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多数人都会同意暴力游戏就是成功游戏的代名词84。具有更多攻击性偏好的儿童会更喜欢暴力性的媒体，而暴力媒体继而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暴力。这可能跟大多数的暴力游戏中都会对玩家的暴力行为提供奖励有关系，一般都是让他们通过暴力行为过关升级。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出了真实生活中的攻击性和暴力电子游戏之间的关联性：一旦有机会，儿童和成年人都会在玩暴力游戏之后变得更具攻击性。那些在电子游戏中扮演暴力罪犯角色的人会用各种攻击行为把自己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就会强化各种攻击行为85和男性的那种随用随弃的态度。就如同普罗透斯效应所描绘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我们在跟他人互动的时候，自己的大脑会拼命地模拟其他人的思维状态，即便这些“其他人”只是虚拟的想象86。对某些游戏玩家来说，对暴力敏感性的降低、镜像效应和游戏中让人上瘾的因素，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制造灾难的配方。
一个测量社会拒绝（social rejection）对于自恋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攻击性后果的研究发现，当那些非常自恋的人被自己的同伴拒绝或者感到自己被拒绝之后，他们就会变得具有高度的攻击性——这跟大规模射杀人群的犯罪模式中的状态毫无二致87。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事件之后，记者戴维·冯·得雷海尔（David Von Drehle）适时地指出，这些杀手的极度自我中心是“故事里的森林”，而其他要素——枪支、游戏、歌词、色情图片“都只是树木，只有极度自我陶醉的人才会坚信他的被孤立应该用陌生人的血流成河来扯平”88。然而，这些自我陶醉者越是花时间在这些“树木”间独处，他们的思维就会越偏激，越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1982年，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西部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演说中，卫生局局长埃弗里特·库普（C.Everett Koop）警告说电子游戏可能对于青年一代的身心健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游戏对于生理和精神健康的消极影响。游戏中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消除、杀戮、毁灭。”89这是在三十年前，那时候最顶尖的游戏也只不过是《打气人》（Dig Dug）和《吃豆人女士》（Ms.Pac-Man）——那种靠着吃豆子得分和在迷宫里躲妖怪的二维平面街机游戏。
《终极电子游戏史》（The Ultimate History of Video Games）一书的作者史蒂文·肯特（Steven L.Kent）指出，作为电子游戏的前身，弹子机在1930年的时候第一次引入了“游戏赢钱”的概念，把游戏和赌博联系在了一起。政府官员们迅速地全面禁止了各种形式的弹子机。这个禁令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弹子机的狂热爱好者们最终证实了弹子机游戏需要的更多是技巧而非运气，这个产业才变得更加合法化。工程师哈里·麦布斯（Harry Mabs）在1947年发明的弹子机其实就是一种弹簧驱动杠杆装置，它就好比是控制器上面的操纵杆和按钮，会让人机互动变得更加深入，继而让玩家能够开发更高的技巧。
三十年后，街机游戏成了流行新趋势，为了能赚钱每个地方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必须要吸引那些不到两分钟就玩完一个游戏的玩家们，因此创造出有趣的图像、原创的路径和简单直接的目标就成为游戏公司必须做到的事情。那些易学难精37的东西会让人一旦开始就流连忘返，玩上一次又一次。这个公式非常灵验。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玩《太空入侵者》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造成了全国性的游戏币短缺，并且人们会在任何当时最流行游戏的高手身边欢呼雀跃90。因而当游戏得到高分的时候，社会名望和个人满足感都会随之而来。
快进三十年，现而今的游戏由最具才华的人合力打造——从游戏设计师到拿过格莱美奖的作曲家，这些游戏作品就算没有超越好莱坞大片的效果，也绝对算得上是与之并驾齐驱了。电影和游戏中让年轻男性痴迷的常见主题无外乎飞车、体育和战争，但是在游戏中一切都是可以被玩家操控的。甚至，如果不喜欢游戏的规则，还可以有“出老千”的方法（譬如可以给玩家带来不公平优势的外挂软件），让他们用超过自己能力水平的方式来玩游戏，获取更多控制权。社交性的游戏（例如《魔兽世界》）的设计是对于循序渐进的角色能力提升给予奖励，玩家会得到更多武器和更高的技能等级，从而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然后游戏就更令人愉悦。让玩家们感到心安的是知道有着这样无限多个世界，他们的努力和成就都在其中被保存完好，他们离开了也会原封不动。然而，当这些梦幻世界开始逐渐替代真实的时候，舒适就变成了依赖。
山姆大叔2.0版
如同陆军中校格罗斯曼所说，暴力电子游戏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用途。举例而言，表现逼真的战场情境的暴力电子游戏现在被用来治疗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作战士兵。电子游戏风格的数字技术现今也被编进了军事行动中。对此，《战争线索》（Wired for War）一书的作者辛格（P.W.Singer）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科技在战争中无处不在。看看我们身边的东西，从互联网到喷气式飞机，这些都是由于军事目的的驱动而获得的成果。科技还开创了新疆域、我们可以去探索的新方向，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境、新的需要回答的问题……开赴战场意味着你会到一个充满了各种致命威胁的地方去，有可能你会一去不回，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现在把这种感觉跟“捕食者”无人机驾驶员的感觉比较一下。你坐在电脑屏幕的前面，用导弹对敌方的目标予以打击，杀伤敌方的有生力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你回到自己的车里，20分钟之后，你就坐在自家的餐桌前跟家人共进晚餐、讨论孩子的家庭作业了。91
辛格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使用暴力替身，或者把一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直接暴力场景下解脱出来的情形，对于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和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电子游戏会不会让我们对他人和自己的感受都变得麻木不仁呢？
《奔赴前线路上的涅盘》（It Happened on the Way to War）一书的作者赖伊·拜考特（Rye Barcott）告诉我们，在2005年伊拉克战争时海军陆战队的军营里面，在双方激烈交火的日子里，年轻的陆战队士兵们回到营房之后通宵都在玩暴力游戏，第二天返回战场的时候就像是“麻木的僵尸”一样，并且这是很多士兵当时的真实写照92。
“电子游戏是永远不会代替真实世界的。”美国陆军中校小拉里·迪拉德（Larry F.Dillard Jr.）如是说93。但是其实谁都不能确定。
在奥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创作的着名儿童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中，安德进入战斗学校学习，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机敏最终名列前茅。安德的实践课程是让他跟自己的同学们一起在3D战斗模拟器里面指挥太空船，进入一场又一场的战斗，面对的敌人是被称作“虫族”（Formics）的外星种族，也被叫作“虫人”（Buggers）。安德已经疲惫不堪，噩梦夜夜缠身，在他醒来的时候也萦绕不去。在他的“毕业考试”中，他的船员们在一个小行星附近面对着比自己多出一千倍数量的敌人。安德决定使用致命武器毁灭这个星球，并且把轨道上所有星际战舰都化为齑粉。他原本希望这个鲁莽的决定会让自己被学校开除。但事与愿违，他最终得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真实世界中的战争，而他最后的这一绝望之举有效地结束了跟外星人的整场战争94。
我们脑海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恐怕是：如果安德知道这并非游戏的话，他还会把这些虫人杀光吗？如果距离作战更有效并且自身伤亡危险更少就差这一步之遥的话，军方怎会不朝这个方向努力呢？
更不用说年轻人在打游戏时的痴迷程度了，尤其是年轻的男性。《连线》杂志的资深编辑诺厄·沙赫特曼（Noah Shachtman）说，为了招募能够应付新世纪战争的士兵、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军方也明白自己需要面对并且欢迎这些痴迷于数字化的年轻一代95。但是当今天的年轻人们用非直接的技术手段执行命令的时候，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行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现而今运用这种技术的可能是有真实战场作战经验的士兵们，他们身上的军装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按下的每一个按钮在地球另一端的真实世界中都会造成后果。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是现在涌现出的新一代“数字青年”，他们生长于数字技术创造的逼真描绘暴力场景的世界中，并未身临其境，但是感觉却如此真实。这些在“树木”上面花费了太多时间的孩子，很有可能就不再具备跟其他人类共情的能力了，继而也就可能作出更缺乏人性的决策。尤其是在远程无人遥控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真实世界中的一切看起来都只不过像是一场生死杀戮游戏的扩展版。
提要
长期大量的电子游戏和色情片，甚至能够从神经生理层面改变大脑的习惯回路。
数字世界和真实生活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人们的线上人格会逐渐渗透到线下。
数字世界看似能够满足归属感、爱与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但事实上这种满足只是似是而非。
享受美好生活需要的是真实的性，而不是色情网站上的虚拟刺激。
偶尔打打电子游戏有益无害，但重要的是别把现实当游戏。
※ 12 应得感和现实的冲突
一只饥饿难耐的狐狸看到了葡萄藤上面悬挂着令人垂涎的葡萄，但是它们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狐狸竭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串葡萄，于是他放弃了尝试，离开的时候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昂首挺胸。他说：“我原本以为这些葡萄甜美无比，但是现在发现它们实际上酸得难以下咽。”
——伊索寓言《狐狸与葡萄》
为了保护自我感觉，我们很多人在充满压力的情境下都会调整自己对现实的理解。“酸葡萄”寓言所提供的核心信息并非狐狸得不到葡萄，而是他对于失败的反应。通过一点点轻微的自欺欺人，他保住了自己的信心和颜面。“这是人人都有的诉求，”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阿什黎曼（D.L.Ashliman）说，“每个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和需求来解读和回应狐狸的自欺欺人。我们也许会批评狐狸的不诚实和前后矛盾，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为他的实用主义和积极的自我形象鼓掌庆祝。”1狐狸的反应让他完整的自我形象在自己的心中得以保全。
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在1988年最先描述了自我肯定理论（theory of self-affirmation）。他的学生们，心理学家戴维·舍曼（David Sherman）和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描绘了这个理论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扮演的强有力角色：
（这个理论）认为，自尊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的完整性、道德合理性和适应充分性。当这种自我形象的完整性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会竭尽全力地回护自己的自我价值，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防御式的反应来直接降低威胁的程度，而另一种方法是从其他的来源中寻找对于自我完整性的支持。这样的“自我肯定”，在面对威胁的时候保护了自我完整性，能让人们在面对对自己有威胁的事件或者信息的时候，不仅能够从容应对，而且还不用大动干戈地进行防御。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人们与其采用消极防御的方式面对威胁，倒不如主动进攻，主动提升自己的自我完整性。
年轻男孩们的做法跟狐狸如出一辙。在当今西方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社会文化中，我们对自己的良好幻觉，让自己严重脱离了现实。大多数人都会把幸福和舒适混为一谈，并且掩耳盗铃地选择熟悉而抛弃真实。我们一贯保持政治正确的文化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批判分析。尽管给每个人打上各种烙印和标签（例如“她是X症患者”“他有Y障碍”）有害无益，但这么做却也能让人们推卸责任，把矛头指向外界而无须努力提升自己。这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已经在我们的语言之中深深地扎根，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周边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脱口秀明星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最近所指出的那样。他说，现在人们发明了一些“文过饰非的软话”（soft languages）来把自己跟现实隔离开来，“厕纸变成了卫生间纸巾，垃圾填埋场变成了土地填充，局部多云变成了局部阳光明媚”3。
西方文化下的现实中充斥着种种空洞扭曲和令人迷惑的观念。例如在美国，虽然最近的三十年间高中生们的学习成绩实际上毫无长进，但是他们的分数却急剧膨胀。在1976年，只有大概18%的学生会得到A或者更好的平均成绩，到了2006年，33%的学生都得到了这个分数——也就是说数量增加了83%！与此同时，跟1976年相比，每周做功课超过15小时的学生数量却下降了20%4。换句话说，我们培养了对成功的幻觉。他们付出的更少，但是得到了更多。
年轻的男孩们被告知，他们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尽管事实绝非如此。现代社会对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施以压力，要求人们无所不能几近完美——无论是在学校里、事业上、社交上，还是性方面，理所当然地大家就会试图从其他来源中汲取成就感和认可，例如色情片、电子游戏，甚至是加入黑帮混迹江湖，要不然就是在被诊断为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时候反而如释重负，在年轻人那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会成为时尚标签。这种与真实世界背道而驰的行为使得年轻人有了另一套行为和自我认知的准则，然而这些东西却严重脱离了现实。
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身份认同（identity）视为自我跟外在世界及无意识心理的互动的结合。他认为如果两者之间成功地保持平衡，就会形成稳定的自我感。埃里克森说，身份认同的发展在青少年阶段至关重要5，这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开始反思，如果年轻人通过虚拟仿真的世界来追寻自我而不是从现实生活中磨砺自己的话，他们的身份认同能有多稳定呢？那种“高自尊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成功”的想法大错特错，即使他们不停地在自己的平行宇宙中寻求庇护，并且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屏幕、帮派或标签——也就是那些可以作为缓冲或者假面具把自己从社会主流中隔离出来的东西上面，最终他们还是会面对那些避无可避的现实社会的责任和要求，这非常可能触发他们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诗人、哲学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和心理分析师马里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把这种冲突称为“万念俱灰”（The Great Disappointment）。伦纳德·萨克斯说，当今我们的文化让孩子们在最终发现自己原来没有那么光芒四射、一览众山小的时候毫无准备：
青春期来临之前孩子们的精神状况的主要特征就是心中梦想着“我身上马上就要发生奇迹了！”继而青春期来临，经历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孩子们逐渐意识到奇迹不会发生。这就是“万念俱灰”的时刻了。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时刻往往被推迟到了成年早期，二十大几的青年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去奥运会夺取桂冠、在下一届《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一夜成名，或者成为电影明星。6
萨克斯说，青少年时期本来应该是孩子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所在的年纪。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世界上，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没什么比别人特殊的地方。而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这就意味着明白自己不会成为世人瞩目的明星或者频频占据杂志封面。而我们的社会在年轻人面临这个现实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少得可怜，导致他们在成年的时候不得不“硬着陆”。天天电子游戏不离手会让你成为自己世界中的主宰，而这对很多年轻男性而言已经足够了。
那些过度游戏的年轻男性一般都会远离任何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志得意满的成就感的东西，因为这种自信和成就已经植入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之中。所以在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的活动被质疑，也就意味着他们本人被批评，这就变成了双重威胁。于是虚拟活动和自我就成了一回事。对真实生活视而不见、全身心沉浸在自己钟爱的虚拟空间里让他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保护壳，任何威胁到自我的东西都被挡在九霄云外。
坦诚地说，我们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了——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网上人格”，这也成为自己获得社会认可的一部分。当生活节奏渐渐加快的时候，新鲜事物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继而就成为明日黄花，然后被弃如敝屣。西方世界对科技的发达越来越习以为常，而我们也对自己的漫不经心和即刻回报越来越感到理所当然。如同喜剧演员路易斯（Louis C.K.）在《柯南·奥布莱恩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中沉痛哀悼的：
“事事完美无可挑剔，但是人人愁眉不展都不开心。”7
在今天的文化中，“我”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在一项针对从1960年到2008年之间出版的超过75万册图书的研究中，琼·特文格（Jean Twenge）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的使用减少了10%，然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第一人称单数（“我”）的使用却增加了42%，第二人称代词（“你”）增加了四倍之多8。对于那些跟我们的观念不和或者与我们的需求无关的事情，或者太轻而易举就提供了满足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视而不见或者漫不经心。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现在，只要我们没有埋首在各种电子设备的屏幕前面，就会感到备受折磨，有种莫名的不适。这并不完全是孤独感，更像是身上什么地方发痒，但我们自己却挠不到。我们知道如果自己真的愿意，当然可以立刻停止把玩这些设备，安静地独处，或者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希望给自己添麻烦，费力动手去做。于是，我们只是对这些让自己不快的事情抱怨连天或者矢口否认。这就是普遍认为的“第一世界问题”（first world problem）。
这个年头里，年轻人之所以对于很多事情都有种应得感，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参与过对那些自己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进行创造、维护的过程。以前，似乎只有富贵人士才会对自己的汽车引擎盖子里面有什么一窍不通，现在却好像没几个年轻的男人了解这些了。他们在车子有毛病的时候就去修车铺，那里会用电子仪器检测问题，然后用专用的工具把车修好。生产和维修的过程已无从得知了。多数有车的年轻人甚至直到第一次车子打不着之后，才知道电池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发现自己找不到打火用的电缆。
跟把人当人看才会有同情心的道理一样，如果想要珍惜某个事物，就必须先去理解为了获得它所耗的心血和资源。如果年轻的男性在自己的早年生活中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的话，他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东西需要珍惜，或者创造什么东西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而只会对占有感兴趣。他从生活中学到的只是如何玩心眼儿操纵别人，获得那些自己觉得需要的东西。今天，小伙子们不再心存敬畏。他们跟自己所在的真实世界已经脱节。与此同时，他们对任何的蓝领工作都不屑一顾，不论这些工作是不是需要高超的技艺，甚至不在乎有些蓝领工作拿到的薪酬比普通白领还要高，比如管道工或者电工。
在1969年的时候滚石乐队曾经有一首歌唱道：“你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但是，他们也告诉自己的歌迷们：如果勤奋努力，人们就会各得其所。这首歌曾经风靡一时。如果换成今天，恐怕没人会写这样的歌。似乎只有不知道如何因势利导的人——那些“笨蛋”们才会去辛勤工作。年轻人不再有耐心为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不愿意冒着丢脸的风险去尝试有可能失败的东西。
“CIRP大学新生调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每年都要进行的一项针对刚刚入学的美国大学新生的调查，在2013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们注意到，尽管新生们认为自己具有合作精神，并且能够包容异己观念，但是当自身的信念真的被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实际表现却乏善可陈9。
与之相似，在约瑟夫森伦理道德研究所（Josephson Institute of Ethic）进行的针对年轻人道德态度的调查中，45%的男孩子和28%的女孩子表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这个陈述：“一个人为了获得成功就必须欺骗或者做手脚。”而认可“如果人人都在做手脚，这就算不上是欺骗”的男孩数量比女孩多一倍10。请大家停下来自己读读前面这些句子。任何大家都去做的事情全是可接受的，不论是否不道德或者有害人伦。这种态度实际上成为了好人做坏事的垫脚石：只要别人在做，自己何乐而不为？
牛奶如果免费，何苦花钱买牛
《非自然选择》（Unnatural Selection）的作者马语琴（Mara Hvinstendahl）说，这个世界上男人的数量少于女人是个不解之谜。虽然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但是从出生率来看男女比例却是105:10011。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生下来的男人多，但是最后活下来的却是女人多呢？
《部落动物》（Is There Anything Good About Men?）一书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给出了一个让人愤愤不平的解释。他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女性个体繁衍生息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女性更有可能采用安全的策略，跟多数人待在一起（大多数女性都是这样行事的），等着男人来到自己身边交配繁衍。女性不需要像男性那样去冒险跋山涉水或者攻城略地才能发现交配繁衍的机会，而这些都是死亡率较高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女性祖先采用了以稳求生的策略。
另一方面，男性为了发现繁衍的伴侣却不得不尝试截然不同的方法。绝大多数远古时代的男性并没有后裔能够活到今天，尤其是那些采取求稳的策略随大流的男性。要想有机会繁衍生息留下子孙后代，男人们必须富有资源、创造力强、敢于冒险，并且善于发现新机会。鲍迈斯特说：
对于整个文化来说，最有利的策略似乎是让男人们之间为了争夺尊严或者其他激励而相互竞争，并且使得资源的分配极不平等。男人们为了获得承认，必须提供社会所认可的价值。他们必须在文化竞争中击败对手和敌人，这有可能就是男人们不像女性那么温柔可爱的原因。
文化支配男人的根本方式来自于最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socialinsecurity）。这种不安全感是人际性的、存在性的，并且是生物性的。这种不安全感深深地植入了每个男人的脑海中，如果不出类拔萃，就不会被接受，不会被尊重，甚至可能有没机会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巨大危险。
这种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对男人而言是巨大的压力，因此有很多男人会不择手段、精神崩溃、奋不顾身或者英年早逝，寿命比女性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不安全感对于整个文化和社会而言，确实是能够激发创造力并且富有成效的。12
鲍迈斯特着重指出了生物学家贾森·怀尔德（Jason Wilder）的研究，怀尔德通过从各地人口中提取基因样本的方法发现了人类祖先的性别比例大概是女性占67%而男性占33%，这也显示了某些男性可以跟多个女性生育后代，而大多数男性则没有任何后代延续下来13。这种不平等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3世纪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他的儿子们都妻妾成群，最近的基因证据显示，今天生活在前蒙古帝国土地上的男性中可能有8%都是他的后代14。
从历史上看，男性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故而心甘情愿以身犯险。这导致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性机会充足并且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男性会变得非常懒惰。普遍而言，只要男性能够轻而易举地跟有吸引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他们就不觉得值得耗费更多精力、时间或者金钱来博取女性的关注。这个情况在女性与男性的比例高达1.33 ：1的大学校园中尤为显着。在生命晚期阶段的养老院里也有巨大的性别失衡情况存在，在那里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甚至多出了一倍以上15。作为可选择伴侣的男性数量越少，这种“男人短缺”的感觉就会存在越久。
所谓的“古滕塔格-西科德理论”最初来自于一本1983年由玛西娅·古滕塔格（Marcia Guttentag）和保罗·西科德（Paul F.Secord）两人所着的书《女人太多？》（Too Many Women）。他们提出，两性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往往对他们的伴侣更少依赖，原因是他们有更多潜在可能关系供他们选择，因此他们跟数量较多的性别相比，有着更多的“单方权力”，即更占优势。当面对数量充足的女性的时候，男人们就会开始风花雪月，并且不愿意对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有所承诺。在一个有着太多女性或者太少“能够结婚”的男性的社会中，就会更少有人结婚，即便是会结婚的人也会选择晚一点再建立家庭。既然这时候男性有着天时地利，可以在众多选择中挑来看去，女性的成就和传统角色的价值就会被低估；而女性因为不能再指望自己的伴侣忠贞不贰，所以会更多地选择进一步上学深造或者发展事业，来更有力地支持自己16。
在大学校园中，浪漫关系的数量有所下降，而随意的性行为越来越多。跟我们谈话的几位大学女生分享了她们的担忧：
这些日子男性和女性都忙得四脚朝天，高科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更多的人接触来找到适合自己想法的人。举例而言，我的一个在纽约的朋友为一家顶级投资银行工作，并且事业成就非凡。她需要有人相伴，但是自己又极度繁忙，于是她选择了跟自己喜欢的男人每周一起“待”三天。这种现象在二三十岁的男女中间极为流行。我个人认为，很多女性随着自己的成长渐渐淡出了这种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她们最终还是想要成家生子），但是很多男性却意识到拥有这种不需要费力沟通维持也不需要承诺的临时关系太容易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就可以上床的年代里。你可以跟某个人共度良宵，但是如果问问对方是不是还跟他人有关系却反而是一种冒犯。在像伦敦、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全都给红男绿女们提供了彼得·潘38一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异性恋的男性占了很多便宜，他们永远能选择更年轻的异性。我们并不是要批评什么，只是说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这种潮流会如何影响家庭关系。当今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的女性不会满足于表现欠佳、游手好闲的丈夫，而大多数男性也不会希望在自己妻子面前颜面扫地。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一个更多人独居、更少人建立家庭的社会呢？
“女人要求有多高，男人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访谈的一个27岁小伙子这么跟我们说。他的这句话让我们思考，唾手可得的性机会会如何影响男性实现其他人生目标的动机。会不会有溢出效应，也就是性机会的手到擒来让大家认为其他目标也可以轻松达成不费吹灰之力？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动机都是来自于进化压力，我们绝大多数的努力其实都只是煞费苦心地想要获得交配机会。但是在过去，性伴侣（和传宗接代）是勤奋工作的奖赏，最少也要花些心思规划设计。时至今日，这种奖赏得来全不费工夫，不需要哪怕一点点的努力，那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这就像在正餐开始之前先用甜点塞满了肚子。
伦纳德·萨克斯在他的《边缘女孩》（Girls on the Edge）一书中访谈的一个女孩说道，这些日子所有的小伙子都想要“把姑娘骗上床，然后就拜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让女性满足，也根本不想建立情感连接或者亲密关系。萨克斯认为，因为现在的年轻男女比他们的父母一代在更低年龄就会开始性行为，而且小伙子们变得更自我中心和更不成熟，现在的文化中有一种从“约会”到“约炮”的变化，也就是说年轻男性们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关照爱护年轻的女性。而色情片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是年轻男性不再投入关系的一个例证。在萨克斯的访谈中，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描述自己最近在色情网站上看到的新鲜玩意儿，并且告诉他如果让他们从边看网络色情片边自慰，和去约会现实中的真实女孩之间做个选择，他们宁可选择色情片17。我们自己做的学生研究中有个小伙子说，他的男性朋友中有很多人在跟真正的女孩有性接触的时候都会失望，因为她们没有色情片里的艳星性感诱人。
有趣的是，最近在《性与婚姻治疗杂志》（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观看色情片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在最常用的三种自恋测试中得分更高，并且分值高低跟看色情片所花时间具有相关性18。自我陶醉跟同情心势不两立，表现在对自己所在社区的事情漠不关心，也表现在认为自己毫无义务去帮助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以便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提要
如果一味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对自我的良好幻觉会让他们严重脱离现实。
男性和女性在进化中建立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男性倾向于冒险和竞争，女性倾向于安全；因此男性承担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在性机会充足并且唾手可得的时候，没人会愿意为此下功夫。
※ 13 女性的崛起？
一部影片应当符合以下三条标准：至少有两个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出现在影片里，并相互有交谈，而且交谈的内容不是男人。
——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 Test）
从1960年到现在，女性的收入增加了44%，而男性收入只增加了6%。一项在2010年进行的对于22～30岁之间单身无子女都市工薪阶层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收入高出了8%。有子女有工作并且工资高于自己丈夫的已婚女性的比例，在1960年是4%，而2011年是23%。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性的收入是同样状况男性的117%。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同等男性更高，而且这一跃升的趋势有增无减1。
美国法律对于女性权力的扩展让她们获益良多。例如联邦药品管理局（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立法批准了使用和传播避孕药物。1972年颁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款提出的教育权利的性别平等也让女性获益匪浅，导致了教育系统对女性体育健将的支持；1973年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让女性有权利进行合法和安全的堕胎；1993年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允许女性在生育时和家庭紧急情况的时候带薪休假2。
更进一步，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从1976年开始接纳胸怀大志的女性宇航员，萨利·赖德（Sally Ride）在1983年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3，联合国在2008年发起了“消除针对女性暴力”（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活动4，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暴力预防政策的公共意识和政治意识；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是第一届女性参与所有项目比赛的奥运会5；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度都有了显着的提升。
作家们欢庆女孩和女人们的社会地位、权利和广泛能力的提升。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毋庸置疑，玻璃天花板正在渐渐消失，有才干的女性们开始有机会出人头地，在业界成为领袖。只要她们愿意努力去做，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职业能把女性拦在门外。我们也知道现在还有些年长男性仍然作为公司玻璃天花板的卫士们活跃在“老男孩俱乐部”里面。我们相信，在他们退休之后，会有更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在业界崭露头角。
现在，“领导层差距”仍然存在。到2014年为止，女性仍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里只有18%～20%的席位6。这个数字让美国在全球197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数量排名之中位居第90名7，在使用伊斯兰教法律的苏丹共和国之后，也在会用“剩女”这个词来催促职业女性赶快结婚生子的中国之后。在标准普尔500强（S&P500）的公司中，女性在总监位置上只占有五分之一的比例8。
尽管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女性比男性工资高，女性的持续收入仍然不敌男性。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统计研究宣称在男性收入1美元的时候，女性只收入77美分。这个统计数字到了2014年的时候还在被白宫的文件所引用9，但它其实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所比较的男性和女性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谓的77美分并没有计算工作的实际时间、工作经验的年限或者工作的类型，而仅仅是一个全职工作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平均值的比较。事实上，超长时间工作的男性比女性要多两倍10。与此同时，男性也不会在生育孩子的时候休产假，还有就是高薪职业里男性数量比女性多很多，譬如工程师。实际上，如果做同样的工作时给男人1块钱，而只给女人77分就可以，雇主们肯定会这么做的11。我们需要看看影响这些数据的其他因素。
我们需要性别民主吗
如同在前面所说，无子女的女性收入比无子女的男性要高。什么能够促进更多的女性保持就业，即使收入不高于男性，至少也能持平呢？带薪产假和父亲陪产假、价格合理的托儿所、工作时间和坐班的灵活性，以及孩子学校课时安排的便捷性都会有所裨益12。
加州大学的退休教授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她的书《割裂的世界》（The World Split Open）中说道，女性“既像男性，又大不相同”，同时一个并不对女性生儿育女的能力给予重视的社会“很显然侵犯了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权益”。罗森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强迫女性做同男性一样的事情，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她说，真正的“性别民主”必须把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视为同等重要13。
重视对于家庭的投入和承诺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这种观念必须对母亲和父亲同等适用。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认为全日制的工作最适合自己的男性更多，而更倾向于在家带孩子而不是工作的男性数量跟女性一样多。参与调查的人中56%的母亲和50%的父亲觉得很难平衡自己对于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同时23%的母亲说自己“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太少”，而有同感的父亲的比例达到了46%——整整多出一倍。这种差距可能会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总体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相信自己胜任了父母的角色14。
尽管对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更有信心，女性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优先级排序时仍然会左支右绌。《大西洋月刊》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是《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15，在这篇文章中，曾任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赞成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需要改变了。她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无法既作为政府高官业绩斐然，同时也达到自己期望的母亲标准，尽管当她在华盛顿任职的时候她丈夫也乐于分担很多抚育子女的工作。她说自己曾经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可以拥有一切，可以同时兼顾两头，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显然这在当今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框架下并不现实。她说那些身居高位领袖群雄的女性现在应该意识到，所谓“拥有一切”实际上跟个人的雄心壮志或者自律几乎毫无关联，很多职业女性只是在两者之间疲于奔命，或者在支撑自己失业的伴侣。雪上加霜的是，高质量托儿所的价格足以让人破产，孩子们的学校日程安排也常常会跟父母的工作要求有所冲突。斯劳特建议，如果想要创造一个真正能够让女性从容不迫的社会，就需要减少“领导层差距”，选举一个女性总统再加上50名女性参议员，如此这般，女性才能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跟男性平等16。
我们毫不怀疑有更多女性获得政治地位和领袖位置是件大好事，并且如果公司能够采用更加“利于家庭”的政策，就可能会吸引更多才华出众的女性。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只有在同时支持母亲和父亲权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美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里唯一一个没有由国家支付全民享有产假的国家17。要想创造真正的公平以及两性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视角从当前这种经常把男性边缘化的女性中心主义的会话中转移出来，投入到竭力把每个人都包括进来的真正以人为中心的会话之中。如果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能够被强有力地支持的话，那些女性所期望发生的事情才更有可能发生。如此这般，才能既让多数女性的左支右绌得到缓解，同时又让男性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发挥更大作用。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已经明白了，虽然可能不够称心如意，女性并非必须有一个男人在身边才能达成自己的诸多个人、社交和浪漫目标。这会让很多女性放下包袱感到轻松，事实也早该如此。然而，我们也需要明白，女性的自信增加多少，男女之间的和谐也有可能减少多少；女性越多地把男性从她们的长期目标中驱逐出去，两性之间的鸿沟就越深。为了把这种鸿沟减到最小，我们必须在这些关于平等的讨论中把男性和他们的问题也包含进来。
共同的挑战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描述的男性表现的江河日下不仅仅是男人们的问题。女性里面超重者的数量也很多——在很多发达国家女性的肥胖率同男性难分轩轾，在不发达国家中则常常比男性更高18。《自恋时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一书的作者琼·特文格和基思·坎贝尔（W.Keith Campbell）在书中说道，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大学生的自恋人格特质大幅度地攀升，“其中女性尤其明显”。当男性的自恋程度居高不下的时候，女性也在奋起直追19。想想女孩在成长之路上被大人们植入的“公主情结”就知道了——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么做的家长会觉得公主情结非常“可爱”。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诸如《冰雪奇缘》或者《灰姑娘》这样的电影会让自己的女儿在长大成人的时候对任何浪漫和财富都不知道珍惜，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