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来看，上东区和西村只相隔几英里，我家只不过是从城市一角，搬到另一个角落，听起来没什么。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从心理层面来说，上东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有大大小小的事得处理，例如让儿子习惯新床，或是适应浴缸发出的声音。此外，我们全家人都得适应新环境。上东区比我想象的还古板，还正式。我第一次到转角的杂货店时，发现自己穿得实在太随便，居然套上牛仔裤和木屐就出门了。杂货店里所有的女人都盛装出席，花枝招展，虽然那只是一个平日周二的早上十点。所有的女人仪态端庄，一双靴子不晓得要几万，开司米风衣上的纽扣亮到刺眼，飘逸秀发充满光泽，连购物袋都美翻天——她们身上的一切都看起来贵到吓人，而且经过非常精心的安排。看来在新家的独特生态世界，无处不是舞台，每一天都是上演服装秀的机会，所有人等着展示以专业手法打理过的头发与妆容。
就算躲进新家那栋建筑物，也无法让我感到更轻松、更自在，或是更友善。我们一家人搬进去的时候，住户正在吵是否该强制规定，用婴儿车推孩子的人，只能搭乘平日用来运包裹和垃圾的货梯。显然某几位邻居认为，客梯是给所有人用的，除了小孩；但狗可以用。这栋大楼的狗穿着开司米毛衣与皮衣，狗链上点缀着珠宝，狗主人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老祖母、手上戴着巨大钻石的年长贵妇。一天下午，一位雍容华贵的年长女士走进电梯，手上戴着我这辈子看过最大颗的宝石。我偷偷问电梯服务人员：“那是真的吗？”对方被我吓一跳，扬起眉毛小声回答：“我想是真的，而且她有好几颗。”
我每天都在惊叹身边的人有多富裕。我惊叹的点，不只是整个街区还有邻居多有钱，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活在“极度的生态释放效应”( extreme ecological release)之中。所有的生物都和自己的周遭环境息息相关，平日的生活形态、整体的生命周期以及演化，通通受气候、动植物与掠食情形等环境条件影响。在全球大部分的地方，人类依旧在对抗掠食者与疾病。许多人为了活下去，喂饱自己的家人，不得不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例如巴西的热带草原、雨林与贫民窟里的人类。当然，富裕的西方工业化地区过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的晚餐来自商店预先处理好的食物，我们有疫苗，而且借用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赫迪①的话来说，我们的托儿所外面，没有美洲豹在一旁虎视眈眈。简而言之，生活在西方的我们，以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舒舒服服生活着，无须担心环境造成的生活限制。然而，每一天我在上东区东奔西走，寻找着舒服的意大利芙蕾特( Frette)①被单、闪亮的All-Clad②锅盆，以及完美壁灯时，心里在想，没有任何人类族群像曼哈顿上东区的居民一样，如此极端，如此全面地被释放，横行于自己的栖息地。这里有Dean& Deluca③提供的巨大香甜草莓，还有巴博尔( Barbour)④舒服、利落的大衣。干净整洁与祥和安宁的街边，满是小巧的精致蛋糕店，等着你把新鲜美味的甜点带回家。一切是如此惬意，到处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好生活，我感到目眩神迷。① 莎拉·赫迪，美国人类学家，1975年于哈佛大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著作有《奇纳坎坦的黑人：一个中美洲传说》《印度黑面长尾猴的两性生殖策略》等。《纽约时报》曾将她的《从未进化的女性》列入1981年度重要书目。①Frette，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豪华纺织品制造商。一百五十年前诞生在意大利，不仅是意大利皇室和全球众多皇家贵族的官方指定供应商，也是世界知名的多家五星级酒店的供应商，其中包括巴黎丽兹(Ritz)酒店、伦敦萨伏依(Savoy)酒店、罗马Grand酒店、纽约P1aza酒店、香港半岛酒店、香港文华东方酒店和新加坡莱佛士酒店，与此同时Frette还向泰坦尼克号、东方快车等一系列豪华游轮和火车提供产品。②ALL-CALD，诞生于1971年的美国高端厨具品牌，精心打造高品质多层复合锅具和烹饪工具，被世界烹饪大师、四星厨房和厨艺爱好者所追求。③Dean& DeLuca，高档连锁食品杂货店，专门出售高档进口食材。首家店面于1977年在纽约创办。现在该店可以提供三万多种各色进口食材。④Barbour，英国奢侈品牌，得到过皇家御用状的风衣品牌，以结实耐用的品质为傲，被称作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入场券之一。
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则是满街可爱至极的童装店。从我的新家走出去，不过几个街区，就有十几家那样的店。它们专门卖车工精细的美丽童装，那种在下城区绝对看不到的款式——小巧的羊毛短裤和长筒袜，米白皮底的海军蓝鞋子，小圆领、红色荷叶边的白上衣，以及给小男孩穿的传统菱格纹毛衣。那些衣服全都在意大利或法国制造，唯一的例外只有睡衣，睡衣都来自葡萄牙。我最喜欢的一家高级童装店叫“王子与公主”，我很想在那家店帮儿子买一件浅蓝色的开司米小毛衣。我问店员什么时候会降价，她告诉我：“不会有折扣季，我们从不打折，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合身的尺寸。”看来人类如果生活在生态释放的状态下，他们当父母的方式也会改变。然而，除除了为漂亮的童装掏钱，在物质富裕的上东区当小孩、当妈妈，活在到处是高级舶来品的世界，竟代表着什么？活在这样的世界会对当妈妈、当孩子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我焦虑地想着，这对我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知道就算是在上东区，也不是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伊甸园生活。夏娃也有等级，分为贵妇、有钱贵妇与超有钱贵妇，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超有钱贵妇最精雕细琢，最美貌，而且一般生最多的孩子。我第一次看到带着一群孩子出门的贵妇时，吃惊到大脑一片空白。那是一个身材小巧的棕发女子，发型完美，服装完美，身边带着两个保姆，拖着六个孩子走进一家顶级童装店。几个孩子扭来扭去，闹脾气不肯试穿的高级衣物，一件大概都要好几千美元。我看着他们，心想其中几个会不会是前妻生的？一定是的，对吧？不对，错了。她离开后，店员告诉我，那些孩子全是她亲生的。她是家庭主妇，老公事业做得很大，家里有很多房子，还有很多店面。这样的女性在我的新栖息地有很多，她绝非特例。
很快，当我再看到生一堆孩子的家庭时，便觉得习以为常——到处都是这种家庭。以前人家说两个孩子刚刚好，但这里则是三个孩子刚刚好；别人是三个孩子不嫌多，这里则是四个也不嫌多——以前大家听到有人生四个都会愣住，但在上东区这种事没什么。这里生五个小孩的人不是疯子，也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才生那么多——生五个只说明了你很有钱。生六个的话，显然整栋楼都是你家的，或是你有私人湾流机。我家那栋大楼分为两派，一派是老人，一派是有孩子的家庭——老人派是一群退休的人，他们养着汪汪乱叫的小型狗，坚称坐婴儿车的婴儿只能搭货梯。另外一派则是孩子还小的夫妇，强烈要求在大厅划出游戏区，纽约最近很流行这种规划。带着孩子的人通常全年都留在城市里，不像上一代常跑到郊区度假。经济正繁荣，有钱人——不论是因为对冲基金而发财的暴发户，或是继承很多遗产的人——他们抢着买联排住宅，或是一次买两套以上公寓然后打通，让家里有三四个或六个卧室。以前只有在纽约东南方的威斯特彻斯特郡，或是全美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才能提供那么大的空间。
人们发财之后，两种供给就吃紧了，一是房地产市场，一是曼哈顿私立学校。前文提过，房地产的存量不足，赶不上需求。至于私立学校，以前只要付得起学费（目前托儿所一年大约两万五美元，幼儿园再上去则是三万五美元以上），你的孩子就能入学；想念布里尔利的话，只需要烦恼钱的事就好。现在则没那么简单。我在报上读过，也听到附近咖啡厅或坐在公园椅子上的妈妈在聊，现在很多人决定住上东区，而且很多人负担得起私立学校，入学方式完全不一样了。
孩子很多，爸妈的钱也很多，但学校就只能收那么多学生。在上东区这个丰饶之地，有些东西却极度难以取得。在上东区变异的生态，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就跟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对我们来说，进不了好学校，等于是被美洲豹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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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的女人大呼：“你忘了？”“忘了”这两个字，被用高八度的音量喊了出来。
她的语气充满斥责与难以置信，态度不可一世：她知道自己手中，握有别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东西。我原本还以为，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所以不需要为了未来可以进高级的私立学校，先在托儿所卡位；但没想到在上东区，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管是普通的，或是顶级的，通通都一样。所有的纽约父母都为孩子的学业而紧张，而且有钱人生得多，就连以前被视为“备胎”的学校，现在都争破头，几乎抢不到。曼哈顿孩子多，处处是望子成龙的焦虑爸妈，但托儿所还没来得及扩张，应付庞大需求，大部分的班级人数还是像以前那样，几乎没增加，也没人开设新托儿所。
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行，因为大部分的人坚信，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必须接受正规的学前准备，练习社交，赢在起跑线上。电话上的女人抓住我的心理，我坐在家中就被“掠食者”捕获了——我很焦虑，希望才几岁大的儿子能有美好未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血压不晓得飙高到多少，我觉得心脏快从眼眶里跳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解释为什么自己忘了申请托儿所。这是今天早上第三次了。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可能忘，但我们家最近才刚从下城区搬过来，那里的规定不太一样，最后申请日期比较晚。我哀求电话上的女人，如果她能透露花时间解释下去有没有用，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有用，如果她愿意怜悯我，我将立刻冲过去领“圣袋”——装着报名表及格式说明的大型牛皮纸信封袋。申请学校的父母必须写一篇作文，说明自己为什么想让孩子念该所学校。有的时候，圣袋甚至会附上推荐信格式。我不断说：非常、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听我讲话，真的，很抱歉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然而我真正想讲的真心话（不只是对这次接电话的人，而是对每一个接电话的人），其实是：“为什么你们要高傲成这样，故意刁难人？！”只是托儿所而已。我知道，孩子太多，入学名额太少，这些我全都懂，但托儿所应该是个让孩子吃全麦饼干点心、用手指蘸颜料画画图、围在一起玩游戏的地方。那个地方理应温暖和善，可以让孩子享受动手的乐趣，还可以交朋友，听故事。电话上的女人是托儿所和外界的窗口，难道不应该有礼貌，乐于助人？即便打电话过去的人搞不清楚状况，问了过于天真的问题，也应该保持耐心呀。上东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显然让小朋友有地方玩游戏是极为严肃的一件事，要花很多功夫。不论是申请学校或是替孩子找玩伴，事事都有一套正规程序，有自己的规矩，关于学校我还有很多需要学的地方。
我在音乐班上认识的几位妈妈，还有我带大了四个孩子的嫂嫂，都是上东区人，她们帮我恶补上东区教育的知识，教我学校的事该怎么处理。她们说某几家托儿所的所长认识再往上的学校校长（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八年制学校，或是到十二年级的十二年制学校）。那些校长之间关系很好，有办法把学生送进“好大学”——今日的世界进入超级竞争状态，不只是常春藤名校才称得上好学校。现在不管是哪所美国大学，只要教学还可以，有研究设备，就可以称作好大学。此外，很多托儿所和再上去的学校，都有很方便的“兄弟姐妹条款”——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进了某所学校，你其他的孩子以后几乎一定都可以进。托儿所会影响你的孩子以后念哪所大学。如果搞定了，以后你只需要申请“一次”十二年制学校。托儿所远比你以为的重要，托儿所的所长更是势力非常非常庞大的人士。没错，我和先生确定儿子以后念旁边的公立学校就好，但万一呢？万一以后我们想在某个阶段让儿子念私立的怎么办？万一公立学校班级人数过多，儿子没办法好好学习，那该怎么办？万一儿子上学的时候，或甚至还没入学时，旁边的公立学校品质就已经下滑，那该怎么办？ （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有时换了校长后，校风就会变。）目前的风气是“考试引导教学”，公立学校的老师、孩子、家长，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身心疲惫。万一儿子上学的时候风气还是这样，他依旧和很多孩子一样，被考试压到喘不过气，那该怎么办？万一为了什么天知道的理由，我和先生有一天想让他改念私立学校，那该怎么办？那表示我们现在就得认识厉害的托儿所所长，这样未来有一天他就可以帮我们牵线。这下子我终于懂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叹气，又变成哀求者了，而且比起找房子的事，看来这次我处于更大的劣势。我和其他上东区妈妈不同，没收到“提醒单”。显然大家都有一张提醒单，上头写着：“永远要提前准备，很早、很早以前就要开始准备。”我在游乐场还有公园和其他妈咪聊天，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一件事：该做的事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在你以为该开始的时候，再提前很多时间准备就对了。举例来说，还没进托儿所之前，孩子就应该先上迪勒奎尔音乐学校( Diller-Quaile School of Music)①的课。到迪勒奎尔上课之前，就该先参加婴儿团体。每一件事环环相扣，而且感觉像是内线交易，你必须是上东区妈咪的一员，才会知道该做什么，才有办法交换资讯，才能抓准某件事的时机。①迪勒奎尔音乐学校是由钢琴家安吉拉·迪勒和伊丽莎白·奎尔于1920年创立。是曼哈顿上东区蓬勃发展的社区音乐学校，为幼儿提供器乐和声乐培训，每年招收约一千名各年龄段的学生。
环环相扣是一种令人很焦虑的生活育儿方式，让人活得很紧张，因为你永远不能松懈，永远不能休息，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其他妈咪听到我把儿子送到一般的金宝贝( Gymboree)①“学音乐”，纷纷摇头。她们让我忍不住想起珍妮，古道尔笔下的母猩猩菲洛。菲洛是很有野心的一家之长，她用精明的手段，巧妙地与其他黑猩猩结盟，把自己的后代菲菲、菲甘、菲本，推上坦桑尼亚贡贝黑猩猩最高阶层，成为统治阶级②。菲洛让自己的家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王朝，支配着不同的黑猩猩世代。至于在上东区生活的女人，只不过想勉强跟上大家，就已经得有菲洛等级的毅力、聪明才智、深谋远虑以及手段。①Gymboree play& Music是源自美国的婴幼儿早教中心品牌，遍布四十多个国家与地区。② 菲洛(Flo）约1929年出生，是珍妮·古道尔在坦桑尼亚贡贝研究的黑猩猩群中最为重要的个体。菲洛“高贵“的等级地位、极为自信的社交表现也影响着她的后代。古道尔把菲洛的家族称为F家族，菲洛的后代全部都以字母F打头起名字。菲洛1972年离世，英国《泰晤士报）为其刊登了讣告。菲洛的儿子菲甘( Figan)在哥哥菲本（Faben)的支持下，在1973-1979年六年的时间里在黑猩猩群中称王。女儿菲菲(Fifi）在雌猩猩中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地位。时至今日，F家族的故事仍在延续。菲菲的外孙——21岁的菲致( Fudge)于2016年10月称王，一直至今。
上东区的女性告诉我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在我眼中她们似乎长出深色羽毛、尖锐鸟喙，以及鸟类冷酷无情的双眼。好吧，其实我想起英国鸟类学家戴维·拉克①研究的母鸟。拉克在二战过后研究英国乡间鸟类的育儿模式，他的研究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母爱的美好幻想。拉克发现，有的鸟妈妈比其他母鸟成功，成功养大代代相传的后代，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的鸟妈妈成功，有的却失败了？他观察后发现，有的鸟妈妈在每次的繁殖季节，都发疯似的全力以赴，尽量产下最多的蛋，也照顾最多的蛋，耗尽自己所有能量。这种母鸟因为太过努力，不但要保护一大窝小鸟，还得帮它们找到食物，最后疲惫不堪，身体虚弱，死亡率较高；而它们一死，孩子们也连带活不下去。这种“无私”的鸟妈妈成功孕育下一代的概率，不如冷酷、比较会算计的母鸟。后者会在尽心尽力孵蛋以及帮雏鸟寻找食物之前，先打一打算盘：“看来今年春天会来得比较晚，而且非常寒冷，大概找不到太多虫子。我应该孵这次生下的蛋，还是这一批就算了，等下次环境比较适合生存的时候，再多下几颗？或是这次就孵两颗就好？”拉克发现，等小鸟孵化后，母鸟又得再次面对风险。不太明智的鸟妈妈会喂食整窝的小鸟，比较聪明的鸟妈妈也可能整窝都喂，但它们会看情况，放任体型较大的孩子，把体型较小的孩子挤出窝外，或是看着它们啄死自己的手足。聪明的母鸟甚至可能干脆放弃整窝雏鸟，等下次繁殖季节来临时，在虫子较多的地方，和更身强力壮的配偶‘再生一窝蛋。拉克发现，母鸟若要成功带大下一代，除了要愿意牺牲奉献养育孩子，有时也得“节省母爱”。聪明的鸟妈妈精打细算，每天依据生存条件“做着为人母的算计”。赫迪等研究进化与灵长类动物的学者很快就发现，不管是人类或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都会打同样的算盘。① 戴维·拉克( 1910-1973)，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在牛津大学担任爱德华灰色野外鸟类学研究所所长，为鸟类学、生态学和生物学做出重大贡献。他于1947年出版的书《达尔文雀族》，是科隆群岛雀科研究的里程碑。他提出了”拉克原则”(Lack’s principle），指出“每种鸟类的种群个体数量已通过自然选择进行调整，与父母平均可为其提供足够食物的最大幼鸟数相对应”。它解释了禽类种群大小的演变中个体选择的重要，而不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进行的群体选择。
的确，上东区的妈妈可以求助避孕技术，而且资源丰富，爱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跟鸟妈妈完全是两回事。上东区的妈妈有能力抚养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而且还能大量提供所有孩子食物、关爱，以及博普缇( Bonpoint)①生产的顶级法国童装。不过那并不代表上东区的妈妈没有自己的育儿策略，她们就连受孕日都打过算盘。在温暖、懒洋洋的夏天生孩子，应该不错吧？暑假是父亲比较好请产假的时候，而且每年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在户外办派对，举行野餐，吃蛋糕，听起来很棒对吧？这位姐妹，你错了！生日在夏天一点都不好，尤其如果是男孩更糟。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小男孩比较活泼好动，比较不听话，而且发展动作技能的时间比女孩晚，因此最好“大一点”再入学。美国的南方人喜欢让男孩晚上学，这样孩子入学的时候体型就会胜过别人，比较容易被选进校运动队。纽约人喜欢让孩子晚上学的原因，则是为了让孩子重要的大脑和认知发展胜过同学。①Bonpoint，奢华童装品牌，由品牌创始人玛丽·科恩全权操刀，创建于1975年。深受皇室和好莱坞明星的喜爱，麦当娜为爱子和爱女买衣服，常常直奔Bonpoint，曾一次花费十二万欧元为她的三十五个侄子侄女挑选礼物。
理论上学校每个年级招生时，只收八月以前出生的男孩，我儿子是七月生的，差一点就要转年才能入学，但还在期限之内；不过嫂嫂说，学校的官方期限是八月，但其实是五月，而且他们比较喜欢收十月出生的孩子。也就是说，在一月、二月、三月受孕的母亲，通过了母猩猩菲洛的竞赛，她们的孩子可以进人人想进的学校。其他在六月、七月、八月生孩子的母亲，在曼哈顿私立学校的体系下，她们的孩子则一辈子都背负着污点。我一个上东区的朋友开玩笑，她说做试管婴儿的诊所应该在九月、十月、十一月警告大家：这段时期别做人工受孕。
也就是说，我不只太晚才开始申请托儿所，还在错误的月份生下性别错误的孩子。我向一个刚认识的妈咪请教托儿所的事，她惊呼：“天啊，你不但还没申请，而且儿子还生在糟糕的月份？”另一位妈咪在儿童游乐场当着儿子的面，也说了同样的话，儿子大哭：“妈咪，我的生日为什么很糟糕？”我安慰他：“亲爱的，没这回事。”但那是句谎话。我这个做妈妈的人，让我们母子俩身处于出生月份的确分成“糟糕”和“不糟糕”的世界，但眼下也顾不得了。依据所有妈妈的说法，我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给托儿所，所以我打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让电话发出很大的“锵”一声后，再度接起电话：“抱歉让你久等。”她听起来一点都不抱歉：“不能申请。”她连再见都没说就挂断电话，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谢她，可能她有什么急事要办吧。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用最镇定的方式放下电话，心想干脆不要念好了，干吗搞得紧张兮兮，弄得自己像神经病？谁在乎小孩上哪个托儿所，儿子上不上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的小孩就算没上托儿所，还不是照样长大。我自己就没上过，也没怎样。可是上东区不是西非，不是亚马孙平原，也不是密歇根的大急流城。不行，儿子的未来可能受影响，不能就这样放弃。我如果就这样算了，算哪门子的妈？
我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一样，跟全世界的妈妈一样，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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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由于童年期很长，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以人类标准而言，其他的哺乳动物从出生、断奶到性成熟，速度快到惊人，人类以及DNA与人类最相似的物种则是慢慢来。圣路易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凯瑟琳·麦金农①专门研究灵长类动物，她表示：“大部分的灵长类动物，一生25%至35%的时间属于青春期。”以猩猩为例，五岁以前都称为“婴幼儿期”，青春期则大约长达十至十二年。“以整体寿命与体型来看，所有的猿类和大多数的猴子，都拥有相当长的青春期。”① 凯瑟琳·麦金农，研究灵长类动物社会行为的生物人类学家。研究焦点包括婴儿、青少年的行为发展，特别是卷尾猴和长尾黑颚猴，以及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和人类进化策略，社会复杂性以及野外灵长类学、人类学中的伦理学。
每种生物情况各有不同，不过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孩子出生时最无法自立，依赖期也最长。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基本上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胎儿，神经还没完成联结，极度仰赖成人照顾。人类和其灵长类动物不同，出生时连抓握都有问题，得由成人抱着。而且人类不只是出生时很脆弱，在接下来的嗷嗷待哺期，我们的“幼态持续”②（幼年特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现象）以众多深远的方式，同时影响着父母与孩子，而且一影响就是许多年。人类学家梅雷迪斯·斯莫尔③表示：“人类的童年期造成人类有较长、较复杂的父母期。”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与子女密不可分。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而且时间通常长达一生。我们让孩子衣食无缺，还付钱让他们受教育，一路要照顾到成年。接着我们还可能帮子女买房子，而且提供爱、资源给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人类为了后代付出庞大代价，而且一付出就是一辈子，这一切要如何解释？② 幼态持续，又叫“幼态延续”，是指生物个体发育中保留某些幼年时期的特征，受其父母的监护和养育，并使之延长到成年时期的现象，是大脑进化的有效机制。③ 梅雷迪斯·斯莫尔，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和科普作家。研究成果整合在她最受欢迎的书《我们的婴儿，我们自己》(Our Babies，Ourselves）中出版。她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人和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目前感兴趣的领域是生物学和文化的交汇点，以及它如何影响育儿。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从前并非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不太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一直停留在婴幼儿期，接着又要一直靠别人养，而是得立刻进入性成熟期。科普作家奇普·沃尔特①表示：“大约在一百万年前，进化的力量让人类的婴幼儿期与前青春期之间，又多出六年——多一段童年期。”为什么会这样？数十年来，专家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改变，是因为早期的年幼人亚科（Homininae）②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学习语言与使用工具等技能。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的童年期不断拉长是为了传授必要知识。人很特别，需要特别的童年期。① 奇普·沃尔特，科普作家、记者、电视制片人，曾任CNN主管。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梅隆学院常驻作家。经常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经济学人》（Economist）上发表文章，著有《仅存的猿》（Last ape standing)等著作。② 人亚科，人科下的亚科，包括人类。它亦包含了所有的原始人类，如南方古猿。
不过这种理论有漏洞。天择不太可能选择多出一段会加重父母负担，还让父母、子女与整个族群都陷入危险的时期，只为了让某些孩子可以学习生火与流畅的表达能力。如果要弄清楚为什么人类会出现童年期，不能继续假设古代的童年期一直都像今日这样。或许最初的童年期，不是为了玩耍，也不是为了学习。或许童年期的出现，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成人，对成人有好处。巴里·博金①、克里斯汀·豪克斯②、安妮·泽勒等人类学家认为，唯一说得通的理论，就是儿童期是为了减轻成人的负担，好让成人可以生下一胎。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孩子是小帮手和保姆，可以让母亲休息与恢复体力，母亲才有办法养大他们，接着生出更多孩子。一起帮忙养孩子的人不是男性伴侣，而是孩子。其他的人属动物消失在地球上时，现代人类却活了下来。儿童期是拿来工作，不是拿来玩的时期。① 巴里·博金，美国人类学家，人类童年进化起源的理论家，研究危地马拉玛雅儿童的身体发育。目前是英国拉夫堡大学的教授，在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和韦恩州立大学担任教授。② 克里斯汀·豪克斯，美国人类学家，曾提出著名的“祖母假设”：在不断进化过程中，成年人类寿命要比成年类人猿的寿命更长，原因在于祖母帮助喂养孙辈促进了基因的优化。该假说源于豪克斯和同行们20世纪80年代的观察结果，他们与坦桑尼亚的哈德萨（Hadza)狩猎者居住在一起，发现老年女性整天收集块茎和其他食物喂养她们的孙辈，而除了人类外的所有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和哺乳动物在断奶后都自己觅食，但这个假说备受争议。
我们只要看现代的人类，就能了解学者的理论。在多数文化中，孩子到了七岁就开始帮家里做事。他们照顾鸡鸭、整理厨房、帮忙拣柴火、煮饭洗衣服、在市场上叫卖。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年幼弟妹的保姆，甚至照顾表弟表妹。事实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托马斯·韦斯纳发现，在多数地方，照顾与陪伴年幼孩子的人，主要不是母亲，而是年纪较大的孩子。研究儿童的学者表示，孩子天生喜欢帮忙，可以很和谐地融入一群年纪不同的同伴之中，彼此有个照应。他们会观察大人，和大人一起工作，还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孩子。
这种大自然的安排，似乎适用于每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不需要太多技术就能帮上忙的活。举例来说，在墨西哥传统的玛雅村庄，孩子会照顾家里，还会在市场上摆摊。人类学家克莱默发现，当地的孩子对自己很有信心，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做得很顺手，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小大人。他们的父母不像西方工业国家的许多父母，从不觉得自己充满压力、沮丧又疲累。在西非国家，孩子三岁就要开始帮忙。人们常说：“有孩子的人不可能穷。”孩子是资产，被爱、被重视。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可以带来真正的欢乐，因为他们可以做出贡献，“带财”到这个世界。
然而在工业化的西方，我们让童年期变得很不一样。我们认为孩子什么都不该碰，长大再说。他们是被照顾、呵护的对象，不会处在周围有很多人说话、技能与年龄各异的团体之中，身边不会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堂兄弟姐妹围绕，一起学习讲话，帮家里做事。西方的孩子会上学，有时两岁就得上。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和同龄的孩子，以及没有血缘关系、不一定真心关心他们、被称为“教师”的陌生成人，一起被隔绝于社会之外（如今出生率低，学校是聚集一群孩子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的孩子没有一群年长亲戚教他们实用技能，也没有人一整天在他们身边说话，让他们学习语言，他们是靠不断重复相似的声音学说话（我们反复念着：“哒哒哒哒”和“猫猫猫猫”）。在我们的世界，孩子是大人的“工作”，大人的生活绕着他们的需求打转，而不是孩子绕着大人转。每次你帮孩子铺床，或是帮他们煮完特制的儿童餐后得清理厨房时，你都会感受到他们的确是你的工作，或者你要付钱请别人替你做。
人类学家斯莫尔指出，在我们目前身处的地质学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①，孩子是“无价之宝，但毫无用途”。西方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重视孩子，别的文化崇拜祖先，我们的家长却是孝顺孩子的“孝子”“孝女”。不过我们也抱怨养孩子又贵又累人，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太需要养活自己。西方做了和进化结果相反的事，结果就是母亲身处特殊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环境。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富裕的现代西方发明出来的东西，照顾孩子、陪伴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这种观点，也是现代的产物。人们认为母亲除了要负责让孩子活过婴儿期，也要负责他们整个童年期的幸福安康，甚至为他们一生的成功负责。就算母亲不是唯一要负责的人，人们也认为责任大多在母亲头上。现代西方因为童年期不同，母亲身上的责任也因而不同。我们西方人完全无法想象古代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世界其他角落的情形。① 人类世，地质学上，依据所对应地层的生命特征将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分成了没有明显生命迹象的隐生宙和有了明显生命痕迹的显生宙。根据动植物形态的重大变化刘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童年期与母职的变化在曼哈顿上东区最为明显，让人喘不过气。在这个人人有资源爱生几个就生几个、高度竞争的小小世界，养出“成功的”孩子是地位的象征——可以反映出你的身份地位。拉拔孩子、无怨无悔照顾他们是一种天职。在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风险职业。当母亲的人压力很大。很焦虑，因为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通在我们身上。孩子要是成功，那是我们的功劳；孩子要是失败，那是我们当妈的人失败。这种想法太牢不可破，我发现自己逃脱不了这个重责大任。
也难怪上东区的妈妈，全在脖子上戴着刻着孩子姓名缩写的小牌子，手指上也戴着叠戒，一个戒指代表一个孩子。此外，在她们的通讯录上，妈咪的名字被列在孩子底下，因此在许多我新结交的朋友的电话与电子邮件通讯录上，我的代号不是“薇妮斯蒂·马丁”，而是“埃利奥特·马丁的妈妈，薇妮斯蒂·马丁”。母亲与孩子完全融为一体，我们由我们的孩子定义。上东区的妈妈会用名牌绳挂着自己孩子学校的识别证，上头写着“某某人，家长，某某学校”。每次我看到女人脖子上挂着那种东西，都会想起我们附属于孩子之下。写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说明自己是谁与署名时，都会附上自己是“皮尔斯的妈妈”或“埃弗里的妈妈”。我们对话时会问：“你问了斯凯勒的妈妈没？”女人变成自己的孩子，孩子和她们融为一体。我的作家朋友艾美·弗森曼写道：“就好像我生孩子之前，没有自己的人生，谁都不是，就好像是孩子给了我生命一样。”
其他的孩子，那些妈妈早已替他们申请学校的孩子，他们比我的孩子优秀吗？我每天看着名单越来越短的托儿所，心中十分焦躁。每多过一天，能申请的学校就越少。这是一场大风吹游戏，而且我有不能输的压力。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聪明、比我的孩子可爱吗？他们的父母是比我和先生还要好的父母吗？我不这么觉得。不管多难，我都要申请。我打给嫂嫂，打给向导英嘉，请她们帮我。她们和她们的朋友，没有和我家孩子同龄的孩子，所以可以无私地帮我，又不必担心我的孩子和她们的孩子竞争。你可以说我渐渐学会了上东区的做事方法，也可以说我完全失去自己的观点，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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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嘉跃跃欲试，整装待发，迫不及待要帮我。过去几年，她因为卖房子的缘故，认识数十个孩子念高级托儿所的人。嫂嫂也很乐意帮忙，但我碰上了“第一志愿难题”：在曼哈顿，等你走完申请学校的手续，计算过入学的可能性，以及确定你有多想进那些学校之后，得寄一封信给自己的“第一志愿学校”，或是和校方谈一谈。你在那封信上，或是谈话的时候，要表达自己将忠贞不贰，也就是说你要向学校保证，如果它们收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绝对会去念那所学校。如果你靠着朋友的推荐，让学校A收你的孩子，最后却去了学校B，你会让朋友脸上无光，不但失去一个朋友，这辈子再也别想让任何孩子进那所学校。我嫂嫂的四个孩子上托儿所时，就在她家旁边的那家托儿所相当欢迎大家来就读，但等到我和先生要申请的时候，纽约刚好处于热钱乱窜的时期，再加上那家托儿所的升学记录很好，已经变成曼哈顿最炙手可热的学校，最近还曾爆发一场丑闻：某个华尔街人士为了帮客户把孩子弄进去，捐了一百万美元，结果学校最后没收那个孩子。
儿子要进托儿所之前，得先通过书面申请、双亲面试，以及先在学校“试玩”。虽然我很晚才开始申请，英嘉和嫂嫂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之后，我还是拿到了申请表。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上东区东跑西跑，搜集简章，然后开始写作文，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宝的特殊专长、他的优缺点。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我实在很想写：“鬼才知道，他才两岁！”不过当然不能那样写，我只能不断用头敲墙壁，希望想出还算得体的答案。填完申请表后，接下来是“试玩”，但我都称之为“海选”，因为那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托儿所会把试玩的时间，安排在孩子午睡的时段，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那么做，除非学校真正的目的是尽量排除“不合群”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否因为太累，在玩具厨房里闹别扭？或是打了游戏桌旁其他孩子？不专心听故事？那就恭喜了，祝你下次好运。我永远忘不了某次的“试玩”。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一个颜色鲜艳、上面有旋钮、灯光和按钮的游戏烤箱。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计的大风吹游戏，他们想看看，一群累坏了的宝宝在面对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在特定情境中依旧排队，延迟享乐，压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绪？
儿子等啊等，都轮不到他玩，眼看就要哭起来。其他的孩子互相推挤，也推了儿子，现场的“试玩”一团混乱。儿子哭了出来，我气坏了，受不了这种实验，站起来安抚他（托儿所永远不会告诉家长该坐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他们在这种愚蠢的“试玩”活动时，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一头雾水时的表现，也是他们的“评估”项目）。当时我真希望，好吧，我现在也希望，可以把那些所长关进十八层地狱。凡是无缘无故给两岁孩子压力，折磨满怀希望、紧张又脆弱的母亲的所长，应该通通关在同一层。
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时，现场盛装出席的妈妈们，也都紧张兮兮，处于崩溃边缘，生怕孩子出错。我们自己也知道，家长也是托儿所测试的对象。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些学校的工作人员看着众家母亲坐立难安时，他们反而得到快感。他们掌控着人脉，有权选择哪个家庭才能入学。小小孩们谁会被挑中、谁会被淘汰，全要看他们的心情。你们这群有钱有势的女人，落到我们手里，还不是一样。你常可以看到某个妈妈帮孩子穿好外套，走出幼儿园，然后就在街上哭了起来。儿子海选“失败”时我也会哭。有一次，他不但吃了游戏沙桌里的沙，还对一个抢他书的小孩说：“还给我！”另外一次，试玩的地点是教堂，结果儿子走进教堂时大喊：“下地狱吧！”托儿所的人员眼睛眯了起来，显然他们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就这样，我和儿子历经了数周残酷的试玩仪式，一遍又一遍重来。我觉得这根本是合法的施虐狂乐园，我打从心底感到恶心。
但我能怎样？其他妈妈又能怎样？我们只能任由托儿所宰割。感觉得出来，那些托儿所的人，很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盛气凌人，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小人物。大家之所以都得求他们，完全只是因为托儿所不足，僧多粥少。先生的侄子侄女念的那家托儿所，申请人数爆炸，而且想让孩子进去的人，大多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动用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多申请几家托儿所，不能把希望都放在热门学校。我拖着可怜的儿子，试过一家又一家的托儿所。有一天，我们又要参加“试玩”，现场都是儿子不认识的小朋友。儿子拉着我的手，仰起头告诉我：“妈咪，我办不到。”我听了眼泪都快喷出来。
儿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家高级托儿所试玩时，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儿子去比较好，因为他是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人。先生说，那家托儿所的所长，大概是全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说完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这不完全是玩笑话。那天我手指不断敲着桌面，焦急等待先生和儿子的面试结果。电话响起，我吓了一大跳，差点摔下椅子，先生低声告诉我：“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心一沉，尽量用最不歇斯底里的声音问：“怎么了？”
先生说，儿子试玩的时候，托儿所所长也在。所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培乐多黏土，一起画画，一起说话。玩到一半的时候，儿子想要引起所长的注意，叫了她好几次，但教室太吵，所长没听到，儿子竟然打所长的手臂（虽然只是轻轻地），大声说：“嘿，我在跟你讲话！”
我至今都不明白，儿子最后是怎么进了那家托儿所，我从来没问过原因。我和先生想，大概是嫂嫂的影响力吧。虽然那是一家人人抢的托儿所，但那所学校非常重视关系。如果你家曾经有人成功把孩子送进去，而且一送就是四个，还捐了一大笔钱，又好相处，你申请的时候就有优势。在学校眼中，你是有关系的人，选你大概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算你儿子打了大老板的手也一样。我们家靠着这层关系，出了一个念全纽约“最好的”托儿所的孩子。我享受到沾亲带故的好处，但成功进入这个小圈圈后，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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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先生因为儿子进了一家“好”托儿所，欢天喜地，简直是灌篮成功，或是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知道最好不要到处跟别人讲这件事，免得像是在炫耀，但我道行不足，我其实很享受其他妈妈嫉妒的眼神。每次别人问儿子念哪家托儿所，我回答后，大家都很羨慕。能进那家托儿所，简直像是拥有一幢联排住宅，一颗大钻石，或是在汉普顿海边有别墅，那代表你很有人脉，很有办法，你的孩子等于是进了“一流学校的直升班”，你完成了曼哈顿人的美梦。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是个“好”妈妈，就跟母猩猩菲洛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