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视频网站都在针对男性大脑进行量身定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视觉刺激，形形色色种类纷繁，任何时候的暂停、快进都方便之极。PornHub甚至提供了一个名叫“PornIQ”（色商）的工具，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特定偏好生成播放列表7。
今天，三分之一的男孩都可以被认为是“重度”的色情片观众，看过的色情片多得自己都数不清8。2013年，英国6～14岁儿童访问量最高网站的排名中，PornHub排名第35位9。一个调查问卷显示，英国的男孩们平均每周用将近两个小时观看色情内容。被认为是“轻量级”色情片观看者的年轻男性中，三分之一的人每周看黄片儿少于一小时，而那些在调查中被认为是“重度”色情片爱好者的男性中（在被调研的人中只是一小部分），五个人里就有四个每周看黄片儿的时间要超过10个小时10。在美国的调查也呈现了非常类似的结果11。要知道PornHub的主要使用者是80后，他们平均每次访问时长是9分钟，所以看似不多的每周1小时，实际上等于是每天都看一次12。尽管色情片观看的最常见时间是每天晚上11点到午夜13，三分之一的“轻度用户”都报告说他们曾经因为情不自禁地在色情片探险中浪费了时间，导致失约或者重要工作没能按时交付14。
一个新名词“淫迟”9浮出了水面，意思是通过手淫的方法拖延。再加上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对网络色情片难舍难离的年纪更大些的男性们，已婚的男人们和生意场上的老板们，在办公室、在家、在酒店里，无处不寻欢。酒店通常也都会在用餐或者约会、会议前后通过他们的成人电视或者“深夜”频道来提供不限时间不限量的色情片“特价大放送”。
这些人能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吗？这取决于这个人观看色情片的数量，以及他对于媒体刺激的受影响程度。一个在比利时进行的针对青春期男孩的研究发现，频繁观看网络色情视频严重降低了学业成绩。研究者们发现跟同龄的其他男孩相比，那些青春期提前的男孩以及在“寻求感官刺激”项目上得分更高的男孩，看过更多的色情内容。
色情内容挤占其他活动的绝不仅仅是时间，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提供高度快感的活动（譬如看黄片儿）中的时候，会出现一种“认知吸收效应”：当认知、感官和充满想象力的好奇心被刺激得异常兴奋时，会导致男孩们完全感觉不到时间流逝，其他的注意力需求也会被压制。根据心理学家多尔夫·齐尔曼（Dolf Zillmann）和唐·伯恩（Donn Byrne）提出的兴奋转移模型（excitation transfer model）以及性行为影响假说（sexual behavior sequence），研究者们也认为色情刺激冲动带来的高度兴奋状态以及“永不休止”的行为，可能会损害那些需要长时间持续集中注意力的活动。我们需要对这个很有潜力的理论投入更大的研究力量15。
青春期男孩们花大量时间观看网络色情内容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女朋友当成性对象来看待。年轻女孩们很普遍的感觉是：“男孩们就想着让我们做那些他们在黄片儿里看到的色情女郎们做的事情。”16其后果就是，如同TED上的活跃演说家、《爱而不淫》（Make Love Not Porn）的作者辛迪·盖洛普（Cindy Gallop）所说，年轻男性不理解两情相悦的性爱和重演色情片之间的区别17。东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6～20岁的年轻男性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说他们“在真实的性生活中需要依靠色情片带来刺激”18。长期观看色情片的人们报告他们的性偏好发生了变化19，对亲密关系更少感到满足20，以及出现了一些真实生活中的亲密和依恋问题21。
色情文化对于浪漫关系的侵蚀被视为“约会启示录”（dating apocalypse）22。约会行为已经开始消亡，现在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更喜欢用在线交友应用譬如“Tinder”（类似中国的“陌陌”），就像他们看黄片儿一样。用户们会浏览本地其他在线用户的照片，不感兴趣就向左翻，直到看见足够有吸引力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向右翻”（表示感兴趣）。如果对方也在他们的页面上“向右翻”，他们就会相互发几个信息，找地方见个面，然后上床。当然，大家都会不停地翻来翻去，以寻找更好的选择，就像一个老兄说的：“总会有更好的。”另一个用户把这种行为类比为在线订餐：“只不过你订的是个大活人。”23对他们来说，女人已经不再是需要用心交往的对象，而是随机获取的猎物了24。
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简称IPPR）最近抽样调查了500名青少年，其中三分之二的男孩和四分之三的女孩都提到他们认为色情片让大家对性的态度变得非常脱离现实。三分之二的男孩和女孩相信色情片会令人上瘾，62%的男孩和78%的女孩认为色情内容对人们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观念有消极影响。最发人深省的恐怕是有77%的男孩和83%的女孩认为“年轻人很容易不经意地就在网上碰到色情内容”，并且对于那些认为看色情内容是同龄人司空见惯的行为的孩子来说，大概三分之二会说15岁年纪开始看黄片儿再正常不过了25。
我们认为，对于从未有过真实生活中的性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自己躲起来大量观看色情内容的负面影响比起对成年人而言要大得多。为什么呢？他们会认为性仅仅是一种身体活动，一种生理器官的机械摆弄和对接，没有浪漫、情感、亲密、沟通，或者是商榷、分享，甚至连爱抚和亲吻都是多余的。性变成了一件毫无人情味的“事儿”，而对男性来说，最好的性伴侣变成了一个在“办完事儿”之后没有任何情感连接或者感情纠葛的“物件”。年轻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平均年龄是17岁26。如果一个普通年轻人从15岁开始每周花两小时看黄片儿，那就意味着在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性行为之前，他已经看了将近1400个色情片段。那么他会如何定义正常的性呢？成年人当然更可能知道色情片是对真实生活中的性的夸大，而有的年轻人会认为他们在色情片里看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性，甚至是他们需要努力达到的境界。如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们的：“色情片的初衷是让梦幻走进生活。”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脱离现实的方面，以及不可避免的消极社会比较：色情片的演员们可都是相貌身材出众的靓丽形象，并且一个个龙精虎猛，可以持续长时间的性高潮。如同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色情男星们显示他们傲视群雄的巨大阴茎，不仅能够即刻勃起，并且在高潮之后依然金枪不倒，这对于年轻的男孩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最后，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现在越来越普遍了，从口交到肛交；还有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布置”阴茎、阴道、乳房和嘴巴的方法。色情本来是个梦幻世界，而非写实的教材。但是如果没有关于真实世界中性生活的良好教育，一些在色情片里看似轻而易举司空见惯的性活动就有很大可能误导孩子们。澳大利亚伯内特研究所人口健康中心（Burnet Institute's Centre for Popula-tion Health）新近进行的一个性研究就发现，每个星期都看色情片同过早的性行为、不正确地使用避孕套、色情短信以及肛交之间有着非常显着的相关27。1992年的时候，在美国18～24岁的女孩中只有16%说她们尝试过肛交。今天，18～19岁的女孩中至少五分之一都有过肛交，20～24岁的女孩中这个比例是40%28。很多情况下，年轻人都认为如果是肛交的话不用避孕套也很安全，因为肛交几乎不可能导致怀孕29。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通过肛交染上性传播疾病有多容易。如此这般，15～24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到25岁的时候都会染上某种性传播疾病就显得不足为奇了30。
提要
互联网使得免费色情内容唾手可得，很多人成为“重度”色情片观众。
从未有过真实性经验的年轻人大量观看色情内容的负面影响比成年人更大，色情片会扭曲他们对性爱的理解和自身性能力的认知。
※ 07 随时飘飘欲仙：药物成瘾
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然后我马上就开始服用哌甲酯。这个诊断日复一日地影响着我的社交和学习轨道。
——我们调查中的一个男生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约翰·加里布埃利（John Gabrieli）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如果用在正常儿童身上，也能够起到跟对患儿一样的效果，提高他们的专注程度和学业成绩1。因而，当有的人服药之后效果良好——行为表现更好、注意力更集中、成绩更好的时候，这些人未必真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然而还是有很多的父母和医生都在用这些提升来作为孩子们患病的证据。
但是如果这些药物能让孩子们学习更好，那又何妨呢？关键是，尽管孩子们确实在服药之后表现更好、更加易于管理，但哪怕仅仅是为期一年的服药都有可能导致他们的性格变化。原本友善、活泼、喜欢探险的男孩们会变得懒惰、易怒。孩子们也有可能从此认为靠吃药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哈佛医学院的威廉·卡尔泽（William Carlezon）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最近提出，对年幼的实验室动物使用兴奋剂类药物——也就是那些给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使用的药物，会导致这些动物们在成长过程中出现驱动力减退的表现。它们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实际上异常懒惰。它们不愿意费力气做任何事情，甚至在险恶环境里都懒得逃跑。这些研究者们认为这种情形也会在人类的孩子们身上出现。儿童们在服药的当时和过后可能看起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却不会像从未使用过这些药物的儿童那样有动机和驱动力。所以我们曾经在第2章里提及的那种淡漠懒散，可能会在这些随着药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长大成人之后愈演愈烈。
心理学家和家庭医生伦纳德·萨克斯（Leonard Sax）在《浮萍男孩》（Boys Adrift）中写到，兴奋剂类的药物似乎会损害大脑中一个称作伏隔核10的区域，而这个区域负责的就是把动机和欲望转化成具体行动。如果一个男孩的伏隔核受到损伤，他仍然会感到饥饿或者性刺激，但是却没有驱动力去真正地有所行动。与萨克斯素不相识的美国和欧洲另外一些大学中的研究者们发现，即便是非常短时间低剂量地对实验室动物使用这类药物，也会造成伏隔核的永久损伤。萨克斯在书中写道：
有个非常令人不安的研究，由来自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布朗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们联合进行。该研究记录了伏隔核和个人动机之间的近乎线性的相关关系。伏隔核越小，这个人就越有可能冷漠、缺乏动力。研究者们强调，冷漠和抑郁截然不同。一个小伙子完全可以毫无动机地生活着，同时感到非常快乐和安宁。2
他只是会游手好闲或者什么都不想做，就想赖在沙发上做个大懒虫。这跟现今美国年轻男性的情况尤其息息相关，因为将近85%的兴奋剂类药品处方都是开给他们的3。
服用兴奋剂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感觉紧张和焦虑。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减弱这些副作用呢？抽一支大麻然后就飘飘欲仙了。大麻在最近十年间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4，好多年轻男性都在抽大麻，无论他们有没有服用兴奋剂类的药物。
但是就连大麻也与时俱进今非昔比了。过去三十年间，大麻的劲道越来越厉害了。1983年的时候，大麻中的四氢大麻酚（THC，大麻中使人产生幻觉的成分）平均含量大概是4%；但是到了2008年，四氢大麻酚的含量就达到了10%；人们预计未来十年间这一含量还会继续升高，达到15%～16%5。在娱乐自用大麻合法化的科罗拉多州，大麻叶的四氢大麻酚平均含量是18.7%，有的种类甚至达到30%6。
2011年荷兰政府宣布，高浓度的大麻叶（四氢大麻酚含量达到或者超过15%）和可卡因、迷魂药（Ecstasy）一起，被列入高强度药物分类7。重新分类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高浓度的大麻叶会明显损伤人的执行功能和运动控制能力8，包括各种规划、记忆、注意、问题解决、言语推理和抗拒诱惑的过程。代代相传，大麻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药物，渐渐变得害大于利了。
更让我们担心的可能是年轻人开始玩人工合成大麻了——用一些化学品喷洒在搅碎的植物叶子上来吸食，模拟四氢大麻酚的致幻效果。这些被叫作K2或者“辣子”（Spice）的毒品可以做得非常有劲儿，效果有时候出乎意料，并且价格低廉，很容易在便利店或者网上买到11，而且普通的毒品测试不太容易将其查出来。尽管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开始意识到这些东西危险的副作用（可能引起急性精神错乱或者心脏病发作），还是有十六分之一的人会冒险去尝试。这些毒品在市场上被标记为比其他毒品和药物更加“自然”或者“安全”，但事实远非如此9。
让我们再次谈谈面对诱惑的问题。人生当然充满了危险而刺激的诱惑。“让我们不会沉迷于诱惑之中”是基督徒常用的祈祷词。那些削弱人们抗拒诱惑能力的东西会把人引向当前的享乐而不是未来计划。津巴多关于时间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导向（present-hedonitic）的人在面对所有导致成瘾的物质和活动的时候都非常脆弱10。这是因为被这种时间观所支配意味着你会持续寻找新奇事物和高强度的感官刺激12。
你所有的决策都会是只顾眼前的，只关心自己现在的感觉、别人当前的言行，以及诱人事物的外形、气味或者味道。你不会像那些未来时间导向的人一样考虑将来的风险和成本。也就是说，当你见到喜欢的东西，就会“勇往直前”，尽情品味、恣意享受——然后你就会对它产生依赖。这就是活生生的成瘾行为。
一个大一男生对我们讲了一个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故事：
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然后我马上就开始服用哌甲酯。这个诊断日复一日地影响着我的社交和学习轨道。我的父母和老师们永远都会说我聪明伶俐，但是我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我不是惹是生非就是需要被单独辅导。中学对我来说尤其乱七八糟，因为我转学到了一所高端私立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一团糟自不待说，从刚刚开始的第一天一直到高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每个学期都会被留校察看，不是因为成绩太差，就是因为寻衅滋事。不仅如此，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外面，我总会惹事上身。
他补充说自己那时候抽了不少的大麻，在学校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我们只是粗略描述了“冰山之一角”，探究了一些症状，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年轻男性面对伤害而作出的挣扎，包括埋头于电子游戏和网络色情片之中、过度依赖处方药品和非法毒品、缺乏动机和驱动力、社交和性方面的种种困难，以及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相信这些症状是由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共同引发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将会进行深入的探讨。
提要
兴奋剂类药物虽然能带来良好的学习表现，但也可能摧毁孩子积极进取的性格。
新型大麻浓度不断提高，对人体的伤害越来越大。
滥用药物会削弱人们抗拒诱惑的能力，把人引向当前享乐而不是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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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2 原因
※ 08 父亲的缺失
一个孩子儿时看到的风景，是他未来成年之后所看到的一切世界的底色。
——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历史学家、小说家
今天，年轻男性所生活、学习、成长乃至和女孩谈恋爱的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都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我们能够更细致深入地考察一下今天多姿多彩的世界和小伙子们在其中被塑造成了什么样子，可能就会更好地理解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各种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在这一部分，我们会深入考察影响这些年轻男性思维和行为的主要环境因素和系统因素，包括文化变化，社会期许，以及学校、家庭乃至同龄人中间所发生的变化。
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几世同堂、由多个家族组成的群落之中，所以不管孩子们是否心甘情愿，他们总是在成年人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家庭图景中，必然会有爸爸、妈妈和其他的看护者们出现：兄弟姐妹、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乃至堂表兄弟姐妹。然而时至今日，学校教室里的师生比率通常是1个老师带20个学生1，家里面一般也都只有一两个成年人，同时亲戚们也大都住得很远，孩子们跟成年人建立高质量关系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今天，美国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数是3个或者更少2。不仅如此，在这些越来越小的家庭里面，成员之间相聚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尤其是高质量的时间，譬如大家围坐在一起从容地享受一顿家庭晚餐。《爱的教养》（Born for Love）的作者马娅·萨拉唯兹（Maia Szalavitz）和布鲁斯·佩里（Bruce D.Perry）指出，这种丰富关系的缺失对我们文化中关爱他人的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依赖自己的主要看护者（首选是妈妈，其次是爸爸）给我们清洁、喂饭，保障我们的平安。换句话说，是父母在调节我们的压力水平，直到我们可以自我调节为止；而他们对于压力的应对方式，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应激发展。我们在最早期和妈妈的互动模式将成为未来如何跟人类接触的一种模板。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现代化生活让我们的妈妈们始终处于压力和紧张之中。如果妈妈自己很紧张而且得不到抚慰的话，显然她给自己年幼的孩子提供持续安抚和慰藉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压力会被社交系统所调节，大脑中负责人际关系和控制应激反应的区域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两种功能共同发展，因而应激系统如果出现发展问题，同样也会殃及人际和情绪功能，反之亦然3。
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未婚女性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18%稳步上升到了2012年的41%4。30岁以下的女性养育着整个儿童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她们成为未婚妈妈的比例是53%。很多未婚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是跟伴侣同居的，但是这种关系的解体速度是婚姻关系的两倍，其中三分之二会在孩子长到10岁之前分手5。总体上，有大概三分之一的男孩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的6。
现在有这么多的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的家庭，那么谁来照顾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妈妈呢？谁又来抚养这些孩子呢？当这些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又该怎么应对这些压力呢？更成问题的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高龄亲属越来越多。谁能负责定期探望他们，帮他们处理生存问题，甚至是最基本的法律和财务事项呢？通常这些责任是由他们的女儿来承担的，也就是那些已经压力重重的单亲妈妈。她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需要关照自己亲爱的父母，看着他们日趋衰老、饱受失去记忆的折磨，并且不再有能力给予自己长大成人的女儿任何的慈爱。
晚餐桌曾经是每个家庭围坐畅谈，分享体验、观点、价值和其他事情的地方。但是今天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古老传统，人们说得多做得少了。二十五年前，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针对人们感到愈演愈烈的“时间碎片化”（time crunch）作过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个让人警醒的发现：每五个家庭中有三个都会说，跟五年前相比今天的生活太急躁，他们现在根本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比如全家定期一起聚餐7。
今天，有大约半数的青少年报告自己经常能够在家和父母一起吃晚餐8。根据美国国家毒瘾及药物滥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的报告，跟每周能有5～7次家庭聚餐的孩子们相比，那些不能频繁在家和父母一起吃饭（每周少于3次）的青少年抽烟的可能性高出四倍，喝酒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吸食大麻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半，同时在未来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也高出将近四倍9。
没有榜样，无法信任
尽管远非家常便饭，在20世纪早期，美国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甚至有些家庭会把他们的孩子贴上邮票通过美国邮政局“邮寄”到另一个地方（通常是他们的亲戚家里）10。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甚至都不敢信任请来的临时保姆，大家会把“保姆监控摄像头”买回家藏在毛绒玩具或者闹钟里面，以便监视当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孩子是如何被“关照”的11。
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的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5%骤降到了2009年的32%，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把自己的同胞视为不可信赖的人12。尽管从人口总量的数字上看有所增加，在2012年的皮尤社会趋势调查（Pew Social Trends survey）中显示，只有19%的80后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13。这种信任程度下降的源头包含了媒体对于腐败案例的突出报道、政客们的谎言和狡诈、不可信的目击证词、贫富差距拉大之后社会底层心态的改变、名人丑闻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信誉的崩溃，等等。
还有一些原因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那就是来自于人们自己亲眼得见和亲身体验的第一手经验。哈佛大学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这样解释道：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当中，“无产者”总是不如“有产者”信赖他人。这大概是因为身有长物的人们会被他人更为诚实和尊重地对待。在美国，人们信任他人的程度黑人低于白人，一贫如洗的人低于有家有业的人，大城市里的人低于小乡镇上的人，曾经被犯罪行为伤害或曾经离过婚的人低于从未有类似体验的人。14
我们觉得离婚率在很多国家居高不下尤其令人揪心，因为离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有的时候影响太过潜移默化，我们甚至难以觉察。举例而言，当心理学家和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研究了处于不和谐婚姻关系里的人和离婚人士的血液样本之后，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被抑制，白细胞数量下降，这导致这些人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抵抗力更弱。当检验生长在不同家庭环境中的学龄前儿童的血液样本的时候，他在来自于父母之间敌意较深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应激激素13水平长期增高的现象15。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颁布了美国第一个无过错离婚法令，让需要离婚的夫妇们不必再提出自己结束婚姻的缘由。其他各州也纷纷加入了这个阵营，到1980年，离婚率比1960年上升了一倍以上16。今天，美国所有初婚的夫妇中过半都会在“死神把我们分开”（最标准的美国结婚誓词）之前各奔东西，而这些离婚有半数以上会在七年之内发生17。
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英国也同样允许无过错离婚，48%的孩子会在16岁之前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离婚18。在中国，正在申请离婚的夫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准备喜结连理的情侣。中国的整体离婚率并不算高，但是也处于连年上升之中，而且多数的离婚都来自于大城市19。即便是像波兰这样很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离婚率本来比宗教信仰较弱的周边其他国家要低，最近几年也有显着的上升——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以分手告终20。
一位波兰母亲看到了离婚是由诸多当代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她这样写道：
家庭的“解体”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只是沧海一粟。很多单亲妈妈既面对着得不到任何来自男性伴侣的帮助而独自抚养孩子的挑战，又有着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女权主义对这样的女性提供了过度保护。再加上那些无所不在、哗众取宠的媒体所树立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样板，以及现在的年轻人前所未有的孱弱和不知所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那30岁的失业儿子，他现在仍然逃避着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离婚对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是实际上最影响年轻人对于信任的感觉的，并非分离本身，而是父母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所作所为。很多孩子对亲密关系和感情失去信心，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变得情绪不稳定、行为不理性，有时候还会使用暴力。其实早在公开的战争之前，孩子们已经从曾经充满爱意的父母身上见到了很多的争吵、羞辱和其他消极的人际冲突。
这其实是很多孩子正在亲眼目睹的模式：一男一女不期而遇，坠入爱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然后开始压力重重。孩子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夫妻之间渐行渐远，本就不顺畅的沟通变得愈加艰难。然后就出现了以损毁关系为代价的减压行为，比如家庭暴力、酒精或者毒品，还有就是情感或者肉体出轨。大家都不开心，紧跟着就是离婚。父母之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人都在苦苦挣扎，身心疲惫，经济困难。孩子们看到并且卷入这样的情境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吗？
今天很多全职妈妈都心怀怨怼：她们当然对生儿育女感到开心，但是却后悔自己放弃了事业，这样一来一旦离婚就会非常艰难，因为多年不工作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1962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中，只有10%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长大成人之后步入自己的（通常也是传统的）生活轨迹21。五十年后，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当年的那些女儿今天大都有了自己的女儿，而这些年轻女孩从自己的妈妈这里得到的信息却自相矛盾：一方面她们说自己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她们又说事业其实比家庭更靠得住。的确有少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两全其美——至少以她们自己的标准而言。事实是，2012年进行的皮尤研究调查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有工作的未婚妈妈比没工作的已婚妈妈更不幸福22。
离婚和成为单身父母所带来的压力和不快也传递到了女儿们身上，有时候会让她们浸泡在怨恨中长大。正如我们的调研中一位女性的陈述：“我妈妈在（同我爸爸）离婚之后并没有振奋起来……他们离婚的时候我15岁，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不再是一个小女孩，反而挑起重担成了一家之主，而我对于女性的观点因此而支离破碎。”
内疚是另一个在潜移默化中被传递的讯息。当妈妈们诉说如果她们选择了持续工作人生就会截然不同（更好）的时候，或者对女儿说希望她们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他们的存在也是这个错误的一部分，并且孩子们妨碍了母亲本来在黄金岁月可能拥有的成就。继而，孩子们必然要按照妈妈的期望来成长，作为对母亲错误生下他们的回报。
母亲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指导者之一，这些来自自己母亲的声音自然很有分量；再加上成堆名人母亲的形象，例如索菲娅·维加拉14、格温妮丝·帕特洛15、海蒂·克鲁姆16，都是被奉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女人”，她们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一应俱全，而且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四五十岁的人。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让年轻女孩们感到焦虑而且困惑，最终会发现自己不仅绝无可能拥有一切，而且就连之前的期望或者梦想都遥不可及，剩下的就只有心灰意冷了。这些传递给年轻一代孩子们的信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侵蚀了那些建立相互信任关爱的关系所必需的深层信念。一言以蔽之，这简直就是离婚训练营。那些不全职工作的女儿们会感觉自己背叛了妈妈的愿望。而儿子们则看着自己的母亲，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让女人快乐的能力：当父亲成为失败的榜样的时候，儿子又怎么能不铩羽而归呢？毕竟，每十个离婚申请中有差不多七个是女人率先提出来的23，而一个亲密关系的状态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女人决定的24。
这个悲伤账本的另一边是所有那些父亲，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婚姻逐渐解体，最后就剩下一笔笔需要持续支付的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金。只有大概10%～15%的男性能够打赢抚养权的官司25，而且很多的男人最后会觉得自己终其一生在为背叛他的人打工。有的人甚至会因为无力支付孩子的抚养金而坐牢。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每七个服刑犯中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判刑的26。
当一个男人为了赡养费拼命工作，而后却被称作冷漠无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如果他的个人记录上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就可能被视作不宜教养儿女；如果他有了新的兴趣爱好，人们就会说他自私；如果他因为前车之鉴而心存恐惧，在新的亲密关系中畏缩不前，人们又会说他是不愿负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男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离婚后的自杀率比女性高十倍27。粗看起来，男人从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比女人要多，并且很多女性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抚养子女和居家琐事的绝大部分，而实际上，单从健康角度讲，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男性天生就不善于向他人求助或者找人倾诉，因而他们在遭遇危机之后情绪会更加压抑，继而就更有可能作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今天的孩子们仍然成长在充满了迪士尼影片和童话的环境里，而这些东西依然灌输着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并且婚姻就要天长地久的观念，父母分手必然让整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作为一个小孩你会想：这些就是我长大后必然经历的吗？然后将来作为一个大人你会想：何必太认真呢？有必要吗？到头来一切还不是都要我自己来搞定？
如果离婚过程能尽量友善，父母双方在亲子互动中保持关爱之心和对另一方的尊重，其实也未必会这么损失惨重，但是现实通常和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年轻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没机会看到信任和负责的榜样，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方面的例子。长期的一夫一妻关系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非相得益彰的美好生活；它们被认为是妨碍独立和自由的枷锁，而你自己热切追求的目标会成为家庭承诺的牺牲品，有了家庭，即便你现在还没失去梦想，假以时日也不可能逃脱。在我们的观察和体验中，有太多的年轻人都更关心B计划（如何从中逃脱）而不是A计划（好好结婚成家过日子）。他们对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深感恐惧，可是恰恰是这种想法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得真正的关系不能持久。
有些年轻人还会觉得自己是父母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引以为戒不要孩子，这样就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如同自己当年一样经历各种痛苦了。这其实跟我们儿时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社会仍然期望我们会渴望长期的亲密关系，但却没人教会我们面对承诺和关系所带来的挑战时应该如何行事。到头来，年轻人在迷迷糊糊中长大，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他们心存疑虑：如果我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相信，那我该信谁？如果连爸爸妈妈都没法同舟共济，还有谁能呢？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初级关系17开始学习对他人建立信任的，因而如果我们的首要行为榜样都靠不住、言而无信或者逃避责任，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他人没那么可靠，求人不如求己。
毋庸置疑，美满婚姻的基本前提必然是信任。但是，也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社会中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也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自1966年以来一直主持着一项哈佛大学的成年人发展纵向研究课题，也被非正式地称为“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这个研究最早开始于1938年，是作为一个心理测量而进行的，不仅仅针对那时候非常主流的病理分析，而且同时研究了天性与教养是如何对男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作用的。最初的研究者们不仅仅想要历久经年地观察人们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希望能够对其进行改善28。
这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男生。到今天这个研究已经持续了75年，其中很多参与者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在瓦利恩特最近的分析当中，好几处都提及了温暖童年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家庭环境，孩子们跟父母感情亲近，父母对孩子们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提供支持，同时孩子们至少同一个兄弟姐妹关系亲密。研究还提到了这种童年在信任感以及未来的幸福和成就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瓦利恩特写道：“那些没能够在家里学到基本的爱和信任的孩子，在后来试图掌握自信、主动性以及自主性的过程中都显得力不从心，而这些正是在成年后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29
和童年冰冷孤寂的人相比，拥有温暖和睦童年的人成年之后的收入高出50%30。最独立自主的人们都来自于充满关爱的家庭。“他们（在儿时成长的过程中）学到了人生是值得信赖的，这让他们有勇气尝试和面对一切。”与之相反，“对他人缺乏信赖和希望使得一个人在孤独面前极度脆弱。”31这种观点在我们调查中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的回答里得到了确证，他在儿时几乎没有与父亲相伴过。他告诉我们直到去年以前，他一直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家或者完成学业：“直到开始真正探究我早先（成长过程中）的诸多深层问题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所抱持的那些错误信念（都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受到影响而产生的），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美国父权行动协会（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已婚或者同孩子父亲一起生活的母亲中，有56%认为孩子的父亲跟孩子有着“非常亲密和温暖”的关系，但是没和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妈妈之中只有15%会这样说；与之相反，仅仅有3%已婚或者和孩子父亲同居的母亲报告父亲跟孩子有着“疏远和冷漠”的关系，而不和孩子父亲一起生活的妈妈们有47%这么说32。
尽管每个人的童年是否温暖、他们是否有能力信任他人，或者他们是否选择结婚，看起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这些东西还有其他的后果。人们之间缺乏信任绝不仅仅影响着社会文化基调，公民相互间缺乏信任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会滞后。如同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保罗·察克（Paul Zak）所说：“值得信赖的人所占比例较高的国家总是更加繁荣。这些国家中的经济交换更加活跃，能创造出更多财富，贫困随之缓解。而贫困的国家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3320世纪80年代之后北欧几个国家的信任度有了较大提高，其中丹麦是国民相互信任度最高的国家（76%）。信任度低于20%的国家包括了墨西哥、法国、南非和阿根廷34。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信任》（Trust）一书中曾经写道：“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依赖于健康活跃的国民社会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强有力的稳定的家庭结构35。在《解体》（Coming Apart）一书中，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提出婚姻是国家经济稳定性和国力的基础之一。他认为社会的核心是社区，而社区的核心是有孩子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自始至终都是社会运转的“引擎”，社区也都必然围绕着家庭而组织36。
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单身和同居状态的男性相比，已婚男性的工作时间更长。对于女性而言，工作周数跟伴侣关系状况之间没有显着的相关性，但无子女的女性会比有孩子在家的女性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到27岁的时候，独自生活并且家里有孩子的女性是男性的八倍。这个趋势在少数族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未婚人群中尤为明显（具体统计数据请扫描本书第217页的二维码查看注释）。总体而言，2000—2010年间美国没有结婚的人口增加了41%。同居，作为对婚姻最为主要的替代方式，自从1970年以来增加了十四倍37。
尽管这种安排对成人而言是更加方便轻松了，但是尽人皆知，同居或者单身的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的家庭基础远没有婚姻稳定，孩子们很可能会在两个世界中来回游荡。跟和睦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相比，同居家庭中的孩子高中辍学、滥用毒品和抑郁的可能性都要高出一倍。跟婚姻相比，同居带给伴侣和孩子的承诺和安全感也更少，孩子遭受身体、性或者情绪虐待的可能性会增加三倍。顺理成章，跟结婚的伴侣们相比较，同居者们分手的可能性是其两倍，而出轨的可能性是其四倍38。因此，不论同居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消极后果和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创伤（譬如离婚）和身体超重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强。在一项对将近300名病态性肥胖的病人所作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了非常高比例的家庭问题，尤其是性虐待。有半数的男女病人都报告了自己在童年时曾经有过被性攻击或者性虐待的经历，这一比例比正常男性高三倍。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报告了持续性的童年创伤。令人痛苦的人生经历之后经常伴随着体重的暴增。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离婚，而离婚率的飙升刚好出现在肥胖率暴增之前一点点39。跟小女孩相比，小男孩更难以适应父母的离异——尤其是如果父亲离开家庭，对他们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举例而言，一项最近在挪威进行的研究显示，如果孩子们在其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有机会频繁地跟自己的父亲进行积极的互动，譬如父亲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在，面带笑容支持鼓励，那么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一岁前生活会更加平静，两岁时的表现也会更好，对男孩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孩子是女儿，父亲母亲对其的积极投入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孩子是儿子，父亲往往会比母亲投入更多关注40。
有趣的是，瓦利恩特发现，尽管从童年创伤中完全恢复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童年的快乐所带来的影响会逐渐超过创伤，并且让伤痛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跟童年的智力水平、父母对于社会福利的依赖（即是否贫困）或者家庭内部的多重问题相比较，一个温暖的童年成长环境实际上对于其成年后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有着强得多的预测准确性。”41即使是在格兰特研究里，在研究对象们已经年逾七旬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其父母的财富程度以及自身的收入状况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相关性，而有很大联系的却是他们的童年成长环境是否温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关系是否亲近”42。可是这些却是今天的社会中大多数家庭广泛缺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