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两性作出不同人生抉择的原因之一非常简单，就是两性各有所好。譬如，男性对于无机材料更感兴趣，而女性更喜欢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具有高度数学天赋的女性跟具有同样天赋的男性相比，更有可能具有强大的语言能力，于是她们的职业选择就会更多一些17。苏珊·平克认为，在那些女性最能够自由追求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的国度里，性别鸿沟反而最为明显18。
男女作出不同抉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埋单的方法不一样。虽然给每个性别或者族裔的奖学金都非常充分，但是更多的奖学金（既包括学业的也包括体育的）常常只对女生开放而拒绝男生。在美国最为流行的寻找和申请奖学金的网站之一scholarships.com上面，给女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量是给男生的四倍。所有为男生提供的奖学金都严格限制了申请者的地域或者学校，而为女生提供的奖学金里有半数是对全国申请者开放的。有好几个奖学金是针对单亲妈妈的，而没有一个奖学金针对单亲爸爸19。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父母们花在儿子身上的教育费用要多过女儿，90年代时两者不相上下，而在21世纪的前五到十年间发生了逆转20，今天父母们花在女儿教育上的费用比儿子多出了25%21。如果有人为你埋单，为什么不挑个自己心仪的专业呢？
简而言之，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面对现实，明白世界不是围着自己转的。讨论权利平等总是会比讨论责任平等要轻松容易许多；然而，如果我们希望两性之间有更多的合作和同理心的话，恐怕这恰恰就是下一步该做的。
什么是权力
尽管最早期的农耕社会可能如社会学家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指出的那样，源自于古代中东地区的女性种植培育野生稻谷，很多其他学者，譬如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指出，在农业社会形成之后占据了支配地位的实际上是男性，他们继而也控制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家庭、劳动力、经济、文化，乃至宗教22。
与之相应，权力往往是由父权系统定义的：得钱财者得天下，掌控经济大权的人也就控制了其他的一切。毋庸置疑，金钱能够让人享受更多自由并且对生活的更多方面更有控制权，但是能够在一个系统中发号施令只是权力的一种类型。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显赫但是同样有效的权力：个人权力。
真正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外在奖赏，譬如收入、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全方位的权力也包含了内在报偿，譬如健康、内心的平静、灵性、被爱被尊重、对情绪的觉察和开放、积极的自我概念，以及那种能够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来提升个人和社会的日常生活质量的能力。
归根结底，所谓终极权力就是那种能控制一个人的人生并且能够获得个人成就体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人寿命可能是个挺好的标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给出了1990—2012年间出生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
●低收入家庭出生 男性：54.7岁
●低收入家庭出生 女性：57.3岁
●高收入家庭出生 男性：73岁
●高收入家庭出生 女性：80岁
●全球1990—2012年出生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64.7岁
●全球1990—2012年出生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69.7岁23
全球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要多出5年（8%）。富有男性比贫穷女性的寿命长15.7年（27%），而富有女性要比贫穷男性的寿命长25年（46%）。女性占百岁老人数量的五分之四24。
被诊断出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数量要稍稍多于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然而美国联邦资助的乳腺癌研究要比其资助的前列腺癌研究多出了将近一倍25。美国政府也构建了一个提升女性健康的网站（WomensHealth.gov），但是与之对等的男性健康网站却并不存在。
有趣的是，男性健康的相关网页居然寄居在女性健康网站的下面。在这个网站上，有个醒目的“女性健康周”的标志，女性可以在此了解更多关于她们健康问题的信息，但并不存在“男性健康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开始推广“国际男人节”（11月19日），为的是提升男人和男孩们的健康意识，但是其规模仅仅同一个“为乳腺癌徒步走”活动差不多。
在几乎所有15种最常见的致死原因中，男性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最大的差距来自于心脏病、自杀和意外事故导致的致命伤26。跟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有自杀的想法，但是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四倍，美国79%的自杀者都是男性27。
在美国，92%的工作意外死亡者是男性。建筑行业是工伤致死最多的行业，最常见的原因是跌落或者滑倒28。全世界范围内，从事危险工作的男性都比女性要多。
有孩子的女性无家可归者比有孩子的男性无家可归者数量更多，但是在美国，68%的无家可归者是男性，并且无家可归男性里面有40%曾经当过兵，而全国成年人口里面曾经服兵役的比例是34%。据美国流浪退伍军人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Homeless Veterans）估计，每天都有27.1万退伍军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其中的大多数是男性29。
这一国家耻辱一直都不为主流媒体所关注，如何报偿我们英勇的退伍军人的话题在全国性对话中也不见踪影。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从某种角度而言，女性实际上比男性在权力上更加占优。
活出个男人样：情感封闭的沉重代价
对于男人们来说，身体上受欺负或者被嘲讽愚弄在童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们总要说：“男孩就是男孩。”“他们就是这副德行。”当年轻的男孩们把“必须表现强硬”的信念内化——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就要像个男人一样死扛的时候，他们最终就会失去自己敏感的一面，而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这一面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后果就是，他们未来的亲密关系之路会荆棘遍布，曲折丛生。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从自己的朋友、家庭、老师、教练，或者任何其他能够帮助他们面对困难振奋起来的人身上获得帮助。
当一个男孩被告知流眼泪是女孩才会干的事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表达情绪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于是开始压抑自己的感受。一旦任何人被告知自己或者自己的情绪是不正确的，他们就会退缩，或者试图扭曲自己的内在感受。于是在人际关系中，就会表现为一个人总是不能给自己定位，或者确定自己要什么。他们开始照本宣科，装样子应付事情。二十年后，当这个男孩长大成人并且跟一个出色的女性相遇相爱，而对方说感觉不到两个人的亲近和联结，他就会迷惑不解。她希望他能够更多地打开自己，但是他却完全不知所措，因为自己在之前的生活中从未尝试过“打开自己”。
另外，那些童年在学校中经历过霸凌的男性可能会把这种愤懑的体验一直带到成年。当这种愤怒没有被很好地处理时，它就会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经常是一种在脑海里的声音，告诉他们自己有多不堪、丑陋或者愚蠢，几乎跟现实中的霸凌有同样的效力。这自然而然就会对自信造成伤害，而且可能在亲密关系中表现为一个男性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或者不敢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害怕自己也变成欺凌他人的人，这种恐惧甚至有可能让他成为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另一种表现方式则是他有可能会跟他人永远保持距离，因为他会觉得人都是凶恶和不值得信赖的，如果让别人接近自己就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在更深的层面上，因为他们不仅会认为自己的同伴是穷凶极恶的，自己其实也是一样，于是就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任何人爱。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那么他不论是接受还是给予爱都绝无可能。
很多男性转而沉湎于性，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得到积极身体接触的方法。除此之外，他们在生活中竭尽全力避免跟他人身体接触。这种对于身体接触和爱抚的抗拒会使得性和亲密关系变得空虚孤寂，毫无意义，让人完全无法体验真正的快乐和联结。就像之前说的，当小伙子们沉湎于色情片进行性幻想的时候，他们看不到男女之间的含情脉脉、温柔缠绵和轻吻爱抚。
一个禁忌
性征就是屋里的大象——近在眼前，可大家都视而不见。但是它越来越显眼，装作看不见已经不可能了。贝尔·诺克斯（Belle Knox），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从杜克大学学生变成脱衣舞艳星的女孩，最近发言应和了女权主义者们长久以来的关于父权社会恐惧女性性征的观念30。但是这是个过时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少被人认同。此时此刻，在西方世界中，哪里找得到不想看看“#FreeTheNipple”43的男人呢？除非他是同性恋。
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我们可能确实害怕女性的性征，但是我们对于男性的性征和十几岁年轻人对性的渴望也同样噤若寒蝉，对于老年人的性需求也掩耳盗铃般予以否认。父权社会真的是问题所在吗？或许只是因为性征有些不堪入目，所以没人愿意以身涉险，越雷池一步？
最近一个名为《弱势的大多数》（Opressed Majority）的法国短片把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作了一个对调。这个电影被很多人热捧，我们的几个女权主义者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作了分享。一位男士在其中一篇分享后面评论，说他坚决反对暴力行为，但是男女两性视角不同，他自己并不介意被几个性感美女性侵犯，因为他认为这是让人非常渴望的性体验。这个影片的本意是要搞笑，但是其实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导演（一位女性）对于男女差异一窍不通。她通过片子中女扮男装角色的懒惰和感觉迟钝，含沙射影地表达了男性对于女性被性侵犯的漠不关心，这非常奇怪，因为很多时候男性会作为女性的保护者承担危险得多的角色。我们同时也发现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导演选择了软弱和无助（男扮女装的角色）来展现女性形象，这让我们不由得对她到底想如何描述女性心存疑虑……
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愿意对压制男性的性别歧视发表意见呢？一位名为尼基·丹尼尔斯（Nicki Daniels）的博客作家写了一封给那些满脸胡须的时尚潮人的公开信，嘲讽他们毁了她的“恋须癖”。她说：
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喜欢留胡子的男人。对我来说，胡须意味着力量、权力和男子汉气概，给我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不幸的是，你们现在把胡须变成了一个时尚宣言。胡须现在变成了男人装扮英武之气的“加垫文胸”。看起来确实威武性感，但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整整一代人都装扮得像是伐木工人一样四处招摇，但是你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连换个车胎都不会。31
这些话像病毒一样流行开来，坦白地说，除非你自己就曾经是个蓄须潮人，否则这个笑话真的相当滑稽可笑。但是如果有男人胆敢用同样的口气发帖子嘲笑女性腋窝或者两股间毛发丛生的话，恐怕立刻就会被撕成碎片。
为什么女性可以公开谈论因为男友不肯为自己口交就把他甩了，宣称自己觉得跟更年轻的男人上床更过瘾，说自己要开个全是女司机而且拒载男乘客的出租车公司，或者甚至说男性应该比女性缴纳更多税金，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提及相反的观点就是十恶不赦呢？32这种双重标准一般都是源自于女性在社会上更吃亏的惯常看法，但是如果用这个新的视角来看问题的话，男性被压迫的程度至少不比女性少。
如果男性用跟《弱势的大多数》一样的思路拍一个电影，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性别敌意的另一面，也就是男人如何被当作“成功商品”（而女性是“性感尤物”）对待，除了性之外没有任何的爱抚，并且离婚的时候几乎没机会赢得子女的抚养权。可能我们也就能看到大学校园里的“知情同意”规则把男生置于父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他仍旧被期望能掌握主动权，并因此承担所有责任）而把女生置于孩子的位置上（她无须主动，因此也没有责任）。我们还会发现在性侵犯发生的时候，男性被默认为是有罪一方，直到被证明是无辜的，而提出错误指控的人也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质疑一下，为什么女性有权利参军入伍，同时也享受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抽身而退的特权，但是所有的美国男性公民都必须在年满18岁的30天之内在兵役登记系统里面登记，并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义务上战场33。这其实跟那种“如果国家需要更多婴儿，所有18岁以上女性必须登记并且生育”的性别歧视如出一辙，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生命之源计划44就是类似的一种尝试。也许我们会开始明白，在美国，每年在监狱里被强奸的男性远远多于全国范围内被强奸的女性34。
男性被强奸是一个基本上被视而不见的问题，在媒体和人们的街谈巷议中被淡化或者变成一个笑话来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甚至不会公布任何以男性为受害者的性侵犯统计数字：当得不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你就会相信这些事从未发生过35。但是这些就是既成事实。诚然，有多得多的女性会报告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有被强奸的经历，但是有更多男性报告自己在童年时体验过非自愿的“完整的性虐待”36。报告自己经历过强奸之外的其他性暴力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大致相当37。尽管女性比男性感觉更不安全，男性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各种侵犯和暴力犯罪的受害者38。
报告中的大多数对男性的性侵犯来自于其他男性的进犯。如果我们把那些成年男性被女性有意识地“侵犯”或者“被迫侵入”的情况都包含进强奸的定义中去，恐怕这个数字会更高。无论侵犯者是什么性别，我们都必须把男性受害者也算进来，而他们更不愿意报告自己的经历和寻求帮助。美国反对家庭暴力联盟（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对原因进行了解释：
作为一个男性被害者的耻辱，认为自己不配当一个男人的刻板印象，将来不被人信任的恐惧，对被害人身份的否认，以及来自于社会、家庭、朋友的支持的缺乏……种种这些导致了男孩们更不愿意报告自己被性侵，原因就是那种害怕被认为是同性恋的恐惧和焦虑，希望让人感觉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心态，还有就是想要独立自主的意愿。39
我们也要把羞耻感（shame）加入这个清单里面。除非是一个男孩被一个成年男人强奸的情形（如同很多天主教牧师的丑闻一样），否则大家并没有太强的意愿——如果不是完全充耳不闻的话，来讨伐这种对男性的性侵害。甚至有某种禁忌来阻止大家这么做。即便是男性受害者挺身而出公开披露，人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目前对此也没有清晰的法律制度。而且人们也非常难于理解男性在勃起的同时也是被害者这种情形。如果你感到了兴奋，你就是自愿的，难道不是吗？
女性受害者在被强奸的时候体验到的性高潮并不会被认为减弱了她们在被侵害过程中的非自愿程度，那为什么我们对男性受害者就要区别对待呢？当你跟一个男人讨论他的性历史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第一次性经验都不是以自己理想的方式经历的。有的人会说自己第一次的性经历是被迫同一个女性同处一室，对方强买强卖，自己跟对方发生关系是因为觉得非如此不能脱身。我们不会把这些女性叫作强奸犯，但是如果换成是个男性这么做，我们就会认为是强奸。
男轻的男性尤其会被告知自己是不可以说“不”的，并且没人告诉他们如何断然拒绝自己不愿意的性侵扰，他们也不知道如果自己被性侵害了之后应该做什么。反之，社会文化训练他们时刻准备着，随时随地都能跟任何一个想要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交媾。不承认男性也可以是被害者，也就把另外一些情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包括被配偶虐待（言语上或者身体上的）、被跟踪围堵或者被骚扰。男人就应该自己搞定这些情况，或者“像个男人一样承受”。
这些情况能被改善吗？建立涉及意愿和界限的法律可能有所裨益，但我们更需要教给孩子们性的心理学知识，并且帮他们理解真正的意愿和界限是怎样的，而不仅仅是告诉他们两个基本要求：这个人是不是同意以及这个人是不是有能力同意。如果我们对性本身的复杂程度视而不见，也不能坦诚地思考性侵害是如何发生的——更重要的是，思考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就无法期望社会有足够的能力来面对性欲的阴暗面。
对象化是强奸发生的先决条件。男性将女性对象化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主动邀请女性约会或者发起性体验的一方。而且他们经常受到挫折，甚至是在亲密关系中的时候也会被拒绝，这个时候如果能把拒绝自己的人视为一个物体的话，心里就会好受得多。久而久之，这种思维就会指向任何不主动发起邀请的人，而这样做也强化了对方的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被认可的价值在哪里。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浪漫关系和性行为里采取主动的时候，她们就会越来越喜欢把对方对象化的过程和拒绝对方的过程，继而男人就会开始理解对象化和拒绝行为的阴暗面，而女性已经对此心怀怨怼很久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性别角色对调的情形里面，譬如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挣面包养家的人，而男性在家带孩子的时间越来越长。
在我们对那些女性被压制的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和关注的时候，同样也要允许男性来考量他们觉得自己被噤声的地方。女性也同样需要觉察和理解她们自身的偏见、双重标准和反过来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毋庸置疑，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社会和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我们只认同女性的脆弱，告诉男性他们是潜在的侵犯者，告诉女性她们是潜在的受害者，那就是矫枉过正，并且是在强化这种不平衡。这并非是要将男性性侵害归咎于女性，或者试图去低估女性被性侵害的严重程度；这是为了让两个性别能够发现合作与对话的途径，继而一起来努力终止性侵害。这些对我们身体边界的侵犯是有损人类尊严的事情。
伸张正义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发现了一个性别偏见的漏洞：我们的法庭给予女性的缓刑期似乎要比犯同类罪行的男性更长40。司法系统过问了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触犯同样罪行的男性更有可能被判刑，而不是像女性那样得到缓刑41。在今天，父亲曾经服刑5年或者更长的可能性是母亲的两倍42。与此同时，入监狱服刑的女性所处的环境跟男性的监狱迥然相异。在沃伦·法雷尔的《男权的神话》一书中，他引用了一段律师的回忆：
女性重罪犯会去位于州首府东面几英里的一所曾经的学校。男性面临的则是简陋而艰苦的监狱，那里面有囚室、看守和内部黑帮……女犯人待的地方感觉上实实在在就像是一所学校，里面的员工会鼓励她们重新做人获得新生。43
当前，监狱里的女犯人比例只有8%44。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罪犯服务项目（Female Offender Pragrams and Services，简称FOPS）在其网站上宣布，他们针对女性罪犯提供了一项“性别响应”（gender-responsive）计划，为她们提供服务、亲子课程、各种指导以及自助治疗，帮她们更好地改造，以便在刑满释放之后能够更成功地融入社会。FOPS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提供更符合人伦的监狱环境来给女性罪犯以尊严和尊重。除此之外，FOPS也提供了职业训练和学校科目、专业和技术教育、释放前指导、艺术课程，还有讨论社区改造项目的互助小组。所有这些内容背后的理念，都是为了在增进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增加女性的机会并且减少女性犯人的比例。但是并没有与之对等的为男性罪犯提供的“男性罪犯服务项目”45。
在美国，有前科的男性有成百上千万46。考虑到对他们而言找工作或者找住所有多么困难，尤其是他们之中有大批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的人，还有很多滥用毒品的瘾君子，那么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更好的改造项目呢？在监狱服刑的男性罪犯中超过半数都是父亲，而且有60%以上的人报告说自己从小就没有父亲在身边47，25%说自己的双亲中也有有前科的人48，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也提供亲子课程呢？
几乎有80%的男性服刑犯在被释放后五年之内都会再次因为新的罪行被捕49。很多男性服刑犯都说在服刑期间如果能够见到自己的子女，以及得到自己家人的支持，将会减少他们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在入狱之前大多数父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在服刑犯中却是母亲更有机会能跟自己的子女接触50。对于男性而言，这种跟子女见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个给他们更多生活目标和让他们更有爱心的激励行为。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后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的七倍51。
服刑期间在监狱里被性侵和这些侵犯所造成的后果暂且搁下不谈。除了被强奸，而且经常是被黑帮轮奸之外，监狱里的男性也很容易感染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性传播疾病，这些疾病在肛交的时候更容易传播。现在美国有很多监狱开始提供避孕套售卖机，为的就是减少性传播疾病的扩散，以那些监狱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指出，监狱服刑犯人中艾滋病患者的比例比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要高出四倍之多52。
要是有更多能够在一开始就阻止监狱中的强奸行为的行动该有多好！
改变“薪酬差距”为何如此艰难
沃伦·法雷尔说：“男人所做的工作薪酬更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工作比较危险。就如同用‘玻璃天花板’来描述拦阻女性取得最高薪酬的职位的障碍一样，也有个‘玻璃地窖’让那些男性在这种高危职业里面难以脱身。”53
妇女运动之所以如此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强调了权利平等，但是并不说责任平等。它传递给年轻女性的神话是她们可以“拥有一切”。把责任平等束之高阁的后果之一，是女性要求获得作为高层管理者的平等机会，但是并不会去要求像男性一样做高危体力劳动的平等责任。那些男性是隐形人。这实在是个辛辣的讽刺，因为没有他们的劳作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继续。
有的人会提出争议，因为女性之所以要求当高管的平等权利，是因为她们遇到了性别歧视和来自于自己男性同事的阻力，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自身在职场里也对其他女性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行为，譬如在雇用员工、给予薪酬和职业指导的时候54。
举例而言，在《心理科学》上发表的一个来自于荷兰的小规模研究发现，女性之间的相互态度中既有支持也有偏见。研究者们检验了高层女性警官的态度以及她们的“蜂王”行为。在一个实验中，一半的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段短文，描述在工作中觉得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处于不利地位或者感受到性别歧视的时刻。另一半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个场景，其中自己的个人能力得到了重视，并且跟自己的性别完全没有关系。然后，两组参与者都被要求描述自己的领导力风格，以及她们感觉自己跟其他女性有多相似，还有就是她们认为性别偏见在警察系统里面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警官的回答显示了她们在工作场合对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关注程度。具有蜂王行为的女性在工作场合中并不将其他女性视为自己的同类，并且她们的性别偏见浮出了水面。她们更倾向于采用阳刚气质的领导力风格，认为自己跟其他的女性截然不同，并且不认为性别歧视是个问题。另外一些女性在工作场合跟其他女性紧密相连，并且将她们视为同类，她们也有着存在性别偏见的感觉，并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指导其他女性。
研究者们认为，那些希望有更多女性加入高管行列的组织机构必须跟工作场所的性别偏见作斗争。一位研究者贝勒·德克斯（Belle Derks）说：“如果你对组织里面的性别偏见无所作为，而仅仅只是把女性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上的话，这些女性就会迫不得已地脱离自己原先的群体。”否则，她们就会不符合人们的性别偏见，或者在帮助她们的女性下属时诸多顾忌。“如果你把女性置于这样的位置，让她们不得不从自己的机会和自己群体的机会里面作选择的话，有的女性就会选择自己。为什么需要为你的群体作出牺牲呢？男人就用不着这么做。”55
那种认为我们需要改变高危职业来适应女性，而不是让女性去适应这些高危职业的想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男性和女性会在一起工作，但是同时脑子里却会有着两种不同的——并且是不兼容的对工作要求的理解。那个荷兰的研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那些被知觉到的性别偏见实际是由来已久的普遍认识，员工们用这些观念来找出职业的要求，譬如对环境的机敏觉察和对威胁作出身体上的反应的意愿。那些女性跟男性感受相反的情境实际上就像一个石蕊测试45，每个想要做这个工作的人都必须能够承受。他们的同伴必须确信这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能在关键时刻让自己“后顾无忧”，如同沃伦·法雷尔所说：
战场上的训练需要男人们不那么惜命。这有什么后果呢？骚扰和找碴儿是贬低自身性命的前奏——这也就是男性为什么会相互骚扰和找碴儿：他们在相互驱除每个人的个性，因为战争机器在每个人都是一个标准件的时候运转最流畅。因而，骚扰和找碴儿在“男人的军队”里可以说是战斗训练的序幕；但是在“女人的军队”里，骚扰和找碴儿会被抗议——这些行为跟人的生命价值相悖。如果男性和女性在部队里面相互隔离开来的话，这种差别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男性被告知他们应该对女性一视同仁，并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也去对女性骚扰和找碴儿，他们就会前程尽毁（而且有可能连家庭都分崩离析）。于是这只能让男性对女性的原始看法更加坚定：“她们得了便宜，还要卖乖。”56
举例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发现，由清一色男性士兵组成的战斗小组比男女混编的战斗小组的战斗力要强很多：全男性的战斗小组行动更快速，更能给敌人致命打击，能够更迅速地转移伤员，能携带更多负载，并且更少受伤。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少的伤亡”。纯男兵队伍的无氧运动能力也更强——无氧运动能力最强的25%的女性跟最差的25%的男性大概不相上下，有氧运动能力也是类似——女性里面最强的10%跟男性里面最差的50%差不多57。
某些职业总要比其他职业更为危险一些，除非在身体上能够保障安全，否则不会有大量的女性加入这种行业。因而真正需要产生的变化应该是让这些行业都变得尽可能安全无忧，或者，如果男性和女性需要有不同的职业标准的话，他们需要被分成全部为男性和全部为女性的不同工作群组。有的行业对男性的保护不足迫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那些把骚扰打闹当作家常便饭的职业到底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氛围。对于系统和环境巨大力量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不能只盯着桶里面那几个“坏苹果”（或者某几个人）看问题；我们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桶本身，或者环境本身，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上溯到那个“造桶者”（对系统造成影响的人）身上去，他们有更大更深入的权力来创造、改变和终结那些影响系统中每个人行为的情境。
提要
做个男人不容易，男性面临着比女性更加残酷的现实。
男性用远离对亲人之爱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家庭，而女性是通过与爱同在的方式来爱她们的家人。
男性同样面临着遭受霸凌、性侵害的威胁，但身为男性，他们只能有苦难言。
※ 15 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增加
那些负债累累来上学的学生不太可能心里想着经世济人。债务缠身的时候，人们花不起时间去思考。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美国语言学家和社会政治批判家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跟婴儿潮时代出生的父母们相比，汽车油费、学校学费和住房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之大远远超过了几十年前。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虽然电脑、电视和玩具的价格一降再降，教育的费用却一涨再涨，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的增幅。无论如何，今天西方世界的生活成本比经济萧条之前要昂贵了许多，于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大量举债，为的只是维持生活。
股市策略分析师彼得·布科瓦（Peter Bookvar）说：“尽管现在市场上工作机会有所减少，但是生活的绝对开销却创下了历史新高。”1普遍而言，美国人认为自己有着更多的机会超越自己的父母，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经济风险2。“按单结算”工作（非传统、非全职雇用的工作，一般由合同工、自由职业者或者实习生完成）的兴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不需要提供全职工作所需的福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或者任何形式的工作场所保险措施3。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占美国人口72%的主流，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大多数人，还是有机会繁荣发展并且跻身中产阶级的。因为那个时候制造业在美国如日中天，只要一个人吃苦耐劳勤奋踏实，教育程度较低并不是太大的障碍4。但是在后面的几十年里，加入中产阶级的道路就没有那么通畅了，因为那些本来以自给自足为荣的公司现在全都竭尽全力节省成本，尤其是把很多工作岗位外包到了工资更低、福利更少或者没有福利的国家。与此同时，商业环境中的重组也在悄然进行着，生活成本节节攀升，而总体男性工资的中位数却纹丝不动。
在随后的十五年间，“好日子”跟大家渐行渐远。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将近70%，但是只需要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作占比下降到了41%，这也就意味着有两百万左右的工作岗位不再对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开放了5。镜头拉回到今天，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净增加的工作机会都需要至少某种程度的高中以上学历6。教育程度低的人前景惨淡，尤其是对于男性而言。
1969—2009年间，男性高中辍学者的工资中位数下降了38%，高中学历的人下降了26%，对于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降幅只有2%——请注意，这些数字都只包括了能找到工作的人。在每个教育程度的人群里面，收入的均值都超过了中位数，这表明工资收入集中在了每个区间顶端的少数人手里7。
资本积累资本的速度要比劳动力积累资本的速度快得多。在美国经济恢复的最初几年间，全国财富分配顶端7%的家庭，其净资产增加了大约28%，而余下的底端93%的家庭净资产反而下降了4%8。现在把小孩送到私立小学所需要的费用，要比过去把孩子送进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这样的顶级大学还要贵，只有精英阶层才有能力支付。
开销比例也上升到了失控的地步：
●1970年：学费：家庭年收入的5.5%
住房：家庭年收入的305%9
●1991年：学费：家庭年收入的19%
住房：家庭年收入的500%10
●2010年：学费：家庭年收入的33%
住房：家庭年收入的552%11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文凭不再是通向“梦想生活”的护照了。现在很多人——即便是有更高学历的人，也几乎没有希望获得成功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次次将大石推举到山顶，为的只不过是让大石再次从山顶滚到山脚，周而复始，永无休止。
花销与日俱增，价值渐渐褪去
在这个萧条的年代里，每当一个女性失业的时候，就有三个男性失去自己的工作12。生活费用的与日俱增和前景的逐渐黯淡两面夹击，会不会让男人们认为家庭不再是辛勤工作的奖励，而是让自己不得不拼死工作的负担呢？对于很多年轻男性而言，未来是黯淡无光的，即便找到了提供福利待遇的工作，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买房买车，到老年的时候还能有说得过去的生活质量。
我们不再相信那种一个人工作就能让全家过上好日子的神话了。我们也不能再自欺欺人，告诉自己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给了每个人一样的机会，如同《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专栏作家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爵士在他的着作《小心鸿沟》（Mind the Gap）中所说：
在整个20世纪的历程中，来自国外的竞争让我们不再能够提拔自己的亲戚或者论资排辈地升职加薪了。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只能去激励我们能找到的任何优点和价值。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并且把下层社会中最有才华的人都抽干了。现在人们被依据自己的能力分化阶层，而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无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资本对于低技能的工人越来越不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资本主义永不停息地通过简化人工工作来提升效率，同时让机器承担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继而所有的计算、测量、估算和整合工作都有电脑来完成，而人类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按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按钮而已。13
他继续解释道，这些不需要身体强度的新工作的产生，让女性也可以参与之前她们不可能参与的工作，然而：
这也会产生问题，那些主要以出卖力量和体能为生的中下阶层人士不再有太多的卖点了，那种男性的自豪感和自我价值感也就日渐消退。我们不幸地发现，跟在不同超市里面打零工摆货架相比，在轧钢厂甚至是矿山辛勤劳作一辈子，才更像是男人的活计。14
把过去曾经非常复杂的任务变得简单易行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工资一直都没有增长。“我们是经历了信息革命的一代，这里面的每一个变化其实都像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深奥难懂。”心理学家玛丽·拉根（Mary Ragan）这样说15。但是被信息革命甩在身后的东西要多得多，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目的。如同我们调研中的一个26岁的小伙子所说：
80后正在更高的失业率下挣扎，因为在这种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机会太少。我们感到迷失和被人抛弃了，虽然媒体提供了很多让更年长的一代回归劳动力大军的社会项目，但它们对于那些落在后面的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多岁人群几乎没有任何关注。
即便是对于那些渴望接受更多教育并且全心全意提出申请的小伙子而言，学校的高昂费用也会让他们无法承受。
男人的数学
这个有趣的公式曾经在互联网上风靡一时（见图15-1）。不幸的是，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不是玩笑，而是事实。
图15-1 一道关于女人的计算题
很多为了获得大学学位而负债累累的学生直到毕业的时候才看到就业市场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一个工作岗位在那里虚位以待，而且他们的学位并不能保证一条成功之路。整整一代的年轻人，曾几何时被告知只要志存高远就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此时却被推进了大规模失业的深渊，不得已只能先找个办公室的小隔间暂且糊口而已。
压力过大就会不堪重负。我们在日本看到了极端情况，除了“食草族”之外，还有一类自我封闭的男人叫作“家里蹲”（hikikomori），他们从不出家门一步，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离开父母家里一步。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对这一类型男性的称号——屌丝，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男性的阴毛”。屌丝是工薪阶层的男性，他们很多都在高科技行业工作，缺乏社交技能，而且花很多的业余时间打游戏。尽管他们的收入一般被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他们自己却觉得自己被“高富帅”——高大、富有、英俊的男性所压制，并且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上升感到悲观。这些自我贴标签的小伙子的存在反映出了他们面对严峻的经济环境时内心的无力感。全世界范围内，普通男性想要有所成就都在变得更加艰难。
当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可能性非常渺茫的时候，年轻男性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败顺理成章。如果他们不能成为有能力的男人，那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呢？如果我们不从就业市场和个人发展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些年轻男性的未来就会越来越孤独无助，最终每个人都会无计可施。
人际互动和关系的贬值会在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人力资源损失巨大，而且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对关心年轻人前途的人而言，这种孤独和缺乏人生目标的组合是个巨大的危险信号。实际上孤独甚至比吸烟和肥胖更能够影响人的健康16。它会减少预期寿命。孤独的人免疫系统更弱，并且生病之后更容易导致死亡17。前途渺茫的男性也更有可能自杀18。还有人认为越来越显着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动荡19。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希望让年轻男性能够为其所用，就必须首先对他们给予关怀。
提要
孤独和前途无望是很多年轻男性面临的主要困境，孤独甚至比吸烟和肥胖更能够影响人的健康。
面对节节攀升的生活压力，年轻男性需要更多来自社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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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3 解决
※ 16 政府能做些什么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逻辑非常简单。我们可以通过早期投资来彻底消除不平等并且预防未来的成就差距，或者我们也可以等到这种不平等变得更昂贵更难修复的时候再来埋单。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花这笔钱。目前，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入手。但是，这两个方法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更早投入让我们能够塑造更好的未来，而迟到的投入让我们不得不深陷弥补过去错失的机会的泥潭。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校级讲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远低于社交媒体，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达到了历史新低2。对于那些政府机构做不到、不愿意做或者做得太拖泥带水的事情，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依赖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NGO）的发明创造、相互合作以及执行力。在美国，由于学校体系不尽如人意，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甚至在用自己的基金会来为教育改革提供资金，包括诸如“高等教育成就”（Postsecondary Success）这样的项目3。政府需要引入更多高科技手段，让自己的服务和代理机构更具有客户意识，效率更高，并且更贴近实际4。在下文中，我们针对如何节省成本、增加社会凝聚力以及改善公共安全和健康，给出了一些建议。诚然，个人的辛勤努力和组织机构的大力支持都会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最高效快速的方法还是政策的改善。我们鼓励更多“造桶者”（即上文提及的制定政策和建立系统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一起提升公众对这些问题的意识，一起为长治久安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