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车道上常有司机傻乎乎地望着我这样刷牙，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不用水怎么能刷牙呢”。是的，一切都能练出来。
拜其所赐，每次去牙医那里定期检查都受到表扬：“村上先生您一定很忙吧，可牙齿总是刷得很干净啊。”哪里，倒也不算太忙。别别，您又谦虚啦……
我这一生中，几乎没有“那时候要是这么做就好了”、“要是没那么做该多好”这样感到后悔的事儿，唯独对刷牙一事颇为后悔。学生时代我单身一人，日子过得很颓废，刷牙总是敷衍了事，导致后来一次次去麻烦牙医，既费工夫又费钱。
于是从某一次开始，我就相当规矩地刷起牙来了，还在车里也放了牙刷。可惜坏了的牙齿已经无法恢复原状了。所以说，刷牙成了我心生后悔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假如人生再重来一次（其实我并不想重来），唯有饭后刷牙这件事，我想严格执行。
程度虽不及刷牙，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感到后悔，就是中断了钢琴练习。小时候，我曾经练过很长时间，可是上中学前因为事情繁忙，便作罢了。
呃，我自认没有了不起的音乐才华，坚持练下去会成为著名钢琴家之类的事儿当然绝无可能，但如果踏实苦练，应该能自由地阅读复杂的乐谱。那样一来，欣赏音乐的方式会跟现在大不一样。
除此之外，人生中还有什么后悔事来着？我坐在车中一边刷着牙等红灯，一边在脑袋里列一览表，可是出乎意料，竟然想不出来。
在女性关系方面，虽然有过几回“那次要是想做，本来是可以做成的呀”的情况，可也达不到后悔的程度。在我看来，3可以做却没有做，就像把可能性储蓄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储蓄的温度会点点滴滴地温暖我们有时寒冷彻骨的人生。
总之并非做了便好，这就是村上本周的结论。可是，怎么会从刷牙扯到这种话题上来呢？
本周的村上 此话说来毫不相干：在寿喜烧里加进杏鲍菇，算是歪门邪道吗？
♨唯独这样的死法……
唯独这样的死法我可不情愿——世上就有这种死法。呃，死绝不是令人心情愉快的事，就算如此，还是有些让人不寒而栗、心想“你就饶过我吧”的死法。
我很久以前（不知为何）就有一种嗜好，喜欢收集人的各种惨烈的死法，在饭桌上详细地讲给大家听，招人厌恶。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在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中，我写过被蒙古人活生生地剥皮而死的日本军官的故事。我一丝不苟地描写了这个场景。这种事也让我自己非常不快，几乎窒息，甚至感同身受，一边写一边火辣辣地感受到了那种疼痛（或相近的东西）。
这部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译者们纷纷来信诉苦，例如“村上先生，就因为译了这一部分，我一连好几天都做噩梦”。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样的描写是出于故事需要，绝不是因为我喜欢才写的。
西伯利亚的森林一到夏天，凶暴的虫子就泛滥成灾。一八八七年，一位去当地旅行的英国学者这样描述道：
长着黄色和黑色条纹、像巨大的胡蜂一般的虫子，将驴子的厚皮一针刺穿，吸食它的血。等到发现时，那头可怜的牲口已经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了。睡觉时，行走时，吃饭时，虫子无时无刻不围绕在身旁，只好熏烟驱逐。如果说有那么一段时期对生物来说称得上活地狱，那就是南西伯利亚的夏天了。
因为极北地区的夏季非常短暂，虫子趁机拼命地储备营养，繁殖后代，随之变得异常凶残。
就在这样的土地上，前苏联政府建造了强制劳改营，将无数囚犯关进去。表现出反抗态度的囚犯，夏季里会被剥光衣服绑在树干上，任凭虫子叮咬。据说虫子会成群结队地袭来，一会儿工夫就吸光囚犯的血液，断送他的性命。我可不愿意尝试这种死法。光是想象一下就感到恶心。单单被蚊子叮几下便心里不舒服，若是受到这样的处置……
另外，到了冬天，不听话的囚犯同样会被剥得精光绑在树干上，用一晚上的时间将他冻死。就算让我二选一，被蚊虫叮咬固然不快，被冻死也一样令人犯难。
据说成吉思汗每占领一座城市，就令被捕的几百位贵族排成行躺在地上，在他们身上铺好特制的巨大床板，在上面举行盛大的宴会，将他们活活压死。
讨厌死啦。可能的话，我也不想体验这样的死法。世上真是有各种各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死法呀。
本周的村上 “免费电话”和“偷情电话”，很容易听错嘛。[1]
* * *
[1]日语中“免费电话”与“偷情电话”发音相近。
♨在华盛顿的宾馆里
我曾经几度旅居美国，同美国人自然也有些私人交往。当然，尽管都叫美国人，那里其实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们，跟他们相处既有开心事，也有烦心事，还有叫人灰心的事儿。这在世界各地（只怕）都一样。
不过一想到美国人，我就想起某天在华盛顿遇到的一件事。当时我在白宫正门附近的一家宾馆里，正要办理入住手续。我要在乔治敦大学为新生们作一次演讲，刚从日本乘飞机抵达，我和太太都累得筋疲力尽。
事不凑巧，前台挤满了人。我一面想着赶快进房间安顿下来，冲个澡，一面排队等待。眼看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就在此时，一个白人男子从一旁横插进来。只见他身穿细条纹西服，系着花哨的领带，一看就像个右派院外说客，是个体格魁梧的中年汉子。
“对不起，我排在你前面。”我说。他却强词夺理：“你不是排在那边吗？我排在这一边。”可是大家都在前台自然地排成一列等着轮到自己，他的鬼话根本不成理由。然而那家伙毫不理会我的不满。这时站在身后的白人男子开口帮我抗议了：“不，是你不对。这位绅士一直在排队等待。像你那样插队不公平。”
可是此人长得又瘦又小，戴着眼镜，怎么看都显得其貌不扬，就像一位公立高中的历史教师。院外说客凶狠地瞪着他，鼻腔里发出嗤嗤一笑，理都不理，自顾自办完了入住手续。我和那人只得作罢，各自摇摇头。跟这种家伙讲道理，比阻挡行驶的推土机还艰难。“对不起，美国人不是都像他那样。”他仿佛辩解似的说。“我当然知道。”我说，“日本也有许多无赖，不过还是谢谢你。”然后我和他握手道别。
一想到美国人，我就常常想起这两个人来。身穿细条纹西服的傲慢的院外说客（大概是），和为了我挺身而出的瘦小的高中教师（大概是）。一个是认定实力与金钱就是一切的类型，一个是坚信社会公正的类型。当然，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示意图，可是在美国，落差好像尤其明显。遇到前者，我们会觉得：“啊啊，这种国家真让人受不了！”遇到后者，又会感到：“说来说去，美国还是个不凡的国家啊！”
我从这件事中还学到了一点：看到外国人在日本遇到为难的事儿，应该主动去帮助他。请大家也这么做。
本周的村上 看到“City Bank”的银行招牌，我会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这是不是有点怪呀？
♨在想象中看到的东西
诗人阿蒂尔·兰波曾经说过：“普通人只能在想象中看到的事物，我一直能亲眼看到它们。”
不知兰波是真的用肉眼看到了这样的东西，还是用诗人的眼比喻性地看到了它们，不过，可真是帅极了！听他若无其事地一说，便忍不住由衷感慨：“到底是诗人哪！”假如我来说同样的话，人家想必置若罔闻：“嗨嗨，是吗。那倒不错。那么刚才说到的那个莱氏拟乌贼……”
接受某家杂志采访时，我曾经引用过兰波这句话。在整理采访稿的阶段，编辑问我：“对了，村上先生，兰波的那句话，您是从哪儿引用的？”我记得好像是兰波或者与他关系密切的某人的传记，但想不起书名来了。编辑帮我到处查找，也没找到出处，那一段就只好闪烁其词。这种事情时常发生。
只是我这个人有一点很成问题，就是常常把内容弄错，或者无意识地作了改动。更糟糕的是我有时会想“要是有这么一段话就好啦”，随意编出一段文字来，过后竟忘记是自己编造的了。这样一来，出处当然就搞不清楚了。
哪怕不是阿蒂尔·兰波，像我这样普通的小说家，有时也会真实地看见只能在想象中看到的事物。或者说，有时我感觉自己看见了。
比如说，我喜欢描写陌生的地方。像一次都没有去过的蒙古小村庄，知之甚少的四国小镇，闭门造车描写那里的情景。想象着“那儿大概是这样的地方，生活着这样的人”，将细枝末节都具体入微地写出来，简直就像亲眼见过一样。这种活儿非常愉快。比起亲眼看过的风景，能更自由鲜活地进行描写。
写完书后，有时我会真的去一趟那个地方。提心吊胆地想：“弄不好，我会不会是一派胡言啊？”然而去了一看，很多时候都成了“什么呀，这地方不是跟我写的一模一样嘛”。与我伏案想象的风景一样的景致展现在眼前。树木的姿态，河水的流向，空气的气味，等等等等，连细微之处都完全一样，令人愕然。
可是这好像和兰波先生恰恰相反，应该是“普通人只能亲眼看到的东西，我却一直在想象中看见它们”。不不，所以说，莱氏拟乌贼的事我们暂且不提……
本周的村上 假如有什么“洗剂意识”[1]的话，也许它会觉得“今天又把人家跟脏袜子放在一起，讨厌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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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语中“洗剂意识”与“潜在意识”发音相同。
♨湿地板滑
在哥本哈根街头漫步，看见橱窗里挂着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一行日文：極度乾燥しなさい。[1]咦？我觉得奇怪，凑近一看，只见下面附着一行英文：super dry。啊，原来是这句话的直译啊。虽然意思大致不错，可这句日文稍微有点不自然，对吧？“请极度干燥”，说不定还挺适合做后现代小说的标题。
然而这种错位的语感十分好玩，于是我买下了那件T恤衫，时不时穿着它走在东京街头。那家店里还有些同一品牌的印有奇妙日文句子的T恤衫。在欧洲，想必大家觉得日文很图像化、很帅气吧，却不问所写的内容是什么。
不过说起干燥，美国某机场的洗手间里，放着一块写有日文“湿地板滑”的牌子，英文是“Slippery when wet”，仅仅是对它作了直译。可是听到“湿地板滑”，假如毫无心理准备，就像忽然被塞过来一桩难解的禅宗公案，岂不要吓一大跳？还以为其中有什么深刻的启示或内省呢。
如果用规范的日文来写，应该是：“地板湿滑，敬请注意。”不过这句话用作警示稍嫌冗长，原文那种紧迫感被淡化了。如果这样思考，渐渐便觉得“湿地板滑”倒是与情景相符的率直的警示，是恰当的日语表达。
其实我想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日语这东西（或者笼统地说，语言这东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以前感到有些奇怪的表达，见惯了听惯了，就会觉得“也许这样更合我意”，统统吸纳到我们的词汇表里来，不知不觉便在正宗的日语中占了一席之地。
最初看到“湿地板滑”这块牌子，可能会吓一跳，百思不解：“好奇怪的日语呀！”可经常看到它，它就会慢慢被人们认识，甚至成为理所当然的表达。换个说法，走进洗手间，看到“湿地板滑”之外的牌子，说不定反而会觉得别扭。
常有人提倡什么“美丽的日语”、“正确的日语”。可是，美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存在于每个人心里，语言不过是反映这种感觉的工具罢了。我们当然得善待语言，但语言真正的价值难道不在于它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而非语言本身吗？
我一边如厕，一边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不起了。但我是认认真真洗过手的，不要紧。
本周的村上 飞机上提供的葡萄酒，虽然经过精心挑选，可酒温常常乱七八糟。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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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意为“请极度干燥”。
♨糟糕的事，悲惨的事
“人生不是糟糕就是悲惨，二者必居其一。”在电影《安妮·霍尔》中，伍迪·艾伦这样定义人生。他一本正经地主张，遇到了什么糟糕的事儿，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啊啊，不过是碰上了糟糕的事，太好啦！不是悲惨的事，真幸运！”
电影里接下来具体定义什么是糟糕（horrible），什么是悲惨（miserable），因为表达上存在问题，在此不宜引用。有兴趣的人请借录像观看。
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搞笑的台词。“（因为极度慌张）不由自主地从头上把裤子脱下来啦！”这一句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看多少遍都不觉得腻。
艾伦关于人生的定义乍一看好像是消极的，其实换个看法，却出乎意料也是积极的世界观，至少很实用。
比如说（姑且说比如），有一天翻开报纸的文艺栏，上面写着“村上春树这个作家毫无才华，脑袋比猴子还笨，人格猥琐早有定论”。一想到这样的文章被发送到全国家家户户，被人们阅读，我就哑然无语。
然而重新打起精神一想，比起因为偷拍或诱奸被捕，登上报纸社会版闹得沸沸扬扬，情况可要好多了。如果是那样，可真就羞愧难当，无颜面对世间了。被骂上两句无能、蠢货、猥琐便能蒙混过关，恐怕该觉得幸运。至少这还不算犯罪行为，可以堂而皇之地——就算不能堂而皇之，呃，起码可以理所当然地在街头平静地漫步。
尽管以上说法多少有些夸张，可我脑袋瓜的确不够灵光（脑子比我聪明的猴子，这世上肯定有好几只），人格没准也有瑕疵，我自己也时时反省。但因此把这种事情拿到全国性的报纸上大书特书是否合适？我在心里嘟囔。
如此说来，我还曾经受到批评，说“村上春树伪善”。别人这么说我，我当然不会心情愉快。但想一想，能挺身而出，断言“不，我不是伪善者”的人，这世上又有几个呢？至少我做不到。我身上当然有伪善的地方（有人一点都没有吗），否定这一点就是最最伪善的行为。
挂着职业小说家这块招牌谋生度日，有时也会遇到倒霉事，还会被人扔泥巴，很难毫发无损地活下去。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振作精神向前看：“这样就完事还算好的，弄不好结局可能更悲惨。总之偷拍和诱奸可万万做不得啊！”不不，这种事我本来就不做哟。
本周的村上 迄今为止，在商店里顺手牵羊也罢，死缠烂打也罢，虐待熊也罢，这类事儿我都没干过。真的。
♨最好吃的番茄
写起随笔连载来，“不经意间一挥而就”的主题就会接踵而至。在我而言，猫咪、音乐和蔬菜的话题会不由分说地变多。毕竟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更开心。至于厌恶的东西、喜欢不来的东西，我随时提醒自己不去思考它、不去写它，这是我的基本方针。对读者来说，比起“这种玩意儿我最讨厌，真恶心”的文章，当然是“我喜欢这样的东西，写着写着就忍不住喜形于色”的文章读起来更愉快啰。哦，未必如此？我不太清楚。
不管怎样，反正我喜欢蔬菜。女人嘛，我也比较喜欢，但这样写的话，势必要惹出些令人尴尬的事儿来（我扭头望望身后），难免有所限制。在这一点上，蔬菜很轻松，很好。
二十岁那年暑假，我进行了一次长途的徒步旅行。背囊很沉重，那年夏天北陆一带又热得要命，但我向来喜欢独自一人走很远的路，或者长跑（这也是我的爱好），根本不觉得这种事辛苦。
有一天下午，我走在能登半岛的田间小道上，一位正在地里干农活的大叔叫住我，说：“这番茄很甜的，你拿几个去吧。”递给我三四个刚刚摘下、又大又红的番茄。
啊，那番茄真的很好吃。当然，也许是因为当时骄阳似火、我口干舌燥的缘故，可是那自然的芬芳、充足的水分、脆生生的口感、美丽的色泽，不管举出哪一点，都是我这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番茄。太阳的气味毫不吝啬地渗进了番茄中。
不过，比起它的美味来，至今仍然鲜活地留在我心底的“佳话”，还是大叔对自己培育的番茄满怀自豪，愿意将那色彩鲜艳的成果分给我——一个衣衫不整、晒得黝黑、满脑袋空想的大二学生。我一边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迈步，一边大口地啃着番茄，奇异而真实地感到：“像这样生活在世界上，真的很不赖。”
吃完番茄，正好开来一辆公交车，我便招手上去。车里的收音机恰好在播放甲子园高中棒球赛实况，车上所有乘客都屏息凝神，专注地聆听。那是三泽高中的主投手太田幸司在决赛中一人连投十八局，却零比零仍旧未决出胜负，于第二天再度举行的比赛。
这场著名的比赛已化作传说，至今仍为大家津津乐道，我却在与电视和广播统统无缘的旅途中，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感叹：“嗯，大家都在认真地听高中棒球赛转播。”事后我才得知详情。
就这样，每当看到新鲜番茄，我就想起那辆公交车和太田幸司。毕竟是一九六九年的事儿了。
本周的村上 住在希腊时常吃的“希腊沙拉”里的番茄，也散发出太阳的气味。
♨椰子树的问题
关于椰子树，很久以来我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椰子树非长那么高不可？当然，果实长在高处，就不会被人摘走，但也没必要哧溜哧溜那样疯长呀。还得将根牢牢地深扎下去才行，但遇上台风来袭，弄不好还是会吧唧一下断了……
思来想去，上一次望着在信风中悠闲自在地摇曳的椰子树，我陡然想到了答案。当然这不算了不起的问题，但靠自己的脑袋瓜想出点什么，却是一件爽心事儿。尽管不会说出来，但我能理解阿基米德和牛顿的心情。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椰子的果实又大又重，风儿也运不走，虫鸟也吃不到。所以就这么置之不理的话，它肯定会扑通一下掉下来，在那里生根发芽，威胁母树的生存。因此椰子树应该将果实尽量播撒得远一些。
于是椰子树左思右想（是不是真的想过就不知道了），决定让树干长得又高又软，一有风吹就柔韧地大幅度摇来摆去，利用离心力将果实呼的一下抛向远处。是这样吗？生物为了保护种子，可真是动足了脑筋，我心想。
当然，这不过是我偶然想到的假设，至于学术上是否正确，我无从知晓。在网上查了许多关于椰子树的资料，可是“椰子树为什么长得高”根本没成为话题。大概谁都不曾认真考虑过这种事吧。但不管怎样，我一贯主张的“在网上无法得知真正想知道的东西”，倒是再次得到了证实。
查了以后才知道，檀香山街道上种植的椰子树好像多半是不结果的。万一铁硬的椰子飞过来，砰的一下砸到行人，肯定会造成重伤。这样一来市政府就得支付巨额赔偿金，便改种了不结果实的品种。当然，安全高于一切，可这样总觉得有点扫兴，您说是吧？
不过我竟然在网上看到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子写的短评，说是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椰子”，发音读作“coconut”，声称“要是这个名字被人批评，我会很恼火”。当然，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喜欢的名字本是父母的权利，我没有说三道四的意思，虽说这样，呃，按照恼不恼火简单地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方式，未免也……这种事，细想起来也是令人犯难的问题。
本周的村上 持续了两年的连载，本周将结束了。真的。“coconut”小妹妹怎么样了？
♨后记
前年，村上春树先生开始在《an·an》上连载随笔（十年前曾连载过一年），历时两年的连载在今年三月结束了。
继上次之后，我再度承担绘制插图的工作。去年七月，连载一年的随笔结集为《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今年又把其后一年的随笔结集为《爱吃沙拉的狮子》。
请允许我对“村上Radio”系列的插图唠叨几句。插图采用了铜版画，即在9cm×9.5cm的铜版上，用一种尖端尖利的金属刻针像刮挠一样作画（这种手法叫铜版雕刻），再请专业的印刷师傅印制成画。
村上先生先用邮件将原稿发来，我打印出来，一边反复阅读一边画出好几张画稿，再从中选出一幅，铺上复写纸翻刻到铜版上。铜版画得将纸弄湿后进行翻印（印制），没干之前，无法提交给《an·an》。得等它干透，油墨完全附在纸上后再交画稿。
为周刊杂志工作，绘制耗费时间的版画很困难，好在村上先生每次都将一个月的随笔一起寄过来，这样我就能集中制作版画，得以顺利发排。
杂志印刷得非常出色。我的画虽然稚拙，但幸好有经验丰富的印刷师傅，因此才能坚持画完插图。完成了一份好工作，我感到很幸福。再次向村上先生表示感谢，感谢您给了我这份愉快的活儿。
去年结集出版时，我接受了几次采访，当时有很多人提问：“您比读者更早读到村上先生的原稿，真好。请问您感想如何？”其实我阅读时，一直在思考该把哪个场景画进画里，没能作为一介读者好好欣赏村上先生的随笔。直到临近结束时，我不知何故终于能像读者一样品味文字了。因此我想，要是连载再继续下去该多好！等这本书出来，我会抛开工作去阅读它。好期待。
村上先生的书由我来写后记，实在僭越，令我诚惶诚恐。再一次向村上春树先生，负责装帧的葛西薰先生、增田丰先生，《an·an》编辑部熊井昌广总编辑、宫川洋一先生、郡司麻里子女士，以及出版社的铁尾周一总编辑、印刷师傅白井四子男先生深致谢意。
大桥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