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能，他尊重我们，并且他肯定也是爱我们的，但是无论是他母亲还是我都没有理解他。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失败。
你说，爱不需要，也不可能被“理解”吗？你错了，亲爱的。我本来也是这样说的，很久以来我无助地对着天空尖叫和控诉，期盼得到答案。爱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有什么需要“理解”的？……背后藏着意愿与意图的人类感觉，到底能有多大价值？……你知道，当人老了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另一副样子，而且要去“理解”并学会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是的，你不要摇头，不要笑。我们是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理性所控制。我们的感觉和动机由于理性变得让人可以忍受或者无法忍受。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这点我们不必争论。我很清楚我所了解的东西。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我的生活，亲爱的，我的整个生活。我现在和你坐在这里，坐在这个红色的沙龙里，我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打包橘皮蜜饯。这也不让我多么惊讶，他现在能把橘皮蜜饯打包带回家。那个女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这种庸俗的大众化品位。
你问谁的品位？……当然是另一个女人的。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你不知道吗？他又结婚了……我以为这个消息会传到你那里，传到美国，传到波士顿。你看，人是多么幼稚，把个人的事件和真相当成世界大事。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离异，我丈夫再婚，确实在世界上也正发生着很多大事，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一直在酝酿战争，直到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不让人惊讶，连拉扎尔也说，当人类长时间以极大的意愿、耐力、远见和谨慎准备一件事情——比如战争——终有一天它会发生。但是如果在那几个月里，在报纸头条，以我的战争、我的争吵、我的失败、我的局部性胜利当作新闻，用大号字母发表，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基本上前线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孩子出生时，我们离这一切还都很远。
也许我可以说，在孩子还活着的那两年里，我丈夫跟我，跟世界缔结了和平条约。但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和平准备、停火间歇，他在等待和观望。他努力理顺他内心千丝万缕的头绪。因为这个人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我和你说过，他不仅是个真正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位绅士。当然不是那种在赌场因付不起赌债而与人决斗或者举枪自杀的那种意义上的绅士，而且他连纸牌都不玩。有一次他说，绅士是不应该打牌的，因为他只有权得到他工作换来的钱财。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绅士。他对弱势阶层彬彬有礼、耐心可嘉，面对同阶层的人时严肃、守矩而注意保持自己阶层的身份。他不了解除此之外的其他阶层，所以不能承认其他高于他自己的社会和世界的那些阶层。只有艺术家赢得了他的尊敬，他说，艺术家是上帝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角色。他不承认任何人高于他。
因为他是一位绅士，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努力消除自己心灵上那可怕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我饱受折磨。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努力亲近我和孩子。就像老虎决定从明天开始做格森食疗[3]，并且报名参加救世军。哦，生活真是艰难，做人真难……
但是我们这样一起生活了两年，不是太好，也不很幸福，只是过得平静而已。他以惊人的力量熬过了那两年。让一个人违背自己本性地活着需要超越人类的力量。他咬紧牙关尽其所能地幸福。在某种僵硬的痉挛中想要解放，想要变得轻松、无忧和亲热。可怜的人！……如果我能在感情方面给予他自由，把所有的渴求，对爱的需求全部转移到孩子身上，也许他能少受些苦。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我内心发生了某些我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我只是通过我丈夫来爱我的孩子。也许，上帝为此而惩罚我。你为什么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不相信我？……或者你感到惊讶？……是的，亲爱的，我的故事并不让人感到亲切有趣。我为孩子而欢欣，只为他而活，只有在那两年里我感觉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我是因为他才爱孩子，我是为了他而爱孩子，你明白吗？我用孩子把我的丈夫拴住，从内心完完全全地拴住。也许说出来让人觉得可怕、卑鄙，但是我现在知道，孩子，我为之永远哭泣的孩子，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我强索我丈夫的爱的借口。假如要我在告解室忏悔这些直到黄昏，我真不知该怎么用言语表达。但是即使不用言语他也知道，私下里我也知道，从内心完全知道，之所以没有可以表达的正确言语，那是因为还没找到某种话语来形容我人生的不寻常现象……正确的话语姗姗来迟，为等待这些话语的成熟我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些话语在那时只有拉扎尔一个人拥有。某一天他转交给了我，伴随着附加动作，就像一个人校正了机械装置，打开了一个秘密抽屉一样。但是那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周遭的一切从外部看井然有序。早上保姆把孩子抱到早餐桌旁，孩子穿着浅蓝色和玫瑰色衣服。我丈夫跟我和孩子说话，然后坐进他的汽车去工厂上班。晚上我们在城里吃饭，我们要招待客人，他们来祝贺我们拥有的幸福、我们的华美宅邸，年轻的母亲，可爱的小孩，无忧无虑的气氛。离开时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我想我是知道的。只有蠢货才妒忌我们。当聪明人和敏感者跨出我们家的大门时，他们心里会想：“终于又能一个人了！”我们拥有豪华的厨房，他们喝着稀有的外国葡萄酒，谨慎地交谈。只是所有这一切缺少了什么，客人们关心什么时候离开。我婆婆也带着那么克制的惊恐赶到，带着格外的匆忙离开。我们察觉到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充分理解，我丈夫也许理解，是的……但那时无法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咬紧牙关，被迫幸福。
我在内心深处不让他自由，一刻都不行。我用孩子把他拴在我的身边，用我的爱情需求悄无声息地敲诈他。人和人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强迫的力量？……是的，只有以这种形式才存在。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孩子的，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知道只要孩子在他就在，并且只属于我。上帝没有宽恕这种行为。人不能怀着企图去爱。不能用使人扭曲、癫狂的方式去爱。你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爱吗？……至少我过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爱的。
我们生活在孩子的生活之上，我们互相搏斗。面带微笑，礼貌，满怀热情，无声地战斗。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累了，就好像我的手脚麻木一样。因为这些年我也以惊人的力量在忍受，不只是他。
我累极了，就像要生病一样。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初秋时节。和煦、甜丝丝的秋天。孩子已经两岁多了，开始变得有趣，变成那么可爱、迷人的一个个体，一个人……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孩子已经睡了。我的丈夫说：“你想去梅拉诺[4]待六个星期吗？”
两年前我请求他在夏末秋初时带我去梅拉诺。我很迷信，我对那些骗人的偏方也颇感兴趣，相信葡萄疗法。那时他没和我去，随便找了一个借口避开了这个请求。我知道，他不喜欢和我一起旅行，因为他害怕旅行过程中过于亲密，害怕那些四目相对彼此陌生的感觉，害怕在宾馆房间里完全为彼此而活。在家里，我们有住房、工作、朋友圈和我们生活的节奏，但现在他给予他能够给予的。
我们前往梅拉诺。我的婆婆这段时间——按照通常的习惯——搬到我们家里来照看小孩。
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包含了蜜月、告别、相知、折磨等所有的一切，你所能想到的一切。他努力在我面前敞开心扉。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亲爱的，跟这个人共同生活一点也不无聊。我饱受折磨，几乎要死去，有时几乎被毁灭，有时又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我再次获得生命，但是没有一刻我是无聊的。这些我只是随便说说，于是终于有一天，我们去了梅拉诺。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一个充满生机、浓郁、优美的世界。我们是开车去的。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果实。空气中充满了水果的清香和花香，就像身处一个百花开始凋谢的花园里。这些富有的、无忧的游客们，就像一群横冲直撞、大腹便便的马蜂一样，在这温暖的丰沛光线里嘟嘟囔囔、飘来荡去、喃喃私语。美国人在充满着发酵葡萄汁味道的阳光下晒太阳，法国妇女像只蜻蜓，还有谨慎小心的英国人。那时世界还没被间隔，所有的一切，整个欧洲，人们的生活眨眼之间就会沐浴在阳光下。但是所有的一切有一种行将失控发疯的急躁，所以充满了及时行乐的味道。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们住在最好的宾馆里，去看比赛，听音乐。我们的两个房间相通，面向群山。
这六个星期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是那种期待吗？……希望？……我们周遭一片寂静。我的丈夫带了很多书，他有着完美的文学鉴赏力，他能区别声音的真伪，就像拉扎尔能做到的那样，或者就像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黄昏时分，我们坐在阳台上，我给他朗读法国诗歌，英国小说，沉重严肃的德国散文，歌德的作品和已出版的霍普特曼的戏剧《弗洛里安·盖尔》的几场戏，他特别喜欢这部戏剧。自从有一次他在柏林剧院欣赏了那部戏剧之后，总是念念不忘。另外他也喜欢《丹东之死》[5]，喜欢《哈姆雷特》和《理查德三世》。奥兰尼·亚诺什[6]的组诗《秋水仙》我也要朗读给他听。然后我们打扮整齐，去一家大饭店吃饭，畅饮甜腻的意大利葡萄酒，品尝螃蟹。
我们过得就像那些新贵，似乎要把生命中错过的所有东西一次性加以补偿和品味。他们听着贝多芬，一边啃着腌鸡，一边啜着法国香槟，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似乎要向什么东西告别一样。在战前的最后几年，一切都在一种不知不觉的告别气氛中流逝了，我丈夫这样跟我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我没有和欧洲告别——我们是女人，生活在彼此之间，我们内心承认，这些抽象的概念与我们没有真正的关系——这是一种感觉，从这种感觉中，从内心深处我没有力量抽身而出。有时我被这种无能为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桌子上玻璃托盘里摆放着葡萄和大大的黄苹果，那时是梅拉诺苹果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苹果香味，就像某处一个巨大的装有糖煮水果的广口瓶忘记扣上盖子，敞开着一直散发着香气。宾馆底层正在上演法国沙龙乐队演出的古典意大利歌剧。我的丈夫让人送来葡萄酒，葡萄酒叫“基督眼泪”[7]，深棕色的，盛在水晶酒杯里，摆在桌子上。所有这一切，包括音乐里，都有着某种甜甜的，熟透了的意味，有一点令人倒胃。我的丈夫意识到了这点，他说：“我们明天回家吧。”
“好的，”我说，“我们动身吧。”
他突然用那种孤独、低沉的嗓音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声音就像陌生、原始的乐器在演奏：“你说，伊伦卡，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之后？”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那个夜晚星辰密布，我仰望星空，秋日的意大利星空，感到不寒而栗。我意识到，那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所有的努力已失去意义，应该说出真相。我的手脚冰凉，手心却因激动而冒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能放弃你。我不能想象我的生命中没有你。”
“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平静地说，“我甚至不奢望你能做到。也许时候未到，或许永远都不是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在这段旅行中，在我们的人生中确实存在某些卑微的、丢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说出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终于说出来了，我闭上眼睛，感到眩晕，就这样闭着眼睛听着。我只说：“那么你说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沉默许久，思索着。一根接着一根地点燃香烟。在这段时间他吸的是味道浓烈的英国烟，掺杂着鸦片，那烟雾让我有点头晕，但那是属于他的味道，就像他的内衣柜子里的香草味道一样，他的衣服、内衣要用这种苦涩的英国香草味道熏染，这样他才喜欢。一个人是由多少不同的细节组成！最后他说：“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爱我。”
“不可能，”我牙齿打战地说，“你是个凡人，你一定有爱的需求。”
“是的，这就是女人不想相信的事情，她们不能明白，也不会理解。”他说，就像对着天上的星星讲述一样，“有一类男人，他们不需要爱，没有爱他们也过得很好。”
他平淡而毫无感情地说着，语气疏离、态度自然。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就像一直以来一样，所有的事情说的都是真话。或者至少他相信他说的是事实。我开始妥协：“你无法完全了解你自己。也许因为你没有勇气来承担感情。感情是需要人更加简单、更加谦卑的。”我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他丢掉香烟，站了起来。他个子很高——你看到过他有多高吗？——比我要高一头，但是那一刻他完全凌驾于我之上。他倚在阳台的栏杆上，悲伤中似乎显得更高大，在异国的夜空下，我多么希望解开横亘在他内心深处那个忧伤、陌生的秘密。他抱着双臂说道：“什么是女人生命的意义？是一种感觉，女人可以为之完完全全地奉献自己。这点我很清楚，但是我只能跟随自己的理智生活。我不能为一份感情而放弃自己。”
“那么孩子呢？”那时我几乎以攻击性的声音问道。
“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声音活跃起来，带着不安的颤抖，“为了孩子我愿意忍受一切。我爱孩子。我是因为孩子才爱你的。”
“而我……”我开始说，但是中途沉默了。
我没有勇气说出，我因为他才爱这个孩子。
那个夜晚我们谈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当所有的一切重新浮现，我几乎能记起他所说的每字每句。他还说：“女人们无法理解。一个男人依靠自己的灵魂也可以活下来。其他的只是点缀、副属品。孩子，是个特殊的奇迹。在这点上人会妥协。我们妥协吧。那么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请你少爱我一点，多爱孩子吧。”他带着怪异、沉闷、几乎是充满威胁的口吻说道，“你从内心放掉我吧，你知道，我不要别的什么，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想法或秘密的计划，但我不能再生活在这样敏感的紧张气氛中。有些男人有女性特质，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爱他们，但同时也有另一类男人，他们能做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容忍爱，尽力忍受，而我就是这样的男人。每个真正的男人都是谨慎的，这点你必须要知道。”
“你想要怎样？”我痛苦地说，“我要怎么做？”
“我们达成一种约定吧，”他说，“为了孩子，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你很清楚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语气严肃地说，“只有你可以帮助我，只有你能缓解这种束缚。如果我想要离开的话，早就离开了，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孩子。如果我要求你做得更多，或许那是不能的。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不要像现在这样无条件地、从生到死地捆绑在一起，因为我无法忍受。我对你感到抱歉，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娶我？”
他的回答很可怕：“我娶你的时候，几乎已经很了解自己了，但是我对你了解得还不够。我娶了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爱我。”
“爱是罪过吗？”我问道，“我如此爱你，难道是那么大的罪过吗？”
他笑了，站在黑暗中，抽着烟，无声地笑着，但是悲伤地苦笑，没有任何玩世不恭和盛气凌人，“比罪过还要命，”他答道，“是错误。”
他还说：“这个回答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塔列朗[8]最先说的，是当他知道拿破仑处决昂吉安公爵[9]时说的话。现在成了一个俗语，或许你还不知道。”他友好地说。
但是我才不管拿破仑和昂吉安公爵呢。我清楚地知道、感觉到他想通过所有这一切和我说什么。我开始争辩：“你看，所有的一切也许没有那么令人无法忍受，日后我们都会衰老。当你周围的一切都慢慢变冷时，在某个地方能有个取暖的角落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吧。”
“问题就在这里，”他平静地说，“无论怎样，隐藏在所有事情背后的事实是，衰老终会来临。”说这话的时候他四十五岁。在那个秋天他刚满四十五岁，但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在我们离婚后一下子老了许多。
但是那天夜里我们再也没谈论过这个话题，第二天也没有，再也没有。两天后我们踏上归程。当我们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在发烧。一个星期后小孩死了。此后我们再也没谈论过任何个人问题。我们只是生活在一起，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也许是奇迹，但是并不存在奇迹。
孩子死后几个星期的一天下午，我从墓地回到家里，走进孩子的小房间。在漆黑的房间里我丈夫站在那里。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生硬地问，然后突然回过神来，快步走出了房间。
“请原谅我。”他在门槛处冷漠地说。
这个房间是他布置的。每件家具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他安置好所有的一切，甚至连家具的摆设。是的，孩子活着的时候他很少走进这个房间，那时他总是有些紧张地站在门槛那里，似乎害怕这种富有感情的情景，害怕这种外露的感情显得矫情可笑。但是每天他都叫人把孩子抱给他，抱到他的房间，每天早上和晚上必须向他报告，小孩睡得怎么样，是否吃东西，健不健康之类的问题。那是他唯一一次跨进孩子的房间，在葬礼之后的几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那间房间关着，钥匙在我这里，直到离婚，有三年时间我们都没打开过那个房间，一切都保持在把孩子带到诊所时那一刻的样子。只有我有时会进来打扫卫生，并为了……总之，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时候，有时我会走进这个房间。
葬礼后的几个星期，我濒临崩溃，但仍然以一种疯狂的力量蹒跚前行，我不想昏倒。我知道他的情况可能比我的更糟糕，他几乎彻底崩溃，尽管他会否认，但他是需要我的。在那几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在他身上，在他和世界之间，我无法准确地述说出来。在他的内心深处某种东西被打碎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就像通常要发生重大和危险的事情时一样。当人可以讲述出来，可以哭泣，或者喊出来的时候，一切就简单多了。
葬礼上，他始终保持镇静，沉默无语。他的镇静也弥漫到我的身上，我们静静地走在白色与金黄色的小棺木后面，没有一滴眼泪。你知道，此后他一次，连一次也没有和我一起到过墓地，去孩子的坟前看望过……也许他独自一个人去过，我无从知晓。
有一次，他说：“当一个人开始哭泣时，已经在欺骗了。整个过程已经结束。痛苦是没有眼泪和语言的。”
那几周，在我的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历经了沧桑之后，我可以说，我发誓要报复，对谁？……对命运？对人？这是傻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孩子接受城里最好的医生救治。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已经尽到了一切努力。”这只是说说而已，首先并没有尽到人类的一切可能，人们还在忙碌其他事情，当小孩奄奄一息时，他们最小的问题也比我挽救我的小孩重要。我当然不能原谅他们，至今也不能。另一方面我要发誓报复，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情感。我的内心燃烧着一股特别的麻木不仁和不屑一顾的熊熊火焰，充满残暴和冷酷。人们由于苦难而得到净化，变得更好、明智和洞察，这不是真的。他们会变得更冰冷、看破红尘和麻木不仁。人们生平第一次真正看透了命运，几乎都将归于平静。他们是平静的、孤独的，令人恐惧的孤独。
那段时间我也去忏悔，就像从前一样。但是我能忏悔什么？我的罪过在哪里，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感觉在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无辜的生灵。现在我不再感觉如此……罪恶不仅仅是宗教教义教导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我们所犯下的，罪过还是那些我们想做但没有足够力量做的。当我的丈夫——在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孩子的房间以那种特别的、生硬的声音向我喊叫，我明白在他的眼里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不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我看到你沉默了，在痛苦的不安中你两眼发呆。你认为，只有一个受伤的心灵才会萌生出这样不公正的夸张感受，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认为那是绝望。我一刻也没感觉到这个指控是不公正的。你说“一切已经发生了”。是的，办案法官也不能拘捕我，因为根据人们的观点一切该做的都做了。我在孩子的床前守护了八天，我睡在那里，照顾他，并且不顾医生的职业规矩。当第一个医生，第二个医生不能帮助的时候，我叫了其他的医生。我尽了一切努力，是的，但是这一切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我丈夫跟我一起生活，守在我身边，让我的丈夫爱我。如果其他方式行不通的话，只能通过孩子。你明白吗？……我在为我的孩子祈祷时，其实是为我的丈夫祈祷。只有他的生命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孩子的生命也仅仅因此才重要。你说这是罪过！……什么是罪过？我已经很清楚什么是罪过！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并且保持这份爱，发自内心，倾尽所有力量。当孩子死的时候这一切都坍塌了。我知道我失去了我的丈夫，因为即使他一言不发，他也在怪罪我。你说这是荒谬的指控，是不公正的……我不知道。我无法忍受谈论这个话题。
孩子死后的一段时间，我疲惫不堪。当然我很快病倒了，得了肺炎卧床不起，然后治愈，之后又再次卧病在床。我病了几个月，住进了疗养院，我的丈夫每天过来探视我，并且给我送来鲜花，中午和晚上他从工厂直接过来。有一位护士照料我，我非常虚弱，甚至无法自己吃饭。我知道这些对我而言无济于事，我的丈夫不会原谅我，甚至连生病都不能使他消气。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并且温柔体贴，是那种令人害怕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温柔体贴……每当他离开时，我都会忍不住哭泣。
这段时间，我的婆婆也经常来探望我。有一天，那是一个早春的日子，我刚恢复了一些体力，我的婆婆坐在我旁边的躺椅上织毛衣，像往常一样安静。她放下活计，摘下眼镜，友好地朝我微笑，亲切地说：“你要通过报复得到什么，伊伦卡？”
“什么？”我警觉地问道，同时我的脸红了，“您说的什么报复啊？”
“你发烧的时候反复唠叨，‘报复，报复’，不需要报复，我的心肝，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紧张地注视着她，这也许是孩子夭折后我第一次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开始说：“我忍受不了了，妈妈。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我知道，我不是无辜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我在什么地方犯了罪，我的过错是什么？我不属于他吗？我们应该离婚吗？如果妈妈认为这样更好，那么我就离开他。您知道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其他的感觉，只有他。但是如果我不能帮助他，我宁愿离婚。请您给我个建议，妈妈。”
她严肃地看着我，充满智慧并且悲伤地说：“你不要激动，我的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你。要活下来，要忍受生活。”
“活着，活着！”我叫嚷道，“我无法仅仅像一棵树那样活着。人只有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时才能够活着。我遇见了他，爱上了他，生命一下子有了意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奇怪……我也不能说他变了。不能说他不如第一年那样爱我。现在他也是爱我的，只是他在生我的气。”
我的婆婆沉默了。她一言不发，好像对我说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是这样吗？”我焦躁不安地问道。
“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她谨慎地说，“我不认为他在生你的气。准确地说，我不认为他对你有怨恨。”
“那他生谁的气？”我粗鲁地问，“谁得罪他了？”
这位睿智的老妇人严肃地看着我：“很难，”她叹了口气，“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着她把活计放到了一边。
“他从没和你说过年轻时候的事情吗？”
“当然说过，”我说，“偶尔说过，用他习惯的方式……带着特别的、紧张的大笑，就像一个人羞于讲述自己的事情一样。他讲述其他人和朋友，但是他从没说过，有人得罪了他。”
“不，不是这样的，”我的婆婆很快地说道，几乎用漠不关心的冷淡声调，“这件事也不能这样说，得罪……生活可以有很多方式伤害一个人。”
“拉扎尔，”我说，“那个作家，您认识他吗，妈妈？可能他是唯一一个知道点什么的人。”
“是的，”我的婆婆说，“有一阵子他很喜欢他，那个人知道一些事，但是你和他说是没用的，他不是一个好人。”
“真有趣，”我说，“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然后她又开始织起毛衣来，带着温柔的微笑，她一边织毛衣一边说：“你放心，小姑娘。现在你感到一切都非常痛苦，但是不久后，生活会奇迹般地把那些你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调整好。你从这里回到家里，你们出去旅行，另一个孩子会来代替这个孩子……”
“我不相信，”我说，绝望使我的心缩成一团，“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某些事物即将结束。请您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真是一桩失败的婚姻吗？”
她眯起双眼，透过镜片目光锐利地看着我，理智地说：“我不认为你们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
“奇怪的是，”我苦涩地说，“我有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婚姻。妈妈，您还能举出更好的例子吗？”
“更好的？”她用思索的声音问道，转过头来，仿佛看着远方一样，“也许有吧，我不知道。幸福，真正的幸福并不会显露出来，但是我肯定知道更差的。比如说……”她沉默了，就像她被自己所说的话吓到一样，并且开始后悔聊这个话题。但我现在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坐了起来，丢掉被子，追问道：“比如什么？”
“是的，”她叹了口气，接着继续织毛衣。“我很遗憾，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如果这能让你感到安慰，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婚姻就更糟糕，因为我并不爱我的丈夫。”
她是那样平静地说出这番话，几乎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就像一个以为即将告别人世的老人那样，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词的真正意义，不再害怕任何事情，认为真理远远胜于人们的共识。听到这段自白之后我面色有些苍白。“这不可能，”我天真而不安地说，“你们过得那么好。”
“我们没有过得不好。”她苦涩地说，努力织着毛衣。“你知道我建起了工厂，他爱上了我。生活总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爱对方。但是，这对爱的那一方来讲更容易些。你爱你的丈夫，所以对你来讲会更容易，即使你从中受到伤害。我必须忍受的感受则是另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忍受这个要困难得多。我忍受了，忍受了整整一生，你看，我现在还活着。生活一直就是如此。有的人渴望别的，热烈，欣狂。我从来就没有欣狂过。但是对你来说更好，相信我。我几乎羡慕你了。”
她把头歪向一边，从侧面看着我：“但你不要认为我因此受苦了。我和其他人一样生活。我只是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而说起这个，因为你是那样的狂热、焦躁，那么现在你都了解了。你问你的婚姻是不是最糟糕的……我不这样认为。只是婚姻而已。”她平静、严厉地说，就像宣布一个判决。
“妈妈，您建议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我问道，并且害怕听到她的回答。
“当然，”她答道，“那么你想得到什么呢？……什么是婚姻？是某种被烘托的气氛？是一时兴起的念头？……神圣义务和生活法则。这些东西想都不要去想。”她有些受伤地说，并且充满了敌意。
我们长时间沉默。我看着她骨节突出的双手，灵巧、快速运动的手指，看着她编织的样式，目光落在她苍白、平静、滑润、被白发掩盖的脸庞上。在这张脸上我没有看到任何苦难的痕迹。如果有苦难的话——我想——她成功地完成了最困难的人类任务，没有被击垮，并能有尊严地亲历了最困难的考验。一个人或许无法做得更多了。其他任何事物——欲望、不安——与这个最困难的任务相比皆一文不值。我这样按照婆婆的方式推理着，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我无法心平气和。
我说：“我不需要他的不幸。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不能幸福的话，那么他可以去找其他人。”
“找谁？”我的婆婆问我，同时她特别仔细地检查针织的网眼，就像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一样。
“找他的真爱。”我生硬地说。
“你知道这事？你认识那个人？”我婆婆平静地问，但并没有看我。
你知道，我又一次成为困惑者。在这两个人面前，在母亲和儿子面前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不成熟，就像还没完全懂得生活秘密似的。
“你说谁？”我贪心地问道，“我应该知道谁？”
“那个人，”我婆婆迟疑地说，“你刚刚说到的……那个……那个真爱。”
“那么这个人存在了？她生活在某个地方？”我高声问道。
我的婆婆低头忙着活计，平静地回答道：“在某个地方总是存在着真爱。”
随后，她沉默不语。之后关于这件事我没听她提过一个字。完全就像她的儿子一样，在心中暗藏着某些致命的东西。
但在当时，在那次谈话的几天之后，我在惊诧之中痊愈了。开始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婆婆的话，她说的是通常的道理，象征性地讲述，很难真正让人产生怀疑。毫无疑问，世界上某个地方存在着真爱。但是我，我呢，我是谁？……当我恢复知觉，清醒过来以后，我反复追问自己。如果不是我，谁是他真爱的那个人？她住在哪里？长什么样？比我年轻吗？金色头发？……她会些什么？我害怕得要命。
我手忙脚乱，尽力使自己恢复健康。我出院回家，订做新衣服，跑去美发店做头发，还去打网球、游泳。我发现家里一切井然有序……是的，就像某人从家里搬离后恢复的那种井然有序。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相对的幸福状态，是我在婚姻最后几年的生活状态，满怀痛苦、焦躁不安的相对幸福状态，我以为，我几乎无法忍受，但是现在，当一切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时——我一下子明白——这已经是生活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房间里井井有条，只是每个房间都是空的，就像法院执行者到过那里，把更重要的家具——小心谨慎地——搬走一样。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
我的丈夫在那段时间住得离我那么远，就像去了国外一样。我不会惊讶，如果某一天——我从隔壁的房间——收到我丈夫的来信。
以前，就像还在做着尝试，他有时也非常谨慎地和我说起工厂的情形和他的计划，然后歪着头等待答案，就像考试一样。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和我说起他的计划，看起来，就像他的生活中不再有任何特别的计划一样。他也不再叫拉扎尔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见到他，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书和文章。
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的一个早晨，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我坐在门廊底下，面对长满灯台草和黄花，羞涩报春的花园，看着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没关系，你尽管笑话我吧！我不想在你面前扮演圣女贞德，我没有听到上天的任何召唤，但是我却感到生命中最强烈的感受，有一个声音，它是那样的清晰，告诉我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没有任何意义，这种状态是屈辱的、残酷的、不人道的。我必须改变它，创造奇迹。生命中存在那样令人眩晕的时刻，但是人能够清楚地看透一切，感觉到自身的力量和潜力，他看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胆怯或软弱。这是生命转变的时刻。这些时刻没有任何过渡地到来，就像死亡或者皈依一样。
我颤抖着，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浑身发冷。
我注视着花园，眼里盈满了泪水。
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要对我的命运负责。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我不能守株待兔般静静地等着上天的恩宠，在我的私人生活里不能，在与人的关系中也不能。在我和我丈夫之间有某些问题存在。我不理解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他也不想完全属于我。我知道，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女人……我年轻，漂亮，并且我爱他。我也有力量，不只是拉扎尔，那个有法术的人才有，我想要利用我的力量。
我感觉到残酷的力量，用这种力量甚至可以杀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也许只有男人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才能真正地、本能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女人这时候会恐惧不安，犹豫不决。
但是我不想退缩。在这一天，四月十四日，星期天，在孩子死了几个月后，我做了人生唯一一次主动的决定。我说的没错，你用不着瞪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你认真听，我讲述给你听。
我决定，要征服我的丈夫。
你为什么没有取笑我？……这不可笑，对吧？我也没感觉到。
但是我震惊于这个任务的庞大。我被吓得几乎停止了呼吸。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任务是我生命的意义，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再也不能相信时间或者偶然，不能静等回头可能会发生什么，一个人不可能甘心这样……现在我已经知道，不只是我认定了这个任务，同时这个任务也选择了我。现在我们紧密捆绑在一起，无论生死，不会分开，直到在我们之间发生些什么，某种宿命。或者这个人回到我的身边，全心全意地，没有任何拘谨和羞愧，或者我离开他，或者存在某些我不了解的秘密，那么我要挖掘出这个秘密，需要的话，用我的十指的指甲，从地下，就像狗挖出骨头一样，就像一个疯狂的人挖出爱人的尸体一样，或者我失败了，被迫旁观。这样我就放弃。我要告诉你，我决定了，我要征服我的丈夫。
这听起来很容易。但你也是女人，这个你懂，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的，有时我甚至相信，这就是最难的。
当一个男人下决心要完成某一件事情，即使整个世界挡在他和他的计划，他和他的意愿之间，他仍然坚定地要去实现……是的，我的情况大概与此类似，处于相似的精神状态。我们所爱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对于拿破仑，直到现在我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也不了解，除了知道他曾经当过世界的统治者，处死了昂吉安公爵——而这些比罪过还要致命，是个错误，我已经说过了吗？总之，当拿破仑决定征服欧洲，他投身于一个并不比我在那个多风的四月星期天所决定的更为困难的任务。
类似的事情就像一位决定去非洲或者北极的探险家所感受的那样，当他决定去非洲或者北极，他并不在乎猛兽和气候的凶险，而是去发现并且了解此前人类所不知道的，科学家尚未发现的东西……的确，当一个女人决定发现一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一个相似的任务。即使要下地狱，也要从中发掘出秘密。那么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是这个愿望主宰了我……这点我无法准确地知道。在这个时候，人处于被动状态。梦游者、水源勘探者、乡村占卜术士正是这样行动的，每个人，无论是人民还是当局，出于对迷信的敬畏而退缩，因为他们的目光中有着某种东西不容戏弄，由于他们的额头带着某种标记，世界上有某种危险和无法重来的事物，如果不完成他们不会平心静气……那一天，我就这样等着他回家，当我知道这些并且已经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带着这种感受迎接他的归来，中午的时候，我的丈夫散完步，回到家。
他带着他浅棕色的匈牙利猎犬一起去清凉谷，他非常喜欢这条猎犬，每次散步都带着它。他们走进花园，我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上面的台阶上。那时已经是春天，阳光很强烈，风在树丛中吹拂，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永远会记住这个时刻，周围闪烁着带着寒意的明亮，在风景中，在花园内，在我心里，仿佛沉浸于迷幻之中。
主人和猎犬停了下来，看上去并不情愿，小心谨慎，就像一个人在自然现象前被惊呆并开始注意那样，本能地带着防卫的态度。“尽管来临吧”，我平静地想到——所有的一切，陌生的女人、朋友，孩童时代的回忆，家庭，所有陌生、敌对的人类世界尽管来临吧。我将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个人。这样我们坐下来吃午饭。
午饭后我有些头疼，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下来，直到晚上我都躺在黑暗的房间里。
我不像拉扎尔那样是个作家，因为我不能对你说那个下午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想了什么，我的头脑中盘旋着什么……我只看到了这个任务，我只知道，我不允许自己脆弱，我要完成我决定下来的任务，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我自己也没有任何概念我要做什么，怎么开始……你明白吗？有些时候感觉自己很可笑，因为我决定了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要怎么做？……我千百次地问自己。最后，我并没有给杂志写信，我不能用“一位绝望的妇人”的署名请求他们给予任何建议和指导。我熟悉这些信和答复，会刊登在编辑回信的栏目里，鼓励绝望的主妇，不要气馁，可能她的丈夫有很多工作，告诉她们要照顾好家庭，建议晚上使用这样那样的面霜和香粉，因为皮肤会变得红润，会让她的丈夫再次爱上她，但是这么简单的答案并不能帮助我。我也很清楚，面霜和香粉不能帮助我，而且我在家政方面也非常出色。我们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那时我还很漂亮，也许我从没有像那一年那样美丽过。我是傻瓜，呆头鹅，我想。我是蠢货，想到的是这些事情，但实际涉及的却是另一回事。
我不能去占卜，也无法向睿智者求教，我更不能给著名的作家写信，也不能在朋友和家庭成员面前摊开这个庸俗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永恒的并且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也不能向周遭世界询问如何才能征服一个男人……我的头痛到了晚上变成了恼人的、有规律性频繁发作的血管痉挛，但是我没有和我的丈夫说，自己服用了两片药，然后我们先去歌剧院，接着吃晚饭。
第二天星期一，四月十五日——你可以看到，我能准确记起这些时间。一个人只有回忆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时才会如此详细清晰地记得！我凌晨起床，去塔邦的小教堂，我大约有十年没去那里了。我常去克里斯蒂娜[10]区的教堂，我们也是在那儿结婚的，依什特万·塞切尼伯爵也是在那里和塞依莱恩·克里奇尼娅宣誓的[11]。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人们常说这桩婚姻也不是特别成功，但是我已经不相信这些传言了，人们什么都说。
那天早上塔邦的教堂里空无一人。我对圣器看管人说我要忏悔。我等了一会儿，孤独地坐在昏暗教堂的一个长凳上。然后一个年老、陌生、有着严肃面孔的白发神父出现了，他走进忏悔室，示意我也跪到那边。我开始向这个陌生的神父讲述一切，这个人我从没见过，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
就像一个人一生只能忏悔一次那样，我开始倾诉。诉说我自己、孩子、我的丈夫。我说，我想重新俘获我丈夫的心，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祈求上帝的帮助。我说我是一个贞洁的妇女，甚至在梦里除了我丈夫的爱没有其他。我说，我不知道是谁的错，我的还是他的……总之我对他说了一切。不像现在我对你讲的这样。现在我已经不能说出一切了，我已羞于再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昏暗的教堂里，在那天早上，我对那位陌生的老年神父告白自己。
我忏悔了很长时间，神父一直沉默着倾听我的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