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村上 瑞穗银行没有南参道支行。支行长也没有原型。纯属虚构。
♨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的人们
我从小就是个典型的文科生，什么数学呀物理呀化学呀，压根儿就不行。在学校里这些科目的成绩也惨不忍睹。所以科学家的精神世界，老实说有些地方我无法理解。
读了那些为探求真理、不满足动物实验，把自己的身体当实验对象的科学家的真实故事结集成书的《想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莱斯利·邓迪、梅尔·博林著，纪伊国屋书店），这种无法理解之感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深刻。
例如罗马尼亚法医学家米诺维奇，为了弄清绞杀导致的窒息死亡给人体造成的影响，曾经上吊八次（虽然时间都很短）。普通人很难做到这种事，是不是？
为了研究人类能忍耐多少度的高温，几位英国人把自己锁在一百二十七摄氏度的房间里。带进来的牛肉半小时就到了十分熟，瓶子里的葡萄酒全蒸发光了。可他们仍然坚持待在里面。“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房间里的温度已远远高于生命极限，我们有机会观察在这样的高温空气中，人类会发生何种变化。”一位参加实验的学者说道。可乐趣到底在哪里呢？
有许多病理学家往自己身上注射病原体，故意感染那种病，有几位还丢了性命。瑞士的庞特医生为了确认毒蛇血清的效果，竟让三条黑蝰蛇咬噬自己的躯体；研究麻风病疗法的埃及医学家拉古达吉博士，给自己注射了三次患者的血液（虽然感染了，但被医治好了）；古巴的杰西·拉齐尔博士为了确定黄热病的传染源是蚊子，让吸过患者血液的蚊子叮咬自己，实验获得成功，假说得到了证明，博士却在痛苦中死去。真了不起呀。
大可不必做到这个程度嘛……我一边读，一边不禁掩卷长叹。但又想，换个角度来看，像我们这种科学领域之外的普通人的人生，不是也能视为一种实验吗？
比如说我这三十年间，每天都在跑步。刚开始，跑步让我感到兴味盎然：“就这么一直不停地跑下去，我的人生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并且决定一探究竟。
那么，长年累月地坚持跑步，我身上有没有发生变化？我想大概有，无论是在体形上、精神上，还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方面。不过，此时此地并没有一个可以并排站在一起进行比较的“不曾跑步”的我，因此很遗憾，无法进行科学验证。只能独自点头称许：“日复一日坚持跑步，我的确改变了呀。”虽然毫无科学性可言，这也是一项耗费了我的人生、动用了我的身体进行的实验。
比起让黑蝰蛇咬手臂来，这要正常得多。我想。
本周的村上 我曾多次被猫儿咬过，可黑蝰蛇有点受不了啊。
♨多姿多彩的编辑们
与在德国出版社工作的女士聊天，谈到最近不论哪个国家，女人干起活来好像都比男人精神抖擞。据她说，在德国出版界，本来打算当作家却没成功、结果做了编辑的男人大有人在。“奇怪的是，女编辑中没有这样的情况。原来打算当作家的女编辑，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据说，因此男编辑里有不少忧心忡忡、非常棘手的家伙。相比之下，女编辑们工作起来干脆利落，所以很容易合作。她的话说得更婉转，不过粗粗概括一下，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日本怎么样呢？”她问道。我窘于回答。呃，日本的情况如何？我不太了解。
我的责任编辑基本一直是男女参半。我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看法，只要好好做事就行，不问性别。就算是“男同志”、“女同志”都无所谓（实际上两者都有过）。当然啦，呃，如果来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绝世美女做责任编辑，说不定我多少也会紧张，以致影响工作。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样的事倒从来……啊呀，这话不合适，不说了不说了。请大家忘掉吧。
我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小说家，曾和不少编辑合作过，仔细想想，其中不乏有些乖僻、令人费解的人。以下仅仅是其中一例。
有一位文艺杂志的男编辑，在咖啡馆里谈工作时，我只简简单单地点了一杯咖啡，他却为自己点了水果芭菲。我心想，我们不是在这么小的桌子上摊开原稿谈事情吗，你就别点那么麻烦的东西了吧。然而这种话又无法说出口……公司教育员工时，肯定也没有提醒他们注意细节：“与作家谈工作时，点水果芭菲是不恰当的做法。”
我在家里做扫尾工作，就请编辑在客厅里等。待工作告一段落，我说着“劳您久等”，走进客厅一看，却见他眼神极其认真，紧紧握着我太太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此君的业余爱好是替人看手相。不过，毕竟作者还在里间工作嘛，你总不至于一直握着人家太太的手吧？对心脏也不好呀。
去某处疗养地旅行采访期间，有一位年轻编辑工作之余穿着游泳衣晒日光浴，晒过了头，造成严重晒伤，只得由我和摄影师彻夜不眠地照料他。出版社负责员工培训的人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形，也不容易啊。
也许只是偶然让我碰上了，我人生中的遭遇该说是多姿多彩吗？这类“稍稍有些古怪的编辑”全是男人，女编辑一直以来都很正常。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您说是为什么呢？
本周的村上 哪位有时间的话，在世田谷区开一家“用贺瑜伽教室”[1]如何？
* * *
[1]“用贺”是世田谷区的一个地名，在日文中与“瑜伽”发音相同。
♨当我死去时
以言辞辛辣闻名的美国女作家多萝西·帕克曾经说过：“当我死去时，希望在墓碑上刻上这样一句话：你能看出这行字，你就离我太近了。”
多萝西女士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然早已作古。这句话好像并没有刻在她的墓碑上。本来可以成为极具个人特色、尖刻又洒脱的墓志铭，可惜了。不过，俏皮谐谑的妙语与墓地恐怕并不般配。
打从前起，我不知何故就对墓志铭很感兴趣。去国外旅行时常常去墓地散步，踱来踱去，阅读写在那里的话。尤其是巴黎的墓地，安葬着许多艺术家，可以度过半天充实的时光。
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墓坐落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座小城里，在国道沿线一处小小的天主教堂后面，是个司空见惯的墓地，丝毫没有静穆之感。他去世时非常贫困，连环绕墓地的围墙也没有，汽车疾驰而过的声音不绝于耳。墓碑上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段有名的结尾：
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优美的文章。不论遭遇怎样的困难，都要努力活下去。然而把这种决心当作菲茨杰拉德的墓志铭，我觉得氛围稍稍有些不符。站在他的墓前，“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这句话骤然浮上脑际。那是在列席者稀稀拉拉的盖茨比的雨中葬礼上，某人喃喃自语般说出的一句话。
嗯，只怕还是不适合用作墓志铭啊。有点太寂寥了。
我写的文章中适合刻在自己墓碑上的，目前连一句也想不出来。不过墓志铭之类，其实没有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安然长眠就行了。但如果不用自己的文章也可以，有一句话，我倒觉得蛮好的：
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
这是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的最后一句话。一直以来，我的心不知为何被这个句子深深吸引。“Think of nothing things, think of wind.”我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起书名时，也想到了这句话。Nothing things，这样的语感真是好极了。
我没有拜谒过卡波特的墓，不知道他的墓前刻着怎样的墓志铭。而他的宿敌——作家戈尔·维达尔评论他的死是“好的职业选择”（good career move）。我听到这话，一面愕然地想“作家这种生物说话可真尖刻”，一面又不得不钦佩他一针见血式的语感。但是这种句子也不可能拿来当墓志铭，对吧？
本周的村上 我想到了一种表达“杯油车薪”，但意义不明。该用在什么场合呢？
♨众目睽睽之下
我不擅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所以尽量一直闷在家里，一个人干活。可出于身份需要（这么说似乎有些狂妄，但我大致也有个身份），偶尔也有必须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情况。
只不过，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一旦横下心来：“反正无路可逃啦！”接下来的事竟也能对付过去。不知为何，我这个人就算面对人山人海也不怯场，因此这方面能轻松搞定。在美国的大学里，我曾站在两千人面前作过三十分钟的演讲，并没有感到紧张，还讲得轻松自如。大伙儿也笑声不绝，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此外也在千人左右的听众面前讲过几次话。我对人数不怎么介意。说不定是因为我视力不太好，看不清听众的脸，所以不太紧张。不过是觉得“好像有人嘛”，就过去了。
可是，面对二十到五十个左右的人，有时我却说不出话来。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脸看得太清楚，所以感觉紧张吗？反过来，要是人更多的话又会怎样呢？我也想在东京巨蛋体育场那么大的地方，面向五万人喊一句：“嗨，各位！都看不看书啊？”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只是我本来不喜欢抛头露面，尽管事到临头能对付过去，可事后疲劳感便会喷涌而出，变得自我嫌弃，工作也心不在焉。所以我尽可能不露面。敬请理解。
我也从来没有上过电视节目。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坐坐公共汽车，漫无目的地散散步，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买萝卜和大葱。走在路上，要是不时有人过来打招呼，未免烦人。我可不想被人评头论足，说什么“哎哎，妈妈，快来看呀！村上春树上电视啦！那张脸长得真好玩”。脸长成什么样，是我的自由吧。
很久以前，我接到过NHK电视台教育频道的节目邀请。一如既往，我告诉他们“不想抛头露面”，拒绝了。责任编导却对我说：“这个嘛，村上先生，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不足百分之二，几乎没有人看。不必为此担心。”我心想：“嚯，是吗，这样啊。”一面又想：“等等，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我认识一个家伙，他会一边说着“一会儿就完事啦”，一边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世上就是有稀奇古怪的人）。NHK这位编导的说辞不无相似之处，对吧？听了这话，便回应道：“是吗？一会儿就完事的话，那倒可以呀。就来一下吧！”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女人吧？又不是献血。
就这样，我还从未上过电视。在摄像机前，我会不会怯场呢？
本周的村上 虽然在写“村上Radio”连载，我也从未上过广播节目。
♨午睡达人
上了年纪，因而比年轻时轻松惬意。这样的事找一找，出乎意料居然还有许多。比如“变得不易受伤了”。哪怕被人家说了难听的话，受到难堪的对待，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甚至夜里睡不着觉的情况也变少了。心想“哎呀，没办法”，大白天便呼呼大睡。呃，大白天便呼呼大睡的，大概也只有我了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人生路上走得久了，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话、受到些难堪的对待，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便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变得无所谓。“每次都为这种事情受伤的话，就活不下去啦！”学会了躲开那刀尖，不让它刺中要害的诀窍。
这样的话，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然而细想起来，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为了不受伤，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要么让脸皮越来越厚，这样一来疼痛当然会减少，可感受力也相应地不再敏锐，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鲜活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总之，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现实生活。这，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并不值得夸耀——我常常午睡，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工作一段时间后，大脑渐渐变得恍惚起来，于是心想：“这可不行，只好睡喽。”躺下身去，立刻落入梦乡。不长不短，三十分钟便睁眼醒来。这样一来大脑特别清醒，情绪积极昂扬，马上便可以继续工作。
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暗淡，更难亲近。要是人家说，那样不是更好吗？呃，我也无法漂亮地反驳。
午睡时，我总是轻声播放音乐，大多是室内乐或者巴洛克音乐，播放的CD基本固定不变。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有一种叫“午睡音乐”的音乐分类。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我却拿来做午睡的背景音乐，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只好请多多包涵了。
于是，午后一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心中感谢人生：“啊，今天也安然无恙，心灵没受伤，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太好啦。”
我觉得，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等到上了年纪，就越快活自在。假如遇上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最好的对策。加油干吧。
本周的村上 午睡起来，有时会犯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此刻是何时。我挺喜欢。
♨蒙克听到的
您知道蒙克那幅名为《呐喊》的画吧？一个人站在桥上，面孔扭得七歪八斜，双手捂住面颊，嘴巴张成圆形，就是这么一幅画。电影《小鬼当家》的海报，也是那个身为主人公的小男孩摆出一模一样的姿势，张口呐喊的样子。
不过（以前我也不知道），据说大声尖叫的并不是画中的人物。他只是听见了空中那“永无休止的呐喊穿过天地间”，所以捂住了耳朵，吓得浑身颤抖。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蒙克自己，他声称在奥斯陆那流血般的黄昏里，亲耳听见了呐喊声。
那是怎样的声音呢？蒙克并未说明。但想必是令人毛骨悚然、只传入他一人耳中的呐喊声吧。看看他周围内心意象式的剧烈扭曲的风景，便可以推测出来。
如果是现在，兴许就要变成“那是幻听嘛，最好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可是对十九世纪末的艺术家来说，什么幻听呀幻觉呀错乱呀都是家常便饭。画家、作家和音乐家身上假如没有一星半点疯狂劲儿，便会遭到众人的蔑视：“那家伙，太轻薄。”当时就有这样一种时代氛围般的东西。
然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的心灵不知为何似乎仍被这幅画深深吸引。我在网上搜索了一番，与《呐喊》相关的图片竟然就有十三万七千张。虽然无法全部浏览一遍（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单单是粗略地看一下，就发现了各种趣味盎然的东西，比如说便当里摆成《呐喊》图案的香肠，面孔与《呐喊》的主人公神似的狗，木板墙上图案完全相同的节眼，做出同样的表情进行表演的浅田真央，十分相似的卫星地形照片，用自己的乳头和肚脐模仿《呐喊》的男子，伦敦上空浮现的有《呐喊》面孔的云……哎呀呀，看也看不腻，好像全世界都充满了“蒙克的呐喊”（抑或其暗喻）。
看着这些，我心想，蒙克在奥斯陆的黄昏听见的“呐喊”，恐怕就是每个人心底深藏的不安发出的尖锐共鸣。有人能明白无误地听见它（或者说不幸听到了它），也有人将它无声无息地深埋在心底。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桥上那位男子因恐惧而变形的脸上，真切地体会到某种超越时代的东西（不，或许该说我们身处当下，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它的存在）。于是，人们不知不觉把便当里的香肠摆成了《呐喊》中那张脸，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人会喜欢吃这种东西。
蒙克还有一幅名为《忧郁》的画作，好几位挪威人告诉我，那位主人公的脸和我非常像。我到奥斯陆的美术馆去看了原画，嗯，有那么像吗？
本周的村上 没有基本政策的政府，就好像没有洗手间的啤酒屋啊。比喻。
♨狗若乱溜达……
常常心存疑惑，却又姑且放过未加深究的事物，在我的人生中还真不少。尽管心里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抽空得查一查”，然而平时琐事缠身，就这么放着了，至今还是个问号。我怀揣着不少这种“尚未解决的疑问”。
伊吕波纸牌里，有一张牌上写着“狗若乱溜达，也会挨棒打”。最近恐怕也没人玩什么纸牌了，可这句话至今仍像谚语般发挥着作用，大意是：“纵然漫无目的，但只要勤勤恳恳地四处走动，久而久之总会遇到些好事。”
然而仔细想想，这句话有些奇妙。狗走在路上挨了棒打，为什么是“好事”呢？如果有人这么问，只怕一般人都答不上来吧。至少我是答不上来的。
“好，这倒是个好机会，我来查一查！”于是我下定决心（其实问题还没有如此夸张），做了一番调查。
查查词典一看，这句话的原意竟然完全相反。狗四下里游来逛去，于是有人说道：“浑蛋，滚一边去！”拿起棒子就打。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没必要做的事情，最好尽量别做。伊吕波纸牌诞生在江户时代，当时等级制度森严。“别兴风作浪，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这正是普通人的生活智慧。
然而随着日本的现代化，人们的心态朝“万事都要积极主动”转变，所以就无视逻辑上的矛盾。“狗若乱溜达，也会挨棒打”，慢慢演变成了意义积极的说法。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另一方面，世间还有意味深长的如下一说。
一只白狗正在闲晃，见半截达利风格、颇具艺术性的棒子掉落在马路上，“哟，好神气！”便把它衔了起来。
狗衔着棒子得意扬扬地继续晃荡，一个小孩子见了，说：“妈妈，我也想要那根超现实的棒子嘛！”妈妈便央求白狗：“哎呀，对不起，能不能把你那根棒子转让给我们呀？我给你三张商店街的兑奖券。”结果就变成了“行啊”。
然后狗跑到商店街哗啦哗啦地抽奖，居然抽中一个二等奖，得到一台附带熨衣架的电熨斗。这时出现了一位中年绅士，对狗说道：“我说狗先生哪，我急需一台电熨斗。我拿这个还算十成新的iPhone跟你交换好不好？”结果又变成了“行啊”。于是狗把iPhone挂在脖子上，用耳机听着埃里克·克莱普顿，回家去了……
这就是我根据“狗若乱溜达，也会挨棒打”在脑海中勾勒出来的情景，是不是太长了？
本周的村上 本周这篇，怎么有点像软银的宣传呀。
♨半杯水
这本是一句老生常谈：看到装着半杯水的杯子，乐观的人会想，还剩半杯水呢；悲观的人则会想，只剩半杯水了。人的一生中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局面，孰好孰坏不能一概而论，但我觉得在这两种观点中选取哪一种，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大不相同。
是认定“这次的首相脑浆只装了半脑袋”，还是认定“这次的首相脑浆竟装了半脑袋”，我们的人生……呵呵，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同。
呃，首相的事儿姑且撂在一边（恐怕不该撂在一边，只是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们还是说说杯子里的水。世上的确既有悲观派也有乐观派。指针啪的一下干脆利落地指向某一方的人只怕不多见，但倘若“粗粗划分一下”，一个人大体上不是属于乐观派，就是属于悲观派。
我呢，“粗粗划分一下”的话，应该算是乐观派。小说家必须牢牢盯着人们意识中的阴暗领域，但不工作时，我大抵生活在“呃，算啦算啦，总会有办法”的世界观之下。几乎从来没有冥思苦想，弄得夜里睡不着觉的情况。
我常常想，对小说家乃至全体创作人士而言，做一个大体上的乐观派恐怕很重要。比如着手写长篇小说时，就需要坚定的信心：“好嘞，这部作品我一定能完成！”一旦心生疑念，觉得“凭我的力量也许完成不了这部作品”，就无法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只不过这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仅仅是脸皮厚。
我读过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说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由孩提时代的环境决定的。兄弟姐妹中，有的孩子得到父母疼爱，有的孩子则未必。得到疼爱的孩子容易长成乐观派，得不到疼爱的孩子则容易长成悲观派。虽然父母们常说“都是自己的孩子，都一样可爱”，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神话”。那篇文章里写道，偏心确实存在。
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对这方面的微妙之处不太了解。不过听周围的人说起来，便觉得没准真是这样。人际关系好让人犯难啊。
不过这篇文章又说，自以为没怎么得到父母疼爱的孩子，会产生走出家庭与外人构筑人际关系的倾向，由此成功的案例很多。是吗，看来也并非全是坏事。
我坐在午后的酒吧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细细思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啤酒只剩下三分之一杯了，刚才还有半杯来着。要不要再来一杯呢？怎么办？
本周的村上 我有过将被父母抛弃的病猫培养成堂堂“成猫”的经历。
♨第二就不行吗？
几年前，一位女议员要求削减超级计算机的研发预算，在国会审议时追问：“非得做世界第一不可吗？为什么第二就不行？”这句话成了那一年的流行语。
我几乎没有关于超级计算机的知识，不配议论研发预算的是与非，但觉得她的发言大有发人深思之处，十分钦佩：“这话说得有趣！”同时又心生疑念：“咦，当真是这样吗？”还设想假如我是负责制定预算的人，在国会上被议员如此追问（如果可能，我可不愿遇上这种窘境），该怎样作答呢？
我当时想，“话虽这么说，可要当第二其实还挺难的呢。”本来是为“我要当第一”拼命努力，然而力有不逮，结果变成了第二，这种情况倒是有的。心想“肯定不行吧”，开始动手干，可是出乎意料地一帆风顺，居然当上了第二，这种情况也有。然而从我的经验来说，一开始就盯着第二发力，最后如愿以偿成为第二的则不多见。
说起来，计划“好嘞，我要努力成为第二”的情景就有点难以想象。可以想象的个案是领先的人太过强大、压倒一切，现实地考虑绝不可能战胜他，所以，能当上第二就算最好的成绩了。
但不论对手如何强大、难以匹敌，只要有千方百计击败对方、绞尽脑汁威胁其地位的气概，就会产生新的构想和谋略……也许是这样。假如从一开始就采取守势，“哎呀没办法啦，第二就行了”，势必永远停留在第二的位置上。不对，只怕连第二都不长久，会被后来者不断超越，掉落到第三、第四。
要是让我坦白直言的话，第二这个位置，我其实还挺喜欢的。比如马拉松比赛，就是紧跟在领先集团后面一点的位置最好。尽量不要出现在电视摄像机的镜头里，利用前面的人做挡风墙，稳步疾跑。冲在前头一路嗖嗖狂奔好像不符合我的性格。
不过，趁着混乱之机成了小说家，三十多年来就靠它混饭吃，偶尔也会遇到就算心里不情愿，也只好逆风而上的情形。这种时候心里想着“好烦人，我可不喜欢这一套”，却根本没有余力说什么“第二就不行吗”，只能想方设法拼命突破难关。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吧？在某些情况下，当第二远比当第一困难。
自然，将我和超级计算机相提并论就大有问题。不过这种地方嘛……呵呵。
本周的村上 每次走进厕所看见TOTO这个标识，就不由自主地哼起《罗珊娜》[1]来，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吗？
* * *
[1]美国摇滚乐队TOTO在1982年发表的一首歌。
♨给猫儿起名字
T.S.艾略特有一句著名的诗：“给猫儿起名字真是件难事。”您知道吗？
他接着写道：“可别当它是消磨假日的游戏。”在这首诗里，艾略特认为猫儿应该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平日里叫的简单名字，像“小玉”之类的。另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用不到，但猫儿理应拥有的外出做客时用的高雅名字，比如说，呃，“黑珍珠”啦“勿忘我”啦。还有一个，就是唯有那只猫儿才知道的秘密名字，这个名字绝不会泄露给外人。
诗人真会思考各种烦琐的问题！我深感钦佩。的确，像这样刨根问底地深思，给猫儿起名字差不多要变成一大事业了。
我养过很多猫，但从未花过时间给猫儿起名字。一个词儿骤然浮上脑际，就拿来做名字了。假如那时正在喝啤酒，就起名叫“麒麟”；身材苗条像海鸥一般的白猫，就起名叫“海鸥”。几乎不用烦琐地思考。潇洒的名字和高雅的名字，我都不喜欢，所以也不费时间。可是这样的话，也就成不了“消磨假日的游戏”吧？
上大学时，我住在三鹰，夜里打工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只小猫咪。我喊它，它便一边叫一边跟着我走，一路紧追不舍，终于跟到了家门口。无奈只好把它带进房间，给了它一点吃的。猫咪就在我家住了下来。
我并没有专门为它起名字，有一天听广播，说有个人养的猫不久前失踪了，那只猫的名字叫彼得。世上既有去向不明的猫儿，也有随缘落户的猫儿。于是我想：“得了，就叫彼得吧。”真是漫不经心的起名方式！
这位彼得就这样一直生活在我家里，但是我也不太管它，结果它变得很野性，长成了一只凶暴的雄猫。早晨肚子饿了，它甚至啪唧啪唧地拍打我的脸，弄得鲜血淋漓。不过我们俩比较投缘，一起生活了好几年。
我二十来岁时，有时跟相处的女孩子交往不顺利，待在学校也没劲，烦心事还真不少，可只要和猫儿一起坐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地闭上眼睛，时间就会温柔而亲密地流淌过去。
彼得当然很久以前就已死去，女孩们也都不知去往何方了。（她们去哪里了呢？）
说给猫儿起名字很难，没准真是这样。或者说起名字很简单，但逐渐附着在那名字上的东西，有时会有不可思议的分量。
本周的村上 狗的名字里，“Pochi”[1]大家比较熟悉，可是，“Pochi”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 *
[1]来自法文“Petit”，即小、可爱之意，最初被日本人听成“Pochi”，便常用作狗的名字，意为“小不点”。
♨您不爱说话吗？
您是属于喜欢说话的人呢，还是不太爱说话？
我呢，应该算不爱说话的。虽然视情况看对手，有时会变得口若悬河，不过平常却是闷葫芦一个。也害怕详尽地说明什么，尽量不做这类事情。哪怕话说得不透彻，招致周围的误解（这种事屡屡发生），也照样坦然自若：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不是自吹，这方面我倒是做得很高明。
接电话是苦差一桩，在派对上跟别人交谈也是弱项，回答采访同样令我心力交瘁，甚至连回封邮件都觉得疲惫不堪。让我跟人家做对谈和书信往来之类的工作，我一律回绝。
假如命令我闭嘴，我可以永远闭口不言，也不会感到丝毫痛苦。独自一人看看书，听听音乐，去外边逛逛，跟猫儿玩玩，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上大学时，我过着单身生活，有时一连半个月都不跟人说一句话。
这样的性格该说是难以相处吧，一般不讨人喜欢，但对小说家这份工作来说却再合适不过。因为只要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就可以埋头伏案，默默地一直工作下去。
然而连我这样沉默寡言的人生，也有一段例外的时期。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有七年半的时间，我阴差阳错地靠服务业维持生计。由于我不愿进公司工作，便借来钱，开了一家店，放放爵士乐唱片，搞搞现场演奏会。
客人光临时，便面带微笑地寒暄：“欢迎光临！”也和老主顾们聊些闲话。尽管觉得“看样子我干不来这种活计呀”，但想到是为了生活，呃，也就玩命对付下来了。遇到话又多又无聊的对手（这种人还真不少呢），也耐着性子亲切地陪他聊天。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可是异常和蔼可亲，不禁十分佩服自己。
不过，多年后和当年的熟人重逢，却常常被告知：“春树君很久以前就对人爱理不理的，没怎么说过话。”我不免备感失落，心想：喂喂！人家可是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和蔼待人哟。早知如此，干脆一开始就不必勉强，顺其自然得了。
但当年的确曾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和蔼待人，这份感触至今仍牢牢地留在我心里。尽管看来当时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我却觉得，正是关于那份感触的记忆坚实地支撑着现在的我。那就像一种社会训练。恐怕人生中注定有这么一段时期，要狠狠使用平时很少用到的肌肉，哪怕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果。
不爱说话的人啊，请努力生活。我也在背后无言地声援你。
本周的村上 在京都三十三间堂里，有一尊与田中将大[1]长得一模一样的塑像，手里拿着鼓。要是球，不就更好了吗。
* * *
[1]日本著名棒球运动员。
♨是说爱欲之根吗
有一天清早，我在京都街头无所事事地漫步，看到某女子大学门口大大地悬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爱欲之根若不斩断，人生苦恼便永不消亡。”大概是一所佛教系的学校吧。就在那告示牌前，穿戴时髦的女大学生们默默无言地走过，赶去上课。那光景颇有些奇妙。
我当然不知道她们每天看到那幅标语时，究竟是心想“是呢是呢，爱欲果然是牵累”，还是寻思“瞎说什么，爱欲不是挺棒的吗，傻瓜”，却认真想了一番特意在女子大学门口悬挂这种口号是否有意义。
毕竟是二十来岁、活蹦乱跳的健康女性，若是觉得“是呢是呢”，爽快地将爱欲之根一刀斩断，生孩子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少，势必还牵涉到人口问题。爱欲难道不是适度保留一些为好吗？像我这种人便会这样想。呃，当然，要是超过限度，不光是爱欲，不论什么东西都会闹出问题来。
您也许会问，爱欲有根吗？要是这样问我，那我只好回答了（因为扭头望去，身后一个人也没有）：好像是有根的。因为有根，才会开花。那么，那条根扎在什么地方？呃，应该是扎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别看我这样，也算在这个世界上活了挺长时间，但那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说实话我还没弄明白。尽管心里想，“差不多就在这儿呗”（莫名其妙传染上了京都腔），却不知道正确位置。
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正因为连当事人都不太了解那条根的情形与土壤的状况，正因为它的功能难以把握、趋势难以预测，人生的发展才更有趣。假如一切都规规矩矩地遵循逻辑与道德，附上使用说明书和产品保证书详加解释，活下去恐怕会变成十分无聊的任务。
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一家美国杂志做了一期“当人们老去时”的特辑，其中有个人发言说：“上年纪后让我感到难能可贵的事有那么几桩。其中一桩就是从年轻时强烈的性欲中解放出来了。”记得当时还够年轻的我半信半疑地读完这篇文章，心想：“咦，还有这种事儿吗？”
那么，如果您问我现在作何感想，我只能回答：“Yes & No（既有类似情形，却又不尽然）。”具体的事实就请您上了年纪后，自己去发现吧。因为，呃，说到底，爱欲毕竟是个人的东西。
不过呢，我可不愿一大清早就被叫来正儿八经地思考这个问题，您说是吧？
本周的村上 京都到芜菁泥蒸方头鱼最鲜美的季节啦。
♨高处是我的弱项
从成田机场驱车赶往东京，看到一个眼生的高高的东西，正在想那是什么，原来是晴空塔。有一阵子没见，竟长高了好大一截。就好像看着熟人的小孩感叹一样：“不知不觉长成大人啦。”
话虽这么说，其实我对晴空塔没什么兴趣，建好后大概也不会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本就不喜欢高的地方。一言以蔽之，就是有恐高症。虽然对洞窟啦、水井啦这种地方很有兴趣，但无法理解想往高处爬是怎样的心情。
可是我太太最喜欢登高，旅行时只要遇到高楼和断崖，立马就想爬上去。托她的福，我去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高处，不开玩笑，每一次我都胆战心惊。
往上爬时倒也罢了，俯瞰下方时两腿发抖，有好几次甚至都下不来了。死死地抓住扶手，脸上肌肉僵硬，尽可能不看下方。擦身而过的小孩子大惑不解地望着我：“这位大叔在做啥呢？”我真想劈头一声怒吼：这不是没办法吗？谁都有一两个弱项嘛！可又不能冲着小孩子这么做……
我唯一自告奋勇地攀爬上去的高处，就是墨西哥的金字塔。金字塔这东西，从下往上看显得并不太高。我便掉以轻心，嗖嗖嗖地一个人往上蹿，一直爬到顶。然而从顶上往下一看，那光景实在是太可怕了。往上爬时觉得徐缓的坡度，望下去简直就像悬崖一般陡峭。我腿脚战栗，冷汗直冒。但好歹像状态不佳的蜘蛛侠，紧搂着岩石，磨磨蹭蹭总算下到了地面。
小时候家里养的小猫咪，神气活现地爬到院子里高高的松树上，这倒没问题，可一看下面便四肢僵硬，下不来了。我完全理解它的心情。它喵喵地叫了一整晚，可我也没办法拯救它。早晨起床后，心想情况不知怎样了，过去一瞧，已经连叫声也听不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它的身影。
那只小猫咪到底去了何处？至今我仍不时感到奇怪。总不至于就那样饿死在松树梢上，它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也许那只小猫咪羞于将狼狈相暴露在家人面前，因而下定决心：“好，不克服恐高症，就再也不回家啦！”于是独自游遍天下，修炼武功去了。说不定它还打算踏遍世界的高处，将自己重新磨炼一番。总之由于某种原因至今未归。这么一想，就觉得小猫咪可怜，很想告诉它：“没关系，谁都有一两个弱项嘛！”呃，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方又是只小猫咪。
本周的村上 野田首相和中日龙队的森野，眼神是不是有点像？都湿乎乎的。
♨像个穷光蛋？
与附近经常叨扰的寿司店的老板隔着吧台聊天，被他告白了：“事到如今，说说也无妨。其实村上先生您头一回光临小店时，我还很担心呢。”问他担心什么，原来担心我付不起账。
“哟，我看上去就那么像个穷光蛋吗？”我说。“像。”他干干脆脆地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以前我没考虑过这种问题，不过，一条短裤加上沙滩凉鞋，走进素不相识的青山一带的寿司店，的确容易被人怀疑有没有支付能力。头戴养乐多燕子队的球帽，再留上一脸胡子，事情就更麻烦了。
如此说来，在别的店里，明明没多少客人，我却被店家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后宣告：“对不起，今天全订满了。”惨遭逐出店门。这种情形有过许多次。哦，是吗？原来我看上去这么一贫如洗啊。
要是穿得正式一点，可能情况会好些，但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家里工作，习惯了随意穿衣随意生活。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注意外观啊，至少看上去得像个正常的普通市民。
从前有一次投宿长野县深山里的温泉旅馆，大概因为外表过于俭朴（这是稳妥的说法），我被安排到一个很俗气的房间，得到的服务也是最低限度的。但不来招惹我，反而更合我意，乐得优哉游哉。端来的饭食虽然做得很粗糙，可是朴素新鲜，相当美味。
然而到了第二天，我忽然被转到豪华的房间，端来上等的饭食，叫人疑心是不是眼睛看花了。我正寻思到底发生了什么，老板娘走出来，说了一通类似“哎呀呀，不知道是老师您大驾光临，多有失礼”的话，闹得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肩也酸背也痛，匆匆忙忙便打道回府了。平日里没人喊我“老师”，我听了累得慌。不过，一个人的态度竟能如此简单地说变就变吗？从前我读过大富豪假扮贫民闯进高级餐馆的故事，好像是凯斯特纳的小说，但不太确定。那本是他时常光顾的餐馆，但他妆化得太高明，没被识破。等吃了闭门羹后，他除去伪装，报出了真名：“喂喂，其实是我呀。”然而店主却说：“不管您是谁，学了叫花子的样儿，就是叫花子。”将他赶走了。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和“装作疯子的模样赤身裸体地在大街上狂奔，那便是疯子”是同一个道理，大概是正确的世界观。
按照这个逻辑，旅馆的老板娘不妨干干脆脆地说：“哼！管你是小说家还是什么，装出一副穷光蛋模样，那就是个穷光蛋。”别来招惹我更好。那样，反倒能轻松愉快地慢慢享受我的幸福呢。
本周的村上 我常常忘记带钱包，所以店主的担心其实不是没道理。
♨荒唐的距离，糟透了的路
前面写过，有些问题我一面心里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一面却长期稀里糊涂，不予深究。
比如说，美国印第安人为什么个个都蓄一脸胡须？为了报告马拉松大捷跑回雅典的传令兵，为什么不骑马？
我问过各种各样的人，可大家都含糊其词：“啊，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答案。非但如此，还常常有人满脸惊愕：“居然还正儿八经地思考这种问题，村上先生您可真是闲得慌！”呃，的确是这样，要说闲，我还真闲。
不过，前阵子读了挪威作家托尔·戈塔斯写的《人为什么奔跑》，关于马拉松的问题终于得到解答。这么说虽然不够体面，但就像巨大的耳垢被掏净了一般爽快。
据戈塔斯说，在古希腊，传令兵得徒步奔跑是一种规定。纵马疾驰太醒目，敌人一眼就能看出“啊，那是个传令兵”，搭箭便射。相比之下，徒步奔跑不易被发觉，骑马难以通过的小道和险径也能顺利跑过。
希腊有很多险峻的山峰，道路修得也不完善，跑得既远又快的传令兵便非常宝贵。原来如此，人比马更实用嘛。这么一解释就能理解了。
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有一位叫斐里庇得斯的传令兵在马拉松战役之前，携带请求派遣援军的信函，用两天时间从雅典跑到斯巴达，一共跑了大约四百六十六公里。
我也曾开着租来的旧汽车走过相同的行程。反正就是在崎岖陡峭的山中穿行，怎么猛踩油门也爬不上去，吃足了苦头。那种地方居然要徒步跑上去！想一想就觉得心痛。
然而斯巴达王的答复却是“No”，不能派遣援军。斐里庇得斯满心失望，沿着同一条路再跑回来。还有一种说法，说他连稍事休息的闲暇都没有，便又奔跑四十余公里赶到马拉松，看到了会战结果后，再次跑回雅典，向市民们宣告：“我们胜利喽！”就此倒地不起。
连我也觉得这么跑的话，只怕非死不可。距离远得荒唐，道路又糟糕透顶。不过，可真了不起呀！好想让当时的希腊传令兵来跑一跑现代的马拉松比赛。
这本书还介绍了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也喜欢跑步，一有空就跑。他坚信消除脂肪能让人精力旺盛。他说过：“内心迷惘时，就大口吸气、跑步上山好了。一切都将变得神清气爽。”
假如推出一本《燃尽脂肪就会变得聪明：智者塞内加论跑步》之类的书，没准能成为罗马的畅销书。
本周的村上 现在还有从雅典跑到斯巴达的超级马拉松赛，但毕竟不来回跑了。
♨边等红灯边刷牙
开车遇到红灯时间很长时，您边等边做什么呢？我呢，常常刷牙。我总是带着牙刷，不蘸牙粉，也不用水，只是慢悠悠地刷遍每个角落。得要些时间才会习惯，一旦习惯了，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刷牙，非常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