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越来越擅长向父母撒谎。原则上讲，我说的并不是真正的谎话，但因为我不够强大，无法反抗他们那个一直很周密的世界，就只好假装接受它，与此同时我另辟蹊径，一旦父母的脸色变得阴沉，我马上就会回转过来。我尤其在父亲面前会这么做，虽然在我看来，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很有权威，让我晕眩，试图欺骗他，这令我既疲惫又痛苦。
正是他，甚于我的母亲，反复教育我不要撒谎。但和维多利亚姑姑见面之后，我觉得撒谎已经无法避免了。我刚走出大门，就决定假装如释重负，我跑向汽车，仿佛自己在逃离危险。我刚关上车门，父亲就启动了引擎。他用阴郁的目光瞥了瞥儿时生活的楼房，猛然启动了车子，他本能地伸出一只手，以免我的额头撞上挡风玻璃。有好一会儿，他在等我说些让他放心的话。一方面，我确实想这么做，因为看到他焦躁的样子，我觉得很痛苦；可我强迫自己保持沉默，我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会惹他发怒。过了几分钟，父亲一边留意路，一边用余光看着我，他先开口问我见面怎么样。我说，姑姑问了我学校里的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她还想知道我有没有朋友，我就聊了聊安吉拉和伊达。
“就这些吗？”
“对。”
“他问到我了吗？”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那你妈妈呢？”
“也没问。”
“整整一个小时，你们就聊了聊你的朋友？”
“还聊了学校。”
“那音乐是怎么回事？”
“什么音乐？”
“就是放得声音很大的音乐。”
“我没听到什么音乐。”
“她客气吗？”
“有点粗鲁。”
“她跟你说难听话了？”
“没有，但说话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我提醒过你的。”
“是的。”
“现在你的好奇心满足了吗？你终于知道，你和她一点也不像了吧？”
“是的。”
“过来，亲爸爸一下。你最漂亮了！原谅我说的那些蠢话好不好？”
我说，我从来没有生过他的气。尽管他在开车，我还是任他凑过来，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但我很快笑着推开了他，抗拒地说：“你的胡子扎到我了。”虽然我一点和他玩闹的心思也没有，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开开玩笑，忘记维多利亚。然而他反驳说：“你想想你姑姑的小胡子有多扎人吧。”我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维多利亚嘴唇上深色的汗毛，而是我自己的。我小声嘀咕说：
“她没有小胡子。”
“她有。”
“没有。”
“好吧，她没有，就怕你现在想再回去看看，她到底有没有胡子！”
我严肃地说：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2-
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她，那也不是一句真正的谎言，因为我的确害怕再和维多利亚见面。但我说出那句话时，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在哪天、几点钟、在什么地方会再见到她。甚至，我感觉我根本就没和她分开，她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还萦绕在我脑海里，好像那一切都没结束，而是正在发生。父亲一直在说话，想让我明白他有多爱我。可我满脑子却都是他妹妹的样子，我只听见她的声音，甚至是现在，我依然能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她的声音。我看到她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出现在我面前，听见她用粗粝的方言对我说：“把门关上。”她说完就转过身去，就好像除了跟着她，我别无选择。维多利亚的声音里，或许是她整个身体里，有一种不经过滤的暴躁，这种情绪瞬间击中了我，仿佛用火柴点燃瓦斯时，我手上感受到从火炉的孔隙里迸溅出的火焰。我把门从背后关上，跟在她身后，就像她用皮绳牵着我一样。
我们在一个充满烟臭味的地方向前走了几步，那里没有窗户，唯一的光亮来自一扇敞开的门。她穿过那扇门消失不见了，我跟上去，走进一间小厨房，立刻感到很震惊，因为厨房里格外整齐，却弥漫着烟屁股和垃圾的味道。
“你想喝橙汁吗？”
“我不想麻烦你。”
“你想喝还是不想喝？”
“想，谢谢。”
她让我坐到一把椅子上，然而又改变了主意，说椅子坏了，让我坐另一把。让我惊讶的是，她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从那个颜色有些发黄的白冰箱里取出听装或瓶装的橙汁，而是从一个篮子里拿了两个橙子，她切开橙子，开始往一个玻璃杯里挤橙汁，她没有用榨柑橘器，而是用手和一把叉子。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你没有戴手镯。”
我紧张地问：
“什么手镯？”
“就是你出生时，我送你的那只。”
自从我记事起，我从来没有戴过手镯。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东西，而我没有戴，可能冒犯到了她。于是我说：
“可能我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戴过，戴到一两岁，后来我长大了，镯子戴不上了。”
她转过身看向我，我把手腕伸给她看，向她证明我的手腕太粗了，已经戴不上新生儿的手镯了，可她竟放声大笑起来，她的嘴巴很大，牙齿也很大，笑的时候露出了牙龈。她说：
“你很机灵。”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怕我吗？”
“有点儿。”
“害怕很正常。即使不需要害怕时，也应该害怕，它能让你保持清醒。”
她把杯子放在我面前，杯壁上还滴着果汁，橙色的表面漂浮着果粒和白色的种子。我看了看她精心梳理的头发，她梳的那种发式，我只在电视上、老电影里和我母亲少女时代拍的照片里看到过，她的一个朋友当时梳的就是那种发型。在宽大的额头和深眼窝之间，维多利亚的眉毛乌黑浓密，像两根木炭。你喝呀，她说。我不想惹她不高兴，立刻抓起杯子，但喝这种果汁实在让我很恶心，因为我看见果汁是从她手心里流下来的，而且如果是我母亲，我会让她帮我把果肉和种子捞出去。你喝呀，她又说，喝了对你身体有好处。我喝了一大口，这时她却坐到了眼前的椅子上，几分钟前，她还说它不太稳当。她表扬了我，但还是用之前那种冷淡的语气说：“没错，你很机灵，你马上就找到借口，为你父母开脱，真不错。”但接着她告诉我，我全弄错了，她送给我的手镯不是给婴儿戴的，而是大人戴的，她很珍视那只手镯。她强调说，因为我不像你父亲，他很贪财，迷恋物质；我看重的不是东西，而是人，你出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把镯子送给这个孩子，等她长大就可以戴了。我还给你父母写了便条说了这件事——等她长大了，把镯子送给她——我把手镯和纸条投进了你家信箱里。你想啊，我要是上楼去了，你父亲和母亲俩冷血动物，肯定会把我轰走的。
我说：
“可能镯子给小偷偷走了，你不该放在信箱里的。”
她摇摇头，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什么小偷？你说什么呢？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喝橙汁吧。你母亲会给你挤橙汁喝吗？”
我点点头，但她没有在意我。她在谈论鲜榨橙汁的美味，我发现她表情变化特别快，鼻子和嘴巴之间的褶皱瞬间消失不见了，那些褶皱让她看起来很愠怒（就是这个词：愠怒），高颧骨下的那张脸，一秒钟之前，我还觉得很长，仿佛是一张紧绷在鬓角和颌骨间的灰色帷幕，此刻却恢复了血色，她变得温和了。“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她说，“每次到了我的命名日，她都会端一杯热巧克力到我床前，她把巧克力做成了奶油状，鼓得高高的，就好像往里面吹过气。你呢，你父母会在命名日给你做热巧克力吗？”我本来想说是的，尽管在我家没人庆祝命名日，也没有人把热巧克力端到我床前。但我害怕被她识破，于是我摇了摇头。她不满地摇摇头说：
“你父母不尊重传统，他们那么自以为是，才不会降低身份去做热巧克力呢！”
“我父亲会做拿铁。”
“你父亲就是个混蛋，算了吧，他还会做拿铁？你奶奶倒是会做拿铁。她会在里面放两勺打好的鸡蛋。他和你讲过我们小时候是怎么喝咖啡牛奶、往里面加蛋黄酱的吗？”
“没有。”
“你知道吗？你父亲是这样的人：好事净让他占了，他见不得别人一点好。如果你告诉他那是不对的，他就会把你抹去。”
她不满地摇摇头，说话的语气很疏远，但不冷淡。“他抹去了我的恩佐，”她说，“对我来说，他是最重要的人。你父亲会抹去一切比他优秀的人，他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他自以为很聪明，可事实上他从来都不聪明，我才是聪明的那个，他只是狡猾。他天生就懂得怎么让你离不开他。小时候，如果他不在我身边，我会觉得连太阳都消失了。我想，如果我不按照他想的去做，他就会离开我，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就会死掉。就这样，他一直在指使我，给我规定什么好，什么不好。告诉你吧，我天生就热爱音乐，我想当舞蹈演员。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的父母答应我，但你父亲认为当舞蹈演员不好，他不让我跳舞。对他来说，你只有一直把书捧在手上，你才配得起活在这世上，如果你不学习，你就什么也不是。他对我说，什么舞蹈演员，维多，你连舞蹈演员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好好学习吧，别再提跳舞的事儿了。那时，他做家教已经挣了些钱，他本可以帮我报一所舞蹈学校，而不是净给自己买书，他也只会买书。他没有帮我，他喜欢抹杀所有事、所有人的意义，除了他、他自己的事。他抹杀了我的恩佐。”姑姑最后突然说，一开始你父亲让恩佐相信他们是朋友，可后来却把他的灵魂抽出来，毁掉，撕成了碎片。
姑姑对我说了这一类的话，但说得更通俗，带着一种让我眩晕的亲密感。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摆脱了困境，又陷入了困境：遗憾、憎恶、愤怒和忧伤，各种情感在她心里泛起。她痛斥我父亲，用的都是我从没听过的污言秽语。但一提到那个恩佐，她就激动得不再说话，低下头，躲开我，很夸张地用一只手遮住双眼，匆忙地走出厨房。
我没有感动，只是觉得很紧张。趁她不在，我把一直含在嘴里的橙子籽儿吐到了杯子里。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我很羞愧，因为她辱骂我父亲时，我没有反驳。我想我应该告诉她，用那种方式谈论一个受人景仰的人是不对的。这时，音乐声悄然流淌起来，几秒钟之后，音量突然加大，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她大声喊我：“过来，贾妮！你在做什么，睡着了吗？”我立刻从椅子上跳了下去，走出厨房，走进昏暗的玄关。
没走几步，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很旧的单人沙发，地板角落里放着一把手风琴，一张桌子上摆放着电视机，还有一张小凳子，上面放着一台电唱机。维多利亚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在那儿，她自然可以看见我父亲的汽车，我父亲正坐在里面等我。她谈到那首音乐，但没有转过身：他应该听一听这首曲子，这样他就会想起来了。我发现，她正在有节律地晃动着身体，双脚、胯部和肩膀都有轻微的动作，我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的后背。
“我第一次见到恩佐是在一个舞会上，我们跳了这支舞。”我听见她说。
“那是多久之前？”
“到五月二十三号，就十七年了。”
“已经过去很久了。”
“一分钟也没过去。”
“你喜欢他吗？”
她转过身来。
“你父亲什么也没告诉你吗？”
我犹豫不决，她看起来很严厉，我第一次觉得她比我父母还要老，尽管我知道，她要比他们小几岁。我回答说：
“我只知道他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没有别的了？你父亲没告诉你，他是个坏人？”
我犹豫不决。
“有点儿坏。”
“然后呢？”
“罪犯。”
她脱口而出：
“你父亲才是坏人，他才是罪犯！恩佐是宪兵队的上士，他甚至对罪犯都很仁慈，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做弥撒。你想想，我一开始不信上帝，因为你父亲让我相信，上帝并不存在。但遇见恩佐后，我的想法就变了。他是这世上最善良、最正义，最有同情心的人。他的声音是那么优美，他唱歌是那么动听，他还教我拉手风琴。遇到他之前，男人都让我觉得恶心，遇到他之后，无论谁靠近我，我都会因为厌恶而把他赶走。你父母对你说的没一句是真话。”
我看着地面，感觉浑身不自在，没有回答她。她追问我：
“你不相信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宁愿相信谎言，也不愿意相信真相。贾妮，你的成长环境很糟糕。你看看你多可笑，全身上下都是粉色：粉鞋子、粉上衣、粉发卡。我敢打赌，你肯定不会跳舞。”
“我和朋友每次见面时，都会练习舞蹈。”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安吉拉和伊达。”
“她们也像你这样？”
“是的。”
她露出一个鄙夷的笑，她俯下身，让唱片从头开始播放。
“你会跳这个舞吗？”
“这是很早之前的舞。”
她突然抓住我的腰，紧紧搂住我，她硕大的乳房散发出阳光下松针的味道。
“你踩到我脚上来。”
“会弄疼你的。”
“踩上来。”
我踩到她的脚上，她带着我在房间里旋转，动作很精确、优雅，一直到音乐结束。她停下来，但没有松开我，而是继续搂着我。她说：
“你告诉你父亲，我带你跳了我和恩佐第一次见面时跳的那支舞。你就这样一字不差地告诉他。”
“好。”
“好了，够了。”
她用力推开我，失去了她的温度之后，我强忍着没发出尖叫，仿佛身体的某个部位一阵剧痛，我羞愧自己表现得那么软弱。她和恩佐跳完舞后，就再也不喜欢任何其他男人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想，她应该记下了那段无与伦比的爱情里的每个细节，或许和我跳这支舞时，她脑海里也在不断重温当年的每一个瞬间。和她跳完舞，我觉得很兴奋，连我也想这样爱一个人了，一见钟情，全心全意去爱。她对恩佐的记忆如此强烈，甚至连她骨瘦如柴的身体、她的乳房，她的呼吸都能传递激情，我的胃里感到一阵温热。我低声说了一句冒失的话：
“恩佐长什么样，你有他的照片吗？”
她露出欣喜的眼神：
“很好，我很高兴你想见他。我们就约在五月二十三号见面，到时我们一起去看他：他在墓地里。”
-3-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母亲小心翼翼，试图完成我父亲交给她的任务：想搞清楚我与维多利亚姑姑的会面，是否治愈了他们无意中对我的伤害，这让我一直都很警惕。我不想让他们中任何一个知道：我其实不讨厌维多利亚。我仍然相信我父母说的话，但我同时也有点相信姑姑的说法，但我尽量掩盖这一点。我很小心，避免提到维多利亚给我的感觉：那张脸让我很吃惊，那是一张肆无忌惮、表情丰富的脸，可以说很丑陋，同时也异常美丽，以至于现在我在这两个形容词之间犹疑不决，不知所措。尤其是，我很不希望我情不自禁流露的东西，比如眼中闪过的光，脸上浮现的红晕，会暴露我五月的约定。但我没有说谎的经验，我是一个家教很好的女孩。我摸索着，回答妈妈的问题我有时过于谨慎，有时又过于粗心，最后说出一些欠考虑的话。
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她问我：
“你觉得你姑姑怎么样？”
“她看起来很老。”
“她比我还年轻五岁。”
“你看起来就像她女儿。”
“别拿我取笑。”
“我是说真的，妈妈。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是当然，尽管我努力想要和她搞好关系，但我和她从来没成为朋友，和她打交道太难了。”
“我也注意到了。”
“她有没有跟你说一些很糟糕的事？”
“她不太好相处。”
“然后呢？”
“她有点生气，因为我没戴我出生时她送的手镯。”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但话已经说出去了，我满脸通红。我想搞清楚，提到那只手镯有没有引起妈妈的不适，但她的反应很自然。她问：
“是一只给婴儿戴的小手镯？”
“是一只大人戴的手镯。”
“她送给你的？”
“对。”
“据我所知，维多利亚从来没给过我们任何东西，连一朵花也没送过。但如果你想知道，我会去问问你爸爸。”
我很激动，现在母亲会告诉父亲这件事，父亲就会说，她们俩聊的不止是学校，不仅仅是伊达和安吉拉，她们也聊了其他事，乔瓦娜瞒着我们。我真愚蠢。我说，我不在乎那只手镯，然后用厌恶的语气补充说，维多利亚姑姑不化妆，不剃毛，眉毛特别粗，我看到她时，她没戴耳环，也没戴项链，就算她曾经给了我一只手镯，那肯定也很难看。我知道，从那时起，无论我说什么贬低的话，已经没用了，我母亲会和父亲说这件事，她告诉我的不是父亲真正的想法，而是他们商量之后的答复。
我睡不安稳，在学校里经常因为走神受到训斥。当我确信我父母忘记了手镯的事，他们却再次谈起来了。
“你父亲也一点儿不知道。”
“什么事？”
“维多利亚说她送给过你一只手镯。”
“我觉得她说的不是真的。”
“确实如此。不管怎样，如果你想戴手镯，就去看看我的首饰吧。”
尽管我很熟悉我母亲的首饰，但我真的去翻看了她的首饰盒。我三四岁就开始玩那些首饰，那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她仅有的两只手镯：一只是镀金的，上面有天使造型的坠子，另一只是银的，上面有蓝色叶子和珍珠。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只镀金的手镯，根本看不上那只银手镯。但最近，我却很喜欢那只有蓝色叶子的银手镯，有一次甚至连科斯坦扎都称赞它做工很好。就这样，为了表明我对维多利亚姑姑的礼物不感兴趣，我开始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和安吉拉、伊达见面时戴着那只银手镯。
“真漂亮啊！”有一次伊达说。
“这是我妈妈的，但她说我可以随便戴。”
“我妈妈都不让我们戴她的首饰。”安吉拉说。
“那这个呢？”我指着她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
“这是奶奶送我的。”
“而我的项链，”伊达说，“是我父亲的一个表妹送给我的。”
她们经常会提到一些慷慨的亲戚，有些和她们感情很深。我只有之前住在博物馆附近的外公外婆，但他们已经死了，我几乎记不清他们了，我经常很羡慕他们的亲戚关系。但现在我和维多利亚姑姑建立了联系，我就说：
“我姑姑给了我一只手镯，比这个漂亮得多。”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戴？”
“它太珍贵了，我妈不让我戴。”
“让我们看看嘛。”
“好啊，我妈不在时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家会做热巧克力吗？”
“我爸爸让我尝过酒。”安吉拉说。
“我也是。”伊达说。
我自豪地说：
“我小时候，我奶奶给我做热巧克力，她去世前还在给我做。那不是普通的热巧克力，我奶奶做的是有很多泡沫、很细腻的热巧克力。”
我从来没骗过安吉拉和伊达，那是第一次我在她们面前说谎。我发现，对父母撒谎让我很紧张，但对她们撒谎让我很得意。她们总是有比我更有意思的玩具，更鲜艳的衣服，更令人惊叹的家庭故事。她们的母亲科斯坦扎是托雷多区一个金匠家族的后裔，她的首饰匣里装满了值钱的珠宝，有金项链和珍珠项链、耳环，还有许多手镯、手链，但有两只手镯她不让人碰，有一只手镯她经常戴着，她很在意，而剩下的首饰——她们都可以玩儿，我也可以玩的。安吉拉很快就对热巧克力失去了兴趣，她想知道维多利亚姑姑送的珍贵首饰的细节，希望我仔细讲给她听。我说：它是纯金的，镶着红宝石和绿宝石，闪闪发光，就像电影和电视上的珠宝一样。在我谈论手镯时，我不由自主地越说越多，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我说，有一次我光着身子照镜子，身上除了妈妈的耳环、项链和那只漂亮的手镯，什么也没穿。安吉拉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伊达问我是不是穿着内裤。我说没有，这个谎言让我舒了一口气。我想，如果我真这么做了，那一定会享受到绝对的幸福。
就这样，有一天下午，我试着把谎言变成现实。我脱下衣服，戴上我母亲的一些首饰照镜子。但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体验，我看到自己就像一株蔫巴巴的绿色植物，像晒了太多日光，看起来真让人伤心。尽管我仔细化了妆，但我的脸看起来平淡无奇，口红就像是灰色平底锅上一团红斑，很难看。我已经见过维多利亚了，我试着弄清楚我们之间是否真的有相似的地方，但无论我怎么费力都没用。她是个老女人——至少从我十三岁时的目光来看，她很老，而我是个小女孩，我们年龄差别太大，身材完全不一样，脸也没有什么可比性。还有她身上那股劲儿，那种点亮她眼睛的热度，我身上哪里有啊？如果我真得越来越像维多利亚了，但我脸上缺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力量。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盘旋时，我把她的眉毛和额头与我的做比较，我意识到，我希望她真送给了我一只手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戴上它，我会更有力量。
这个想法立刻给了我一种温暖的感觉，就像我沮丧的身体突然找到了良药。我想起了维多利亚姑姑在我们分开前对我说过的话。她很生气，她说，你父亲剥夺了你的大家庭，我们所有人，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堂兄弟姐妹，我们不像他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样受过教育。他和我们一刀两断，把你孤立起来，他害怕我们会毁了你。她发泄了很大的怨气，但这些话在我脑海响起时，让我松了一口气，让我相信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他们想要主动和我建立联系。姑姑没有说，你长得像我，或者你有点像我。姑姑说，你不仅属于你爸爸妈妈，你也属于我，属于你爸爸的所有亲戚，你如果站在我们这边，永远不会是一个人，永远都充满力量。是不是因为她这些话，才让我犹豫了一下，进而向她保证：五月二十三日我不会去上学，我会陪着她去墓地？现在一想到那天早上九点，她会开着她深绿色的破菲亚特500在金牌广场上等我——就像她跟我告别时说的一样——我既想哭又想笑，对着镜子做着可怕的表情。
-4-
每天早上，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去学校，我父母去教书，我去上学。母亲通常会第一个起床，因为她要做早餐，还要花时间打扮。而父亲只有早餐做好了才会起床，他一睁开眼就会看书，还会记笔记，去卫生间也会带着书。我是最后一个起床，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渴望像母亲一样打扮自己，我经常洗头，化妆，精心搭配要穿的衣服。结果他们俩会不断催促我：“乔瓦娜，你还没好吗？乔瓦娜，你要迟到了，搞得我们俩也要迟到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互相催促。父亲说：“奈拉，你快点儿！我要用卫生间。”而母亲则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半个小时前卫生间就空着，你还没去吗？”这不是我喜欢的早晨，我喜欢的日子是这样的：父亲要去学校赶早课，第一个出门；母亲要上第二节 或第三节课，如果她一整天都没课，那就更好了。母亲准备早餐时，会时不时朝我喊一句“乔瓦娜，快点儿！”她会不慌不忙地做家务，修订那些交给她修改、但经常需要重写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来说，一切都会很简单，母亲最后一个洗漱，我可以在洗手间多待一会儿。父亲总是迟到，虽然他和往常一样，一边开玩笑逗我开心，一边匆忙赶路。他会把我送到学校楼下，不像母亲那样看着我，等我进学校，他会直接扬长而去，好像我已经长大，可以独自应对这个城市。
我推算了一下，我如释重负地发现，五月二十三号早上会是第二种情况：轮到父亲送我上学。我头一天晚上会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粉色被我排除在外），其实我母亲总是让我提前准备好衣服，但我从来都没听从过她的建议。那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心里特别激动。我跑去卫生间，一丝不苟地化好妆，犹豫了片刻之后，戴上了那条镶着天蓝色叶子和珍珠的银手镯。我来到厨房，母亲刚刚起床。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她问我。我不想迟到，我说，还有语文作业要写。她看到我紧张的样子，连忙去催父亲起床。
吃早餐时一切都很顺利，他们俩开着玩笑，对我评头论足，仿佛我不在场。他们说，我不睡懒觉，还迫不及待想去上学，那肯定是恋爱了。我露出微笑，没有承认也没否认。早饭后父亲消失在洗手间里，这次轮到我喊他快点儿出来。我不得不说，他并没磨蹭，只是那天他找不到干净袜子，又忘了带要用的书，匆忙跑回书房去拿了。总之，我记得当时是七点二十分，父亲拎着装满书的包站在走廊尽头，我按照习惯亲吻母亲，和她告别，这时门铃遽然响起。
那个时间点有人按门铃，确实让人意外。母亲着急去卫生间，她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就对我说：“去开门，看看是谁。”我打开门，维多利亚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
她说：“嗨！还好你已经准备好了，快走吧，我们要晚了。”
我的心突突地撞击着胸腔。母亲看到小姑子站在门口，她大喊一声——没错，她就是大喊了一声：“安德烈，快来！你妹妹来了！”我父亲看到维多利亚，也非常惊讶，随后他大声说：“你来干什么？”我担心接下来一分钟要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虚弱，浑身都在冒汗。我不知道该对姑姑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解释，我喘不上气来，觉得自己要死了。但很快，一切都以一种出人意料而又明朗的方式化解了。
维多利亚用方言回答说：
“我是来接贾妮的，今天是我和恩佐相识十七周年纪念日。”
她没再说其他话，就好像我父母能一下恍然大悟，明白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应该毫无怨言地让我跟她走。然而，母亲用意大利语反对说：
“乔瓦娜得去上学。”
我父亲既没有问我母亲，也没有问他妹妹，而是用冰冷的语气问我：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低着头盯着地板，他继续追问，语气没有任何变化：
“你们是约好的？你想和你姑姑一起去？”
母亲慢吞吞地说：
“这还用问吗，安德烈？她当然想去，她们当然是约好的，不然你妹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时，父亲很简短地对我说：“如果是这样，你就去吧。”然后用指尖示意姑姑把门口让开。维多利亚让开了，她穿着一件轻薄的黄色连衣裙，在那片黄色的上方，她的脸就像一张面具，不动声色。我父亲很刻意地看看手表，他没乘电梯，而是径直走楼梯下去了，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连我也没有。
“你什么时候送她回来？”我母亲问她小姑子。
“她厌烦的时候。”
她们协商送我回来的时间，语气很冷淡，最后定在了下午一点半。维多利亚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把手伸过去，就像自己还是个小孩，她的手很凉。她紧紧攥着我的手，或许她是担心我会挣脱她，跑回家去。她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按了电梯，母亲停在门槛那里看着我们，迟疑是不是要关上门。
无论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
-5-
我和维多利亚姑姑的第二次见面，对我产生的影响比第一次更大。比如说，我发现我身体里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可以在瞬间吞噬任何情感，包括谎言揭穿时的内疚、背叛他人的羞耻，还有所有到那时候为止我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带来的痛苦。我站在电梯里，透过玻璃门看到母亲关上了家门。我下楼来到门厅，钻进维多利亚的汽车，坐在她身旁，她马上就点燃一支香烟，她的手明显在颤抖。这时的经历，后来我又无数次经历过，有时让我如释重负，有时又让我沮丧。因为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了好奇，这让我暂时放下了对熟悉的地方，对安稳情感的依恋。眼前这个危险又迷人的女人吸引着我，我开始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她的车子脏兮兮的，车里有一股很浓的烟味，她开车不像我父亲那样平稳果断，也不像我母亲那样从容，她有时心不在焉，有时过于焦急，车速忽快忽慢，发出吓人的刺耳声音，她还会急刹车，在发动车子时出错，发动机一直在熄火，旁边司机不耐烦了，都对她恶语相向，她手里夹着烟，或嘴里含着烟，用一些污言秽语还击，我以前从没见过女人说这些话。总之，我已经把父母抛到了脑后，连我和他们的敌人联手这么严重的错也忘得一干二净。车子才开了几分钟，我已经没有负罪感了，我也不再担心下午我们一家三口都回到圣贾科莫牧羊山路的家里时，我该如何面对他们。当然，我心里依然有一丝焦虑。无论如何，我确信父母肯定会永远爱我。那辆绿色小汽车危险地行驶在路上，我和姑姑穿过越来越陌生的城区，她凌乱的话语，使我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不得不保持紧张，这对我来说，反倒就像一针镇静剂。
我们沿着多葛内拉路往上开，姑姑和一个乱收费的停车场管理员激烈争吵了一番后，把车停了下来。姑姑买了红玫瑰和白雏菊，她砍了价，花都已经包好了，她又改变主意，让卖花的女人解开包装，把花分成了两束。她对我说：这束我送给他，这束你送，他会高兴的。她当然指的是恩佐，从我们上车时起，尽管她无数次被打断，但她一直用温柔的语气跟我说着她的恩佐，这和她应对这个城市时的粗暴态度形成极大反差。我们走近了墓地，走在有新有旧的墓穴和墓碑中间，她还一直在说。我们沿着小径和台阶往下走，仿佛我们正身处死者的“上城”，为了找到恩佐的坟墓，我们必须一直往下走。让我惊讶的是那里的寂静，还有锈迹斑斑的墓穴、腐烂的土地散发的气味，大理石坟墓上有一些幽暗的十字缝隙，像是留给死人透气的。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墓地。我父母从来不会带我去墓地，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去过，但我知道，亡灵节那天他们也不会去。维多利亚马上就发现我是第一次去墓地，就借机来指责我父亲。“他害怕，”她说，“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害怕疾病和死亡。贾妮，所有那些傲慢的人，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都会假装死亡不存在。你奶奶去世时，你父亲都没有来葬礼上看一眼。你爷爷去世时也一样，他只待了两分钟就逃走了，因为他是个胆小鬼，他不想看到爷爷奶奶死去的样子，就是为了避免想到自己也会死。”
我试着反驳她，但我很小心，我说我父亲很勇敢。为了维护他，我举例说，有一次他告诉我，死去的人就像损坏的物品，就像电视机、收音机和搅拌器，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怀念它们好的时候，因为记忆是唯一能让人接受的坟墓。但我的回答让她很不高兴，她一直都没把我当成孩子，说话时她不会斟酌字句，她直接训斥了我，她说我鹦鹉学舌，重复着我父亲说的混账话，说我母亲也对我父亲言听计从。她小时候也听信我父亲那一套，但自从认识了恩佐，她就把我父亲从脑子里抹去了。“抹——去——了。”她一字一句地说。最后她在一面放置骨灰盒的墙壁前停了下来，指给我看下面的一个格子。那个墓穴旁边围起一个小花坛，亮着一盏火焰形状的灯，椭圆的相框里有两张相片。就是这里，她说，我们到了，左边那个人是恩佐，另一个是他母亲。她的态度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没有表现得很庄严或很心痛，而是很愤怒，因为不远处有一些废纸和几支被人丢弃的枯萎花朵。她不满地深吸一口气，把她手上的花递给我，说：“你在这里等着，不要动，在这种鬼地方，如果你不发火，什么事儿也行不通。”她扔下我离开了。
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两束鲜花，盯着恩佐的照片看，那是一张黑白相片。在我看来他长得不帅，这让我很失望。他长着一张圆脸，笑起来露出洁白的虎牙，他的鼻子很大，双眼炯炯有神，额头很窄，卷曲的黑发遮在上面。他应该不怎么聪明，我心里想。在我家里，大家都认为宽额头是聪慧和高尚的标志，我父母和我都是宽额头，然而窄额头——按我父亲的说法，就是笨蛋的特征。可是我想，眼睛也很重要（这是我母亲的观点）：眼睛越亮，这个人就越聪明，恩佐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因此我感到迷惑不解，他的目光显然和额头相互矛盾。
这时，寂静的墓地里传来维多利亚姑姑和人吵架的声音，这让我很担心，我害怕别人会打她，把她抓起来。这个墓地到处都一样，到处都是窸窣声、小鸟的叫声和腐烂的花朵，我一个人可走不出去。然而她很快就回来了，和她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个垂头丧气的老头，他为姑姑打开一把条纹布的折叠椅子，然后去打扫这条小路。她充满敌意地盯着那个老头干活，然后问我：
“你觉得恩佐怎么样？帅不帅？”
“帅。”我撒谎说。
“不是帅，是非常帅。”她纠正我。那老头刚离开，她便把花瓶里原来的花连同发臭的水一起倒在一旁，让我去小喷泉打新鲜的水，说一拐弯就能看见。我害怕迷路，支支吾吾不想去，她挥舞着一只手赶我：“快去！快去！”
我只好去了，找到了轻轻流淌的小喷泉。我想象，此刻恩佐的鬼魂正在透过十字缝隙，对维多利亚姑姑说着动情的话，我忍不住不寒而栗。他们那牢固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真让我很羡慕。水缓缓流进金属花瓶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如果恩佐是个丑男人，那又怎样，他的“丑陋”突然令我很感动，甚至这个词已经失去意义，消融在汩汩的水声里。最重要的是他激起爱情的能力，哪怕他丑陋、邪恶或愚蠢。在喷泉边，我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我希望那种爱的能力能降临在我身上，像降临在恩佐和姑姑身上一样，无论我将来会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只要有那种爱的能力就好了。我拿着两个装满水的花瓶往回走，我渴望姑姑把我当作大人一样对待，用她那种夹杂着方言、肆无忌惮的语言，继续仔仔细细对我讲述他们的爱情，那种绝对的爱情。
但我转进那条小路时，眼前的场景让我感到惊恐。维多利亚坐在刚才那个老头带过来的折叠椅上，她双腿张开，手肘支撑在大腿上，上身弯着，双手掩面，她在说话，她在和恩佐说话，这不是幻觉，因为我听见了她的声音，但听不清说的什么。尽管恩佐已经去世了，她还是和他保持着真正的关系，他们的谈话让我很感动。我尽量放慢脚步，用力踩着步子，好让她听见我回来了。可直到我走到她跟前，她才察觉到我回来了，她立刻拿开手，轻轻擦拭脸上的皮肤，她擦眼泪的动作很巧妙，她让我看到她的悲痛，又没有一丝尴尬，反而像一种掩饰。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有些发红，眼角有些湿润。在我家，我必须隐藏自己的情绪，不然就会显得没教养。而她，过去了整整十七年——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段无穷无尽的时光——她依然伤心欲绝，在墓穴前痛哭，对着大理石说话，对着一堆看不到的骸骨、一个早已不在人世的男人倾诉。她只拿了一个花瓶，用虚弱的声音说：“你插你那束花，我插我的。”我听从她的嘱咐，把自己的花瓶放在地上，解开花束。她抽搭了一下鼻子，一边拆除包装，一边低声说：
“你有没有告诉你父亲，我跟你讲了恩佐的事？他有跟你谈过恩佐吗？他有没有说实话？他有没有对你说，他跟恩佐是朋友，想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于是恩佐全都告诉了他。后来他让恩佐受尽折磨，他把我的恩佐毁掉了？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了我们父母的房子，那个我现在住的破房子，我们闹得有多凶？”
我摇摇头，我本想告诉她，我对他们吵架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想听她讲爱情，因为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能像她一样，对我讲这种事。但维多利亚特别想说我父亲的坏话，她希望我听她说，想让我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生我父亲的气。就这样，她坐在折叠椅上插花，我半蹲在离她不到一米远的地方，也在把花放进花瓶里，她讲起了他们为了房子吵架的事，那套房子是他们的父母留给五个孩子的唯一遗产。
故事太长了，让我觉得很难受。她说：“你父亲不想放弃，他一直想得到自己的那份。他说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房子，是爸妈的房子。这是他们付款买的，只有我帮过他们，我拿出自己的钱帮了他们。我说，没错，安德烈，但你们全都安顿下来了，好赖都有一份工作，可我什么都没有，其他兄弟姐妹都同意把这套房子留给我。他却要把房子卖掉，把卖房子的钱五个人分。如果其他三个人不想要他们那一份，很好，但他那一份他想要。我们争论了好几个月：你父亲站一边，我们其他四个兄弟姐妹一边。因为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案，恩佐也参与进来。你看看他，看看他的脸、他的眼睛和他的笑容。我们当时很相爱，除了你父亲，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他是恩佐的朋友，我的兄长，给我们出主意的人。恩佐站在我这一边，他说，安德烈，你妹妹没能力给你钱，她从哪儿去弄这么多钱？你父亲回答说，你闭嘴，你算老几，你连话都说不清楚，这是我和我妹妹的事，你插什么嘴？恩佐很伤心，他说，那好吧，我们估一下房子的价值，我来付你应得的那一份。你父亲却破口大骂，王八蛋！什么叫你来付？你不过是个小宪兵，你能从哪儿弄到钱！你要是能弄到，只能说明你手脚不干净，是个穿着制服的盗贼！就是这一类的话，你明白吗？你好好听听，你父亲看似文雅，但其实很粗俗，他甚至说，恩佐不仅睡了我，还他妈想把我们父母的房子搞到手。这时恩佐说，如果他继续说下去，就掏出手枪打死他。恩佐说“打死你”时很认真，你父亲吓得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贾妮，可是现在……”说到这里，姑姑吸吸鼻子，擦擦湿润的眼睛，抿了抿嘴，抑制住激动与愤怒说：“你应该认真听听你父亲干的好事儿：他直接去找了恩佐的妻子，当着她三个孩子的面说，玛格丽塔，你丈夫睡了我妹妹。这就是他做的，他应该承担后果，他毁了我的生活，也毁了恩佐、玛格丽塔和那三个可怜孩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