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伦理与道德

世事本无所谓好坏，但一经思考就有了好坏。

——莎士比亚（Shakespeare），

《哈姆雷特》（Hamlet）

民众不知道如何思考，此乃掌权者之大幸。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你看上去像吞了一只金丝雀的猫一样得意洋洋，伊恩。”

“不，妈妈正为我让杰夫偷阿纳托尔的钢笔而生气呢。”

“因为你让他？”

“哦，我跟他在一起，而没有阻止他。可是，不管怎么说，阿纳托尔都不是好东西。”

“我不敢肯定是否明白你的意思。”老人答话的语气好像很真诚。尽管此刻我知道，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方法，以迫使我解释某件他很可能不同意的事情。

“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做。杰夫喜欢那支笔，而阿纳托尔有些活该，他对每个人都很刻薄。”

可见世界不再是现实，而未知世界不再是梦。

——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1899），他意指的是一种富含象征主义［即诗人W.B.叶芝（W.B.Yeats）］的文学风格。

“你妈妈说什么了？”

“说我那样做是错误的。”

“你怎么看呢？”

“呃，杰夫和我谈论过这事。他认为那没有错，反正从阿纳托尔那儿偷没错。而我其实什么都没做。我们俩都断定那没什么不对。似乎没有哪个人可以向我们确实证明，这是错的。仅仅因为可能你认为它是错的，或我妈妈认为它是错的，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

老人轻轻地点了点头，貌似赞同我的说法：“那么，不管什么事，只要你认为对或错，那它就是对的或错的？那就是你的立场吗？对你来说是对的，就是对的？”

道德vs.伦理

道德——用来确定行为之对错的原则与体系。

伦理——关于道德原则及其如何用来评价行为的研究和运用。

行为可一般的划分为不道德的、道德上值得赞许的，以及无关道德的（如在公共的人行道上步行）。

那几乎就是杰夫和我的判定。其他人怎么能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也许对他们是错的，但对我们却不是。我点点头。“证明一个行为比另一个行为要好，就像是试图证明牛排比虾要好一样。”我微笑着说。

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记住你的立场，伊恩。我们打算通过这个入口，穿越历史去看看几个不同的情景。我只是想要你用你的断言——一个人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去评价这些实例，判断其道德地位。记住，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因此你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阻止它们——那就是说，即使你认为你应该阻止它们。”

人更愿意相信，他所喜欢的是正确的。

——弗兰西斯·培根

他的语气非常平静，又很严肃，似乎在努力安慰我，让我做好准备。我们刚从入口出来，就看到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被绑在对面的一根柱子上，一个着装鲜艳而怪异的男人向围观的人群宣布着什么。老人身体斜靠过来对我耳语道：“他说他要剖开她的胸膛，取出她的心。他这样做是为了向太阳神献祭。”

道德在每个社会都各不相同，它是对受赞许的社会习惯的一种便利术语。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人类学家

我难以置信地站着，迅速地来回摇头，手掌伸向天空，对为何无人阻止此事感到诧异。

“我们走这边。”老人示意，仿佛不想让我看见可怕的事。我感到有点喘不过气。

我们走了大约100码，看到远处有个男人正在向一群身着制服的人做演说。我们走近一看，他的模样跟我的历史书上希特勒的照片很像。他说的话被老人翻译过来：“他说，他们必须继续消灭犹太人，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存在会不断降低他们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他们打算用毒气杀死他们——600万犹太人。”

南美的印加帝国（The Inca Empire）实行过将孩子献祭给太阳神的仪式，它被视为其父母有声望的标志。同样，国王去世的时候，他们常用国王的仆人或妃子来陪葬，以伴他度过来世；或者他们会用某个部落成员作祭品，以寄望取悦于神灵，从而免遭各种诸如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

我觉得恶心。我在课本中读过，但当真实地看到一个人向一群为之欢呼的人们说着这些话，你会觉得反胃的。

“还要让你看两个情景，伊恩。我们走这边。”

又是几百码开外，我们看到一个黑人站在一个木制平台上。靠近点就可以看见，他的双手被绳索捆在一起。有个白人站在他身旁，手持一根看上去像是套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的皮带。人们向他叫喊着，白人边抽打着黑人，边大声喊道：“这个奴隶不错。你们不需要喂他很多，但他每天可以工作14个小时。他对鞭打的反应良好，在你丢掉他之前，他可以很好地为你服务5年。开始出价吧。”

在德国20世纪40年代早期，纳粹党努力实施其所谓“终极裁决”（The Final Solution）。先将雅利安人种确立为“食物链”的顶端，然后着手“净化”他们的人种。在其实施过程中，他们不仅屠杀了约580万犹太人，而且杀害黑人、同性恋者、脑功能障碍者、耶和华见证会成员（Jehovah's Witnesses），以及其他人种和异教徒。

“……今天我相信，我是在依从伟大的上帝的意愿而行动：通过抵御犹太人而保卫自己，我在为完成上帝的工作而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

我有一种跟刚才那两幕相似的感觉。读它们是一回事，可是当你认识到，这些是人——当你看到他们的眼睛——其效果就大为不同了。我的眼睛甚至有些湿润了，部分是出于同情这个人，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由于替人类作为一个总体感到悲哀，他们彼此之间竟然可以做这种事情。我抬头看看老人，他的表情也很严肃。

“最后一幕就在这儿。”我们走着的时候，我可以看见远处看上去像是我的家。我好奇地看了看老人。屋子外面有几个人，他们脸上罩着滑雪面具，拿着枪。我开始快步走向房屋，冲他们喊叫。我回头看老人，他站在那儿，只是摇头。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看我，仿佛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在厨房里，阿丽克丝跟他们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行为的无知更可怕。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不理性地坚持真理，或许比理性的错误更有害。

——托马斯·H·赫胥黎

人只有当不再相信谬论之时，才会停止作恶。

——伏尔泰

“我们进去，杀掉他们三个，拿走所有能找到的珠宝。”其中一人粗声粗气地说。我尖叫着靠近他们。我接近了离我最近的那个人，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扑向他，拼命地撞他的背。就在我触到他的一瞬间，他消失了。房屋等一切都消失了。

我朝老人望去。显然这是他安排的，我感到气愤。这一切让我气脉贲张，我将它们全都聚集为对老人的怒火。

“伊恩，最后这一幕从未发生过。不过，你需要吸取一个教训。告诉我，你刚才亲眼所见的这些实例中，任何一个都是不道德的吗？不要告诉我，它们对你而言是否错误。告诉我，它们是否根本上错误？”

我怒视着他，忍住怒火点了点头，尽管明白他的意思，却想冲他尖叫。

令人震惊的无道德

在最著名的一个人类行为实验中，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将其实验对象置于这样的情境中：实验对象相信，他们正在电击其合作伙伴。实施电击的条件是，对于他们读给伙伴听的词语关联，伙伴没能记住。就1960年的这项研究来说，40位参与者中有37人完成了不断递增的电击过程，即直到其合作伙伴休克且电击到了参与者可以掌控的最高强度（合作伙伴实际上是实验的组成部分，他们并不是真的受到了电击）。米尔格兰姆将此关联于人们在某类人群中观察到的盲目从众现象，这类人群常常无视对道德上的暴行所应负的责任（即战时的纳粹德国）。

“我同意，”他平静地继续说，“可是，如果你采取最初的立场——什么是错误的，取决于个人的嗜好——那么，这些情景没有一个会是错误的。并且，如果你盲目地任由某一特定的文化来裁决对错，那你就不得不主张，活人献祭、种族灭绝和奴隶制在道德上都是可以允许的——那时拥有奴隶是对的。但看来这些简直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

“人们喜欢说：只要在我看来是对的，就是对的。而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在此无法谈论‘对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能用“对的”去指涉随我们所愿的任意含义。这样的话，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

“除此之外，你连对你家门外的那些匪徒给予道德谴责，都没有正当的理由。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错的，那么根据你的立场，它就不是错的。如果人们仅仅因为不喜欢他人的肤色，或者因为认为杀害他人不是错的，就认为可以杀害他们，那并不会使之成为正确的。”

真理不会因为它是否为大多数人相信而有所改变。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妈妈总是说，我如果生气，就深深地吸一口气，因为那可以帮我镇静下来。老人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论点。

我耸耸肩。“那我们如何对对错进行说明呢？我指的是，如果像你刚才指出的那样，它并非只是一个偏好问题，那我们如何确定某人应当怎么做呢？”

“那真是个难题，伊恩。表面上看，它很简单。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论证，它既包含事实陈述，也包含道德陈述，然后看怎样完成论证。我们先来个简单的。”

我点头。

“希特勒杀害无辜的人。这是个事实。我们不讨论杀了多少，经证实他确实做过此事。

“杀害无辜的人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个道德陈述。它指出一个行为的正当与错误。

“因此，道德结论就是，希特勒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是啊，”我赞同道，“看来这的确非常简单。”

“就这个事例而言，我同意。”

我尽管还在琢磨他的道德陈述，但已经略感放松。自我们刚才小小的参观之后，我就担心这真的会很难。我们沿着城镇的大街走着，街道几乎空无一人，这时我朝老人望去。“可是，你的道德主张不可能仅仅因为我认为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吧。我们刚才讨论的整个问题就在于此。”

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是，道德只能作为某一文化所认定的规范而存在。詹姆斯·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列举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缺陷。

1.“我们将不能再说其他社会的风俗和我们的相比在道德上是低等的。”

2.“我们能够仅仅考虑我们社会的标准就可以判断自身行为的是非对错。”

3.“道德进步的思想受到质疑。”。

他继续讲道，人们或文化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差异，仅以此为理由，并不能必然地推出不存在客观的道德。曾几何时，人们对地球的形状莫衷一是，而地球的形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他相信，存在着某些各种社会都会认同的道德规则，比如禁止谋杀和不撒谎的规则。

他现在更用力地点着头。“一点不错。伊恩，困难之处在于要确定，为何这个道德陈述是真的。”

接着他笑了，有点像是在自嘲。“告诉我，你认为乱伦是不道德的吗？”

“乱伦？”我厌恶地皱起了眉头。

“是的，”他答道，此时语气更为严肃，“某个父母辈的人与他们的成年孩子之间两相情愿的性行为，当然这孩子过18岁了。”

“是的，肯定不道德。”我不假思索地说。

“那是为什么？”

“哦，它令人恶心。我的意思是，想想就是如此，甚至是无法想象。”仅仅这个话题就令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那么你的提议就是，任何一件令任何人觉得恶心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吗？看看我们这个公式：

1.事实：伊恩认为乱伦是令人恶心的。

2.道德主张：任何人认为恶心的事都是不道德的。

3.结论：乱伦是不道德的。

“吃肝和洋葱不道德吗？”他问话的面孔就像一个魔鬼的代言人。“我觉得那令人恶心。”

“呃，并非不道德。但我的确知道，乱伦可以导致后代在某些方面出现残障的几率更高。”

“那么你现在的提议就是：任何人发生的性行为，如果可能在一定几率上生产出‘残障的’的后代，就是不道德的。对吗？这似乎有点恐怖。再说，大多数性行为根本就不生孩子——大多数发生性行为的人都不生育。”

伦理学方法

虚无主义（Nihlism）——伦理学不表达任何真理：道德陈述既非真，也非假。

主观主义（Subjectivism）——伦理学研究的是爱好之事，而不可能被客观地确定。它可分为两种形式：

●伦理主观主义（Ethical Subjectivism）：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爱好。

●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伦理学取决于特定的文化。

客观主义（Objectivism）——无论个人爱好如何，都存在可揭示的普遍伦理标准。

神命论（Divine Command Theory）：神确定道德。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需联系什么能产生最大的善这一问题来确定道德。

道义论（Deontology）：道德的基础在于，履行通过理性而确定的义务。

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品质的养成决定道德行为。

道德需要宗教吗？

为了道德秩序的持存……宗教权威必须介入，以启发心灵、引导意志，并借神性的荣耀之助，使人类由脆弱转向健全。

——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Ⅺ），1930年12月31日

如果人类（及其信念）真的是他们作为肉体存在的盲目产物，那么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一切东西——宗教、道德、美——之揭示就没有了客观的根据。

——约翰·威斯特（John West），创世论的拥护者

“其中的要点何在？你是在说乱伦完全道德吗？”我问，想尽量转换话题。

“其要点在于，道德需要一些真正的思考。确定行为的道德地位并确切地阐述道德原则，是很困难的。你不能到处宣扬，某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仅仅因为你认为它们令人恶心。但正如你从我们刚才亲眼目睹的那些实例中所见，道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并且，不，我不是说乱伦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许的，虽然在某些文化中它是常有的事。对此，我们也许可以容后再详谈。”他略带微笑地说，觉察到我很可能不是那种愿意谈论这事的人。

短暂的停顿之后，他问道：“举些更显而易见的例子吧，为什么杀害无辜的人是不道德的？”

这时，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站在我们所站的拐角处。他举着一个标牌，上面用大大的红色字母写着，“末日来临”。“因为上帝这样说。”他对我们小声讲道。

老人转向我，眉头上扬，形成那预料之中的倒U字形。“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确定道德地位的尝试。让我们用我们的框架来瞧瞧：

1.事实：上帝禁止杀害无辜的人。

2.道德主张：上帝禁止的事是不道德的。

3.结论：杀害无辜的人是不道德的。

宗教观点的差异

基督教科学——治疗疾病和伤害得靠祷告，而不是靠医生，因而基督教科学家都不使用药品。“困难、罪过和疾病均非真实，而仅为幻象。”

印度教（Hinduism）——牛被视为圣物，因而被给予特殊待遇（因而被杀或食用都是不为人赞同的）。

犹太教（Judaism）——禁止食用“swine”（猪肉）、骆驼、兔子和野兔。

塔法里教会（Rastafarian Church）——视大麻为“智慧之草”，而鼓励使用它。

“你怎么想，伊恩？”

对我而言，这确实看上去相当简单。我点点头，表示它讲得通。

“我们该听从哪个上帝呢？”老人又开始发话，以说明它不会这么容易，“你知道，有数百个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的上帝不同，人们认为他们所讲的东西也不同。想想我们刚才的旅行中最先看到的那个上帝，祂要求从孩子身上取出的心脏。”

我停止了点头，转而像是在进行深思。我本来以为我们的这项训练已告结束，因为它似乎通过宗教得到了解决。于是我对他讲道：“对呀，很有道理。上帝可从未谈过诸如克隆或赞助性行动之类的事情，那又该如何呢？一种宗教如何确定这些事情是对还是错呢？”

“是的，伊恩。用这种方法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即便在某些宗教内部，他们似乎也时常提出互相冲突或需要由我们做出解释的主张。”

男人有统治女人的权力，因为上帝使一方优于另一方……好女人是顺从的……你们之中若有担心她们不顺从的，就告诫她们，与她们分床，并打她们。

——《古兰经》（The Koran）

穆斯林信徒相信，《古兰经》所记载的是神诫。即使今天，妇女还会因婚前性行为而遭到殴打、监禁或杀害。通常说的“荣誉处决”

甚至会在如下情况下执行：强奸，或者有一些诸如某个男人梦见与某个妇女发生过性关系之类的传闻。

“不信仰上帝的人又该如何呢？那样的话，如何可能对他们进行道德或不道德的判定？”我问。

“非常正确。不过要记住：相信某事如何，并不能使之如何。然而，要求那些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人遵从上帝的命令，看上去的确很古怪。”

“有一个归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两难推理：上帝是怎样决定道德行为的？其实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上帝有着关于对错的完备知识。事情是对或是错，并非是由于上帝说它们是对或是错，相反，因为事情本来就有对有错——上帝知道对错的情况——所以祂能说出它们的对错。不过这就假定，存在独立于上帝的对与错——对错的存在与上帝分离，不过祂恰巧知道而已。”

什么使行为成为善的？

神命论

柏拉图在他的一次对话中提问说：“所谓虔诚，是因为它是虔诚的，因而取悦于上帝？还是因为它取悦于上帝，因而它是虔诚的？”换句话说：是因为上帝说某行为是善的，因而它们是善的？还是因为它们是善的，因而上帝说它们是善的？

这段对话中一个名叫游叙弗伦（Euthyphro）的人物认为，这是仅有的两种选择，而两者都不可接受。前者是道德独断论的一种形式，可能导致道德上的暴行；后者意味着上帝运用某种独立于其自身的外在道德标准。

“另一个选项是，事情之所以有对或错，是因为上帝说它们对或错。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唯一来源——祂说事情对或错，事物就对或错。如你所见，这相当武断，并且设定没有任何道德能独立于上帝。想象一下这样的结果：人们的交往以及按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行为，仅仅是由于某个神命令他们这么做。”

《圣经》有大量的段落表现出明显的自相矛盾：

●“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与之矛盾的是：“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那就把右脸也给他打。”

●亚伯拉罕（Abraham）接受上帝的命令去杀死自己唯一的孩子，并因为他杀子的意图而受到赞许。

边走边谈间，我们到了一家药店，店里有一个冰激凌柜。我们在外面的桌旁坐下，我回味着刚才讨论过的一切。我对目前得出的结论感到有点失望。“通过宗教来确定道德如果存在这么多问题，那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吗？”我问老人，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不会很容易。“道德既然不取决于个人偏好或文化，如果也不由宗教来裁决，那该如何裁决呢？”

他坐在那儿，摇着头。于是我也坐着摇头。真是一个体会“无知即福”的情景，这仅是由于我认识到，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更幸福。我继续像老人一样轻轻摇着头。

我认为伦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关切，其背后不存在任何超出于人的权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街对面的银行旁，有辆载满钱袋的轿车。老人盯着轿车，眉头微皱，鼻子呼着气，头继续摇着。“皮特·‘大’米勒（Pete‘The Great’Miller），方圆几英里的首富，”他轻蔑地说，“那是他给自己起的绰号。他没有为慈善事业捐过一毛钱——说那不是他的责任。”轿车在我们面前绕了个U形的弯，开走了。车后备箱的后盖没有关上，一袋钱掉了下来，正好滚到我们所坐的路边。我们不再摇头了，老人转而点头，像是陷入了更深入的思考。

意志的重要性

康德写道，表现了最高道德的行为，乃出于履行义务的动机而做出。其他动机——比如考虑行为的后果，或只是出于想要这么做——就不是同等地值得赞许：

“没有善良意志作为原则，［人］可能变得极其糟糕……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不是因为它所达成的效果，也不是因为它足以实现某些预定的目的［目标］；其所以为善，仅仅是因为其意愿，即其自身就是善的。”

他示意我把钱拿过来。我看看周围，看见街上没有其他人，不会有人看到。我抓起袋子，回到我的座位，挨着老人坐下。袋子上写着“10000美元”。我扬起眉毛，冲老人咧嘴一笑。

“我们该怎么做呢？”他问。

“我们有选择吗？”我自忖。“把它还给物主。”我用这么多钱能做什么，对此我在刹那间全都考虑到了，然后提议说。

“为什么那样做？”

“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应当。”我停了停，“我甚至会用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小公式：

1.事实：这笔钱属于别人。

2.道德主张：我有归还别人财产的道德义务。

3.结论：我有归还这笔钱的道德义务。

“看到了吧。”我得意地说。

他咯咯一笑：“我赞同你的事实主张——这笔钱是别人的。但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为这个道德主张辩护的问题。你如何会有义务？这意味着什么？义务来自何处？”

“来自理性。你可以通过理性来确定义务。就像是我为自己定了个法则，然后看看我能否现实地——合理地——将之应用于每个人。如果我能，那它就是个义务；如果不能，那它就不是。”

谁有更大的道德价值？

A、B两人见一个很轻易就能偷到的钱包，因为附近没有其他人。她们都急需钱，并且路过时都看到了钱包。A停了下来，仔细地考量了她该如何处理这笔钱的所有可能性，但最终决定，她有不偷盗的义务。B看到了钱包，根本想都没想偷它，就走了过去。康德认为，A的行为更有道德价值，因为她仅仅是出于义务而行动：仅仅依靠自然倾向，可能导致人们仅仅因为他们“想要那样做”，而做出道德上令人憎恶的行为。

“那么它有点像是‘黄金法则’：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

“是的，像是如此。”我犹疑地答道。看来很容易。

“那么，如果我喜欢在凌晨2点听喧闹的音乐怎么办？我也应该为邻居播放喧闹的音乐吗？”

“哦，不。它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对我，而是牵涉到每个人想要的东西。”

他点点头，仿佛期待着我的进一步阐述。

“好吧，在我们当下的事例中，我提出‘只要有可能，我将会归还他人的财产’，行吗？这就像是我自己的小法则。”

“像个准则？”他提出，“一个指导你的个人准则。”

“是的，一个准则。然后我看看，它能否被理性地应用于每个人：‘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应当归还他人的财产。’现在，这是个不错的法则了。你明白了吗？”

“那什么是糟糕法则的例子？”他问。

康德确定义务的方法：绝对命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1.提出一个个人准则。

2.让这个准则能应用于所有人，从而将之普遍化。

3.检验它：

a.我能理性地将它设定为一个法则吗？

b.它是否会导致逻辑上的不一致？

4.如果这两项检验它都通过了，那它就是一项义务。

“所提出的法则——被普遍化的准则——在两种情况下是失灵的。第一，将之付诸实施是不理性的。设想一下我刚才提出的那个准则的反面：‘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不归还他人的财产。’这就是荒唐的。如果我丢了东西，有人很容易就可以还给我，那我绝不希望他留下它。这是不理性的，因而会失灵。此其一。

“另一种会失灵的情况是，如果它会产生矛盾。比如说，我们接受这一法则：‘人人都应该拥有奴隶’。这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一半人可能成为奴隶主，另一半将是奴隶。其自身完全矛盾。

“因此，如果你可以理性地推行一个被普遍化的准则，而不出现这些矛盾，那它就会成为一个道德法则、一个义务。我出于义务而行动。”

“那么对你来说，结果不重要？只有动机重要？”

“是的，看来这是正确的。比如说我有义务说实话，那结果就不重要。实话伤人。做正确的事并不总是很容易。”我自豪地讲道。

“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成的。”老人反驳说，显然希望我别太过自信。

“地狱之路由善意铺成”

这句格言源自克莱伏的圣伯纳铎（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1—1153）的说法：“地狱充满了善意或意欲。”1670年，约翰·雷（John Ray）补充为“地狱之路由善意铺成”，而塞缪尔·约翰逊使之变得家喻户晓。

海因茨困境（Heinz Dilemma）

劳伦斯·科尔伯格向不同年龄组的人提出“海因兹困境”，以确定他们做出道德推理的方式。

海因兹要治愈其妻子的疾病，却无力负担医药费。科尔伯格要求其实验对象决定：海因兹应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他为什么应该那样做。依据他们的回答，他设计出道德发展的六个阶段（阶段6为最高）：

1.服从（Obedience）——行为是为了避免惩罚。

2.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行为是为了满足其需要；或许有不止一种关于“正确的”的观点。

3.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行为的依据是社会规范，以获得赞许。

4.维持秩序（Maintaining Order）——出于对权威的尊重而履行义务。

5.社会契约∕个人权利（Social Contract/Individual Rights）——出于对一般善的关切而遵从规则。

6.普遍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s）——无论多数人怎么想，我们应该寻求普遍而公正的道德规则。

就在此刻，从药店走出一个人。他用手捂着头，像是头痛，不过看上去可能更像是在哭。他在我们的邻桌坐下，背对着我们。

“先生，”老人用尽可能令人宽慰的声音说，“你没事吧？”

他转身面向我们，眼睛红红的，流着鼻涕。“我妻子，”他低声对我们说，“她将要死于一种罕见的癌症。”他抽噎了：“这个药剂师发明了这种癌症的疗法。虽然其成本只要50美元，他却要价5000美元。5000美元。我向我的朋友和家人们筹款，筹到的所有钱只有3000美元。在这个关头，我只能做到这些，而她快要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离我仅10码之地就有一种价值50美元的药，它能帮我妻子再活20年。”

老人看看我，又看看钱袋。我抬头看看他，又看看那个人。

我把手伸进袋子，取出约一半的钱。把手放到那个人的肩上。“先生，我祖父刚刚在这儿中了彩票。他和我都愿意帮助你，送给你买药的钱。”

这个人看着我，接过了钱。他又开始哭，哭得比先前更厉害。“谢谢你！”他拥抱我。“谢谢你！”他拥抱了老人。“我得马上走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喊着“谢谢你们”跑进了店里。

老人和我坐了一会儿。我几乎能料到他会说什么。

那个人从店里跑回来，还在哭，还在喊着“谢谢你们”，这时老人转身对我说：“你刚才送出了别人的钱。你还对那个人撒了谎。我认为你有归还别人财产的义务？不撒谎的义务？”

“你知道，那钱更值得花在那个人的妻子身上。那个有钱的家伙很可能连钱丢了都没注意到。而那是个善意的谎言——你想要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我们其实是偷的钱？告诉他你不是我的祖父，而是，”我停了停，仍不能确定他和我的关系，“一个梦中的导师，或不管是什么人？”

“难道撒谎不是错的吗？难道你没有说实话的义务吗？难道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花他们的钱不是错的吗？

“你刚才告诉我：你有说实话的义务；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义务而行动。在这个事件中，你实际上是按照结果而行动——你不想那个人的妻子死去。”他得意地笑了起来，那样子像是在重申他刚才关于“地狱之路”的评论。“我认为你做的是对的。”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学说主张，我们的行为应当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最早提出构想。他维护了一种通称为“伦理快乐主义”（ethical hedonism）的观点：因为人类是趋乐避苦的，我们应当做那种产生最大快乐的行为。

与边沁相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功利主义理论基础，并不建立在身体的快乐，而建立于“更高的官能”之上，并争辩说人类不是仅仅追求快乐的存在者。他写道：“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要胜过一头满足的猪；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胜过一个满足的傻瓜。”

我也以为做得对。“但如果我做得对，那么道德必定包含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尽义务。”

“看来的确如此，难道不是吗？”他答道。

“如果不是像义务之类的规则，那还有别的什么呢？设想一场比赛没有规则，就没法进行下去，甚至无法开始比赛。必须得有某种规则。”

“哦，瞧瞧刚才你在最后一幕中是如何行为的，你那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我是力图让结果有利于每个人。”

“并非每个人的利益，”他纠正我说，“大米勒就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他没有得到他的1万美元。”

“没错。但其所失，远远低于那个人及其妻子的生命之所得。”

“你何不将此用我们的小公式来表示，从而我就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生效的。”

“行。

1.事实：与皮特·大米勒增加1万美元相比，救这位妻子的生命会产生更大的善。

2.道德主张：我们应当做任何能产生最大的善的事情。

3.结论：我们应当用这笔钱去救这位妻子的生命。

“有道理吧，难道不是吗？”

老人点点头。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确定道德的、客观的方法，我们没有必要牵涉宗教，而且它很容易估算出来。我们难道不想让道德引领我们获得善、达到幸福吗？这种方法就帮我们这样做。显然，一位女士的生命远比某个富豪的钱重要。你无法估量人的生命的价值。”

杀死1人抑或让20人死去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一个困境，以说明功利主义的诉求：

出外探险的时候，吉姆在一座小镇偶然碰见20名印第安人被绑在树上。在镇里军队要杀死所有这20人的时候，军队的上尉暂时要离开一会，于是请你杀死其中1人。如果你选择这么做，他会放走剩下的19人。而且你很清楚，杀死那名上尉是没有用的，因为旁边还有很多军人；而选择自杀（在这一特定的困境中又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的结果仍是让20人死去。你会怎样做呢？

“你无法？”他厉声说，“医院每天都在做这种事。实际上，绝没有任何一家医院能做到尽其一切所能——对病人进行每项体检，服用每种药，问询每位专家。这样他们会耗尽资源。他们可以且必须估量人的生命的价值。”

他继续点着头。

有轨电车的两种情况

1.你独自一人在一辆正在奔驰的有轨电车上，电车没有刹车。轨道上有一组人，共5人。电车正驶向他们，而且照此下去肯定会撞死他们。你可以将车转向轨道上的一个岔道，那里站着一个人。你是让车转向还是原向行驶呢？

2.你站在一个体格高大的陌生人旁边，前面有5个人，这时一辆无人的有轨电车沿街道飞驰而来。如果电车继续飞驰，那5人无疑会被撞死；或者，你可以将那名高大的陌生人推到街道中央，让他被撞死而阻止电车继续前进。你会怎样做？

“什么呀？”我急忙大声问道，同时觉察到他的点头并不表示赞许，而是表现出一种我知道某些你所不知的东西的样子。

“上次你和杰夫去看电影，你们花了多少钱？”

“我记不清了。可能花了大概12美元买票和一份甘草糖。”

“那我可以争辩说，依照你的道德主张，你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去看电影是错的？”我知道这显然不可能正确，因而反问道。

“是的。虽然我的确相信你们感到愉快——即产生了某些善——但我认为，你们要是将那钱给一个那天尚未进餐的四口之家，让他们买东西吃，那就会产生更大的善。对吗？”

我耸耸肩：“想来是如此吧。”

“你的理论——善的最大化——对人们的要求太多了。它让看电影成为不道德的。

“另外，我感到好奇的是，”他说这话之前停顿了一下，这一停顿让我也开始觉得好奇，“你对此毫不迟疑的态度：你给那人5000美元去救那位女士的生命，帮了她。你知道你本来可以在任何一个贫困的国家拯救多少人的生命吗？到处都有人处在死亡的边缘，伊恩，到处都是急需衣食等基本生活用品的人。如果你觉得有道德义务去拯救她的生命，那为什么就没有道德义务去拯救邻镇、邻城乃至地球上某个人的生命呢？”

地球村

每天约有24000人死于饥饿或死因与饥饿相关。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写道：“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糟糕的事，且无须就此牺牲任何有可与伦比的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说，我们就应当去阻止。”他提出如下类比：一个人一旦看到一名落水儿童，就应当跳入水中救儿童，即使这会弄脏他的衣服。

他认为，以下原则是正确的，即无论对象的远近，我们都对他们负有一种道德义务：“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或物离我们很远，就有区别地待他……从道德的观点看，世界已发展成一个‘地球村’，这使得道德情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他如此这般的一番见解，几乎让我想哭：有点是出于挫败感吧，我想，但更多的是由于绝望。他又一次提出了有力的论点，对此我无法回应，然而这一论点导致的后果却相当悲哀。我以为，其中唯一正面一点的是让我又一次体会到关联性——不仅是与他，我料想还有与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它像是在说，我的责任对象不仅仅在于我生活其中的小小泡影。

他接下来说的话又吓了我一跳：“它还忽视了义务的表现。比如说，你爸爸承诺送你妈妈去机场，但在回家接她的路上，朋友打电话要他去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做事。如果他认为后者会产生更大的善，那他出于道德考虑就不得不去庇护所。”

他讲得有道理，但我仍觉得能就此说点什么。

于是我提出：“行，那这个道德主张怎么样：任何减少善之总量的做法，在道德上都是错的。由此你的行为就不必是为了产生最大的善，而只需不减少善的总量。”

“对于这两个道德主张，我还有一个疑问，”老人答道，“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判断出，何者可以产生更多的善？对此的一切回答又得回到主观主义。以死刑为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认为，政府处死谋杀犯，向社会传递出生命不足贵的信息；而别人可能认为其传递的信息是，生命是如此的宝贵，以致我们宁愿处死杀人犯来保护生命，以寄望于防止他人杀人。那么我们就得在我们珍视哪一个之间做出判断，而对此绝无正确的答案。”

我只得又耸耸肩。

“再说，我不敢肯定，这一切有多合乎实际。设想有这样两个人需要立即进行肾脏移植——你妈妈和一位研究癌症治疗的著名科学家，而在这所医院，只有你能提供所需的肾。如果你捐给科学家而让你妈妈死去，那会产生更多的善——不这样做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恶。但这看来合乎实际吗？”

偷窥癖的快乐

詹姆斯·雷切尔斯认为，他举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功利主义者（即仅关心产生最大的善的人）忽视了尊重个人权利的因素：

一个“偷窥癖”窥视一位待在家里的女士［约克女士（Ms.York）］，给她拍照以供自娱。她从未觉察到，他则乐于拍照并欣赏。雷切尔斯写道：“显然，他的行为的唯一后果是增进了自己的快乐，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包括约克女士的不快。那么，功利主义如何能驳倒偷窥行为的正当性呢？”

“但是，我们将这一善之最大化的处理方式仅用于制定规则，难道也不行吗？”我问道，“由此我们可以不再关注单一的行为本身，而关注各种行为的类别。”

他做了个表示鼓励的手势。

我继续讲道：“我们如果拥有规则不要撒谎，那将会产生更多的善。那样的话，每个人都讲真话，长远地看，产生的善就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