后的地板上撂下了鞋、獾皮外套、烟灰、一条茶巾、关于植物的期刊、小铲子，还把从土豆上洗下来的泥留在了洗涤槽里。凡他遇到的东西都会被吃掉、摔倒、读完、扔掉，而被他丢弃了的东西他便再也不会看见了。无论他妻子怎么说他这个毛病，他就是屡教不改。我怀疑，其实，她在忍受丈夫的天性中还是颇得了一些乐趣的。虽然是夸他，但马拉凯特先生种的地的确完美无瑕。地里没有哪株植物是由着它自己乱长的。他会用水管里细细的水流把小萝卜搓洗得干干净净。周六的市集上，他会把商品在搁板桌上码得整整齐齐。
这样的生活成了我在春天和夏天的固定模式。我挣一份小小的工资，这意味着在我和母亲那看似无法跨越的距离间，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站到其中一边对峙。这距离在我这边是不信任，在她那边则是隐瞒。所以山姆·马拉凯特倒成了我生活的中心。如果活儿干晚了，我会和他一起吃晚饭。曾经陪伴我生活的蛾子、奥利弗·劳伦斯、一缕烟一般的镖手、我那朝着河里就跳下去的艾格尼斯，已经换成了性情随和、为人可靠的山姆·马拉凯特，用当时人们的话说，他壮得就像一棵橡树。
冬天的那几个月里，马拉凯特的田地进入休眠。他只要每日去看上一眼就行了，地里的有机物只有作为覆盖作物的开着黄花的芥末。冬天对他意味着清静和死气沉沉。等我再回到田地里的时候，那里已经满是瓜果蔬菜了。我们很早就上工，中午吃完饭到他的桑树下小睡片刻，然后再一口气干到七点或八点。我们用五加仑的桶收四季豆，用独轮手推车收甜菜。屋后带围墙的花园里种的李子，马拉凯特太太最终会把它们做成果酱。靠近海边的地方长出来的小番茄吃起来有一股浓重的口味。不久，我就又见识到属于蔬菜种植者们的季节性亚文化了，那就是隔着搁板桌没完没了地谈论凋萎病和今年春天没下够雨。我会静静地坐着，听马拉凯特先生施展本事跟他的顾客们瞎扯。只有我俩的时候，他会问我在读些什么书，问我在大学里是学什么的。他从来没有嘲笑过我的另一半世界。他发现，无论我在学的是什么，都来自于我身上的某种欲望，尽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少会想起我在课堂里学的那些东西。我希望能成为他宇宙中的一部分。跟他在一起，我小时候画的那些模糊的地图都变得可靠与精确起来。
跟他一起走的每一步都让我心里踏实。路边的每一种草，他都能叫上名来。他会拎着重重的两桶白垩和黏土去一个园子，但我知道他也会留神细听某一种鸟的鸣叫。如果有一只燕子撞到窗子上撞死或撞晕了，他会有半天都不说一句话。那只鸟的世界，它的命运，会一直留在他心里。要是我之后不小心提起了那件事情，我会看到他脸上浮现出阴云。他会在跟我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不说话了，我就会失去他，发现自己变成了独自一人，哪怕他就在我身旁，在开着车。他知道这世界上层层叠叠的悲伤，恰如他了解这世界上的快乐。每次经过一丛迷迭香，他都会掐下一枝来，嗅一嗅，收到自己的衬衫口袋里。每次来到河边他都会出神。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会脱掉靴子和衣服，在芦苇间游泳，嘴里的香烟一路都袅袅地朝外冒着烟。他教我哪里能找到那些很少见的太阳伞蘑菇，颜色是小鹿的那种浅黄褐色，下面是浅色的菌褶，得到旷野里去找。“只在旷野里。”山姆·马拉凯特会说，手里端着一杯水，像在说祝酒词。几年以后当我听说他去世了，我端起手中的杯子说：“只在旷野里。”说这话时我在一家餐馆里，独自一人。
他那棵桑树的树荫可真叫大啊。曾经有一段，我们都是在有大太阳的时候干活儿，所以我现在想到的是树荫，而不是那棵树。想到它那充满对称美的黑暗存在，想到它的深邃与静默，正是在那里他跟我一聊就聊半天，谈他以前的岁月，直到得再次回到独轮车和锄头旁去为止。微风越过低矮的山丘，进入我们的这个黑暗房间，在我们身旁发出沙沙的声响。真想永远都待在那里，待在那棵大桑树下。草叶间的蚂蚁在爬着它们的绿色巨塔。
在档案馆里
我每天都在那栋无名的七层楼建筑的一个小角落里工作。那儿我认识的人只有一个，而他还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一天，我刚进电梯后他也进来了，跟我说了句：“你好，夏洛克!”就好像这名字和这声招呼便足够成为我俩之间的暗语，仿佛他声音中所包含的那个感叹号便足以让他在这样一个地方意外邂逅的人满足了。个子高高，依旧戴着眼镜，还是一样的溜肩膀，脸上和从前一样带点未脱的稚气，这就是阿瑟·麦卡什。电梯到了上面一层，他下去，我随即跟了出去，看他消失在了某间办公室。我知道，这事很少有别人知道，在他的白衬衫下面，他的肚子上有三四道深深的伤疤，永久地斜划过他白色的皮肤。
我坐火车来伦敦上班，周中待在伦敦，住在盖伊医院附近一套租来的一室户公寓里。现在城里不像以前那么乱了，让人觉得人们正在重新建立起生活的秩序。到了周末我回萨福克。我不仅生活在两个世界，也生活在两个时代。在这座城市里，我总隐隐约约地觉得会在哪里蓦地瞥到一辆浅蓝色的莫里斯，就是镖手的那辆。我想起车罩盖上那很有军事气派的顶饰，琥珀色的指示灯跳动着，示意要右转或者左转，然后倒退着开进门洞，那门洞的样子活像灰狗坐飞机时的两只耳朵。还有镖手怎么能够，就像一只敏锐的猫头鹰，找到发动机音色中的那个错音，核心部位的一点噪声，于是在几分钟之内他就会走下车去，打开918CC发动机的阀盖，用一条狭长的砂纸把火花塞的尖端给磨亮。那辆莫里斯，我记得，是他有如命门般的一点嗜好，任何一个由他陪着踏进这辆车的女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对这辆车的爱和关心比他能给予她们的要多得多。
不过我不知道镖手是否还拥有着这么一辆车，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他的踪迹。我曾经忍不住到鹈鹕大台阶他的公寓去找他，可他已经搬走了。唯一跟他熟的人是莱奇沃思的伪造专家，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线索，可他也消失了。真相是，我把那难忘的一桌陌生人都给弄丢了，他们对蕾切尔和我所造成的改变比我们失踪的父母都要大。艾格尼斯上哪儿去了？哪儿都找不到她。我去她父母住的公寓找，他们不再住那儿了。天涯路的餐厅里没有人记得她了，工艺综合学校里没留她的地址。于是我的眼睛就一直警惕着，期待着能瞥见一辆双门莫里斯那熟悉的蓝色轮廓。
我的工作已经干了有几个月了。我开始意识到，凡是有可能包含和我母亲相关材料的文件是不会让我看到的。那些文件要么已经销毁了，要么就故意拿走了不给我看。似乎有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在了她的战争生涯上，我依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为了摆脱工作的局限，我开始在晚上到泰晤士河北岸上散步，悄悄地走过镖手曾经关过狗的那个家庭防空洞。但那里面再也听不到狗叫或是狗打架的声音了。我路过过好些个码头，圣凯瑟琳码头、东印度码头和皇家码头。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那些地方早已不再上锁，所以有天晚上我就进去了，在一个船闸的闸门上设了三分钟的定时器，借了一艘小艇，抓住潮水的变化来到了河上。
泰晤士河上船的数量已经大不如昔了。此时是凌晨两三点左右，周围就只有我孤零零的一条船。偶尔会有一条拖船经过，把城里的垃圾运到外面的犬之洲岛上去。我感受到了河底下的隧道所造成的漩涡，所以我必须用力划桨，才能勉强停留在原地，不然就有可能被漩涡吸着漂向拉特克利夫十字码头或是莱姆豪斯码头。有一天晚上我弄到的船上有马达，于是就一直来到了弓溪，又进了那条河北面的两条支流，差点觉得我就要在那些黑暗的支流里找到同盟者了。我把偷来的船泊好，这样改天晚上我还能继续逆流而上，去更远的港汊与运河。然后我走路回到城里，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回到办公室，神清气爽。
我又开始了沿着那条我们曾经收狗的河流上下探索的旅程，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哪里改变了我。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变得渐渐明白了，那就是不只是母亲的过去被掩埋了、湮没了，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已经消失了。我失去了青春。当我出出进进那些熟悉的档案室时，心中有了一件新的想做的事。工作了最初几个月后，我明白了，在我们收集着一场尚未审查完的战争的瓦砾之时，我是被人注视着的。我从来没有说起过母亲。每当她的名字被某个上级官员随口提及的时候，我只是耸耸肩而已。当时我还没有得到信任，可现在我得到了，而且我知道了在哪些具体的时段会单独待在档案馆里。我青年那会儿学到的都是怎么不当老实人，从官方渠道打探消息是我的拿手好戏，无论是偷看学校的成绩单，还是在镖手的指导下偷赛狗的文件。镖手的钱包里有一套细巧的工具，可以用来进出任何地方。我曾经充满好奇地看他使用这套工具，有一次甚至亲眼看到他用一根鸡骨头把捉狗的夹子三两下就给弄开了。在我身上还残留着一点无法无天的气质。不过到眼下为止，我还没法接触到那些经过了审查的双A级档案，那些都放在我这种无关人等见不到的地方。
教我怎么打开档案柜锁的居然是那个兽医，就是继承了两只鹦鹉的那个。她是我好几年前通过镖手认识的，也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叫我给找到了住址的。我回到伦敦后，她就跟我交上了朋友。我把我的问题讲给她听，她向我推荐了一种蹄子和骨头受伤时用的强力麻醉剂，我可以把它抹在锁的周围，直到出现一层白色的冷凝液。冷冻会使锁对侵入的抵抗变得迟钝，这样我就可以实施下一步的攻击。这就是施泰因曼导钉，在更合法的世界里这是为赛狗提供骨骼牵引，保护它们受损骨骼用的。光滑的不锈钢髓内导钉，又小又有效，几乎立刻就取得了成功，只听“啪”的一声，档案柜上的锁几乎毫不停顿就打开了，袒露出了它守护的所有秘密。我开始翻检起那些锁着的档案。稍后，在我独自吃饭用的、通常无人光顾的地图室，我把借来的那些文件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来开始阅读。一小时后我又把它们送回了它们上锁的家里。只要我母亲在这栋楼里出现过，我就一定会发现她。
对于我新获得的知识，我对谁也没有提过一个字，只跟蕾切尔打电话告诉了她我的新发现。但她对于重新进入我们的青春没有半点欲望。她以自己的方式抛弃了我们，丝毫不想回到对她来说是一段危险而又不能信任的时光中去。
在她被发现安全地躲在巴克剧院的巨幅布景画后面、镖手的怀中后，母亲被带去看她，当时我没有在场。我身上依然残留着氯仿的后效。但显然当母亲走进那个房间时，蕾切尔并不想离开镖手。她紧紧抱住镖手，把脸别过去不看母亲。在被劫持期间她发了一次病。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况。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人们绝大部分都瞒着我。也许他们觉得我会感到不安，然而他们的沉默使事情变得更糟糕、更可怕。蕾切尔后来也没说什么，但我恨我母亲!不管怎么说，当镖手抱着她站起身来，想把她递给我母亲时，我姐姐开始哭了起来，好像是在靠近一个恶魔一样。
当然，她当时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她心力交瘁了。绑架诱发了癫痫发作，她一直也不清楚当时发生的细节。我后来经常目睹那样的景象，当她发作完后看到我，那眼神仿佛我是个魔鬼。这有点像《仲夏夜之梦》里某种爱情药水所起的作用，只是你醒来后并不是爱上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而是害怕那东西，因为它会将你拖回到几分钟前刚刚经历过的打击中去。
不过这对当时的蕾切尔应该说不通。因为她第一眼看到的是镖手把她抱在怀里，正在安抚她，为了让她进入安全的状态而做着所有该做的事情，跟之前在她卧室里那次一样，当时他还跟我编了一套他有一只犯癫痫的狗的谎话。
还有一件事。不管姐姐在刚发完病之后对我做出怎样的反应，无论是怀疑还是愤怒，几小时后她就会和我一起玩牌或是帮我做数学作业。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母亲身上。蕾切尔对母亲的粗暴判断永远也不会缓和。蕾切尔对她关上了门。她转而去了另一家她自己不喜欢的寄宿学校，就是为了要躲开母亲。“我恨我母亲。”她后来一直都把话说得这么狠。在我曾经的想象中，母亲的回归会让我们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可姐姐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在巴克剧院的大厅里看到蛾子的尸体时，姐姐转过头去就对着母亲尖叫起来，而且一声接一声，似乎永远也不会有完的时候。我们那原先就已经破裂的家庭再次破裂了。从那时起，姐姐就觉得反而是跟陌生人在一起更安全。毕竟，是陌生人救了她的命。
这就是蛾子最终离开我们的那个晚上。他曾经答应过我，那是在卢维涅花园煤气暖炉的亮光旁，说他会一直待在我身边，直到我母亲回来。他说到做到了。然后，他就在母亲回来的时候，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大家。
***
一天，我提早离开了档案馆，去看蕾切尔的一场戏剧表演。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我意识到她在躲着我，而我也不想进入她的生活。我知道她在跟一个小木偶剧团一起演出，听说她跟谁住在一起了，不过她自己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儿。现在我从她那里收到了一条虽说简短而不置可否，却还算是彬彬有礼的讯息，说她参加了一出戏的演出。她叫我不必勉强去看，这戏会在一家以前的制桶厂里连演三个晚上。她讯息中的那份小心翼翼让我觉得心痛。
观众只占据了所有座位的三分之一，所以剧团里的人在开演前最后一分钟指引着我们往前排坐。我自己向来喜欢坐后面，尤其是戏里有我的亲戚，或者看的是魔术表演，所以我留在原位没有动。我们在黑暗中坐了好一阵，戏开场了。
演出结束后，我等在出口的地方。蕾切尔半天也没出现，所以我就穿过各种各样的门和临时性的幕布，到后台去找她。两个舞台管理人员在一片空地上抽烟，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提了姐姐的名字，他们朝一扇门一指，我就走了进去。蕾切尔正拿着一面小手镜在照，一边擦拭着脸上的白色油彩。她身边有个小篮子，里面躺着一个婴儿。
“嗨，瑞恩。”我打完招呼就凑上前去俯看那个婴儿，蕾切尔则看着我。这不是她寻常看我的那种眼光，目光中包含了两种或更多的感情，期待着我来说点什么。
“女孩儿？”
“不，是男孩儿。他的名字叫沃尔特。”
我们的目光交汇到一起，互相对望着。这时只怕还是什么都不说更安全些。在成长过程中，省略与沉默一直围绕着我们。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好像就只能靠猜了，如同我们当年面对满满一箱衣物需要破解其无声的含义一样。她和我早在很久以前就在那些迷惑和沉默中失落了彼此。不过现在，置身于这个小婴儿的旁边，我们之间又有了些许亲密，就像她在发作之后脸上挂着汗珠，我会把她揽在怀中。此时，无声总是胜过有声。
“沃尔特。”我平静地说道。
“对，亲爱的沃尔特。”她说。
我问她当我们置身于蛾子的魔咒之下时她是怎样的感觉，我承认自己在他身边时总是感到没有自信。“魔咒？他关心我们。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当时在发生什么。他正是那个保护我们的人。正是他带我去的医院，一次又一次。你最后才能忘了父母对我们做过的事。”
她开始收拾东西：“我得走了，有人要来接我了。”
我问她戏中某处的音乐是什么曲子，当时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舞台上，怀抱着一只大大的木偶。我当时差点感动到落泪。是什么曲子其实并不重要，我有好多话想问姐姐，但我知道那些我真正想问的问题她是不会回答的。她回答的时候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舒曼的《我心困厄不安》，你知道的，纳撒尼尔。那时候我们在家里每周都会听上一两遍，在深夜里听，钢琴在黑暗中不绝如缕。你当时还跟我说好像听到母亲的声音加入了进来。那就是困厄。”
“我们被毁了，纳撒尼尔。承认吧。”她轻轻地把我推到门边，“你从来没跟我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我转过身去：“我不知道。”
“你可以去找找。你的名字是纳撒尼尔，不是斯蒂奇。我也不是瑞恩。瑞恩和斯蒂奇被抛弃了。选择你自己的生活吧。就连你朋友镖手都这么跟你说的。”
她抱着宝宝，抓起他的小手，朝我微微摆了摆。她的意思是叫我看看她儿子，别再跟她说话了。我离开了那个小房间，重新置身在了黑暗中。在我随手关掉的门下边，只露出一缕细细的光。
阿瑟·麦卡什
我最先找到的宝是一批关于罗斯在战时担任无线电报务员的早期活动记录，最初以格罗夫纳屋酒店屋顶的火警观察员的名义开始工作，后来又来到了奇克桑兹女修道院，在那里她截获了加密的德国无线电讯号，把它们发往布莱切利园，在名为“伦敦的欺骗者们”的军情六处指挥下进行破译。她还数次前往多佛，借助沿岸那些巨型的天线，辨认出具体某些德国发报员在发送摩斯密码时富有个人特色的节奏——能够辨认出发报员按键方式的绝活是她为人称道的技能之一。
只有到了后来的档案，那些埋藏得更深、更加难以理解的档案中，我才渐渐弄明白，她在战后也曾到海外工作过。举个例子，她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了对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爆炸案的调查中，在其他一些涉及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报告的片段中也有出现。有一份报告里说，她跟一个小组曾经短时期以那不勒斯附近为据点活动，当时往这个小组里派遣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该报告直截了当的说法，是要给一个依然在秘密活动的小组“松松线脚”。她的小组有两人被抓或被杀。报告里提到一笔，说小组里可能有人叛变。
但大多数时间里，我能找到的只是她护照上那些模糊的印戳里的城市名，和她使用过的那些化名，日期则有的被抹掉了，有的用笔涂画掉了，本来我想弄清楚她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何时去的，这下也只能作罢了。我意识到，她手臂上那些伤口是我拥有的唯一物证。
我和阿瑟·麦卡什又邂逅了一次。他之前出国去了，在一番谨慎的对话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从来不问我在那儿干的什么，我也同样没有问过他此前在哪里就职。现在我对我们楼里的社交礼仪已经谙熟于胸了，知道我们那天在晚餐时说的话得绕过所有敏感的话题。然而在某一个点上，我觉得要说的话应该可以接受，而要提到的信息也无伤大雅，便把心中的想法大声脱口而出了，说不知道蛾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麦卡什摆摆手表示不予作答。我们所在的餐馆和办公的地方离了好远，然而他还是马上朝四下里巡视了一圈。“我不能谈这个，纳撒尼尔。”
我们提到的那段岁月发生在卢维涅花园，那里离白厅这片政府的地界很远，可麦卡什仍然觉得他不能谈论一个我觉得和政府机密毫无关系的人。可这件事对于蕾切尔和我却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我不想就此放弃或改变话题，心里为我们不得不变成彬彬有礼的陌生人而感到窝火。带着些许的戏弄之意，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一个经常到我们家来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我说，我需要跟他取得联系。我现在在萨福克也有一群蜜蜂，需要一些建议。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沉默。
“他只不过是个养蜜蜂的!我有个蜂后死了，需要换掉。你这样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也许吧。”麦卡什耸了耸肩，“我就不该来跟你吃这顿饭，这顿晚餐。”这时侍者来上菜了，他把自己的叉子放到更靠近盘子的地方，不说话了，等看到侍者离去后才重新开始。
“我的确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纳撒尼尔……你母亲离开机构的时候，她之所以清除掉了所有的痕迹，其实就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能追踪到你和蕾切尔了。而且在你身边是有监护人的，一直都有。我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周到卢维涅花园来两三次，就是为了照看你们。我就是那个带你们的母亲——在她短暂逗留国内期间——来布罗姆利那家俱乐部看你跳舞的人，这样她才能见到你，至少是远远的。而且你必须知道，那些跟她一起共事的人，即使战争说起来算是结束了，那些人，比如费伦和康纳利，都还是我们关键的保护人和帮手。”
阿瑟·麦卡什的手势，我称其为“英国式的紧张”。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移动水杯、移动叉子、移动空的烟灰缸、移动装黄油的碟子，每样都移动了好几次。这让我了解到，他的脑子动得有多快。很显然，移动这些障碍物能帮助他让自己慢下来。
我什么也没说。我不希望他知道我自己发现的东西。他是一个尽职的官员，讲究公事公办。
“她和你们俩保持距离，是怕你们会和她产生关联，有人会通过她来伤害到你们。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她很少待在伦敦，但当时刚刚被召回。”
“我父亲呢？”我平静地问道。
他几乎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只是做了一个暗示着命运的不屑一顾的手势。
他买了单，我们在门口握手作别。他说再见的时候加重了语气，仿佛这是永别，我们俩再也不可能像这样见面了。好几年前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他向我走过来，距离近得都让我有点不自在，还在自助餐馆里给我买了一杯茶。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同事。现在他步履匆匆地离开我，仿佛能摆脱我令他如释重负。我依旧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有很长时间我们都在绕着对方打转转。这个男人对他救了我们的英勇行为心甘情愿地保持沉默，就是那天晚上母亲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她摸着我的肩膀，用我过去的小名叫我：“喂，斯蒂奇。”然后她快步朝他走去，解开他沾了血的衬衫，问起他血的事。
这是谁的血？
是我的，不是蕾切尔的。
在麦卡什白得晃眼的白衬衫下面永远都会有那几道伤疤，会让人想起他保护我和我姐姐的时候。可现在我知道了，是他一直在跟母亲报告我们的消息，他是母亲设在卢维涅花园的秘密照相机。就像蛾子，如蕾切尔所说的那样，他对我们的照顾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我回想起有一个周末，蛾子和我站在蜿蜒曲折的水池边，一起看着蕾切尔大步跨进水里，走向某个她想要捞起的东西。她挽起裙子，裸露的双腿紧连着水中倒映的身体。她想捞的是一张纸吗？还是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当我眼睛扫到蛾子的时候，看到他正在紧紧地盯着蕾切尔，不只是随便看着她这个人，而是带了一种对她的永久关注。我回想起那天下午沃尔特——现在起就让我们叫他沃尔特吧——紧紧盯着任何一个靠近我们的人，好像觉得会有什么安全隐患。肯定有许多日子——所有那些我不跟他们在一起而在跟镖手忙活的时候——蛾子的眼睛都是这样充满保护地盯着蕾切尔。
现在我知道了，阿瑟·麦卡什也是一个监护人，每周过来两三次，来留心我们的情况。在晚餐结束他离我远去时，我对他的感觉还停留在我十五岁时。他依然是那个孤家寡人，刚从牛津大学出来，带着那首声名狼藉的五行打油诗，始终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就算我开口问他上学时的生活，我敢肯定他会跟我说他们学校围巾的颜色，或是他们那也许以某个英国探险家命名的宿舍楼。事实上，有时候卢维涅花园仍然让我觉得像是个业余剧团，一个名叫阿瑟·麦卡什的家伙冒冒失失地冲上台来，说几句尴尬的对白，说完后他就下台走进——走进什么了呢？这个角色就是为他而写的，一个小角色，照着这个剧本演下去他最终就瘫坐在了巴克剧院后台的沙发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衬衫，也浸透了他的裤腰。这个时刻必须加以保密，不能出现在舞台上。
但是那天晚上的戏剧性画面一直不停复现在我脑海里：母亲朝他走去，将一把椅子拖到身边，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她美丽的脖颈和脸弯了下来，在他脸颊上短暂地亲吻了一下。
“我能帮你吗，阿瑟？”我听见她说，“有个医生快来了……”
“我没事，罗斯。”她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动手解开他的衬衣，把它从裤子里拽了出来，看他身上的刀伤有多严重，把棉布围巾从脖子上扯下来擦拭涌出的血，把手伸向花瓶。
“他没刺我。”
“是砍伤，我看到了。蕾切尔现在在哪儿？”
“她没事，”他说，“她跟诺曼·马歇尔在一起。”
“诺曼·马歇尔是谁？”
“他就是镖手。”我在屋子的另一头说道。她再次回过头来，仿佛诧异于我居然会知道她不知道的东西。
工作的母亲
我追踪着母亲回到英国后很快离开情报部门的踪迹。她切断了所有的联系，然后毫不张扬地搬去了萨福克，蕾切尔和我则在偏远的学校里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母亲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们身边没母亲，可现在她回到英国了我们身边还是没母亲，她正在忙着变回一个籍籍无名的老百姓，清除着她的各种假名。
我看到过她离开情报机关后的备忘录，里面警告她维奥拉的名字又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突然冒了出来，这很有可能说明那些正在搜寻她的人还没有放弃。她在回复中拒绝了“从伦敦派遣人员”对她进行保护的提议，决定找个她职业圈外的人来照顾安全，但不是她的安全，而是她儿子的安全，当时她把儿子带在了身边。因此，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说服了当地的蔬菜种植者山姆·马拉凯特到我家来做客并给了我一份工作。没有一个来自我母亲以前世界中的人受邀进入我们身边的环境。
我毫不怀疑，有人依旧在搜寻一个叫罗斯·威廉姆斯的人，我对自己得到的保护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她死后我才发现，她一直就在自己孩子们的身边——即便是位于遥远的威尔士风景中的蕾切尔——布下了各种担任警戒的猫头鹰。于是阿瑟·麦卡什换成了山姆·马拉凯特，一个从不携带武器的蔬菜种植者，除非你把他的三叉手铲或是修建树篱的工具也看作武器。
我记得曾有一次问起过母亲，是什么让她一开始喜欢上马拉凯特先生的，因为她显然对他很有好感。她当时正跪在花园里侍弄她的旱金莲，一听这话直起了身子，眼睛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远方：“非要我说，那就是他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说了句‘我想我闻到了无烟火药’。也许正是这句话中那个随便的、出乎意料的词让我感到很是快乐。或者说一下来了劲头。这正是我非常熟悉的那部分知识。”
但对我，那个十八九岁的人来说，山姆·马拉凯特能让我想到的只是他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我从来不会想象他跟放火或是无烟火药有半点关联。他是我遇到过的性情最随和、最稳重的人。作为每周三的一项乐子，我们在上工去的路上会买上一份由明特牧师自己私印的四页小报。明特牧师把自己看作是当地的基尔沃特[1]。此公为社区所作的贡献仅限于每周一次向大约二十人的教众进行一次布道。但他还办了这么一份有意思的报纸。他的布道和报纸能把当地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露痕迹地融进某个带道德意蕴的圣经故事。像什么某人在面包铺里晕过去啦，亚当森路拐角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啦，糖果店里被人偷走了一盒水果味的软糖啦，收音机里对“干”这个词的不当使用啦[2]——这些事情都有办法进入他的布道演讲，然后又登上《明特观点》，该报总是能将可爱的生活升华到精神上的感悟。
在《明特观点》上，来自火星的进攻之类的重大事件是入不了编者法眼的。这一点即便是在1939年到1945年间也一直是该报的办报方针，当时它记录的大多是当地人的爆料，诸如胜利菜园[3]里出现了兔子等等。周四，凌晨12:01，一位警官在进行晚间的最后一次巡逻时，在雷电交加的大暴雨中突感“情绪激动”。周日，下午4:00，一位女司机被一名扛着梯子的男子挥手拦下。等到了礼拜天布道的时候，未经允许借别人的梯子或是一个小学童拿手电筒晃邻居家的猫，“试图用手电筒的摇晃和转圈将其催眠”，已经被赋予了深远的圣经含义，那只被催了眠的猫很容易就和圣保罗挂上了钩，他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晃了眼[4]。我们买了《明特观点》小报，用不怀好意的腔调把一小段一小段文字大声读出来，一边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转着眼珠子。马拉凯特先生作为镇上的蔬菜种植者，觉得自己的死肯定会跟喂饱五千个人的事联系到一起[5]。没有人读《明特观点》比我们读得更仔细。只有母亲是例外，这很令人感到奇怪。每次周三马拉凯特先生开车把我送回家，她总是将他请到家里喝茶，吃鱼泥三明治。她从他手里拿过《明特观点》，就走到旁边的桌子自顾自看报去了。她看的时候没有笑声，我现在明白了，母亲寻找的不是荒唐的精神隐喻，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提到周围出现了陌生人。她平时往往只见到马拉凯特先生一个人，或者偶尔还有邮递员。她甚至还坚持家里不能养宠物。其结果就是，屋子外头住着野猫，屋子里头住着老鼠。
经常转学的学校生活不仅让我变得老练圆滑，还让我变得不爱求人，不喜欢跟人直面相对。我躲避困厄。我回避与人争论，就仿佛自己和鸟类以及某些鱼类那样眼睛里长了瞬膜，能让它们静静地、几乎是不失礼貌地和在场的伙伴们分隔开。我和母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好私密和独处。没有人争吵的房间和没有人坐的桌子对我们两个都很具吸引力。
我们只有在穿衣服的习惯上存在一点不同。经常从一个地方旅行去另一个地方让我对自己的衣着整洁承担起了责任。诸如自己熨衣服这样的事情能让我获得控制感。即便是要跟马拉凯特先生去田里干活儿，我也会把要穿的衣服事先洗干净熨好。而母亲则会把衬衫放到灌丛上晾干，然后直接就往身上穿了。不过就算心里会瞧不上我这么不嫌事儿多，她嘴上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根本就没注意到。不过当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在她那瘦削的、眼神明亮的脸庞下面，是一件她觉得晚上穿穿已经够好的、没有熨过的衬衣。
她让自己身边布满了安静，很少听收音机，除了是像《可爱的祸根》[6]或《洛莉·魏乐思》[7]等改编的广播剧，这些经典她读起来会像十几岁的少年。她从不听新闻。她从不听政治评论。她生活的世界跟二十年前她父母生活在白漆屋时没什么两样。这种真空般的安静只是更加凸显出了我俩之间的距离。在我跟母亲很少几次毫无顾忌的争吵中的某次，我抱怨我们被抛弃了，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哪里，奥利弗还在你们身边待过一阵呢。她随时都告诉我最新的情况。”
“等等——奥利弗？你认识奥利弗·劳伦斯？”
她缩了回去，仿佛感觉自己无意中说漏了嘴。
“那个人种学家？你认识她？”
“她可不仅仅是个人种学家，斯蒂奇!”
“那她还是什么？”
她什么也没说。
“还有谁？你还认识谁？”
“我跟你们保持着联系。”
“太好了。你保持着联系。为了你自己!我真是太高兴了。你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我们。你们俩都是。”
“我有工作要做。我有我的责任。”
“可就是对我们不负责任!蕾切尔恨你恨得甚至都不肯跟我说话了。就因为我在这儿跟你住一起，她连我也恨上了。”
“是啊，我一直都在受到诅咒，被我自己的女儿。”
我抄起面前的盘子，恶狠狠地低手朝着一面墙上扔去，仿佛这能够终结我们的对话，没成想那盘子划了一道向上的弧线，打中了碗橱的边缘后碎了，其中一片碎片朝她溅了过去，划破了她的前额，就在眼睛上面一点点的地方。接下来是碎片落地的声音。我们一时都僵在了那里，血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我朝她走去，她伸出手来不让我靠近，仿佛在表示鄙视。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都没伸手到额头上去摸一下伤口。只是依然伸出手掌来对着我，不让我靠近，不让我试图去照料她，好像这根本算不得什么。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也正是在这同一个厨房，我亲眼目睹过她手臂上那一道道伤口。
“你去了哪儿？好歹跟我说上一点儿啊!”
“那天晚上，我跟你和蕾切尔一起，就在这白漆屋，我们一起听着轰炸机从我们头顶飞过，自从那天晚上起，一切就都改变了。我想要参与其中。为了保护你们。我以为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你跟谁在一起？你是怎么认识奥利弗的？”
“你喜欢她，是吧？算了，反正她不只是一个人种学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她跟一组气象学家在一起，乘着分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的滑翔机。那些科学家一整个星期都在记录风速和气流，奥利弗也在那儿，在天上，预报即将到来的天气情况和降雨概率，以确定或推迟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她还参与到了别的事情当中。不过就说这些吧。”
她的手依然举起着，仿佛是在给出证明，有些事她不想做。然后她转过身去，弯下腰，在洗涤槽里把脸上的血洗去。
她开始留书给我看，主要是她在跟父亲结婚前读大学时看过的小说。“哦，他很爱读书……我们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走到一起的……刚开始的时候。”家里有很多法语版的平装本巴尔扎克小说，我知道这些是她的最爱。对于外面世界的风云诡谲她似乎再也没有兴趣了。只有像巴尔扎克小说中拉斯蒂涅这样的虚构人物才能引起她的兴趣。我觉得我也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尽管她或许觉得自己应当要对我施加某些影响。我觉得她其实并不怎么需要我的爱。
下象棋是她提议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隐喻，隐喻我们之间那种暗中较劲的状态，我耸耸肩同意了。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她在制定规则和行棋谨慎方面实在堪称是好得出奇的老师。在没有确定我理解刚刚被教的东西前她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如果我的反应中表现出不耐烦，她就重新开始——点点头假装懂了可蒙不了她。没完没了，简直没劲透了。我想要到外面的田地里去。到了晚上，刚一闭上眼，那些战略啊着法啊就在黑暗中向我涌来，害我睡也睡不着。
学完了最初的课程后我们就开始下了，她赢我赢得毫不留情，赢完还要复盘，把要了我命的那几步重新摆上，告诉我怎样做其实可以躲过威胁的。突然之间，有五十七种方法可以走入一个空间，弄得我好像一只抽搐着耳朵的猫，正在进入一条未知的小巷。我们下棋的时候她一直在说话，要么是为了让我分心，要么是为了说一些关于集中注意力的至关重要的话。她这么做所依从的榜样是发生在1858年的一场著名的胜局，该场比赛被称作“歌剧之战”，因为它的确是发生在一个歌剧院的私人包厢里，当时下面正在演出贝利尼的《诺玛》。音乐正是母亲所喜欢的，而那位传奇式的美国棋手也是一位歌剧爱好者。他时不时地瞄上一眼舞台上的剧情，一边跟一位法国伯爵和一位德国公爵下着棋。这两个人一直大声讨论着应对美国棋手的下法。母亲在这里要突出的是棋手受到的干扰。舞台上，教士们收受了贿赂并被谋杀，几个主要人物最终将被架到火堆上烧死，而与此同时那位美国棋手和歌剧爱好者依然能专注于自己的战略和着法，没有被辉煌的音乐扰乱心智。母亲一说到无与伦比的专注力，就会用这个例子。
有天晚上，一场大雷雨压到了我们山谷的头顶。我俩在暖房里隔桌而坐，气定神闲。身边钠灯一盏。母亲刚把棋子摆好，雷雨就轰隆隆地砸了下来。闪电和雷声轮番肆虐，我们在薄薄的玻璃顶篷下孤苦无助。外面，就如同贝利尼的歌剧；里面，植物的气息令人醺醺欲醉，还有两根电热棒在竭力发散着热量。我们在钠灯那如豆的晕黄中行棋落子。纵然身边有许多分心的东西，我依然与母亲战了个旗鼓相当。她穿着蓝色羊毛衫，抽着烟，几乎不看我一眼。那年八月下了好几场大雷雨，到了第二天早上天光澄澈，清新怡人，宛如新世纪。每当我们坐下来，展开又一局小小的意志的较量，对着头顶暴雨的炮火和怒闪的电光，她总是轻声一句，专注。在闪电划过的那一刹那，我发现她随手走出了一步漏着。此时我看到了一步显而易见该走的棋，但且慢，我又看到一步不该走的错招，或许反倒更妙。我立刻把这步下了出来，她看在了眼里。四周全是声响，可此时我们已经把心思全然放到了倾听上。一道闪电照亮暖房，我看到了她的脸，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惊奇？抑或是欣喜？
终于，母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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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一切都没个定数，那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便只会过一天算一天，甚而可说是过一刻算一刻的。你不会费心劳神，想着必须或应该记住他们。你能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想着要依靠过去，要重建我对过去回忆的解读。我在回忆行为的时候经常前后不一致。我把青春期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平衡不同的印象，好让自己能撑下去。直到十八九岁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告终结，也就是罗斯·威廉姆斯坐在人工制热的暖房里，跟她儿子，两个孩子里唯一答应跟她住一起的那个带着恶性竞争的意味下象棋。有时候她穿一件晨衣，露着纤弱的脖颈。有时候她会穿那件蓝色的羊毛衫。她会把领口拉上来遮住半张脸，那样我就只能看到她多疑的双眼、黄褐色的头发。
“防御就是进攻。”她不止一次这样说，“好的军事指挥官首先应该知道撤退的艺术。怎样打进去很重要，接下来就是怎样全身而退。赫拉克勒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但他最后穿着一件带毒的衣服惨死在了家里，起因是他之前的一件英雄业绩。[8]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就拿你的两只象来说吧，为了保证它们的安全，你甚至牺牲了你的皇后。不——不行!喏，你是那样下的，而我会这么下。再小的错误也会得到来自对手的惩罚。看，只要三步，你就被将死了。”在她要开始跳马之前，她倾过身子来，用手蓬了蓬我的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