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弯一下腰，离我近一点。我母亲希望我有这个危险。
因为她害怕我会有更大的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想不想猜猜？……是孤独，可怕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他们度过了一生，我父母的一生，一种充斥着成功、名望和仪式的市民生活。在他们周围有着严格的家庭秩序，还有更为严格的工作秩序，然后是最严格的社会秩序，而且就连娱乐、喜好、爱情生活中也存在秩序，他们会事先知道，几点穿衣服、吃早饭、工作、相爱、娱乐、学习……
他们生活在秩序里，一种疯狂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秩序中，生命在他们的周遭逐渐冻结起来，犹如一条准备远征的船，准备开向鲜花盛开的地方，突然大海和世界都结冰了。那时候再也没有计划，没有意图了，只有寒冷和静止。这个过程是漫长又不可抑制的。有一天，家里的生活凝固了。每一个部分、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他们却再也感觉不到整体，感觉不到生活本身……他们早晚都非常用心地打扮，就像要去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穿上长袍去参加葬礼、婚礼或出席法院的判决，参加社团活动，接待客人。但在一切的背后都是孤独。在这种孤独中，只要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里留存着希望，某种程度上还能承受得住生活，还活着……但活得不好，不像人应该活的那样，但还活着，早晨就会把机械上紧发条，让它一直工作到晚上。
因为期待得太久了，人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绝望，很难接受孤独，可怕的、无望的孤独。只有很少人能在意识中接受“生活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他们暗揣希望、忙乱无措地逃到人际关系中去避难，但他们从不把真正的激情和忠诚带到逃离孤独的试验中去，他们逃避到忙碌之中，逃避到人为的任务里，拼命地工作，有计划地旅游，或者购买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或者开始收藏，收藏扇子、宝石或稀有的昆虫……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在全身心投入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一切都没有任何用途。但是他们仍然继续期盼着，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相信什么……他们知道，更多的钱，更完整的昆虫标本，新的情人，有趣的人，一场成功的晚宴或更加成功的花园答谢宴会，这一切都不能帮助他们……因此，他们首先要在痛苦与混乱中维持秩序，在所有警醒的瞬间维持好周遭的生活秩序。他们经常在“处理”着什么，处理文件、约会或同居生活……一分钟也不想单独留给自己，一刻都不愿遇见这种孤独！快，看看人！看看狗！或看看哥白林双面挂毯[30]！股票！哥特式家什！或是情人们！快一点，在揭开真相之前……
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我们精心地穿戴打扮。
我父亲五十岁时的穿戴，就像长老或做弥撒前的天主教神父那样一丝不苟。男仆对他的习惯了如指掌，像教堂内保管圣器者那样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衣服、皮鞋和领带，我父亲当然不是一个虚荣的人，他不太注重外表；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开始古怪地注重这些琐碎的小事，士绅的服装要做到无可指责，大衣上不可有一粒尘土，裤子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一条折痕，衬衣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一个污点或褶皱，衣领上的领带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有线头……是的，在去参加庆典的时候，他的穿着就像一位神父。穿戴完毕后，就开始另外一种秩序，吃早餐，备车，阅读报纸或信件，去办公室，接受职员与合伙人向他的致意，听他们做汇报，还有俱乐部和社交生活……他总是紧张地、警觉地、焦虑地、细致地完成这些事，就像有人在监视他，就像晚上需要对自己宗教仪式般的行为进行汇报。我母亲对此很担心。因为这些秩序和穿戴，地毯的收藏和俱乐部，社交生活和做客的背后已经出现了孤独的魔鬼，就像温暖海洋中的冰山。你知道，人到了一定年龄，在特定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内的孤独就会显现出来，就像疾病出现在坏死组织里一样。这不是在一天内发生的，生命的真正危机，比如疾病、分离、宿命的相遇都不会在某个准确的钟点突然出现，或被察觉和判定。当我们意识到某件事的重要性时，事情多半已经发生了，这时候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同意，找律师或医生，请神父。因为孤独也是一种疾病。准确地说，孤独并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状态，被孤独包围起来的人，犹如一个被锁在笼子里，靠喂养而生存的动物。不，疾病是导致孤独的前一个步骤，我把它称之为结冰的过程。我母亲害怕的就是这点。
你要知道，生活最终会像一台机器那样机械地运转。一切都会平静下来。每间屋里都保留着同样的问题，体温总是三十六度六，脉搏八十下。钱不是存在银行，就是投在企业里。每周看一场歌剧，或看一出戏，最好去看喜剧。去饭馆用餐口味清淡，并把矿泉水加到葡萄酒里，因为你学了养生知识。这个方面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家庭医生只是一位好医生，而不是一位真正的医生——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半年后体检时他会满意地紧握你的手。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真正的医生，是那类无人可替代的细心医生，就像鹈鹕而不是别的，鹈鹕就是鹈鹕；如果他是一位军事统帅，即使他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修剪灌木墙或在破解纵横交叉的填字谜，他仍是一位军事统帅：假如这位医生在你半年后体检时不能满意地去握你的手，即便你的心脏、肺、肾脏、肝脏都很正常，你的生活状况仍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你已经感觉到了孤独的清冷，就像航海船上的精密仪器在赤道附近充满香气的炎热中也能感觉到隐藏在灰蓝的大海里的危险，冰冷的死亡，冰山离我们越来越近。我想不出其他的比喻，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提起冰山。但我可以告诉你——拉扎尔曾说过其他比喻——这种清冷是夏天主人离开去度假的房间里所感觉到的清冷，房间里弥漫着樟脑球味，地毯和皮草用报纸包上，屋外正值夏季，烈日炎炎，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摆放着孤寂的家具，清冷的房间饱吸了清冷的忧伤，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感觉到孤身留在这里的人或物的忧伤，他们不仅能感觉到，而且吸收并散发着这种忧伤。
人之所以变得孤独，是因为高傲，不敢接受稍微有些可怕的爱的馈赠。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爱的感受更重要。因为虚荣。每位真正的市民阶层成员都是虚荣的。我现在说的并不是那类拙劣的市民，他们拥有这个称号和等级，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或被任命为更高等级的官员。他们只是些粗野的人。我说的是那些有创造精神和保护意识的市民，真正的市民。生活有一天在这些人周围凝固了，结晶出了孤独。那时他们开始感觉到清冷。
然后他们变得庄严、高贵起来，就像珍贵的文物，中国的花瓶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桌子，他们开始采取浮华自大的举止，开始收藏完全愚笨无用的称号和奖章，竭尽全力去当一个高贵和慈悲的人。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复杂的事情上，以便获得一枚奖章，或者一个新的称号，副主席，主席，或名誉主席……所有这一切都是孤独。幸福的民众是没有历史的，正像我们被教导的那样，幸福的人是没有称号和官衔的，他们不扮演无用多余的社会角色。
就因为这个，母亲替我担心。或许就出于这个原因，我母亲忍受阿尔多佐·尤迪特待在我们家，即使她察觉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危险射线。我告诉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大概可以这么讲，很遗憾，什么也没有发生。三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圣诞节前的一天晚上——我从工厂回来，还去找过我的亲密情人，一位女歌唱家。她在这个下午独自在家，在那套美丽、温暖、阴暗的公寓里，公寓是我给她布置的，我把礼物送给她，这份礼物也像我亲爱的女歌唱家，像别的情人或公寓、礼物一样美丽乏味，在此之前我已经深受折磨——我说，我回到家，因为是圣诞节的下午，晚上一家人要在这里共进晚餐。一切正好在那个时候发生。我走进客厅，装饰好的、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已经摆放在钢琴上，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只有阿尔多佐·尤迪特跪在壁炉前面。
圣诞节的下午，在我父母的房间里，在圣诞节晚餐前的几小时里，我感到局促不安和孤独。同时我也清楚，我的一生将会永远如此，如果不发生什么奇迹的话，就会这样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你知道，在圣诞节时，人们总相信会发生小小的奇迹，不光是你和我，全世界和整个人类都是如此；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之所以有节日，是因为没有奇迹人们就无法活下去。但是在这个下午之前，我已经度过了许多个下午、晚上和清晨，每次看到阿尔多佐·尤迪特，我心里并没有想任何特别的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海边，是不会总在想大海的，不会想到可以从海上去印度，或游泳者也会在大海中丧生。生活在海边的人，大多只是游泳或看书。但是在那一天的下午，我站在黑暗的房间里，看着尤迪特——她穿着女佣的黑色裙服；我则穿着年轻工厂主的灰色套装，正准备到自己房间里去换上黑色的节日礼服：就在这个下午，我站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看着圣诞树和跪着的女人身影，我突然明白了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我领悟到，重大事件的细节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地发生，在可以看得见和可以感知到的细节背后，有另一种东西存在，有一个懒惰的怪物睡在某个地方，在大海和森林的深处，在每个人的心中。它是一个懒惰的怪物，某种古生物，它很少动弹，只是有时伸伸懒腰，很少碰触什么。这头怪物也是你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也有规则，像在音乐或数学中……有些浪漫的秩序。你不懂吗？……我觉得是这样。我说我是个艺术家，只是没有乐器而已。
女孩扒拉了一下壁炉里的木柴，她感觉到我就在她的背后，但她没有动弹。没有把头转向我。她跪在那里，身体向前探着，这是一种非常性感的体态。一个女人，如果跪着并倾身向前，即使在工作，也会有某种情欲的表露。想到这些我开始笑起来。我不是轻率地笑，只是心情愉快地笑，犹如一个人在重要时刻、在关键瞬间、在危机爆发的最后几秒钟欢喜地发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相互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粗鄙、蠢笨的人性，甚至连伟大的激情和令人同情的性欲都会跟这种体态和动作有关；比如这个跪在半明半暗房间里的女人。这些说法都是可笑和可怜的，然而情欲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能更新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它的奴隶和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动作组成了一个崇高、非凡的幻象。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这些。毫无疑问，我渴望这个身体，这一切已然命中注定，其中也包括了某种卑鄙的、需要摒弃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渴望她。当然，我不仅渴望她在这种粗俗的情况下展示她的身体，还渴望知道隐藏在她身体背后的命运、感受和秘密。我和很多女人一起生活过，就像所有年轻、富有、经常无所事事的同龄人那样。我还知道，情欲无法彻底和长久地解决男女之间的问题，在传递感觉的瞬间它们就自我更新了，在习惯和漠不关心中摔得粉碎。这具美丽的胴体，结实的臀部、苗条的腰身、宽大又匀称的肩膀，微微倾向一侧的脖子上长着的栗色的绒毛，以及形状美丽的小腿，这个女人的体型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见过、拥有过并抱到床上去的女人都要比她体型匀称，更美丽更性感——但现在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知道，处于愿望与满足，饥渴与恶心之间的性欲波涛永远都在操纵着人，引诱并排斥人的天性，不让你平静，不给你解决的办法。这一点，我以前就知道，但是不如现在我开始衰老后知道得那么确切。可能是当时我还抱着希望，在内心深处还希望有一具身躯、唯一的一具身躯能够完美和谐地回应另外一个躯体，以满足其渴望和消除干渴，并以更为温柔及和平的方式去释放满足后的厌恶。这只是一个梦，而人们通常把它称作幸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只会偶然发生这样的事，在满足了欲望的焦虑和刺激之后，继之而来的并不是内心的自省和满足后的沮丧。有些人像猪一样，对什么全都无所谓，对他们来说，欲望和满足在同一个他们所漠不关心的层面上发生。这些人可能得到了满足。我不渴望这样的满足。我说过，当时我对这些知道得还不那么确切；也许我怀着期望，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有点小看了自己，轻视了当时的情景和情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情感即使在那般可笑的情景中也是鲜活的。那个时候，我对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了解，人们一旦依从了身体和灵魂的命运，他们身处的情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笑。对于这个，我并不知道。
当时，我还跟她搭了几句话，至于说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能清楚看到当时的情景，就像有人用窄胶卷相机拍下的那样，就像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就像看到我父亲拍的新婚照或婴儿迈出的第一步的照片一样……尤迪特慢慢地站起来了，从裙子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把脏手上的灰尘和劈柴的锯末擦去。这一幕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我们马上低声快语地开始交谈，就像同谋者，小偷及其帮凶那样，害怕会有人走进房间……因为现在我必须给你讲述一些事。我想如实地把一切都讲出来，然后你马上就会明白，这并不容易……
因为我要给你讲的不是什么风流韵事，老兄，这不是桩能坦然相对的体面事，不是的。我的故事比那还要糟糕，而且我之所以说它是我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透过我们的命运与我们抗衡。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低声说着话。话说回来，这也很自然：当时我是主人，她是仆人，我们在她侍候的家中进行私密的谈话，我们的谈话内容是秘密的，而且非常严肃，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我的母亲或者另一个对尤迪特也有非分念想的男仆……总而言之，无论是当时的情势还是谨慎的想法都告诉我们应该压低声音说话。当然，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只能小声说话。
但我同时还感觉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我从谈话一开始就感觉到了。我感觉那里面还有其他因素：这不仅仅是一段男人和他喜欢的女人之间的对话，他想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并想要为了一己之乐把她占有，不是的。甚至，我并不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比方说我爱上了这个身材匀称、年轻貌美的女人，为她神魂颠倒，雄性激素沸腾，热血冲向头颅，为了她摧毁整个世界。让我不顾一切得到她，占有她，这一切都非常无聊，可又是在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的情形，而且不止一次。性的饥渴可以像饥饿一般使人备受痛苦的折磨和残酷的煎熬。然而，我们俩的悄声耳语不是这样的，而是另有原因……你知道我在那之前从未觉得有必要如此警惕过，因为我此时此刻不仅仅是在说我自己的事，而且还涉及到了与某个人，甚至某群人的对抗……所以我才要用如此之低的声音说话。这已经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贵少爷和迷人女仆之间的风月故事要严肃得多。因为当这个女人不带一丝慌乱地站起来擦拭双手时，当她用她那圆圆的大眼睛专注地望向我的眼睛时——她当时已经换上了晚上工作的用人装束，身穿一件黑色衣服，头戴一顶白色小帽，腰上系着围裙，看上去就像是轻歌剧里的女仆，样子是那样的可笑——我感觉到我所要提供给她的关系不仅仅是建立在欲望满足的基础之上，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抗衡于某件事和某些人的联盟。而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到了实质话题，没有任何过渡，也没有绕圈子。真的就像在贵族宫殿或者某个重要的机构里，比如说在某个部委，在某个存放着许多重要文件和保密公文的地方，两个密谋者正在交谈。其中一位是该机构的雇员，另一位是访客，此时此刻他们总算找到两分钟来讨论一下他们共同的计划了……他们窃窃私语，仿佛在说着其他事情。他们都很兴奋，但其中一个仍表现得仿佛只是简单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另一个则表现得仿佛只是恰巧路过那个房间并停下来打个招呼……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老板随时可能进来，或者充满猜忌的雇员经过这里，而一旦别人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会引起怀疑，并使他们的计谋最终败露。因此，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谈到实质性话题，同时，阿尔多佐·尤迪特偶尔还会看一眼旁边的火，因为大块木头比较潮湿而无法立即被点着。所以她再次跪到壁炉前，用鼓风箱使火烧旺，我也跪在了她的旁边，帮她把黄铜质壁炉柴架调整好，以确保炉火能被顺利点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继续交谈。
我跟她说了什么？……稍等一下，我点一根烟。算了，我还是不点了，现在点不点都一样。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指望吸烟。无论如何，许多事情都已不再那么重要。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感觉一切都无比重要，包括我所说的一切，也包括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我没有时间追求她，也没有时间说一些矫揉造作的话，说那些纯属多余。我只是说我想跟她一起生活。我的表白并没有使她惊讶，她平静地听着我的表述，注视着火焰，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但没流露出丝毫的惊愕。后来我感觉她那时是在揣摩我，在测算我的力量，就像一个农村姑娘在打量一个在她面前炫耀的同村小伙，告诉她自己可以抬得动这样那样的重物或满满一袋小麦之类的东西。只不过，她并非是在检验我的肌肉，而是在称量我的灵魂。要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她当时对我的打量里面也许包含了某种讥讽的成分，一种无声而轻柔的戏谑，就像是在说：“您并没那么强大，我的朋友，您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和我生活在一起，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否则您的脊背将被压垮。”这就是她的目光所流露的内容。正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内容，所以我加快了语速，并进一步压低了声音。我告诉她我们将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结合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父亲永远都不会同意我俩结婚，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比如，我告诉她，我们的婚姻会使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我也将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否定我们隶属的世界，从那里我们得到了一切。很可能，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这种糟糕的基本感受也早晚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曾经见过类似的情形，认识某些出身和我相同的人和比他们社会等级低很多的人结婚，而这样的联姻都是不幸的。
我不停地说着这类蠢话。当然，我是认真思考过这件事的，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出于害怕，也不是为了推脱或逃避，她也明白了我的坦诚，同时严肃地看着我，向我示意她也是这样想的。她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是在鼓励我，鼓励我找出更多理据来证实我的想法从第一刻开始就是多么的荒谬无望。她想让我继续想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实这种想法是多么的疯狂。而我真的就继续寻找着这样的理由。她没有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说，或者确切地说，她只是在最后才开口说话了，而且非常简短。她一直在让我说话。我也不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就这样和她说了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就这样待在壁炉前，她始终保持着跪姿，我则坐在她旁边的英国皮革制扶手椅上。我边说边看着壁炉中的火，没有人进来过，也没人打扰过我们，生活中似乎隐秘存在着秩序：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了某种情形，目的是把事情引向结局或者做出某种行动，生活的周遭环境、地点、物件也都成了同谋，使临近局内的人无意识之下也成为这种情势的同谋。没有人打扰我们。当时已经是晚上，我的父亲回到家里，而他也一定在厨房和餐厅间的配餐房里找寻尤迪特，找她去布置晚餐的碗盘和餐具，每个人都已经换上了晚间穿的衣服，但是没有任何人过来打扰过我们。后来我明白，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的超乎寻常。每当生活想要创造什么时，它总会先将每件事都安排得完美无缺。
在那一个半小时里，我感觉，就像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跟人说话。我想和她一起生活，但我无法娶她，这点连我都有些含糊，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一起生活。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当时她才跨入我们家门。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她还记得。在那半明半暗的小屋里，她格外美丽，就那样跪在火光前，在绯红的光线中，树冠的阴影里，头发被照得闪闪发亮，当她倾听我说话时，优雅的头部和颈部侧向一侧，手里还拿着火棍。她非常美丽，而且那种感觉如此熟悉。我告诉她，她应该离开这个家，找个什么理由辞掉这份工作，比方说自己要回家，然后在某个地方等着我，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处理好手头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离开，去意大利，在那里长久地生活下去，可以住上许多年。我问她愿不愿意去意大利……她用摇头无声地、严肃地表示她不愿意——可能她没有理解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她听来，就像我在问她是否想见亨利四世[31]一样。她不理解。但她非常认真地聆听着。她眼睛看着炉火，直挺着脊背跪在那里，就像在忏悔一样。她离我如此之近，我伸出手就能碰到她。
终于，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但是她马上就把手抽掉了——她抽手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丝毫不带调情的意味，也没有表现得像受了冒犯那样。她只是简单地拒绝，就像在社交场合，在交谈中，用最轻微的动作，用附加的插话来纠正着谈话者的错误那样。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女人也在以她自己的方式演绎着高贵，她与生俱来的天性是高贵的，这令我惊叹，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她的这种反应极为正常。那时我已经知道，真正使人高贵的并非等级和出身，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智慧。她跪坐在壁炉前，在暗红的火光环绕下，就像一个公主，修长窈窕，神情自然，既不高傲自大，也无半分卑微，不带一丝困惑，没有一丁点窘迫的迹象，甚至连眼皮都没有颤动半分，仿佛我们所进行的对话是世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整幕情景之上耸立着圣诞树，你知道的。后来，每当我回想起圣诞树时，总是会忍不住暗自发笑——但是有些酸涩，我笑了，我可以告诉你……圣诞树下的尤迪特就像是一份怪诞而又难以捉摸的礼物。由于她没有回答，我自己最终也陷入了沉默。她没有回答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也没有回答她是否想和我一起去意大利并在那里住上几年。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可以说的话了，而且，我在告诉了她那些话后，就已经陷入了那样的境地——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买家向顽固的卖主做了所有的尝试，首先开出低价码后，发现对方不为所动，买卖也随即陷入僵局之时，只好又给出全部要价一样——最后，我问她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
这个问题她回答了。
当然，她不是立即回答的。刚开始时，她反应的方式十分怪异。她愤怒地看着我，几乎带着仇恨。我看到她的身体因怒气而颤抖，就如同陷入痉挛。她开始哆嗦起来了。就那样跪在我的面前，颤抖着。她把拨火棍挂回风箱旁边的钩上，把双臂交叉抱于胸前，就像是一个被严厉的老师勒令跪下的小学徒一样。她以一种阴郁、尴尬的表情凝望着火焰。然后她站起来了，抚平衣服，简单地说了句：
“不。”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您是个懦夫。”她说着，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非常缓慢和仔细，从上到下。然后离开了房间。
来，喝一口！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我也走出了家门。商店大都关门了，人们匆忙地往家赶，随身提着一份份圣诞包裹。我走进一家钟表店，那里也售卖廉价的小饰品。我买了一个金色挂坠——你知道，就是那种便宜、粗糙的圆形颈饰，女人喜欢在里面保存她们已故或现任爱人的肖像。我从钱包里找出了一张带照片的证件，那是一张刚好在那年的最后一天到期的月票：我把照片撕了下来，放进了挂坠里，然后叫店主把它重新包好，规规矩矩的，就像一件平常的礼物一样。我回到家，尤迪特出来为我开门，我把礼物塞进她的手里。没过多久，我离家远游，很多年没有回来。而我也是过了许久之后才知道，自那以后，她一直戴着颈饰，用一条紫色缎带拴着，挂在脖子上，并且除了洗澡时或者她需要换一根新的缎带时，从未摘下来过。
在那之后，一切继续，就好像我们并不曾在那个圣诞节午后谈起过这些事关命运的事情。晚上，尤迪特还是照旧和男仆一起服侍我们用餐，第二天她也依然为我打扫了房间，就像平时一样。当然，那时我已经意识到那天下午自己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我知道这点，就像气急败坏的疯子们在用头撞墙、与护士搏斗或晚上用生锈的铁钉撬下自己的牙齿时也会意识到的那样，当他们口吐白沫做这些事情反抗自己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极度有害的，并且令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蒙羞。他们不仅会在怒火平息之后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做出这些疯狂又痛苦举动的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而就在那个下午，在那个壁炉前面，我也知道我所说的话和所计划的事，都是完完全全失去理智的表现，尤其是我想象这一切的方式，对于我和我的处境来说尤为荒谬和不合时宜。后来我也是一直把那一刻当作一种疾病爆发的时刻，那时人失去控制力，神经和感觉器官独自运作起来，控制和驾驭灵魂的力量瘫痪了。毫无疑问，那个圣诞节下午，在那棵圣诞树下，我经历了一生中唯一、严重的精神崩溃的危机时刻。这一点尤迪特也知道，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可以做到那样专心地倾听，就像一个家庭成员某一天发现了另一个成员有精神崩溃的迹象一般。当然她也知道别的一些什么：知道并且熟悉我精神崩溃的原因。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家人，假若他们知道我那天下午的状况，都会无条件地为我请来医生。
这一切都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因为无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我一辈子做事都三思而后行。也许有时我过于审慎了。或许我的生活方式中所缺少的恰恰是被称为突然的果断以及即兴自发的能力。我从来没有出于兴趣或者情势，抑或是别人的要求，仅仅因为一个念头或者为了某种时刻的愉悦而直接付诸行动。在工厂里和生意圈中，我拥有一个这样的名声，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在做出一个决定前会瞻前顾后地考虑许久。正是因此，我生命中唯一的这次精神崩溃，最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说那些话的同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说着疯狂的事情，所有的一切不会像我计划的那样实现，我应该换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行动，一种更狡黠、更小心、更强势的方式。你知道，直到那一刻，我都在以一种cash and carry[32]的原则追寻爱情，就像战争时期的美国人那样：付了钱就能拿到货……我就是这么以为的。这种想法并不高尚，但却毫无疑问透露出一种良性的自私。然而这一次，我既没有付钱，也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东西，而只是以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恳求着、解释着。毫无疑问，那种情形对我来说是非常屈辱的。
但是这种精神恍惚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都要经历一次……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连一次都没有经历过感情暴风雨的洗刷，连一次都不曾被地震撼动过生命建筑的根基，连一次都未被龙卷风掀翻屋顶的瓦片，瞬间卷走一切，卷走此前被理性和个性保持的秩序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太可悲了。这些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我不后悔。但我也不能说这件事，这一刻就代表我生命的意义。那只是一次发生过的事件而已，就像突发的疾病一样，人一旦挺过了最严重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国外去理疗康复。我也是这么做的。当然，这种旅行其实总是一种逃避。但在我走之前，我想要确定一些事情。所以我请求拉扎尔，我的朋友，一个作家，接见女孩一次。我想让拉扎尔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并且我也请求尤迪特去拉扎尔那里。现在我知道了她当时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懦夫，但这也正是我那样做的原因。那感觉就像送她去看医生一样，你瞧，我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就能给她做检查看是否健康……总之，她像是我在大街上捡到的，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就像战报里常说的那样。当我要求她做这件事时，她满怀怜悯地听完我的话，但是没有反抗地照做了，像我请求的那样去找拉扎尔。她一声不吭，并且明显感觉受到了侮辱，仿佛是在说：“好吧，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会去医生那里忍受检查。”
是的，就是拉扎尔。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
我们是同龄人，也是同学。他成名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而在那之前，并没有人听说过他。他经常给那些没有前途的杂志写一些风格奇特的短文，那些文章总是对我产生影响，就像在嘲弄他的读者，感觉就像是他对整个发明体系、对写作、对出版、对读者和评论家都怀着深深的不屑。他从来没写过一个字，让你可能猜透他的这种想法。他写了些什么？他写过大海，或者一本旧书，或者一个角色，非常简短，不超过两三页，发表在发行量几百册，或许几千册的杂志上。这些文字晦涩不明，就像使用某种陌生的、奇特的部落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以及隐藏在世界背后的事物的想法。这个部落——当我阅读他最初的作品时，我是这样感觉的——行将消失，只有很少的人尚且存活着，并且只有很少人使用那种语言，也就是拉扎尔文章的母语。除此之外，他还能说出和写下漂亮的匈牙利语，他的匈牙利语冷静优雅，纯粹且规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每天早晚都会阅读奥兰尼·亚诺什的作品，就像别人每天要漱口一样……但是他所写的内容，则更像是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信息。
后来，他一夜之间就出了名。为什么？……这事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有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开始是在沙龙上，然后是在公共辩论演讲台上，再然后又延伸到了日报里——总之，你到处都能看得到他的名字。忽然之间，人们也开始模仿他的风格了，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拉扎尔式的书籍和文章，那些文字没有一篇是他写的，但他仍然是幕后的秘密编者。特别是，就连普通大众也开始对他感兴趣了：没人能想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字当中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娱乐、引人幻想、令人安慰或者满足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试图与读者之间建立任何联系。但是对于这一点，人们也都原谅了他。不出几年时间，他在那个精神生活世界的奇特竞赛中取得了领先地位，在高等学府里，他的文字被当作东方的古老书籍拿来赏析。不过，这所有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他。有一次，在他成功的时刻，我曾经问他感觉到了什么，这种喧嚣声是否让他的耳朵感到厌烦。毫无疑问，那中间掺杂了刺耳的指责、充满仇恨和嫉妒的合理或者莫须有的指控。但最终所有的噪音混杂在一起，从中可以清楚、尖锐地听到他的名字，就像乐队里第一小提琴的声音。他专心地聆听我的问题，思忖良久，然后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作家的报复。”之后，他再无它言。
我知道一些他的事情。那时候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男人喜欢玩游戏。他跟所有的一切玩，跟人玩，跟局势玩，跟书籍玩，甚至跟通常被称为文学的神秘现象玩。有一次，当我指责他这一点时，他耸了耸肩说：“艺术，在最深最隐秘的本质里，在艺术家的灵魂中，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游戏本能的展现。”“那么文学呢？”我当时问他。“文学毕竟要比艺术丰富，文学是一种回答和伦理道德的态度……”他认真且礼貌地倾听我的话，就像一直以来每次我提到他的专业时一样，然后只是简单地说，“是的，为言行举止提供养料的本能，是游戏的本能，另外不管怎么说，文学就像宗教一样，其终极意义只是形式而已，艺术也是形式。”他回避了我的问题。广大的读者和评论家们自然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人能像对待知识或伦理问题那样认真地去跟一只在阳光下追赶毛线球的小猫玩耍：以同样的严肃态度，或者说，以同样的内在自由，全神专注于现象或观点，但与此同时并不坦露自己的内心。他的确是个游戏家。然而，大家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另外，他也是我人生的见证人：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极为真诚地谈论过多次。你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另一个人，那个人扮演着辩护律师、监管人、法官的角色，但同时在那宗既神秘又可怕的案件中，即在人生中，又是一个同谋犯。这就是见证人，他能完全看清你，并且理解你。你所做的一切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准备，当你获得成功时，你就会问自己：“他会相信吗？”这个见证人一直存在于幕后，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什么使人愉快的游戏伙伴。然而你又无法，也许根本就没想过要摆脱他。
在我的人生中，那个人就是拉扎尔，那位作家，我跟他一起沉迷于青年和成年时期那些奇怪的、不被他人理解的游戏之中。我们都是唯一知道对方想法的人，尽管在世人眼中我们是成年人，是严肃的工厂主和著名作家，但是这些都是无用的；尽管在女人眼中，我们是兴奋、忧郁或满怀激情的男性，那也都是徒劳的……事实上，我们在人生中能够保存最多最好的，正是这种变化莫测、勇敢放肆又残酷无情的游戏欲望，通过这种欲望我们扭曲，同时也美化了对彼此来说充满谎言和仪式化的人生戏剧。
每当我们凑到一起，就人类社会的作恶者，即使没有暗号也能了解彼此，开始游戏。
我们有很多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叫作“科瓦奇先生”。我要向你解释一下，或许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游戏要在社交场合玩，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开始，在别的科瓦奇夫人和科瓦奇先生之间，不要让他们察觉，以免引起他们怀疑。因此我们会在人群之中的某处见面，然后立即开始游戏。这个科瓦奇先生会对另一个科瓦奇说些什么，每当他们在谈话中恰巧谈到政府垮台了，谈到多瑙河发大水淹没了很多村落，谈到某位著名女演员离婚，或谈到某位知名政客被发现私吞民财，某位伟大的道德楷模在幽会地饮弹自尽……这个时候，“科瓦奇先生”会发出一阵嘟囔声，然后哼哼哈哈地说“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再补上一些奇怪的陈词滥调，比如，“水的一个特性就是潮湿”或“人脚的特性是，一旦人把脚放进水里，就会沾湿”，要么就说，“这样行得通，那样也行得通，请您相信这一点”。所有的“科瓦奇夫人和科瓦奇先生”自打创世以来就会说一堆这样的论调。假如火车出发了，他们会说“出发了”；如果火车停在菲泽绍博尼[33]，他们会用严肃、庄严的语调宣布，“在菲泽绍博尼！”这样一来，他们总是对的，或许正因如此，世界才会变得如此不可思议地卑贱和毫无希望，因为这类陈词滥调永远正确，只有天才和艺术家才有胆量去嘲弄戏耍这些陈词滥调，发现这些言论中的死气沉沉和悖论，指出这些有教养、守原则的“科瓦奇先生”之流真相的背后，总是存在另一个永恒的真相，它把头朝下颠倒一切、朝着菲泽绍博尼吹着口哨，甚至，即便当某位道德看守者，某个高官被秘密警察发现身着粉红女士内衣、身体悬挂在幽会地点的插销上，也不会令人感到丝毫惊讶……我跟拉扎尔的“科瓦奇先生”游戏玩得相当完美，所以真正的“科瓦奇先生”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他们总是落入圈套。而当科瓦奇先生谈论政治时，拉扎尔或我便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的：他们当中一个肯定是对的，而另一个也有些道理。我们应该听取每个人的意见。”除了“科瓦奇先生”以外，还有“在我们的年代……”的游戏，这个游戏也不赖。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年代，一切都比现在要好：我们年代的糖更甜，水更像水，空气更像空气；女人不会跑去情人那里投怀送抱，而是整日在河水中清洗捶打衣服，直到太阳落山，甚至在太阳下山之后她们还是会继续一小会儿。男人就算看到钱，也不会有丝毫动心，而是将钞票推到一边说：“请把这些钱拿走吧，拿去分给穷人吧。”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年代里男人和女人的样子。
我们曾经一起做过许多种游戏。出去旅行之前，我让阿尔多佐·尤迪特去找这个人，让他看一看，没错，就跟去诊所看医生一样。
那天下午，尤迪特去找了拉扎尔，之后，我在当晚也见了他。“你看，”他说，“你想怎么样？现在事情都发生了。”我疑惑地听着他说。我害怕他那时候也在玩游戏。我们当时坐在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他转动着香烟的过滤嘴——他一直都是用很长的过滤嘴抽烟，因为他常常会尼古丁中毒，并且还苦思冥想一些复杂的设计和发明来使人类可以摆脱这种中毒的痛苦后果。他严肃、热切地盯着我，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担心他在戏弄我，担心这只是他新发明的一种游戏，他假装这个事情很重要，事关生死，然后他笑着看着我的眼睛大笑起来，就像往常很多次那样，证明根本没有什么重要和生死攸关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科瓦奇先生”事件：只有平民才会相信宇宙是围着他们转的，星象准确无误地围绕着他的命运。我知道他把我当作市民阶层的人——但并非基于这个词鄙俗、低贱的含义，虽然这个词现在很时髦，不是的，他承认要跻身于市民阶层意味着努力，他没有鄙视我的出身、举止和信念，因为他对市民阶层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只是他认为市民阶层恰恰是毫无希望的阶层。他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他说市民阶层总是想要逃离，但是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他却不愿意多说任何事情。所以，他会礼貌而果断地转换话题。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段对话。你知道，我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觉就像一个病人过了很久才突然获知真相，在了解到自己所患疾病的真实病名和性质之后，回忆起过去某天下午第一次拜访名医求诊问病的场景。那位教授，那位著名的内科医生给病人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采用了各种检查手段，然后礼貌地开始谈论别的话题——他问病人，有没有兴趣去旅行，是否看过新上演的摩登戏剧，而后聊起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唯独没被提及的话题，恰恰也是病人最想从他嘴里听到的。归根结底他之所以来到这里，之所以承受检查的不适和紧张，是因为想清楚地听到医生的诊断——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染上了什么毛病，是常见疾病，还是只是某些无关紧要的症状？莫非由于某种紧张焦虑或普通常见的感觉不佳，使我们警觉到自己的身体构造或生活节奏出现了问题？也许我们还希望某一天所有一切能恢复正常，同时还有一种微弱但又明确的疑惑，怀疑眼前这位教授已经知道真相，却不能告知我们。因此，我们只能等待，直到通过症状的发展、疾病表现出的危险信号或治疗方式，我们自己也能发现那位学识渊博的医生不得不在我们面前缄默的真相。而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病人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医生不仅知道这点，而且知道病人已经在怀疑病情并意识到医生对他有所隐瞒。但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唯有等待，疾病自己会陈述事实，那时候必须尽力治疗。
在尤迪特去找拉扎尔的当天晚上，我就这样悉心地听他讲述。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各种话题：罗马、新书，以及季节和文学的关系，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扬长而去。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这并不是一场游戏。我的心不安地跳动着，感觉他把我丢给了命运，从那以后我必须自己面对将会来临的一切。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第一次对这位能对拉扎尔造成如此影响的女人萌生了一些敬意，我既尊敬她，又害怕她……几天以后，我出发了。
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对于那段时间我只剩模糊的记忆。你知道，那是换幕时穿插的幕间表演。但愿我的这段回忆没有让你感到无聊。
我旅行了四年，游遍整个欧洲。我父亲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真正意义，我母亲或许知道真相，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我年轻，就像俗话所说，整个世界都属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