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岁的时候一想到非洲有那么多人过得那么糟而我却过得这么好就让我难以忍受。我整晚整晚坐在那儿听《迷墙》(1)并感受着痛楚。一切阴暗与不公无边无际地挡在我面前。然后却突然结束了。来无影去无踪。如今我估计我不比大多数非洲人宽裕多少。我自食其力。我是猎人和采摘者。我用来打水的时间和非洲人民的平均值差不多长。要是我非常渴，我也会就近在沼泽里灌一瓶，但那里的水又黄又浑，肯定在那儿泡了一千年，所以我宁可选择去上游找条小溪。但溪流很不稳定。有时候水流太小，小到我无法找到有效途径取水。如今在非洲的是我，我想。我多少有点退化，除了那根即将过度发育的生殖器，周遭世界一定觉得我需要帮助，但正如骄傲的非洲，我宁可自力更生。我和非洲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不喜欢人，而非洲非常喜欢他们。被人群簇拥、被朋友和家人围绕的场景几乎成了非洲的典型特征，而尽量避开人群、避开朋友和家人是我的特征。除此之外，我们相似得就像两滴水，非洲和我。
在取水这件事上我花了太多时间。牛奶就更别提了。但协议生效了。易卡老板把他答应放在外面的牛奶放在了外面，等我去取。于是供水问题解决。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从牛奶中摄取，另外还有邦果的母亲，据我所知也是营养丰富的。但对甜食的需求却无处满足。自从浆果季节结束之后我就没尝过一口甜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开始有些不安。我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是一部正确上油才能正常运转的机器。这个太多会出错，那个太少也不行。缺了糖我开始每况愈下，像得病的动物一样绕着帐篷打转数小时脑子里只有糖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点并不安起来，这样不安了几天之后我带上邦果下山直奔杜塞尔多夫的房子。根据经验我知道杜塞尔多夫在房子里存了好多巧克力。他就是条追着巧克力的狗，大好人杜塞尔多夫。我教会了邦果驮东西。我用他母亲的皮毛缝了个包裹还是包袱之类的东西，我把它甩在他背上，并在腹部绑好。超级好用，而且邦果好像也不反对。只要他能跟着就很高兴。他是我的“驮”鹿。他驮柴火、清水和牛奶，就像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久久地站在杜塞尔多夫的院子外沿观察他的动静。他又在搭一套新的模型。我看不清是什么，但他很专注，操作着镊子和胶水。他又出过远门了。厨房操作台上放着钱能买到的最大“金三角”(2)。足有四公斤半，超过一米长，跟我的大腿一样粗。我自己也经常看到这样大的。在我搬到森林里之前由于工作原因常去的卡斯特鲁普机场(3)，以及其他机场里。但我自己只买那些小的。我从来没敢跨出那一步去买大的。是聪明阻止了我，我想。总那么聪明。小金三角更聪明。它显示了一位父亲对家庭的关心。他惦记着他们。他想着他们。但大金三角太大了，不够聪明。太过极端，关于购买者揭示的故事不清不楚。他饮食习惯有问题。他很寂寞。他很古怪。他是什么都有可能。我注意到自己很敬佩杜塞尔多夫这一点。这种考虑大问题的能力。今晚他在透气。院门敞开着因为他要透透气，他要透透气因为他抽烟了。虽然抽烟的就他一个人，他也得透气。就是这样。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我让邦果一声别吭躲在一片灌木丛后，然后溜到院门边，进门，我顺着厨房的地板爬行，朝着金三角，朝那个不说巨型也是超大的金三角前进。我要得到它，已经不只是想要，我感到一阵对糖的热望，这块巧克力可以保证数月、可能是一整年的糖分供给。我把手臂举向厨房操作台，把那个大家伙往边沿拖，越拖越近，最后拖到边角翻落下来。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就像我们猎人和采摘者历来做的那样，我们工作时从来不发声音，就这么沉默了四万年。现在我几乎得手了，我伸展，再伸展，并没有听见杜塞尔多夫站起身，正朝厨房走来。我处在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把不必要的干扰都过滤掉了，系统把杜塞尔多夫的到来定义为不必要的干扰，这是致命的判断失误。而我却一无所知，像个白痴。直到他拐过墙角进入厨房，看到即将发生的状况，一个箭步冲向金三角，牢牢把它摁住，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斗。我拒绝松开那一大块巧克力，杜塞尔多夫也牢牢摁住不放，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经典对峙，虽然在体检报告上我肯定比他健壮，但最后我居然只能眼睁睁看着杜塞尔多夫从我手上把金三角旋转了出去，并在我头上使劲敲了好几下。我眼前一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五花大绑着躺在地上。很遗憾，情况就是这样，躺在杜塞尔多夫家厨房的地板上，还是棕色油毡铺地。
时间流逝，我听见客厅传来杜塞尔多夫搭模型的声音。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就任我这么躺着。到处弥漫着一种动人的沉寂。
他是个彻底孤独的人。
你在搭什么？我终于开口。
搭模型的声音。
你在搭什么？我又问。
我猜去地下室偷果酱和肉制品的也是你吧，他说。
恐怕是这样，我说，有一小段时间我是拿过一点小东西，但后来我就罢手了。
你罢手是因为我装了警报器，杜塞尔多夫说。
你说得也有道理，我说。
你现在又开始了，他说。
我急需补糖，我说，我缺糖。
他继续搭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站起身。
他走进厨房，打开金三角的包装，用厨刀切下一块来。他喂了我一口。直接送到嘴里。
嘿嘿！身体想，糖！我的躯干充满了平静的喜悦。只需要一丁点。我们就是这么构造的。真他妈原始。
杜塞尔多夫回到客厅。
你就整天拼拼搭搭的？过了一会儿我又试了试。
是的，我拼拼搭搭。杜塞尔多夫说。
我以为他还会说点别的什么，所以就一声不吭地躺着，但显然他已经把话说完了。
你搭什么呢？我又问。
我听见他把东西放在桌上，然后就没了声音。
我感到一丝怨念。然后他又继续搭起来。
我在搭一辆德国斯泰尔1500A/01型军用车。他终于从客厅里发出声音。
我等着他再说点什么，但寂静再次降临。
哦，我说。
德国佬在战争第一阶段干得还不错，他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好装备。他们有好车、好坦克和飞机什么的。
再次沉默。
但我记得，战争到最后阶段他们就不怎么样了。我说着，悄无声息地朝院门爬去。
是的，杜塞尔多夫说，不怎么样。但一开始很好。我说了他们有好车。我搭的这辆是在奥地利生产的，有五个不同的重量级，这辆是1.5 吨的，常用作运兵车，另外也当拖车和救护车用。
就是一辆万能车咯，我说。
没错，杜塞尔多夫说，四轮驱动。3.5升V8引擎。85马力。
厉害呀，我一直爬到门边才发现杜塞尔多夫已经事先把我的脚绑在了操作台下的暖气片上。我将将能把鼻子伸出去给邦果发信号让他过来。他还纹丝不动地站在同一片灌木丛背后。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听话的驼鹿，现在他踩过草坪前来助我脱身。我把手伸出去，邦果开始啃咬捆住我双手的绳子。
动物和人同心协力反抗邪恶力量向来所向披靡。
为什么要拼这辆？我一边问，一边努力控制，不让声音泄露我已经在屋里移动了位置，同时摆着完全不可能的姿势，并且一点都不关心他为什么要拼这辆。
他没回答。
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说，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是的，杜塞尔多夫说，我有。
邦果咬断了最后一缕绳纤，我的手自由了。我解开环着脚的绳结，站起身。第一反应自然是夺门而出一去不复返，但很快我就注意到金三角不让我走。一方面我身体里还有对巧克力的渴望，另一方面我想让杜塞尔多夫领教一下到底谁说了算。我走过去，攥住魔鬼金三角。你是我的，我想。而且我也他妈费了老劲了。当我把那块大得离谱的巧克力夹在胳肢窝下面的时候，立刻感觉良好起来，想要往客厅里迅雷不及掩耳地瞥上一眼，亲眼看看一个老头坐在那儿干一件拼装德国斯泰尔1500A/01型军用车模型这样孬的事到底是怎样的惨状。而且我也从没见过客厅什么样子。我总是直接穿过院门下地窖就开溜了。
我朝拐角移动，一声不吭，以猎人和采摘者惯用的方式，但这次所有频率的信号接收器都打开着，客厅里一有动静我就能在杜塞尔多夫缓过神之前溜之大吉。我朝里张望，看见杜塞尔多夫专注的背影在一张摆满模型工具的大桌子跟前。我把视线在房间里延伸，目及的一切让人意外到了几乎震惊的地步。杜塞尔多夫的客厅就是个战场。名副其实。他的客厅里正上演着一场战役。有五六十平方米。我的战争知识并不丰富，但我还是马上几乎肯定地认出这个战争场景来自二战。杜塞尔多夫客厅里的场景中的色彩和图案都和我迄今为止脑子里想象的二战场景吻合。杜塞尔多夫在他房子最大的房间里建造的景观，丰富的细节展示着真实，以及它迷人的疯狂。它包含了一座小城及周遭。我看到公建、住宅、铁路线、开阔地，江流或运河对岸，沿着客厅的大窗户有一些农庄。还有树、路灯、消防栓，所有真实世界中有的设施杜塞尔多夫客厅里的非真实世界中都有。这无疑是一座真实城市的复制品，我想。这就是它曾经在二战中的样子。城市中逡巡着士兵。他们站在屋角、火车车厢和其他交通工具里，以及许多别的地方互相射击。是冬天。到处都是雪。模型雪，但已经相当逼真。车辆在雪地上留下辙迹。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这是封冻的二战一景。我心里知道，所有细节都与曾经充满这座城市的现实完全吻合。坦克车、供给卡车、士兵，以及其他一切涂装的方式都告诉我这一点。残碎的墙灰掉下来，沿墙角堆成堆。烧毁熔化的车骸躺在那儿掩护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有的举着枪，有的只是坐在那儿养精蓄锐。一辆拖着巨炮的火车头脱了轨，有人努力用一架吊车让它复位。我目测这儿有一百多辆交通工具，外加三四倍数量的士兵。建造这些一定经年累月，我想。杜塞尔多夫用自己生命中的数年时间重现了这个二战中的冬日场景，我想到的是：崇敬。
不好意思，我站在那儿端详着模型场景几分钟后平静地问，这是什么？
杜塞尔多夫转身面对我。他看看我，看看傻乎乎地从我一侧的胳肢窝下面捅出来的金三角，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自己的战场。
突出部之役，他说，1944 年12 月。更精确地说，从那年的圣诞夜开始。城市名叫巴斯通。我父亲是那天死的。他是开着这样一辆车被射杀的。杜塞尔多夫举起他正在拼的车。子弹击中他左边的太阳穴，当时他正开车去向曼陀菲尔将军(4)汇报战况。时间是两点二十分。早晨下过雪，一小时之后又开始密集地下起雪来。突出部之役结束之后就没有人再相信德国还能翻盘了。战争大局已定。
杜塞尔多夫又坐下。他继续涂装起车某处的一个小部件。
我又看向场景。画面中，或场景中，或不管人们现在怎么叫它，教堂和火车站的大钟都是将近两点二十分。杜塞尔多夫在建造自己父亲的死亡。即将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一切，我注意到正是这一点让我感触颇深。他重构了一个即将发生、同时又已在数十年前发生了的事件。
我很遗憾，我说。
没事，杜塞尔多夫说，很久以前了。我从没见过他。但这个时刻。我和他幸存的朋友聊起过。他们说是两点二十分发生的。他死的算是什么时刻！这算是什么该死的时刻！
或许并不那么重要，我小心翼翼地说。
我想你错了，杜塞尔多夫说。
好吧，我说。
杜塞尔多夫继续上色，我觉得溜回森林的时刻迫近，但我却没有走，而是让我自己惊讶地说我父亲也死了。
对了，我的父亲也死了，我说，他是今年春天死的。
听上去很伤感，杜塞尔多夫说，他是个好人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非常了解他。但他活着的最后几年都在给马桶拍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
我觉得听上去挺好，杜塞尔多夫说，你不该让他死。
是的，我说，我不该让他死。
我得到一杯雪利酒，坐在杜塞尔多夫的模型桌对面，看着他上色。他用镊子举着后车轴上的一枚塑料小配件，用一把小刷子刷着泛白的绿色。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战争第一阶段时驻扎挪威。就在这里，奥斯陆。他邂逅了杜塞尔多夫的母亲，和她跳了几场舞之后，偷偷藏进树林里，让她怀上了孩子。之后他被调回家乡，1944 年深秋又辗转去了比利时。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长官，德军需要最优秀的士兵参加突出部之役。这次战役被认为是扭转不利战局的最后机会。他祖籍是杜塞尔多夫(5)，自从几年前挪威起名规范放宽以后，杜塞尔多夫就选择使用这个名字。他很为自己是德国军人的儿子而自豪，他说。并不因为纳粹有什么好，而只是单纯因为这个事实本身。我的父亲是位德国军人，他说，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但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比其他士兵更坏。恰恰相反，我有理由相信他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和其他几百万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必须为出生在某个既定的历史时刻承担后果。既然我从未见过他，我就决定纪念他一下。我建造了这个场景来纪念他。这花了我六年时间。自从我老婆去世。她入土的同一天开始。我无法在她面前提起父亲。她不会愿意听的。我不得不总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关于母亲我也守口如瓶。我知道分寸。总有比一个女人怀上占领自己国家的德国士兵的孩子这件事更吸引人的话题可聊。直到我母亲死后，我才找到父亲的信，另外还有一封来自他的下属，信中告知他的死讯，以及事情的经过。所以我的母亲和老婆死了以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而我就想纪念我的父亲。我就快成功了。我经常想，这辆军车搭完的时候，我再完成我的父亲并上好色，我把他们放到整个模型中正确的位置以后，我就往我的脑门上打上一枪。有时候我想就在家里了结，但有时候我更想去巴斯通，在我父亲死去的地方下手。反正我也知道在哪儿。
杜塞尔多夫站起身，手里仍然拿着夹着塑料配件的镊子和刷子，走到战争场景边，指了指某处十字路口。就在这儿，他说，这里这个人，是他写信告诉母亲的。他指着残墙边一个跪着的小人。他叫莱纳。不错的家伙。他鼓捣模型飞机。他死了有三四年，之前我见过他几次。
杜塞尔多夫坐下继续上色。
但整个想法总有些讨厌的地方，他过了一会儿说，很可悲，也不算独特。所以我也不知道。再看吧。你怎么样？
挺好，谢谢，我说，我挺好的。我和一头驼鹿一起住森林里。离这儿不远。我有个帐篷。
他看看我。
我能问你为什么住在森林里吗？他说。
我不喜欢人。
这没什么可说的，他说，放下刷子向我伸出手。
杜塞尔多夫，他说。
多普勒，我说。
国家队迎战西班牙队的前一天我老婆到帐篷里来找我，她说她需要休假，她和她的女朋友一起订了罗马的长周末。
罗马，挺好，我说着，脑子里飞快地出现了一连串画面：万神庙、竞技场、红衣主教们一边荒淫无度一边思考着女人是否有灵魂的问题，当然还有尼禄大帝，他杀了身边所有的人并任由整座城市化为灰烬。他肯定也不喜欢人。
十二月去罗马，我说，不冷吗？
不冷，我老婆说。
好吧，我说，好主意。那孩子们呢？谁照顾他们？
你照顾他们，她说，娜拉的班级周四要开家长会，格雷古斯周五得带水果去幼儿园。
水果？我说，我到哪儿去弄水果？行不通。我有个帐篷要管。另外还有一头小驼鹿。
我不是来问你的，我老婆说，我是来通知你的。不管行不行得通，这是你必须做的事。
我们的女儿当然得叫娜拉(6)。我老婆是个易卜生痴，对于戏剧来者不拒，她完全没有标准，看什么都好，认为什么都好。她认为这出戏好就因为它是出戏，因为戏剧就是好，我们女儿就得叫娜拉因为娜拉代表了我们最早的妇女解放意识。对我来说她叫“建筑大师索尔尼斯”(7)都无所谓。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当时我太聪明了。我们俩都认为娜拉完美极了，虽然我老婆的“认为”肯定比我的更完美一些。
现在你成了娜拉，我不假思索地说。
你说什么？我老婆问。
你离开男人和孩子，我说，你成了娜拉。
不，你才是娜拉，我老婆说，你一年半之前就抛开一切了。
我才不是娜拉，我说，我是非洲。
有病就得看，我老婆说。
对了，你还好吗？我试着问，吃得够多吗？身体都好吗？
有病就得看，她又说了一遍。
我老婆走后邦果生了很久的闷气。我猜他可能是吃醋了。他把我老婆视作情敌，这大概也是事实。但老婆和伙伴是有天壤之别的，我解释说。我和她结婚了，所以必须和她保持关系，当然我也喜欢她，我说。但我们是朋友，我们永远都会是朋友，我会跟你说许多我永远不会对她说的话。别害怕，我一边说一边顺他的毛。
你和我，邦果。
我听见宇乐沃球场传来国家队和西班牙队比赛的声音。好奇心驱使我爬上山坡，试图窥看一下比赛现场，但我只看见一丝跑道和一边球门的一小角。我看见有球进门，从声音中可以判断这并不对挪威有利。之后我两次听见同样的声音，明白比赛已经结束。好吧，挪威队去不了葡萄牙参加欧洲杯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你认为呢，邦果？我说。搞清邦果的想法不太容易，真的很难知道，他把底牌牢牢握在胸口，关于他对国家队教练山姆的真实想法滴水不漏。就说说你喜不喜欢他，我说。但他只是沉默。你觉得他是个光芒四射的万人迷还是应该直接去死？我说。没有回答。那我宁可相信你认为他应该去死，我说，我说错了你要纠正我。有点吓到我，我说，你表面上那么善良、温柔、友好，但心里却藏着这么重的怨念。你得反省反省，我说，我们都得反省反省。我就两边都反省着呢。但你整天这么诅咒国家队主教练山姆，这让我有些惊讶。说你不怎么喜欢他还比较容易理解，但要他去死……
好吧好吧，为什么不呢，你自己最清楚了。
我到最后一刻才去幼儿园接我的儿子。一整天我都忧心忡忡的。我该对他说什么？我该怎么解释最近半年里我都住在只有三四公里远的地方，却从来没和家里联系？我选择了森林。我选择了安静地和驼鹿们一起留在森林里，而不是回家和他、姐姐，还有妈妈在一起。我选择了森林，而不是工作，或者比方说去时髦俱乐部(8)购买一打卷筒纸和特大瓶装的令特舒(9)，这样全家的小腹每时每刻都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另外还有对折的乐高、落水管清洗剂、高压水管和出门时的热狗。格雷古斯爱死时髦俱乐部了。但现在我的会员卡肯定过期了，我还选择住在森林里，再过一小会儿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就得跟他解释。我选择了森林而不是时髦俱乐部，以及所有和家人住在挪威首都就必须去的地方。这当然是三岁的孩子难以理解的，或许他已经四岁了，我意识到他已经四岁了。住在森林里的日子如白驹过隙。但是他还是不会理解。还会半夜醒来问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时髦俱乐部的他仍什么都不懂。我站在幼儿园大门口的时候还想着，解释是个大麻烦。
其他孩子都被接走了，格雷古斯见到我的时候哭了起来。幼儿园阿姨认不出我，我也认不出她。她要我证明身份，这个我做不到，因为我早就不带身份证了，但我还是那个老好人多普勒。她要是想听，我可以讲给她听去年圣诞节晚会上的趣事。格雷古斯还在号啕，尾声是我拿出把刀来打算刮胡子，但幼儿园阿姨拦住我，并且给我老婆打了电话，电话中我得知她正在去万神庙的大巴上，她一边坐车穿过罗马古老的街道一边证明：我留了胡子，而且邋里邋遢跟野生的似的。
格雷古斯冷静下来，我一边领他往家走一边试着问些关于幼儿园寻常事务的正常问题。而他，就想知道我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奇怪。我说了实话，我现在暂时住在森林里的帐篷中，我留胡子只是因为这样比整天刮胡子来得方便。我还说几年后他也会长胡子，但他只当我胡说八道。
我们在家见到了娜拉，她对我模样的反应也很大。我说我想把格雷古斯带回帐篷去，让他和我一起留在那儿直到他们的妈妈从罗马回来。当然也很欢迎她加入，虽然我知道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她像我预料的那样拒绝了。她要完成一个关于托尔金的作业，她想用整个周末来润色。我注意到她的聪明，并试着鼓励她别学习了，应该搞个聚会。想想你能办个多欢腾的聚会呀，我说，独自在家，万事俱备。你能邀请整个学校，我说，彻底放松，让大家抽烟、搞破坏、跳舞，尽情开心。年轻的时候需要一点这样的聚会，我说，需要这样在未来一生中都可以挂在嘴边的聚会，它们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后回想起来一场疯狂的聚会远比作业成绩来得让人满足，我说。但这些话她不信。那总能搞个小聚会吧，我说，上帝呀，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姑娘。整个房子都是你一个人的。这是多大的礼物呀。第二天你还能来帐篷醒酒顺便吃点鹿肉。她只是看妖怪一样看着我。
我希望你今晚没打算去参加家长会，她说。但我说我正是这么打算的。她妈妈让我去参加我当然得参加。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提一下的吗？我问。你对老师满不满意？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启发？来月经时停不停体育课？
她像看妖怪变身一样看着我。
你要是不去开会我会非常感激的，她说。
我去开会了。一是因为我老婆让我去，还有就是我不想之后听人说娜拉的爸妈对她漠不关心。家长会安排得非常聪明，让人于心不安。黑板上写着待议事项，课桌上贴着写有名字的纸条。我坐在娜拉的座位上，靠窗第一排，虽然这座位大概是十年前按照当时的条件安排的，但我还是有些绝望。我猜一定是娜拉觉得坐在这儿做最聪明的那个很棒。班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开始说这个班是她执教以来带过的少数几个成绩最好的班级之一，她列举了他们的课程，还说到了即将开展的去波罗的海的班级旅行。尽管这个班在大课间休息时卖瓦麸饼已经卖了一年多，但还需要每人出三千克朗。她知道钱收得有点多，所以也是自愿参加，但他们既要去塔林(10)又要去维尔纽斯(11)，这两个城市能学到的东西可不少，这我懂。这个地区的历史名胜相当丰富，许多关于二战和苏联的知识，这样的旅行对如此优秀的班级来说犹如一座金矿，因为回来之后他们可以受益很久。他们可以写作文、画图表、制作拼贴，另外还能建立起与生活的联系。
提到了饮酒的问题。我举起手建议或许可以允许学生喝那么一点，但别的家长不同意。拜托，我说，就让学生放松一下嘛。让他们喝个不省人事，勉强在破晓时分摸索回旅馆。用保护我们自己的方式保护他们，这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但我没有得到任何理解。相反，我觉得所有人都认为我的话闻所未闻，我就是个外星人。事情就是这样。到处都是自行车头盔和各种预防措施。反正我女儿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不以为然地说，而别的家长全都把头扭向一边。
我还随口提了一句，我认为以物易物的经济模式应该列入教学计划。应该鼓励孩子交换物品和服务，而非一切花钱购买。这关系到地球的未来，我说。因为并不是人类拥有地球，我说，而是地球拥有我们人类。花花草草都是我们的姐妹，还有马、大老鹰，更别说驼鹿了，它们都是我们的兄弟。人们怎么能买卖任何东西？谁能拥有空气中的温暖和树梢上风的声音？树枝里的汁液储存着史前生命的远古记忆。潺潺的溪流浸润着我的父辈以及他们父辈的声音。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脚下的土地饱含着我们祖先的灰烬，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即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随地吐痰也就是吐在我们自己身上，顺便说一下，我说，既然现在我在发言，在座有没有人愿意用水果换点鹿肉？我从包里拿出两三公斤来，往课桌上一扔。都是好肉，我说，熏过的，好着呢。我只要换一把香蕉，还有其他适合幼儿园孩子的水果。直到我们出门之前都没人抓住机会。这时娜拉最聪明的朋友的父亲朝我走来，说他想要肉。他驱车带我去加油站买了一口袋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送我回家。他指出我的模样变了，并且小心翼翼地问我最近在干什么。他肯定从他聪明的女儿那儿听到只言片语。我搬到森林里去住了，我说，我辞职并搬进了森林，因为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他点点头。森林很叵测啊，我下车的时候他说，小心点。你错了，我说，森林温和而友好。叵测的是海洋。还有山。但森林是可以预见的，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不容易迷路。无论如何都不能信任高山、大海和人类，我说，但可以毫不犹豫地把生命交到森林手上。因为森林倾听并理解，我说，森林从不拆除，而是不断修复，让万物生长。森林明白一切并包容一切。
好吧，好吧，他说，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
还是你自己小心吧，我说。
我进家门的时候，娜拉已经让格雷古斯躺下了，她自己坐在那儿看电视。一部纪录片，讲所有参加《魔戒》电影制作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工作结束了，他们非常痛苦地彼此怀念，有些人甚至很沮丧，失去了投入到新项目中去的动力。看得出娜拉听了这话很难受。但听到演员们复述化妆车或影棚里的疯狂举动和美好对话，她还是会心地笑了。拍戏不总是莺歌燕舞。他们经常得破晓起床，为安装霍比特人的大脚站上几个小时，还有那个导演彼得，总是孜孜不倦地启发每个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既聪明又重要，他自己同时背负着全世界托尔金迷的重望，要把伟大的故事用最炫目的方式呈现出来。彼得，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人。他长得虎背熊腰，为人正直友善，天赋异禀却又平易近人。我肯定赶不上他。没有比导电影这种事更不适合我的了。我想象这样的人必须拥有玻璃般透彻的视野和经年累月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能量，这样的人还要有能力组织一大批人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质，哪怕他们对于全局完全不具备同样的预判能力。具有这样品质的人不亚于疯子。我要做导演演员们肯定恨死我，我也会恨死他们。我就是没法认真地接受这样的故事。不存在的怪兽之间的打斗。什么玩意儿！我会创造一种可疑且可恨的氛围，电影会变成可疑且可恨的电影。得不了奥斯卡。也不会有聪明的未成年人来排队买首映式的票。
《魔戒》或任何世界上的其他电影不是由我执导真是件大好事。人都很厉害，我突然意识到。人能做事。世界会继续在我身边聪明下去，而我的聪明到此为止。家长会怎么样？娜拉终于问道。
很好。我听说你们要去旅行，我说，带劲啊。
她点头，电视上丽芙·泰勒正在教精灵语。还挺难的，这下我们知道了。这是必需的。这不仅是一门无人使用的语言，还是一门只存在于一个勤奋的英国人天马行空的幻想中的语言。
精灵语是非常美妙的语言，娜拉说。
毫无疑问，我说。
可以表达许多别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她说。
比方说？我问。
比方说我爱你，她说，挪威语听起来装腔作势，英语又太一本正经，但用精灵语说出来就非同凡响。
这很有可能，我说，但你这个年龄的人多咱说一回“我爱你”？我问。
这你就不知道了，娜拉说。
不知道，我说，所以我才问呢。
年轻人也能爱上别人呀，她没好气地说。
那能爱上谁呀？我问。
譬如男朋友，娜拉说。
哈！我说。
或者彼得·杰克逊，她说。
我的屁股都乐歪了。
我极不情愿地在家过夜。计划本来是趁格雷古斯入睡后用背袋背他到帐篷，但聪明的娜拉阻止了我。现在他们俩都睡着了，我有些心悸，想着可怜的邦果不知道我在哪儿。小驼鹿一定东蹿西跳寂寞难耐。他也进不了帐篷。他又没有手。驼鹿的能力是有限的，做不了精细活。
除了擅闯杜塞尔多夫家和仅去过几次宇乐沃体育场的易卡超市，我已经有六个月没在房子里待过了。完全没有怀念的感觉。我心浮气躁地到处转悠。往包里塞我用得着的工具和干货。看看电视，像以前一样一大堆精选网球赛、犯罪现场模拟、多少有点虚构的关于人们喧闹生活的纪录片。看电视成了收集我为什么不喜欢人的参考资料。电视本身关注的就是我们身上惹人讨厌的一切。那些在现实中已然让人难以接受的人类特质，一上电视更是昭然若揭。人在荧幕上就像白痴。在电视上哪怕是我也会像个白痴。
人类的一切我都敬而远之。
在森林里跌倒之前我都在家和家人们一起度过夜晚。我总是讨厌安排闲暇时的活动。因此几乎每个夜晚都守在家里。我们吃饭，看看儿童节目，让格雷古斯就这么坐在电视机前，然后翻翻那些多少有些让人受刺激的报纸，直到时钟告诉我们该是上网付账的时间了。总是有成堆的账单。电费和民用事业费，电话费、报费、水管维护费和幼儿园的学费，还有坚持为我们送六十四卷卫生纸上门的挪伯格网球俱乐部会员。我们喜欢这样。楼上的那些老人靠网球俱乐部组织维持着精神头。当他们交不出会费或没法保持积分的时候就开着车为邻居送卫生纸。这成了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得以维持生计，而我们得到了擦屁股的纸。而现在，我面带一丝邪恶的微笑，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付账单。我再也不需要支付一张账单。不管是网上支付还是其他方式。我要靠交换和偷窃在森林里生活。我离开以后，我的生命归森林所有。这就是我们的契约。
我在沙发上和衣而睡，不一会儿就被门廊里的响动吵醒。门锁簌簌作响。我着迷地从沙发支起身，倾听学习着这项技术。过了几分钟，并没有发出大动静，一个男人闯进房间。他开了一支手电在屋里摸索。过了很久他才看见我。
晚上好，我说。
他吓了一跳，但马上镇定下来。
好吧，他说，你不必害怕。我不使用暴力。我立刻就走。看，我现在就走，他说着就朝门廊走去。
进来吧，我说着，走进厨房烧水煮咖啡。
咖啡？我喊。
谢谢好意，他说，但我不知道。我大概应该继续赶路。
跟我一起坐会儿吧，我边说边伸出手。
我叫多普勒，我说，安德雷亚斯·多普勒。
我看得出他认为情况不妙，但最后他还是伸出了手。
罗格，他说。
只有罗格？
姓我不太好说，他说，但大家都喜欢叫我铁人罗格。以前我跟铁打交道。
厉害，我说。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他问。
知道，我说。
那你也不防着我？他问。
也就跟防着大多数别人一样。让我看看你进门用的工具。
他拿出一串大小不一的撬锁器，挂在大一点的钥匙环上，钥匙环又挂在一个可伸缩的滑雪登山扣端头，就像阿尔卑斯山上滑雪缆车里常见的那种扣。这是个在外熬过冬夜的家伙，我想。
咖啡里加东西吗？
不用，谢谢，他说。
要不要来点口味更重的？我问，并希望地下工作间里的那瓶工业酒精还在。
工作的时候不喝，铁人罗格说。
别闹了，我说，拉倒吧，去他妈的工作。可是特纯的好东西。
他看看表。
那就来一点点，他说。
工业酒精还在老地方待着，我给我们俩都斟上。
那你就在外面偷东西咯，我说。
是的，罗格说，我喜欢这片区域。很多值钱的玩意儿却没什么警报器。再上去就是老保守们的地盘了，到处都是警报器，但这里的人都投社会主义左翼党的票，他们泡在钱里的同时相信人性本善。对我来说这种组合真是求之不得。你住在这儿？他问。
怎么可能？我说。
那好吧，他说，但你在这儿过夜？
正是这样，我说，我以前住在这儿。我老婆和孩子仍住在这儿。
离婚了，他点头说，很遗憾。我完全理解。
没有，我说，我们还结着呢，但我搬到森林里去了。我和一头小驼鹿一起住在帐篷里。
哦，他说着又看看钟。
我又斟上咖啡和工业酒精。
说说你的职业，我说。
没什么可说的，他说。
这我不信，我说，你穿墙入室盗窃财物，一定有许多可说的。
这个嘛，他说着呷了口酒，我试着干得干净漂亮。我会事先作好调查，只去我知道有油水的地方。不碰私人物品。不搞破坏。我知道家里被贼搞得天翻地覆有多糟心。我认识这么干的人，但我自己从来都跟这样的行为保持距离。对了，我抽根烟没事吧？
尽管抽，我说，老婆在罗马。
我又沏上一壶咖啡，拿来烟灰缸，想再给他斟酒。
不知道我该不该再喝了，他说，我开车。
你就叫个出租车吧，我说，就一次。明天再来取车。地铁坐到宇乐沃体育场，过天桥。很方便。
是呀是呀，罗格说，那就来吧。
那钱呢，我说，我猜你都用来嗑药了吧？
你这就没劲了，罗格说，你把所有入室盗窃的贼都一竿子打死了。我不碰毒品。和你一样，我也有家。但我命不好，没受过什么教育，简历上也没什么亮点。而且我也不愿意听人使唤。我能找到的工作不多，找到的我又不喜欢。我还试着避免有压力的环境。除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也没什么别的选择。我干得还挺开心。挣到不少零花钱。大部分人都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事实证明罗格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他教了我一点撬锁的技巧，以及其他入室绝活。我们喝得越多聊得越欢我就越喜欢他。工业酒精喝光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还有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特别是对自由、森林和大地的向往。谈到信仰罗格一直认为自己会像父亲一样患上前列腺癌，他说这个他不喜欢，但他不久前在哪儿读到说，男人要是每个月射上二十到二十五次，患病的风险就能大幅降低。所以他总是“到处留精”，而且他还发现他特别喜欢射在那些本来不是用来挨射的地方。实际上什么都成，他说，书和杂志、陶器，什么都成，最好爱人还能在一边看着。罗格在他公寓里射得到处都是，她还照样笑嘻嘻。
天快亮的时候我问他看上这房子里什么东西了。
你们有一套翩美(12)组合音响，他说。
没错，我说。
翩美好东西啊，他说，瑞典最优质的高保真。
你打算整套都顺走？我问。
是这么打算的，他说，车就停在拐角那儿，我想搬个两三趟也就搞定了。
扬声器也要？
是呀，他说，Audiovector 也是好东西。丹麦品质。周围好多人都有北欧生产的高保真设备。这都是钱呀。你自己想想，在我们这种国家，以我们的工资水平生产这种质量的产品成本多高。肯定贵呀。但一定很好。因为你们现在听巴赫还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用亚洲的产品肯定不够爽。就是差那么一点。你们就想要那么一点额外的。这么着几千大洋就哗哗地没了。
你最想要哪个设备？我问。
当然是那部CD、DVD 组合播放器了，他说。
拿走，我说，反正你一晚上的工作也被我搅了。因为我你颗粒无收了。你就把它拿走吧。
不行，他说，你太客气了，我不能要。
能要，能要，我说，拿走吧。我老婆喜欢听广播，所以这个我不太好送你，听广播离不开功放，要是没了扬声器就更荒唐了，但CD、DVD 播放器你尽管拿。要是你能连我儿子的DVD 收藏一起统统拿走我就更感激不尽了。品种齐全，有《巴布工程师》《企鹅家族》《天线宝宝》《火车头托马斯》和许多其他精品。我保证它们能启发任何一个现代儿童。你大概也有孩子吧？
我有两个，罗格骄傲地说，还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并从钱包里拿照片给我看。
好样的，我边说边找来CD、DVD 播放器的包装盒，以及保修单。
我给罗格描述了一下我帐篷的位置，他保证他会上山看我，他走后我就站在阳台上冲出租车挥手直到它拐弯离开视线。
不久格雷古斯就醒了，像往常的早晨一样，在去幼儿园之前下楼看动画片。
很遗憾，格雷古斯，我说，今天没有动画片看了。半夜来了个贼，把DVD 播放器和你所有的动画片都偷走了。
他当然哭了起来，他还坚持要我打电话报警。我毫不犹豫地拎起电话，用夸张的动作假装拨了报警的号，让格雷古斯听明白对话内容。他们没有捉到贼，但他们派出了大队人马，我挂上电话后对他说，我认为这个贼是个好贼。有点像豆蔻镇的强盗(13)。心地还是善良的。就把DVD 播放器给他吧，我说，他一定比我们更需要它。你可以开始攒钱买个新的，我说，你很快就长大了，那些动画片也就过时了。别垂头丧气的了。把这一切看作希望，就像打开了一个出口。就是那个梦，我说，某个早晨以我不知道的方式钻进我房间的梦。(14)就是现在，格雷古斯，我说，就是今天。
我把格雷古斯和水果送到幼儿园之后，一路小跑回森林，让邦果看看我。他浑身湿透筋疲力竭地躺在帐篷外。我说这是不可抗力造成的，绝不会再发生，但邦果很失望很难过，一直执拗地赌着气，我在篝火边哼着从我们丰富的民乐宝库中精选的老歌抚摸了他一个多小时后才把他的毛捋顺。之后我们都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下午，我们不得不赶在关门之前跑步去幼儿园。我既无暇也无心把邦果拴在森林边缘，所以他一直跟我到山下。我为迟到道歉的时候幼儿园阿姨眼珠直转，但我还是飞快地收拾起格雷古斯的东西，避开冲突优雅脱身，反正我觉得挺优雅。这位是邦果，我们和幼儿园之间拉开一段距离后我对格雷古斯说。他虽然是头驼鹿，但并不影响他成为我的好朋友，所以也是你的好朋友，我解释道。他们很快就融洽起来，格雷古斯和邦果。他们智力年龄相当，我们沿着山坡向上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东躲西藏起来。格雷古斯累了就坐到邦果背上，我在前面用根绳子牵着邦果。从远处看我们大概就像个《圣经》典故。约瑟夫、一头样子有点奇怪的毛驴和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不点玛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