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长大成人
我上大学第一年的成绩斐然，需要拿到的学分我都拿到了。然而我仅仅在第一年收获颇丰，也许是新的环境让我感到特别兴奋，或是因为突然拥有了深入学习某些学科的机会，再不然就是读书使我感到很舒服，这总比隔三差五地进行社交活动、把酒吐在朋友们身上好得多。第一年我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无可挑剔。然而你放心，这种表现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我的学术生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时还没有选择专业，最后计算机成了我的主修课，物理和数学是副修。我的问题之一是，在整个赫尔辛基大学，除我之外，希望主修电脑的讲瑞典语的学生只有一个，他名叫拉尔斯 ? 韦尔泽尼斯。我们俩参加了一个为讲瑞典语的理科学生举办的组织，在那里觉得非常开心。这个俱乐部的盛况都是由学“硬科学”的学生们组成的，比如物理和化学。顺便提一句，成员都是男生。
我们俱乐部的房间和另一个组织共同使用，那个组织是为讲瑞典语的主修“软科学”的学生建立的，比如生物和心理学。因此，我们有机会和女生们交往，尽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方面显得笨手笨脚。不，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我们的俱乐部和美国的大学生联谊会大体相仿，但你不必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也不必和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人打交道。我们每星期三晚上都有固定的聚会，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啤酒中比尔森香型 (Pilsner) 和麦芽香 (Ale) 之间的区别。偶尔，我们还举行喝伏特加酒比赛。然而这些都是在我大学时代的后期发生的事情。我在大学里有得是时间，我总共在大学里泡了八年，毕业时仅仅得了一个硕士学位 ( 不包括去年六月赫尔辛基大学授予我的荣誉博士学位 ) 。
大学的第一年，我只模糊地记得乘坐有轨电车穿梭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我宿舍里的书和电脑设备越堆越多。我常常躺在床上读道格拉斯 ? 亚当斯写的科幻小说，然后就把书丢在地板上，再抄起一本物理课本，接着又从床上滚下来，坐在电脑前为一个新游戏编写程序。厨房就在卧室的外面，我常去那里弄点咖啡和松脆玉米饼。
也许妹妹就在附近某个地方，或者和朋友出去了，也说不定这些也就和父亲住在一起。妈妈或许也在那里，要么她就在工作，或者说不定她和她的记者朋友们也出去了。有时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就挤在小厨房里，一杯一杯地喝茶，在电视里看比维斯和布特海德 (Bevis
and Butthead) 用英文唱 MTV ，然后我们就琢磨着到哪儿去打台球，可又觉得外面太冷了。
真是万幸，自那以后，体育课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然而“体育课”在第二年又回来了，而且是整整一年。芬兰军队要求所有的男生一律入伍。不少男生在中学毕业后就去服兵役，这样做比在大学上完一年后再去服兵役显得合理得多。
在芬兰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部队服八个月的兵役，要么从事一年的社会服务工作。你要是有很强烈的宗教原因或其他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两样你还都可以避开。对我来说却没有任何脱身之计。对于社会，我觉得那并非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帮助别人。个中原因可能是我害怕社会工作会比在军队服役更加枯燥无味。我真不敢相信我说话如此坦率。你若和已经从事过社会服务的人聊聊，就会发现如果你事先没有排队选择好一个进行服务的较好地点，他们就会给你随便找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如果那样，我从良心上也不可能反对。虽然逃避爱国职责我不会太有所谓，但是事实上我还是有良心的。在万不得已时，使用枪支杀人恐怕也不会遭到我太强烈的反对。
要是你选择服兵役，也会有两种选择：你可以当一个普通大兵，服满要求的八个月；或者去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当十一个月的军官。我觉得当一名军官可能会稍微有点意思，虽然你的服兵役时间要多出十二万九千六百分钟。当军官或许也能多学到一点东西。
于是乎你们那位当时体重是一百二十磅的英雄就成了芬兰陆军预备役中的一名少尉。干的事是火力控制。那还不是火箭科学，发给你的也不是大炮，而是坐标。你在地图上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用三角学求出你想要射击的方位。你做出坐标计算，然后把结果用无线电或你们自己铺设的电话线传递出去，告诉要朝哪里射击。
我记得在参加陆军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有的人有哥哥或其他人跟他们讲过陆军的情况，所以他们心里多少有点底。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诚然，人人都知道军队里面可不是好玩的地方，凡是服过兵役的人都这么说。然而部队里到底怎么回事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感到特别紧张。
在军队里最艰难的是在拉普兰森林中行军，身上必须背着似乎有几吨重的缆绳。我真觉得那些缆绳有几吨重。进入军官学校之前，他们命令你跑步，腰上缠着一大圈缆绳，背上还得背着两捆，一跑就是十英里。有时你就光站在那里，等待着事情发生。
或者是滑很长时间的雪，到达一个地方后再支起帐篷。那时我意识到，倘若上帝希望我们生来就是滑雪的，他应该让我们长出长长的玻璃纤维脚蹼，而不是两只脚。对了，之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上帝。
你必须得把帐篷支起来，点起篝火，才能吃饭。你又冷又饰物，疲惫不堪，因为你已经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知道有些人花很多钱参加这种超出极限的室外冒险，把这种做法称之为“锻炼性格的经历”。真要这样，他们参加芬兰军队就行了。
实际上，我们并不经常去室外跑马拉松，但有时的确那样做。我计算了一下，在十一个月当中，有一百天是在树林中度过的。芬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个国家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森林覆盖的。我觉得这些森林我都跑遍了。
我当军官的差事是在一个五人小组中当火炮控制队长。这意味着你得懂业务，而且要让你的业务显得比实际上更复杂。但我不是一个好领导，我觉得这种差事毫无意思，对于发布命令我也不擅长。接受命令倒是蛮容易的，窍门是你根本不必往心里去。然而我觉得做好这件事情并非是我生命中的使命。至少那时不是。
我说没说过拉普兰能冷到什么程度？现在想起来，当时在那里时，我真的讨厌那个地方。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当一切都结束后，它很快就变成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在我未来的生活中，那段经历还成了我和几乎所有芬兰男人聊天的谈资。实际上，有些人说，强制性服兵役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让芬兰男人们在喝啤酒时有话可聊，而且他们能活多久就能聊多久。生个人都忍受了许多痛苦，那是共同的。他们都恨军队，但事后聊起来时却又都格外开心。
7 、爱洗桑拿的国家
既然聊到我们的国家，就让我再告诉你一些芬兰的情况。
我们拥有的驯鹿是最多的，恐怕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不过我们。喝酒的人和跳探戈舞的人也不在少数。只要你在芬兰呆上一个冬天，就会明白喝酒的原因。对探戈舞的着迷我却找不出原因，但幸好舞迷们大都集中在小镇里，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们。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芬兰的男人是全欧洲最有阳刚之气的。这肯定与他们吃驯鹿肉和将大把的时间花在洗桑拿上有关。这个国家的桑拿浴室经汽车还要多。谁也不知道这种类似宗教的习俗起于何时，但至少某些地方的传统是，在建房子之前先要造好桑拿浴室。许多公寓的一层和顶层都有一个桑拿浴室，每一个家庭都有洗桑拿浴的时间 —— 比如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 ( 星期四和星期五一般是洗桑拿的日子 ) 。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在这个时间去串门了。有一次，我看到一本用英文写的赴芬兰旅游指南，书上不厌其烦地警告读者，说芬兰人从来不在洗桑拿的时候做爱，而且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芬兰人自己都会非常惊讶的。我读到这段时忍俊不禁，因为桑拿浴在芬兰人的家里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书里那样说不啻警告读者不可在厨房的地板上做爱。我不认为桑拿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有些偏远的地方，新生儿就是在桑拿浴室里出生的 —— 因为只有桑拿浴室里才有热水 —— 按照某些地方的传统，有些人也死在桑拿浴室里。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情我们家可没有。
芬兰人还有许多其他的特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不同。比如他们有沉默的传统。人人都沉默寡言。他们常常站在一起，但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做法在我们家也不流行，所以我善意地把我的家人称做“非常规类型”。芬兰人凡事还毫无怨怼。我们之所以能够熬过俄国的统治、熬过一系列的血腥的战争和压抑的天气，完全是因为可以在沉默中忍受痛苦并有着坚定的决心。
然而在今天，这种沉默似乎有些怪异。德国作家布莱希特二战时曾在赫尔辛基住过一段时间，他在描绘火车站一家咖啡馆里的顾客时曾说，那些人“会讲两种语言却沉默不语。”他的话后来广为流传，所以后来他一得到机会就逃出了芬兰。
直到今天，假如你走进任何一座讲芬兰语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酒吧，肯定会看到若干面无表情的人坐在那里，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
芬兰人尊敬对方的隐私，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没有人会走到其他人面前与之搭讪。芬兰人还有一个令人不解之处，他们实际上非常友好，可很少有人能发现他们这个特点。我还知道，在芬兰女同性恋的酒吧里，气氛却异常欢快。
既然芬兰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交谈，整个国家就成了移动电话最理想的市场。我们对这种新玩意如醉如痴，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按照平均人口计算，哪一个国家拥有最多的驯鹿我不清楚，细想起来可能是挪威，但是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拥有最多手机的国家是哪一个却是不言自明的。人们甚至还说芬兰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把手机移植到他们的身体上。
使用手机有多种用途。芬兰人往往相互之间发送很长的信息，或者用手机做为传输手段在中学考试中作弊 ( 把一个问题发给朋友，然后等待着对方长篇大论的答案 ) 。我们还使用手机上的计算功能，而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手机上还有这种功能。不言而喻，下一步就是给坐在同一个咖啡厅里的另一张桌子旁的孤独的人打个电话，然后用手机进行交谈。尽管诺基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他们生产的手机也使芬兰产生了自发明桑拿浴以来最剧烈的变化。
手机在芬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纳其实也无须惊讶。这个国家在采纳新技术方面一贯迅速和信心十足。芬兰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的人喜欢通过电子银行支持各种费用和开展业务，而这种所谓的发出微弱之声的“手机银行”在美国却鲜为人知。与其他国家相比，芬兰平均上网的人数最多。有人把这种对技术的精通归咎于强大的增长率体系 —— 芬兰人的文化水准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学也不收学费，所以学生们经常在大学里逗留六到七年。比如我就呆了八年。一个人将生活中如此多的时间泡在大学里，不可能什么都学不到。也有人说芬兰人对技术的喜欢源于对俄国的战争赔款，为了赔款而发展了航运业，因此改善了基础设施。还有人将此照片于芬兰是个同性恋的国家的事实 ( 曾经一度确是如此，令人不能容忍 )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芬兰是一系列技术革新的发源地。比如有声电影的发明就在芬兰。哦，对了，还有 Linux 操作系统。
我和李纳斯坐在餐桌旁。我们刚从旅途中返回。塔芙正把买的东西放进冰箱里，我给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买了一本书，她们俩正在为那本书争执不休。我将一个制成标本的企鹅和一大瓶花生酱推到一边，打开录音机，让李纳斯讲讲他的童年。
“其实，我对我的童年差不多都忘了。”他用单调的口吻说。
“那怎么可能？不就才几年前的事？”
“问塔芙吧。我对名字、别人的面孔和我做过的事情都记不住。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我都得问塔芙。我能记住事物的规则以及它们组织起来的方式，但对事情的细节却永远记不住，所以对我童年的细节忘得精光。我小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怎样想的，都记不住了。”
“比如说，你有朋友吗？”
“不多。我不善社交。与过去相比，我现在在与人交往方面进步多了。”
“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我是说，你是否记得某个星期日早晨醒来后，中妹妹和父母去了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我父母已经离婚了。”
“他们离婚时你多大？”
“不知道。也许是六岁，也许是四岁。记不住了。”
“圣诞节呢？你记得圣诞节吗？”
“哦，我依稀记得起来衣服，然后前往我爷爷在土尔库的家。复活节也是那样。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忘了。”
“还记得你的第一台电脑吗？”
“那是我外公给我买的一台有名的 VIC-20 。是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送来的。”
“盒子有多大？是像装着一双靴子的盒子一样大吗？”
“差不多。”
“你外公呢？对他还有记忆吗？”
“他大概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不知道……好吧，他很重，但不胖。头发都秃了。他比较内向，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不过他就是教授。我常常坐在他的腿上，用键盘为他输入程序。”
“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吗？”
“不记得了。这是什么问题？”
“每个人的祖父身上都有种味道。比如科隆、波旁威士忌酒或雪茄味。他身上什么味道？”
“我不知道。我当时对电脑太痴迷，没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