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的事业在一个机会中达到了巅峰。这件事和他创作本森伯爵夫人回忆录有关。就在这本书将要完成之际，奥古斯都前往德国拜访伯爵夫人的两个未婚女儿，沿途在夫人的密友维德公主殿下的住所逗留了一段时日。在那里他遇见了公主的姐姐瑞典王后。王后对奥古斯都说，她真心把他当作朋友，因为《纪念平静的一生》对她是莫大的安慰，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它。那年冬天王后正打算把王储送到罗马去“熟悉他的圈子”，因此希望奥古斯都能陪王储同行。她还邀请奥古斯都来瑞典拜会她。不久之后他欣然从命。他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人随即决定在王储逗留“永恒之城”期间，奥古斯都应该担当他的向导和导师。王后请求他在她年幼的儿子心中撒下些善良的小种子，国王则谈起他应当拜访的人物和地点。就这样奥古斯都在冬季来到了罗马。他一天拜谒王子两次，引领他参观重要的名胜古迹。奥古斯都还格外用心地确保他结识符合他身份的人。他陪王子一起朗读英语，并在各处景点向包括王子和宫廷司仪霍特曼男爵在内的一群显赫要人做解说。在冬季临近尾声之际奥古斯都信心满满地写道：“回顾这个冬天，我百分百地确信我来对了。王子离开罗马时，和我初次见到他时相比简直变了个样，性格强健了许多；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英语和法语（他之前还不会说法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现在已经能活跃地融入社交场合了，而他之前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
五月份王子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了克拉里奇酒店[7]。奥古斯都引领他参观了皇家学院、国家美术馆和伦敦塔，并陪同他前往牛津大学接受校方颁发的荣誉学位。 这个夏天他应邀参加了许多高层聚会，见到了英国和德国王室成员，公爵和公爵夫人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事实上所有有身份的人他几乎都见了个遍。在索尔兹伯里夫人的舞会上，奥古斯都向王子一一介绍自己的众多亲戚，以至于王子后来说道他在英国期间最为惊奇的就是海尔先生庞大的表亲数量。
光阴一年又一年地划过。奥古斯都继续四处周游、参加聚会，回到伦敦就外出赴宴。这时，旧式的那种做客乡间宅第，一住就是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习俗早已成为了过去。邀请客人来度周末成了新的惯例。奥古斯都很少接受这种邀请。他习惯在伦敦度周日。他通常上教堂去听当时最受欢迎的牧师做布道，然后在公园里散散步，接着再去赴午宴。星期天的午宴风俗这时还很流行，没有完全被出城度周末的时尚破坏掉。最著名的午宴是由德洛西·内维尔夫人主持的，奥古斯都时常出席。下午他一般总有一场茶会要参加，晚餐也肯定总有人邀请。
可即便是公爵和公爵夫人们也不是长生不老的。渐渐地城堡的女主人们被她们的儿媳取代了，而她们自己不是寡居空房，就是搬到巴斯或伯恩茅斯去了。奥古斯都呆在赫姆赫斯特的时间开始多了起来。他现在只有遇到一场隆重的婚礼或是一场重要的葬礼时才有必要进伦敦了。他周围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上档次了。他以前从不接近美国人或是犹太人。他在早年的经历中发现旅途中碰到的美国人很庸俗，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也越来越宽容了。当阿斯特买下了克里汶顿并邀请他前去做客时，奥古斯都发现他很友善，不做作。金钱开始成为了一种权利。过去，要是哪个有贵族头衔的人把女儿嫁给了富有的厂主，奥古斯都对此肯定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因此，当他在日记中提到新伯爵夫人自然大方，颇具淑女风范时，这不能不让人吃惊。现在不但是贵族家庭的幼子，甚至连最高贵头衔的继承人也开始和犹太人通婚了。
九十年代来了。奥古斯都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快六十岁了，很多老朋友都已去世。生活的步调加快了，新的一代人开始用新的方式自娱自乐。再没有崇尚艺术的女士愿意同他去“肮脏又亮丽的圣巴塞洛缪”画画了；再没有地位显赫的夫人就宗教问题同他进行富有意味的交谈了；再没有志趣相投的圈子可以让他展示那本厚厚的素描集了；再没有人一遍遍邀请他讲那些名段子了。交谈已经消失了。盛大、冗长的晚宴消灭了社交。才华横溢的健谈家滔滔不绝，众人侧耳恭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想说，却没有人愿意听。奥古斯都在人们眼中也许有些乏味了；当九十年代接近尾声时，他没有接到晚宴邀请的时日一年中肯定不止一天了。奥古斯都是很重情谊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有几个有交情的朋友。不过他们谈起奥古斯都时，似乎是在耸肩膀；脸上的微笑很善良，却像是带着几分歉意。奥古斯都这时已显得多少有点儿滑稽了。
读者们读到这里时难免会有个想法： 奥古斯都实在有点“势利”（Snob）。他确实是个势利眼。不过在我讨论这个话题前，我需要指出这个词（Snob）的内涵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在奥古斯都年轻的时候，绅士们的“裤子上都系着马镫皮带——不但骑马的时候系，任何时候都一样： 不系皮带就出门被人视作庸俗（Snobbism）的极致”。（而在我年轻时穿灰靴子进伦敦具有等同的意味。）我估计在奥古斯都写下这句话时，Snob的涵义等同于“庸俗”或“平庸”。据我猜测Snob的“势利”词义最早是由萨克雷赋予的。[8]奥古斯都当然很势利。不过在这里，就像《无病呻吟》[9]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我也想对您说：“敬请明辨，小姐。”牛津字典对“势利眼”的定义是：“一个人，庸俗地或卑贱地仰慕社会地位或财富高于自己的阶层，并努力试图模仿或接近他们；一个希望被人视作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人。”嗯，奥古斯都并不希望被人视作有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如果你不觉得他很重要，那在他眼中这只能证明你彻头彻尾的无知。他也没有庸俗地或卑贱地寻求接近那些社会地位高于他的人。他的祖父是赫斯特姆塞克斯的海尔-奈勒先生，至少有三个伯爵是他的表亲。虽然隔了好几代远，可依然是表亲。他一直混迹于顶级的社交圈，而他最为成功的一本书《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在他眼中没有谁的社会阶层是高于他的。他从没有像亚伯拉罕·海沃那样凭借聪明或狡猾挤进上流社会；他是凭出身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他们中间。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把奥古斯都看作一个势利鬼。
在我认识他有些年后，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聚会，当时的话题碰巧转移到了奥古斯都的“势利”上。大家没有恶意，只是在诙谐地打趣。在那个年代，赴过一场晚宴后，按照礼节你应当在一星期内造访女主人。即便你内心里希望她不在家，可你依然应当讯问能否见到她。有时仆人开门后我一时紧张居然忘了那位我特地前来问候的女主人姓甚名谁。我在聚会上说完此事后又添了一个故事： 当我告诉奥古斯都我当时有多尴尬时，他回答道：“噢，可我也经常碰到这种事。我这时就会问： ‘夫人她在家吗？’这永远不会错。” 大家哄堂大笑：“这真是太像奥古斯都了。”二十年后当我在一本回忆录中读到我当年的这个小笑话时，简直吃了一惊，因为这个笑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我当时灵机一动即兴编了个故事以博人一笑，而这个故事本身很是突出了奥古斯都的个性，从而为人所记。我写这篇文章的部分缘由就是想澄清事实，为奥古斯都正名。
我取笑奥古斯都实在是很不应该，因为他对我一直很好。他曾非常关心我的小说事业。“唯一值得小说家动笔的人，”他曾对我说，“是底层人物和上流社会。没人在乎中产阶级。”他一定不曾料到，随着时代的改变上流社会竟堕落到如此田地，以至于没有哪个稍有自尊的小说家愿意再写带贵族头衔的人物了，除非是作为笑料。奥古斯都觉得我通过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医校实习经历应该对底层社会有了必要的了解。但他认为我对于贵族和士绅们的言谈举止也应当有较深层次的认识。为此他带我造访了他的很多老朋友。在发现我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坏后，他又让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到了这时奥古斯都已经和上流社会脱节了。在这个由老绅士们组成的圈子里，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令人乏味的气派生活。我并没有给奥古斯都增光添彩。如果这些绅士们还继续邀请我，那他们是碍于奥古斯都的情面，而不是我的。就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时不时地把自己的年轻当作是对聚会的莫大贡献。我当时还不明白在你参加聚会时，你有义务为聚会的成功做出努力。我那时沉默寡言，即便想说什么，也总是羞于开口。 不过我很乐于多听多看，通过这些经历学到了一些后来发现是有价值的东西。一次我出席了一场在波特兰宫举办的盛大晚宴，在座的共有二十四人。男人们当然都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结，女人们则身着绸缎丝绒，拖着长长的裙裾，浑身珠光宝气。我们排着长长的队列走下通往餐厅的台阶，男士们挽着指定的“搀扶”对象。餐桌上古老的银器、刻花的玻璃和反季的鲜花交映生辉。晚宴很长，而且礼仪繁复。筵席即将结束之际，所有的女宾都和女主人一一交换眼色，然后女士们起身退入客厅，留下先生们一边饮酒，喝咖啡，抽烟，一边讨论国家大事。我认出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绅士是阿伯卡公爵。他询问了我的姓名后说：“有人对我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我也谦逊得体地作了答。这时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大盒雪茄。
“你喜欢抽雪茄吗？”他边问边打开烟盒，把一盒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展现在我眼前。
“非常喜欢。”
事实上我根本买不起这样的雪茄，只好在有人请客的时候才抽上一支。不过我当时觉得告诉他这个未免不太合适。
“我也是，”他说道。“每次我带某位丧偶的贵妇赴晚宴时，总是带上这么一盒。我建议你也这样做。”
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盒里的雪茄，拿出一根夹在耳朵上，再轻轻地按一按，确保雪茄的品质无可挑剔。他的建议很中肯，而我现在也买得起雪茄了，因此采纳了这个建议。
奥古斯都虽然对我很宽容，不过当他认为批评对我有益时，从来是不吝于此的。一个周二的上午，我刚去奥古斯都家度完一个周末后，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他在我告辞后不久动笔写的。“亲爱的威利，”信中写道，“昨天我们散步归来，你一进门就说，你渴了，来一杯喝的。我从没听你说过这么俗的话。绅士从不说来一杯喝的；他会说来一杯喝的东西。你真诚的， 奥古斯都。”
可爱的奥古斯都！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恐怕会发现整个英语世界都已经和当年的我一样庸俗了。
还有一次，当我对他说我是乘大巴来的时候，他满脸严肃地说：“我更习惯于把你刚刚提到的那种交通工具称作公共汽车。”我回敬道他叫出租马车时也不会管那叫“两轮敞篷马车”。“那只是因为现在的人教育程度太低了，我怕他们听不懂。”奥古斯都反驳说。 他一直认为人们的举止礼仪和他年轻时相比退步了许多。现在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该怎样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行为处事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再没有人能教他们这些了。说到这里奥古斯都总喜欢讲一个关于克里夫兰公爵夫人凯洛琳的故事。凯洛琳夫人租下了奥斯特利宅，身边有不少人陪伴。她有些瘸，走路要靠一根乌木杖。有一天大家正坐在客厅里，公爵夫人突然站起身来。有一个小伙子以为她要摇铃，便立刻跳起来替她摇了。公爵夫人这时愤怒地用手杖敲了他的脑袋：“先生，多管闲事不是有礼貌！”“她说得非常对，”奥古斯都这时会说，接着用充满敬畏的语调加上一句，“他应该能想到，公爵夫人可能只是想上洗手间。”他那低沉的嗓音似乎在暗示，即便是公爵夫人也是要满足生理需求的。“她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贵妇，”奥古斯都接着说。“她是最后一位敢于在邦德大街上扇仆人耳光的女人。”奥古斯都这时充满怀旧意味地回想起他的祖母，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大人的太太。她经常习惯性地拧女佣的耳朵。那些都是勇敢的过往岁月了。那时的仆人们时刻准备着迎候女主人的拳脚。
奥古斯都在1896年出版了《我一生的故事》的前三卷，并于1900年出版了后三卷。很少有哪部作品会受到如此众口一词的猛烈批评。确实，哪怕是一位伟人，如果他的自传有六卷长，也免不了会有人来挑刺。《佩尔摩尔公报》充满了对作者的同情： 这个人居然能赋予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生以如此重大的意义。《国家观察报》说到，从没有见过如此啰嗦又自负的作者。《布莱克伍德报》问道：“奥古斯都·海尔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可奥古斯都·海尔先生面对这一切却出奇地冷静。他这本书是写给自己和亲友们看的，就像他写《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一样，不是写给公众的。我想他也许从未考虑过，如果真是那样，这本书也许应该通过私人途径出版。甚至在出版了后三卷后，奥古斯都还是毫不气馁地继续着他的故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不过，这时已没有人有足够的虔诚之心来出版他剩下的巨著手稿了。
为了重新勾我的回忆，我最近又重读了一遍《我一生的故事》。评论家们说得都没错，可并不完全。游历他国时给朋友们写长长的书信，描绘一路的所见所闻，这显然是过去的习俗，而奥古斯都正是把这些长信全文出版了。它们很乏味。可它们也描绘了那种已经消失了的马车或“四轮马车”的旅行方式，描绘了古镇和历史古城曾经的观貌，而这一切随着文明的脚步已被彻底地改变。如果一位小说家想要写一个发生在教廷掌控罗马的最后岁月里的故事，那他一定能在奥古斯都的书里发现很多栩栩如生的素材。当然奥古斯都在路途中见到的这许许多多的重要人物都极度地乏味。他没有把人物写活的才能，这些人在书中都只是一个个名字。虽然他自己算不上妙语连珠，但奥古斯都能够很敏锐地抓住别人的奇思妙语，因此细心的读者常常能在书中读到一些精彩对白。书中的一位女士因为把一根蜡烛的两头都点过了而受到斥责。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场听她说：“噢，可我这是想让‘两头合上’[10]呀！ ” 奥古斯都在他的六卷书中插进了他所有的鬼故事和其他各种段子。这些故事都是他过去讲给那些出身高贵的夫人们听的，她们都曾是奥古斯都的痴迷听众。其中有些故事确实精彩。把这些好故事埋没在大段大段的啰嗦废话中实在是可惜。奥古斯都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绅士，写作只是顺便而为的，尽管他其实非常地多产。 假如他首先做一名作家，其次才做绅士，那他完全不必写一部六卷长的自传。利用手头的素材，他可以创作两到三部作品，对他的时代做一个不算鲜活，但也有趣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