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社会、政治与金钱.2

“那我们可以有快乐的权利吗？或者打棒球的权利？”

妈妈笑了笑：“呃，没有。你没有那种权利，因为无人有与之相应的义务。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有义务确保每个人快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给你提供打棒球的机会、一辆小汽车或一份工作，当然也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义务，而是你的责任。”

“权利如果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社会——无论社会意指什么——那它们来自何处呢？”

权利与义务

兰德和洛克都主张，权利与义务相分离而存在，一方的权利不应该强使另一方的行动。兰德写道：“如果某些人由于权利而有获得他人劳动产品的资格，那就意味着他人的权利被剥夺并被认作奴隶劳动。”

大多数哲学家不同意上述观点，并主张权利的确强加义务于另一方。他们宣称，存在着“消极的”义务，它包含有所不为的意思，比如，不剥夺他人生命的义务；以及“积极的”义务，比如，提供某种教育的义务。

“请注意……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富于理智的准确性：他们讲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对于幸福的权利。”

——安·兰德

亲爱的圣诞老人……

对于“自然权利”的观念（即，权利由上帝或“自然”所赋予），前联合国大使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将之类比为“给圣诞老人写信”。

“哦，如你对梦境的回忆，它们可以来自人类的理性——来自你所提及的社会契约这一观念基础。由此可以获得某些确实的根据，以此来抗衡这样的观点：权利只是被偶然地给予或基于某些并非每个人都相信的东西。”

伊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解释无知之幕。

“让最不利者的困难最小化，看起来像是相当巧妙的处理方法，”伊恩说，“尽管我去的第二个城镇没有这么做，但我似乎更喜欢它。”

“那是为什么？”

“我想，我喜欢它，是因为我掌握着我自身的成败。老人和我拥有商店，并雇人为我们工作。这要优于商店为国家所有，而我们被告知去做什么。另外，在第一个城镇没有什么实际的激励，不像在第二个城镇那样。第二个城镇富于竞争力，因而我们得具有创造性，并确实推出更好的产品。”

妈妈点点头，接着提出：“但第一个城镇公平，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不管你有多少钱——或像你梦中的情况，继承了多少资产——你的工作量仍然得和其他人一样多。另外，没有人感到被异化：没有像你的店里那种某人主管他人的情况，更不用说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反抗。”

“不错，这是马克思镇的一个优点。第二个城镇的情况似乎就像是这样的：你越努力工作，就越成功，就越能赚更多的钱。这确实是合情合理的。较努力的工作，带来较优的产出。”

“颇有见地。但考虑一下，与你伊恩·平克相比，住在贫困区的一个同龄男孩所处的弱势：他的家庭没有能力送他上私立高中或大学；他没有电脑；甚或在读高中期间，为了挣钱以贴补食物之不足，他必须每周在杂货店工作20小时。这就会促使你思考，当你向我复述你的梦的时候，你所谓的公平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啦，妈妈？”

“呃，其实存在两种公平。让我们设想一个坐飞机的简单例子。”

百人村

如果世界人口缩小为由100人组成的村子那样的规模，同时完全保持目前所有的比例状况，那么这就是这个村子的面貌：

17人不识字；

25人的居住条件低于标准；

2人享受到大学教育；

4人拥有电脑；

13人受营养不良的折磨。

按照1998年的状况，20人赚的钱占全村收入的89%，而最穷的20人只赚1.2%。（196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70.2%和2.3%。）

伊恩点点头。

“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我们所坐的飞机航线仅设一个等级的座位。每个座位都是同样的。在某种意义上，座位的设置是非常公平的——每个人占有同等的空间。但你爸爸比一般人的身材要高得多。因而从另一意义上说，座位的设置就不是公平的：你爸爸的腿有2英寸的活动余地，而别人可能有6英寸，然而我们都付同样的票价。

“但试想对飞机的这种要求会多难做到：其座位让每个人的腿恰好容有完全一样的活动余地，比如说5英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是很现实。”

“哦，我明白了。那么社会中的其余情况也类似于这里所说的飞机吗？”

“是的，你知道赞助性行动是什么意思吗？”

“它是让事情对每个人都公平的一种方式。”

“嗯，情况比这略微复杂。但根本上说，在飞机上，你和我一样是幸运的。就坐飞机来说，你爸爸是不幸者，尽管在其他方面他的身高确实是有利条件。当然，社会有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规划，相比之下飞行3小时的飞机上的座位安排显得不怎么重要。你所接受的教育，要取得的工作，这些就是重要的事情。

种族主义与赞助性行动

某些人被归类为具有生理的独特性，并将这一区别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此时，种族主义就产生了。在纳粹德国，随着犹太人被视为较有缺陷的“人种”，就产生了种族主义，而在美国的某段时间是针对黑人。直到较晚近的1857年，奴隶德雷德·史考特（Dred Scott）就其自由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还做出对他不利的判决。那时的法院依据宪法解释，宣称黑人“总体上不宜于与白人混为一谈”，而且黑人“就这一用语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财产”。直到1954年，法院才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中判决，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不合法。

美国最早关于赞助性行动的立法发生于1959年。1978年，阿兰·巴克（Allan Bakke）诉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UC Davis Medical School），因为他的入学申请被拒绝，而资格条件不如他的少数群体的申请却被接受。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巴克的判决，宣称他被错误地受到了歧视。

“因此，赞助性行动就要考虑到你如何到达你之所在，而不仅仅考虑你到了你之所在这一事实。例如，如果你的成绩单上全是B，而我刚才所说的、每周工作20小时的男孩也全是B，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或许比你更有资格进某个学校？”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克服了更多困难。他不具备你所拥有的好运气——课余的学习时间，最好的老师和私人教师，富含营养的饮食。在一定意义上，赞助性行动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别考虑进来，给我们更珍视的诸如努力工作、决断之类的东西以回报。不仅如此，它还力图消除仍存在的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这一点在两方面得到了落实：一方面，为少数群体在教育和工作方面创造某些机会、提供一些帮助。另一方面，吸收少数群体入学，进而在较高层次的岗位上工作，由此他们能从所有的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尊重。”

伊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尽管觉得不是很令人信服。

“这里棘手的问题是：如果你的成绩是一半A一半B，而这个男孩全是B，那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让这名男孩而不是你进大学，那么看上去我们或许在降低标准。”

“哦，那像是因为我属于多数群体而对我的歧视，像是逆向歧视。这真的公平吗？”

“这就是需要你做出思考的地方，”她点头说道，“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税收的观点。你有没有判断过该如何对人们征税？应该对所有的人征收同样的税吗？”

“那样似乎是公平的，”伊恩答道，“何必对某些人征收多于其他人的税？”

“为了补偿他人的不幸，或许如此？”她提议道，“你听说过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吧？”

“是的，我也明白这一点。但那样的话，穷人可能就无所事事，而将所有的活儿留给富人做，然后投机赚钱。”

“这是一种极其令人厌烦的观点，孩子。我不禁感到惊讶：你有开阔的心胸，懂得的东西不少，却将此认作一种堂堂正正的生活观点。并非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幸运。”

“自由的”对“平等的”

当代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反对旨在用于再分配的税收。他认为，对某些人征税而把税款给予另一些人，是将人仅仅视为“工具”，即仅仅作为一种金钱资源。他将之比作“强制劳动”。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罗尔斯。罗尔斯的主张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改善最不利者的境遇。

诺齐克推进了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这种观点主张政府受更多的限制——它常被指称为laissez faire，这一法语词汇的含义是“放任自流”。这与罗尔斯通称为“平等主义”的观点恰成对照。它为了设法实现平等，即使采取转移更有利者的资产的方式，也在所不惜。

“那你的意思是说，公平的做法是对富人征收重于穷人的税？”

“两种做法都有其理据，孩子。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是：确定你想要达到的是何种意义上的公平，然后又如何着手达到你要的公平。甚至税收应当用在哪里，也没有大家都认同的一致意见。”

“这难道还不容易吗？”他停了停，“我的意思是，应当用于有利于所有人的事情。比如学校、国防，以及交通和道路之类的事业。”

“当然，但像艺术之类的事情该如何呢？政府应当将税收的一部分用来资助艺术家吗？”

伊恩点点头，陷入了沉思，仿佛意识到税收之类的事并非总那么容易。“理论上说应当资助。”

“理论上？”

“嗯，是的。我的意思是艺术有益于公众，属于有利于所有人的东西。它是我们的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你知道的。因此，让政府资助艺术家以便他们能从事艺术，这是不错的。”

“是的，孩子。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已经为艺术花了钱，那政府再为此花费，其意义何在？想想你喜欢的乐队的情况。”

“无名乐队？”

“对。他们相当棒，对吧？许多人购买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她故意问他。

“是的，他们很受欢迎。”

国家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

1965年，美国政府建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以提供艺术基金和保护文化遗产。其资助对象不仅包括特定的艺术家，而且包括公共电视台、国家图书奖、博物馆和剧院。2004年，该机构的预算为1.21亿美元。1989年，法国将5.6亿美元用于艺术，而德国政府用于“文化”的开销达到了45亿美元。

“嗯，那么他们应得那些钱——他们创作了人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无须政府资助，对不？”

“不需要，我想。”

“而如果无人购买他们的音乐，那么政府用人们缴纳的税款，去购买人们起先不愿意买的音乐，这将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对吗？”

伊恩略显沮丧地点了点头。“但如果无人付钱的乐队确实很棒，又当如何呢？比如说，他们创制了一种新风格的音乐，而又没有人听习惯，那该怎么办？那就会没有任何激励以促使艺术家创造新东西——用他们的话说，去挑战极限。”

“市场达尔文主义”（Market Darwinism）

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争论说，政府不应当资助淫秽的、冒犯任何宗教的，或贬低任何人种或性别的艺术。他还评论道：“我对此根本上抱有疑问：某些艺术家是纳税人在市场上拒绝给予支持的，为什么联邦政府还要资助他们。”

《时代》杂志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对此作了回应。他写道：“这正是创立NEA……所要做的事……许多令人尊敬的艺术起初很糟糕；它不能给予赞助人以即时的回报，或许永无回报。因此有必要创立NEA，它正是要帮助那些不能迅速取得成功的文化得以实现其自身。”

无人认同的艺术可能是卓越的吗？而这又意味着什么？

瓦格纳（Wagner）的音乐比它听起来要棒。

——马克·吐温

音乐的风格一变，城墙就会动摇。

——柏拉图

他坐在那儿笑了笑，然后继续说道：“你知道，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甚至在生前都不被欣赏，因为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其伟大。至少在他们去世前是如此。”

妈妈现在似乎意识到，伊恩在这个论题范围内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

“很有创意，孩子。而我觉得明白了，你为什么在宣扬支持政府资助艺术的时候，要说明是在理论上。”

他抬起眉头，期待着她的进一步说明。

“我们如何选择该资助何种艺术、哪些艺术家？”

伊恩点点头，抿起嘴，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包含着雄辩。

她继续讲道：“我们一旦着手资助，就得为艺术设定标准。你必须确定，是什么让某种艺术优于其他艺术。你究竟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就让专家来选择，”他提议，“比如博物馆工作者、艺术史学家、艺术专业的教授。”

“那由谁来选择他们呢？”

他耸耸肩。

艺术是什么

经济学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言及给真正的艺术进行分类之困难：“按定义来说，它是不可界定的。标准总是主观的。”

接着他考查了国家税收的合法运用，并指出政府是“通过我们自行征税以满足全民公共需要的一种机制。资助‘艺术’，通不过这一基本的检验”。

国家马术竞技基金？

萨缪尔森故意提出“国家马术竞技基金”以类比于国家艺术基金，并提问道，马术的骑手是否“应得特别的待遇”，他们是否“创造了某种公共福利”。他认为，与艺术家的情形一样，答案是否定的。由此他还希望揭示：艺术基金所资助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流行于富裕阶层并为之享用的，如歌剧和文物，而富裕阶层并不是需要资助的首要对象。

“在这一过程的某一点上，某人得做出基于艺术的客观决定，而这件事又是主观的。你喜欢无名乐队，这是一回事。他们或许是你最中意的乐队。但你不应当就此认为，我应当付钱去购买他们的音乐。你不应当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认为某个乐队是最好的，那么这个乐队就是最好的。记住，你是主张，政府应当用人民的钱去资助某种艺术。

“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孩子，这会导致一种形式微妙的审查制度。”

“审查制度？”

“假定有两位艺术家，‘A’和‘B’。如果政府给艺术家A一笔钱并表明对他的赞许，那你认为谁更可能被公众看中？他们并没有说，‘艺术家B很糟糕，不应当被看中’，但是，艺术家A肯定会就此取得有利条件。我想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谁不被看中的可能性更大？”

“但有某些艺术总要优于无艺术。试想如果没有任何种类的艺术，生活将会是多么贫乏。我认为，政府赞助艺术，会是个好消息。它像是在宣告：‘我们不仅要你们生存下来，还要你们生活得好。’因此我们需要艺术。”

“我同意，亲爱的，尽管这只是又一种属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如果某人讨厌绘画和戏剧，但喜欢滑板运动，又该如何呢？她认为，它体现了人性中所有的善——在边缘生存，或许与万物保持平衡而又全凭自己。”

伊恩笑了。

“那么政府应当资助滑板运动吗？”

他立刻摇头。

“补充一下，我并不是说，艺术没有价值——我恰恰认为它有，而且其价值相当高。即使政府不资助，艺术仍会存在。而且人们常说，最好的艺术来自奋斗——很少有伟大的艺术家来自非常富裕的家庭。”

伊恩点点头：“我想，我的确说的是理论上我喜欢那样，这些正是我采取如此说法的原因。我明白你讲的道理。”

但妈妈似乎并不像起初那么自信。“我也明白你讲的，孩子。”她揽过他的头，亲了亲他的前额。

但愿

杰夫和我只是在逛街。逛街，如此而已。或许我们还擅自横穿马路或在人行道上扔过口香糖包装纸，这个我就不记得了。但即使我们的确做过，也不是故意的。我们只是在逛街。杰夫决定要买一张最新推出的棒球新手卡，我已经有了。于是他走进了棒球卡片店，我就站在外面等他。就在我等着的时候，阿纳托尔走了过来。他正在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他总是这样，像做过什么错事似的。他停下来，就我们本周要进行的科学测验谈了一会话。他刚刚开始向我介绍最近学会的作弊技巧，一辆警车在我们身后停了下来。两名警察跳下车抓住我们，将我们扔进车的后座。我有点心烦意乱，但多半还只是感到震惊。

警察坐在前排，一言不发，只是驾车行驶着。后座窗户的玻璃非常暗，暗得看不见多少东西。我难以透过那张将我们和警察隔开的钢丝网去看东西，于是我们就坐在那儿。我问阿纳托尔，他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在乘客席上的警察立即叫喊起来，要我们安静。于是我们静静地坐着。我想，我们到了目的地，车也随之停了下来。警察下车，将我们抓了下来，虽然他们抓得很紧，但对我们还是很温和——不像我通常所看的电影中对待作恶的罪犯的方式。我告诉他们，我想他们是将我们与其他某些人搞混了。得到的回答只是叫我安静。他们带我们进了大楼。我们走到一条过道时，这时其中一名警察带阿纳托尔去了另一条过道。我虽然有这像是开玩笑的微弱感觉，但还是感到害怕，担心有坏事发生而无人知晓。那人打开牢房门，让我进去，然后把我锁在里面。

这是个奇怪的牢房。说它奇怪，倒不是因为我从未真正在牢房待过，而是它给人的印象真的无法形容。里面有一台冰箱、一架钢琴、一台热巧克力咖啡加工器，以及小型图书馆那么多的书籍。但它确实是个牢房。水泥地、小床、将罪犯关在里面的紧锁着的栅栏。罪犯？我做过什么？

我坐着，不知道会在这儿待多久。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还是几星期？

约10分钟后，又一个人来到牢房。他长得瘦高结实，戴着眼镜，打着领带。他坐在牢房外的一张椅子上，开始跟我讲话。

“你好，我叫奈杰尔。你和另一个男孩因为在街头乱扔垃圾被关进来了。我想搞清楚你的选择。我会清晰地向你陈述，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的行为过程，做出相应的选择。

“你既可以招供，也可以不招供。这儿是你的抉择与另一个男孩的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1.如果你们都不招供，那每人都得在牢里关1小时，因为我们缺乏你们扔垃圾的证据，尽管我们认为那些糖纸是你们的。

2.如果你们都招供，那每人都得在牢里关5小时。

3.如果一人保持沉默而另一人招供，那么沉默者就得在牢里关10小时，而招供者会被释放。

“如下图表可能有助于说明。”他掏出一张纸板，上面画着一张图表：

“你还应该知道两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他继续说道，“第一，你们都想让被监禁的时间最短，尽管这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恰巧了解到，1小时后，你们都要和爷爷奶奶一起进餐。我们知道，3小时后，阿丽克丝的泳池舞会就要开始，你们都在被邀请之列，并且舞会只进行2小时。而8小时后就会大大超出规定你们必须回家的时间，你们会因为晚归受到爸妈的惩罚。

“第二，你们都被告知完全一模一样的信息，并且我们认为你们都是理性的人。我要你在5分钟后做出回答。”他说着，将画着图表的纸板从栅栏塞了进来，然后离开了。

于是我开始思考……显然我想尽可能地让监禁时间最短。我强烈感觉到，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阿纳托尔的错。他老是惹麻烦，但从没被逮住。而他当然是理性的人，这一点无须我再作判断。我确实很想见爷爷奶奶。而我这整个星期都在期待那场泳池舞会，阿丽克丝会在那儿。

由此看来，我的理性的做法是招供：这样我或者被关5小时，或者是乐观的结果0小时。因为要是我不招供，那我就会被关10小时或1小时。看来招供是理性的，而我是理性的人。

初看这似乎很容易做出选择。

但阿纳托尔会怎么做？他也是理性的。而他如果是理性的，那就会按照同样的方式考虑这个问题，因而他会招供。我看了看纸板表上“阿纳托尔招供”这一栏。非常有趣。假定阿纳托尔招供，那我也应该招供。这样我就避免了最重的惩罚：关10小时。啊哈！我解决了，我要招供。

但是，如果我所做的选择是理性的，那么，因为阿纳托尔是理性的，就会做同样的选择。他会招供。而他既然会招供，那就知道我也会招供，因为他知道我是理性的。但如果他和我都那样做，那我们都得在此待上5小时。这是监禁时间第二长的选择，因而显然不可能正确。因此，考虑到我们都想在牢房里待的时间最短，我们就应该都保持沉默。这才是理性的做法。

但是，他如果知道这一点，那对他来说招供就是理性的，因为他就不必待在牢房了。因此，理性的做法说到底或许还是招供。

此刻，我意识到这是第二次绕回来了。我本来已经决定，理性的做法是招供，接着理性的做法是不招供，然后又是要招供？而我仅有1分半钟解决这个问题了。

仅有这么多时间思考，还是件幸事，否则，我会不停地绕这个圈子。

接着我想到：“我只会不断地按照一个理性者的推理方式进行推理，直到用完5分钟的时间。而阿纳托尔既然是理性的，我就知道当5分钟用完的时候，我们都会同样地推理过来，因而都会达到同样的结论。那在最后1秒，我要改变我的答案——我要改变理性的答案，做出非理性的回答。”

因此，在余下的90秒中，我不断来来回回地做招供∕不招供、理性∕非理性的推理。我温习着我在前3分钟所思考过的类似想法：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这样确实相当有趣：让我的大脑做如此推理，同时又知道我只会做与我大脑的想法恰恰相反的选择。差不多就像我坐着看着我的大脑高速运转，就像是坐着看着计算机运行某个程序。

接着我看见奈杰尔沿着走道过来了。“5秒。”他宣布。我可以听见从阿纳托尔的走道传来同样的宣告。我自信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就要给他的答案，与我的大脑所想的相反。我要用非理性的行动，去做理性的事。“3秒。”但等等，阿纳托尔也是理性的。他会做同样的事。太晚了，此刻我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1秒。”我看看大脑的想法，它决定理性的做法是招供。行了，因此现在我只要将之变为不招供就搞定了。但这是阿纳托尔会做的。那就是理性的做法。那么，非理性的做法是什么？

真正非理性的做法是再换回来。或者更为非理性的是根本不改变？等等，它们都是同一回事。但我无暇考虑这些了。我完全在做非理性的思考。

“请讲你的答案，伊恩。”

“我招供。”

“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