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十万美元变成了一百万。说实话，我已顾不得长期以来在新闻界形成的形象了，也顾不得自己实际像个无私的取悦于人的杂耍演员一样生活于穷困之中的事实了。我亢奋不已。
我接下来阅读了所有关于红帽子公司股票的报纸报道，是的，我有一百八十天的资金搁滞期。 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就无法想像一百八十天对于一个第一次成为名义上的百万富翁的人来说，到底有多长。
现在，我有了一项新的活动：跟踪红帽子公司股票的价格。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红帽子公司的股票价格一直在上涨，它一会儿稳步攀高，一会儿直线上升，总之是不停地上涨。到达某一点时，它再次拆分股份。情况最好时，我的股票价值达到了五百万美元。
红帽子就像华尔街，起价很低，但不断上涨。它与其他许多领域发生了恋爱关系，甚至与互联网也产生了某种远距离的关系。红帽子公司脱颖而出。我们成为 1999 年末那几个寒冷月份里的大众话题，电台和报纸的投资评论家都从这种让人发狂的有望打败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得到了让自己满足的机会，而我的电话也一直响着。这一切与十二月九日 的 VA Linux 公司上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潮。
那是一次超出任何人意料的上市行动。
莱瑞 . 奥古斯丁和我赶往金山的波士顿第一信用中心，参加首次上市路演。我穿着平时所穿的衣服：一件免费赠送的 T 恤衫和一双凉鞋。我们还带着妻子和孩子――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衣冠楚楚的投资银行家中乱跑，的确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一切都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屏幕上晃动的手势表明， VA Linux 在第一天的交易中，卖价在每股三百美元左右。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即使没有看到手势，我们也知道这创造了一项记录，因为从银行投资家被 CNN 和财经新闻网的所震惊的表情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到莱瑞，他表现得像平常一样冷静，我敢肯定在整个过程中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当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在忙着追赶我的到处乱跑的女儿。
现在，即使马达加斯加雨林中的居民都可能知道，莱瑞因此而暴富。当他赶来旧金山时，他的公司里没有多少净资产，而当他返回硅谷的时候，他的身价已高达六十他美元。而且，如报纸不停报道的，他才只有二十几岁。 对我来说，我得到了 VA Linux 的大宗股票期权。如红帽子一样，我在六个月内不能卖出股份。但与之不同的是，红帽子一直稳定地上涨，而
VA Linux 却价格日跌。虽然 VA Linux 上市第一天创出高价的记录，但在此后的六个月内，它的价格一直下跌，最低点跌到了每股二十五美元。一方面，它是市场调整的牺牲品――四月份的市场调整损害了大多数技术股的价格。另一方面，也由于我的股票在 VA Linux 所受的限制――因为 VA Linux 尚处于资金搁滞期，所以我无法对波动激烈的市场加以利用。从心理学观点讲，跟踪公司的趋势要比根据红帽子的运行情况做出决策更加困难。在那些天里，当我躺在床上，常常因担心净资产的日益减少而突然醒来。
但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家伙。
一月的一个晚上，李纳斯驾车来到我在苏萨利托的办公室。在对我所使用的苹果电脑和非 Linux 的操作系统开了几句玩笑之后，他坐下来，读我所写的冗长的前言草稿的第一页。那是我从他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我就坐在旁边，唯一的响声是李纳斯读到无论他怎么不在意，自己也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明星，芬兰为有像他这样的人而骄傲，就像为音乐家西贝柳斯和驯鹿尼基而感到的骄傲。大约过了十分钟，他读完了前言，他唯一的评价是：“哥们，你写的句子真够长的。”后来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把句子削短，把一些专业术语改成常用词语，同时也尝试着一起写作。事实证明在合作方面，我们是消磨时光的高手，最后我们放弃了那篇前言。
接着，李纳斯尝试着提高我的纯平显示器的分辨率，但没有成功。那是去年产的“艺术之国”显示器，我把它当作身份的象征。“你怎么能从这上面看东西呢？”他问我。最终，他成功地把显示器的分辨率提到与机器的标准相匹配，然后，他拿出一页纸画了一副草图，向我解释显示器的工作原理。不知过了多久，我说：“嘿，让我们来点寿司。”
“关于钱的事情使我发疯。我一直等待资金搁滞期的结束，我心里总在想：好像有很多钱，却还是没有钱。”
我要了清酒，他因为要开车，所以只喝果汁。
“到现在，我们的经常账户上从来没有超过五千美元，除了可以存着却无法花的股票和证券，那就是我们所能消费的所有的钱了，所以，现在我只是名义上很有钱，而……”
“大约有多少钱？一两百万？”
“两千万吧？如果不再下跌。那是 VA Linux 公开上市以来发行股票的价值，但在资金搁滞期的六个月间，我没有机会拿到钱。不，现在来说只有五个月了。”
“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你真的必须五个月后才能买一所大房子吗？并不是我没有同情心，而是……”
“嗨，一开始，我们像是有很多的钱，可以买任何我们中意的房子。我们需要一所有五个卧室的房子，房子周围要有大片的空地，能使我们听到动物的叫嚷声。我在平常工作时，每天都打弹子球，所以我希望有一个足够大的房间，能安放弹子球台。我们还想有一个独立的单元，供塔芙的父母来看望我们，或在我妹妹的朋友从芬兰来时能住上几个月，顺便也帮我们看看孩子。很有意思，当我们从芬兰移民到美国时，我们有了帕特里夏，当我们从公寓搬入套房时，我们有了丹妮亚拉，而且……”
“所以你们很想再生一个孩子。”
“嘿，我们顺其自然。”
“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听到你宣称：‘我们正要再生一个孩子！’你这个能干的家伙。”
“好吧，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房间，我们曾去看过几处空房，但这些待售的房子价格高得实在离谱。我是说，我有两千万美元，而且那是靠非凡的成就得来的。我能够买得起任何房子。但我们看过的一座房子临着一片树林，没有空地，而且相当荒芜，却索价一百二十万美元，而最好的房子要五百万美元。至于那两千万美元，你必须拿出一半纳税，于是你只能剩下一千万美元。而像这样一所房子，每年的房产税就是六万美元，所以你还是预留出这笔钱。而我不知道，在我一生中，除了这次以外，我是不是还能这样地大笔挣钱。我不愿做不自量力的事情，以致我们付不起在那所房子里的费用，我也不愿负担着贷款抵押。”
“我并不同情你。毕竟，如果 Transmeta 上市后运行良好，你就可能一切顺利。”
“是的，但我只是一个资历不深的管理者，我还没有那么多的股票，也没有那么高的薪水。”
“李纳斯，如果你愿意，你能见到这所城的任何一位风险投资商，然后得到任何你想得到的……”
“我想你是对的。”
8 、糟糕的展示会
下面是我所遵循的信条，第一条是“推已及人”，如果你能恪守这一原则，你会在任何环境下都知道该怎么做。第二条是“以己为荣”，第三条是“行而乐之”。
当然，要做到“以己为荣”和“行而乐之”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 VA Linux 首次上市前的一个月，在拉斯维加斯计算机分销商展览会的“ 1999 电脑分销商展览展示会”上，我的主题讲演就没有了得成功。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人们所见过的最大也是最糟的展示会。在接近一周的时间里，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这座原本昏昏欲睡的城市，就成了一块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能够买卖的高科技产品和大批希望购买或出售产品的人。那情况也是前无古人的，你在任意一辆出租车内摇下窗户，随便向路边挺胸走过的妓女提问：“主题演讲几点开始？”她都能告诉你答案。
Linux 的“仁慈的独裁者”被商业展示会的组织者邀请做一次计算机分销商展览会主题讲演。这是一宗有意义的事情，是计算机待业认同 Linux 的方式，也是他们评估 Linux 的方式。
星期天，即展示会的前一天晚上，比尔 ? 盖茨作了一次主题演讲。他吸引了大批听人，在威尼斯饭店那个足有七个常规宜家家居仓库大的舞厅里，挤满了站着听讲的人。那些希望听到盖茨谈及反托拉斯案件（当时审判还在进行）或者仅仅是为了回家告诉孙子他曾看到世界上最大富翁本人的人们，在演讲开始前几小时就顺着饭店的底层排起了蜿蜒的长队。盖茨用律师的玩笑开始他的演讲，接下来是精心设计的微软网络技术演示和高清晰视频片断，引起了听众的阵阵笑声。其间曾有人插话说盖茨的服饰是摹仿奥斯汀 ? 鲍尔斯。
我不在场，我正陪着塔芙买浴衣。
第二天晚上，在同一处地方，我发表了主题演讲。
我宁愿去购物，可是……并不是我没有做好准备。平常我一般在演讲的前一天写好发言稿，但那次我却被搞了个措手不及。演讲被安排在星期一晚上，我早就写好了发言稿并开电脑制作幻灯片，到了星期六，一切看上去都准备就绪了。我甚至把发言稿拷在了三张软盘上以防万一。我讨厌演讲，但我更讨厌失败的演讲。我甚至把我的发言稿放在了互联网上，以备万一我所有的软盘都出了问题。
在街上由于参加计算机分销商展览的人太多，引起了一场交通。我们到达威尼斯饭店时，离预定的演讲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和塔芙、我们的女儿以及一些参加展销会的亲属在进入饭店后台区域时遇到了问题，因为一名组织者忘记把安全证放在哪儿了。于是，一切开始出轨。
最后我们还是进去了。面对四十个人演讲，我就会紧张。我希望只留下我生命中最伟大的听众一人在场。接着事情发生了。
我发现两天前我辛辛苦苦收拾好的计算机不见了，而且到处都找不到，真是愚蠢极了。有人提醒我，人们在演讲前四个小时就楼梯口排起了长队，而且等候区已经人满为患。而我们却像只无头的母鸡，在后台到处乱窜，寻找丢失的计算机。
那是一台装有办公室之星―― Linux 办公软件系列之一的普通台式电脑，那是两天前我刚装上去的。我以为只要放进软盘就一切顺利进行，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得十分充分，甚至线缆都整理得一丝不乱。但是现在电脑却不见了。很显然，电脑是被贴错了标签，然后被运走了。幸运的是，我还带了我的便携式电脑，也存有我演讲用的幻灯片材料，而且它也有办公室之星系统。
因为是便携式电脑，所以没有装载足够用的字体，那意味着我最后一线希望正在消失。当我意识到这些时，我想：谁会在乎这些？我会顺利过关的。接着我们手忙脚乱地连接各种线缆。确切地说，在机器安装好之前，组织者已开始放听众入场。我站在那儿，竭力把机器准备就
绪，一股人流冲进了听众席，占满了每个座位，也占满了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
很幸运，在我开口以前，他们给予了长时间的鼓掌。
我用比尔 ? 盖茨用来开场的关于律师的笑话的只言片语作为开场白，开始了我的演讲。我只用了一句话暗示 Transmeta 正在开发新的秘密产品。新闻界曾纷纷猜测，我会利用计算机分销商展览会讲演的机会推出 Transmeta 的芯片。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准备好。我演讲的主要内容只是重复电脑开放源代码的好处我也没有采用像往常一样的演讲方式――不停地讲笑话。另一方面，与塔芙和帕特里夏在一起的丹妮亚拉大哭起来，仿佛整个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娱乐场所和街边俱乐部都能听得见。
这实在不是一次可以长久容身于著名演讲之间的讲话。
后来，曾有人尽力想让我轻松起来，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在同一个讲台上比尔 ? 盖茨也明显地很紧张。但是，他在讲台上的演示毕竟很顺利，不过他的麻烦是：美国司法部正在掐紧他的脖子。而我觉得我已高枕无忧了。
这似乎是《新闻 101 》中的一个策略：从等候的队伍中，找出为了能听到李纳斯的报告而等候最久的人进行采访。是的，要想得知这些把李纳斯视作穿着销售者外衣的上帝的狂热崇拜者心中的感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呢？
下午五点钟，我乘电梯进入了电脑迷们企盼的圣地。在温长蜿蜒的队伍的最前头，是一名沃尔沃勒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他很愿意与我交谈。为了见到李纳斯，他已等候了两个半小时，而且他还要再等两个半小时才能进入报告厅。他的同学站在他后面的队伍里，大约比他晚到了半个小时，他们与一名教授从华盛顿州驾车赶来，在当地一所高的健身房里睡了一夜。这些学生都已开始了自己的网页设计工作。他们很随意地把自己成长的世界分为两类人――黑客和穿商业套装的人，并不停地向我指出正在不断加长的队伍中的穿商业套装者，口气通常是这样：“嗨，看那些穿商业套装的家伙。”他们戏谑的对象也对他们礼尚往来：“嗨，看那些狐狸。”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大声喧闹着，拍着高举的双手，互相戏谑，戏谑的言词大多与计算机主板和内存容量相关。
接着他们谈起了李纳斯。李纳斯的名字被冠以大写：“ LINUS 不会为任何非开放源代码的公司工作。他决不会。”他们盲目地听信一些娱乐站点的报道，也访问一些充斥着关于 Transmeta 流言的站点，消息的传播有点像好莱坞女演员爱情生活的惊人细节。而且，并不是只有早早赶到这儿的热心者才有这种狂热和推测。
我进了男厕所，走向小便池旁，打断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谈话。
“这个演讲将和比尔 ? 盖茨的演讲一样无聊。”
“你还期望什么呢？”另一人回答，“李纳斯是个黑客 不是一名穿商业套装得。我觉得，应该宽容他一点。”
我们终于进入了听众席。我们没有够挤到前面，只是在中后部。我的伙伴――沃尔沃勒大学的学生因为看到他所崇拜的英雄而兴奋异常，同时他也为没有能占到第一排的座位而愤怒――他认为他应该拥有那个位置。接着他开始指出听众中的穿商业套装者。虽然我们离前面有七十五码远，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灯泡暗淡的讲台上，李纳斯坐在一台计算机旁，有几个官员围在他的周围，他正在快速地输入什么。那儿将会发生呢？是否还是某种软件的片演示？
最后，李纳斯和其他人都走向前台。大会向听众介绍了“疯狗”约翰 ? 霍尔。我的沃尔沃勒大学的同伴异常兴奋，“看他的大胡子。”他指着 Linux 国际执行总裁凸起的脖子说。“疯狗”说他很高兴向听众介绍一个人，他把这个人几乎视作自己的儿子。李纳斯再次 ? 上前来，与约翰 ? 霍尔热烈拥抱。
即使从后面的席位上，我也能看出李纳斯有些紧张。
他说：“我想从一个关于的玩笑开始，可已经有人用过了这个情节。”这是关于令微软苦恼不堪的反托拉斯法案的一件事情，前一天晚上比尔 ? 盖茨也用它作为演讲的开头。“有谁听到过更好的笑话讲一个好吗？”
接下来，他用一句话暗示了 Transmeta 正在开发的新产品。随后便是幻灯演示的讲解和开放源代码日渐重要的申述。既无出奇之处，也无新鲜货色。
他的演讲是在一种疲倦但还令人愉快的单调声音中进行的。中间，他的一个女儿哭了起来。他不得不停下来说：“那是我的孩子。”你抬头看会场的屏幕，能看到他额头的汗珠在讲台灯泡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听众们开始排队提出问题。他谢绝回答自己最喜欢哪一种 Linux 的文字处理软件。当有人问他家里有多少只撑得鼓鼓囊囊的企鹅时，他说：“的确有不少。”当有人问他住在加利福尼亚感觉怎么样时，他高度赞美了加州的气候：“现在是十一月，我还穿着短裤，如果是在赫尔辛基，我早就没命了。”一位崇拜者走向提问的麦克风宣布：“李纳斯，你是我的英雄。”他对此作了回答，如同数以百万次地听到和回答同样的赞誉，他说：“谢谢。”
提问结束后，数百名听众拥向讲台区，李纳斯开始退场，他尽可能地握一下他所能握到的手。
9 、媒体的攻击
Linux 革命结束了吗？
撰稿：斯科特 ? 伯瑞纳托，《 PC 周刊》
谢谢您的垂询，革命已经结束。您如果想得到关于 Linux 的更多信息，请按……”
这表明李纳斯 ? 托沃兹有了一名助手，意味着整个 Linux 也流俗了，所以还是忘掉这场革命，重新回到 Windows 操作系统去完成工作吧。
以前，记者把电话打到以斗篷和短剑为标志的 Transmeta 公司找 Linux 操作系统的发明者时，接通分机，你总会听到另一端李纳斯自己的回答：“这是托沃兹。”他很耐心地回答你的提问，告诉你他没有时间。有时，即使你提问的是毫无意义的初级程序员思索的问题，他也予以答
复。那时总是他自己接听电话。
今天，当你打到 Transmeta 公司，接通他的分机以后，却会有一个悦耳的女子声音欢迎你的来电：“谢谢您给李纳斯 ? 托沃兹来电。这个电话不接收信息，如果想与他联系，请把传真发往……”
什么？一切都改变了。对你来说他已是可望不可及了。他已很富有，他已是位名人，如果想和他会见一次，就像会见其他计算机界的大腕名人一样困难。女子继续喋喋不休地重复传真号码。如果你想要拨打原先的 0# 号找一位接线员……“我们的接线员不负责为他仁慈信息，也不知道他的日程表。”她的声音还算动听，不过最糟的一句是：“但他们很高兴把您的传真号码告诉他。”啊啊，比尔 ? 盖茨还很高兴分裂微软以取悦戴维 ? 鲍埃斯（ David Boies ）呢。
Linux 革命并没有结束，但与任何革命一样，零星的喧嚷正在被众多的支持者所取代。远方的新生波浪正在取代眼下无用的顽石，富有的地主也跟从在贫穷的纳税者后面参加起义（顺便提一句，后来，富有地主极力主张向边远地区居民征收威士忌税，其实威士忌税与以前向他们征收的茶叶税没有多大区别）。
实际上，这正是李纳斯开始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所以，只提供一个新闻电话号码或者令人不快地把提问范围加以限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本月早些时候，在圣何塞举行的 Linux 世界博览会的问答会上，参加问答会的托沃兹难以当场回答众多提问者的问题，所以不得不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相似的答案，应答相似的问题。开放源代码能用于商业领域吗？你会不会像比尔 ? 盖茨管理微软那样管理 Linux ？你怎样评价微软？什么是开放源代码？什么是 Linux ？为什么以企鹅为标志？
因此，托沃兹像体育明星那样把话题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如特姆 ? 罗宾在布尔 ? 德拉姆所说的：“我只是来到这儿并尽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努力去帮助球队……”
问题不仅太多，而且记者们在与技术无关方面的提问有时候也令人难以预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顶尖人材》的记者问他怎样把握小型和中型商业市场。托沃兹象征性地回答：“就个人来说，我一个都不把握。”回答过两个问题后，一位热心者――一名自以为对开放源代码的混乱状况有独到见解的记者问托沃兹，他怎样评价公司就农作物基因申请专利这一问题。托沃兹做了象征性的回答：“对于申请专利，我同时怀有两种心情――好的和坏的，但坏的成分更多。”
程序员们认为：如果有人向你提问农作物基因的问题，那么你可能该请一名助手了。
所以，李纳斯不再自己回答电话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失去了感受他的直率和自谦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的传真的确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确实会给我们一个答复，而这答复将会保持他的托沃兹风格。
但假如负责公共关系的人士们已经开始负责这项工作，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再次感受李纳斯的个人魅力了。
好的，我想我应该向伯瑞纳托先生解释，但不是道歉。
任何一个读过这个专栏的人都明白，作为计算机呆子的领头人所产生的压力，已经使我从一个电脑迷变成了一个混蛋。他错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一个混蛋。
要从头说起。我从来憎恨语音信箱，它是技术利用方面的负面例证。事实上，它是现存技术中最糟糕的技术，我强烈地憎恨它。在 Transmeta 公司是地，最初我们使用一种分立语音邮件系统，每个雇员都可以收存二十分钟打进来的语言信息，时间用完之后，打电话者会被告知邮箱已满，请与接线员联系。我的语音信箱总是满着的。我想这正是记者们造成的麻烦。在我的语音信箱满了之后，他们就与接线员吵闹。经历过数百次以后，接线员失去了耐心，她们也知道我对这些来访者不感兴趣，但她们不愿让打电话的人觉得是她们要赶走来电者。
于是，我只好不听录音信息就直接把它们删去，以使前台的人不再受打扰。大多数时候，我根本不听任何信息。不过，打电话的人通常把电话号码说出来以供记录，所以我不得不听十五遍去把他们所说的话弄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不给他们回电话。人们留下号码后常会被一种温暖、易于动感情的情绪控制，直到明白我不会给他们回话为止。
那就是他们找到接线员的时候。由于接线员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我告诉他们，要来电者给我发传真。传真与语音邮件一样令人厌烦，但只要你愿意，你还是能弄清楚传真上的电话号码。
而我却从不想去弄清楚。
起初，接线员礼貌地告诉来电者请他们给我发传真。最后，人们认识到我实际上并没有读那些传真。一周后他们又打电话来，抱怨说他已把传真发给了我。接线员又被弓弦进来，可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处理我的电话。
尽管伯瑞纳托先生对我在 Linux 发迹之前的良好形象进行了慷慨的描述，但我实际上一直就是一个刻薄的家伙。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传真问题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最后，他们设立了一个没有语音信箱的专门的电话信息接待处。 Transmeta 已聘用了公关人员，他们自愿为我处理这一事项。听说他们受过职业训练，专门处理这一类事情。他们告诉我，好使我不想与记者们交谈，我也应该尽量给记者们回电话，如果我回话，记者会有一种温暖而快乐的感觉。我对此的反应是：我才不在乎他们的什么温暖或快乐的感觉。
当我在办公桌前时，碰巧有人打来电话，我确实会亲自接听。但那并不能被解释为平易近人，那当然也不是一次政治宣言。对开放源代码的立场并不能使我比别人更为平易近人，也不能 比别人更为道德，也不能说明我更易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从来不是事情的关键。事情的关键在于，即使我是来自地狱的最黑暗的魔鬼，即使我邪恶异常，人们也可以在使用 Linux 时忽视我的存在而自行处理自己的工作。这与我个人的开放与否无关，这只与他们拥有忽略我的权力有关。那才是最重要的。
Linux 没有官方版本，有我的版本也有任何人的版本。事情是大多数人都相信我的版本，并把它看作事实上的官方版本，因为我为之工作了九年。我是发起人，人们都认为我的工作十分出色。但我们可以说，即使我刮成光头冲他们大喊“向我鞠躬，否则，我打死你们”，他们也不会搭理我的。
人们相信我，而他们相信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曾经值得信任。
那不意味着我愿意去听语音邮件，或者愿意我在办公室里时人们正好打电话进来。
我并不认为人们应该把我看成是一个所谓的好人，任何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的人回话。想来这事的确奇怪，到底是哪些廉洁把我描给成了一个不爱钱财的谦恭的和尚或圣人。几年来，我一直想驱散这个神话，我不想成为新闻界所希望的那种人。
事实是，我从来憎恨那个谦恭的和尚形象，因为那个形象实在太不酷了。那是个沉闷的形象，而且，那不是事实。
钻出我的卧室，站到世界的聚光灯下，我立刻感觉到我必须学会某些别人在进幼儿园时就已学会的生存技巧。例如，我从没有预料到人们会如此认真和荒诞地对待我和我的一举一动。有两次的情形，可以说明这同一个主题。
在大学时，我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总目录，所有目录的名字都与它有联系，目录的名字是为了作为个人的提示，所以我把机器中的总目录命名为“李纳斯 ? 上帝 ? 托沃兹”。我是我办公室里那台机器的上帝，这有什么问题吗？
人们使用一台 Linux 或 UNIX 的电脑，他们会敲键盘看看谁登录过那台电脑。因为有了防火墙，所以这种操作今天已不经常。但在几年前，如果人们想知道另一个人是否登录或看过他的信件，就必须敲开电脑看看。这也是看看别人放在计算机上的个人信息 ( 它有点像网页的前身 ) 通常所用的方法。我的“项目计划”总是包含着最新的核心版本，所以人们要想知道当时版本的方法，就去打开的电脑看看。有些人甚至把这一过程设置成自动完成，他们每次访问我一个小时，以便 ? 上版本的更新。不管怎样，当人们访问我时，都会看到那个总目录被称作“李纳斯 ? 上帝 ? 托沃兹”。起初还没有什么，但不久我开始收到电子邮件，人们告诉我那么做是亵渎上帝。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更改了它。这些人对待自己过于认真，而他们的 法通常使人发疯。
当然，另一次是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事件。哎，那真是糟透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红帽子公司的书，把那一事件看作带有潜在灾难的国际性事件。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红帽子举行了一次 Linux 用户集会，邀请我参加，会议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德汉姆市举行。听众席挤满了听讲的人。当我站起走向讲台的时候，人们都起立并向我欢呼，第一句进入我心中的话就从我嘴边溜了出来：
“我是你们的上帝。”
那是一个玩笑。因为那样可以喊得更响。
那并不是说：“我就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牢牢记住。”那只是表示“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虽然我感激你们这种对我的赞赏，但现在请坐下来听我演讲，听过了再表达你们的态度。”
我相信我再也不愿重新经历这一切。
这几个字的开场白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几小时后，我的这句话成为新闻讨论组里专栏的标题。我承认，这句开场白不雅，但这不是故意的不雅。事实上，我只是走向一个讲台，而人们站起来并向我欢呼，我很窘迫，而那正是我对付困窘的方式。
人们对待我太认真了。他们对许多事情都看得过直。在为 Linux 奔走的几年里，我认识到了一件更糟的事情：有些人并不满足于过分认真地对待自己，如果他们自己的成见没有被别人实践，他们便会更不高兴。
这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烦恼。
你曾经思索过狗为什么那么喜爱人类吗？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人每六个星期就带它们到整形师那里去一趟，也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人偶尔会在人行道上捡起它们的粪便。狗喜欢人类是因为人类喜欢命令它们怎样去做，那是它们活着的一个（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大部分都被阉割，所以它们已从繁衍下一代犬科动物的工作中被解脱出来。另外，它们对项圈下的交配也没有多少欲望）。作为一个人，你是狗群体的领导者，你告诉狗该怎样做。狗的情感服从于你的命令，而且它们喜欢那样。
不幸的是，人类的性情也是如此。人们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行动。这种倾向植根在我们的基因核里。任何社会性的动物都本性如此。
所以，那些具有个人意识，敢于对别人说“不，我不遵循”的人就变成了领导者。要变为一名领导者并不很难（肯定如此。我不就变成其中一员了吗？）。那些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喜欢领导者替他们做出决策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当然，人们遵循他们所选出的领导者的吩咐去做是正确的。我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不论领导者还是跟从者，都想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正是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这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可怕。令人沮丧的是人们会盲目服从任何事物，其中包括服务我；而令人可怕的是，人们希望把他们的盲从心理强加于他人，当然也包括强加于领导者。
当坐在计算机旁，对一些微妙的技术问题深入思考时，你就会忘记那些棱角分明、随时会碰到门上的机器人。当看着孩子最后终于入睡时，你就不禁生出丝丝柔情。另一个手边的更贴切例子发生开放源代码组织中：狂热者相信每种发明都应在公共通用专利（ GPL ）下注册（用黑客的话说，就是“ GPL ’ d ”）。理查德 ? 斯多曼希望把一切都归入开放源代码。对他来说，这是一项政治斗争。他希望利用 GPL 作为促进资源开放的方式，他认为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而我开放 Linux 资源则不是出于那么高尚的目的，我希望得到回报。这是事情运行的法则，在计算机研究的早期，大多数工作是由大学或国防军事组织承担的，最后都开放了。如果有人需要它，你会把你的成果与另一所大学共享。理查德在被赶了他所喜爱的研究后，成为自觉开放源代码的第一人。
的确，把某人的技术公开，把它改进成像 Linux 那样具有统一术语的可用资源，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其好处是不可胜数的。只要你看到了这些好处，你自然会反思那些质量很差的封闭软件项目。公共通用专利注册和开放源代码模式为最好的技术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它还防止了技术封锁。而且，它还保证了任何对研究和技术感兴趣的爱好者都不会被排斥于开发研究之外。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斯多曼，这位提供公共通用专利注册而值得尊敬的人，曾为自由软件的出现而欢呼雀跃。因为他参加了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的一系列有趣的开放研究工作。但当这些项目转变为私人公司的项目时，他便被排挤了出来。研究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表处理语言
（ LIS ）机的开发，表处理语言开始是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被加以开发的。像许多事情一样，有人看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认为应该把它纳入商业轨道并从此获取利润。这种事情在大学里随时都会发生。但理查德不支持将其商业化，所以当 1981 年 LISP 变为斯姆伯利克公司的一个项目时，他突然被开除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斯姆伯利克公司还解雇了许多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他的支持者们。
相同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好几次。我理解他的想法，与其说他的动机是反商业化，倒不如说是反垄断。对他来说，开放源代码关系着无论谁对项目进行商业化他都能够继续工作。
GPL 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成绩卓著，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可是，所有设计创新都应纳入 GPL 吗？
这他妈的完全不可能。这事就像堕胎合法化问题移进科技领域一样棘手。应由开发者个人自行决定是在 GPL 里注册还是利用其他更便于保护版本的方法。令我几乎发疯的是，理查德认为非黑即白，别无 ，由此产生了不必要的政治划分。他从来不理解别人的观点，如果他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他将是一名狂热的教徒。
实际上，最令人恼火的事情是几名摩门教徒敲开我家的后门，他们告诉我应该相信有人敲后门（或用电子邮件轰炸我的信箱），是我应为我的软件注册这件事。这当然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人们应该做出自己的决定。建议别人在 GPL 注册或不注册是一件事，就此进行急诊则又是另一件事。当人们抱怨我在为一家商业公司工作，而这家公司从来不做任何与 GPL 注册相关的业务时，我能说的是：少他妈的多管闲事！
理查德最让我生气的地方，并不是他主张 Linux 应该称为“ GNU Linux ”，因为 Linux 的核心的确利用了 GNU 软件程序的许多材料；也不是他诬蔑我过分张扬，声称当他与人分离代码时我还是一个在洗衣篮里睡觉的孩子。让我觉得他讨厌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抱怨别人不在 GPL 下注册 Linux 系统。
有众多的原因使我对理查德充满赞赏，但只能从远处。我想，我倾向于尊敬像理查德这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独善其身呢？我最不喜欢别人教训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我讨厌别人对我的个人决定指手划脚（也许我的妻子除外）。
在 Linux 的发展过程中，艾立克 ? 雷蒙德等专家指出，操作系统的成功与否以及开放源代码发展的性，或多或少都与我的实施方式和在争执中保持公允的能力有关。虽然艾立克可能是开放源代码现象的最好发言人（但我非常非常不赞成他那种偏激情绪），但我还是相信他有点偏离了阐述的主旨。并不是我要避免偏袒，而是我憎恨任何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他人的人。在此，你可以把道德观念替换为“信仰”或“价值方式”等。
把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是不对的，其下一步，把道德观念制度化也无疑是错误的。我只是对自己的选择抱有极强的信心，这表明我认为当面临道德问题时，我会做出自己的决断。
我希望自己做出决定，我反对繁冗的社会规则。我坚持每个人如果在自己的天地里，只要不妨碍他人，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发现了几可怕的规则，尤其是其中强加于学校和孩子们身上的规则。想一想关于强加给教育改革的规则，以及以后发展的错误方向，你就会感到它的可怕。
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必要却无处不在的所谓的社会良知。
同时，我个人还认为比我和我的道德判断更重要的，不是人类，而是进化。从这一方面说，我希望我个人的选择能履行其社会责任。那也许是本来即有人，我想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固定部分，促使人们考虑社会事务。否则，我们早已过分偏执。
此外，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就是那些过于唠叨的人。人们没有理由空话连篇，也没有自以为是。
嗨，我听起来与他们一样唠叨。
但是，当人们开始过分认真地对待你时，就为你设下了一个温柔的陷阱。
10 、舞会上的国王
在 3 月 17 日 （圣帕特里克日）、 10 月 13 日 （哥伦布发现美洲日）等日子里，美国忙乱异常，但几乎没有人注意 12 月 6 日 这一天，那是每个芬兰人都知道的日子――芬兰独立日。
大多数芬兰人像庆祝其他事情一样庆祝独立日，舞会频繁地举行。好使以芬兰标准衡量，在独立日夜晚之前的舞会也算得上是过于频繁了。所以几乎整个国家的公休假日里，人们都坐在电视前恢复体力。也有别的选择，即醉醺醺地在雪地里中跋涉。
能够把每个人都吸引到电视前的只有一件事：总统舞会。芬兰上层社会传统风俗不多，所以总统舞会十分重要，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大事。舞会实况向全国电视转播，好让人呆在家里以免醉醺醺地驾车上路。同时也向世人证明芬兰有能力推出自己的奥斯卡颁奖晚会片。当然，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比方：这是芬兰上层社会的超级杯盛事。
所以，整整一天，从北部的约兹杰克到南部的汉科，芬兰人都在看参加舞会的受邀者与总统握手，通常男人穿着燕尾服，女人则穿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晚礼服（斯堪的那维亚所特有）。
1999 年独立日，我受到了邀请。
如果你是驻芬兰的大使或者是芬兰议会议员，你将自动受到邀请。除此之外，每年还根据情况邀请一二百人，他们可能是奥林匹克冠军，也可能是帮助总统处理事务富有成效的人。如果你是冰球队长，而当年冰球队又恰好得了世界冠军，你将会受到邀请。今天，如果你发明的操作系统受到世界瞩目，你也会受到邀请了。你还可以配偶或朋友一起参加，如果既没有配偶也没有朋友，你也可以带上你的姐妹。
很幸运，我和塔芙都能参加。八月，我们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前往芬兰后不需要重新签证就能返回美国的许可，到十一月我们才收到返美证。两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参加总统舞会的请柬。
试想一下那将是怎样一种景象，两千多个芬兰人――而且都是最重要的芬兰人，拥护在总统那座被称为总统城堡的官邸里。那是一名富商修建的豪宅，芬兰没有几处。那确实只是一个大的家园。但确切地说，并不是一个单一家庭的家，而是一个包括一个单一家庭和许多维护
者――厨师、女仆等等的大家。但地方并不很大。
到达之后，有人为你脱去外套，你就挤在人群里了。你不知往哪里去。酒瓶不断增多，很显然，其中有伏特加。如果没有，那就不是芬兰的风格。你与许多人都交谈片刻，你与记者的交谈持续到结束，因为他们是那儿最有趣的人（也许是酒使他们变得比议员更有趣）。
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我认为舞会不会很有趣。我是唯一来自开放源代码群体的成员，我希望我们的群体也像军队――以后谈论件事也可以有所夸耀。但我最终发现舞会实际上非常有趣。
那天塔芙穿了一件非常美丽的长袍，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我们好像是参加奥斯卡典礼，而不是芬兰总统的舞会。因为她看上去如此美丽，也因为冰球队当年没有夺冠，新闻界把我们俩称作舞会上的国王和王后。
随便吧。
“大卫，你是作为一位朋友而不是记者进这所房子的，我们不允许任何记者进入这所房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塔芙像今天这样热情，那是她和李纳斯拿到钥匙的第一天，她在新房子的门口迎接我。这是一所巨大的房子：中厅（现在安放着李纳斯的弹子球桌）与幼儿室几乎处于不同的街区，幼儿室是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睡觉的地方，大得几乎容得下一个幼儿园。进入前门是一处通向客厅的宽阔的通道，如果没有那些风格独特的意大利瓷砖，这里将来可以作为女孩们练习滑板的地方。李纳斯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有一扇装着镜子的滑动玻璃门。这所房子里有五个浴室（也许现在他们发现了更多个）。房子坐落在远离硅谷中心的地带。
尼基 ? 托沃兹正好来探望儿子。俩人去了一趟以前的公寓，刚刚回来，他们乘坐的是租来的宝马 Z-3 汽车。这辆车将是李纳斯要购买的新车的参照。下午尼克还要驾车去斯坦福大滨图书馆，但首先，他还得学会使用安置在尚未美化的后院的温泉浴盆。他声称这所房子是所有名叫托沃兹的人曾住过的最大的房子，接着他拿出一张纸列出了十八个名叫托沃兹的人。当然，他不知道第十九个正在被孕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