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位，同时，得益于中学教育师范学校（IPES）多出的一年，我离开了这所在当时显然属于第三区域的大学，并进入索邦大学（巴黎一大）攻读DEA⑫（大学第三阶段课程），同时准备教师资格会考。因为一些我今天已经无法回忆起的原因，虽然兰斯大学一直向我发放补助，但我已经不需要再回到那里了。也许是因为DEA属于论文准备的第一年，所以学生不再遵守“学区分配”的地理限制。这时我已经来巴黎两年，我终于有机会也成为一名巴黎的大学生……兰斯已经成为过往。我没有理由再回到那儿。我后来便没有再回去过。我的生活已经巴黎化。当时的我很幸福。在索邦大学，我遇到一些优秀的，甚至是极出色的、令人叹服的老师。兰斯的老师与他们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在两三年间，我以不间断的方式参加了几个老师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在这时，我成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需要赶上进度（我可以通过与那些和我坐在同一阶梯教室的同学相比较来估计这一进度），我把时间花在阅读上。可以说这是被延迟的哲学教育。我毫无保留地沉浸其中：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重新变得生气勃勃，而且我终于可以认真理解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了……
DEA期间我的学习很顺利，我的论文主题是尼采和语言（我是如何写的？我不记得了。我不确定我是否还留着论文副本）。而后，就像注定的那样，我没有通过教师资格会考。我并未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之前就明白自己没有达到这一水准。
之后我投入到论文的准备当中，我选择研究历史上的哲学家，从黑格尔到写下《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的萨特。那时我没有想到去研究福柯和《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但我不想，也没有想到要读这本书。不过在不久之后，我阅读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第一本书，以及福柯的第一本书（已经得到公认）。我的理论世界开始晃动。而萨特，顺理成章地，被推至我思想的一处角落，最后在经过大约十五年的内心煎熬后，终于消失。但在当时，为了很好地实施我的论文计划，为了可以第二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在DEA这一年结束时我没能通过资格考试，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接收工资，所以需要赚些钱养活自己。我成为一间位于雷恩街的旅馆的守夜人，每周工作数次（我清晨八点从旅馆出发直接前往索邦大学上课，下午再回来睡觉。这很是累人，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只坚持了几个月）。之后我找到一份夜班工作，工作时间是18点至午夜。地点位于近郊，工作职责是维护电脑，当时电脑的样子像高高的金属壁橱，我的工作就是维护那些在机器中轰鸣着的，被存贮在那些像电影胶卷盘一样大的磁条中的数据。午夜时，我得赶到火车站搭乘最后一班回巴黎的列车。这份工作没什么意思，但至少我有时间读书，我把这些关在办公室里的时间用来认真研读需要阅读的作家（我能回忆起那些整夜整夜阅读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日子）。当我第二次在教师资格考试中落榜时（虽然笔试成绩很高），我沮丧极了。在有可能成为中学教师这样的希望的支撑下，我在这场考试中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希望，但这些都没用。国家教育机构不愿接受我作为中学教师——于是我便免除了在教育体制中服务十年以上的义务，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份“助理教师”的岗位，也就是非正式的候补教师。我也没有办法继续深造以便进入大学工作，我明白这一显然的事实：只有“遗产继承者”，或者在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方面均属优越者，才能选择这一职业方向。我试图逃离自己的社会阶层，但这次它再次将我擒拿：我必须放弃自己的论文写作，放弃学术志向，放弃所有与这一志向相关的幻想。我所否认的、关于我身份的事实重新浮出水面，相应的社会规律再次作用于我：我应该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但如何寻找？寻找怎样的工作？我这时发现文凭的价值与个人社会身份紧密相关：我的DEA教育经历没能让我像其他人一样通向获得博士论文的道路，因为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必要的经济条件保证生活（如果一定要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坚持写论文，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不止如此，我在这里揭露了一个事实，因为这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所以无须再推迟对它的揭露：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的帮助、人际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将影响文凭在工作市场中的价值。说到社会资源，我得说，当时我几乎没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当时完全没有社会资源。我也不掌握相关信息。所以，我的文凭没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很大的价值。
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巴黎：Raison d’agir édition，2004），页120、121、123。
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巴黎：Raison d’agir édition，2004），页120。
③同上，页126、127。
④同上，页126。
⑤法国旧省份，位于法国西南部。——译者注
⑥关于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男孩们对于男性特征的追求（尤其是对于权威的反抗和对于“顺从”的好学生的敌意）以及教育体系对他们的淘汰（也把他们引向工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请参看［英］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韦斯特米德（G.-B）：Saxon House，1977〕。
⑦［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页103—104。当布尔迪厄创作这本著作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手稿，并与我讨论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将这些内容写入我2004年（也就是他的书出版的那年）的日记〔参看［法］迪迪埃·埃里蓬：《在这一脆弱的时刻……2004年一月至八月手记》（Sur cet instant fragile... Carnets, janvier-août 2004）（巴黎：Fayard，2004）〕。面对我的批评，他回应道，当书籍在法国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德国出版），他想要修改这些内容。但他没有时间这样做。
⑧关于男性主义（以及阶级）的范畴在学术话语（在这种话语的基础上，社会学将自身塑造为与哲学对立的“科学”）中的作用，请参看［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No.654中的文章《社会学无意识——哲学之镜中的埃米尔·杜尔凯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及皮埃尔·布尔迪厄》（L’inconscient sociologique, Émile Durkheim, Claude Lévi-Strauss et Pierre Bourdieu au miroir de la philosophie），2009，页99—108。
⑨我在《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和《少数派道德》中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区隔》（La Distinction）（巴黎：Minuit，1979）一书并未将同性恋特殊文化纳入其理论模型——在我向他（布尔迪厄）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刻对我的观点给予肯定。
⑩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纽博特街33号》（Newport Street 33）中提到相关内容。
⑪［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隔》，页145。
⑫研究型硕士文凭，可视为博士预备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