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我变了。在上东区带了几年孩子后，我发现自己变得完全像当地人，不再是一半当地人，一半观察者。与其说我一脚在围城内，一脚在围城外，还不如说已经没有“城外”这种事了。
我在下城区的交友圈完全消失——我还是会见那里的朋友她们大多是没结婚的艺术家与学者。我们会在感恩节见面，或在圣诞节碰头，她们会念书给我的孩子听，送他们很多小礼物，然后调侃我，说我变了。她们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很诡异，但也蛮有趣。没错，我变了。老实说，我和先生不是亿万富翁，我们在公园大道上的房子和豪宅完全扯不上边（虽然我的确有一整个衣橱可以放包包）。我坚持我的孩子必须做家事，而且也不会每年帮他们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儿子如果受邀参加我觉得过于奢华的活动——例如坐在本垒板后方第一排座位看洋基队比赛，或是到别人的汉普敦豪宅参加可以骑小马、观赏走钢丝表演的派对，我一定会再三强调他们很幸运。我不希望孩子以为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精彩片段，不希望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再也无法享受粗茶淡饭。
然而，我现在已经成为上东区妈咪，因为我开始关心其他上东区妈咪关心的事，我们是同类：孩子要念哪所学校？我为孩子做的够多吗？孩子的老师教得好吗？我交的朋友除了让我享受友谊，对我、对孩子、对先生的事业有帮助吗？我想要舒服、井然有序的生活。我想要火辣身材，也想要Dolce&Gabbana、Prada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哪怕它们只有打折时才买得起。我也想要那种每隔一个月就得上美容院整理的漂亮发色，想要海滩上的房子。我和许多上东区的朋友不一样，我还想要工作——我想写出让自己引以为荣的东西。除此之外，我和她们一样想当好太太，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想当好妈妈。我不只想当还过得去的妈妈，我想成为只要办得到就愿意为孩子上刀山下油锅的那种母亲。
我和上东区人一样，也和住在工业化国家的西方人一样，对于该怎么当妈有特定的看法。我采取密集养育法，虽然我知道那是财富有一定水平的人在做的事，而且大概不太健康。我先是观察别人怎么当妈，接着跟着做，最后完全接受那一套观念。当妈的意思是，你要拼了命生下小孩，然后把自己累个半死，牺牲自己部分的人生。当那种妈的时候，有时你是心甘情愿，有时则觉得很烦、很焦躁、无法忍受。不用说，我和我认识的贵妇妈咪一样，每天一起担心东、担心西，时时变成神经质。我和坎迪斯一样，为了一颗坏死的牙，还有坏死的牙代表的意义，就可以崩溃好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我也和身边每一个人一样，过惯了多年好日子，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小儿科诊所与托儿所打转。我坐在椅垫舒服的休旅车上，开着车居高临下游走四方，警觉心下降，无法察觉近在眼前的危机。我活在不愁吃穿、富裕、有疫苗的世界，感受着安全的氛围，我和所有西方人一样，乐于让孩子冒险。如果是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或是当代依旧以史前时代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者，绝不会那么做。
西方人因为重视“独立精神”——包括孩子与大人自己的独立精神——会在自己洗澡的时候，把新生儿放在地上的弹弹椅。此外，我们还会雇用根本不认识的保姆，或只凭别人或机构的介绍，就聘请那些人，只为了能有时间做点别的事，不用一直抱着孩子，或者把孩子交给近亲几分钟或几小时。我们要求刚出生的孩子遵守睡觉与喂奶时间表，而不是让他们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对其他文化的父母来说，我们的做法不可思议。夜间，我们居然让婴儿整晚待在远离父母床边的木头婴儿围栏里，放任他们自己睡……或是自己哭。当许多人类学家告诉传统部落人士西方人的做法时，那些过着狩猎或农业生活、让婴儿在火边或坐或爬、允许小孩提刀弄斧的人，无不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不懂西方人怎会如此残忍地忽视自己的孩子。听到我们经常“让孩子自己去哭”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不敢置信，接着则感到恐怖。他们想知道，西方人在面对世上最珍贵、最脆弱的婴儿时，怎会如此冷漠无情？
生活富裕的西方父母，除了育儿方式十分不一样，他们的观念也和世界上其他人不同。我们觉得不管是生两个孩子，还是生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是六个，孩子理所当然都能存活并顺利长大。就算感冒，或是出了水痘，最后也都会恢复健康，不会有严重副作用。我们有疫苗，可以避开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带来的破相、伤残或死亡。在我们的观念里，孩子理所当然会进学校、上大学，然后念医学院、商学院或法学院，接着有一天结婚生子。孩子会让我们自豪，孩子会替我们送终，西方的人生剧本就是这样写的。
就这样，我像个上东区人日复一日养着孩子，从未认真想过当妈的人有一天可能失去孩子。有些事要身历其境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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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可能怀孕？我像情景喜剧的主角那样——或是人生电视频道( Lifetime Television)①的女性悲歌特辑——盯着验孕纸上两条紫线，然后再次确认包装盒的说明。①Lifetime：美国付费电视频道，它的特色是面向女性的节目或以女性为主角的节目。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两个月前，避孕措施失败了，但我和先生都知道失败了，所以我立刻遵照指示，服用医师开的紧急避孕药，接着月经就来了。量虽然不多，但依旧是月经，而且还来了两次，所以不可能的。我四十三岁了，家里有一个七岁大的孩子，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小孩，不可能怀孕。先是避孕措施失败，接着紧急避孕药又失败，这概率有多高？再说，四十三岁还不小心怀孕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想象，做了一次又一次人工受孕都失败的朋友会问：“你是怎么办到的？”我紧抓着浴室的大理石台子，脑子里模模糊糊想起家族里的传说。据说我的某对北美原住民切罗基人加苏格兰人祖先，在不可思议的高龄生下孩子。我祖母说那叫迎来“改变人生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显然老蚌生珠的事还蛮常发生，居然还有约定俗成的奇怪委婉说法。这样说来，我真的可能怀孕了。但还是不太可能，也许验孕棒有问题。我用发抖的手又抓了一根验孕棒，然后尿下去。
我再度冲掉马桶，静候结果。这次我想到，那两条紫线可能解释了一些事。直到现在这一刻之前，我原本还相当确定，几周前我突然提早进入更年期，也或者我疯了，或是我要死了。前几个星期，我的脑子突然不清楚起来，丧失思考能力，还对孩子和先生大呼小叫。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动怒——我的手机呢？为什么老师不能多帮帮儿子？楼上的装修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平日就让我心烦的事，现在更是让我一触即发。除此之外，我经常感到累，在书桌前就睡着，有一次在杂货店站着排队时也睡着，（“小姐，小姐？喂？”）甚至还在普拉提课伸展做到一半的时候，在核心床上睡着。我打电话给医生，说自己怪怪的，预约看诊，但要看什么我也不知道。难道我要和医生讨论，我因为明显存在的不明病因，情绪突然抓狂，全身不舒服？我静观其变，就算喝了咖啡，依旧脑袋昏沉，全身虚弱，而且咖啡味让我想吐。
噢我的天啊，我想吐，而且是咖啡让我想吐。这下子真相大白，事情都清楚了，我怎么那么笨没想到。我低头看验孕结果，当然，当然是这样：又是两道紫线，这下可好。
冥冥之中，在概率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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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妇产科候诊室含着姜糖，默默等待，准备告诉医生我和先生的决定。我看着一旁每本杂志封面上微笑的幸福孕妇，发现自己——套用灵长类动物进化生物学家赫迪的术语来说，我是个受农业影响的两足、无毛、半连续性发情的高阶灵长类动物——身处一个独特但毫不令人意外的情境。
史前时代的人类，如同许多今日依旧存在的搜食者与狩猎采集者，女人两胎之间的间隔长达三四年至五年，毕竟如果饮食主要是植物、坚果以及一丁点的肉，摄入的卡路里不高，随之而来的是瘦弱身材。体脂低的女性不常排卵与来月经，一年可能只有四次，再加上泌乳期与养育孩子的重担，以及永远都得寻找食物，人类祖先的生育率极低。等下一胎出生时，上一胎也四岁了，大到可以帮忙照顾新生儿。但如果把女性放到农场上，让她们过着更加静态的生活，卡路里又较为充分，体脂率会快速上升——生育率也跟着上升。这种生活方式的特征是每个月都来月经，而等人们不再下田，远离农场，走进购物中心、千篇一律的大房子与公寓建筑物时，这种生活形态并未改变，也就是说，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变成常态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每一个城市，你会看到妈咪推着的婴儿车前放着一个小婴儿，踏板上还站着一个两岁大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社会之前的原始生活方式，在我们眼中开始看起来很奇怪，我们人类永远都在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以及一个已经升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两个孩子差这么多岁，我都会耸肩回答：“这是更新世代冰河期生孩子的间隔了。”而眼下，我肚子里又有一个大概十周大的宝宝，大概吧。医生喊我进诊室并关上门后，我再也无法维持镇定的假象，我流泪解释，验孕棒出现两次两条线，我和另一半商量了一下——我已经这把年纪，二宝又还小，再加上我过去的身体情况等等，实在不适合生第三胎。妇产科医师点头安慰，给了我几张他签好名的表格，我离开诊所，前往大医院，填写更多流产手术的表格，把资料交给默默同情我的行政人员。我感觉手脚发麻，行政人员露出一个小小的同情微笑，要我明天早上再过去。
我没回家，也没进办公室，而是走进中央公园，坐在湖边的一个树下小凉亭。那天早上和平常一样，阳光灿烂，空气凉爽但并不寒冷，四下无人。我看着几只乌龟在布满藻类的浑浊的湖水里游来游去，想着当母亲这回事，心中千头万绪。我想到慈爱、温柔敦厚、宠爱孩子的妈咪，也想到拉克研究的母鸟——顺应生活环境，冷静做策略思考，客观计算生几颗蛋最好。我想着再生一个要付出的代价，想着每个孩子分到的母爱会减少——不管是在史前时代还是现在，不管是哪一种生物，具备生育能力的雌性都得做出这种艰难的选择。要同时喂养两个双胞胎，还是养一个就好？有时资源就那么多，一个母亲可以给的只有这些。要不要把这个婴儿送到孩子可能死亡的孤儿院，好让自己能继续工作，养大其他已经脱离危险婴儿期的孩子？或者留下他，想办法让他长大，但拖累其他孩子？掠食者在追我的时候，我是否该丢下孩子，让自己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如果我是一只年轻袋鼠，以后还有再怀孕的机会，我愿意赌以后生存环境会更好——等下次怀孕的时候，食物会比较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掠食者也比较少等等。
研究母性的社会生物学家赫迪告诉我们，做母亲会碰上的一切，都和取舍与选择有关。现代人和早期的女性人类祖先一样，也和世界各地的动物一样，我们会试图取得平衡，让已经出生的孩子和未来再生的孩子，可以享受到同样的资源，同时也得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不然每个人都会死，或是过得很辛苦。赫迪说，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女人一直都在生存与生孩子之间做取舍，表面上两者看起来很类似。”我的困境是个老问题，一点都不特别，但我依旧觉得心力交瘁。
我待在公园湖边，一待几小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回家和丈夫长谈。我在医生的答录机留言，不久后医生就回电。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不做手术了。他问是否要重新安排时间，我说不用，我们不做了。几个小时后，我把儿子送上床，自己也和先生躺进床里，才发现床是这么软，这么舒服。我很困，但心满意足，心里终于平静下来。我抓着先生的手要他抱着我，我说：“我们很幸运。”先生说：“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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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婴儿或小孩永远是件相当危险的事。不论是在史前时代、信史时代①，甚至是今天，婴儿与孩童阶段一直是人的一生中最危险的阶段——胚胎期又更危险。即便是在工业化的美国，即使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产前护理，仍有超过一半的孕妇无法顺利生下孩子。1988年一份经常被引用的研究发现，有就医记录的孕妇中，31%最后流产。如果再算进没有记录的怀孕，许多评估数字说超过一半的怀孕“自发性终结”。① 信史时代，指有文字或出土文物记载着当时社会的情况的时代，后人称为信史时代。其之前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为史前时代。
当然，如果是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孩子一旦出生．存活下来的概率就非常高。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一千个之中有超过九百九十四个能活过婴儿期，但全球各地一天就会有一百万个婴儿死亡——他们大多死于早产并发症、疾病与营养不良。在距今不远的年代，婴儿与孩童的死亡率极高，史前时代更是高到惊人。今日许多传统部落的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例如在“尚未受到现代文化影响”的狩猎采集部落，43％的孩子活不过十五岁。学者赫迪估计，昆桑女人死时无子的概率高达一半——而且不是因为她们没生孩子，昆桑人平均生下三点五个孩子，其中妮萨是典型案例。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深入访问昆桑女性妮萨：妮萨曾二度流产，生过四个孩子，其中两个活不过青春期，另外两个活不到成年。① 玛乔丽·肖斯塔克，美国人类学家，1969年与丈夫前往博茨瓦纳西北部对昆桑人做田野调查。肖斯塔克关注妇女生活史，能说会道的昆桑女性妮萨向玛乔丽清楚、生动地讲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的断奶记忆，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性行为的细节，母亲和子女的亡故，几段婚姻和数位情人的故事，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肖斯塔克是妮萨生活故事的访问者、记录者、转译者和整理呈现者。与妮萨的十五次录音深访，成就了《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这部几乎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相提并论的佳作，在人类学界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如果孩子随时可能夭折，做妈的人怎能不心惊肉跳？现代人忘记了，不管是过去或现在，当孩子都是一件危险的事，以及当妈有多令人焦虑。即使我活在今日，我也开始感到儿童的生命其实很脆弱。我那些当妈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整天接送孩子、忙东忙西、脾气暴躁，永远不可能忘掉为人母有多令人焦虑。
我开始想，当女人小心翼翼盯着游乐场，看着孩子在玩耍中渐渐长大，以及我们平日在女孩之夜释放压力时，在我们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人类承受着集体灾祸：我们失去孩子的概率，永远和保住他们一样高。对当妈的人来说，大家除了都会抱孩子、喂孩子，埋葬自己的婴儿，其实也是古往今来的母亲共同的经历。上一秒我们还在孩子膝盖擦破皮时安慰他们，下一秒我们也很可能在孩子死亡的时候，安慰自己与他人。我在上东区生活数年，这里已经看似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但我平日依旧和其他女人一样，承受着各式压力，面临各种当妈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人类天生害怕失去孩子的焦虑绝对一直都在。从某种程度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不都来自那些最深层的焦虑？我们难道不是永远都和坎迪斯一样，永远忧心忡忡？
进化心理学家曾经研究“丧子之痛”对母亲以及整个人类族群造成的影响：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孩子的死亡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人类所有的发展阶段，以及在现代之前的信史时代，儿童期一向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相较于其他进化压力，例如在成人期求生存，或是必须找到配偶生儿育女；让血脉无法一脉相承的事件，最可能发生在儿童期。儿童夭折带来的巨大的潜在进化压力，按理说会对人类的心理适应造成极大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儿童死亡或许是人类进化心理学最不常研究的影响因子。
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在我研究的上流社会部落，悲剧会给人双重打击，因为伴随着悲剧而来的是，你会发现尽管自己已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人生如果要发生什么事，你依旧躲不过。你健身，背下小儿科医师的电话号码，房子保了各种可能的险，而且一切打理得好好的——甚至还请了时薪两百美元、确保一切井然有序的专业管家，然而灾祸要来就是会来。只要留心一下，几乎每一个我认识的妈咪，或是她们的姐妹或最好的朋友，都曾经心碎。有人怀孕两周流产，有人怀孕十二周。就算到了三十九周，脐带一绕颈，宝宝依旧说走就走。有人的保姆晚上睡觉翻身压到宝宝，新生儿窒息而死。一个两岁孩子在游乐场上跌倒——只是轻轻摔了一下，没什么，似乎连头都没撞到——几天后就死于脑震荡。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摔出窗外，死在马路上，让每个人为之难过。还有一岁大的小孩，到纽约最好的医院动个简单小手术，结果再也没回家。三个小女孩的性命被大火夺走，烧得什么都没剩下。这里，就在这里，在我们的世界，在上东区，人人觉得这里很安全，事事顺遂，直到灾难打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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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怀孕一直很不舒服，孕吐比前两胎严重，但没人发现任何异常。我每天都在吐，不过我怀大宝、二宝的时候也一样。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吐，然后刷牙，带儿子去学校。我会在学校外和其他妈妈讲话讲到一半就开始吐，接电话也在吐，还吐在出租车上的塑料袋里。我以为孕吐代表肚子里的宝宝很健康，因为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是这么说的，但还是很不舒服，我每天病恹恹的，总是觉得累，也对二宝感到歉疚，因为无法好好陪他玩。我会躺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告诉他：“我们来假装妈咪是涨起来的泡泡怪，你当小男孩。”接着儿子会拿出自己所有的玩具，在我身旁玩。我怀孕一段时间后，儿子会轻拍我的乳房和肚子。有一天他一边吸奶嘴，一边笑着说：“好好玩。”
我的体重微幅下降，但我怀二宝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老三发育良好，通过所有的怀孕与基因筛检，羊水穿刺也都没问题。发现这胎是女孩时，全家人心花怒放——不管是哪个神负责掌管这种事，我们都想说：我们没生过女儿！都是儿子！先生原本不是很想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又要再经历一次养育新生儿的过程，现在他改变心意了，会突然兴奋地说：“我们又要有一个小宝贝了！”
从某方面来说，老三是个负担。她会占据家里的空间，会“偷”走哥哥的婴儿床，而且也需要私立中小学与大学的学费。此外，我们还得替她装修房子，还要付四五年全职保姆的薪水。林林总总的花费，让我直到最后一刻都觉得不能再生一个。但决定要生之后，我们全家兴奋地帮她规划起未来。我们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晚上安然入眠。我决定要让老三跟我姓，先前我希望大宝和二宝跟我姓的时候，先生坚决不肯，这次则毫无异议。我没告诉先生，但我已经决定女儿要叫达芙妮了。这孩子这么想出生，我怎能不答应？怎能不给她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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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到纽约市的时候，不会想到大自然，不过这里有很多自然景观。我家的街区有很多树木，而且中央公园绿叶成荫的入口就在不远处。在夏天的一大早，鸟儿不会歌唱，而是发出凄厉的叫声。我们家就连出电梯走到大厅的时候，都能听到那种叫声。在湿气很重的一天，在先生带我去看妇产科医生时，我就听到了那个声音。前一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医生，告诉他我好像在出血。我穿着黑色内裤，所以看不太清楚，垫了张面纸后，有一点微微的粉红，不是鲜红色，应该没事，对吧？医生用严厉的口气要我躺下——我听得出来，那种语气的意思是“完全”卧床，而不是稍微躺一下，然后又爬起来给孩子念个故事，煮个晚餐——医生要我喝点水，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汇报。我打电话给先生，先生说：“你怀孕的时候会出血，你每一胎都这样，那是你的体质。”我叹了口气，觉得他说得对。我告诉他，医生的态度很严肃，但不会有事的。保姆同意今天待久一点之后，先生就去应酬了。我告诉保姆：“应该没什么大碍。”
我遵照指示，稍晚又打给妇产科医师。医生要我再多喝一点水，而且绝对不能动，明天一早就到诊所报到。
门童打开大厅的门，鸟儿的叫声震耳欲聋，一群蓝鸟发出紧急的不似鸟类的尖叫声。我和先生先是走进遮雨棚，接着又走向在雨里等着的黑色轿车。先生一向不是暴躁的人，但今天他骂道：“没有伞吗？”下雨的时候，我们的门童一般会撑伞护送住户上车，让人享受无缝接轨的舒适。不过今天雨不是很大，还只是毛毛细雨，门童耸肩，笑了一下，我也笑了。我钻进车子后座，躺在先生腿上。先生继续骂道：“这群人不晓得在搞什么。”车子开过中央公园时，先生望向窗外——雨里的公园安静、孤寂，灰蒙蒙一片，就像我喜欢的那样，空无一人、安详、幽静，不像晴朗的周末，闹哄哄的都是人。先生摇头：“门童应该把该死的伞拿出来，我的西装都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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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什么？”我问医生。我双脚张开，踩在罩着米妮毛巾的妇产科脚蹬上，一点都不紧张。先前我也曾经因为可能流产，被要求卧床休息——最近一次是一年半以前，不过最后都没事。过去几天，我认识的最镇定的妈妈莉莉，写了好几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安慰我，告诉我不会有事的，还在我哭的时候，跟我讲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我卧床休息，还请了居家护理员过来，护理员陪我做数独，还帮我做意大利肉酱面。我看了《橘子郡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详细告诉莉莉和坎迪斯每一集的剧情。她们认真听我讲，跟着大笑，顺便帮我加油打气。我先前也碰到过各种危机，但最后都化险为夷：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曾流出鲜红色的血，医生说流产概率是百分之五十；后来生产时又生了很久，护士看着大宝起起伏伏的生命征象，对医生大喊：“婴儿情况不稳定，我觉得不妙。”此外，当初我努力和先生一起建立人生时，也出现了他前妻和女儿的问题。但这些似乎永远演不完的连续剧情节，最后都完美解决了。
“你不会想知道的。”妇产科医生拉着盖住我下半身的粉红色床单，叹了一口气，坐回有轮子的办公椅，让我好好看着他。我把自己撑起来要跟他讲话，但他非常轻柔地说：“躺下。”
躺着听坏消息是一种很奇怪的姿势，除非说话的人靠在你上方，或是你闭上眼睛，否则你是在盯着天花板听消息。接着，依据消息的严重程度，你可能会经历我以前还以为只是被用烂的形容方式，或是夸张的戏剧性说法——你会灵魂出窍，从上方看着自己的身体，只听见有个声音说着“羊膜突起”“子宫颈闭锁不全”“她的脚有点卡在你的子宫颈”……然后我想着：我怎么会在半空中，下方的那个女人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难过？她似乎在哭——整张脸抽搐，红通通地挤在一起，恐怖极了。
先生抓住我的手时，我的灵魂突然又回到身体，那种感觉很痛，就像撞到手肘一样，只不过整个身体都是手肘。我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嘶哑地挤出不可置信的一句话：“什么？”现在我看得到妇产科医生的脸了。他故作镇定地简单告诉我：“这种情形通常结果不会太好。”医生看起来苍白又疲惫，我两只手拧在一起，像是在找些什么，又像是在推开什么，我要自己停下。
“所以你觉得这个孩子保不住？”我几乎平静下来。所以最糟就是那样？好。还是他要告诉我更糟的消息？孩子已经没了。先前我和先生不确定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在最后一刻决定还是要生，但现在我们将要失去她。她会活下来的，对吗？不会有事的。医生说要把子宫颈环扎起来，缝个一两针，让子宫颈闭合，我说我听过那种手术，我以前帮女性杂志写过一篇相关报道，受访者被头朝下脚朝上吊起来几周，然后就没事了。
医生听完我的话点了个头，重复一遍，现在就送我去大医院。
“什么，现在？”医生点头。先生握了一下我的手，问要待多久。“嗯……”现在回想起来，医生没有马上回答。他缓缓地字斟句酌：“要看情况，可能要蛮久的，也可能不会。”医生解释他有个同行专门看高危孕妇，那个医生叫什么什么名字，可以看看他怎么说。我接话说：噢，我知道，我喜欢那个医生，我的羊水穿刺三次都是他做的，他很厉害。所以，现在就去？我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刚才问过了，但不记得答案。是的，现在就去。医生的脸上没有笑容。我起身准备转诊，医生说他喜欢我的鞋，我说那是平底鞋，适合下雨天，女人很喜欢这种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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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院后，问一个住院医师，为什么不把我的脚抬起来？为什么我只是平躺着？不是要让胎儿待在子宫里吗？医生微笑。“你觉得在接下来的十八周或二十周，都要过着脚吊起来的日子，真的是个好主意吗？别傻了。”我瞪大了眼看着她，她对着我微笑，好像我们两人有什么小秘密一样，好像我们都心知肚明些什么。我糊里糊涂点头，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大概是在同意一场悲剧，但依旧顺从直觉，顺着别人的话接。有那么一瞬间，我懂这个住院医师在说什么，我只能迷糊接受。
我还以为会有补救流产风险的措施，我等着和那位帮我做了每一次羊水穿刺、精通高危案例的妇产科医生谈。那个医生非常年轻，长得很可爱，人很聪明，所有的妈妈和孕妇，都在背后偷偷用电视剧中人物的名字叫他“天才小医生”( Doogie Howser)。他什么都能搞定，这次也能的。
晚一点要做B超，还要等好几个小时，所以先生可以先回家。我列出一张清单，请他回家拿，下午再带过来，包括梳妆用品、一叠探讨女性侵略性的学术报告、一本我已经读过四五遍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还有我想要一张儿子的照片。看着儿子的脸，会像是反复阅读詹姆斯的小说——我知道结局，虽然过程并不容易，有时很痛苦，但一遍又一遍用眼睛和心看着熟悉的轮廓时，我感到被抚慰。某个女人给了我一些颜色恐怖的亮绿色果冻，我谢谢她，请她拿走，她会心一笑后离开。又来了一个医生，问我感觉如何，还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作家和研究人员时，她说：“拜托不要研究这件事，你会把自己逼疯。”我保证自己不研究，然后开始哭，医生不知说了一些什么，大概是在说大家都一样。她指了指我贴在床边的两个儿子的照片——大宝在大笑，弟弟正在放声尖叫，大概是哥哥在没拍到时偷捏他，或是只是因为……——我告诉医生，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如果没有他们，我大概无法承受这次的打击，所以已经很好了，事情本来可能更糟。医生看着我，歪着头静静地说：“可能更糟，但也可能更好。”她说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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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在这，这是心跳。”B超技师回避我的眼神，话说完就逃了，连自己的板子和眼镜都忘了带走。天才小医生走进来，看着墙上的B超投影，开口说：“我就直说了。”我美丽宝宝的轮廓，在她带颗粒的灰色阴影世界漂浮，她存在于那个尚不知人世的神秘世界，沉稳的心跳声大声播放，让人听了心安，似乎永远不会停。
“好。”我雀跃地说。没事的。
医生开始解说，速度飞快，好像想要一口气说完。我什么都没听进去，只知道他嘴巴开开合合，好一阵子才回过神。达芙妮的命运已经决定，没有别的办法。的确可以采取极端手法，但就算硬救回来，孩子也会极度瘦弱，浑身是病，而母亲也会很危险，感染，高血压，死亡。达芙妮正在我体内一点一点死去，还太早，她不够健康，无法在外头的世界存活，就算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新生儿加护病房也回天乏术。医生一直解说，声音低沉，语速飞快，那个声音明明说着不理性、疯狂、不可能发生的事，听起来却大势已定，无法挽回。不会有宝宝了，上周她在B超里不是在向你挥手。你不想要她，然后你改变心意，但来不及了。
我说：“停！”我想叫医生停下来，我想说：“停！等一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叫他換一个场景，他拿错剧本了，我要他说达芙妮会没事，一切都很好，事情可以挽回。但显然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尖叫，因为旁边另一位医生非常轻柔地说：“噢，天啊。”然后把脸埋到手里。她打开灯，整个房间太亮了，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让人无处可逃。再也没有美丽的颗粒投影，没有抽象的宝宝画面可以看，可以追踪，可以让人安心。
医生说，有时女人会希望引产，把无法存活的宝宝生出来，有的则会选择让胎儿“自然排出”……我打断他：“她们疯了吗？那些女人是谁？”我不是真的在问是谁做出那种选择，但天才小医生似乎以为我真的想知道。他说：“有些女人结束这种事的时候，她们想要完成整个怀孕阶段，并且看到……”
我再次打断他，厉声问：“我女儿有多大？”医生说：“我们无法精确得知……”但我必须知道，我尖叫：“她有多大？告诉我她多重！”医生说出估计的数字，我又开始哭，但知道答案后，该怎么决定很明显了。对我来说，女儿已经是一个成型的人类，我不能等着她慢慢萎缩成什么都没有，我的孩子不能那样消逝在人间，慢慢说再见。我注意到先生闭着眼睛，在我瞪大眼看着他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眼睛一直没张开。达芙妮最近一直在踢，我低头看着肚子，这才发现以一个才刚进入怀孕第六个月的人来说，我的肚子看起来大到离谱。我很瘦，这又是第三胎，我很早就肚子整个大起来，看起来好像怀孕很久了。在那个瞬间，巨大的空虚感吞噬我，原本有宝宝的肚子，一切的计划，刚装潢好的婴儿房，婴儿，通通都没了。
医生说，如果是自然流产，可能会花几天时间。现在我知道书上或人们说“困兽之斗”是什么意思了。我被困住了，蹲在越缩越小的空间里，试着要别人放了我，但我发不出声音——只发得出气音和喘息声，我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天才小医生说：“她没受苦，你没做错事。”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的错？”医生缩了一下，闭上眼睛，然后缓缓睁开：“因为我知道，我就是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话里似乎传达出什么——突然之间，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在说话，而是一个普通人在对另一个普通人喊话，试着柔声把对方劝回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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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夕，我坚持先生应该回家陪儿子，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医院。我因为躺在医院待产区，睡觉时一直听到婴儿在哭，一次又一次惊醒，发现自己身处在先前生下大宝、二宝的医院后，还以为是小女儿在附近哭，想着得去照顾她。
我的手术由天才小医生负责。第二天早上，他有点腼腆地告诉我，手术安排在下午三点，抱歉得等那么久。他看到我在读的书，我们聊了一会儿亨利·詹姆斯，然后我开始等，一开始只有自己一个人，接着先生来了，我们聊天，什么都没做。我吃不下，也不想吃。达芙妮踢得厉害，一直动来动去，从我穿的医院袍子，就可以看到她在动。医生说，那是因为羊水正在减少。对我来说，那句话听起来像是达芙妮正在窒息而死。我在心中一直大声告诉她，妈妈很抱歉，不会太久的。我转头告诉先生：“我们也有过好时光。”有时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会对他讲那句话。先生微笑以对。
人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还以为自己撑得住。一切的一切，真的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你眼前的东西，就是摄像机从病患的镜头角度拍的那样。我本来很镇定，直到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鸦雀无声，气氛肃穆。刺眼白光下，每个人都穿着绿色袍子，戴着口罩、手术帽。我从推床被移到手术台上——那种台子叫手术台吗？达芙妮动个不停，一直在踢。虽然医院已经告诉我，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羊水都没了，孩子无法呼吸，但我虽然知道原因，还是过于伤心，哀求着请快一点，我受不了了，她一直在踢。我看到一个戴着粉红色口罩的护士哭了，天才小医生握住我的手，对我讲话。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手术前他该知道的惊喜，例如我身上有没有哪里有穿洞。我笑了，然后我们聊起病人告诉过他哪些惊喜。医生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一度觉得尴尬，但也因此感到安心，他几乎就像是一个约会对象，只不过他即将替你正在死去的宝宝动手术，因为她一点活下去的可能都没有，而你不能坐等身体自己排出她。我问麻醉师要给我打什么，她回答：“让你睡觉的东西。”天才小医生翻了个白眼，告诉她：“这是一个不能随便糊弄的病患。你得说出清楚的药名，以及明确剂量。”麻醉师说了——那是某种苯二氮卓类药物。我记得我告诉她，我要最大的剂量，要完完全全昏迷，但别让我死于麻醉，还有要帮我缝好一点，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不想死于某种愚蠢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感染，然后我就意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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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完成后，我的妇产科医生在，先生也在，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会儿，接着天才小医生走进来，大概是要看我恢复得如何。他打招呼，问我：“你还记得手术过后，你渐渐醒来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吗？”我吓了一跳，眼睛睁大，努力回想，但一点印象也没有。我问：“是不能在我先生面前说的话吗？”每个人都笑了，除了天才小医生，然后他走出病房，我一直在想，那个时候我说了什么？到底说了什么？一直到今天，我都还在好奇答案；每当我想起自己失去达芙妮，我都在想，那天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究竟对天才小医生讲了什么。那股挥之不去的焦虑，是一条连着我、医生和达芙妮的黑色脐带。
先前医院在和我讨论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无法挽回的每一件事时，每个医生都用“妊娠期”“胚胎”等中性的不带情感的词汇，例如胚胎无法抢救，无法采取避免死胎的步骤，没有转圜余地，无法挽回，无法中止，胚胎无法存活。接着，在手术过后，社工人员进来，开始叫达芙妮“宝宝”。他们大概是故意突然转换说法。先前他们关掉你脑中的妈妈意识，让你可以接受手术；现在又再次点出你的妈妈身份，让你的大脑接受孩子死了，被处理掉了，你可以开始哀悼永永远远失去她。社工问我要不要办葬礼，我说不要。天才小医生已经问过我，他说如果不办，达芙妮会被当成医疗废弃物处理掉。他马上加上一句：“当然她不是医疗废弃物。”我说：“我想她是吧。”因为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捐出她的干细胞或身体组织。社工又问我想不想要一个纪念盒，里面会放一顶婴儿帽、死亡证明书，还有一个小手印和小脚印。我扮了个鬼脸，觉得这提议也太可笑、太荒谬了。我要怎么处理那个盒子？塞在衣橱上方一个阴暗的角落？放在储藏室？到底要摆在哪里？我和社工聊我觉得孤单——有谁怀孕才六个月孩子就死了？你以为怀孕超过十二周就安全了，但谁知道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社工人员告诉我，其实所有待在医院这一区的女人，都在孕中期或晚孕期失去宝宝。整整一区的女人，太好了，我可真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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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告诉我，母亲负责生，也负责死。小儿科医生没告诉我，《怀孕母亲的美丽身材》与《新手妈妈！》等欢欣鼓舞的杂志也没告诉我。不过，等我回到人类学的世界，回到书架上以前就摆着的书，以及我在失去达芙妮几个月后陆续购买的新书，当我试着了解人类的丧子之痛，我明白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巨大秘密，这个秘密一直存在，不曾消失，有如亘古的真理。昆桑人妮萨的丧子之痛，让我理解自己的丧子之痛，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这件事很明显，但我从未想过：一个婴儿或孩子死去时，世界停止转动。你无法阻止，无法否认，世界真真实实停下脚步。然后慢慢地，过了几周，几个月，几年，所有爱过那个婴儿或孩子的人，所有曾经爱过任何婴儿或孩子的人，他们有义务让事情重来，让世界重新转动，因为接下来他们还有另一个义务，有更多工作要做：他们得想办法活在坏事会发生的世界。他们得每天苦涩地活着，在不公平中活着。他们得忍受极度的痛苦，内心被挖空，知道自己在世上毫无保障。你会出现疯狂但可以理解的念头，你觉得要把还活着的最小的孩子藏起来，你有不理性的恐惧，怕那个孩子被车撞，或是掉进泳池，或是不知怎么的就死去。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我在想，女性承受这种遭遇多久了，她们亲身体验，然后遗忘，然后又想起？我知道这是女人的集体记忆。
莉莉三岁的女儿死亡时快到令人措手不及——就因为一场感冒，所有爱她的人，所有爱孩子的人，所有听说这件事的人，大家痛哭失声，跌坐在地上。忧伤从莉莉传到我们身上，一开始先是传到她的闺密那，又从我们身上传到所有亲近的友人身上，然后又传到友人所有的朋友那里，传到曼哈顿每一个孩子在上托儿所的男男女女。我们带自己的孩子上学，在走廊上、在咖啡厅、在电话上谈这件事时，全都呆若木鸡，神色痛苦，声音沙哑，红了眼眶。我们哭了又哭，到现在还在哭，就算只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一样。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不可能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她妈妈怎么办？
弗洛拉在三岁九个月大时离开人世。她有一头金色秀发，眼睛又大又蓝，平日挑食，不喜欢别人碰她的头。她喜欢煮东西，喜欢上学，喜欢芭蕾，她正开始展现自我。一天晚上，大约在她病倒的一星期前，她和姐姐到我们家，和我两个儿子玩。我正在换衣服，准备和先生还有莉莉一起出门，一只小手敲了我的门，门外是弗洛拉。她拿着一个包着白色包装纸和金色蝴蝶结的礼物，害羞地说：“这个送你。”她微笑地看着地板，然后鼓起勇气看着我。我蹲下去亲她：“弗洛拉，谢谢你。”她就为了送我礼物，走了好远，穿越我们家长长的走廊，远离母亲、姐姐和其他孩子，以及温暖、明亮、电视正在播放《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的房间。弗洛拉帮我拆礼物——拿出一条莉莉做的裙子——然后回到走廊上，自己一个人完成任务。我告诉莉莉这件事的时候，莉莉哽咽住了：“这孩子最近越来越勇敢，可以独当一面了。”
弗洛拉在那里，然后又消失了。心灵以片段的方式理解事物，最小的片段。不是“她走了”，而是她再也不会穿上那件有黄花的小毛衣，也不会再穿上那双粉红色雨靴。她在学校的小置物柜，那个放着她粉红色背包还有当周美术作业的小格子，被清空了。我拿着她的公主雨伞，而她再也、再也拿不了了。要多少时间才能将所有片段集结在一起？才能接受我们失去她了？才能接受她走了？
科学家曾经观察，狮尾狒、黑猩猩与山地大猩猩的母亲，全都会抱着死去婴孩的尸体梳毛，而且它们这么做的时间，通常长到遗体变成干尸。黑猩猩与狮尾狒妈妈会以不寻常的方式带着孩子的尸体——用一只手拿着，或是用嘴叼着——表示就算它们依旧爱抚着孩子，也清楚地知道孩子已经死亡。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我就觉得我能理解它们的感受。我像一只动物，带着哄骗自己的希望、心碎与本能走在大街小巷。我猜莉莉也是一样。我知道我们两人失去的不能相比，一个是曾经爱过近四年的小人儿，一个则是未曾谋面的宝宝。我很小心不拿两个孩子来比较，但莉莉有时会说：“我觉得你能了解，因为你也发生过糟糕的事。”我要对所有的女人致上敬意，不过最重要的是敬莉莉与妮萨，敬这世上偏偏被挑出来，承受着不可承受之痛的许许多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