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有关公开源代码的最令人不解的迷，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优秀的程序员（最近一次的统计表明大约有七十五万程序员在从事 Linux 的开发与改进）在毫无报酬的情况下会如此投入地工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动机的话，可以说是“目标”。在一个生存或多或少已经有保障的社会里，钱财并不是最大的激励因素。众所周知，当人们是由爱好和热情所驱使着的时候，往往能够将工作做得最好。对于剧作家、雕塑家和企业家是如此，对于软件工程师也是如此。公开源代码模式给人们提供了依靠兴趣与热情而生活的机会。享有乐趣以及与世界上最好的程序员一起工作，而不是与那些恰巧为他们的公司所雇佣的少数几个程序员一起工作，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公开源代码开发者努力工作着以赢得他们同行的尊敬，那当然是一种高度有效的激励。
看起来比尔 . 盖茨并不理解这点。可能他现在被他自己在 1976 年所提出的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带修辞的问题所困惑：“你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防止别人写也好的软件。谁能够毫无报酬地做一项专业工作呢？”他在公开源代码程序员们写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理解公开源代码现象的一种方式是：想像一下几个世纪以前，科学是如何被信仰所感知的（如今的情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被某些人所感知）。科学最初是被视为某种危险的、具有颠覆性质的以及是不允许从事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软件公司有时候看待公开源代码的方式。正如科学的诞生并不是想要破坏宗教制度一样，公开源代码也并不被视为是要粉碎现有的软件体系。这只是想要开发出最好的技术，并看看这种技术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科学本身并不挣钱。创造所有财富的正是科学的辅助作用。对于公开源代码也是如此。它允许挑战现有商业的辅助行业的产生，这一点非常相似于科学的波浪前进对于教堂的挑战。你会发现一些小公司，例如 VA Linux ，利用了公开源代码而突然能够与传统公司相竞争了。用伊萨克 . 牛顿爵士的话来说，那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是的，随着公开源代码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动力，随着其开发者们获得了认可，他们也越来越被银行接受。公司们开始寻找信用清单，以便决定谁做出了最多的贡献。然后他们通知他们的人力资源部付出钱财与股票。
在前面一段中我曾经声明，钱财并不是最大的激发因素，是的，我现在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但我必须指出，人微言轻对辛勤工作的报酬，钱财并不是一件坏事。当说到给我的宝马汽车的油箱加油时，有了钱财自然是更加容易。
正如科学自身一样，公开源代码的辅助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它正在创新出一直到最近都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打开了许多未曾预料的新市场。有了 Linux 以及其他一些公开源代码项目，公司们就可以做出它们自己的版本，按它们自己的意愿来加以改变，这些若是以其他方式杰进行的话则是不可能的。意识到以下一点是很令人振奋的，通过 Linux 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一开始就不是孤独无助的。
Linux 现在在中国正在迅速成长。传统上，亚洲的软件开发主要是翻译美国或欧洲的软件。有一次在计算机分销商展览会上，一个小伙子走向我，想向我展示用在 Linux 上的加油泵软件，那一刻我很为他感到自豪。这是一个运行于 Linux 环境下的典型的加油泵软件，他想做个网页浏览器以便加油的顾客可以在等待油箱加满汽油的这三分钟时间里可以上网浏览 CNN.com 。他们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人们正在利用诸如 Linux 之类的技术，尽管有时仅仅是为了做一个更好的加油泵，这一点是令人振奋的。那种创新最有可能发生 一个公司范围内，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将 Linux 带入市场的公司的话，你将很显然地会步入这里，当然现在已经是服务器市场或者是高端桌面系统市场。因此它是嵌入设备式的 Linux 。它是运行于 Linux 的电话程控交换。这也就是何以会有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财富是来自于公开源代码。
这情形就像是让宇宙自己照顾自己一样。不控制技术，你也就不会限制其使用。你使人们可以获得它以及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决策――利用它作为他们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启动桨。尽管在更大范围上说，大多数这类决策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们实际上却运行得很好。我并不是在试图扩散 Linux ，而是希望人们能够获得 Linux 并让它自己扩散自己。而且这一原则并不仅仅适用于 Linux 。它还适用于一切开放的项目。
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需求并不会持有异议。它是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的自由。自由总是某种你必须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容易能够做出的选择。对于公开源代码也是如此。你不得不做出决定，你要公开源代码。最开始这是一个很难采取的姿态，但是实际上最终创造了更强的稳定性。
想想政治。
如果将那些反对公开源代码的逻辑应用于政治中，则我们将总是会采取一党统治。显然，一党统治远远比我们现在的多党制更为简单，而后者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公开政治体系。在一党制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用担心与其他人保持一致的问题，因为人们必须保持一致。如此推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太重要了，以至于没有必要把精力浪费在妥协和开放上。不知道为什么将这一原理应用于政治与政府时，人们看出了其中谬误，然而应用于时却看不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商业中开放会使人感到不安。
公司为了阻止公开技术而提出的廉洁是令人信服的。“生意可不是那样做成的”，管理者会如是说。公开技术感到害怕。人们惧怕变化，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如何。通过维持现状，公司可以就其何去何从做出更好的判断，而有时候那比获取巨大成功还重要。
正是这些公司，他们需要的是可以预料的成功，而不是不可预料的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成功。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将现存的产品变成公开源代码产品并不很容易，其中存在着大量棘手的问题。首先，经历了数月或数年的过程，它才开发了该产品，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内部知识。这类内部知识产权是公司的支柱。组织并不愿意放弃其赖以生存的知识产权，但也正是这一内部知识的存在，给外来者们设立了障碍。这种障碍打击了他们参与进来的积极性。
然而我已经看到了不少公司从封闭转变到开放。其中的一个故事便是 Wapit 公司。它是一家为各种交互式设备设立服务并提供基础设备支持的芬兰公司。这一项目涉及公司的墙壁电话式网络服务器。对于他们而言，开放他们的软件的源代码的决策是具有最完美的意义的决策。他们想建立自己的服务业务，但他们首先必须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那就需要编写大量的软件。这必然是很不妙的。因此他们不是把让别人获得他们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决策，而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编写软件花费了大量的工程师的时间，但它却并不是从公司固有的资源中创立的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有些事是按照 Wapit 公司的意愿来进行的。首先，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其次，公开源代码的决定是在公司建立早期阶段就已经做出了的。管理部门推理认为，它拥有内部资源来开发产品，但它希望更进一步开发出比原有内部资源更多的东西。这也决定了公开源代码是将工作分析程序更进一步作为其他人从事工作的标准的一种更强大的方式。
在这场博弈的早期阶段，公司曾向我征求意见。我告诉他们需要克服在内部作出决策的冲动。我建议如果他们开会来商量决策的话，那些会议不应对外封闭。将决策过程维持在公司内部，他们将会冒把公司与外部世界孤立起来的危险。那些公司外部的人们将难以穿越公司的网
络。那是一个公司环境的建立和维持公开源代码项目的主要问题。对于公开源代码，光嘴上说说很容易的。它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堕落为一个两层社会：“我们”与“他们”。大量的决策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的――坐在餐厅桌上讨论选择余地或设计一次市场调查，而不是将讨论对外部开放。外部的那些有着很好的意见的人们从根本上被这一事实所否定了，即决策已经在公司的餐厅里决定了。
这也是当时困扰着网景公司的其中一个问题。那是在紧接着 1998 年春天，公司一个非常具有先兆性的开放其下一代网络浏览器源代码（被称为 Mozilla ）的几个月时间。公司真正实现其开放源代码的承诺是花了很长时间的。这变成了网景内部人的阵营，这些人并不接受外来的小补丁程序。公司里每个人都彼此认识。而且，即使他们不是实际围坐在咖啡厅里进行决策的话，那也会是在一个让内部人感觉彼此靠得很近的虚拟的咖啡厅里。结果，不但外界没有把网景的某商业项目开放代码视为第一次伟大的经历，反面产生了负面的新闻报道。当有关其内部决策的消极的话传出去时，网景公司再也无法熟视无睹了，于是他们将源代码向外部人员开放了。现在，这一项目看来更具有活力。
Sun 系统公司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试图将公开源代码一事提上议事日程。
当人们第一次听说开放某一现存的商业项目的可能性时，他们趋向于提出同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公司内部人员将如何看待从事一项外部人员的生产工作的可能性，而这一由外部人员所从事的生产工作比他们自己的工作做得还好，而且外部世界也能看到这一点。我以为他们应该对此感觉良好，因为他们即使不用做大多数工作也依然能够获得报酬。就这一点而言，公开源代码――或公开任何这类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无可原谅的，它显示出了谁能将工作完成，谁能做得更好。你无法向管理者隐瞒你的无能。
公开源代码是利用外部资源的最佳方式，然而你依然需要有人在公司内部工作，以便追踪公司的需求。这个人甚至可以不是项目的领导者。事实上，如果外部的某个人来无偿地代替这一职责的话，对于公司而言可能是有好处的。如果外部的某个人做得更好，那自然是好事。但问题在于，外部人员也可能将项目引导入一个并不满足公司要求的方向。因此公司自己来负责需求。项目的开放使公司有可能缩减自己的资源，但那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本地资源可以利用。项目可能扩展到比它自己单一一个公司时更大的程序。外部资源使得公司成为一个更加便宜、更加完善和更加平衡的系统。当然还存在着另外一方面问题：这一系统不再仅仅将公司需求考虑进去，它实际上还考虑了顾客的需求。
可能在整个过程中最令人感到烦恼的是放弃了自己的控制，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即外部可能实际上做得更好。
另一个困难是在公司内部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技术领导。必须是这样一个人，即每个人都在两个层面上相信他――技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这个人必须是这样一个人，即他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项目从一开始就有可能会失败。这一领导不是试图隐瞒这类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能够说服每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去开始，这意味着极大的麻烦。这并不是人们想听到的信息。然而，它来自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之口，它将是人们愿意接受的信息。
考虑到办公室政治的特点和公司典型的运作方式，他必须是个具有相当强的人格魅力的人。
技术领导人应该是喜欢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工作并且没有偏袒之心的一个人。我并不想使用“联络”这个字眼，因为那意味着存在两个不同的阵营――内部阵营和外部阵营。那并不是应有的方式。这一技术领导人从开放源代码的公司获得。他知道，任何其他人也都知道，他并不是按照公司相应的职位来获得报酬，他是因为做项目而获得报酬。将这一领导与公司太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人们可能相信他或她的技术能力，但未必相信其非技术方面的判断。
公司内部是否有人可以充当外交官？
这就像是说“给我找一个诚实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数年间，我竭力试图避免与生产 Linux 产品公司有瓜葛。我信任我自己（嗯，我确实信任我自己）。但那还不够，我还得向所有其他人清楚地表明，我实际上是值得依赖的。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关键了，因为现在钱财正在成为现实。周围有如此多的钱财滚滚而来，人们开始质疑你的动机了。对于我而言，我一直被认为是中立者这一点对我是有利的。你可能无法想象对我来说维持这一中性立场有多么重要。它使我坐立不安。
好了，你是对的，我应该停止鼓吹。
公开源代码并不是对于每个人、每个项目或者每个公司都适用的。但是，人们对于 Linux 的成功观察得越多，他们就越能够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喜欢空想而又无知的高中生的激昂演说。 开放一切事物，就会产生各种可能性。
五年前，一位记者曾经就公开源代码的问题对我提问。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谈论公开源代码。过去你不得不解释，并要解释清楚其重要意义是什么。坦白地说，这就像是一次无穷无尽的艰苦跋涉。像是在泥潭中跋涉。
现在人们理解了。
5 、名声与财富
“名声对你有何负担？”这是一些人会问起我的。我告诉你们，所谓的“负担”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负担。出名是很有趣的，对此，那些不以为然的出名人士则是尽量感觉良好，使没有出名的普通人士觉得他们确实状况良好。人们认为你对于自己的名声会很谦恭，会抱怨着它如何毁坏了你的个人生活。
正视它吧，每个人都梦想出名，梦想富裕。
我知道我就是这样的。当我是一个青少年时我就希望自己会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比如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或许更出色一些。谁不是这样想的呢？如果做不了科学家的话，那么就去做一名赛车手，或者一名摇滚歌星。要不就去做特雷莎嬷嬷，或是美国总统。
实际上，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绝不是艰难无比的。是的，我可能成不了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但是我觉得很舒坦。因为自己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经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此而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使整个事情变得更好。因此下次你听到某人抱怨自己的名声和财富时，你不用理他们。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正是你所设想的。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当然不是。
成为知名人士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我走在大街上并没有人会认为我（至少并不是很频繁地被人认出），然而我所收到的大量的电子邮件里会偶尔掺杂着几封令人难以回答又不能不回答的邮件，比如某人要你给你所从未见过的他的父亲写悼词的话，你又能说些什么呢？对于那封电子邮件我从未回复，对此我现在依然觉得有些内疚。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我而言这一切最终却成了麻烦事情。
或者，如果有人要求你给某个会议定个基调，而你并没有时间或者你并不愿意这么做的话，你又该如何告诉人家呢？你如何使人意识到你很久以前就已经通过电话留言收听信息了，同时又不能表现出一副粗心的样子？终究你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最终并不能对每个问题都给予同样的考虑。
当然，最终仅仅说个“不”字变得非常容易。或者忽略那些请求：我喜欢电子邮件的众多理由之一是，它如此方便又如此容易被忽略――我每天都收到数百封电子邮件，再多一封又何妨？迄今为止，媒介其实不过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将其从人们周围去掉的话，你就很少有足够多的人使你因对他的忽视而感到内疚。这样的事情确也发生（参见上文），不过并不是很频繁罢了。而且甚至当你并没有忽略他，而只在电子邮件上说了个“不”字时，那也比你在电话里对某人说“不”字容易多了。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对知名人士最终所拥有的期望过高。事实显然是不可能真正达到所有期望的。这部分地也是使得写这本书成为一种非常令人头疼的经历――试着写一本比较个人化的书，而同时又不希望让那些指望从书中读到一些新东西的人们感到失望。
有些人的期望完全是愚蠢的。我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些人期望我成为当代的僧侣孤独地过着一种节俭的生活。所有这些仅仅因为我认为使 Linux 成为开放式的体系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获得是一个好主意，也因为我对于软件的使用没有采取传统的商业方式。我不得不说，我是自觉那样做的。而且对于以下事实也是相当坦然的：我实际上是喜欢花钱的，我最终升级了我那辆老庞帝亚克汽车以便获得更有趣的东西。
那辆庞帝亚克汽车没有任何问题，它是一辆好车，它也可能是全美国最为普通的汽车，一些记者们觉得这一点是很有趣的，我居然会有一辆如此使人难堪的普通汽车。天哪，它甚至不是一辆日本汽车！
如果我承认我花了数个小时为我的下一辆汽车――一辆很不实用的宝马 Z3 的恰当颜色而苦思冥想时，人们会失去所有对我的尊重吗？记住，我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乐趣”。那辆汽车如果不是为了乐趣的话，的确是完全无用的。
但这就是我的喜欢的方式。
这于是在“名声的负担”之后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成功是否会毁掉李纳斯？或者 Linux ？”我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被别人宠坏了的坏小子？我写的有关自己的书仅仅是因为我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因为它的版税可以用来支付我新买的无用的汽车？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毕竟，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哲学就是为了寻找乐趣，为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增加财富和提高名声，那你还能期待他怎么样呢？立刻成为一个慈善家？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将钱财捐入慈善事业这样的念头真的从未出现在我的头脑中，直到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大卫实际上问起过我这个问题。我很茫然地看着他。“刮油脂”是当时我头脑中想到的第一件事。很显然，我并不是天生就有很强的财政责任能力的。
成功是否改变了我对事物的看法？确实如此。
关于李纳斯本人的情形也同样是对的。事情改变了，再声称事情没变化并不能够改变事实。 Linux 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的那场运动了，李纳斯也不是那时候的李纳斯了。使得我对于开发 Linux 有如此强烈兴趣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即 Linux 已经不是从前的 Linux 了，新问题总在不断地出现。它们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有关于在成功面前 Linux 的全部意义是如此改变的问题。若非如此，生活将会变得很无聊。
因此我不是使用“毁掉”这个字眼，我便喜欢说成是商业成功已经使 Linux 和我本人变得“不同”了。我无法定夺是否该用“成长”二字――我以为有了两个孩子会或多或少使事情有些不同――但也仅仅是不同而已。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了，然而也更加不纯了。 Linux 过去仅仅是为技术人员所使用的，对于思维怪异者可谓是安全的天堂。一个纯粹的堡垒，在那里技术很重要，而在别处却不然。
现如今的情形却不再是如此了。 Linux 依然有奋斗目标很强的技术背景，它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即你不得不更加小心地对待你所做的事情。时间的兼容性突然也成了一个因素――二十年后的某一天，也许会出现某个人，说：够了就是够了！于是开始开发他自己的操作系统，命名为“ Fredix ”或其他什么，而不再有任何历史包袱。那也正是应该如此的事情。
然而使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即使当“ Fredix ”出现了，事情也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不说别的， Linux 所做的事情是让人们意识到了一种新的做事方法，意识到了公开源代码实际上是使得人们能够在别人的基础上从事自己的开发。公开源代码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但 Linux 所做的一切是将这一思想深入到公众的意识中去。因此，当“ Fredix ”出现时，它没必要再从零开始起步。
因此，世界已经变得更好一点了。
几乎是在我们开始撰写这本书的一年后，李纳斯和我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去了赛车场和球场，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在数月前相互比赛过。这一次，李纳斯在两项运动上都使我一败涂地：他车开得快，击球也远比我漂亮。后来，在一家土耳其餐馆吃饭时，我将自己糟糕的表现归因于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工作日。他看着我，说：
“你还得再坚持三个月。”
“为什么？”
“那不正是你获得第一批优先认股权需要的时间么？”
我之所以提及这一段，是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赛车球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李纳斯承认由于他的记忆力很差，他不得不经常让塔芙提醒他一些电话号码。突然之间，他现在能够记住某人的授权安排了，能够轻易地说出当我第一次告诉他这事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一年以前，他似乎是喜欢作为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这一角色的，对于任何没有字符理论或者他最初的计算机内存等重要的事情的细节不再细究。现在，他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开始注意这些细节了。
退回到一月份，一天我们坐在我那破旧而温热的浴盆里，我开玩笑地提起， Marin 镇的历史委员会一再要求我将这个浴盆捐给他们的博物馆。八月份，他偶然说，“嗨，你打算什么时候捐献你的热水浴盆？”他并不需要借助于电子设备来提醒他某位客人的来访日期，他已经深入了解了朋友和共事者的个人细节，并且是以一种似乎不同于一年前的方式来进行的。事实上，他甚至知道我的朋友和共事者们的进展情况。而且，他为一个在写书问题上对我一张口就说“事实上，我不记得多少有关童年的事情了”的家伙来说，他似乎突然用魔法招回了记忆：“我是否曾经告诉过你，当我母亲要我去向我祖母再要一百芬兰马克以便可以购买我的第一块手表时，我有多么难堪吗？”
很清楚的是，这一年在李纳斯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已经改变了方式。去年十一月间，我们带着李纳斯全家驱车前往洛杉矶，就是在旅途上为本书的“生命的意义”章节作一个开场白那次，部分的原因是接受了芬兰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邀请，去那里参观并住一晚上。启程前，李纳斯在圣克拉拉一家超市的餐酒柜台前经过时，他的目光有些迟滞。“帮我挑一瓶餐酒作为礼物吧，”他说，“我对于餐酒可是一窍不能。”十个月以后，在酒窖湾一家旅馆的小酒吧里，他知道我们应该挑选两瓶相似的苏维昂红酒中的哪一瓶，然后一边看着室内的武打电影一边品酒。我看见他甚至在喝酒前还转动着酒杯观察酒质。
接着来说说锻炼的问题。我第一次去李纳斯家里做客时，他似乎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形体状况采取了一种怪异的骑士般的态度，一种“我的身体仅仅是在将我的辉煌思想四处散布”的一种哲学态度。李纳斯甚至以自己从未进行过锻炼而感到自豪。塔芙则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她的空手道奖品摆了满满一书柜，她的增氧健身法录像带经常在电视里播放。看来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争论焦点之一。“也许五年以后某个医生会告诉我必须减肥或者其他什么的。”那时候李纳斯是这么说的。
我喜欢锻炼，认为它应该是我们外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介绍他去冲浪，但这也只有在开始了摇摆木板的训练之后才有意义。五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驱车前往半月湾，租了紧身潜水衣和冲浪板，李纳斯一想到要在寒冷的太平洋海水中跋涉就赶紧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在紧身衣的里面还穿了不少衣服。但是数分钟以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高兴地在波浪中冲击。“真的是很棒。”他兴奋地说，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一样，猛地拍了我五巴掌。当然，也许十五分钟以后他会小腿抽筋的――因为他太久没有运动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不得不停止了。他抽筋的时候，只好坐在海滩白色的浪花之上，显然无法站立起来。浪花一次又一次地冲刷着他。当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妈的，如果由于我这家伙出什么事的话，将会有上百万的电脑呆子们来找我的麻烦。”
他期望我们在本书的准备阶段可以做的一切事情：打网球，游泳比赛，在大美洲公园里进行各种恐怖的娱乐，打高尔夫球。甚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他看来，我给他安排的任何活动都比他坐下来对着我的磁带录音机说话要有趣得多。泥巴浴、在塔玛佩斯山中步行、打撞球，无论什么都行。“我可以经常打打网球。”他说，当时他在我家附近的球场上和我刚打完网球，正大汗淋漓。那次他不仅借了球拍还借了鞋。后来，他买了双新鞋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以备哪天打球时随时有鞋穿。
6 、生活的意义
你是否曾经在一个温暖的夏夜里仰面朝天，掺望星空，认真地思考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自己又身在何处？你打算在你的生命旅途中做些什么？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未曾如此思索过。
然而我却最终有了一套关于生命、宇宙和一切事物的理论。
或者至少其子集可以称之为“生命”理论。在本书的序言里，我已经向介绍过了这一理论。因为至此已经离题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再做些解释吧。
我的理论并非是起始于某个明朗夜空中的星夜，沉浸于对浩瀚星空的感叹，它产生于我为一次演讲所做的准备，当你因为某种事情而闻名时，人们就假定你是可以依赖的，假定你能够对于数百万年以来一直困惑着人类的并不相关的知识产生深刻的洞察力。他们想要你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共享你的这些洞察力。
不，这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我进入了 Linux 世界是因为我是一个划类，而不是因为我善于公共场合的表现，更不用说进行严肃的哲学讨论了。但是生命中有几件事会如此有意义，因此我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返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这一次，我收到邀请去加州大学伯克莱参加一个叫做“快触网”（ Webrush ）活动。正常情况下对此我甚至是不会予以考虑的，然而这次的邀请是通过芬兰驻美国领事馆送过来的。作为一个爱国青年（或者至少对因为讨厌冰雪而移居国外这事会感到一丝内疚），于是我便愚蠢地说道，“好吧，我会参加的”。
显然没有任何人期望我会谈论生命的意义这一话题，首先我自己是最不愿意的人。然而这个活动是关于网络化社会的，我去那里是作为网络人，还有芬兰的代表。由于诺基亚公司的缘故（任何一个芬兰人都会告诉你诺基亚是世界上最大、最好和最漂亮的公司），芬兰正以一种规模巨大的方式进入信息社会，“网络化的社会”正是它的状况。我们已经讨论了在芬兰移动电话甚至比人还多，目前的研究是找到合适的办法在人出生时就将手机用外科手术移植进去。
因此我就坐在家里，琢磨着关于通讯我该说些什么。哦，我忘了提及当时在座的其他人大多数是谈论技术的哲学家们。毕竟，这是在伯克莱。在伯克莱，他们非常看重两件事情：伯克莱的政治学和伯克莱的哲学。
因此真是糟糕。如果他们要哲学家们来谈论技术的话，那为什么不让一个像我这样的技术专家来谈论哲学？没有人有理由责怪我没有参加他们的狂欢。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极其愚蠢（嗨，他们可能真的会这样做），但我是胆小鬼吗？
这个另类并非如此。
因而我就在那里疯狂地思考，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准备第二天好有个交待（我从未逃避演讲，除非实在是来不及了，因此每次活动的前一个深夜你通常会发现我正在为演说 一事而忧虑）。我在那里苦苦思索，试着思考“信息社会”及有关它的一切，有关诺基亚和所有其他通讯公司最终将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我所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解释生命的意义。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关于“意义”。更多地可以说是生命的法则，从此以后可以被称之为“李纳斯法则”。它相当于物理学上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但它不是用来解释宇宙的退化次序，而是有关生命的进化。
我在这里并非想要谈论达尔文所说的进化。那是不同的事情――我更感兴趣的是社会是如何进化的，我们是如何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下一上又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希望自己的这套理论通俗易懂，可以有足够的意义，以便能够在一次座谈的时间内说服听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那天我自己的安排是摆脱有两位著名哲学家在场的一个座谈讨论。
那么，社会为什么要进化？其驱动因素是什么？技术的发展驱动着社会前进这一观点大家能够达到共识吗？是否真的是蒸汽机的发明使欧洲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并最终通过诺基亚和移动电话将我们带入了信息社会？看起来那就是哲学家的看法，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技术是如何改变社会的。
而我，作为一名技术专家，知道技术是不能够驱动任何事物的。是社会在改变着技术而不是相反。技术仅仅是限定了我们所能够做的事物的边界，以及能够以多大的成本来做。
技术，就像它所创造的设备一样，至少迄今为止是天生愚蠢的。它之所以令人感兴趣的是仰仗着你所能够用它来实现的东西，它背后的驱动力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和兴趣。
如今我们沟通和交流得到更多不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做的手段，而是因为人们从来就喜欢喋喋不休，他们想要交流，如果不存在通讯的手段，则人类就把它们创造出来。于是，便有了诺基亚。
因此，我的论点是，为了理解社会将向何处进化，你就必须去理解是什么东西真正驱动着人们。是金钱？是性？是什么在根本上使人们正从事着他们的工作？
有一个很显然的激励因素，这个因素可能没有人会持有异议，那就是：生存。生存于是确定了生命的含义，毕竟――人是要生存的。这并不仅仅是盲目地跟从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要在一个看起来对于构成生命基础的复杂与秩序充满了敌意的宇宙中生存。因此生存可谓是一号激励因素。
为了给其他的激励因素排序，我不得不考虑它们将如何与那简单的生存意愿相比较。问题不能是“你是否会为了钱财去杀人？”而是“你是否会为了钱财去死？”答案显然是不会。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将“金钱”从根本的激励因素列表中排除。
然而显然有些事情人们是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有许多关于人们――甚至是关于动物――的英雄故事，这些人们或者动物事实上愿意为了更大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仅仅生存这一因素并不能够解释推动我们社会发展的激励要素。
我在伯克莱的那次座谈会上提出的其他因素都是简单明白的，因此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但至少有人对此表示赞同（哦，出于对芬兰领事馆的尊敬，他们还是很有礼貌的）。事实上，能让人们为之付出自己生命的东西并不多，但人的社会关系显然是其中之一。
足以让人们奉献生命的社会激励实例数不胜数，从文学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之所以死亡，并非由于他们想要诸如性这般愚蠢的事情，而是因为如果失去他们的特殊社会关系，他们宁愿死亡），到愿意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家庭而付出生命的爱国战士。因此，我记下“社会关系”作为第二号激励因素。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激励因素是“快乐”。这听起来有些陈腐，不过它毫无疑问地是一股非常强劲的力量。人们每天需要快乐，做仅仅是出于乐趣才做的各种事情。
快乐并不必然是陈腐的。它可以是下棋，或者是试图想出世界实际是如何运转的。它可以是对于新世界的好奇和探索。能够使一个人坐在末端捆有数千万磅计的烈性爆炸物质的火箭上的动机，仅仅是为了能从太空中看到地球。
对了，就是这三件事：生存、你在社会中的位置、还有快乐。
这三件事就是我们正在做着的事情。任何其他的事物，都是社会学家可能会称之为“突发行为”的东西，它们源于那些规则更为简单的行为模式。
然而事情不仅仅是“这就是激励人生活的事物”。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那它们也就不会成为关于生命的理论了。令人感兴趣的，这三种激励因素有着内在的次序，而这一次序表明了生命的所在。事情并不仅仅是，我们人类被这三种事物所驱使――对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行为也是如此。
这一次序是：生存；社会交往；寻找乐趣。
它也是进化的次序。这就是我们选择了“ Just for Fun ”作为本书名称的原因。
因为我们曾经所做的一切事情，似乎最终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乐趣。
你不相信我？
看看我们是如何将动物划分为“低等”和“高等”的。它们都生存着。然而在进化的阶梯中你的位置越高，你就越有可能创建一种社会模式――虽然蚂蚁在非常低的进化阶梯中，也有非常严格的社会模式――并最终进化到享乐这一最高阶段。把玩猎物并不是蚂蚁经常会做的事情。但猫却经常这样。
是的，就拿性这样基本的（也是愉快的）事情来说吧。我并没有声称它本身是根本的激励因素之一，然而它却是在全部生命进化过程中相当根本的人类行为的一个极好例子。毫无疑问，性最初是始于纯粹生存目的的。毕竟，即使是植物也具有生存意义上的“性”，在数十亿年前的某个阶段，性可能是一件纯粹的事情，对于那些单细胞动物来说，这些单细胞在某一天会演化为异类和其他人类。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性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从一种纯粹生存现象进化到了一种相当社会化的现象了，不仅仅是在人类中间你会发现结婚仪式和许多为此目的准备的社会基础文化建构。事实上，人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用于与物种再生产这一简单事情相关的求爱仪式上。
快乐？那也是，我保证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在人类中间如此，而且这很可能并非偶然，即这个星球上进化最高的物种，看来也同样是在充分利用性来寻找快乐这一方面最发达。
从生存到社会行为到快乐这一进化无处不在。
以战争为例：当获得水源的唯一途径是杀死那些想要水源而妨碍你的人们，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生存特性上了。很久以来就在社会中存在一种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的到来，就标志着娱乐时代的到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看来都是无法避免的进化。
文明化本身遵循同样的但更大的模式。起初，它是通过众多力量的合作来确保生存的一种方式。那对于人类来说并非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多数动物甚至植物的生活也创造了社团，目的是为了通过相互帮助来生存得更好。而令人真正感兴趣的是，社会本身如何从以生存为本进化到极端的社会化：所有的人类文明最终都在建造更大更好的公路和通讯频道，以便为了更好地社会化。
而最终，文明将变成以娱乐作为生活目标。看看罗马帝国――它所闻名的不仅仅是道路的建设和在欧洲建立的强大的社会秩序，使它闻名的是后来它在娱乐方面的辉煌发展。
再来看看今日的美国。有人会怀疑电影和电脑游戏行业不是在将美国引入娱乐社会么？不久以前这些东西还只是一个小市场，现在它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国家中的最大行业之一了。
而使得作为一个技术专家的我感到饶有兴趣的是，这一模式如何在我们创造的技术里重复着。现代技术的早期阶段我们称之为“工业时代”，然而它真正应该叫的是“技术生存时代”。技术，直到不久以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生存得更好――能够织更好的布料和将商
品运送得更快。这就是所有技术开发的初始动机。
我们将当前这一时期称为“信息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关于技术用来交流和传播信息――一种非常社会化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得更好的时代。网络化，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技术都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路标：它意味着，在工业化国家里的人们已经开始将生存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进而突然之间，技术的第二个阶段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激动人心的阶段。利用技术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得更好，它已经成为了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终极目标还不太。
经历了信息社会之后，就应该是娱乐社会了。在这个社会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网络与无线通讯被称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不再引人注意了。那是一个思科（ Cisco ）成为往事，迪斯尼（ Disney ）拥有世界的时代。一个也许在未来并不遥远的时代。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并不意味着太多的东西。毕竟，这只是我的理论，假如它实际上并没有将你引入你应该做的事情上的话。它至多表明：“是的，你可以为事业而奋斗，然而最终，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快乐。”
这一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愿意和渴望在网络上从事 Linux 类型的项目。对于我，以及对于其他许多人而言， Linux 是一种能够同时给人满足两种激励的方式：把生存视 为既定的前提， Linux 实际上既能给人带来通过智力挑战实际的乐趣，又能实现人们共同参与创造它时感受到的社会激励。我们也许并没有多少机会面对面，然而电子邮件却远不止是一种干巴巴的信息交流方式――还有友谊的纽带和能够在电子邮件中形成的其他社会纽带。
这也有可能意味着，当我们与宇宙中的另一智能生命形式相遇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不太会是
“带我去见你们的领导”。他们更可能说的是：“哥们，晚会正热闹着呢！”
当然，也许我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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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生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