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像描绘的是帕多瓦[17]的圣安多尼和圣约瑟夫。此外，笔记本里的其他东西，直接或者间接地和我的丈夫有关。有我丈夫工厂广告的剪报，有从市中心某些店里寄来的大圆礼帽的账单，然后是我公公去世的消息，以及印在一种精美手工纸上的我们结婚的消息。
她几乎漠不关心地浏览着，有点疲惫，就像一个人多次翻看无用的东西一样，或许早已生厌，但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手：强壮、骨节突出而且修长，指甲被精心修剪过，但不是那种被专业修剪的指甲。她的指头修长，骨节分明。她用两根手指挑出一张照片来。
“就是这张。”她带着苦涩、轻蔑的微笑，撇着嘴角说。
那是一张阿尔多佐·尤迪特十八岁时的照片，那时我丈夫想娶她为妻。
照片是在市中心的平民摄影师那里照的，照片背后印有金色字体的广告文字：准确传递每一个愉快的家庭事件。照片是一件循规蹈矩的作品，矫揉造作并且被安排好：看不见的铁栏杆固定住女孩的头部让她朝向某个方向，以惊恐而呆滞的目光注视某个看不见的点。在那张照片上阿尔多佐·尤迪特把两条辫子盘在了头上，就像伊丽莎白王后[18]一样。骄傲和不安的脸庞求救一般看着前方。
“请放在这里。”她生硬地说，然后从我手里拿走照片，把它重新插进笔记本里，仿佛想在世界面前藏匿隐私。
“是的，我曾经是那个样子。”她说，“那时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了，他从来没和我说过话，有一次他问我是否会看书，我说我会看书。他说，好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书，从来没有，也没说过话。”
“那么，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没有怎么回事，”她说，同时耸了耸肩，“就是这样。”
“你自己知道这一点吗？”
“是个人都会知道。”
“是的，”我叹了口气，“那么后来呢？”
“在第三年年底，”她说，她现在开始放缓语速，而且不时停下来，头向后仰着，身体靠在衣柜上，用和旧照片里一样呆滞、略带不安的眼神凝视着前方，凝视着过去，凝视着生命，“圣诞节那天他过来和我说话，下午在大厅里。他说了很多话，非常紧张，而我一言不发。”
“是的。”我说，同时咽了一口气。
“是的，”她接着说，也同样咽了一口气，“他说他知道，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他不希望我成为他的情人，他想让我跟他一起离开，到国外去，去意大利。”她说着，突然间僵硬、紧张至痉挛的面孔柔和了下来，眼睛放着光芒，开始微笑起来，就像理解了那些神奇字眼的全部含义一样，就像那是生命中可以讲述的或者期待的最大或者全部的幸福。
我们两个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桌子上破旧卷角的旅游杂志。在杂志的封面上海面微波荡漾，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玩耍……这是她所获得的关于意大利的全部信息。
“你不愿意吗？”
“不愿意。”她说，同时脸色阴郁了下来。
“为什么？”
“不为什么，”她严肃地说，然后，迟疑地说道，“我害怕。”
“怕什么？”
“怕所有的一切。”她说，同时耸了耸肩膀。
“怕他是主人，而你是女佣？”
“也怕这个。”她温顺地说，而且几乎是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要感谢我替她说出了她不敢坦白的话并且使用了那些字眼。“我总是害怕，也害怕其他的一切。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头，他的地位要比我的高出很多。”她摇着头。
“你怕夫人吗？”
“怕她？……不。”她说，再一次微笑起来。看起来她把我当成头脑迟钝的人，就像对待一个对生命中真实的秘密完全不明了的人那样，她以简单的方式，就像对孩子解释某事一样开始对我说话。“我不怕太太，因为她知道。”
“太太知道这件事？”
“是的。”
“还有谁知道？”
“只有他和他的朋友，那个作家。”
“拉扎尔？”
“是的。”
“他和你谈论过这件事吗？”
“那个作家吗？……是的，我去过他的家。”
“为什么？”
“因为是他想这样的……也就是太太您的先生。”
支吾搪塞的答复，同时听起来有些讽刺和难以饶恕的味道。她还说：“对我来说，这个人是我的那个‘他’。我知道。对您来说，是您的丈夫。”
“是的，”我说，“总之，有两个人知道，我婆婆和那个作家。那么作家说了什么？”她再一次耸了耸肩。“他没有说话，”她说，“只是让我坐下来，然后看着我，一言不发。”
“看了很久吗？”
“足够久。他，”她再一次用那种特别语气说出“他”这个字眼，“希望我和这个人说话，让他看看我，说服我，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房间里有很多书，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书……他没有坐下来，一直站着，靠在壁炉上。他只是看着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一直看着我，直到天色暗了下来。那个时候他开口和我说话。”
“他说了什么？”我问道，我清楚地看到那幕场景，看到他们，拉扎尔和阿尔多佐·尤迪特，一言不发地站在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置身于“很多书”当中，静静地争夺我丈夫的灵魂。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问我，我们有多少土地。”
“而你们有多少呢？”
“八霍尔特[19]。”
“在哪里？”
“在佐洛州。”
“就这些……”
“他说，很少，因为我们有四个人。”
“是的。”我仓促、慌乱地说。我不了解这些，但是我也明白这的确很少。
“然后呢？”
“然后他拉了铃，对我说，您可以离开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再也没说任何一句其他的话。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他不允许？”
“他，这整个的世界，也还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这就像一种疾病。”她说，然后用手击打着桌面。那一刻我认不出她来，就像身体要爆炸一样，她的肢体触电般颤抖着。在她体内有一股瀑布般的力量。虽然她低声说着，但就像在大叫。“一切就像患了一场病……然后我就不再吃东西，整整一年，只喝茶，但是请你不要认为我为了他而禁食。”她快速地说，把手放到了胸口上。
“那么是什么？”我深深地感到惊讶，“为了某个人而禁食是什么意思？”
“很早以前，乡下人都这样做，”她说，低垂下目光，就像不完全确定是否向一个外人透露部落的秘密一样，“某人开始沉默和禁食，直到另一个人不做某事为止。”
“不做什么事？”
“其他人希望的那件事。”
“这值得吗？”
她耸了耸肩，“值得，但这是罪过。”
“是的。”我说。她知道，无论她现在说什么，可能都无法改变阿尔多佐·尤迪特默默地为我的丈夫禁食这件事——“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犯下这个罪过吗？”
“不，我没有。”她急促地说道，摇着头，脸红了，就像是承认了一样，“因为我那时已经不想要任何东西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病态的。我不睡觉，还起了疹子，脸上和腿上都是，一直在发烧，很长时间，夫人在照料我。”
“那么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她平静地说着，神情迷惘，以一种事态平息后的语气。“他哭了，但是什么也没说。我发烧的时候，他给我水和糖，放在汤匙里喂我。一次他亲吻了我。”她说着，目光温柔地凝视着前方，仿佛那是她生命中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问道。
“当先生要去远行时。”她说。
“去哪儿？”
“国外。”她简单地说，“他去了四年。”
我愣住了。正是这段时间，我丈夫去了伦敦、巴黎、意大利。他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光阴，那时他三十六岁。回来后，他接管了工厂。有时他会讲述那段时光，他说：“那是段流浪的岁月……”只是他没提到，是因为阿尔多佐·尤迪特而远离家园四年，因为她而浪迹天涯。
“那么在动身之前，你们交谈过吗？”
“没有，”她说，“因为那时我已经痊愈了。事实上我们只交谈过一次。第一次，在圣诞节前夕。他给我带有照片和紫色缎带的圆形颈饰，但是缎带被剪掉了一块，装在一个盒子里。”她解释着，带着严肃的声调，就像这种语调能够某种程度上改变礼物的性质，或者就像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个送给阿尔多佐·尤迪特的硬币形颈饰，是装在一个盒子里……以至于那时我也感到，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
“另一张照片也是他送给你的吗？”
“年纪大些的那张？不，”她垂下眼帘，“那张是我自己买的。”
“哪里买的？”
“从摄影师那里买的。价格是一个潘戈[20]。”她答道。
“我知道了，”我说，“你还收到过他送的其他东西吗？”
“其他东西……”她惊讶地问，“哦，是的，有一次，他送过我橘皮蜜饯。”
“你喜欢吗？”
她再一次低垂目光，可以看出她对这个弱点感到难为情。
“是的，”她说，“但是我没有吃。”她补充说，好像在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一样。“我给您看看吗？……还在那儿，在纸包里。”
然后她转过身朝柜子走去，热心得就像要证明不在犯罪现场一样。我马上朝她伸出手去。
“不必了，算了，尤迪特，”我说，“我相信你。此后还发生了什么事？”
“没再发生任何事，”她以漫不经心的语气简洁地说道，“他离开了，而我痊愈了。太太让我回家待了三个月。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收割，但我还是得到了全额薪金。”她满怀赞许地说，“之后我回到这里，他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有四个年头。我内心也恢复了平静，他也回来了，但是不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再没有讲过话。没有写过信，从来没有。是的，这是一种病态。”她以明智、认真的语气说道，就像在和自己争辩一般，好像很久以来，不停地、固执地证明这一点。
“这之后就结束了？”我问道。
“都结束了。他结婚了，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孩子死了。那时我也为此痛苦，为太太深感遗憾。”
“是的，是的，别提了。”我心神不安并且漫不经心地说，似乎要拒绝她的哀悼之词。“请告诉我，尤迪特，你们之后不再讲话了？真的从不曾讲过话？”
“不曾。”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甚至连那件事也不曾提起？”
“那件事没有提过，其他事也没有。”她表情严肃地说。
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像石头上刻的字一样。那两个人没有撒谎。由于恐惧和惊吓以及不适我开始感到恶心欲呕，她无法说出比这更糟糕的消息了：他们从此不再交谈。缄默了十二年，这就是全部。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在脖子上的护身符里装着另一个的照片，另一个钱包的隐秘夹层里保存着从圆形颈饰的缎带上剪下来的紫色缎带。一个结了婚，娶我为妻，他每次回到我这里时并没有真正回家，因为有另一个人在等他。我手脚冰凉，感到阵阵发冷。
“现在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请求道，“你看，我不要求别人发誓，但是我发誓，我会遵守诺言，不会对我的丈夫透露任何事情。但是现在，尤迪特，请对我说实话，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没有嫁给他。”
她的双臂一直交叉抱在胸前，走近窗户，凝望着市中心大楼幽暗的庭院。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透过她的肩膀，这样回答道：“是的。”
这句话就像一枚投掷到房间的炸弹，一枚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落到了我俩之间。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看不见的炸弹已经定时了的滴答声。滴答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还需要两年时间，它才会爆炸。客厅传出摸索声，我婆婆回来了。尤迪特踮着脚尖，悄无声息地走向门口，小心翼翼地、以一个偷窃者的熟练手法转动了插在门上的钥匙。门开了，我婆婆站在门边，穿着皮草，戴着帽子，一副刚从城里回来的样子。
“你，在这里。”她说。我看到，她脸色苍白。
“我们聊了会天，妈妈。”我边说边站了起来。
三个人就那样站在仆人房间里，我婆婆、尤迪特和我——三个被命运牵系在一起的女人——就像雕塑中活生生的命运三女神，这正是我当时所想到的，而且在极大的痛苦和尴尬中，我紧张地笑了出来，但是我想笑的意愿马上消失了，因为我看到我婆婆的脸色苍白极了，她走进房间，坐在尤迪特床的边缘，把脸埋在戴着手套的双手之间，开始无声地啜泣，同时肩膀还晃动着。
“请您别哭，太太，”尤迪特说，“她已经发过誓了，不会对他说。”
我婆婆缓慢地、仔细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然后走出了房间。
午饭以后我打电话给拉扎尔，他不在家，是仆人接的电话。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拉扎尔从外边打电话过来，从城市的某个地方。他长时间缄默着，就像在很远的地方，在外星球。他认真审视我的请求，事实上我的请求非常简单——我想和他谈一谈，马上。
“我去你们那儿吗？”他问道，以一种不快的语调。
但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我先生随时可能回家，我也不能把约会定在咖啡馆或者甜品店。最后他很不情愿地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回家去，在我的公寓里等您。”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想到。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上午那段交谈后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心灵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就像我不断地移动在一个充满生命危险的监狱和医院之间的外部区域，就像我处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生命的规则与那些沙龙或者市中心的宅邸里的截然不同。我去拉扎尔家，就像一个人面对一生中的特殊时刻，去急诊室或者警察局一样……只是，当我按大门的门铃时，双手的颤抖提醒我，我正行走在一条非同寻常，也许是完全不正确的道路上。
他来开门，一言不发地亲吻了我的手，并且把我领到一个大房间里。
他住在多瑙河边一座新落成建筑的五层，这座建筑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舒适又摩登。只是公寓的内部装饰过时、老式、土气，我环视四周，深感惊讶。
我拘谨又紧张，但同时开始观察室内装饰的细节。人有的时候非常奇怪，你知道，即使被送去绞刑，我也能感受到某种局部细节，比如一只鸟儿停落在树上或者宣读死亡判决书的检察官下巴上的粉刺……所以，这就是他的家。我以为自己按错了门铃。私下说，我很久以前已经在内心深处揣测拉扎尔的家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也许我期待发现印度式家具，某种北美印第安人的活动棚屋，拥有很多书籍、漂亮女人和伙伴的战利品，比如从敌人头上割下来的带发头皮，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东西。只有规则的、带白色金属钉饰的上个世纪樱桃木家具，那种乡下大厅里用来接待客人的家具，你知道，那种摆明不舒服，诗琴形状靠背的椅子。玻璃柜里摆满了各种小市民的杂乱物件，比如玛丽安巴德[21]玻璃杯，霍利奇[22]瓷器……这个会客厅就像一个中等收入，从外地搬到首都的律师的起居室，家具是女主人的嫁妆，目前他们还没有办法置换新的……但是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出自女人之手的痕迹，据我所知，拉扎尔是非常富有的。
他并没有把我带到当年他接见阿尔多佐·尤迪特的那个“有很多书”的房间里。他对待我很客气，又带着些窘迫的殷勤，就像医生第一次出诊时对待病人的态度。他让我坐下，当然没有招待任何东西。他始终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就像已经经历很多这样的情况，所有这类谈话根本是无望的，就像医生知道无药可救，但面对病人时还是倾听他们的主诉，频频点头，可能的情况下开些药粉或者糖浆……他知道什么？只知道，感情问题无法给出任何忠告，我也隐约猜到这点。当我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时，我感到惆怅，就好像这条路是完全无用的。根本没有“忠告”对人生有用。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全部。
“您发现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没有任何过渡。
“是的。”我说，因为对这个人无需过多的解释。
“现在安心了？”
“还不能这样说，我正是来请教您这之后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平静地说，“也许，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您还记得，我曾经对您说过，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伤口已经逐渐愈合，就像医生所说的，结痂了，现在被碰触，又撕裂开来。”
他使用了这样一种医生的比喻。我也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位医生的诊室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处于医生诊所里。你知道，这里一点也不“文学”，没有任何东西与人们想象的一个著名作家的住宅相似……这里的一切都是市民阶层所使用的东西，或者说是平民阶层的，整齐、朴素。他抓住了我的目光——与他面对面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因为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让人感觉到，所有的事情和所有在他面前做的错事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他的“猎物”，被他写上几笔……他平静地说道：“我需要一种市民阶层的秩序。人们的内心恰恰是非常爱冒险的，对外最好如同一位邮局总顾问一样生活。维持秩序是生命的需求，否则我无法安心……”
他没有解释使他无法安心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是所有的一切，也许是整个人生……也许是外部世界以及紫色缎带飘荡的隐秘世界。
“我必须发誓，”我说，“我不对我的丈夫说起任何事。”
“是的，”他说，“反正他也一样会知道。”
“从谁那里知道？”
“从您那里。对于这些事情是无法保持沉默的，人并不是只靠嘴巴保持缄默或者说起某件事，还可以用心灵感受。您的丈夫很快会知道一切的。”
他沉默了，然后以无力的，生硬的口气问道：“您想我怎样做，夫人？”
“我想要一个清楚又明确的答案。”我说，他对我同样清楚又明确的话感到惊讶，“您是对的，某种东西爆发了，是我引爆的或只是偶然事件？……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没有任何偶然事件。我的婚姻失败了。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战斗，为此牺牲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吗？……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痕迹，一个信号，我和那个自认为比我与我的丈夫拥有更近关系的人谈话。”
他弯身靠向桌子，默默不语，抽着烟。
“您真的认为，这个女人在我丈夫的心里、神经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这种回忆是否存在过？什么是爱情？”
“我请求您，”他客气又有些挖苦地说，“我只是个作家和一个男人，我无法回答这么难的问题。”
“您认为，”我问道，“一段爱情可以支配一个人的灵魂到那种程度，以至于他无法再爱上其他人吗？”
“也许。”他小心翼翼地、认真地回答，恰如一名杰出的医生已经了解了一切，只是不想草率地做出判断，“我是否听到过类似的事情？是的。经常吗？……不是。”
“当一个人陷入爱河时，他的灵魂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问道。
“灵魂中没有任何变化。”他说，“感情不是在灵魂里展现的，它们循着其他的轨道行进，但是也会灌注进心灵，就像洪水经过泛洪区。”
“一个聪明、理性的人能够控制洪水吗？”我问。
“这个问题很有趣，”他轻快地说，“对此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必须回答，在某种限定的范围内是可以的。我感觉……理性无法让感情流出，也无法堵住感情，但是可以规范它们。感情，如果危害一切，应当被关在笼子里。”
“就像一只美洲狮？”我无意识地说道。
“就像一只美洲狮。”他说，并且耸了耸肩，“在那里，可怜的感情来回走动，咆哮，咬牙切齿，撕扯着栏杆……但是到了最后，它精疲力竭，毛发和牙齿脱落，变得温顺又忧伤。这是可能的……我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这就是理性的作品。感情可以被征服、驯服。当然，”他谨慎地说道，“提前打开兽笼是不明智的，因为美洲狮将会跑出来，如果它还不够听话的话，会引起很多麻烦。”
“请说得更清楚些。”我请求道。
“我无法说得更清楚了。”他耐心地说，“您期盼从我这里知道是否能够通过理性的帮助剔除感情？……关于这点，我坦率地回答，不可能，但是值得安慰的一点是，感情，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被驯服，并且逐渐凋萎。您看看我，我就活过来了。”我无法对你说清楚我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刻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我忽然间想起我认识他的那天晚上，我的脸红了。我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游戏……我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少女。他也没有看我，他站在我面前，靠着桌子，双臂交叉抱在前胸，看着窗外，似乎在研究对面的建筑。这种窘境持续了很久，这是我生命中最难堪的一刻。
“您在那期间，”然后，我慌乱而且快速地继续问道，就像一个人想快速转移话题一样，“您没有建议彼得娶那个女孩吗？”
“我尽了全力，”他说，“阻止彼得和她结婚，那时我对他还有影响力。”
“现在没有了吗？”
“是的。”
“现在那个女人对他的影响更大？”
“那个女人？”他问，把头向后转去，嘴唇无声地动着，就像一个人心中在计算，评判着力量的对比。“我认为是的。”
“我婆婆那时帮助您了吗？”
他严肃地摇摇头，就像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没有尽过太大的努力。”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我暴躁地说，“这个骄傲、高贵、上流的太太会支持这种疯狂行为？”
“我什么也没想。”他小心地说，“我只知道，这个骄傲、高贵、上流的太太在漫长的一生里生活在冰冷之中，好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一个冰库里，而这种被冻得麻木的人很容易理解某人想要寻找温暖。”
“那么您为什么不允许彼得……就像您说的……允许他的空气中存在这种特别的爱情？”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热度，”他耐心地说，重新以那种教导者的口吻，“因为在过程中烤肉铁叉会烫到人。”
“您认为阿尔多佐·尤迪特这么危险吗？”
“那个人吗？……这点很难回答。也许危险的是当时可能形成的局面吧，是的。”
“那么后来真正形成的局面会少些危险吗？”我问道，并且非常注意，使用平静且规规矩矩的方式讲话。
“不管怎么说，她更守规矩了。”他说。
这点我不理解。我不做声，惊讶地注视着他。
“夫人，”他说，“您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多么保守、古板又忠于规则的人。也许我们，作家是真正的守法者。市民阶层要更为大胆，是的，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都要具有革命精神。所以每个伟大革命的旗手都是误入歧途的市民阶层也绝非偶然。但是我们作家不能允许这种过分的反抗要求。我们是守护者。守护要比获得或者摧毁某种东西困难得多。我不允许人们去反抗业已存在于书中和人们心中的律法。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想去反抗、破坏旧的，建立新东西的世界里，我要警惕，我必须看护住没有明文写下的规矩，那是人类世界深层的秩序与和谐的终极意义。我生活在被偷猎者包围的环境中，我是森林的守望者。我身处危险的境况之中……新的世界！”他说，带着失望和痛苦的不屑口吻，我睁大眼睛凝视着他，“就好像人类也变得焕然一新一样！”
“就因为这个，您不允许彼得娶阿尔多佐·尤迪特？”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允许，彼得属于市民阶层。一个很可贵的市民阶层的绅士……这样的人已经很稀有了。他是一种文化的看守者，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一次他开玩笑说，我对他而言是一个目击证人……我也以诙谐的口吻回答他，也许初次听起来不是那么认真，出于商业价值的目的，我要看护住他，因此我要拯救他，也就是读者。我现在考虑的当然不是我作品的发行量问题，而是关注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灵魂中尚存的、属于我的世界的责任感。我是为他们而写作的……否则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彼得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这里没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有……其他的我毫无兴趣。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确切地说也不是这个理由。我只是让他警惕这个女人，因为我爱他。我不愿意向感情投降……但是这种感情、友情，比爱情要细腻和复杂得多。这是最强烈的人类情感……真正的无价之宝。这点女人并不懂。”
“您为什么要让彼得警惕这个女人？”我坚持地问道。我专心地聆听他说的每个词，同时也感觉到，他在回避直接的答复，而谈论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感情用事的英雄。”他终于无可奈何地顺从地说道，就像一个人不得不说出真话而变得心平气和，“首先，我喜欢看到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和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不仅仅用阶级的差别提醒他。女人们成长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补上几个世纪的缺失……我不怀疑，这个女人在彼得的身边会以闪电速度补上这些课程，她完全可以表现出那种规范和完美的举止，就像昨天晚上在那个贵族的宅邸里，您和我一样……通常情况下，在品位和举止方面，女人要远远超出同阶层的男人。尽管如此，彼得仍然会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从早到晚都是英雄，因为他承担了与他的世界作对的责任，而且是非常人道的，在上帝和世界面前绝对合法，但也一直处于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局面中……但是这里面还包含其他的东西，这个女人永远不会谅解彼得属于市民阶层。”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犹豫不决地说。
“我确定如此，”他严肃地说，“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决定事物本身，起决定作用的是一段感情的命运。这段感情对彼得意味着什么？是哪种欲望，哪种激情……我无从知晓。但是我历经了这场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人的灵魂中的所有东西都在动摇：他所属的阶级、那些维系着他人生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私人事件。如果这样一个保护和传达一种文化全部意义的人崩溃了，不只是他被毁灭了，和他一起消亡的还有值得存在于世界的一部分……我对那个女人看得很清楚。问题不是她来自不同的阶级，如果来自不同阶级的后代能在激情的漩涡中融合在一起，对世界而言也许是最幸运的事情……不，在那个女人的个体中我强烈地感到某些东西，这使我无法平静，让我不敢交出彼得。某种野性的意愿，野蛮的力量，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那双困倦的眼睛突然闪出一道光芒，当他转向我的时候，仿佛在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他不确定地说：“有些人能够以一种野性、原始的力量从围绕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象征生命的东西，就像原始森林中的藤蔓植物，从几百米的区域内吸收大树下土壤的水分、养分和酸性物质。这就是他们的法则，他们的特性，并不是他们很恶劣，而是生来如此……和一个邪恶的人争辩，也许会让人怒火平息，也许能够化解心灵所遭受的苦难，可以化解将要向他人和人生所实施的报复。这些是比较幸运的人……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类型的人，具有藤蔓类的攀缘天性，本性不坏，只是以致命、顽固的饥渴，紧紧地缠绕它周围的一切，吸取他们的生命力。这样的人是野蛮的、原始的。男人中很少有这样的人……女人中很常见。那种迸发出的力量可以消灭与其截然不同的灵魂，比如彼得。您和她说话时感觉到这种力量了吗？就像来自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地带的干热风或一股激流。”
“我只是和一个女人在说话，”我说，叹了口气，“和一个女人，一个内心拥有强大力量的女人。”
“是的，女人是以另一种方式感知彼此的。”他从容地说，“我尊重这种力量，而且惧怕它。我现在开始钦佩彼得。您试想一下，十数年来他要以多大的力量去对抗，需要怎样做才能从这种看不见的危险力量的缠绕之中解脱。因为这个女人想要一切，这您是知道的。她不要住在后街，住在小巷子里两个房间的小公寓里，穿着银狐大衣和不时三个星期的度假，秘密地和她的情人在一起……这个女人要的是全部，因为这不是一个虚假的女人，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您没发现？”
“是的，”我说，“这个女人，还宁愿戒斋。”
“她做了什么？”他问，这次他感到惊讶了。
“她这样说的？”他拉长了声音说，“在东方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意愿传达的一种形式。”他爆发出一阵焦躁又沮丧的笑声，“当然，阿尔多佐·尤迪特是更危险的一类。因为有些女人可以带着出去吃晚饭，带到奢华的地方去，在那里吃龙虾，喝香槟，这些女人是无害的。同时有另外一种类型，她们宁愿禁食……这些女人是危险的。我担心，任何干涉都是多余的。她已经开始疲惫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几年前，我感到，你们命运的星象图已经改变，一切变得平淡和腐朽……因为生命中不仅仅有洪流，不仅仅有野性力量……还存在其他。惯性定律仍然占主导地位。要尊重这个定律。”
“我无法尊重，”我说，“因为我不想这样生活。我不了解阿尔多佐·尤迪特，我也无法评价我的丈夫过去和现在对她意味着什么，此刻有多么危险我一无所知……我无法相信，有某种激情，被压抑着的火焰和烟雾，终其一生在一个人的灵魂中持续燃烧，就像地下之火，就像矿下之火……也许，存在这种东西；但是我相信，生活最终会熄灭这些火焰。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是的。”他说，分外地快速和从容，同时凝视着他的香烟的火花。
“我看出来您不相信。”我继续说，“好吧，也许我错了。也许某些激情比生命、理想、事件更为强烈。它们会烧焦一切，燃尽一切？……可能吧……那么就让它们更强悍吧。不要隐匿起来，而是爆发吧。我不想把我的家建立在斯特龙博利火山[23]脚下。我想要和平、宁静。我不后悔所发生的一切。我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这样下去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内心也有力量，我也能等待和渴望，不仅仅阿尔多佐·尤迪特能做到。我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禁食，而且晚餐吃着蛋黄酱拌冷鸡肉，配着沙拉……这种无声的对决必须结束。您是他的一个帮手，因此我和您交谈。您认为彼得还和这个女人有关联吗？”
“是的。”他简短地回答。
“那么他不是真正和我有关系。”我大声、镇静地说，“那么让他做些事情吧，和她结婚吧，或者不和她结婚，和她一起毁掉一切或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从此心平气和。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我对那个女人发誓，在彼得面前保持沉默，我要遵守诺言。但是我不会生气，如果您什么时候……不久，在最近几天里……谨慎地，或者不那么谨慎地，和他谈一谈。您能做到吗？”
“如果您要求这样的话。”他不情愿地说。
“非常麻烦您了。”我说，然后站了起来，拿出手套，“我感觉，您想问，我将会怎样……我回答您的问题。我承担抉择的后果。我不喜欢这延续数十年的哑剧，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不流血、苍白无力的斗争。如果是一出戏，那么就让它喧闹起来，充满战斗、死亡、掌声和口哨声。我想知道在这出戏里我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失败了，我退出。然后事情该怎样就怎样，我对彼得和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命运再也没有任何兴趣。”
“这不是真的。”他以平静的语气说。
“这是真的，”我说，“而且我将要这样去做。如果他在十二年里都无法做出决定，那么由我来决定，而且用短得多的时间。如果他不能找到那个对的女人，那么我来替他找。”
“那么是谁呢，请告诉我？”这时他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带着谈话中从没有过的兴趣突然问道，就像听到了某种特别让人震惊和可笑的公告一样，“您想找到谁？”
“我已经说过了，”我回答道，同时感到些许困惑，“您为什么以如此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还带着微笑？……我婆婆有一次对我说，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一个真爱的人，或许是阿尔多佐·尤迪特，或许是我，或者是其他人。那么让我替他找到她。”
“是的。”他说。
他低垂目光看着地毯，看上去不想争辩了。
他无声地陪我走向门口，吻了我的手，一直带着那种奇怪的微笑，以缓慢的动作打开我面前的大门，同时深深地向我弯下腰来。
好吧，现在让我付钱吧，这里真的要关门了。小姐，我们点了两杯茶和两份阿月浑子冰激凌。不，亲爱的，今天你是客人。你不要再争了，也别遗憾。已经到月底了，一笔小小的花费不会让我破产。我过着独立和无忧的生活，准时获得抚养费，每个月的月初，比我需要的要多得多。你看，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只是，不再有任何意义，你这样想的，对吧？……也不是这样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今天当我从市中心赶到这里和你见面时，开始下雪了。这是多么纯净又幸福的喜悦啊。这是第一场雪……此前我不能以如此的方式对世界感到欢欣。我有其他的事情，有其他的事情要关注。我专注于一个人，我没时间关注世界。然后我失去了这个人，而我换得了全世界。你认为这是一项不利的交换？……我不知道，也许，你是对的吧。
我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其余的你都知道了。我和我的丈夫离婚，并且独自生活。他也独自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和阿尔多佐·尤迪特结了婚。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像我在拉扎尔家里所想的那样很快发生。那段交谈之后，我和我的丈夫又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生命中的一切就像按照某种看不见的钟表指针在发生：早一刻都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只能由事情以及情境自行决定……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暴力的、轻率的、非人道的，或者也许是不道德的，是生命自行决定，以出人意料又神奇的方式……然后一切都变得既简单又自然。
我从拉扎尔那里回来之后，没有向我丈夫说任何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的事。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了一切，可怜的人。他不知道的只是更重要的事，而我不能对他说起，因为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时间连我也无从知晓……只有拉扎尔知道，是的，在即将告别的时刻，他格外沉默，他思索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对任何人道明的，必须要独自学习。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吧，我不想让你难受。你现在有些爱上了那个瑞典语老师吧，是这样吧？……是吗？……你什么都不要对我透露，但是请允许我也保持沉默，我不想破坏一份如此美丽又伟大的感情，我不想使你受伤。
我不知道拉扎尔什么时候和我丈夫谈话的，在第二天，还是几周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不过一切正如拉扎尔所说的那样进行。我丈夫知道了一切，知道我发现了紫色缎带，找到了那个佩戴它的人。他知道我和阿尔多佐·尤迪特交谈过，那个人真的在接下来的那个月离开了我婆婆家。有两年的时光她杳无音讯。我的丈夫聘请私家侦探找寻她，但是之后他疲惫不堪，病倒了。他中断了找寻。你知道，我丈夫在阿尔多佐·尤迪特失踪的这两年内做了什么？
他在等待。
我从不知道一个人可以用那样的方式等待，就像被强制劳役，在矿井里凿开石头一样。他以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规律性、同样的毅力以及同样的绝望等待着。那时我也无法帮助他……如果临死躺在床上时，我必须说真话，我得承认，我并不想帮他。我的内心充满苦涩和无望。那两年的时间，我看着这种可怕的努力。这个人微笑着、沉默寡言、彬彬有礼且日渐苍白，在无言的抗争中对抗着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他的举动就像每天早上习惯性地查看邮箱，就像麻醉药品的奴隶，把手伸向小药瓶，然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的手停在半空中，药瓶是空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头部的转动，大门被叩响时，他肩膀的耸动，在饭店里或者剧院的大厅里，他环顾四周的方式，就像永远在宇宙空间内寻找某个东西。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但是阿尔多佐·尤迪特音讯全无。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她去了国外，在一个英国医生家里做女佣，在利物浦。那段时期，英国对匈牙利用人的需求量很大。
无论是她的家人，还是我婆婆，都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那两年，我常常去我婆婆那里，在她那里度过整个下午时光。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可怜的人，她得了血栓症，被迫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陪在她的床前，我非常爱她。我们坐在一起，看书，聊天。几乎可以说，我们就像以前的女人那样制作绷带，以备他们所爱的人上战场使用。我知道，在路途中我的丈夫被分配到非常危险的岗位上……每时每刻都可能阵亡。我的婆婆也知道这种情形，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人的一生中总有那样的时刻需要独自面对，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忙。那一刻降临到我丈夫身上……他独自一人，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许是很大程度上，他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态中，而且他等待着。
我们两个人，我婆婆和我，踮着脚尖在他的周围行走、生活，同时织着毛衣，就像在护理一个病人。我们谈论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开心，冷静。出于特别的谨慎或者害羞，我婆婆从不提起发生过的事情。那天中午，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时，当她在用人房间开始哭泣时，我们已经无声地签署了一项彼此帮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只有在我们不再无谓和无望地谈论已经发生的一切时才可能生效。我们只是以那种方式谈论我的丈夫，就像对待一个亲切又讨人喜欢的病人，他的状况堪忧，但是不必担心直接的危险……你知道，似乎那个人在这种状况下还会活很久……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调整他头部下方的枕头，或者为他打开水果罐头盖子，抑或是给他讲述世界新闻来使他心神愉悦。真的，在那两年里我们在家里就那样平和又安静地生活着，我先生和我，我们很少出门。我的先生开始割裂与世界、社交圈的一切联系，巧妙而又谨慎地从他的世界里游离出来，不过是以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慢慢地我们与所有人脱离联系，离群索居。这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周有五个晚上我们在家度过，听音乐或者阅读。拉扎尔从没来过我们家。在那些年里他也去了国外，在罗马生活了很长时间。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我们三个人都在等待某件事：我婆婆等待死亡，我的先生等待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归来，而我等待着死亡或者阿尔多佐·尤迪特，或者其他的事情，或者某个被迫的转折点有一天到达我的生活中，使我最终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而我属于谁……你问，我为什么不离开我的丈夫？怎么能够和一个等待别人的人生活在一起？与那个每一次大门开启时总是竖起耳朵，那个面色苍白、避开人群，隔断和世界的一切联系，因一段感情而生病，因为痴狂的等待而着魔的人生活在一起？当然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毫无疑问。这真的不是令人愉快的情况，但我是他的妻子，我不能抛弃他，因为他处于麻烦和危险之中。我是他的妻子，我在神坛前发过誓，要和他在一起，并且无论是好是坏，只要他需要我，只要他想要，我都要坚守在他的身旁。那个时候他需要我。如果那两年他独自一人，他会自我毁灭。我们生活着并且等待来自天上和人间的某种启示，等待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