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基本看法上就存在分歧。
史蒂夫就是史蒂夫，就算在新闻界都背叛了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对自己的目标怀有浓厚的兴趣，即便对新系统的市场环节他也津津乐道。我对其技术层面还抱有一些兴趣，对他的总体目标与他的言辞却觉得不对口味。他的主要观点是，如果我想占领桌面操作系统的市场，我就一定要与苹果公司携手合作。
我的回答是：“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些？为什么我要对苹果公司的故事表现出兴趣？我不觉得苹果公司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我一生的目标也不是占领什么面操作系统的市场（的确，虽然我马上就要做到这点了，但这从来就不是我的生活目标）。”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会对他的揭底发生兴趣。他大概无法想像这世界上的人竟然如此的不同，以至竟会有人对增加 Mach 系统的市场份额毫无兴趣。
我想，见到我竟对苹果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对分割微软现有的巨大市场份额毫不关心，他一定是非常吃惊了。但是，我也不能因为他无法进一步了解我有多讨厌 Mach 系统而责怪他。
尽管对他说过的话我几乎完全不同意，我却也有点儿喜欢上他了。
后来，我又遇上了比尔 ? 乔伊（ Bill Joy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
说实话，我刚见到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 Sun 公司邀请了我和十二位其他致力于开放源代码的同人参加了一个非公开的会议。会议准备在圣荷塞的一家饭店里举行。我去了那里，得知比 ? 乔伊也在。他是 BSD UNIX 幕后的重要人物，后来加入了 Sun 公司，成为他们的首席计算机科学家。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他一见我便走了过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比尔 ? 乔伊，而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我去那儿不是为了见他的，而是为了要看看 Sun 公司对开放源代码的想法，以及他们想怎样加入到这一活动中来。几分钟后，比尔开始向我们解释这一切，并且还展示了他们的操作系统的演示版。
然后，他们开始解释这一系统要如何进行注册。这听上去很吓人，也很愚蠢。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想使用他们的操作系统――哪怕是用半商业的方式――该系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源代码了。我想他们的想法实在白痴，他们的这次自我吹嘘式的邀请弄得我很不高兴。他们的“开放源代码”意味着你只可以读到该系统的源代码，但当你想要对其做出自己的修改或使之成为自己某个系统的一部分时，你就一定要向 Sun 公司申请注册才行。那就是说，如果红帽子公司的什么人想要制作最新版本的 Linux Jini 的红帽子版本的光盘，就先要向 Sun 公司做出 Jini 的许可申请。
我问了几个问题，想看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当证实自己的理解无误之后我便起身了。我很厌烦，我弄清了他们的全部意图，然后说道：“忘了它吧，我可没兴趣。”接着便离开了那里。 我的理解是，他们邀请我到场仅仅是想把他们的意图通知我一下，如果我竟然还感兴趣，他们就会把我的话在新闻媒体上做些断章取义的引用。他们的想法可没起作用，但也许他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继续把那个会开完了，然后还举行了宴会，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逗留到了最后。
我第二次遇到比尔 ? 乔伊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尴尬了。大概在一年半之后，他邀请我去吃日本寿司。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来确定见面的时间。比尔的住处和工作地点都在科罗拉多州，每个月要腾出一周时间在硅谷。我们去了富士寿司店，这是全硅谷最好的一家寿司店，味道与旧金山的寿司迥然不同。我们在富士寿司店里其乐融融，因为比尔在试图找齐做寿司的地道原料。在美国的日式饭馆里，有一味寿司原料是从来见不到的，餐馆里一般都用另一种菜来代替它。因为这味菜只在日本本土的溪水里才会生长，而且还很难繁殖。比尔向店员竭力解释这真正原料与代用品的不同，但美国的店员却搞不懂比尔的意思，比尔只好让她去请里面的大厨。这可真让我忍俊不禁。
这次吃饭纯粹是为了社交。比尔的意思是，如果我愿意为 Sun 工作，我只要跟他说一声就行。但这不是主要的。他回忆起曾做过 BSD UNIX 五年人员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开始欣赏 Sun 公司围绕他所做的一切商业行为。他谈到能得到一家像 Sun 公司这样的企业提供的商业性支持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我对他提到的 UNIX 的早期历史大感兴趣，所以，即便是没吃到最正宗的寿司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我在想，比尔恐怕是我所遇到的硅谷精英中最和善也最有趣的一位了。
在《连线》（ Wired ）杂志上有一篇比尔的文章，题为《未来不需要我们》。那篇文章是关于技术的，言辞既可怕又消极。我也有些被文章感染了。的确，未来是不需要我们，但他对此也不必那么消极呀。
我倒不想反他的文章给撕了。但是我相信，在人类的整个生涯中所能发生的最悲惨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仅仅生存下去却完全没有进步与发展。比尔看上去已经感觉到了基因技术会泯灭我们的人性。但是每个人对非人性的认识是不同的。随着我们继续进化下去，依照今天的标准，一万年后的我们也就不能还叫人类了。我们会成为人类的另外一种形态。
在比尔的文章里，他似乎对此心存恐怕。我倒觉得阻碍进化的进程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当然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如果是找两只狗来配对让它们产下“特定的”后代，我们自然要求助于遗传学。在人类里这样的事情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依我的观点，通过遗传学的优生方法来使人类发生一些良性的改变是件可取的事。但我不知道社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你不能停止科技的进程，也不能消除人类对宇宙以及自身奥秘的求知欲。比尔之类的人对此担心得太早了些，我以为这些都是自然的进程。
我不同意比尔 ? 乔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未来的言论，也同样地不同意他对开放源代码的打算。在技术问题上我同史蒂夫也无法达成一致。这听上去好像我在硅谷的这开头几年一直都在反对别人的意见来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在译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常带帕特里夏去宠物公司。总的来讲，这些都拓宽了我的视野――比如我还学到了寿司的正宗配方什么的。
6 、一夜功成名就
你进没进过专事宣传的讨论组？它们的全部存在意义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什么东西，也就意味着还要贬损其他的什么相关物。所以，你在那里经常看到的通常只是些“我的系统比你的系统更好”之类的废话。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在线手淫。我之所以提到这类讨论组，是因为除了荒废的内容之外，它们倒也提供了一些新事物出现的线索。所以，当 Linux 被商业公司看中的时候，最先做出反应的不是新闻媒体，而是这些满嘴垃圾的讨论组。
这得让我从头说起。在 1998 年春天，确切地说是 1998 年 4 月 16 日 ，一个金发女婴丹妮亚降生了。她是托沃兹家族里的第一位美国公民（三年过去了，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与美国移民局交涉，到今天她仍然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美国公民）。她和帕特里夏相差十六个月，我和我妹妹萨拉正好也是相差十六个月。但我敢说，这两个小家伙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可不会像当年的我和萨拉那样火药味十足。
在丹妮亚拉刚出生的那些天里，开放源代码社区――当时叫做自由软件社区――的成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推动。那是网景公司（ Netscape ）在一项叫做 Mozilla 的项目中宣称要公开其浏览器的源代码。一方面，这一消息使讨论组里的几乎所有人都大为激动，因为它为开
放源代码的行为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它也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非常烦恼。那时，网景公司正陷入一场与微软之间的巨大的麻烦之中，所以它的这一举动看上去不像是深思熟虑倒像是铤而走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浏览器在起步时确是源代码开放的，那时它还是伊利诺斯州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
讨论组里的人们渐渐显示出自己的担心：网景公司也许会把这件好事搞砸，最后让源代码开放蒙上恶名。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大名鼎鼎的源代码开放项目――网景与 Linux 。所以，如果知名度比 Linux 更高的网景失败了， Linux 的名誉也会受到牵累。
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网景的确失败了。他们无法在一个长时段里让源代码开放的开发者们对这一项目保持经久不衰的兴趣。
这一项目除了过于庞大之久，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失败还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它无法让它的浏览器做到通用程序设计语言的地步，因为不是所有的编码都是他们自己的――比如， Java 的部分就是 Sun 公司的。不是讨论组里的所有人都赞同网景公司的这种做法。总体来讲，这样做也有其好处，但如果你是理查德 ? 斯多曼那样的人，你就不会喜欢这样的“好处”。
但无论如何，网景公司能做到这一步还是让我觉得很精彩。我不认为这是某个个人的成就，但艾力克 ? 雷蒙德却是这样想的。我记得艾力克 ? 雷蒙德对此兴高采烈，因为他在网景公司采取这项决策的一年前发表了一篇题为《大教堂与杂货店》的论文，文中相当精辟地阐释了源代码开放的哲学理念与发展历史，他认为正是这篇论文促使网景公司做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艾力克 ? 雷蒙德一直都在积极传播着开放源代码的理念。他曾在若干场合劝说网景公司开放他们的浏览器，而这种场合我倒只去过一次。事实上，艾力克早已带着他的源代码开放理念走访了不少家公司。而我呢？我只关心技术，而不是福音的传播。
Mozilla 发布之后的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个澳大利亚的自称为 Mozilla 秘密党的组织便创建了一套自己的密码系统。在那以前，非美国本土的人无法对 Mozilla 采用自己的加密技术，突然间，一些澳大利亚人做到了这点，美国之外的人便也能使用 Mozilla 了。在那个实行出口管制的时段， Mozilla 项目是不能采用澳大利亚编码的。
我们对网景的做法都有些担心。那些年里，人们都是一副如履薄冰的样子。谁都不想说任何对网景不利的话，因为那会导致新闻界对源代码开放的消极报道，也会把一些原打算涉足这一领域的公司吓退。
但紧随网景之后， Sun 公司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宣称要成为全球 Linux 的最大的硬件销售商。这对支持 Linux 系统的服务器是会有好处的。这家公司认为， Linux 已经越来越值得认真对待了。于是，讨论组里到处洋溢着自我恭维的声音。随着 Sun 公司的介入，对 Linux 的讨论已经从原来的仅限于网上发展到充斥各大传统媒体。外行人也突然对此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那些不懂技术的外行人。
随后， IBM 也加入了进来。 IBM 一直给人以陈腐守旧的印象，所以当它在六月份突然公布它将销售与支持阿帕奇（ Apache ）――最流行的 Linux 商业版本――的时候，每个人都着实地吃了一惊。你可以在 AIX 与 IBM 的 UNIX 上运行阿帕奇，购买 IBM 电脑的人也通常都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这点它才引起了 IBM 的注意。
大家应该注意到， IBM 生产的服务器最终都是使用阿帕奇来做操作系统的，所以他们才会认为，如果在服务器里预装了阿帕奇应该会使电脑卖得更好。当然，也许他们是根据大多数顾客的反馈意见来做出这项决定的――这些顾客都说，他们愿意购买 IBM 的电脑，然后再在 IBM 的机器上运行阿帕奇。
在一台电脑上安装 Linux 是件并不费力的事。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果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到底应该怪谁？很显然，像红帽子之类的使用 Linux 系统的公司会向顾客提供技术支持，但有 IBM 在那儿会让顾客的心里更塌实一些。当 IBM 刚刚开始涉足源代码开放领域时，很多人认为那不过是空口说白话。但事实却不是那样， IBM 动了真格的。它斥资八百万美元组建了一支阿帕奇梯队，大力支持 Linux 在其服务器中的应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在这些工程完备之后，下一步又进展到小型 PC 服务器领域，然后是普通的 PC 和笔记本电脑。 IBM 还斥资二百万美元在亚洲建成一家 Linux 发展中心。
IBM 为它的 Linux 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他们之所以如此喜爱 Linux 的原因之一，恐怕是他们可以对 Linux 为所欲为而不必顾虑要向谁花钱注册申请什么的。 IBM 曾与微软共同开发 OS/2 操作系统，但微软后来却放手了，因为它对 OS/2 的市场份额失去了兴趣， NT 才是它的重头。但对于 IBM 投入到 OS/2 当中的上亿元资金， OS/2 后来也给出相应的回报。现在， IBM 又被对 Java 的注册搞得痛苦不堪。我想，他们大概高兴的是这类问题在 Linux 身上是不会遇到的吧？
毫无疑问， IBM 在这点上做得还是不错的。讨论组里也为此沸沸扬扬、群情激动――这种激动既非上回针对网景的那般偏执，也非 Linux 狂热者中反商业主义躁动的周期性回潮。
在同一个月里，著名的数据库软件公司 Informix 宣布对 Linux 开放其数据库接入端口，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使用 Linux 来操作你的电脑，你就可以运行 Informix 的数据库。这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Informix 正陷入一场财务危机，但它仍然是数据库公司中的三大巨头之一。 Linux 的人群对此表示了恰如共分的欢喜之情，在网上发布了不少祝贺文章。
几个星期之后，著名的 Oracle 公司也锦上添花似地随之而来了。 说 Oracle 主宰了数据库市场丝毫也不为过。在正式的消息发布之前已经有些谣传（主要是在讨论组上），说该公司也有一些对 Linux 的内部接口。从技术角度来讲，这对 Linux 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一步。但是，如果你常在这些日子的讨论组里转悠的话，就会觉得我们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 Oracle 的正式宣布也许毫无技术上的轰动效应可言，但的确给人们心理上带来极大的震撼。
像 IBM 的公开宣布一样， Oracle 的巨大步伐不仅被 Linux 的业界同人所关注，也引起了那些经营决定人的瞩目。他们再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的公司一直仰仗的是数据库系统故而无法使用 Linux 了。
虽然这些消息越来越令人欣慰，却也没有改变我固有的生活。
我仍然时常与两个可爱的小宝贝一起游戏。与家人一起的时间之久，我通常都是在做对 Linux 的维护，在家里和在公司时都是这样。为了对所有的 Linux 版本做到不偏不倚，我在公司里用的是红帽子的版本，在家的时候便改用欧洲的 Suse 版本。我总觉得自己的体育锻炼大为不足，所以决定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一个来回足有十二英里。结果在某个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刮起了大风，我好不容易才逆风骑到了公司。十个小时以后我该下班了，风势却还不见小，更可恶的是风向变了，我如果回家还是逆风。没办法，我只好打电话给塔芙让她开车来接我。不用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骑车上过班了。
我罗列这些无伤大雅的生活细节只是想说明一点： Linux 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我的日常生活。各家公司里那些已长期熟识 Linux 的技术人员却开始不断地执行老板们的光顾了。因为这些老板们也已被种种渠道传来的关于 Linux 的消息搞得心痒了。他们会问手下的技术人员，这个 Linux 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当他们一旦获知 Linux 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时，他们马上会做出决定，让他们的服务器改为使用 Linux 操作系统。
尽管此类情况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美国，但在世界各地的 IT 机构里也一直都在上演。大家选用 Linux 并非仅仅因为它的廉价――因为软件本身虽然身价不高，但服务与维护还算得上是一笔开销的。真正影响那些公司决定层的是这样一个技术上的事实： Linux 比它的那些包括 Windows NT 和各种不同版本的 UNIX 的竞争对手们都要强大。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愿意严丝合缝地依照微软或其他什么人所制定出的规则行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 Linux ，这一点是别的操作系统完全做不到的。那些富于独创性的人使用 Linux 的理由是：他们可以自由进入 Linux 的源代码，而其他的商业软件却从没有提供过这种方便。
从这个角度讲，这一点从我在我的卧室里发布了 Linux0.01 版以来还没有改变过。 Linux 就是比世界上的其他系统更灵活。你可以是自己的老板。而且，至少从网络服务器的解雇讲，它不包含那些“肿块”（ bloat ）或其他不成功的设计。
Linux 系统的另一个优点是：尽管作为网络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Linux 已经越来越知名了，但它从来不是一个为赚钱而生的产物。这一点对于理解 Linux 的成功非常重要。
主流电子计算机是一个能赚钱的东西， UNIX 一般来讲能产生一系列可以赚钱的方向：服务于国防部的超级电子计算机，或应用于银行系统。人们通过向主流机器或其他大型系统销售操作系统赚了大钱，因为收费奇高。接着微软进场了，只卖九十美元一套的操作系统。它不向银行或其他大型系统之类的市场进军。但是突然间，到处都是微软的产品了，就像市场被蝗虫入侵了似的。你知道，那样的入侵是很难抵抗的。
我并不是说蝗虫是坏蛋。我喜欢所有的动物和昆虫。
到处都是并且占领赚钱的机会简直太好了，微软就是这么干的。想想看，一种流动的生物流进每一处它能找到的地方是什么情景。如果它推动一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它充斥着全世界，流进喜欢让它进去的地方。
同样的事情正在 Linux 事上发生。它正流进每一处喜欢它的地方。
但 Linux 没有赚钱的方向。 Linux 小而灵活，总会找到它应该占领的地方。你可以在超级市场里、在重要的地方如美国政府的费米实验室或国家航天局里发现 Linux 。不过在那些地方它只是一种服务器空间的流出物，或一种桌面空间里的流出物，那里就是我开始创造 Linux 的地方。同时，你也能在植入式的装置里面找到 Linux ，比如防抱死刹车系统或手表里。
请注意 Linux 的流动。
Linux 给大众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年轻一代中最聪明、最卓越的那些人都在使用 Linux 的产品，因为正是 Linux 才激起了这一代人的狂热。而在早一辈人当中，激起人们狂热的与其说是微软和 DOS 倒不如说是 PC 。如果你要操作 PC ，就一定要用到 DOS 系统，在当时这是没什么选择的。所以，这种情况对微软操作系统的传播非常有利。
如果你环顾一下你周围最聪颖的那些孩子们，你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参与对 Linux 的开发。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无论是开放源代码的理念还是 Linux 操作系统都在各大学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其原因之一是：青年学子们大多都抱有对主流与权威的逆反心理（正是这样一种心理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我父亲的生活）。
在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中，一方是庞大而邪恶的微软公司与刻毒、贪婪却他妈富得流油的比尔 ? 盖茨，另一方则是以无私的爱心致力于自由软件的谦逊的民间英雄李纳斯 ? 托沃兹。这些学生们毕业后到各大公司谋职，同时也把在大学期间培养出来的对 Linux 的喜爱带了过去。
于是，有些加盟微软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曾见到我的头像被钉在了微软公司里的飞镖靶心上。 我对此唯一的评论是：我的大鼻子实在太好瞄准了。
但我毕竟超越了自己。在 IBM1998 年春季的公告之后，每一个重要的硬件销售商都紧随其后发布了类似的公告。八月，《财富》杂志“发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在封面上铺上了我的照片，并配以如下的文字：“和平、爱、软件”。
随着一个又一个公司相继做出对 Linux 的承诺，你已经不必再到讨论组里去查找关于 Linux 的零散消息了。 Linux 征服了整个世界，这正如一些不可思议的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往往来自某个无名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
那时我只是一个宣传人员。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艾力克 ? 雷蒙德解释说，我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我“显然并不比我数众多的黑客更为古怪”。好吧，那只是某一个黑客的观点，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理查德 ? 斯多曼致力于将 Linux 更名为 gnu/Linux ；同样的，我也凭借 gnu gcc 的编译器以及其他免费软件工具和应用软件使 Linux 展翅腾飞。斯多曼和其他人则对 Linux 在商业领域里找到地盘而日益恼火。
在目前 Linux 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当中，媒体大肆渲染着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二元分法。按照这一分法，斯多曼和那些担心 Linux 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的人士被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而我则成为实用主义者的领袖。但是，我将这一划分视作新闻界的胡说八道――一种什么都严丝合缝地嵌入一个非黑即白世界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同样，当人们把 Linux 现象视为 Linux 与微软之战，我也同样感到不满。事实上，这是迥然相异的另一码事。传播技术与知识、扩充财富并同时让自己感到开心愉快这种简单自然的方式，远非商业世界所能了解）。
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假如没有商业利润， Linux 又怎能流入新的市场？又怎能为发明创造提供新的机遇？对那些需要一种替代糟糕技术的其他选择（而且是免费的技术）的人们来说，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它？为使公开源代码能够控制局面，什么才是比依赖公司资助更为现实的方式？还有，那些不太有的工作，比如系统维护和技术支持这种烦人的事情，比起在公司里完成这些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开放源代码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为什么企业――它们为技术进步提供如此大的动力――应该被排斥在外，假如它们遵守游戏规则呢？即使我们想要中断商业主义的影响力，我们又该如何着手去做？我不想建议我们躲躲藏藏、销声匿迹、不去和那些商业人士讲话。
要求开放源代码的群体总是有反商业化的情绪，但直到当 Linux 在与高技术关系不大的家庭里也成为一个日常用词的时候，才称得上有商业化的危险。新闻组对某些疯狂声音里清晰可闻的偏执狂般的咆哮非常恼火。在我与之打资产的 Linux 的开发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担忧。但另一些开发者却对诸如“红帽子”（ Red Hat ）或其他一些公司如何偏离开放源代码观念、对诸如某些人如何正在推动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感到愤怒。
在某种程度上，某些开放源代码的倡导者从他们的理想主义立场发生偏转可能是正确的。但当某些人将其看作一个正在推动原有价值的主张的时候，我却认为它恰恰带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比如，担心没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这些事情的技术人员现在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你可以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想主义，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某个新的商业族类。让一些新成员加入进来，以及你让自己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并不会让你失去任何东西。在此之前，你除了保持纯洁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顺便提一句，我从未感到自己身处理想主义阵营。的确，我总是将开放源代码视作一种使世界更趋美好的途径。但仅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我还将它视作带来快乐的途径。这可就不怎么称得上是理想主义了。
我总是认为理想主义人士挺有趣，只是有点沉闷，甚至有些吓人。为了坚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意见，你不得不排除除此之外的其他意见。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变得不近情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好比是美国政治和欧洲政治的区别。在这个游戏的美国版本中，敌人的界线由你来划定，而这种技能取决于一个人的辨别能力。欧洲政治家则倾向于通过证明其能够鼓励协作来赢得胜利。因此我坚持调和主义的态度。
我第一次对商品化感到紧张是在很早以前，那时 Linux 还籍籍无名。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选中了 Linux 搞商品化，那我就没戏唱了，现在也不会是这处情况了。在对 1998 年的活动情况所进行的新闻组讨论中有一种忧虑，就是怕一旦让人搞商业化开发，开发商可能什么回报也不给。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依赖新的合作伙伴，正如 Linux 发展商依赖我那样。并且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值得依赖的，他们没有踌躇后退。到现在为止，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作为 Linux 商标的持有人和 Linux 系统的核心支持者，我体会到一种与日俱增的责任感。我深感与日俱增的责任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人如今正依赖着 Linux ，并且，巨大的压力使得尽可能令人依赖的工作变得确定无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协助公司来理解开放源代码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我自己来讲，在贪婪的公司与无私的黑客之间，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不，我在英特尔请我帮他们处理奔腾芯片的 FO OF 锁死问题后和他们会面，并不等于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是奔腾处理器的 FO OF 臭虫吗？”我就知道你准会这么问。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些怪怪的工程师编造出的怪怪的名字。“ FO OF ”是一行会导致奔腾芯片锁死的非法指令行中头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表达式，所以我们这么叫它）。不，一方面公开源代码的奇妙之处，同时又从一家封闭到连它在干些什么都不肯让大家知道的公司那里拿薪水，这并不是虚伪。事实是，我当时很尊重 Transmeta 这种低功率芯片，现在依然尊重如故，而且认为它是当时最有趣的技术项目，可能在广播电视方面得到应用。另外，我第一次可以和其他人协力同心，让英特尔至少部分地公布它的源代码。
作为一个要从技术立场和伦理立场两方面都获得信任的人，我感到很难在开放源代码群体内部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我来说，在与 Linux 展开合作的公司当中，不偏不袒才是最重要的。的确，我没有通过接受红帽子公司以诚挚的谢忱为理由提供给我的优先认股权而出卖自己。而伦敦的一位企业家仅仅为了让我在他那家羽翼未丰的 Linux 公司里当一个董事会成员就要付给我一千万美金，但我还是拒绝了。这是否说明一些问题？他没办法理解我竟然会推掉这样一笔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巨款。这仿佛是在问我：“你长这么大对一千万美金这个概念到底知道多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新近受欢迎的程度，不仅使我，事实上，也使整个虚拟社区为盛名所累。的确，正如开放源代码在 1998 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最大的争议之一就在于其名字本身。在此之前，已有了诸如 GPL 所许可的“自由软件”，我们会提到软件共享现象，以及通常所谈论的“自由软件运动”。这一用法源于“自由软件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该基金会由理查德 ? 斯多曼于 1985 年为促进自由软件工程而创立，比如 GUN 和由他发起的 Free UNIX 。
没准，像艾立克 ? 雷蒙德这样的新教徒会发现新闻记者们全搞错了。“ free ”一词真的意味着免收任何费用吗？“ free ”真的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吗？“ free ”真的意味着自由自在吗？经过几周私人信函的往来，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比起“ free ”来，我们更愿意使用“ open ”（开放）一词。从此，自由软件运动变成了开放软件运动。对于那些乐意将此一场运动的人来讲，我猜这的确是一场运动。自由软件基金会仍然被称之为自由软件基金会，而理查德 ? 斯多曼也仍旧是幕后在心理上进行策划的人。
身为这一行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 Transmeta ，我的电话几乎整天响个不停，所有的电话都不外乎两件事，要么是记者要采访我，要么是某个会议的组织者要我发言。为了向全世界推广开放源代码和 Linux ，我必须对两者同样以热情相待。如果你能让一个数学天才活跃于人民党党员的社交圈子里，你就创造了一个民间英雄。我忘记了艾立克 ? 雷蒙德对我的评价：我看上去并不比许多黑客更特别。但我希望自己是不同于比尔 ? 盖茨的人。
比尔 ? 盖茨住在湖边的一座高科技大厦里，我却住在喧嚷的圣克拉拉的一座合住公寓的三间农舍里，在我女儿的玩具间穿行。我只有一辆破旧的庞蒂亚克牌汽车，并且自己接听电话。新闻记者们似乎很喜欢看到这些，是的，有谁会不喜欢我呢？
Linux 渐渐开始被对微软的一大威胁。其实，当微软面临反托拉斯法案的困扰时，它也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对手了――因为微软几乎插手所有软件的开发的研制，不可一世得像是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时候，有人泄漏了“万圣节文件”，一份来自微软内部的备忘录。文件显示，微软已十分关注 Linux 。不久，史蒂夫 ? 巴尔默就在接受采访时回答：“是的，我很担心。”其实，也许微软能继续从宣传 Windows NT 与 Linux 间的竞争上赚取利润，但 Linux 与微软之间的竞争却更趋激烈。
不用我站到临时演讲台上大讲微软的坏话，事实就会说明一切，而事实恰好做出了对 Linux 有利的说明。记者们喜欢这一切：言词温和的大卫（可能像只狐狸）与卑劣的垄断巨人歌利亚之间的对抗。因为我能够保持完全的公允，所以我乐于向记者谈论这一事件。我喜欢把记者称作混蛋，但我发现我与他们的多数访谈都十分有趣。记者们对我的故事也特别感兴趣――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谁将是失败者。
在从“摧毁微软阴谋的阿米变形虫”事件里得到满足之后（注：为确保表达准确，这个句子曾受到微软公司某个产品的拼写检查），记者们想进一步了解开放源代码的概念。现在，对信息的解释已十分容易，因为人们已能看到正在运行中的实例。进而引起他们好奇的是 Linux 的管理方式，他们很难想象，经常连一些不过三十人规模的公司都乱得像马厩， Linux 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作项目，怎样才能被管理得高效而有序。
有人杜撰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的名词，来形容我对整个事情的把握。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想到了一个留着髭须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将军在给他饥饿的军队分发香蕉。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仁慈的独裁者”的描述。我掌握着 Linux 的核心技术，这是 Linux 的根本，所以每个与 Linux 有关的人都予我以最高的信任。我用在卧室里编码的方式，管理着我数以十万计的开发者参与的工程。我更愿意让人们自愿自觉地承担工作，而不是预先委派任务给他们。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之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工作，它像是一种用户级的编码，而我们却在努力开发这种低级系统。关于低级系统的每件事情，都能通过众多的支持者最终反映到我这里来。
我有时赞成、有时反对他们的作法，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无为而治。当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有 看法时，我对两个人的意见都接受，看哪一个可行。有时两者都加以采用，融合为一种新的方法。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各行其道，互不相让时，我便不接受任何一方的意见。
如果某个开发者失却了兴趣，想退出开发，我会像所罗门王所做的那样悉听尊便。
仁慈的独裁者？不，我只是懒惰。我尽量不做出决定，用无为而治的方法进行管理。那会使你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些话已经成为了报纸的大字标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对 Linux 的管理风格在新闻界赢得了好评，而我在 Transmeta 那段短暂的管理工作却彻底遭到了挫败。我设法管理一批开发者，但我失败了。像所有冒然闯入繁琐得像废物堆的办公室事务的人一样，我毫无头绪。面对繁复的每周例行会议、工作回顾和行动规划，我一筹莫展。三个月后，事实证明我对 Linux 的管理风格除了能获得记者们的赞赏以外，并没有给 Transmeta 带来任何好处。
同时，新闻界还大力宣扬另一个话题：分裂。凡是曾经历过 UNIX 那段不愉快历史的人，都知道曾发生在 UNIX 代理商之间的无休止的争吵。到 1998 年，所有的问题都已提上日程：历史会不会在 Linux 的身上重演？我的回答一直都是：尽管在 Linux 的代理商之间肯定会存在争执，但决不会出现差点搞垮 UNIX 的那种分裂。 UNIX 的问题在于，为促使代理商实现外观的统一而浪费了数年的时间，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无缘获得相同的资源基础。实现外观的统一不仅浪费了 UNIX 数年的宝贵时间，而且导致了残酷的内部纷争。不过，我可以告诉新闻界， Linux 的代理者并不需要定期到知情者那里光顾。 Linux 组织内部的分裂因素要比 UNIX 组织少得多――因为即使态度不友好的代理者也能得到同样的资源基础，也能互相利用彼此的成果：源代码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和利用。
记者越提出这类问题，我越愿意会见他们（与我年轻时在赫尔辛基遇到的那些记者不同，九十年代的美国记者大多十分理智），我非常高兴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但发言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不是人们所说的天生的演员，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人。我甚至写不好发言稿。所以，在一切准备好之前，我会一直等待，直到天黑。
不过，似乎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通常是，我正在走向演讲台，还没有开口，人们就站起来不停地鼓掌。我很想让我的演讲富有吸引力，但我总发现自己局促不安，所有的话听起来都不自然，包括那句标准的“谢谢，请坐。”我似乎有点神经质。
而且，并不只是记者或会议组织者才会提问。一天夜晚，我正在和塔芙坐在家里给女儿们读书，电话响了。
我接起电话：“我是托沃兹。”
对方说：“呵，你就是那个设计了 Linux 的家伙？”
“是的。”
两秒钟的沉默后，电话“咔嗒”挂断。
另一个晚上，一个人在拉斯维加斯给我打来电话，极力要求我为一些 Linux T 恤衫生意签约。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申请一个不在电话号码簿上登记的电话号码。在我刚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没有费这番功夫，因为一个不登记的号码要比一个登记的号码贵得多。当我知道花费不是很多时，现在我使用了一个不登记的电话号码。在取消登记的电话号码之前，有一次，大卫忘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他打电话向电话局查询，值班员查到了我的电话，然后惊奇地说：“他居然是登记的号码？连同他的百万财产吗？”
不，我没有百万财产。我有百万 Linux 用户，但我从来没有从 Linux 挣来百万财产。那确实很有趣。
7 、财富的到来
每天醒来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家伙。我不记得 1999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三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但它应当是。对 Linux 来说，它是第三个最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苏斯公司的执行总裁德克 ? 霍恩德尔从德国赶来，到圣何塞会议中心商业展示会，晚上就住在我家为客人准备的床上。我认识他多年，他是老“ XFree86 ”组织的成员，积极支持 Linux ，他还是丹妮亚拉的教父。我起床后，为塔芙和丹妮亚拉准备了热牛奶咖啡，又像通常一样，仔细阅读《圣何塞信使报》除了体育专栏和分类广告以外的所有内容，然后我们挤上丰田车向圣何塞城区驶去。
我记得我与许多人握了手。
这一天是红帽子公司上市的日子。公司几年前就给了我一些股票期权，但直到最近才送来一些纸面文件。我并没有兴趣读那些文件，它们一直扔在我电脑边的纸堆里。我的确很希望红帽子能走势良好，股票期权并不是让人特别兴奋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令我兴奋的是另一个原因：从许多方面来说，首次上市的成功代表着大家对 Linux 的认同。所以那天早上我有点紧张，不过恐怕不只是我如此。市场已低迷了几个星期，人们都想知道红帽子的首次上市能否取得成功，或者没准它会撤回上市申请。
结果它终于上市了。在大会门口我们得到了消息：红帽子的股票开盘价是十五美元，或者是十八美元，我已记不清了，最重要的是那天的交易在三十五美元的价位上收盘――虽然没有创什么记录，但运行良好。
我记得我与塔芙和德克驾车回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我想到了钱。我开始兴奋起来。 直到我们被拥挤的车流堵塞在 101 公路往北的 ? 上，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在一天之内从身无分文一下子变成了拥有五十万左右美元。我的心跳开始加剧，既得意又有几分不敢相信。
我对股票运作一窍不通，我需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我给莱瑞 ? 奥古斯丁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通晓股票事务的人，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是否喜欢做我的股票经纪人？或者你能推荐一个你信任的什么人，因为我不想在网络上进行交易。”
红帽子给我的是期权，而不是直接的大宗股票。我不知道怎样去动作他们，我知道通常会有一个资金搁滞期，但我不知道是否对我也是一样，我也从没有想过纳税。莱瑞精于此道，并且交往广泛，我在莱曼兄弟交易所见到了他。但他对我并不热心，因为我不是一个大客户，但他答应帮我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另外，在上市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红帽子人力资源部或是他们的律师的电子邮件，信中提醒我在公开上市以前公司的股票就拆分了。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于是，我找出那些装着股票期权文件的马尼拉纸信封，阅读我以前不愿费力去看的文件，文句很浅显（法律术语）：我拥有双倍的期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