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1.0 版本闪亮登场
1.0 版的诞生也意味着 Linux 有了新的需要：公关关系和广告宣传。而我，只是像推出此前的那些版本一样略微的有些兴奋。我倒愿意在讨论组上写些东西，比如：“ 1.0 版问世，试试如何”之类的话（这就够了，不需要多余的话了）。
但许多人认为， 1.0 版的发行是件大事――这都是些开始出售以 Linux 作为操作系统的成长中的商业软件公司，他们希望 1.0 版对发行有所帮助。在他们看来， 1.0 这个数字的心理意义要远比其本身的技术含量更为重要。我对此倒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以 0.96 版的序号销售操作系统确实比较糟。
我盼着这一切早点儿过去。对于我来说，这也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再在小修小补上耗时间，可以重新回到对系统的开发上来了。与此同时，这些商业软件公司和整个 Linux 圈子都盼着把它大张旗鼓地推向公众。
我们需要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策略。但我不会去作这个努力，因为我对发布新闻或陈述声明之类的活计不感兴趣。而有些人自认为对此很在行，所以他们就接过了这个任务。这倒是很像 Linux 的开发方式，并且事实上这样也完成得不错。
拉素（ Lasu ）是将这一事件付诸实施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他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赫尔辛基大学是最适合的发布地点，在我的住处发布，不仅地方小，而且会开一个在商业场所发布 Linux 新版的不好的先例。所以拉素自告奋勇地开始与学校联系，好在我们学校很小，他可以直接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头儿们商量这件事。
学校非常乐意为我们提供场地。为什么不呢？学校并不常有值得电视报道的事情啊。
我不得不同意做一个讲话。这次讲话一点也没有像我初次讲演那样困扰我。但今天想来，有些事情实际上反而更可怕，比如我爸爸会坐在台下之类。但真正让我有点犯难的是芬兰电视台的转播，这可是我头一次有机会看看自己在电视里是什么模样。
发布当天，我爸爸妈妈来了，塔芙也来了，而且这还是我爸爸第一次见到塔芙，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什么 1.0 版的发布现场了，倒颇有些家庭聚会的意思。可当时我正在做演讲前的最后准备，比如看看幻灯是否装好了之类，结果他们遇见时我根本就不在场。我想他们大概是在进场是碰到的，但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
正如此后几年人人都在谈论的一样，我在演讲中几乎没有讲新版本的技术细节，而主要着力于阐述开放源代码的意义。
发布会的效果很好，至少它改变了我们系对 Linux 的看法。在此之前， Linux 是计算机科学系对外炫耀的某种东西――看，我们的教师有多棒――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加以鼓励。但在这次发布之后，更多的人开始把它当作正经事来看了。毕竟它已经上了各个新闻机构的版面或屏幕了。
在事隔这么多年之后，有人猜测赫尔辛基大学曾试图获得 Linux 的所有权，但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系的确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但这发生在很早期的时候，至于“让我们支持这个软件吧，因为它将会闻名全球”的念头，我敢说从来也没有人有过。当然，他们很乐意成为这次发布的重要部分，因为这提供了难得的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的机会。我知道现在已有更多的讲瑞典语的芬兰学生来我们系上课。而在这以前，我们系一直被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压在下面。
对成功者的嫉妒是芬兰文化的特点之一。
随着 Linux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知名，我开始担心学校里的人是否会因嫉妒而来为难我。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支持我。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个人计算机上放弃了 X 终端而改装上了 Linux 操作系统。
这次发布也使 Linux 成为芬兰人注意的中心，并开始在其他国家获得公众。关于 Linux 的报道显著增多，份量也重多了。这是因为有一些记者虽然对 Linux 一知半解，却从中感到很振奋。事实上，从商业的立场上看， 1.0 版的发行并未给任何大商业软件公司构成什么威胁，它只不过是获得了先前由 MINIX 和 Coherent 占据的市场，但它却得到了比它们更多的圈外注意。这可不是我在一开始所能料想到的。
不经意间，开始有记者――大多是商业杂志的记者通过查找门牌号而找上门来。塔芙可不乐意在周末的清晨被带着礼物上门要求做一次专访的记者所吵醒，而这记者甚至可能来自日本，也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对手表有着爱好。塔芙对这种事情很不高兴。但这类造访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们搬入了一个谢绝记者的居住小区为止。但即使这样，我有时也会忘记事先告诉塔芙我约了记者到家里来，也说不定我潜意识里就想忘掉它。结果当塔芙眼里的不速之客在门外出现时，她还不得不出面招待。
接着，又突然出现了一些 Linux 发烧友网站。一个服务器放在法国的网站登出了许多让我尴尬的照片，例如我当年在大学学生聚会上的表现：上身赤裸、喝着啤酒，并且看上去很粗鲁。
并不只是记者或 Linux 的发烧友们对我有兴趣。突然之间，商业巨头们也想就他们的技术和我谈谈了。
UNIX 之所以长期以来被看作有着巨大潜力的操作系统，主要是因为它强大并且可以支持多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有不少对 UNIX 感兴趣的公司开始关注 Linux 的情况了。其中之一就是网络软件公司 Novell ，他们已经开始以 Linux 为基础开发一个名为“黄鼠狼计划”（ skunkworks project ）的项目，其前身也是由该公司开发的叫做“视镜”（ Looking Glass ）的 UNIX 桌面系统。这个项目看起来不错，但遇到了一点障碍，因为他们缺乏普通的桌面环境那样的记时标准。
1994 年 8 月，该公司邀请我造访其设在美国犹他州奥勒姆市的部门，和他们谈谈其桌面系统。既然 Novell 给我提供了到美国的机会，我就提出条件说，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我参观另外一个美国城市的机会，我就愿意接受邀请，因为，即使是我这样对世界所知不多的芬兰人也可以推测奥勒姆市――甚至还有盐湖城――是相当独特和有别于美国其他城市的地方。他们同意了，并且建议我参观华盛顿，但我并不想去那里，我想那不过又是一个和赫尔辛基差不多的首都罢了。然后他们又建议我去纽约，但我自己更想去加利福尼亚。
在 Novell 的总部，我很难搞清楚他们对这个项目究竟有多重视。后来，他们的行为终于显示出他们在开初并不是非常重视：他们终止了这个项目，而与之相关的九个人则转入了叫做 Caldera 的新项目。不过，这次造访使我对美国有了第一印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为之居留的地方。 Novell 对 Linux 的关注表明，美国看来仍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地区。
美国之行对我还是有所触动的。
第一件让我有所感触的事情是，这里的一切相比旧大陆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我所参观的摩门教堂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却经过清洗，显出亮丽的白色。要是在欧洲，所有的教堂都是老旧不堪的，并蒙上了一层岁月的斑痕。看着这洁白亮丽的教堂，我脑海里产生的唯一联想竟然是迪斯尼乐园。因为它看起来太像是童话故事中的城堡，而不太像是一个教堂了。
在奥勒姆，我在旅馆里洗完桑拿后结账时还犯了点小差错。说到那桑拿，其实是一种简易的桑拿，里面的壁板是用塑料而不是木头做的，并且一点儿也不烫，只比外面热一点。在那一刻，想到在美国竟然没有地道的桑拿，不由得有点想家。
但我也开始逐渐熟悉周围的环境了。正如一个到芬兰的旅游者很快就会明白不能随便和酒吧里的陌生人搭讪一样，我也开始明白――开始在犹他，然后在其他地方――在美国你不可能与人理性地讨论堕胎或枪支管制等问题。因为你至少有一半可能会遇上对这些问题带有非常情绪化看法的人，并且很容易陷入到有关某事究竟应不应当的无休止的争执当中去。在欧洲，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我认为，在美国，人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捍卫自己的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随时都会听到持反对立场的声音。这有些相互激励的意思。其实若以人均比例而论，芬兰的枪支拥有率可能会更高，但这些枪大多是用来打猎而不是用来防卫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成问题。
我在美国的最初那些天里学到的另一件事就是：根汗啤酒（ root beer ）让人作呕。
离开犹他，我飞往旧金山。我一下子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我顶着阳光不停地在这个城市里游逛，结果晒伤了自己，不得不在旅馆里躲了一整天。
我记得自己徒步走过了金门大桥。在桥的这头开始跨越大桥时，望着对岸的 Marin 海岬，恨不得立刻就到对岸去徜徉在那美丽的群山之间。但等我真走到 Marin 这边时，我简直就要走不动了。那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在事隔差不多整整六年以后的今天，我会坐在这海风吹拂的海岬峰顶，一边将太平洋、旧金山湾、金门大桥、笼罩在雾中的旧金山城区尽收眼底，一边对着大卫的录音机讲述这一切。
一年后我重访了美国。这次有塔芙和我一道。这次是到新奥尔良的数字用户集团（ Digital ’ s User Group ）参加 DEGUS 会议并作演讲。会议只有四十人参加，所以并没有什么犯难的。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别名“疯狗” (Mad Dog) 的约翰 ? 霍尔，他是 Digital UNIX 负责技术服务的市场人员，并且是老式 UNIX 的使用者。会议指定他来陪同我参加这次会议。这位以长过肚脐的胡子和可笑的幽默感（不要提他容易打鼾的事）闻名的人士，创立并领导着 Linux 国际（ Linux International ）这个专门支持 Linux 系统及其用户的组织。他还是我女儿帕特里夏的教父。
新奥尔良会议的另一项遗产是：“疯狗”让 Digital UNIX 公司借给我一台 Alpha 芯片的计算机。这次 Linux 将尝试与不止一种的 PC 机接入。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将 Linux 接入其他硬件系统，比如使用 68K 芯片的阿特里 (Atari) ，使用 Motorola 68000 的 Amiga 等。但在这些案例中， Linux 并没有在同一时间同时运行于两个平台之上。为了使 Scaling work 的版本能够工作，我将所有不能工作的部分全部抛弃并代之以新写的部分。但 Alpha 是首
次与 Linux 接入。而且要让那同一套源程序同时在 PC 体系的 Alpha 系统上运行。于是我加了一个抽象层（ abstraction layer ）以便同一套代码可以不同的方式被汇编运行在不同的系统上。代码只有一套，但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系统。
到我们在 1995 年 3 月发布 Linux1.2 版时，已经增加到约二十五万行代码了，新杂志《 Linux 杂志》的发行量也有了一万份，并且 Linux 已经能够适用于 Intel 、 Digital 和 Sun SPARC 等不同的处理器了。这真是巨大的进步。
2 、版权之争
在 1995 年出现了一批各种各样的 Linux 的版本，并且商业性的 Linux 软件公司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这一年，学校将我由助教升为助理研究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和不用上课的时间都多了起来。这一年，我仍然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继续着我的硕士学业，其内容包括将 Linux 接入各种不同的体系等。这一年塔芙还教会了我打壁球，我们每周都进行一次公平的竞争。
就在我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麻烦来了。一个波士顿的投机分子将 Linux 登记为注册商标了。不仅如此，他还向《 Linux 杂志》和其他一些 Linux 商业软件公司发出了电子邮件，信中要求这些机构将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提成支付给他。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一阵刺痛。这个家伙的名字听上去有点耳熟，果不其然，当我检查自己的电子邮件文档时，发现他在一年半以前曾主动给我发过一个邮件。在信中，他首先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接着就说他有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巨大的商业机会。那个时候，暴富的企图和计划还没有侵蚀互联网的纯洁，所以我毫不理会这个家伙的邮件。但由于它出现的时机颇不寻常，我就把这个邮件保存了下来。
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或多或少处于某种危机中。我们都是些黑客，所以此前谁也没想到过要去注册。
这个家伙也不是个职业的商标抢注者，并且很显然这也是他第一次干这种勾当。商标注册又按行业等分为许多类，而他只在计算机这一类别下注册了商标。商标注册必须提交申请，所以他交给商标管理当局一张内容是其命名为 Linux 的程序磁盘。
他的这些举动有些傻。
Linux 社区的所有人都明白我们要将注册商标夺回来。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相应的组织来进行这场争夺，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请一名律师。没有一个公司乐意为此投下一万五千美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要是在今天，这些公司的私货生意在一个月内就可以赚这么多钱。所以，最后是由《 Linux 杂志》和其他一些公司一道，给进行这场争夺的 Linux 国际提供打官司所需的资金。 Linux 国际是在 1994 年由一位名叫帕特里克 ? 德克鲁兹的居住在美国的澳大利亚人创立的。其目的和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普及 Linux 。发生商标争执的这一年正好是由“疯狗”任 Linux 国际的执行理事，所有的人都信赖他，并且始终如此。
那时我人还在芬兰，最关心的是能否在壁球上击败塔芙，或是在司诺克台球上击败阿沃托，而不是这件事。我只想着这梦魇般的讨厌事赶快过去。在这件事上，我更倾向于干脆彻底抛弃 Linux 这个商标，并宣布由于它过去的非商业用途现在不能作为商业名称。我们有足够的文件证明我们确实先于他使用 Linux 这一名称。但麻烦的是，律师向我们解释说，试图让 Linux 变为公共所有权以取消注册商标的想法是白费力气，真正能让 Linux 成为公共所有权的途径是让它成为一个通称，而不是某个具体事物的名称。但是，显然那时的 Linux 不是通称而是确有所指。即使在今天，商标管理当局可能也不会认为 Linux 是通称。律师警告我们，继续朝我希望的那条路走下去，我们会输掉这场官司。并且，即使我们赢了这一次，也可能会有别的家伙再来这么一下子的。
所以他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将注册商标的所有权转移到某个人名下。我主张让 Linux 国际这一组织作为商标所有人，但有许多人反对。因为他们担心 Linux 国际有可能被商业利益所征服，同时，人们也担心领导层易人后的政策连续性，谁能担保“疯狗”的后继者还能像他那样值得信赖呢？
既然 Linux 国际成立不久信用尚有待证明，于是所有人都属意于我。律师也暗示，将所有权转移给我将有助于在庭辩中占上风，因为我是 Linux 这个词的最初使用者，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战略重点所在。
最终，我们与那个家伙达成了庭外和解协议，这看起来是最为省事省钱的办法了。像大多数其他的庭外和解协议一样，本案的细节也是不能被公开讨论的。不过，即使可以讨论，我对细节一无所知。我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我重新阅读那个家伙给我的信时，我发现上面并没有确切地谈到商标特许的事。或许当时他来信只是想和我攀谈攀谈，当然也可能是想要我付钱赎回商标，也可能他真是想让我获得信仰并成为教友，甚至他也可能是想把那商标赠送给我。谁知道呢？
经此一事，我认识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讲道德。但更让人生气的是，我无缘无故地背上了商标所有人的担子。
作为这一通忙乱的结果，我成了 Linux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这意味着，像 VA Linux 这样的公司在填写上市申报文件时，必须在他们的文本中指出该公司并不拥有其公司名称的一半的所有权（在本例中，该公司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征得我的许可以便使用 Linux 这个词）。起初我对此还得有些好笑，但现在我已经对这类事习以为常了。
商标风波只不过是 Linux 成长的烦恼之一，且不失为一次消遣。但不久之后，其后果就显现出来了：设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英特尔研究部门里的一个名叫奥瑞的工程师告诉我说，英特尔正在为其新开发的体系做准备，其中会用到 Linux 。他问我是否愿意到他们那里做一次为期六个月的研究工作。
塔芙和我对有可能生活在美国有点茫然，她知道我是多么欣悦于几次美国之行，当然根汗啤酒不在此列。我们认为去美国的机遇――不是指风土人情――要更好一些（我完全相信在激励员工积极性方面，美国的制度要比欧洲模式更现实，也更有效。在芬兰，老板会给贡献突出的员工稍高一些的报酬，以免他吵闹着要加薪。而在美国，则会给他们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报酬――这非常有作用）。
这次研究看来是一次关于美国工作和学习的极好尝试，并且地点又是在濒临太平洋和多雨的美国西北部，所以我们都觉得似乎不应该放弃这次机会。但我也不无矛盾，我觉得我很难不完成硕士学业就离开学校。或许我骨子里还有外公留下的影响，总觉得辍学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不过这件事很快也就过去了，我也免除了内心的冲突。英特尔研究部门的经理人员发觉我很难从美国移民与规划局获得为期六个月的工作许可证，所以最终并没有发出正式邀请。就这样，我继续呆在赫尔辛基。到 1996 年，我正接近于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业，我的论文已经写好，只需一点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不无讽刺的是，这恐怕是耗费了我整个硕士生涯大部分时间的 Linux 开发研究所获得的仅有的学术肯定了。
1996 年也是我有所醒悟的一年。在平均主义盛行的芬兰，你每工作三年就将得到一次法定的升迁。但我第一次拿到升迁后的工资条时，不由得一阵晕眩，根本没想到我在学校里已经工作了如此之久，竟然有资历获得升迁了。
但我是否要把毕生的事业固定在这里呢？还记得我前面是怎样描述我外公的吗：单调、超重、从来也不会因为喜欢什么而微笑。我要这样吗？我开始有规律地观察镜中的自己。我的发线正在一点点向上面爬升，脸上也开始密布着细纹。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
老了。而这已经是我在大学里度过的第七个年头。我想抓紧这一点，以便很快地毕业。
我女儿卡蕾认为，能让人给你买一只企鹅可真是件不得了的事。在晴朗的夜空底下，我们围坐在篝火旁，李纳斯讲述着一个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市的 Linux 用户组织是怎样买了一只企鹅送给他。让卡蕾想不到的是，那些人并没有真的给他买一只企鹅，李纳斯解释说，是那个组织曾向某个动物保护组织捐款赞助，然后以李纳斯的名义认养了一只企鹅。
托沃兹一家咂摸着李纳斯的故事背后的含义。不知是谁，在烤蜀葵的当口抬起头来，问了一个笨问题：你们是怎么想起用企鹅来做 Linux 风靡全球的形象标识的？
“这是我的主意。”塔芙说道，“因为人们总是在问，‘难道你们不该做个标识吗？’所以李纳斯才在这方面动起了脑筋。 Linux 的各公司都有他们各自的标识，其中有一家用的是一个粉色三角，但我知道这个标识早已被同性恋者们相当广泛地用上了。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说，他要找出一个优雅的、有亲和力的东西来做标识。”
“我就想到了企鹅。李纳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曾被一只动物园里的漂亮企鹅咬了一口。他喜欢逗弄小动物，总是爱把手探出去。那些企鹅大概有一英尺高，他刚好能把手探到笼子那儿摸着它们。他晃动着手指，扮成鱼的样子。企鹅被招了过来，咬了他一口：咳，这口感可不像是鱼。他虽然挨了企鹅的咬，可还是喜欢它们。我觉得他这辈子跟企鹅是没完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非去看企鹅不可。所以，当他在为找个标识而大伤脑筋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你这么喜欢企鹅，为什么不用企鹅来做标识呢？’他说，‘哦，让我想想。’”
李纳斯此时正坐在篝火的另一边摇着头。
“不是的，这可不是她的主意，”他说道，“不是那么回事。”
看来这个小问题还是有争议的。我想，我恐怕还从没见过一对像李纳斯和塔芙这样平等相待的两口子。我曾见过李纳斯做家务，见过他在塔芙早晨还赖在床上的时候给她弄上杯咖啡，即便是长途行车中应付两个小宝宝的闹上闹下的无理要求，这两口子也总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这可真是一桩幸福婚姻。
我们的问题到了关键地方了。
李纳斯给出了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尽管塔芙在早些时候确实语焉不详地提到过企鹅什么的，但真正认真考虑把企鹅作为 Linux 的正式吉祥物，还是在李纳斯与两个高级助手的一次谈话当中。
塔芙有点儿不服气。“开头他也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是我的主意。我跟他说过之后，他还是接着想他的。后来在波士顿，我们和亨利 ? 霍尔又谈起了吉祥物的问题。我对他们说，‘用一只企鹅怎么样？你们觉得呢？’他们都觉得不错。我想，这才促使李纳斯认同了这个想法。”
“亨利 ? 霍尔说，他认识一个画家，可以找他来给我们画一只企鹅。但这时就再没有下文了。后来我知道的，就是李纳斯开始在网上征集企鹅的图片。”
李纳斯选中的是莱瑞 ? 艾文的图片。这个莱瑞 ? 艾文是德克萨斯 A&M 大学科学与计算机学里的一位画家。
这企鹅可不是随便哪一只都行。李纳斯想让它有副爽透了的样子，就像刚刚喝下去一扎鲜啤酒，然后又体验了一次无与伦比的性高潮。除此之外，这只企鹅还一定要很特别才行。于是，其他的企鹅都是黑嘴巴黑脚蹼，但 Linux 的企鹅却是黄嘴巴黄脚蹼，这使它看上去好像是鸭子与企鹅的杂交品种。也许它是唐老鸭在南极之旅中与一只当地企鹅一夜倾情的结晶。
3 、去硅谷
我要去 Transmeta 公司工作的消息与我们夫妻两个想要孩子的计划在 Linux 社区里引起了大家同样的关注。
当塔芙怀孕的消息在春季泄露出来之后， Linux 用户讨论组里的热心人就试图探听：我会在维护 Linux 与维持家庭之间怎样找到平衡。几个月以后，当大家知道我终于要离开赫尔辛基大学，去加盟位于美国硅谷的 Transmeta 公司的时候，一场世界范围的讨论就由此发生了：我会不会在离开了学术机构、转入了商业公司之后，还保持着当年源代码开放的理念？要知道，我要加盟的这家公司里有着保罗 ? 艾伦的部分投资，而这位保罗 ? 艾伦可是微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所以，抗议的声音一直不断。有些声称，这一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控制 Linux 的国际阴谋。
我并不是说这些 Linux 支持者的担忧都是杞人忧天。但事实上，无论是 1996 年 12 月帕特里夏的出生（十六个月以后我们又有了丹妮亚拉），还是 1997 年 2 月我开始在 Transmeta 工作，都没有导致 Linux 的衰落。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什么事情对 Linux 产生了负面影响，我是会采取必要措施的。
但我还是战胜了自己。
1996 年春天，就像一个新季节的开始，我修完了硕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彼德 ? 安文的来信。彼德 ? 安文是一位 Linux 社区的成员，就像其他经常登录 Linux 讨论组的人一样，他也知道我很快就要毕业了。他曾在 Transmeta 工作过大约一年。他告诉这家公司的老板说，他认为一个芬兰的家伙，这家伙也许会对公司有点儿用处。当他到瑞典看望他母亲的时候也顺道和我接触了一下。他盛赞了 Transmeta 公司，但因为话只是私下讲的，他便很为难地无法告诉我太多内容。无论如何，我在那时能够见到彼德确是一件幸事。
在他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问我什么时候能来。这与我一年前与英特尔联系时的感觉大不相同，当时一位工程师想聘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但由于手续难办，我便一直也没有成行。
我想，仅仅是到加利福尼亚的一趟旅行已经是件很让人兴奋的事了。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面试。我还不知道 Transmeta 是做什么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比起找到工作本身，我更关注这次美国之行背后的含义，所以我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面试想过太多。看上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家伙想做些什么。这的确是一次相当古怪的面试。
度过了最初的几天之后，我从 Transmeta 的总部返回饭店。在仍没有倒过时差的状态下，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有趣，而且认为 Transmeta 公司的家伙们都是疯子。这家公司不像是个搞计算机的地方。他们没有硬件设备，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模拟器来完成的。我无法想象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几天之后，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在想：也许最后什么都不会有――无论是 Transmeta 的技术革新还是我的这份工作。
我半梦半醒地在床上赖着，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一开始，我满脑子里都是些有关 Transmeta 的计划之类，然后便突然幻想自己的庭院里有了一棵棕榈树，过了一会儿又不断思考我在模拟器上见到的一切。这是难忘的一夜，虽然断断续续的，但却毫无焦虑。
到了早晨，我变得有些兴奋起来。
到了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已变得非常兴奋。
在接受 Transmeta 的邀请之前，我曾与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我在考虑就业问题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我便收到了大量的聘用邀请。在芬兰，邀我加盟的是 Tele 公司， Linux 在他们那里已经得到了一些应用。波士顿的 Digital 公司也发出了邀请（我无意冒犯，但波士顿的冬天比起赫尔辛基来也并不好过）。我与红帽子公司（ Red Hat ）的一些人也谈过此事，他们也诚邀我加盟，并且许诺了要比 Transmeta 给我的待遇还要好――他们也不知道我与 Transmeta 商量的待遇到底有多高，因为我根本就没和 Transmeta 谈过这个问题（当我终于去了 Transmeta 的时候，年薪是美元六位数字）。红帽子还对我许诺了远比 Transmeta 为高的股票期权，但我不愿在任何一家 Linux 公司工作――即便是这家公司恰好坐落于风景宜人的北卡罗来纳州中部（指红帽子公司所在地）。
最后，我在收到了五份聘用邀请后就不再各处应聘了。到这时为止， Transmeta 对我的吸引力最大。我得承认，这好像有点儿古怪。
我接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通知学校我要离开了。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步，意味着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们会再有一个孩子，会踏进另一个国家，会离开在赫尔辛基的安安全全的学府生活――但首先我得完成我的论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一下子做出这么多变动倒也不坏。但在当时却是近乎疯狂的举动。
对此我没有发出正式的通告（我为什么要做呢？）。但消息还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大家便继续讨论起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恶俗的商业氛围中固守 Linux 的纯真天地，以及我具不具备给婴儿换尿布的本事。在那时，大家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共识： Linux 只能在某个学生的手中才会出现，而不会是哪个安居乐业的成年人所能做的。所以我想，他们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在一个周末完成了论文，在送塔芙进产房的几分钟前才把它交了上去。四十小时后，塔芙产下了帕特里夏。这是 1996 年的 12 月 5 日 。
做一个父亲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后面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在忙着帕特里夏的事，当然也在记挂着那漫长的办理赴美签证的手续。我们以为，如果正式结婚民族委员会地对办理签证有所帮助，所以在一月份我的塔芙去政府部门输了正式的结婚手续。还有三个人参加了这一仪式：塔芙的双亲和我的妈妈（我爸爸在莫斯科）。这是个奇怪的时刻。我们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起程，但还不清楚手续是否真能办得下来。为了与朋友们告别，我们还举办了一次晚会。二十人挤进了我们那狭小的、已经收拾一空的单间公寓，在良好的芬兰晚会的传统中，每个人都烂醉如泥。
我们的签证终于下来了。于是，在 1997 年 2 月 17 日 早晨，我们乘上了一架班机飞往旧金山。我记得当时赫尔辛基的气温是摄氏零下十八度。我还记得塔芙的家人在机场与我们大声告别――他们站得很近。我不刻我的家人是否也来了，他们一定是来了，不过也许没来。
好了，我们终于抵达美国了，带着我们的孩子和两只猫。彼德 ? 安文来接我们，我们租了辆车，直奔圣克拉拉而去，那里我们有一处早在几个月前就选好了的公寓。一切都像超现实的感觉，特别是这里与芬兰相差华氏七十度的气温。
行李在两个月后才到齐。在美国的第一夜我们是睡在一张随身带来的充气床垫上的。第二天我们去买了一张床。在我们的家具齐备之前，帕特里夏一直都睡在她的摇床里。这事很让塔芙烦恼，大卫说这是生命的轮回，他让我想想我刚出生的那三个月，那时我是睡在洗衣筐里的。我们不怎么做饭（现在也不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吃。我们大部分的饮食问题都是在当地的食品店或是快餐店里解决的。我对塔芙说，一定得找个新地方去吃了。
随着对 Transmeta 公司工作的日渐熟悉，我不再有足够的时候去继续 Linux 的开发了。新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而我的业余时间也都消磨在塔芙与帕特里夏的身上。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也没什么钱。我的薪水还算高，但都在这两个月里用在买家具上了。买车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还得重新建立起货款消费的信用资历。我们甚至还得想方设法地证明我们是付得起电话费的。
我的电脑正在货轮上极其缓慢地向我接近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稍声匿迹。我的突然缺席引起了网络世界里许多人的关注。他们在猜测：哦，这小子已经为哪家商业公司工作上了……
他们直言不讳地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 Linux 作为一种自由软件已经濒临死亡了？
我解释道：根据我与 Transmeta 的协议，我是可以继续从事 Linux 的开发的。而且，我不想就这么对 Linux 撒手不管了。
4 、在 Transmeta 领地上的生活
要向大家解释，到美国加盟一家商业公司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改变的难点是： Transmeta 公司差不多可算是世界上最机密的公司之一了。在那里，关于你对外能说些什么，公司只有一项规定，而这项规定就是：“什么都不能说。”
难怪大家有时会奇怪：我是不是加入什么邪教组织了？我在干什么甚至对我妈妈都不能透露的事情。其实，我在 Transmeta 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我首先做的就是修补 Transmeta 公司里 Linux 系统的一些小毛病。这家公司使用了许多装备多处理器的 Linux 电脑。我从未亲自参与 Linux SMP 的工作项目，很多事情都没有向最先预想的方向发展。
但我实际的工作确实是作为 Transmeta 公司里“垒球”队中的一分子。哦，我指的是“编程”队伍。我们是不怎么打垒球的。硅谷的人不会同意我们的加入，除非我们能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人们对 Transmeta 熟悉到什么程度。当我在键盘上敲打这些字的时候，我们正处在一个凡事都要保密的时期（拜托了，老天爷，买我们的股票吧），然后我们便不再那么低调了。让我们共同祝愿，当这本书出版以后，每个人都能熟悉 Transmeta 的大名并且买下（一提“买下”这个词，我总是下意识地想起股票）一个或更多的 Transmeta 出产的 CPU 。现在你该知道 Transmeta 是做什么的了吧？
但 Transmeta 所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老实说，就算有人使劲敲打我的脑袋，我也分不出晶体管和二极管的差别来。 Transmeta 所做的仅仅是硬件而已，但这硬件却要依赖精巧的软件使一个很简单的 CPU 看上去要比它原本的样子强得多――事实上，就像是标准的英特尔兼容的 x86 。为了使这一硬件更加小巧、更加简洁，它身上的晶体管就不能太多。相应地，它的耗电也要少些。每个人都会明白，这在现代世界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正是为了研制这一 CPU 所依赖的精巧软件， Transmeta 才装备了一支大型的编程队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邀请了我的加盟。
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家非 Linux 公司，在技术层面上很能让人提起兴趣（我不知道还有哪家公司曾经严肃地尝试过 Transmeta 所做的这一切）。
Transmeta 与 Linux 无关――这一点对我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喜欢在 Transmeta 公司里从事改良 Linux 的工作，我也曾在其中一些关于 Linux 的内部方案中出谋划策（说实施，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家不安排这类方案的认真运作的技术公司了）。但对 Transmeta 来说， Linux 仅是第二位的。
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可以继续把 Linux 做下去，但我不觉得我必须牺牲 Linux 来做出技术上的妥协以迎合公司的目标。我会把 Linux 视为一项个人爱好。这样一来，我只需要考虑技术就够了，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挠我的决定了。
这样，我就在日间为 Transmeta 工作。我编写与维护的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 x86 解释程序”。这一程序是 Transmeta 软件的基础，它阅读指令并且执行它们。后来我也做了些其他事情，但这些才是真正使我进入神奇的硬件模拟世界的途径。
晚上，我睡着了。
我与 Transmeta 之间有这样一个协定：他们暧昧地许诺，可以让我在工作时间也能继续的 Linux 。相信我，我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有很多人都认为加班加点的工作才算真正的工作。我可不这么想。无论是 Transmeta 的工作还是 Linux 的工作，都不是靠牺牲宝贵的睡眠时间换来的。事实上，如果你想听真话，那我就要说，我更喜欢睡觉。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懒，对这样的人我可真想把枕头朝他们掷过去。我对自己的行为有着近乎完美的借口：如果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睡觉上，那的确会损失一些工作时间，但如果你的睡眠很充足，在不睡觉的情况下，你的头脑就比别人都要清醒。
5 、欢迎来到硅谷
“我踏进这个星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会那些耀眼的星辰。”
我从史蒂夫 ? 乔（苹果电脑的创始人）的秘书那里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他解释了迫切想见我的原因以及问我能否为他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答应了。
会见的地点是在苹果电脑的总部，乔和他的高级技术人员一同来了。这正是苹果公司研制 OS X 的时候。 OS X 是基于 UNIX 的操作系统， 2000 年 9 月上市。我们的会谈毫不拘谨。乔在一开始便说，在操作系统的领域，只有两个玩家――微软与苹果。他以为，我能为 Linux 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与苹果公司联合，让那些陷入到开放源代码中的人都来为 Mac OS X 鼓劲。
我没有立刻反驳，因为我还想听听有关这一新的操作系统的事情。它的基础是 Mach 系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Mach 被期待会成功操作系统的最终版本，很多人对此大感兴趣。事实上， IBM 与苹果公司曾合作推出的命途多？的 Taligent 操作系统就是以 Mach 作为基础的。
乔还指出， Mach 系统的核心也有其开放源代码之处。他不知道我个人对 Mach 系统并没有太多的好感。坦白地说，我觉得那只是一堆废物。那里面有你在设计的时候所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却又试图靠这套本身就不可靠的系统去修补自身的一小部分内部错误。对微内核的反对意见早已有之，所以，很多人才切实地去作研究以使微内核真能运转良好。这些研究便铸成了最终的 Mach 系统。所以， Mach 系统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异常复杂。而且，它依旧运转得不那么顺畅。
当 Mach 还只是一项大学内的科研项目的时候，随史蒂夫同来的那位苹果公司的主要技术人员就已热衷于它了。讨论一下他与史蒂夫对此事的看法是件有趣的事情。同时，我们在基本的技术问题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我真的不认为搞开放源代码的那帮人或是搞 Linux 的什么人应该涉足于此。当然，我已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让更多的开放源代码的程序开发者来共同构造这一系统，他们已经见到了在开发 Linux 时那四海一家式的创造性动力。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看明白了。我想，史蒂夫也许还没有到， Linux 的潜在用户要远较苹果系统为多――尽管他们拥有的是两个不同的用户群。我们见面已经过去三年了，我不认为史蒂夫今天还会有当时那样的渴望。
然后，我解释了我为什么不喜欢 Mach 系统。容易理解的原因是：它运行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他们两人以前当然也听到过类似的意见。很显然，我对 Linux 非常坚定，而他们两人对 Mach 也是一样。看着他们如何讨论一些技术问题确实是件很有趣的事。我所能看到的一个直接的问题，牵涉了他们在新的操作系统中准备怎样来支持旧的系统。他们想让新系统具有很好的兼容性，这样就能做好旧系统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旧系统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没有内存保护功能，现有的新方案也无法解决这个一直棘手的问题。只有全新的 Mach 系统才可以做到内存保护。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