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们聊了什么？……等一下，让我来试着整理一下记忆中他时常说过的话，我记得并不多，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有一次……轰炸期间，当时城里的居民都缩进地窖里，打着寒颤，嘴唇颤抖，流着冷汗浑身透湿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说，地球和人都是由相同的材料构成的……他曾经读到过这个公式，也就是由百分之三十五的固体和百分之六十五的液体组成，这是他从一本瑞士书籍中学到的，对此他很骄傲，用一种得意的语气说着，就好像现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一样。房屋在我们周围坍塌着，但那些被炸毁的房子和尖叫躲藏的人们却丝毫提不起他的兴趣。他开始谈论一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德国人，大概在一百年前或者更久的年代……罗马这里有一家咖啡馆，就是我和你曾经去过的那家名叫“希腊”的咖啡馆。据说，一百年前或者更早，德国人经常到那里去……你别绞尽脑汁想了，我也想不起那个德国人的名字来……秃头男人说，那个德国人相信植物、动物以及整个土地都是用相同的模子做出来的……这个你能理解吗？在布达佩斯被轰炸的那几周里，他那样狂热、专心地阅读，就像要错过某件大事一样……就像他在一生之中都被某些其他事物占去了时间一样，就像他一直在磨洋工，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弥补他想要的一切，比如说知晓世界结构的秘密……那种时候，我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他并且取笑他，但他根本没有注意，也不在意我，就像他不理会炸弹一样。
这个男人总是对我以“您”相称。他是我丈夫的世界里，士绅阶层里唯一一个即使在亲密的情境下也不会使用“你”的人。你说什么？……那他就不是个真正的绅士吗？……他只是个作家，而不是个绅士？……你真是太聪明了。或许你说得对，他确实不是一个绅士，因为他一直都用尊称跟我说话。我还在当女佣的时候，我丈夫吩咐我到他那里，叫他看一下，检查一下……我顺从地去了，就像一只羔羊。我丈夫派我去找他这个朋友，和他的家人送我去皮肤科医生那里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想确切地知道我这个新来的仆人是否有梅毒……对于我丈夫来说，秃头男人就是皮肤科医生，虽然这次要检查的不是我的皮肤，而是别的……他们这次要检查内在的我到底是什么样……作家承担了这项任务，但是看起来他毫无兴趣。他某种程度上鄙视这一切，鄙视着我丈夫的想法，鄙视着我丈夫在困惑中发明的灵魂诊所这种蠢事……他嘟囔着打开门。他叫我坐下来，但并没有问我太多问题，而只是看着我。
他从来不看正在和他说话的人。他总是看着别的地方，仿佛做了什么坏事感到良心不安，所以躲避着别人的直视。但是突然之间，他毫无过渡地眼中一亮，你一下子感觉这个男人现在是在看你，观察你的本质。这时他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看着我。据说他们就是这样审讯疑犯的，我无法逃避他的审视，在这种审视之下，不可能藏身到任何矫揉造作之中，不可能装着咳嗽几声，不可能逃进令人不安、手足无措的冷漠之中。他看我的眼神仿佛我是他的财产一样，仿佛他在用目光触摸着我。他就像一名医生，当他俯身弯向躺在手术台上呻吟的病人时，手里拿着手术刀，嘴上戴着消过毒的纱布口罩，病人什么也看不到，只是看到残酷的手术刀，而那双探寻的眼睛一直穿透身体，看看到底是子宫还是肾脏……他很少这样注视别人，也不会持续太久……看起来，他无法长时间地把电流放到这种凝视中。但是那时他是这样看我的，看着令他朋友着魔的化身。他用了很长时间看着我，然后转向别处，眼中的电流和光芒熄灭了。他对我说：
“您可以走了，阿尔多佐·尤迪特。”
然后我便离开了。之后的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时他已经不再与我丈夫碰面了。
我一直都不能确定，但我怀疑他与我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有过某种关系。他们离婚以后，那个女人去了国外。她来罗马住过一阵子，然后又回到佩斯，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没人听到过关于她的消息。她在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死掉了，是突然去世的，心肌梗塞，一会儿工夫就死去了。随后便传出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就像一个年轻人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特别的毛病就死掉一样，这已经成为习惯……也有人说她是自杀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如此富有的年轻女人会自杀。她有一处漂亮的住宅，经常旅游，很少到人群中去，非常谨慎地生活着……我调查过她，就像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有关系时理应做的那样……但关于那些八卦流言，我没有办法发现任何肯定的事情。
不过我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也多少了解一点……我并不是非常相信医生，虽然每当我感觉有什么不适，比如割破小指头或者嗓子疼，会马上尖叫着跑去找医生……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因为有些东西，只有我们病人知道，而医生并不知道……我只知道，突然间的死亡……没有任何先兆，在某个人结实的身体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关于这一点，我这位奇怪的朋友，作家兼江湖庸医，也知道一些。你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有时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每一刻我都觉得，那么，结束了，我要死了……我在一个避难所里与那个秃头相遇，在布达，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不期而遇。岩石山洞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
就像朝圣日一样，人们在洞穴中拥挤，吟诵祷告，因为城里出现了瘟疫。秃头男人认出了我，示意我坐到他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就这样我过去坐到他的身旁，听着远方传来的沉闷轰炸声。慢慢地隐约记起来，我去找过他一次，因为我丈夫想让他检查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让我起身跟他一起离开。
当时，解除警报的信号还没有吹响，布达的小巷里空无一人，我们在死寂中漫步，就像走在墓室中。我们经过旧城堡区的甜品店，你知道，就是城堡山上的那家百年老店，有很多精美的家具……我们走了进去，空袭仍在进行。
一切都显得有些阴森可怖，好似一场冥界的约会……那家甜品店的店主是城堡山上的老住户……在那里工作的收银小姐也是一样……所有人听到警报后都躲到地下室里去了。整个店里只有我们两个，在红木家具之间，在用蝉翼纱覆盖，加泡打粉烤制的战时糕点、发酸的奶油糕点和干掉的小圆点心面前，在玻璃架子上陈列的香草口味的烈酒之间。没有人接待我们，没有人回应我们的招呼。
我们坐了下来，等待着。我们一直沉默着。远处，多瑙河对岸，高射炮在轰隆作响，还有美式炸弹坠地时发出的沉闷声响。城堡上方升起了黑色的烟云，因为天空中的战斗机击中并点燃了河左岸的一处储油库……但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没有任何请求和招呼，他便开始非常礼貌地招待客人，就像在家里一样。他倒了两杯利口酒，取出一块奶油蛋糕和一块核桃糕点放到盘子里。他在那家古老的甜品店里那样自如地移动着，似乎每天都光顾这里。他给了我一份，那时我问他对这里是否熟悉，是否经常来这里……
“我？……”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手里还拿着利口酒的酒杯。“怎么会呢？也许三十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最后一次来过这里。不，”他坚定地说，看了看四周，摇着头，“我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来过这里了。”
我们碰了杯，慢吞吞地吃着甜品，交谈着。解除警报响起后，一位老妇人，也就是甜品店的女老板以及女店员从地窖里出来了，她们是在听到空袭警报后不假思索、惊慌地跑进地下室里去的，那时我们已经非常亲密地聊了起来。就这样我们重新认识了彼此。
那种随意自然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后来我和他在一起时，我也没有惊讶过，就算他脱光衣服，如同刚出生时赤身裸体，像个宗教狂徒一样站在大街上唱着圣歌，我也不会觉得讶异；就算有一天他突然蓄着胡须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他从西奈山[80]上下来，他在山上刚刚和上帝交谈过，我也不会觉得惊奇；就算他先叫我去玩打手游戏[81]，然后再叫我去学西班牙语或者去掌握掷飞刀的秘诀，我也不会觉得奇怪。所以尽管他没有做自我介绍，也没有问我的名字，甚至没有提起我的丈夫，我都没有感到惊讶。我们两个就那样坐在那家被遗弃的阴森的甜品店里，聊着天，似乎所有的话语都是多余的，就像没有这些话语人们也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好像没有什么比互相介绍我们是谁并且干什么这样的尝试更无聊和多余的。我们没有必要谈论那些不用言语和自我介绍就已经知道的事，比如关于那个死去的女人的陈旧故事。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聊我曾经是个女仆，而我的丈夫曾经有一次把我派到他这位灵魂研究者那里去，让他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检查我有没有疥癣或者羊痫风……我们继续聊天……仿佛人们之间的生活不是别的，只是一场永恒的聊天，而死亡只是为了重新呼吸被打断的一段时间而已。
他没有问我那些日子里过得怎么样，住在哪里，和谁一起生活……他只是问我有没有吃过番茄馅儿的橄榄。
一开始我觉得，问这样问题的人一定是疯了，因此我久久地看着他的眼睛，注视着那双充满探究的灰绿色眼睛，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严肃。他就那样看着我，在横空掉落的炸弹周围，在安静的甜品店里，他用那样专注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全都取决于这个回答。
我想了一下，因为我不想骗他。我回答说，是的，我吃过，怎么会没吃过呢。我在伦敦苏活区吃过一次，那是意大利区的一家小餐厅，是希腊人带我去的。但我没有说出希腊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橄榄，而我也没有必要提希腊人的事。
“那就好。”他说道，并松了一口气。
我用一种胆怯的声音问他，我从来不敢那样真正地听从自己内心地与他说话；我问他：“吃过番茄馅儿的橄榄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
他非常认真地听着我的询问，然后开始快速地答话：
“因为您现在已经吃不到了。”他严肃地说，“现在在布达佩斯已经找不到橄榄了。以前您可以在市中心那家有名的食品店里买到……”他在这里提了一家店名，“但是我们这里的人从来不会用番茄当馅儿去填充橄榄果吃，这是因为当时拿破仑带领军队朝我们这个方向行进时，最远只到了久尔[82]。”
他点燃香烟，并点了点头，就像已没有其他可说的了。一座古老的维也纳挂钟在我们头顶上方滴滴答答地响着。我聆听着那滴答声，以及远方低沉的轰隆声……那声音就像是一只饱食之后的野兽在某个地方打着嗝。那一切就像做梦一般，这不是一个幸福的梦……但我还是感到一种特别的安心。后来也是，每次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这一点。和他在一起我从未感到幸福过……有时我恨他，他经常让我感到愤怒。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和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感到无聊过。我从来不会不安，也不会缺乏耐心……那种感觉就像是和一个人在一起时我可以脱掉鞋子或者胸罩一样，就像我可以完全脱掉一切被教导穿上的外衣一样。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一种简单的安宁。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正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几个星期一样，感到平静和满足。
有时我想，我不是他的情人真是遗憾……这不是说我渴望和他上床。他已经老了，牙齿发黄，眼睛下面还有眼袋。有时我也希望他是无能的，因此他才从未用对待一个女人应该有的那种眼光看我。或许他喜欢男孩，不需要女人？……我这样期盼着，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其他的东西，只是知道他对我毫不在意。他经常忧心忡忡地擦拭眼镜，就像钻石切割工在抛光粗糙的石头。他不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是即使你打死我，我也无法告诉你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你看，我能记起我丈夫的所有衣物！但是这个男人的外表，连同衣服，一起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关于橄榄果，他还说：“在布达佩斯从来都买不到真正的番茄馅儿橄榄，就算在很久以前的和平时期也买不到。你顶多能买到那种黑色的、小小的、又干又皱的橄榄，没有填馅儿。真正的填馅儿的橄榄即使在意大利也只是在有些地方才能买到。”
他抬起手指，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接着说道：“这很特别。那种易破、酥脆、酸酸的番茄馅儿橄榄只有在二十年代末的巴黎可以买到，在泰尔纳区[83]一条以圣斐迪南[84]名字命名的街道拐角处的一家食品店里，那家店是一个意大利人开的。”
说完这番话，终于让我了解了那些有关番茄馅儿橄榄在人类种族发展的这个时期中通常可能知道的一切后，他满足地凝视着前方，并用一只手抚摸着秃头。
他一定是疯了，我这样想着，惊慌地看着他。我坐在城堡山上，在被炸毁的城市上方，和一个疯子在一起，这个人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但是我感觉并不坏。和他在一起我总是有着同样的感觉。
我以一种温柔的语气，用和疯子说话的口吻问他，为什么他认为，我曾经某个时候，在伦敦苏活区的意大利小餐厅里吃过橄榄，从目前和遥远的将来的角度来看是有优势的？……他听完我的问题，把头轻轻歪向一边，眼睛看向了远方，这是他思考问题时一贯的姿势。
“因为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友好又耐心地说道，“所有属于文化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橄榄只是构成那种文化众多口味之中的一个小元素而已。所有这些小小的口味，连同每一份精妙和伟大，形成了这份混合物的共同芳香，它的名字叫文化。这些现在都要消逝了。”他说着，以乐团指挥的手势抬起了手，就像指挥毁灭的最强音部分。“它会毁灭殆尽，即使组成它的零件保留下来。可能，在未来某个地方也可以买到番茄馅儿的橄榄，但是拥有文化自觉的那类人已经消逝了。人们只是拥有一些常识，这是不同的。文化是一种体验，我的女士。”他就像一位神父，抬高手臂说着，“文化是一种持续的体验，就像阳光普照大地，而常识仅仅是一种补充。”他耸了耸肩，然后礼貌地说，“这就是我为什么高兴，至少您还品尝过橄榄。”
他话音刚落，就像外边的世界想要在他所说的话语后边加个句号似的，附近一枚炮弹的爆炸声让房子震动了。
“该结账了。”他说着站了起来，就像这讨厌的爆炸声提醒他，世界上除了埋葬文化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他礼貌地让我先走。我们一起走下了空无人烟的羚羊石阶[85]，没有说话。我们之间的真正相识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直接去了他的家里。我们穿过那座美丽的桥梁，几个月后，它将塌陷到水里。那时桥梁的支撑铁链上已经悬挂了炸药包，因为德国人精心又及时地为炸毁这座桥梁做好了准备。他凝视着装满爆炸物的麻包，目光专业又平静，仿佛没有比那些炸药包的巧妙布置更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了。
“这里也将被摧毁，”他在桥的中间说，指着那些默默的、以其自身内部重量的实际张力来承载庞大桥梁的大型铁拱，“这里会彻底被毁灭，您问，为什么？……”他指着那些承担并平衡巨大的桥身重量的巨型铁拱，“这座桥会被炸成碎片。您问为什么？……那让我来告诉您！”他语速很快，就像在一场复杂的辩论中自问自答一样，“如果人们特别认真，使用特别多的专业知识，长时间准备一件事情，那么最终一定会成功。德国人对于轰炸相当在行。”他用一种认同的语气说，“没有任何人能像德国烟火制造者那样完美地炸毁一座桥梁。所以日后他们要炸毁链子桥，然后是其他桥梁，就像他们炸毁华沙和斯大林格勒一样。他们懂得如何完美地炸掉它们。”他严肃地说着，带着认可的语气。然后——扬起胳膊，仿佛想要在这座已经被判了死刑的桥中间提醒我德国人神奇的爆炸能力的重要意义一样——停了下来。
“但是这也太吓人了，”我不由自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些美丽的桥……”
但是我并没有能够说完我的话。
“可怕？”他拉长声音问道，并把头偏向一边看着我。他个子很高，比我要高出一头。海鸥在巨大桥梁的桥拱之间盘旋，在这危险的黄昏时分，周围几乎看不到人影。
他用一种特别的语调问：“为什么这些美丽的桥梁被炸掉是可怕的？”好像我的愤怒让他感到惊讶似的。
“为什么？”我恼怒地问道，“您难道不为这些桥梁感到惋惜吗？您不为这些人惋惜吗？所有那些无辜毁灭消逝的事物和生命……”
“我？……”他仍然用那种拖着长腔又不知所措的声音说道，好像被我的问题深深地震惊了一般，好像此前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毁灭、战争和人类的苦难一样。
“怎么会不惋惜？”他热烈地说着，并且挥舞着帽子，他的脸激动起来，兴奋地说，“我怎么会不惋惜这些桥和这里的人们！……嘿，这话怎么讲？……我会不在乎吗？……”他咂着舌头，带着一种特别的微笑，就像是被这个荒唐的假设和愚蠢的控诉逗乐了一般。“永远会……您懂吗？……”他转身看向我，把他的脸靠近我的脸，威胁般地看着我的眼睛，就像一个催眠师一样，“除了为这些桥梁和人类感到惋惜，我几乎没认真做过别的事情！……”
他说着这些话，呼吸变得困难了，就像是受到了伤害，又遏制着眼泪一样。他是个演员，我突然生出了一种想法，是个小丑，是个喜剧家！……但是当我看向他的眼睛时，却惊异地发现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模糊了。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景象。但是毫无疑问，这个男人正在哭泣。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流泪而感到羞愧。他根本不在乎。仿佛流泪只是眼睛的事情，而与他的想法和意愿无关。
“可怜的桥，”他喃喃自语着，仿佛我并不在场，“可怜而又美丽的桥啊！……可怜的人们！……可怜、可怜的人类！……”
他就这样哭诉着。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然后他用手背擦掉了眼泪，又在外套口袋上擦了擦手，把手擦干后，抽噎啜泣。他看着那些炸药包，摇了摇头，仿佛看到了失去理智的混乱，可怜的人类就像调皮捣蛋、爱作弄人的匪帮，而他，身为一个作家，却什么也做不了，既不能用好的语言，也不能用芦苇棍去让那帮不干正事的青少年清醒过来，适应秩序。
“是的，所有这些都将被毁灭。”他说着，叹了口气。但我从他的声音当中感觉到了一丝特殊的满足，似乎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似乎这个人在纸上已经用铅笔计算出某些人的意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后果，因此现在——当他流泪和哭诉时——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满足感，就像一个专业人员看到自己的推算没有欺骗他一样。
“那么，”然后，他简短地说，“我们回家吧。”
他就是这样说的，用复数的形式，好像我们在所有事情上已经达成一致。而且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吗？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确定了一切——在所有属于我们双方的最本质的问题上，经过某种漫长的争论和讨价还价之后形成共识。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这个协议恰恰可能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成为他的情人，就像一位女佣。我们两个就这样回“家”了，没有说一句话，穿过被判了死刑的桥。他走得很快，我加快脚步，以免落在后面。一路上他都没有看我，仿佛已经忘记了我跟随着他，而我就像一条狗跟在他的后面，或者像个用人陪着主人四处采购……我抓紧腋下的提兜，里面装着口红、粉盒和餐票。记得很久以前我到布达佩斯找工作时，也是这样抓紧了包袱。我跟随着他的脚步，就像一个女佣紧随着她的主人。
而我们就这样走着、漫步着，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平静。你知道，那时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贵妇生活。我也能那样优雅地擤鼻涕，仿佛恰巧身处白金汉宫的游园会……有时我会想起，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用过手帕……他之所以不用，是因为根本没有。他甚至从来都不知道手帕是什么……他擤鼻涕的方式就是用两根手指夹住鼻尖用力，然后往他的裤腿上一抹。做女佣的时候，我也是那样擤鼻子，和我父亲一个样。但是现在，当我小跑着跟在这个男人身后，我豁然开朗了，就像某人经过疲惫和无用的表演之后终于可以休息了一样。因为我确切地知道，如果那时，在塞切尼的雕像面前，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我用两个手指揪住鼻子用力，然后在我那高档的山东绸[86]裙子上抹一把……这个人根本不会注意。或者在那一刻他郑重其事地瞥我一眼，也不会对我鄙视和看不起，反而会满怀兴趣地观察一个穿着贵妇服装的女性生物在大街上以一个农民的方式擤鼻子……他会像观察一只驯养的动物那样观察我。在这种情形下，某种东西让我感到安心。
我们上楼去了他的公寓。我就像回家一样平静。他打开前厅的门，让我进入那在昏暗之中泛着樟脑味的走廊，我感到了一种安心。很久以前，我从大草原来到佩斯，受雇于我前夫的父母家做打杂的仆人时，也产生过同样的感觉。我感到踏实，因为我知道在野蛮和危险的世界中，我的头顶上终于拥有能够遮风避雨的屋檐。我也在那里留了下来，留下来过夜。我很快入睡，凌晨醒来时，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那并不是心脏病发作，我的甜心……也是心脏病，但是另一种类型。我并没有感到疼痛，也没有感到忧虑，我的整个身体充盈着甜美的平静，死亡的平静。我感到自己胸膛里的装置停止了运作，弹簧失效了。我的心脏一下子厌倦了劳役，不再跳动了。
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他就在我身边，站在沙发床边。他正握着我的手腕，在触碰我的脉搏。
但他并没有像医生那样握我的手腕。他触摸我的脉搏，就像一个艺术家触碰琴弦或者雕塑家抚摸一件艺术杰作，用他的五根手指触摸着我。我感到他的五根手指与我的皮肤和血液之间展开一段特别的对话，并透过这一切直抵我的心脏。他那样触摸我，就像一个在黑暗中看东西的人，就像盲人用手来看，或者聋子用眼睛去听。
他还穿着在街上穿过的那身衣服，没有脱下来。已经过了午夜。他什么也没有问我。在他的鬓角周围和后脑勺上，光秃的头部下方头发凌乱。另一个房间亮着一盏台灯。我明白了，在我睡觉和之后突然濒临死亡的时刻，他在那里看书。现在他站在我当作床来睡觉的沙发旁边，开始转来转去忙碌着。他拿来了柠檬，挤出汁液，加入砂糖，让我喝下那酸甜的混合剂，然后用一个小铜壶煮了咖啡，那是像毒药一样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他从一个药瓶里倒了二十滴液体到杯子里，加入很少的水，然后倒进我的喉咙里。
午夜已过，外面又响起了警报声，但是我们两人都没有去注意外面危险的号叫。空袭的时候，他只有在街上遇上警报并被警察强领的情况下，才会去避难所。否则，他就会留在家里阅读书籍。
他说他喜欢在这种时候看书，当城市中终于有了片刻宁静。只是这种宁静，就像在阴间才有……电车和汽车已不再行驶，只有高射炮和炸弹接二连三地发出爆炸声，但那些都不会打扰他。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时不时摸摸我的脉搏。我闭着眼睛躺着。那天晚上的轰炸声相当厉害，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镇静、安全和受到保护。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体会到了被人关心吧，一种很难从人们那里获得，也很难从医生身上得到的感觉。这个人不是医生，但他却能给予我帮助。看起来，当有问题发生时，艺术家能够提供帮助，或许也只有他们才能帮忙……是的，还有你，我的爱人，和所有其他的艺术家。他曾经漫不经心地说过，很久以前没有专门的艺术家、神父、医生……他们都是同一个人。知晓某些知识的人，就是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因此在那个小时里我是那样的平静……安心，几乎是幸福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又开始跳动了。我胸膛里的装置恢复正常工作了，就像我小时候，有一次在尼莱吉哈佐[87]蜡像馆里看到的情形。在那里展出一个由蜡制成的垂死的神父，神父的心脏由一台装置支撑跳动着。当我的心脏再次工作时，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我抬眼看着他，想听他说点什么，我还没有力气说话，但他知道危险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用亲切的语气问道：
“您得过梅毒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吃惊，也没有冒犯我，听起来非常自然，就像他所说的所有话一样。我示意我没有得过梅毒。我知道，对他撒谎是没有用的，因为当某个人撒谎时，这个人总会知晓……然后他又问我一天吸多少根烟。你知道，我更早以前从来没有吸过烟，至少不会像现在在罗马这样没有节制地吸烟。我是到了这里以后才开始疯狂吸烟的，现在的我会一口接一口地猛抽那种经过调香工艺的美国香烟。但那时我还只是偶尔在饭后点一支烟。我把这些也告诉他了。
“我到底怎么了？”我问，把手放在胸前，同时指着心脏的位置。我感到非常虚弱，“我得了什么病？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关切地看着我，然后说：“身体还记得。”
但是他并没有说身体记得的到底是什么……他继续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缓慢地拖着步子，跟瘸子一样。他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关上身后的门，就剩下我独自一人。
后来他也经常这样留下我一个人，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任何时候。因为一段时间后，在没有任何预先告知的情况下我出现在他家里，他没有多想就给了我一把钥匙，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一样。有一个上门服务的女佣负责打扫卫生，但没人给他管家。一切都那样放松……连他的家也一样，那是一处规整的市民阶层住宅，配有古老的维也纳家具。他的家里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位于一幢新公寓的五层，有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堆满了书籍。
无论我什么时候去他家，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都会款待我，像变魔术一样从某个看不见的食品仓库里拿出美味食物，比如海蟹罐头。当每个人都在吃豆子度日时，他却用菠萝罐头款待我，甚至还给我喝陈年的水果白酒。他从来不喝水果白酒，但总是在食物储藏室里保存葡萄酒。他收藏各种特别的葡萄酒，有法国的，匈牙利的，德国的，索姆隆[88]、勃艮第、莱茵等地所出产的酒，酒瓶上覆盖了一层蛛网。他收藏稀有的葡萄酒，就像其他人收藏邮票或精致陶瓷一样。每当他打开其中珍贵的一瓶，那样认真和虔诚地凝视和品味着葡萄酒，就像多神教神父正在准备贡品。他有时也会给我倒一点，但不是那么情愿。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我不配喝葡萄酒，他宁愿让我喝水果白酒。他说葡萄酒不是给女人喝的饮品。
他有着这种令人吃惊的观点。他的观点通常有点僵化，就像已经不愿意争执的老人一样。那种统治着他住宅的秩序让人惊讶。他的鞋柜、抽屉、摆放手稿和书籍的架子总是井然有序。那些地方不是由清洁女工整理的，而是由他亲手完成的。这种秩序来自内心，他就是这样的狂热的秩序维护者。比如他不能容忍烟灰和烟蒂在烟灰缸里堆积，每过半个小时就会把烟灰倒进一只铜制小桶里，晚上，亲自把它拿到垃圾筐里清空。他的写字台整齐得就像是工程机关的绘图桌子一样。我从来没有见他移动过家具，但是每当我到那里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的任何一个无法预计的时间，他的家里总是那样，仿佛清洁女工刚刚离开……那种秩序存在于他的内心、本质和生命之中。但是……我直到后来才领悟这一点，但现在我也不清楚，我是否真正地、准确地领悟了……你知道，那已经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秩序，而是人为的秩序，因为只有当外面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时，他才开始保存和保护自己专门的、个体的秩序。面对混乱的世界时这是最后一种防御可能，那种个体的、小气的、精打细磨的秩序……告诉你吧，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我只是把它讲给你罢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他说得对，我的身体在回忆。回忆什么呢？——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回忆起我的丈夫。那段时间，我已经不会想起我丈夫了，我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也没有找过他。我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他。但是我的皮肤，我的肾脏，谁知道呢，还有我的心脏……并没忘。当我走进我前夫的这位秃头男友的生活中时，我的身体突然开始回忆。我和这个人在一起时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我的丈夫……这个头发稀疏而又寡言少语的人，就像一个来自虚无的兴致索然、冷漠麻木的魔术师，已经不想再表演任何绝技和魔法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在他那里寻找什么，我还记得什么……
那段时间像做梦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他们捕人杀人，就像猎狗者对待野狗那样。房屋倒塌。众人挤在教堂里，感觉就像在游泳场。由于很少有谁住在家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出入别人公寓的串门者。
我知道，我不能犯错，否则他会赶我出门，或会逃走，把我一人留在家里，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闪身躲开。我知道，如果我跟他纠缠，主动奉献，他就会拉开房门，我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还知道，我不可能帮到他，原因很简单，他什么都不需要。他是个不幸的人，能够承受一切，包括屈辱与贫寒……他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的帮助。
你问什么？他很傲慢？当然啦，他也是一个傲慢的人。他不能忍受别人的帮助，因为他很傲慢，他很孤独。但是后来我理解了他，在傲慢的孤独背后还隐藏着别的东西。他害怕什么……不是怕他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他为文化感到担心。你别做出嘲讽的样子。我知道你想到了橄榄果，才这样坏笑，对吧？……我们穷人，我可爱的小天使，不理解什么是文化。我们认为文化就是知道一些东西、过着优雅生活、不往地板上吐痰、不在吃饭时打嗝……我们把这类事情当作文化。但文化是另一回事。并不是人们死记硬背后知道的什么，不是学会得体的言行举止……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人为另一种文化感到担心。他不想让别人帮他，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工作在这样龌龊的世界里无法进行。但当我进一步了解他后，我感到吃惊，因为这个人早就不工作了。
你问我，他做什么？他只是读书，散步。这个你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你天生就是个艺术家，专业鼓手。你不能想象自己不再敲鼓。但这个人是一位作家，一位已经不想写作了的作家，因为他不再相信，他写的词语能够改变人类的天性。他不是一位革命者，他不想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不相信有任何的革命能够改变人类的天性。有一次，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没有必要改变体制，因为人们在新体制里还会跟在旧体制里一样生活。他想干别的。他想改变自己。你不理解，你当然不会理解。很长时间我也不理解，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这么想……我一声不响地守在他身边观察他。我很高兴，他忍受了我。那段时间，许多人家里住着这样的避难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犹太人，他们逃避追捕……好，好，你别激动。我想，你不知道当时佩斯发生着什么……
你不可能知道，人们就像昆虫一样活着，无声无息。许多人睡在柜子里，就像蛀虫夏天住在樟脑球味的抽屉里。我也以这样的方式在他的家里安营扎寨。没有声音，没有生命的迹象。
他不大理睬我，但有的时候会吓一跳，好像突然意识到我，他露出微笑，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既亲切又礼貌，总像我们已经交谈了很久。
有一天，我晚上七点来到他家，夜色中已能嗅到秋天的气息，天黑得很早。我走进屋，看到他的秃脑袋。他坐在昏暗房间的窗户前，没有读书，而是抱着双臂坐在那儿，出神地盯着窗外。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但没有回头，他说：
“您认识中国的数字吗？”
有时我觉得他真的疯了。但我已经学会了应付他的方法……必须马上跟他交谈，不能迟疑，无需做没用的开场白，要接着他开始的话茬说下去。他喜欢我只用一两个单词回答他，比如“是”或“不”。因此我乖乖地回答他。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写数字的。
“我也不知道，”他平静地说，“我不懂他们的文字，因为他们不用字母写字，而是画出概念。我想都想不出来他们怎么写数字。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用阿拉伯数字，也不使用古希腊的数字体系，他们用更古老的数字体系。不过可以假设，”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他同时伸出食指，就像教师向榆木疙瘩脑袋的学生讲解什么，“他们用他们的数字符号，不同于西方和东方的任何一种数字。就因为这个，”他郑重其事地说，“他们没有科技。因为科技是从阿拉伯数字开始的。”
他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弥漫着葡萄汁芳香的灰暗夜幕。看得出来，中国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不同的这个事实，把他搅得心烦意乱。我望着他并缄口不语，因为关于中国人，我知道他们人口很多，黄色皮肤，总是微笑。这是我从一本画报里读到的。于是我怯生生地问：
“科技是从阿拉伯数字开始的？……”
就在这一刻，在不远的地方，在城堡山的山脚下，一门高射炮突然开火，传来震耳的轰隆声。他朝城堡山的方向瞅了一眼，用充满喜悦的嗓音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好像为在一场辩论中获得听众的赞同而感到高兴，“您听没听到爆炸声？……这就是科技。这个需要先有阿拉伯数字。因为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数字很难做乘法，也很难做除法。你想一想看，一个希腊人要想用数字写下和计算两百三十一乘以四千三百一十二是多少，那得需要多少时间？……他算不出来，亲爱的夫人……不可能用希腊语写下来。”
他这样说着，显然感到很得意。不管我多么没文化，我还是听懂了他说的每个词……只是，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人。你知道，不能理解他的内心。这个人到底是谁？一位喜剧演员？……他在捉弄人吗？……他很兴奋，就像一个人站在一台新机器前，手里拿着一把新式锁或一台复杂的计算器。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够接近他……我吻他吗？还是扇他一个耳光？也许他会反过来吻我。但也可能只是忍受吻和耳光，然后平静地说几句什么。比方说，他开始讲长颈鹿一步能迈出六米远，因为有一次他也提到过这个，没头没脑，一脸兴奋。他说，长颈鹿是荒野里的天使，在所有动物中间，它们拥有某种天使般的灵魂。它们的名字也是从天使那里得来的……它们真正的名字是炽天使[89]……
我们一起在山路上散步，在秋季的山林间，在战争的尾声。他大声地谈论长颈鹿，他的话在山谷里响起回声。他情绪热烈，用崇高、飞扬的词语跟我谈论长颈鹿为了能长出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巨大的胸膛和惊人的长腿，需要摄取多少植物蛋白啊……他谈论这些，感觉像是在朗诵诗歌，朗诵某种没有人能听懂的赞美诗。好像在诗朗诵的过程中，为词语的意义陶醉，为世界上还有长颈鹿活着的事实而迷狂……这种时候我很怕他……当他谈论长颈鹿或中国人时，我会变得困惑不安。但是后来我不再怕他，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我也喝醉了似的。我闭上眼睛，就这样听他嘶哑的声音……我对他所说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是被他话语中流露出的与众不同的、既含羞又热烈的癫狂而吸引。仿佛全世界在庆祝某个重大的节日，他是神父，他是祭司，正高声阐释着节日的意义……以及长颈鹿、中国人或阿拉伯的数字体系。
你知道在所有这一切中还有什么？……不羁。
但那是另外一种不羁，不是人类的不羁。或许是植物的，巨大蕨类植物香气袭人的藤蔓或长颈鹿和炽天使的不羁。也许，作家的不羁也是这样……我需要时间理解他，他并不愚蠢，只是不羁。他不羁地面对这个世界，世界万物令他兴奋不已，词语和血肉，声音和石头，一切，所有的一切，一切虽然可以触摸，但意义难以理解、内容难以捕捉的东西。他这样讲话时，严肃得就像一个高潮后闭眼躺在床上的男人……是的，亲爱的……就是那副样子。
但他的沉默跟傻瓜不同，并不是脑子里空空无物。比方说在乐队里，当你坐在萨克斯风手旁边，你也会魅力十足地保持沉默，在酒吧里严肃地环视四周，你的头就像古希腊的神一样俊美……然而，即使你身穿白色燕尾服，不管你显得多么高傲自信，但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你只是这样沉默着，脑子里什么都没想……这个不幸的家伙沉默时，显然是为了什么而沉默。他的沉默充满了力量。他能像别人叫嚷那样保持沉默。
他一旦讲话，便不知道疲惫。这种时候，我会感到轻微的头晕，就像一个人聆听音乐。但我会因为他的沉默而感到疲惫。因为我要跟他一起沉默，并观察他为什么沉默。
这种时候，我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在滔滔不绝地大谈长颈鹿或别的什么之后，他会突然陷入沉默，这种时候我感觉到，他现在才开始说他要说的话。就在他开始沉默的瞬间，他离我好远好远。
这让人惊讶，也有点可怕。感觉他像一个童话中的人，头戴云冠，隐身无形……他就这样消失在沉默之中。刚才他还跟我在一起，用沙哑的嗓音讲我听不懂的话……后来，他突然消失无踪，好像去了远方。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失礼。有一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不搭理我。但是很快，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并没有不敬，只是无言地陪伴我。
你想问我，他为什么能够这样沉默？这样沉重，这样深邃？……哎呀，我亲爱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窥视他的沉默。
后来，我通过一些细小的征兆猜到了什么。那段时间，当我跟他相遇的时候，这个人开始试图掐死、杀死自己体内的那个作家。他周密设计，精心准备。准确地说，就像凶手在做杀人的准备……或许，就像一名同谋犯，由于害怕泄露秘密，干脆服毒自尽。或像一位传教士，担心自己会将某种神圣、神秘的魔咒告诉野蛮人和充满敌意的异教徒……他不想这么做，宁可死亡。
现在我试着告诉你，我怎么慢慢理解了他。有一次他用不经意的语调说：“小市民阶层艺术是一种罪孽。”
跟平时一样，每当他讲这类话时，都会摸摸自己光光的头顶。他就像一个魔法师，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老鹰，随后掏出一只鸽子。随后，他解释，拆析，并重构他那令人费解的哲思。他说，在小市民、平民的生活中，罪孽就像艺术家生活中的幻象与作品，但是艺术家想做的事情，要比平民多得多……他们想编纂某种秘密讯息，然后说出，画出或写成音符……为了让生活更丰富，他们做些什么……这个我不懂，我亲爱的。他说，在罪犯的脑子里滋生出许多非同常人的特殊想象。罪犯如何掌握他的机会……凶手、将军或国家政要……就跟艺术家在灵感突发的瞬间一样，如何以闪电般的速度、令人惊愕的机敏和娴熟的手段去实现……他们杰出的作品或可怕的罪行！……有一位俄罗斯作家……你别皱着你那跟大理石一样光滑的额头，我心爱的人，他的名字并不重要，我也忘了，但我看出，我一提到作家，你就愁眉苦脸，情绪变坏，你不喜欢这一类人。我想你是对的……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写了一部关于凶杀的长篇小说。我那位古怪的朋友肯定地说，很有可能，这个俄国人真想过杀人。但是后来他没有做，因为他不是平民，而是作家。他还是把这个写下来。
他已经不想写任何东西了。我从来没见他写作过。我连他的笔迹都没见过。他有一支灌水钢笔，我在写字台上见到过，放在便携式打字机旁。但我从未看他用过打字机，从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