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在从一座小教堂的塔楼下往下爬的时候，费伦经过了一个女人，女人伸出手来拉住了他的胳膊，非要跟他打招呼。“你好，我是露丝·霍华德。数学系——格顿学院的。”“马什·费伦，”他发现自己如此说道，“语言系的。”她又继续道，“你肯定就是那个抓住了我弟弟的人。真是个神秘人物啊。我以前在上面注意到过你。”他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你还在学点什么？”他问。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很响。“主要是关于巴尔干的，那儿依旧是一团糟。”她停了下来，眼睛不知看着何处。“我说，我知道你肯定会……有几个屋顶不是单枪匹马能爬上去的。愿意组个队吗？”他用头做了个略显犹豫但最终表示否定的动作。她顾自爬了下去，消失了。
第二年夏天，他依旧在伦敦靠夜间攀爬城区内的建筑物保持身体状况，爬过的楼里包括最近刚盖好的赛弗里奇百货公司扩建的部分。大楼还在往上盖的时候就有人绘制了紧急出口的地图，于是他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去那里爬。“马什·费伦。”一个女人在叫他，听声音好像意外邂逅一般，可其实当时他正一只手悬吊在一道正慢慢松脱的屋顶天沟上。“请稍等。”“好的。对了，我是露丝·霍华德。”“我知道。几天前的晚上我在东边的墙上见过你，就在杜克街的上面。”“我们去喝点东西吧。”她说。
在斯托克咖啡馆她跟他聊起了城里其他适合攀爬的好去处——几所天主教堂，河边的阿德莱德大厦，她说，这些是最好玩儿的。她又跟他说起更多温斯洛普·杨的事情，他那本《屋顶攀爬者指南》几乎成了她的《新约圣经》。“他不只是一个攀爬者，还赢得了英国诗歌的校长奖章，一战的时候他以拒服兵役者的身份加入了急救员志愿者组织。我父母住得离他很近，认识他。他是我眼中的英雄。”
“你也拒服兵役吗？”他问。
“没有。”
“为什么？”
“三言两语说不清。”
“你在三一学院就读过吗？”他又过了一会儿问她。
“不算是。我只是在那儿寻找合适类型的人。”
“找到谁了？”
“我一直跟着这人，在赛弗里奇百货公司的斜坡屋顶上遇见他。他给我买了杯喝的。”
费伦发现自己脸红了。
“因为我抓住了你弟弟？”
“因为你跟谁也没说起这事。”
“那我算是合适类型的吗？”
“我还不确定，到目前为止。等我知道了，会让你知道的。你是怎么掉下来的？”
“我从来不掉下来。”
“你稍微有点瘸。”
“是孩子的时候摔的。”
“那更糟。意味着更持久。我是指恐惧。你老家是萨福克吧……”
他点了点头。费伦已经不想去猜她是怎么知道自己，知道多少了。
“你说你摔下来，怎么会摔的？”
“我们家是搭茅屋的。”
“有意思。”
他不说了。
“我是指这很浪漫。”
“我把髋部给摔坏了。”
“有意思。”她又用了这个说法，算是拿自己开了开玩笑，接着她说，“对了，我们在东海岸需要个人。离你过去住的地方不远……”
“干什么呢？”
他已经准备好了听她说出任何话来。
“去监视某些人。我们刚打完一场战争，但也许另一场又要来了。”
他研究了她给的东海岸地图，上面标着从卡夫希茨到邓尼奇的所有海滨小镇之间的小路。接着又是更详尽的地图，标出了她开列的名单上那些人所拥有的农场。他们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只是怀疑对象。“我们需要在有入侵的时候监视着他们。”她说，“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德国一边的。你可以偷偷溜进去，别留下痕迹，就像劳伦斯说的，干完就走。你的那种工具……叫什么来着？”
“长链刀。”
“对，好名字。”
此后他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名叫露丝·霍华德的女人，不过在多年以后的一份秘密的政府报告上他又见到了这个名字，报告说的是发生在欧洲的持续而毫无宽容的动荡，名字出现在一张便签上，署名之上用潦草的笔迹怒气冲冲地写着：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锅“大杂烩”，没有任何东西随着过去而被带走，没有任何伤口随着时间而得到愈合，这里的时间一切都是当下的、没有结束的、充满怨愤的，一切都是相连着共时存在的……
实在是写得一针见血。
露丝·霍华德依然是他步入秘密战争的引路人。在三一学院的高处，她教会了他“消失的屋顶技巧”，她说这是一个从日本艺术中借来的词语，意指一个高处的视角，比如从钟楼或修道院回廊的顶上，能让你的视线越过墙壁，看到通常隐藏起来的远方，仿佛看到了别人的生活和遥远的国度，发现了或许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一种由高度而获得的旁观意识。
露丝·霍华德说得没错，费伦是个神秘人物。很少有人会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又是在哪里参与到了接下来几十年里余烬不绝的那些冲突中。
打野禽
马什在夜色中把车开到白漆屋，他和狗看着罗斯朝亮着微弱灯光的汽车走来，爬进后排座坐下。费伦掉了个头，朝着海岸开去。开了几乎有一个钟头。罗斯靠在赤褐色的狗身上睡着了。他时不时地会朝他们看上一眼。他的狗。十四岁的女孩。
到了河口，他把狗放了出来，拉好了伪装罩布，从行李箱里拿出装在硬油布箱里的猎枪回到狗站的地方，那里的地面已经悬空了，像是伸出去用力在够着什么东西似的，俯临着满是泥而没有水的河口。依旧是那无人来记录的时段，几乎像是不存在似的，这是费伦最喜欢的时间，潮水刚开始上来，最初只有几英寸深。他能在黑暗中听到。周遭唯一的一团光亮来自汽车壳子里，小姑娘在里面睡着了，身边的门开着，于是那团琥珀色就成了一个标记，一个指示方位的点。他等了一个小时，等潮水进来把河口填满，然后回到车上，握住罗斯的肩膀把她弄醒。她伸了个懒腰，胳膊顶着车顶的毛毡，然后呆坐了一会儿，望着黑乎乎的窗外。他们这是在哪儿呢？费伦的狗又上哪儿去了呢？
他领着罗斯穿过浓密的草丛来到水线边，时间的流逝依然可以从水深的增加中看出。随着天光渐渐亮起，水已经有一英尺深了，周围的景物几乎已清晰可辨。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清醒过来了，鸟儿们陆续离巢，那条猎狗原本规规矩矩地站在水深两英尺的河口边，现在随着水位涨到了两英尺，水花打着旋儿地快速上涌，它也在步步后退。对于陌生人来说，倘或不是个游泳的高手，现在的情形会变得有点危险。有可能会被浪卷走，即便是这浅浅的潮水。而在早些时候，他大可以走在齐腰深的水里，穿过一百码长的布莱斯河口向外的延伸，踏上那暂时形成的小岛。
费伦开了一枪，空弹壳从霰弹枪里跳了出来。一只鸟不发一声地落入水中。猎狗朝外游了出去，跟它搏斗了一会儿，转了个圈，就带着鸟儿回来了。罗斯注意到猎狗是用脚抓着鸟的，这样它就能在游泳的时候呼吸。鸟儿们三五成群凌乱地飞过费伦的头顶，他举枪又射。天色已经又更明澈些了。他抓起另一支霰弹枪，说明着该如何把枪管打开，装上两发子弹。他并不是仔细演示给她看，他只是在说明，说得很平静，一边看她脸上的反应，判断她有没有真正领会。他总是很喜欢她倾听的样子，也相信她听懂了，甚至是在她更小些的时候，还得仰起头来，看着他的嘴。狗听人说话就是那副样子。她拿起枪来随便朝着空中开了一枪。他让她接着开，以习惯枪的声响和后坐力。
有时候他们开车去布莱斯河口，有时候去阿尔德河口。经过那第一夜的旅程后，只要费伦带她去涨潮的海岸打野禽，她就会爬进前排的副驾驶座，一路都保持清醒，哪怕相互间很少说话。她把目光投向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那些灰色的树狼奔豕突般朝他们冲来，然后从他们旁边掠过，一副没有被抓到的样子。她的思绪已经跑向了前方，预演起了枪在手里会有多重，握在手里是怎样冷冰冰硬邦邦，枪身怎样在准确的时刻被陡然举到准确的高度，开枪后的后坐力，以及那回荡在河口的寂静中的余响。所以当他们三个在黑暗的汽车中向着目的地飞奔时，她已经演练熟了打猎的整个过程。猎狗靠在两排座位之间，把它那温暖的口鼻搭在她的右肩上，而她也侧过脑袋，和猎狗头顶着头。
***
罗斯那紧绷的身体和脸庞几乎没怎么随着岁月而改变，始终精瘦精瘦的。她身上天然有一种警惕。马什·费伦永远说不准这种警惕是哪儿来的，因为她成长的环境是平静、恬逸的，人们与世无争，过的是慢生活。她那海军上将父亲的身上就显现出这种平静恬逸。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他似乎毫无挂碍，但这并不是他完整的形象。马什意识到，这位父亲正像他所做的那样，在城里还有一份更为忙碌、更具官方色彩的生活。这两个男人经常在周日相伴着一起散步，马什平日里向来是个业余的博物学家，因此他会聊到白垩山的形成之谜。“完整的动物群出现又消逝，沧海桑田，而一层层的白垩是由无数生物在几乎无限久的时间里合力建成的”。对于罗斯的父亲来说，萨福克正是这样一个缓慢的、渐变的宇宙，一段宁静的稳定期。他知道，那个真实而又急迫的世界在海上。
被做父亲的和费伦之间那无拘无束的友谊所浸润的是那个小女孩。两个男人在她看来都既不专横也不危险。父亲在被问到政治党派的问题时或许稍微有点一本正经，不过他会让家里养的狗，矮花花，爬上沙发，扑进自己怀里。他的妻子和女儿看着他的这般表现心里很清楚，只要他去到了大海上，就完全不是这副样子了，那里哪怕一截绳索的磨损都是会受到惩罚的。他还会在听音乐的时候动感情，当电波中传来某段曲调，他会让她们都不要发出声音，认真谛听。他若不在，女儿会怀念那种平静的男性气息。母亲规矩严的时候，那是罗斯可以悄悄走过去寻求依靠的温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她逢到父亲不在，便老是会去黏着马什·费伦，听他讲刺猬那锲而不舍的习性，讲母牛会在产下小牛犊后吃掉胞衣以恢复体能，听得连嘴都合不拢。她需要那些属于成人和大自然的复杂的规则。即便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费伦就一直是拿她当大人一样跟她说话的。
当马什·费伦在海外待了很长时间回到萨福克后，她会重新认识他。不过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他教她钓鱼、带着一起去打野禽的小姑娘了。她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那就是我姐姐蕾切尔。
费伦看着怀里抱着女儿的罗斯。她把女儿放到草地上，接过钓鱼竿，他的礼物。他知道她的第一反应会是测算一下鱼竿的重量，把它放在手指上保持平衡，然后露出微笑。他离开得太久了。他想要的只是再次看到那微笑。她用张开的手掌摩挲着木质饱满的鱼竿的纹理，然后抱起孩子，走上前来拥抱了费伦，小孩夹在中间有点不是地方。
他现在看罗斯已经换了一种眼光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跟着他学这学那的孩子了，这让他感到失望。而她，一路开车来到父母在萨福克的家，再次看到他，在她心目中他依然是她童年时的那个密友。即便罗斯正处于哺乳期，时时会在凌晨三四点钟的黑暗中醒来，但她心中并没有两人已经今时不同往日的想法。如果说在她的心灵深处偶尔会泛起一些念头的话，那也不会是她过去的老邻居、现在见了面依然觉得很亲切的费伦，而是她一直在追求、现在却被她的婚姻给逐出了生活的职业生涯。她有了一个孩子，又怀上了第二个，所以语言学家的职业生涯看来已经难以企及了。她将会有几年保持年轻母亲的身份。她觉得自己身体的柔韧与灵活已经不如以前。她甚至起了把这事在散步时跟费伦提一提的念头，只有散步时她可以有一个小时不用管孩子。
后来说起了才知道，费伦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而她和丈夫就住在离他不远的塔尔斯山，不过他们从来也没有在路上偶遇过。在伦敦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费伦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他很少说起的项目。尽管在电台节目中他以让人喜爱的博物学家身份为人们所熟知，但在那个形象的背后有人知道他是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花花公子”，罗斯的父亲一直都这么叫他。
因此这天下午，在她父母家白漆屋的草坪上，是她这些年来第一次见到他。他去哪儿了，她在心中问。而且，今天还是她的生日，他出现在了母亲为她举办的午宴上，带着这份鱼竿的礼物，给了她一个惊喜。见面后，他们答应彼此要留出一个小时来给对方，单独和对方散步。“你以前做的那只蓝翅膀的橄榄虫我还留着呢。”她说。这话听着像是在表白。
但她在他眼里已经变得陌生了，那紧绷的形体变了，被永久地绑在了孩子身上了。她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内心的秘密，不那么时刻保持警惕了，他不知道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说不确切，但他感到她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过去的样子。他喜欢她身上有时候会突然蓄势猛扑的样子，现在却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就在这时，一条雪松的枝子挡住了她的路，她一把将它拨开，在她做出这一动作时，他认出了她脖子处若隐若现的骨骼线条，顿时，那种他以为已经失落了的往日情感又涌上了心头。
于是他向她提出了工作的想法，他曾经教过这个最聪明的女人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按着年代顺序排列的乡间最古老的岩石名单；最适合用来做箭、做鱼竿的木头——在把他的礼物捧到面前的时候，她才从气味中把它给认了出来，这时他见到了她兴奋的笑容。死灰复燃。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需要她的来到。对她成年以后的生活他一无所知，比如她犹豫不决和害羞的时间也许会比正常人的要长，但等她下定了决心，朝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迈出步伐后，便休想再有任何人能说动她回心转意了——这是她一直都有的习惯，开始犹豫不决，随后便全情投入——就像后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没有什么能把她从费伦的身边拉开，丈夫跟她讲道理没用，甚至她对两个孩子的责任也拽她不走。
到底是费伦选择了她，还是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最终成为的，是不是正是我们最初想要的样子？很有可能这根本就不是马什·费伦为她铺就的道路。或许这样的生活正是她一直想要的，是她知道自己到了某一时刻会投身的旅程。
他买下了一栋废弃的茅屋，慢慢地加以重建，让自己和白漆屋成了远远的邻居。不过小茅屋大多数时间里都无人居住，住的时候也只有他一个人。他担任英国广播公司《博物学家时间》的主持人，该节目在周六下午播出，在节目中他独自一人跟大家谈论蝾螈，谈论河中的水流，谈论某道河堤七个可能的名字，谈论罗杰·伍利制作的灰蝇，谈论蜻蜓的各种翼展，此时他所展现的或许是最真实的本性。他在跟罗斯一边聊着天一边穿越田野与河床时也是如此。马什·费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用手指捏起蜥蜴，用手掌捉起蟋蟀再往空中一抛放了它们。童年对他来说是亲切的、和善的。那或许正是他最初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一个业余的自然世界的爱好者，一有可能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但他现在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在某个政府办公室里有个未加命名的职位，往来于欧洲各个不稳定地区，他的故事中会有不为人所知的舞台。有些人总结说费伦的那些谍报工作技巧来自他对动物行为的知识——有个人回忆说，费伦曾让他坐在河岸上，一边自己钓鱼一边向他解释战争之道。“在这些本地的河流中，钓鱼就是一门欺诈的艺术——一切都是一场等待的游戏。”另一次，在小心翼翼地端掉了一个多年的马蜂窝后他总结说：“你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打进去，还得知道如何全身而退。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它们从来不会停留在过去。‘在塞维利亚受的伤，却死在科尔多瓦。’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有时候他回到众圣之地，看到他的家人正在湿地里砍芦苇，跟他小时候干的一样。两代之前，他们的祖父在沿河的湿地里种下了芦苇，现在他的后人正在收割。他们说起话来还是没个停，不过那些大声说出来的话已经没有他的分享和参与了。他不会听到他们对某桩婚姻的失望，也听不到他们对某个婴儿诞生的喜悦。他曾经跟母亲最是亲近——母亲听力不佳，从而不会被他们没完没了的说话给烦到，马什给她念书听，她同样也听不到。现在两个哥哥跟他保持着距离，正在编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共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海岸地区有一个不知其名的茅屋匠，得了一个“长链刀”的名号，据传说德国人要是打进来的话，他就准备杀死那些同情德国的人。这是一个在乡野间口耳相传的神话。已经发生了一起用长链刀的杀人事件，看起来像是随意的，但有人说这样的事在当地会连串发生，这只是开了个头。在一层平房的屋顶上，他的两个哥哥一边望向海岸一边说着此事，一件原本只有茅屋匠使用的工具现在在每个村子突然变得家喻户晓了。
不，马什很久以前就失去他们了，甚至早在他离开众圣之地以前。
但他这个对遥远世界怀有好奇之心的乡下孩子，是怎么会变成他后来变成的样子的呢？他是怎样一路奋斗，变成一个精通战争的上层阶级的？他曾经是这样一个少年：十二岁时他能甩起钓竿，让鱼饵完美地落在河面上，然后左右摆荡，让它穿过水流，漂到有鳟鱼出没的地方；十六岁的时候他能改变自己那难以辨认的字迹，令其可以清晰地记录下钓鱼用的假苍蝇的设计图和编结方法。在自己的这一爱好上他必须做到专注与精确——切割、编织做鱼饵的假苍蝇身上的伪装。这一爱好填补了他那些寂静的日子，到后来他就算蒙上眼睛也能做假灰蝇，就算发着高烧也能做，就算顶着大风也能做。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已经记熟了巴尔干国家的地形地貌，还对遥远时代古战场的地形地貌有着专家级的知识，时不时还亲身前往那些无辜的田野与山谷。无论是让他进门还是把他挡在门外，他都能从对方身上获得一样多的信息。他从女人们身上慢慢获得了一种非正式的知识，对他来说，女人更像是他在孩提时曾短时抱在怀里爱抚过的那些犹犹豫豫的狐狸。等到战争再次在欧洲酝酿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年轻男女的“招募者”和“派出者”，引诱他们去执行无人知晓的政治使命——可他们图的是什么呢？或许是他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那点无法无天的苗头，或许是他们想实现的独立——在新战争造就的地下世界中这些冲动都可以得到释放。这个小组最终就包括了(在其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斯·威廉姆斯，他在萨福克的邻居的女儿，我的母亲。
轰炸机之夜
逢到周末，罗斯便前往萨福克探望自己的孩子，他们跟她母亲住在一起。彼时伦敦被纳粹大轰炸弄得人心惶惶，乡下则依然是一片安全的乐土。在其中一次探望时，在她住的第二夜，他们听到了从北海飞过来的德国轰炸机。好一个漫长的夜。他们全都聚到熄了灯的客厅里，孩子们睡在沙发上，她母亲虽然很累，但被飞机的声响吵得睡不着觉，坐在炉火边。整栋房子，以及房子四周的土地，一直都在不停地颤抖，罗斯想象着所有的小动物、野鼠、虫子，甚至猫头鹰和空中那些更轻盈的小鸟，都被这场来自天空的噪声大雪崩给笼罩住了——甚至连河里边的鱼都难以幸免，因为来自德国的飞机没完没了地从低空飞过，震得河水也不得平静。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像费伦那样思考。“我需要教你如何保护你自己。”他有一次说过。他一直在看她如何抛鱼钩。“就像一条鱼——如果它能看见你的钓鱼线落下——就会琢磨出这条线是从哪儿来的。它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可此刻费伦并不在身边，在这个轰炸机之夜，只有她和母亲以及两个孩子待在白漆屋的黑暗中，只有面板发出一点微光的收音机在平静地诉说，说伦敦的某些地方——马里列本，也就是靠近路堤的那一片——已经成为了废墟。一颗炸弹落在了广播大楼附近。伤亡情况难以想象。母亲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只有两个孩子，蕾切尔和纳撒尼尔，她母亲和她自己，应该算是安全地栖身在这片响声震天的乡下，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告诉他们点儿什么，随便什么。她母亲脑袋耷拉着昏昏欲睡，却被更多的飞机陡然惊醒。之前她们说起过，说不知道费伦会在哪里，父亲会在哪里。两个人都在伦敦的某处。不过罗斯知道她母亲想要说的是什么。待飞机的声音安静下来后，她听到母亲说：“你丈夫在哪儿？”
她什么也没说。飞机遁入黑暗，向西飞去了。
“罗斯？我在问——”
“我不知道，上帝呀。他在海外，某个地方。”
“亚洲，对吧？”
“亚洲是一份事业，他们说。”
“你真不该这么早就结婚。读完大学后本来想干什么都可以的。你爱上的是那套制服。”
“跟你一样。我觉得他很棒。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的是什么。”
“很棒的男人往往也很要命。”
“费伦也是？”
“不，马什不是。”
“他的确很棒啊。”
“不过他还是马什。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个另类，可以同时做，我觉得吧，一百份职业——茅屋匠、博物学家、古战场专家，谁知道他还是什么……”
又是一团重重的沉默从母亲那里袭来。罗斯终于沉不住气，起身向她走去，却在火光中发现她已经平静地睡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婚姻，她想。在一轮轮雷鸣般的飞机声过去后，她的两个孩子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副无助的样子。母亲那双苍白细腻的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从他们这儿往东北方向去是洛斯托夫特，往东南方向去是索思沃尔德。沿着整条海岸线，军队在海滩上埋设了地雷以防德军从陆地入侵。他们还征用了房屋、马厩和外围建筑。到了晚上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五百磅的炸弹和高爆炸药呼啸着落到人烟稀少的房屋和街道上，让夜晚亮如白昼。各家都睡在地下室里，把家具也搬到了那里。大多数孩子都从沿海地区被疏散走了。德国飞机在返航回欧洲大陆前会丢弃掉剩下的炸弹，于是在防空警报结束后，唯一可以证明这一地区还有人居住的那些居民大大咧咧地跑了出来，站到“剧院的前排座”仰望天空，观看那些飞机离去。
天快亮的时候，蕾切尔挣扎着醒来了。罗斯拉着她的手一起走到外面宁静的田野中，一直走到河边。不管那些轰炸机走的什么路线，它们没有照着这条路线回来。水面平整，没有遭受任何破坏。她们手拉着手，在黑暗里沿河岸而行，然后坐下，等待天光亮起。那种感觉就好像所有东西都藏了起来。“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教会你保护你所爱的东西。”她脑子里还留着马什很久前跟她说过的话。早晨的空气越来越暖，她脱掉了毛衣。受过惊吓的河水中没有任何东西在动。她的膀胱中憋满了尿，但她保持着这种状态，令其成为祈祷的一个部分。如果她不蹲下，如果她不把尿尿掉，他们就会安全，在伦敦，在此地。她不知怎的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去控制正在她身边发生着的事，在这个没有安全可言的时代。
“一条隐藏在阴影中的鱼已经不再是一条鱼了，它只是周边环境的一个角落，就仿佛它拥有了另一种语言，就像有时候我们想要不为人所知那样。比如，你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但你不知道我还是另外样子的一个人。明白吗？”
“不，不是很明白。”于是费伦又跟她解释了一遍。他很高兴她没有敷衍地跟他说“明白了”。
一小时后，罗斯和蕾切尔一起朝着隐隐现出轮廓的房子走去。她正努力想象着费伦拥有的其他的生活。有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只有当他怀里抱着某种生物，或是肩膀上蹲着个鹦鹉时，他才是更天真的那个自己。他告诉过她，他的鹦鹉会重复它所听到的一切，所以有它在旁边，他什么重要的话都不会说。
她明白了，她想要加入的正是这个无人知晓又不可言说的世界。
颤动
在机构里面，认识费伦的人在公共场所随口提起他的时候，随便说个什么动物大家就知道是在说他。被选来形容他的动物无奇不有，往往会令人忍俊不禁。新大陆的豪猪、菱形斑纹蛇、马德里加尔黄鼠狼——你当时脑子里想到什么并不重要，反正只是为了起到遮掩的作用。他能被人用这么多生物来加以形容，正说明他这人有多让人摸不透。
所以他可以被人拍下照片，在维也纳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跟一个美丽的十几岁少女和她父母一起吃饭，而在用出租车把他们送去下榻的旅馆后，又在两小时后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一位信使或一个陌生人待在一起。而要是几年以后有人看见他在同一家维也纳的酒吧跟罗斯，也就是那个不再是十几岁少女的同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他并不是出于那个貌似显而易见的原因，而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和她一样。他们会悄悄地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要么是因为身边来了什么人，要么是因为越过对方的肩头注意到了什么人。他们的举止像是叔叔和侄女，这话丝毫没有挖苦之意。即便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是可信的。因为他需要常常放手让她独自去扮演另一种角色——脱下所有的一切，直至一丝不挂，然后再进入一种或另一种伪装。她或许会在一个欧洲城市和他一起工作，然后休假回到她的两个孩子身边去。她会再与他到另一个城市会合，在那里同盟国的间谍会和敌方的间谍兀然相遇。但对他来说，叔叔和侄女的关系是一种伪装，不仅出于工作的目的，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待在她身边，而且也让他得以延续了对她日益增加的迷恋。
他作为“招募者”的工作意味着要去多少涉及到犯罪的世界里或是专家的圈子里寻找天才——比如一个把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分析鱼类器官的动物学家，这样的人可以放心让他去制作一颗两盎司重的精密炸弹，以炸毁一个小小的障碍物。只有跟罗斯在一起，看她在某个路边小吃店坐在自己对面吃饭，看她坐在自己身边驾车行驶在黑暗的路上从伦敦前往萨福克，看她在为自己点烟的时候那苍白的双手在速度计的映照下变得金黄，只有跟罗斯在一起，工作的目的才会从他身边溜走。他对她充满着渴望。渴望着她身上的每一英寸。她的嘴，她的耳，她那蓝色的双眼，她大腿的轻微颤抖，她的裙子拎了上来，在腿上堆出一道道褶：这是要取悦他吗？他的手想去往那里。他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只剩下那轻微的颤抖。
他唯一不允许自己做的就是去考虑自己在她眼中必然会是的样子。通常他觉得自己是能够引诱到女人的，凭借着他的智慧、性格，以及任何能从一开始就把女人吸引到身边来的东西。但不是仅仅凭着自己是个男人。他觉得自己老了。只有他那沉思的目光能毫不犹豫地、无需她同意就把她一口吞下。
那她呢？我的母亲？她是怎样的感觉呢？到底是他还是她说服对方参与到了这场冒险中来？我依然不知道。我愿意相信，他们是以老师和学生的身份进入到这个颤抖的宇宙中来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爱与欲：其中包含着相邻时的技巧和在周边配合工作的各种可能性。在与另一个人断了联系时如何撤退的知识。在火车车厢里该把一件武器藏在哪里才能让另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该把手上或脸上的哪一根骨头打断才能让一个人做出非理性的反应。所有这类东西。在他许愿某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她会醒来，就仿佛黑暗之中两人有摩斯密码相通。或者是她也许想被人亲的地方。她翻身俯卧的样子。关于爱情、战争、工作、教育、成长和变老的完整字典。
“拉文纳旁边有一个带城墙的城市，”费伦低声呢喃道，仿佛这个城市的具体方位需要保密似的，“在这个城市里，被狭窄的街道包裹着，有一个小小的十九世纪的剧院，一件温馨可人的珍宝，看上去就仿佛是按照做缩微模型的准则给建造起来的。哪天我们会去看看的。”这话他说过不止一次，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他还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从那不勒斯或索菲亚逃跑的路径，1683年对维也纳进行第二次围困前周边的平原上曾驻扎过三支军队，搭起过一千顶帐篷——他曾见过一张围困发生很久后人们根据记忆画出的地图。他解释说，当时的地图绘制者们甚至得到了像布鲁盖尔[17]这样的大艺术家的雇用，以帮助设计出当年那人头济济的场景。还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也值得一看，比如巴黎的马萨林图书馆。“有一天我们会置身其中的。”他又抛出了提议。这是一个更遥不可及的地方，她想。
她所拥有的跟他那些经历相比如何呢？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一个巨人给抱到了空中，很高很高的地方，只有这样方能看到那样的知识。即便已经结了婚，即便是一个精于论辩的语言学家，她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像样的眼界，跟一个在烛光旁边穿针引线的普通女孩子没什么两样。
她曾经吃惊地发现，费伦几乎是因为他那绅士般的或略带羞涩的彬彬有礼而显得神秘与高深莫测的。他长于随机应变，而她则更精于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被安排负责获取敌方的作战数据——就像她曾经在某家酒店的屋顶小规模从事过的那样，当时协助她的那个怪人就是我和姐姐都认识的蛾子。待战争进行到了第四个年头，她自己也开始从电波中把讯息传送往欧洲。那个曾经对费伦言听计从的她已经不再是小学生了。她更主动地介入到了情报工作中，在一个发报员牺牲后她跳伞进入到低地国家，去了索菲亚、安卡拉以及其他更小一些的位于地中海警戒线上的情报前哨，或是任何有骚乱发生的地方。她发报时的署名维奥拉在电波中广为人知。母亲找到了进入更广阔世界的途径，这跟那位年轻的茅屋匠倒是颇为相似。
星形犁
在我来档案馆工作之前很久，也就是母亲的葬礼刚过，我从她的某个书架上抽出一本平装书，发现了一张画在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四开纸上的手绘地图，那上面画的像是一座带有低梯度等高线的白垩山。出于某些原因我把这张没有地名的地图给留下了。几年以后，等我进档案馆工作后，我发现这里凡是要写下来或打出来的东西都必须写在或打在相同尺寸和质料的纸的两面，还不能隔行。机构里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条规定，无论是外号“克星”的审讯员米尔莫还是来干速记的临时秘书概莫能免。这几乎是每个情报局都遵守的做法，从温华德·斯克监狱——其有些部分曾被用作某情报机关总部，就是这个地方我小时候看到母亲进去还以为她是去服刑——到布莱切利公园。不允许使用其他尺寸和种类的纸。我意识到我拥有的是一幅跟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地图，这幅地图一直被母亲收藏着。
在我们大楼里有一间中央地图室，那里，巨大的地图都是悬浮在半空中的，要用的时候可以沿着滚筒拉下来，像风景画那样抱起就走。我每天都到那里去，坐在地板上，孤零零地享用午餐，在那个几乎没有风的房间里，头顶的一面面旗帜很少会动。出于某种原因，我在那里很是自在。也许是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和恩科玛先生那些人一起吃午饭，等着听他那些不正经故事的情景。我把那幅地图描到透明纸上后，带着这张纸来到地图室，把它贴到不同的地图上去比对。花了整整两天后，我才找到了能匹配的地图，那上面的等高线跟我那幅原图上的完全吻合。把这幅画着白垩山的手绘图跟一幅有着具体地名的大地图挂起钩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精确的地点。现在我知道了，这里就是我母亲曾经作为基地活动过的地方。后来，就像报告所陈述的那样，派了一个小组进去，给一个战后的游击队组织“松松线脚”。也同样是在这里，游击队组织中一人被杀，两人被抓。
这张手绘的地图透露出亲密，我很好奇，想要发现这亲密来自于谁，因为这张曾经能派用场的图最终被收藏在了母亲最喜欢的一本巴尔扎克平装本里。对于那段天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的岁月，母亲已经把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丢弃了，彻底毁灭了线脚。在我们的档案迷宫中，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案例，那些政治暴力的幸存者们背负起了报复的重任，有时候报复落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他们有多大？”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我们遭绑架的那夜，母亲曾这样问阿瑟·麦卡什。
“人们有时候行为很不光彩。”母亲有一次曾这样跟我说过，当时我和三个五年级的男孩因为从查令十字街的弗耶尔书店里偷书而被暂扣在了学校里。如今，时隔多年以后，我看着这些分明是在其他国家犯下的秘密政治杀戮的零星记载，不仅惊恐于母亲曾经的活动，更惊恐于她居然把我的偷窃行为归入了同等的范畴。她当时对我偷书大感震惊。“人们有时候行为很不光彩!”这是她对我的裁判，却也不啻是对她自己的嘲讽。
“你做过什么如此可怕的事情？”
“我的罪可多着呢。”
***
一天下午有个人敲了敲我小隔间的墙：“会说意大利语，对吧？档案上这么说的。”我点了点头。“跟我来。那个会说意大利语的今天生病了。”
我跟着他上了一段楼梯，来到一个部门，那里都是擅长各种语言的人，从人们的反应中我意识到，不管那人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地位要比我高。
我们进了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他递给我一副颇有点分量的耳机。“是谁？”我问。
“无所谓，翻译就是了。”他打开了机器。
我听着耳机里意大利语的声音，刚开始忘了翻译，直到他跟我摆了摆手。这是一段审讯的录音，提问的是一个女人。音效不是很好——审讯似乎是在一个类似山洞的地方进行的，全都是回声。而且，那个被讯问的男人不是意大利人，也不配合。录音不停地关掉，再重新打开，因此当中有一段段间隔。审问很显然还处于刚开始阶段。对这一套我现在已经看得多听得多了，知道他们会慢慢地扫清外围，最终把那个男人问个底儿掉的。现在，他只是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来保护自己。他的回答东拉西扯，避实就虚，一直在说板球，抱怨《威斯登板球年鉴》里面的记录不准确。审讯的人打断了他的话题，直截了当地问他发生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一场平民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铁托的游击队。
我身体前倾，停下了录音机，转身问我身边的男人：“这人到底是谁？我得知道上下文。”
“你不需要——只要告诉我那个英国男人在说什么就行了。他是我们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泄露了。”
“时间是……？”
“四六年初，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可……”
“这事儿发生在哪儿？”
“这个录音是战后截获的，从一个墨索里尼政府残余分子手里——墨索里尼已经被绞死了，但他的追随者还在。这是在那不勒斯城外某地区发现的。”
他示意我戴上耳机，又播放起磁带来。
渐渐地，在跳过了几段后，那个英国男人开始说话了——不过说的是他在这儿那儿遇到的女人，讲了他们去的酒吧的细节，当时穿的什么衣服。还讲了他们有没有一起过夜。对这些信息他讲得很放松，还提供明显毫不重要的日期：火车是几点几分进的伦敦，等等，等等。我把机器给关了。
“怎么啦？”我那位同事问。
“全是些没用的信息，”我说，“他净在讲些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他是政治犯的话，那他没有透露任何与政治相关的东西，只是在讲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他似乎不喜欢没有经验的。”
“谁会喜欢呢？他这么做很聪明。他是最棒的特工之一。这些东西只有妻子或丈夫会感兴趣。”他重又放起了磁带。
这个英国人讲起了一只在远东被人发现的鹦鹉，它跟一个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部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这个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也失传了。但是一家动物园得到了这只鹦鹉，后来人们发现这家伙依然会说这门语言。于是那个男人和一位语言学家合作，想要从那只硕果仅存的鹦鹉身上重新把这门语言给创造出来。英国人已经明显很累了，但还在不停地说着，好像只要他不停说就可以推迟回答对方具体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对审讯者没有产生任何用处。那个女人很明显是在寻找某人、某些身份、某些地名，可以让他们跟一张地图、一个城镇、一场杀戮和一场原本预期会是胜利的失败挂起钩来。不过就在这时，他说起了有个女人的“孤独气质”，而在另一段毫无意义的独白中，他提到了她前臂和脖子上的胎记。突然间我明白过来，这是我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我还曾紧紧贴着它睡觉。
因此，正是在我对一场审讯，一场包含了对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女人的描述，还有鹦鹉的传说——这些都是由那个被捕的男人作为无用的信息给抛出来的——正是在我对这场审讯的翻译中，我听到了对我母亲脖子上面胎记的描述。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那场审讯却挥之不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听到过那个男人的声音，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那人就是我父亲。除了他还有谁会知道那些明显的印记呢——那团痣的形状，那个男人开玩笑说，很像一种恒星的排列，称作星形犁。
***
每个星期五，我都在利物浦大街站登上六点钟的火车，身心放松，眼睛只盯着快速闪过的景物构成的那条带子。每当这时，我都把一个星期里收集到的所有东西来一番去芜存菁。事实、数据、我官方或非官方的研究被打散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渐渐成形的故事。这个关于母亲和马什·费伦的故事有一半是我用想象填补的。他们如何最终没有家庭的羁绊走向了对方，他们以情人身份短暂相处后又收手，却依然在彼此间坚守着不同寻常的忠诚。我没有丝毫的线索可以通向他们那小心翼翼的欲望，那些往来于黑暗的机场和码头之间的旅行。我在现实中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阙旧情歌中不算完成的一段，根本称不上什么证据。但我是个儿子，无父无母，带着无父无母的儿子所不知道的东西，我只能踏入到那些故事的碎片中去。
***
这是她父母的葬礼结束后，从萨福克开车回家的那晚。速度计的亮光洒在她的裙子上，裙子遮住了她的膝盖。见鬼。
他们是在天黑时离开的。整个下午，她看着他站在墓边殷勤有礼，在接待处听到他略带羞涩而又温情脉脉地提到她父母。她从小时候就认识的乡下邻居们跑到她面前来吊唁，还问起她此时待在伦敦家里的两个孩子——她不想让他们到葬礼上来。她不得不一遍遍地解释，说自己的丈夫依然在海外。“愿他能平安归来，罗斯。”她点头致意。
后来她看见费伦费劲地把一个盛潘趣酒的大酒碗从一个快要散架的桌子搬到一张更结实的桌子上去，宾客们都在他身边大声地笑着。她不知怎的，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大概是晚上八点，她和费伦动身回伦敦。她不想待在这所空房子里。他们马上驱车驶进了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