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整天都不停地哼着一首歌，就是想不起歌名来。我心情极好，愉快地把树皮从图腾树上砍下来。树皮在我围绕着大树马不停蹄地工作、哼歌、吹哨的森林里漫天飞。晚上副歌的片段才冒出来，我无疑是唱了很久才在一头冷汗下意识到，我念念不忘倒背如流的是《穿睡衣的香蕉》的主题曲。哪怕在森林里我都躲不过儿童文化的毒箭。就像一种疾病。通过听觉传播蔓延。只要稍许暴露在传染源中，就足以遭到病毒对脑部的无情攻击。几个月之内它都隐藏在那儿，患者完全察觉不到危险的存在，然后突然它就爆发出来，露出真实面目。余下的夜晚成了一场我和《穿睡衣的香蕉》之间的战争。我试图阻止歌曲入侵，但它却不停地反攻回来。一旦我放松警惕就又哼了起来。我就像中了邪一样。就像我许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主角的手着了魔要杀他。最后他用一把电锯把它锯了下来。他用健康的手举着电锯，用嘴扯起拉线开关，把魔手锯了下来。
我用木炭勾勒图腾柱的草稿。最下方我要造个两米的基础，我想之后要埋到地里去。地面上方需要一个半米高的底座，之后是个大约两米高的蛋，其实是个节奏蛋，但这是用肉眼看不出来的，除非了解父亲的人，不过就像我提到的那样，没人了解他，所以也就没人能看出来。偶然经过的看客会以为这是个普通的蛋，这我可以接受。节奏蛋顶端坐着我的父亲，腿举到脸颊，双手伸展在两边。父亲的头顶上坐着我自己。骑着自行车。这是我一边画一边想出来的。自然而然地浮现脑海，我想为什么不呢？我要亲手雕出一个我骑车的形象，顶在我父亲头上。这得多美呀。我头上还得有个微缩的邦果，直立身子眺望城市。把这棵巨大的树怪驮到老巢之后，他当之无愧。无论如何他都当之无愧。就因为他是邦果。但在他实实在在地以自己几公斤肉为代价把图腾树搬到这儿来以后，他的加入已经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必须的。
两米基础加半米底座加两米节奏蛋加四米父亲加两米骑车的我加邦果。这就是大约十一米的图腾柱，九米在地面以上。开工。
既然这是我第一个图腾柱，我对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雕出来也没什么实际的概念。开始我以为几天就够了，顶多也就个把礼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把工期无限延长了，并意识到可能得搭上整个冬天和春天。在这段时间里，玛丽谷来的斧子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用其中的一把来打大稿，另一把精雕细琢。很快我就有了新的需求：铁爬梯和锉刀，以及为数不少的砂纸。邦果在这个阶段非常碍事。我雕刻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地绕着我打转。我试着跟他解释，他已经尽了本分。没有你我永远也不可能把这棵树弄回老巢，我说，你是这出戏里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你是头驼鹿不能摆弄工具又不是你的错。进化的火车行驶了几百万年。许多年前我们共同的祖先突然决定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成为我祖先的那一拨儿拿起了工具，而你的祖先作了不同的选择。就是这么回事。之后可能会有人说风凉话，说他们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但这个谁又说得准，我就觉得不管怎么说你们驼鹿出落得还不错。我觉得你们干得不赖，虽然头开得挺惨。但邦果就当耳旁风。他觉得我站在那儿整天雕来刻去的忒无聊，他要引起我的注意。他在图腾柱上跳上跳下，动作夸张而花哨。他还朝着树横冲直撞，试图撞断它们。消停点，邦果，我说，我知道你觉得这很无聊，但我要纪念我的父亲，这个你得接受。你也得纪念一下你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不会阻止你的。而且我劝你别搞这些极限运动，我已经看到了苗头。最后有你哭的，或许更糟。每年有多少驼鹿或深陷泥沼或掉下悬崖就是因为一时大意。你只有这一次机会，我说，我不知道你们驼鹿信不信，反正我在这儿告诉你，要是你母亲给你制造了什么驼鹿有来世的幻觉的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是瞎掰。你现在在这儿，仅此一次。找死并没什么了不起。你给我记住喽。
三周之后我终于刻出了底座和节奏蛋，看上去还挺像底座和节奏蛋的。我还挺佩服自己，要是允许说出口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最擅长使斧子的人，但是我多少做到了。每天晚上，美餐一顿邦果母亲之后——如今厨艺也渐入佳境——我都精疲力竭地在帐篷中睡去。
邦果开始自己外出散步。早饭后他喜欢在老巢附近先晃上几个小时，然后就走远，不到天黑不回家。他鼓捣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估计也就是一些普通的驼鹿俗事，不值得我牵肠挂肚。他一定也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就像我一样。他肯定感到青春的叛逆冲动在体内撕扯挣扎，每天要在脆弱和坚强、诗意和庸俗的两极之间辗转几个来回。当然也会出现我难以帮他排解的问题。我可以给他一个安全的归宿，并让他知道有人爱着他，但他必须自己走出去遭遇这个世界。现实总是很残酷，哪怕对驼鹿来说。
一天夜晚结束工作之后，我带上邦果去看看杜塞尔多夫过得怎么样。说实话我有些担心。圣诞节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执着已经到了让人怀疑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否健康的地步。结果无论如何都很难是肯定的。但他打开门的时候我发现，发生了许多改变，而且这些改变有让我大吃一惊的潜质。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穿着得体大方，房间一尘不染。1944年的村庄依然摆在客厅地板上，但堆满模型工具的桌子已经清理干净。他非常诚心地把我们迎进屋，并且三下五除二准备好了夜宵。
你看起来不错呀，我说。
谢谢，谢谢，杜塞尔多夫说。
你的父亲完成了？我问。
父亲？他问我，就好像我会提到他完全是件很奇怪的事。
上回看你画他的脸来着，我说。
哦，对，杜塞尔多夫说，你还记得，真有意思。我早就把这事给忘了。
这个回答不禁让我警觉起来。我不是人脑及其中迷径的专家，但此刻却响起了一枚小警钟，我注意到了。
出什么事了？我问。
杜塞尔多夫沉默了。他往思特莱斯椅(1)上一靠，有些恍惚。
或许我们该说些别的，他说，感觉已经是太久以前的事了。
这很要紧，我说。
好吧，他说，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他闭上眼睛，好像在集中思想。
我画了，他说，我把我父亲的脸画完了。花了很长时间。但画得和他一模一样。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他。完全变成他的样子以后，我把他放到汽车里，把他放到街上。杜塞尔多夫对着地板上巨大的城镇模型点点头。我朝客厅转过头望去，他父亲坐在车里，看上去挺好。他正靠近那个命中注定的十字路口。市政厅的钟即将指向两点二十。即将发生并且已经发生。实际上是一幅非常震撼且清晰的画面。我挺敬佩杜塞尔多夫为他父亲做的一切。但看起来他好像因此消耗了不少心智。
还有呢？我问。
什么意思？杜塞尔多夫问。
你还做了什么？我问。
他犹豫片刻才回答。
我思前想后了一番，他说，但最后我还是去拿了手枪。我把子弹上了膛，躺倒在沙发上，把枪管塞进嘴里，但我没有扣扳机。我想反正也不着急，于是我就顺便打开了电视，因为遥控器就在旁边，我不用把枪管从嘴里拿出来就能换换频道什么的。我就这么躺着看完整个新闻联播，后面是《走遍挪威》。我已经很久没看《走遍挪威》了，所以就躺着把它也看了。你看《走遍挪威》吗？他问。
看过，我说，但也是很久以前了。
一定要看《走遍挪威》，杜塞尔多夫说。
是呀，我说，《走遍挪威》不错。
讲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杜塞尔多夫说，讲的就是你我。
就是这么回事，我说，讲的都是挪威人。目前为止还有挪威动物。大概特别想介绍一下挪威人和挪威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
还很温暖，杜塞尔多夫说，这是个非常温暖的节目。有什么特别感动你的地方吗？我问。杜塞尔多夫默默地点点头。
两个故事，他说。第一个，是一个芬兰女人，年轻的时候在南芬某处做过护士。第一个假期她决定徒步北上，去看看小时候课本上提到过的一座教堂。她把自己和教堂紧紧地关联在了一起，她认为教堂很美，一定要看看，于是便出发北上。最后一段路她决定坐大巴，她一个人在大巴上坐了很久，但这时上来个挪威年轻人，他问能不能和她坐在一起。虽然大巴几乎是空的，他却问能不能和她坐一起。然后他们开始聊天，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她决定放弃参观教堂跟他回芬马克(2)的家，他们在那里结婚生子白头偕老一晃五十年。节目中她又坐大巴回到了那座芬兰的教堂。这让她喜不自胜。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他们俩都还活着并相爱，如今她终于见到了这座如此吸引她并把她的生活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教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动。杜塞尔多夫说，假装脸上没有挂下几颗微小的泪珠。
你做了那么多，我说，你累坏了。
没错，杜塞尔多夫说，但还是……
我明白他的意思。一集好的《走遍挪威》确实是种安慰。在这样的情绪下，是会爱上这些与自己抗争的、可爱而无助的人。节目里还说，只要是挪威人，奇怪一点也没什么。我们挪威人全是些怪胎。既然大家都怪，怪就是正常的，所以结论就是我们都没什么奇怪的。只是挪威了点。
那第二个呢？我问。
是个西部的年轻人，他说，他自学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歌。这件事本身就挺别扭的，但他周围的人都接受他这么做并觉得他很聪明。节目里他的同学们轮流从一个杯子里抽纸条，纸条上写着不同国家的名字，之后他就演唱国歌，用的是原版的语言，并且嗓音还有些奇怪，因此格外动人。这个男孩让我把枪管从嘴里拔了出来，卸了子弹，杜塞尔多夫说，之后我开始只向前看。父亲就让他在自己的海洋里遨游去吧。对他我也尽心了。总有一天我会把整个城镇都清理掉。但现在就这样吧。实际上我都在想要不要打电话给这个男孩，问他有没有兴趣今年夏天跟我一起去坐“海达路德”(3)周游全国。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个狭长的国家尽收眼底，我还能学几首好听的国歌。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或许我不该只是想想就罢了。
要是我给《走遍挪威》打个电话，跟他们说说你的故事，你觉得会怎么样？我说。
杜塞尔多夫摇摇头，紧张地看着我。
他们一定会蜂拥而至，比任何时候行动得都快，我说，他们一定恨不得租个警笛。这会是一期完美的节目。一个不怎么轻松的德国孩子，如今用自己生命中一段不算短的岁月建造了这座模型，细节精准到几近脑残，还原了1944 年突出部战役中他的父亲在比利时这座小镇被射杀时的场景。不仅如此，《走遍挪威》节目还在一个阴暗的时刻救了他的命，结果他和一名前《走遍挪威》之星一起完成了一场美妙的挪威“海达路德”之旅。无与伦比。要是再提一笔，你有个住在森林里的朋友，经常带着他的驼鹿来看你，就可以直接送到蒙特勒(4)拿奖去了。所有给电视节目颁的奖都是你的。但这不可能发生，我说，因为邦果和我不能上电视，但你应该能上，要是你愿意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可以吗？杜塞尔多夫说。
只要你自己愿意，我说。
我想我大概是愿意的，他说。
那我就打，我说着站起身。我在电话簿上找到号码，让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总机给我转到《走遍挪威》栏目组。我给他们留了言，告诉他们杜塞尔多夫是谁，他做了什么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事，以及明天一早他们来上班后上哪儿能联系到他。我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实话实说，并且心里知道，说到故事，浓缩的总是精品，那些为《走遍挪威》工作的好人一定更清楚这个道理。
我继续雕刻。现在轮到我父亲了。我很快就放弃了把我父亲的图腾像做到形神兼备的念头。出来的是我父亲模式化以后的简约版本。本来就是象征主义。反正也比他的真实身材高大许多。坐着四米高相当于站直了八米，这身高是我父亲难以企及的。他身材普通，体形上完全没有过人之处。可以说，我把他放大了。我让他超越了自己。
一天早晨我们正吃早饭的时候，我听到帐篷外面有动静。我从缝里张了一眼，看到一条很眼熟的狗。是老保守的狗，我想，电光石火，那老保守也远不了。我一把抓起弓和一支好箭蹲到帐篷口。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了他在小树林里的轮廓。他去滑雪，并穿着星期天专用运动鞋——虽然今天不是星期天——背上还驮着个鼓鼓囊囊的包。
停下，你个老保守！我一边喊一边拉开弓。
他举起手说了句话我没听明白，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我是来讲和的。但当时我没听明白，于是就选择把它理解成一句威胁，他大概马上就要给他的朋友略文秀打电话，提醒他我违了规，这样略文秀就能派他的爪牙来拆我的帐篷把我赶出森林。这一切不能发生。我不能接受。我正在树图腾纪念我的父亲呢，我必须同时保护我和我父亲的利益。我拉紧弓弦，又喊了一遍让他停下，但他没有停。
这下他妈有你好瞧的了，我喊着，松手让箭飞了出去。很遗憾，事情过后我能这么说。我做了件不幸的事。因为箭头扎进了老保守的大腿，他倒在了地上。放个马后炮，我可以很轻松地说我不该这么做，但当时我很害怕，还很生气，于是就犯了错。这种做法在人类之间并不罕见。之前发生过，将来也还会发生。略文秀耳边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得从心爱的森林里滚蛋，还有邦果，还有图腾柱，永远滚蛋，这念头让我难以忍受，于是就射了他的大腿。其实我怎么都没想到我能射中。但我射中了，这下热闹了。他躺在雪地上，在下面的小树林里打滚。是我的问题吗？我想，脑子转得还算快，想明白是我的错，于是我就跑过厚厚的积雪，跟伤员取得联系。
我给你道歉了，我说，我以为自己射不中的呢。
他也没打算交流，也没打算谅解。他只是躺在雪地里用一种受到惊吓后的不快呻吟着。我摘下他的背包，拖着他回我的帐篷，让他躺到篝火旁。我把箭头拔出来，用伏特加清理了一下伤口，然后撕碎一件衬衣给他包扎。老保守一言不发，最后睡着了，我出门继续雕刻，留邦果和保守狗在那里磨合。我喜欢自己处理事情的无情方式。严格地说我应该联系卫生局，但我想到，我应该订个计划说服他让这件事止步在我和他之间。要是我把他撂到邦果背上直奔国家医院，事情马上就会变得复杂。在山下他们会对我刨根问底，结果可能是我要牺牲掉隐居山林的生活。难说执法者们会闻风而来，虽然我不可能是第一个失手射伤老保守大腿的人，但我心里知道不会得到同情和理解。
但幸运的是我们都是成年人，一定可以达成共识，只要让老保守再睡一觉，自己嘟囔一会儿。
晚上他醒了过来，向我伸手，自我介绍说他叫伯瑟·蒙克。伯瑟，我在嘴里品了品这个词的味道。听上去真是友好得要命。一定是保守派的阴谋之一，我想。他们给他们保守的孩子起好听的名字，这样他们的生活就会善待他们，尽管他们性情古怪并且腰缠万贯。
伯瑟喝了点水，吃了点鹿肉。我又给他清理了一遍伤口。并没有我起初担心的那么严重。伤口不深，看起来也没有伤到致命的神经或器官。他能自如地运动伤口附近的组织和肌肉。换句话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威吓。他被深深震撼了一次，但不会留下永久的创痛。
我不是来要求你搬帐篷的，伯瑟吃饱喝足后说，我来是因为上次从这儿回去以后的两个月里我想了很多。
是吗？我说。
你把我撵走后的第一天我非常愤怒，好几次差点直接给卡尔-奥都(5)打电话，让他来勒令你搬走，他说，但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发觉我越来越同意你的观点了。不管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只要你们觉得在短期或长期内需要住进森林里，你们就理所当然有这个权利。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说，我说。
你高兴我就高兴，伯瑟说，但这还没完。还有你说的那些物质造就的安全感，以及我扬扬自得的淫笑，我静下心来好好自省了一番，觉得是时候改变一下轨迹了。孩子们早就自力更生，不说满口话吧，我的大多数董事职能也都已经差不多闲置了。那些执行官的建议也都是顺水推舟，我们董事会上对彼此说的话在这十至十五年之内也说过上百遍了。长话短说吧，我试着劝我的老婆同意卖掉我们的房子，捐掉点钱，找件事情重新开始，但她认为这不是个好建议。她已经扎根了，用她的话说。花园很棒，风景又好，这个那个说了许多，反正她不愿意。但过了几个星期，我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对此平心静气，于是今天早上我咬了咬牙，决定搬到这儿来住一阵子。我想就住你附近。这样或许还能有个聊伴，或者各方各面照应着点，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说，我本来住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离人远一点，我担心这儿人一多我这方案的质量就要下降了。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能阻止你搬过来。这既是我的森林，也是你的。
是呀，不是吗？伯瑟说着，又昏昏沉沉地倒在了睡垫上。
我的森林，他迷迷糊糊地说着，再次沉入梦乡。
伯瑟睡着以后，我跳上滑雪板出去转了一大圈，来好好斟酌一下这新局势。难道我就不能一个人在森林里待着？一个迷茫困顿的老保守是我现在最不需要的。我走着走着气就不打一处来，当我遇到第五个顶着头灯锻炼身体的家伙时，我就爆发了。我一把把他摁倒在雪地上，扯掉他的头灯，以及挂在上面重得有些荒唐的电池板。这点电足够他顶着泛光走到北极的。这算什么事？我喊道，倒霉催的，都不能一个人晚上遛个弯想想心事不受顶着头灯气喘吁吁穿过森林的人打扰，我们活的这算什么社会？雪道和树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一定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说。运动员驯顺地点点头。那你肯定也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必须没收这个头灯，我说。他又点点头。很好，我说，我不想再看到你顶着灯在这里出现。而且我也不喜欢你走这么快。从现在起你要放慢速度。我们一言为定？他点头答应。之后我帮助他站起身，拍掉他身上的积雪，最后我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继续上路。
只要好好跟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他们自然就会记住。无论如何，这也算是种慰藉。美好的谈话没有消亡。其实在这片森林里，它只会格外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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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挪威EKORNES公司出品的系列坐具品牌。
(2) Finnmark，挪威最北部的郡，位于北极圈内，与芬兰接壤。
(3) Hurtigruten，挪威著名游轮公司。
(4) 指瑞士蒙特勒金玫瑰国际电视节。
(5) Carl-Otto Løvenskiold，1953年出生，略文秀家族的继承人，林主、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