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东区做了约六年的田野调查，在占地两百五十平方英尺左右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之中，完成融入部族的过程，成为当地人。
一开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能完成任务。对地方上的高阶灵长类动物而言，我新来乍到，性成熟后才从另一个相隔遥远、文化迥异的族群迁徙过来，而且多年常居曼哈顿岛南方一角，接受当地普通的做法与观念，后来才搬到北方栖息地，努力在超级富裕的小圈子里，替自己和孩子寻找机会。我们并未信奉自己研究的部落的宗教，最初以格格不入的方式装饰自己与斋戒沐浴，直到后来习惯了地方习俗才改变，但依旧时常拒绝遵从地方上的做法；我的季节性自愿迁徙模式完全不同于周遭人士，而且相较之下资源十分有限。不意外的是，如同世界上许多新加入团体的人类与雌性灵长类动物，我在抵达新环境后的好几个月，地位低下，被团体中地位高的成员欺负，甚至是骚扰（地位高的女人，其权势通常来自父亲或先生）。有时我觉得被踩在脚下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
然而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波斯基及其他研究者，曾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之中，做过多年田野调查。他们表示，虽然地位低下会带来压力，继承来的高阶地位则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但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位阶，其实比众多田野科学家原先的假设更有弹性，并非永远固定不变。举例来说，低阶狒狒可以通过聪明的合纵连横，例如借由梳毛、在发生冲突时结盟、一起分享食物、一起照顾幼儿，最后替自己及后代创造出舒服的生活环境，不论是公狒狒或母狒狒都一样。萨波斯基及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表示，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族群内，位阶在中间的动物，压力反而可能少于最高阶者，因为高处不胜寒，如果不必时时提防被人推翻、不怕有人嫉妒，日子可能更好过。
虽然人类是否适用相关理论，目前尚不清楚，但我花了数月工夫努力结盟后，最终满意自己的阶层，寻得盟友。在当地人中生活数年之后，我终于认同部族，做到灵长类动物最重要的事：让后代好好长大。我能改善命运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做了社交“努力”——我努力让自己和儿子打进各种团体；我顽强（还有可怜地）坚持和他人结盟，假装不知道自己被排挤，假装一点都不丢脸；此外，我还充分利用阶层最高的男性对我的短暂关注。然而，造成我的阶层起了最大变化的事件，大概是我的高龄流产竟在不经意之间引发同伴的同情心。流产事件大概唤起了那群进化史上同属共同哺育者的深层慈悲心、关怀心与同理心。她们的祖先平日替亲朋好友照顾孩子，虽然今日的生态环境已然改变，女性开始独自照顾孩子；但套用人类学家史蒂夫·约瑟夫森的话来说，显然在共同养育、社群照顾与关心孩子等层面，女性“内建的软件依旧存在”。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和新几内亚群岛的特罗布里恩人一起生活，书写正式严谨的民族志研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17）①，并另外就那段经历写下《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②，说出台面下的心底话。当时社会“科学”正在兴起，相关研究者努力建立不同于传教士、商人与殖民官员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也以研究的名义，搬到遥远的群岛。他时常形容自己“处于迷失状态”。这位杰出的人类学之父不时感到愤怒，因为负责带路的当地人有时在他给了烟草之后，就忽视自己的“职责”，消失无踪，收了礼物却没介绍自己的文化。马林诺夫斯基说自己在适应令人困惑的环境时，不时为自己的人生与研究感到不安，甚至情绪上、精神上都经历非常大的困扰——他住在小茅屋里，被炙热阳光的热气包围，周围的人说着陌生语言，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时常想象自己患上致命疾病，感到焦虑、寂寞，性欲无法排解。①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是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的三部曲之一，是人类学里程碑式的著作，对民族志写作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对以特罗布里恩群岛为中心的库拉区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当地土著社会巫术、宗教、贸易、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对该民族最完备而科学的描述。这部书在理论建构、田野工作方法、文本组织方式等方面，都成为后来追随者普遍奉行的具体操作规则的来源。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实地居住，并参与聚落生活等。②《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
我在上东区生活时，经常想起马林诺夫斯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他。我想起他犀利地描写他无法掌控但基本上其实是自找的困境。我想起他在书中有时感觉多么的不专业、不科学、怨天尤人、怪东怪西。他在写私人日记时，肤浅而充满偏见，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冷静、保持距离、有条有理分析的专业语调全然不同。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几人，可说是“发明”了人类学。我一直热爱这个学科，这个学科融合了说故事以及对人类的真知灼见。在学者笔下，感到不安的外来者经历，以及对一个文化的整体描述，被鲜明地并排在一起。我不是学术定义上的人类学学者——我并未主修人类学，虽然我曾做过相关研究、写过论文，也曾为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向学生介绍人类学的历史；而我也不曾像个灵长类动物学者那样，到远方观察与记录黑猩猩、人猿、狒狒、猴子的行为。对我来说，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单纯是一门学科，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我研究、爱上它们，然后运用于自己适应异文化的经验里。我进入一个有我不熟悉的仪式、信仰和惯例的社会，最初感到挫折，格格不入。我以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的角度描述那段历程。
虽然我未曾离开曼哈顿，也不需要学习新语言，但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写下的经历——他的愤怒、他感受到的文化排斥——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我渴望融入上东区，有时还会怨恨身边的当地人，因为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族类之外的人，甚至是瞧不起；我伸出友谊之手却没得到回应、没人理我时，我感到受伤；新奇、不熟悉的环境与文化惯例，以及被无视、只能当局外人的经验，让我体验到文化冲击。有时，我得压住嘲讽我想了解的那群人的欲望。虽然我知道，别人排挤我其实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但我心中还是经常充满敌意。（马林诺夫斯基曾在盛怒之中写下：“有时我想杀掉那些混账东西[指带他了解当地文化的合作者]。”）每一天，我都感受到许多“田野调查时会有的感受”。
然而我研究且多年生活于其中的妈咪部落，最终出人意表。我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头几个月与头几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茫然；但在我失去不曾来到这个世上的女儿达芙妮后，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怀与照顾，还交到真正的朋友。那些我原本觉得是两个世界的妈咪——那些骄傲自大、冷酷无情的女人，那些鄙视我、嘲笑我、故意排挤我、不肯让孩子和我家孩子玩的女人，那些自己或身边的姐妹也失去过孩子的女人——她们伸出友谊之手，真心诚意特地来关心我，我真的没想到她们会这么做。我认为她们后来忘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对我展现出慷慨大方的精神，不再冷漠、不再欺负我，接着又继续对我友好，而且不是因为我失去了女儿。“我们是怎么再度成为朋友的？太幸运了……我猜是因为学校的缘故？”这句话出自戴着香奈儿太阳眼镜、秀发光泽动人的一个朋友。一天早上，我们两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阳光下喝咖啡，她试图回忆我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我没告诉她真正的答案，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重提往事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让事情过去。
有时候，我依旧会在上东区碰到冷淡、不友善的女人，就算见了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也一样。那些带着年幼孩子的妈妈，是朋友的朋友，或是我认识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或董事会成员，关系很远。我不是善良的小天使，不会把族人描述成一群很美好的人，不过现在我碰到其他妈妈对我视而不见，或是态度很差、出言嘲讽、故意要跟我比的时候，有了过去的经验，现在我知道在她们糟糕的外表下，可能有着不一样的一面，而且有一天，她们也可能看见不一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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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学家弗郎斯·德瓦尔①是研究动物同理心的先驱。学界目前不只研究灵长类动物，还研究狗、大象，甚至是啮齿动物。德瓦尔表示，所有的哺乳类动物（或许灵长类动物尤其如此）“都能敏锐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并且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伴”。这个主张听起来不是特别激进，德瓦尔、珍妮·古道尔、萨波斯基都曾依据多年的田野调查证据，得出类似的结论。德瓦尔指出，数千份观察记录都说，黑猩猩会通过拥抱与亲吻来安慰同伴；人猿“会主动开门，让同伴拿到食物，哪怕自己会因此失去一些食物”；卷尾猴会帮别人寻求奖励，被提供两种不同礼物时，它们会选择“较有利于社交”的那一个，同时奖励自己与同伴。科学界一般不太接受“拟人”的理论——不喜欢把我们自身的人类特质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因为那让人感到不科学、感情用事、不精确。① 弗朗斯·德瓦尔，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和行为学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包括解决冲突、合作、排挤和食物分享。著有《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现在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的成员。
然而众多不可忽视的证据显示，动物就算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大多也会照顾彼此。以德瓦尔的话来说，科学界开始敞开心胸，接受“不那么血腥”的进化史版本。新版本强调，我们除了彼此暴力相向与无视他人性命，其实也有团结合作且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人类祖先会相互合作的假设，部分源自观察其他灵长类动物每日的行为。是的，黑猩猩可能极富攻击性，它们喜欢争权夺利的程度，可能让曼哈顿最喜欢割喉战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极为欣赏。德瓦尔表示，某些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喜欢厚黑学——他最初开始观察黑猩猩时，甚至为了进一步了解它们，去读马基雅维利①讲权谋的作品。黑猩猩会“密室交易”，并在杀死敌人时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然而，它们也活在关系紧密的团体里，并且高度关心其他黑猩猩。热爱木屑的母猩猩黛西，会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搜集木屑——因为它想把全部的木屑送给生病的公猩猩阿莫斯，让对方在巢穴里能舒服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从黛西的感觉出发，（“喜欢这些木屑，它们好舒服！”）阿莫斯会有什么感觉——为了让阿莫斯舒服一点，黛西宁肯让自己蒙受损失（它自己那天的白天或晚上就没有木屑了）。黛西这种无私的情怀，不是（仅）出于算计，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回报，而是出于深深的移情作用。德瓦尔表示，黛西等于是在帮自己关心的黑猩猩拍松病床上的枕头，因为它知道那样会舒服。①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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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关心他人？
德瓦尔表示，“对哺乳类动物来说，母亲的关怀是利他主义的原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怀模板。”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在你体内发育的东西，你孕育他们，耗损自己的身体（许多人类母亲会说她们还付出心力），把他们生下来，泌乳喂养（或是以其他方式提供食物），让他们成为你宇宙的中心，而且这不是几个小时的事，也不是几天、几周，而是几“年”——女性每日、每日付出的母爱，让“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模糊起来，一边是自利，一边则是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同理心与照顾。
赫迪主张，同理心的起源，那种推己及人的深层理解，那种就算会损害自己也会帮助他人的情感，不仅源自母爱，还源自共同养育，也就是所谓“全村一起养孩子”的做法与概念。此概念在工业化的西方，大多仅见于希拉里的引用（希拉里著有同名著作《 It Takes a Village》①）；但其他文化则明显有这样的现象，据说数个西非国家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孩子有很多父母”(A child has many parents.)这句谚语。① 希拉里·克林顿的《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反思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变化，从互联网的影响到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领域的新研究。
赫迪与人类学家豪克斯，以及更为近期的凯蒂·辛德已经证明，以德瓦尔的话来说，“人类的团队精神起源于共同照顾‘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母亲会照顾孩子，而是附近的成人会一起照顾。”这里的“成人”包括男性，不过豪克斯与辛德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女性会照顾孩子——她们在必要时伸出援手，自己有需要时也会得到亲朋好友帮忙。科学告诉我们，与他人合作的哺育者除了可以行善，还能让自己感到快乐。德瓦尔认为，普通猕猴清楚让人看到，提供母爱与社群关怀的猴子会感到开心。每年春天，普通猕猴生小猴时，进入青春期的母猴会抢着帮忙——抢着一定要“伸手摸”。它们会待在生产的母猴附近，不停地仔细清理母猴与可爱小猴，直到母猴同意它们单独和小猴相处一段时间。德瓦尔观察到，猴保姆会争先恐后抢小猴，“把它们翻过来检查生殖器，舔它们的脸，帮它们梳好全身的毛，最终在猴宝宝紧抓它们手臂时打瞌睡”。抱着孩子打瞌睡是家常便饭，“让人感到猴保姆处于入神，甚至是狂喜状态”。紧紧抱着宝宝，会让保姆的大脑与血液充满催产素，让它们陷入美梦。接着几分钟后它们会惊醒，把孩子还给母亲。
人类学家詹姆斯·里林观察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亲戚，并研究各种神经成像，他的结论是：“我们在情感上偏好合作，要刻意仰赖认知控制，才能阻挡这股冲动。”换句话说，关怀他人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冲动，是我们的理智阻止我们不要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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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儿子，最终在上西区找到学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每天在高峰时刻往返上东区感觉不太实际，所以我们搬家了。据说上西区的妈咪比上东区人随和、友善，我觉得总体来说的确如此。没有人会为了帮孩子找玩伴而耍势利眼，孩子自然而然在放学后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在上西区，很少有人跑来撞我，我也从不觉得身上的衣服太丢人。此外，现在我家离坎迪斯与莉莉家更近了。
但有时候，我还是怀念上东区一丝不苟的环境，那里让人感到安心，一切都很正式，打理得好好的。我如果想见上东区的闺密，或是到上东区逛一逛——在圣安博路丝餐厅吃午餐，或是沿着麦迪逊大道逛夏洛特·奥林匹亚( Charlotte Olympia)，或浏览橱窗一也很方便，过中央公园就到了。现在，我很多上东区闺密的孩子也在上西区上学，有时我们也会在我的世界碰面。我和许多住上城区的人一样，在西区和东区之间跑来跑去，但对我来说，上东区与上西区这两个地方依旧感觉很不一样，大部分的纽约人也这么认为。如今，我已不再属于上东区的下流阶层，不必再解码上东区文化，也不必再想办法融入了，我开始热爱、欣赏与拥抱两个地方的不同之处。
我不能再拿铂金包。我到巴黎度假时，为了一直发麻的手臂到第六区看医生。我在纽约找的神经科医生说，这应该不严重，但也无法提供根治的方法。我不能打字，这很麻烦，毕竟我是作家。我在度假时帮自己按摩前臂，按摩了好几天，一直忧心忡忡。时髦的巴黎医生坐在桌子后头，像时髦的巴黎人那样，不只听清楚我是个无法打字的作家，还看到我穿的衣服、我的包包，以及我的一切穿着打扮。接着，他以法国人的口音重重强调，我的问题是背了太重的包包：“你要不就选铂金包，要不就选写作，自己选。”
莉莉两年前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并请我当干妈。我几乎每周四都会见到她们，把溺爱与纵容她们当成自己的任务。双胞胎活力充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且很漂亮。莉莉的女儿总能带来无穷欢乐。莉莉是我认识的最好的母亲，她虽然养着双胞胎，却比我只带一个孩子的时候更优秀、更镇定。有时我们会提到弗洛拉，莉莉告诉我，每当想起她还是很难过，丧女之痛依旧没有平复，但大部分的时候她很快乐；我告诉她，我懂。
我的两个儿子已经是大男孩，他们能做所有西方人希望孩子做的事——主要是读书、写字、算数。我督促他们自己铺床，要他们别再玩iPad，要写感谢函，说话时要看着大人，要有礼貌。然后我就偷懒了，放手让他们自己长大。夏天，我们会去海滩，我看着他们游泳，荡秋千，在沙滩上和其他孩子与邻居一起玩，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自己也和熟识或陌生的家长闲聊。曼哈顿上东区与度假用的汉普敦很高级、井然有序，但童年依旧可以自由自在。当母亲不必是件苦差事，也可以很轻松，很快乐。
我和先生现在一年会到欧洲旅行数次，不带孩子，大部分是因为先生要出差的缘故——我们出门在外时，我深深想念自己的孩子。不同大陆、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孩子的方式很不一样，令我感到惊奇。相隔遥远的距离后，我曾经研究的那个小岛一隅的小部落做法，变得奇特、有趣与触动人心。我想起达尔文说过的话——不是那个研究结果过度简化、替自私自利与“自私的基因”说话的达尔文，而是曾经失去三个孩子、哀伤到几乎无法工作的达尔文，开心帮助妻子养大七个孩子的达尔文，以及平衡自己热爱的工作与父爱的达尔文。这样的达尔文教我们很多事：“社交直觉让动物享受社交，它们感到对他者的同情，并替其他动物做各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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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再次感到世界很美好。不久前，在汉普敦一栋巨大豪宅的整齐草坪上，在那场阖家出席的派对，我感到神清气爽，对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同情，而且觉得当一个妈妈与作家很开心。我刚卖出一本书，稿子交出去了，好莱坞想翻拍成电影。在那个我依旧偶尔会出现的小小八卦圈，这是一个大消息，人人想知道详情。大部分的人替我高兴，支持我写书。儿子同学的家长与我认识的其他妈咪，祝我一切顺利，新书大卖。大家还一直开玩笑，猜我会不会点出坏人的名字。我们聊着我的新书还有其他事，例如孩子转学去哪里、他们喜不喜欢新学校。此时，我家大宝走了过来，满脸通红，气若游丝：“妈，我觉得不舒服。”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厉害。我告诉儿子：“亲爱的，拿着这瓶水，到树下没有人的地方坐下，妈咪马上带你回家。”我的视线开始寻找派对上的先生和二宝。
就在这个时候，她走了过来——女王蜂中的女王，贱人妈妈团中最惹人厌的女人。有好几个月我都在躲她，每次都被我幸运地逃过了。我在学校走廊上看到她，就会闪到楼梯上。如果是活动场合，我会跑去和真正的朋友聊天，祈祷她不会跟我说话。然而，她正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忍不住缓缓倒抽一口气，希望女王蜂中的女王要找的是别人。通常她不会纡尊降贵和我说话——你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怎么会和她们说话？就算是从共同养育与关怀后代的宏大角度来看，就算我在心中帮她找借口：她有饮食失调的问题，还有她丈夫显然出轨了；虽然她可以穿当季的香奈儿，但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快乐——我还是无法接纳她。最近又冒出很多她欺负别人的故事，她在一个女人的朋友面前，说她们那群人通通又丑又笨，孩子也有问题。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女魔头，就算穿着香奈儿，依旧是没穿衣服的女王。因为她有钱有势，在她后头翻自眼的人，害怕当面讲出她可笑的地方。她捐大笔钱给学校时，学校的行政人员把头转到一边。每个人在她讲话刻薄人时乖乖听着，依旧坐在她那一桌，希望能分到一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羹。生意？金钱？她华服上的衣领或缎带？
“嗨。”她向我打招呼，但眼神看着我后方。我的心跳了一下，脑子开始混乱。
“抱歉，我儿子病了……”我开始结结巴巴找借口，寻找逃走的方向。她不会在乎的。每次我试着和她讲话，她都一副我以为自己是谁，居然可以回应她的招呼的样子。
“我听说了你的故事，或是你的书……还是什么的。那本书叫什么？”她扫视着草坪，寻找更美丽的风景。我感觉儿子在碰我的手肘。
我告诉女王蜂中的女王书名，然后转头安慰儿子，是的，我们要回家了，现在就走。
“那是个好名字。”她不屑地看了我家大宝一眼。
“谢谢，我们得……”
“我猜那是出版社取的。”她不是在问我，而是觉得就是这样。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想得出好书名，更不要说是写一本好书了。我站直了身体，抬头看她，她得意地笑了。
我直直瞪着她。“不，那是我取的。”我的语气一定很僵硬。儿子开始咳嗽，女王蜂中的女王露出嘲讽的笑容：“对啦，你取的。”有那么一秒钟，我希望做出某个下城区女性在女王污辱她儿子时做过的事。据说，她把手放在女王肩膀上，重重地说：“没，人，喜，欢，你。”然后就掉头离去。那个胆敢出言顶撞的女英雄，就像美国神话中的保罗·班扬①一样，她的传奇故事会被不停歌颂，永远传承下去。① 保罗·班扬，美国传说中的英雄，他是个伐木巨人，住在美国西北的伐木营地里。他由于力大无穷，伐木快如割草而威震四方。
我还没来得及决定，要对眼前这个讨厌的女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时，儿子就打断了我的幻想。他因为经过多年的礼仪训练，搞不清楚状况，像是慢动作一样，有礼貌地和女王握手。我想象自己像动作片主角，也以慢动作插进他们两人之间，戏剧性地拦住儿子的手，大喊“不！！！！！”我要救其他妈咪，让她们在学期开始的时候，不必照顾得了重感冒发烧的女王。其他女人都会好心照顾女王，就像她们曾经照顾我一样，因为女王明显需要关爱。在我幻想的情景中，我看见自己因为做出英雄般的举动，躺在地上，衣服被泥土和杂草弄脏了，女王蜂中的女王用讶异又感激的眼神看着我。
然而，今天又是平常的一天，阳光灿烂，不是电影。女王冷漠地随便握了握儿子的手时，我什么都没做。我把儿子拉走，没跟女王说再见，找到先生和二宝，匆匆谢过主人后就回家。我转身，看了这场派对最后一眼，然后满意地笑了。我看到也正要离开的女王，用刚刚握过发烧的儿子的手，摸着自己的眼睛和鼻子。
我知道儿子吃点布洛芬退烧药，休息一下就会好了。明亮的蓝色天空上，夕阳正在西沉。我们一家人降下车窗，在下午的美景中回家，我感受到一股快意缓缓涌进全身，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谢辞
我要感谢上东区教我如何当母亲的众妈咪。一开始，我对她们抱持戒心，她们也对我抱持戒心，不过她们证明了所有灵长类动物学家知道的事：我们全都是高度群居动物，彼此结盟，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起合作养孩子，让人类活到今天。
支持我本人、支持我的写作计划的上东区妈妈团，她们是大方的专业地方向导，用聪明、幽默、乐趣无穷的方式，在上东区替我“带路”，并解说文化背后的信仰体系。她们就是灵长类动物生命中的重大议题——包括权力、养儿育女、性爱、焦虑、丧子等等，分享令人捧腹大笑的逸事，以及令人心碎的故事。她们让我看到幕后真相，打开大门请我进入她们家，分享真知灼见，并把自己的想法与情感摊开在我面前，还分享对人科动物来说再重要不过的食物。我身为外地人，因为有了她们的协助，感受到营火旁有他人陪伴的温暖。
我还要感谢所有曾听我诉苦、帮我分析情形的朋友： Regan Healy-Asnes, Lindsay Blanco, Jackie Cantor, Vivien Chen, Amy Fusselman,Elizabeth Gordon, Lauren Geller, Barrie Glabman,Judith Gurewich,Marjorie Harris, Eva Heyman, Suri Kasirer,Jennifer Kingson, KellyKlein, Ellen Kwon, Nancy Lascher, Simone Levinson, Wellington Love,EveMacSweeney, David Margolick,Jennifer Maxwell, Jackie Mitchell,Liz Morgan Welch, Arianna Neumann, Solana Nolfo, Jeff Nunokana,Debbie Paul, Rebecca Rafael, Barbara Reich, Tina Lobel-Reichberg,JessicaReif-Cohen,Atoosa Rubenstein, Erica Samuels, Jen Schiamberg,Caroline Schmidt, Adam Schwartz, Carole Staab, Dana Stern, RachelTalbot,Amy Tarr，和Amy Wilson，谢谢你们。
崔西·托德( Trish Todd)以身为母亲的敏锐度，知道其他母亲有多保护自己的孩子，耐心进行本书的编辑工作，但又一针见血；她是最优秀的书籍巫师。感谢理查德·派因( Richard Pine)不辞辛劳，感谢从不休息的桑迪·门德尔松( Sandi Mendelson)。贝萨尼·索尔曼( Bethany Saltman)替本书的研究帮了大忙。我要感谢凯瑟琳·麦金农( Katherine Mackinnon)、理查德·普鲁姆(RichardPrum)、凯蒂·欣德(Katie Hinde)和丹·沃顿(Dan Wharton)几位教授，他们花时间引导我这个门外汉，就算这个门外汉对他们的世界观有着初级误解，依旧耐心说明。感谢医学博士海蒂·沃尔多夫( Heidi Waldorf)、医学博士丹尼斯·格罗斯(Dennis Gross)、 斯蒂芬尼·纽曼stephanie( Newman)博士，以及领有临床社工执照的法律博士布莱克曼等几位专家，他们对于美和焦虑的见解，拓展了我的思考。
要是没有好几位协助我照顾孩子的代理母亲，我不可能完成本书。感谢Carlos Fragoso, Elizabeth Dahl, Sarah Swartez。此外，我的孩子和他们慈爱的堂哥、婶婶、伯伯、祖父母与继姐，培养出深厚亲情，我要感谢众人的照顾。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在没有娘家与保姆的帮忙下，自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却仍在忙碌的生活中，培养出我对于人类学、生物学、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珍妮·古道尔及贡贝黑猩猩的热爱。我要特别感谢好友露西·巴恩斯，她以特有的热情大方，几乎每天都问我：“书写得怎么样了？”还请我当她女儿希薇与薇拉的教母。
我两个孩子埃利奥特与莱尔教我要当个勇敢的妈妈，我爱你们，两只猴崽子。最后我要感谢最棒的读者，以及我这辈子最对的选择：我的丈夫乔尔·莫泽。他让我成为一个母亲，也让我知道，虽然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由双亲单独照顾孩子是很不寻常的非常近代才出现的现象，但小家庭依旧能让人有家的感觉，我一辈子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