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三篇小三重奏的三块钱凑合着应付到了《白鼠》的支票到达。他在杂货店那信他不过的葡萄牙老板那儿兑现了第一张支票，还了他一块钱，另外两块分别还给了面包店和水果店。马丁还吃不起肉，《白鼠》的支票到达时他一直在捉襟见肘。对第二张支票的兑现他拿不定主意。他一辈子也没有进过银行，更不用说去取钱了。他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愿望：大踏步走进奥克兰一家大银行，把已经背书好的四十元支票往柜台上一扔。可另一方面讲求实效的常识却告诉他，还是在他的杂货商那儿兑现的好，那可以给杂货商一个印象，以后可以多赊点帐。他不情愿地满足了杂货商的要求，还清了他的债，找回了一口袋叮叮当当的硬币。然后还清了其他商人的债，赎回了他的衣服和自行车，预付了一个月打字机租金，还了玛利亚一个月欠租，还预付了一个月。这一来他兜里只剩下差不多三块钱以备不时之需了。
这小小的进项似乎成了一笔大财产。他把衣服一赎回来便立即去看露丝，路上忍不住在口袋里拨拉着几块银币叮当作响。他穷得太久。像一个快要饿死而被救活的人舍不得放开没吃完的食物一样，他那手就是舍不得离开几个银币。他并不小气，也不贪婪，但那钱不光意味着银洋和角于，它代表了成功，银币上的几个鹰徽对他来说就是几个长了翅膀的胜利之神。
他朦胧中感到这个世界非常美好，确实比平常美好多了。许多个礼拜以来世界都是非常郁闷的，严峻的；可现在，在他几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口袋里还叮叮当当响着王块钱，心里满是成功的喜悦的时候，阳光便明亮而温暖起来。这时忽然下了一场急雨，把毫无准备的行入淋了个透湿，可他仍然感到高兴。他挨饿时心里老想着他所知道的世界上无数挨饿的人，可现在他吃饱了，脑子里那无数挨饿的人便消失了，忘掉了。他自己在恋爱，便也想起了世界上无数恋爱的人。爱情抒情诗的主题不知不觉已开始在他脑子里活跃。他受到创作激情的左右，下电车时已错过了两段路，也不觉烦恼。
他在莫尔斯家见到许多人。露丝的两个表姐妹从圣拉非水来看她，莫尔斯太太便以招待她俩为由执行起用年轻人包围露丝的计划。在马丁无法出面的时候这计划已经开始，现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她把邀请有作为的男性作为重点。于是除了陶乐赛和佛罗伦斯两姐妹之外，马丁在那里还见到了两位大学教授（一个教拉丁文，一个教英文）；一个刚从菲律宾回来的青年军官，以前曾是露丝的同学；一个叫梅尔维尔的人，是旧金山信托公司总裁约塞夫·相金斯的私人秘书。最后，还有一个男性是一个精力旺盛的银行经理，查理·哈外古德，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三十五岁了却还年轻，尼罗俱乐部和团结俱乐部的成员，在竞选时是共和党稳妥的发言人——总之在各个方面都正在扶摇直上。女性之中有一个女肖像画家，一个职业音乐家，还有一个社会学博士，因为她在旧金山贫民窟的社会服务工作而在那一带小有名气。但是女性在莫尔斯太太的计划里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些必不可少的附属品。有所作为的男性总是要设法吸引来的。
“你谈话时别激动。”在考验性的介绍开始之前露丝叮嘱马丁。
马丁因为自己的笨拙感到压抑，开始时有些拘谨，尤其害怕自己的肩膀会出毛病，威胁到家具和摆设的安全。这一群人还让他忐忑不安。这样高层的人士他以前从没见过，何况人数又那么多。银行经理哈外古德很引起他的兴趣，他决定有了机会就研究他一下。因为在他的惶惑之下还隐藏着一个自信的自我。他急于用这些纳士淑女对照自己，看他们从书本和生活中学会了一些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
露丝的眼睛不时地瞄着他，看他应付得如何，见他轻轻松松便跟她的表姐妹认识了，不禁感到又吃惊又高兴。他肯定没有激动，坐下之后也不再担心肩膀闯祸了。露丝知道两个表姐妹都是聪明人——浅薄，但是敏锐。（那天晚上睡觉时两人都称赞马丁，她却几乎不明白她们的意思。）在那一方面，马丁也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开玩笑、无饬大雅地斗斗嘴其实轻而易举，因为他在自己的阶级里原本是个机智风趣的人，在舞会和星期天的野宴上惯会挖苦说笑，调皮逗乐。而那天晚上成功又还支持着他，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地干得不错。因此他不但能够让自己高兴也能够让别人高兴，毫无窘涩之感。
后来露丝的担心却有了道理。马丁跟考德威尔教授在一个显眼的角落里交谈起来。对露丝那挑剔的眼光说来，虽然马丁没有在空中挥舞手臂，却仍然太容易激动，眼睛太频繁地闪出光芒，谈话也太快太热烈，太容易紧张，也太频繁地容许激动的血液涨红了面颊。他缺乏彬彬有礼的风度和涵养，跟和他谈话的年青英文教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马丁对外表却满不在乎2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对方那训练有素的心智，欣赏起他的渊博。而考德威尔教授却不了解马丁对一般英文教授的看法。因为马丁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谈本行，便要求教授谈本行，教授虽然开始时似乎不乐意，后来还是照办了。
“反对谈本行是荒谬而不公平的，”几个礼拜以前马丁曾对露丝说过，“当男男女女欢聚一堂之时，在太阳底下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交流自己最好的东西呢？他们最好的东西正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他们日以继夜地专门干着、研究着、甚至连做梦也想着的东西。你想想看，若是让巴特勒先生出于社交礼仪而大谈其保尔·魏尔伦、德国戏剧、或是邓南遮，岂不是要闷死人吗？如果我非要听巴特勒先生谈话不可，我就宁愿听他谈他的法律。那才是他最好的东西。生命太短促，我想听到的是我所遇到的人的精华。”
“可是，”露丝反对道，“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是有的。”
“那你就错了，”他匆匆说下去，“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团——一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团——都要拿比他们强的人做榜样。那么谁是最好的榜样呢？无所事事的人，有钱的闲人。这些人一般不知道世界上做事的人所知道的东西。听他们谈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们感到沉闷。因此他们便宣布这类东西叫做本行，不宜谈论。同样他们还确定什么东西不算本行。可以谈论。于是可以谈论的东西就成了最近演出的歌剧、最新出版的小说、打扑克、打弹子、鸡尾酒、汽车、马展、钓鲜鱼、钓金枪鱼、大野兽狩猎、驾游艇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注意，这些都不过是闲人们熟悉的东西。说穿了，是他们决定了他们自己的本行话题。而最有趣的是：他们把这类意见强加给别人，而许多聪明人和全部可能聪明的人都欣然接受。至于我么，我总是想听见别人的精华，无论你把它叫做失礼的本行话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
露丝没有明白他的道理，只觉得他对于现存秩序的攻击太意气用事。
这样，马丁以他急切的心情感染了考德威尔教授，逼着他说出了心里话。露丝从他身边走过时正听见马丁在说：——
“这种离经叛道之论你在加州大学肯定是不会发表的吧？”
考德威尔教授耸耸肩。“这是诚实的纳税人应付政客的办法，你知道，萨克拉门托给我们拨款，我们只好向萨克拉门托磕头。我们还得向大学董事会磕头，向党报磕头，向两个党的党报都磕头。”
“对，这很清楚，可你呢？”马丁追问，“你看来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呢！”
“我看，在大学这个池子里像我这样的鱼并不多。有时我真觉得自己是条离开了水的鱼。我应当到巴黎去，到贫民窟去，到隐士的洞窟里去，或是跟贫苦放荡的流浪艺人在一起。我应当跟他们一起喝红葡萄酒——在旧金山叫做‘南欧红’。我应当在法国拉丁区廉价的饭店里吃饭，对上帝创造的一切发表激烈的言论，慷慨激昂。的确，我几乎经常确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极端分子。可我有许多问题仍旧没有把握。在我面对着自己人性的弱点时，我便怯懦起来。这常常使我对任何问题都难以纵览全局——人的问题，事关重大的，你知道。”
他一边谈着，马丁却意识到自己的唇边出现了《贸易风之歌》——“我最强劲时虽在正午，可等到夜里月儿透出，我也能吹得帆地鼓鼓。”
他几乎哼出声来，却忽然发现原来教授今他想起了贸易风——东北贸易风。那风稳定、冷静、有力。这位教授心平气和，值得信赖，可仍叫他捉摸不透：说话总有所保留，宛如马丁心中的贸易风：浩荡强劲，却留有余地，决不横流放肆。马丁又浮想联翩了。他的脑子是一个极容易展开的仓库，装满了记忆中的事实和幻象，似乎永远对他整整齐齐排开，让他查阅，在他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引起对比的或类比的联想，而且往往以幻影的形态出现——它总是随着眼前鲜活的事物飘然而来。例如：露丝的脸上暂时表现嫉妒时，他眼前便出现了久已遗忘的月光下的狂风场景；又如听考德威尔教授讲话时他眼前便重新出现了东北贸易风驱赶着白色的浪花越过紫红色的海面的场景。这样，新的回忆镜头往往在他面前出现，在他眼帘前展开，或是投射到他的脑海里。它们并不让他难堪，反倒使他认识了自己，明白了自己的类属。它们源出于往日的行为与感受，源出于昨天和上个礼拜的情况、事件、和书本——源出于不计其数的幻影，无论是他睡着还是醒着总在他心里翻腾的幻影。
在他听着考德威尔教授轻松流畅的谈话（那是个有教养有头脑的人的谈话）时，便是这样。他不断地看到过去的自己。那时他还是个十足的流氓，戴一项“硬边的”斯泰森大檐帽，穿一件双排扣方襟短外衣，得意洋洋地晃动着肩膀，他的最高理想是粗野到警察管不到的程度——而对这些他并不打算掩饰或淡化。他在生活里有一段时间的确是个平常的流氓，一个叫警察头痛的、威胁着诚实的工人阶级居民的团伙头子。可是他的理想已经改变。现在他满眼是衣冠楚楚、门第高贵的红男绿女，肺里吸进的是教养与风雅的空气，而同时他早年那个戴硬边帽、穿方襟短外衣、神气十足、粗鲁野蛮的青年的幻影也在这屋里出没。他看见那街角的流氓的形象跟自己合而为一，正跟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教授并坐交谈。
他毕竟还没有找到自己持久的地位。他到哪儿都能随遇而安，到哪儿都永远受人欢迎，因为他工作认真，愿意并也能够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因此别人对他不能不尊敬。但是他却不曾扎下根来。他有足够的能力满足伙伴们的需要，却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一种不安的情绪永远困扰着他，他永远听见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一辈子都在前进，都在憧憬着它，直到他发现了书本、艺术和爱情。于是他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一切之间。在他所有共过患难的同志们之中他是唯一被接纳入莫尔斯家的人。
可这一切思想和幻影并没有影响他跟随考德威尔教授的谈话。在他怀着理解和批判的眼光听着他时，他注意到了对方知识的完整性，也不时地发现着自己知识的漏洞和大片大片的空白，那是许多地完全不熟悉的话题。然而，谢谢斯宾塞，他发现自己对于知识已有了一个总的轮廓。按照这个轮廓去填补材料只是时间的问题。邓时候你再看吧，他想——注意，暗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坐在教授脚边，满怀景仰地吸取着知识；但他也渐渐发现了对方判断中的漏洞——那漏洞闪烁不定，很难捉摸，若不是一直出现他是难于把捉到的。他终于把捉住了，一跃而上，与对方平起平坐了。
马丁开始谈话时，露丝第二次来到了他们身边。
“我要指出你的错误，或者说那削弱着你的判断的东西，”他说，“你缺少了生物学。你的体系之中没有生物学的地位。我指的是如实地诠释着生命的生物学，从基础开始，从实验室、试管和获得了生命的无机物开始直到美学和社会学的广泛结论的生物学。”
露丝感到惶恐。她曾听过考德威尔教授两n课，她崇拜他，是把他看作活的知识宝库的。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教授含糊地说。
马丁却多少觉得他其实明白他的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看，”他说，“我记得读埃及史的时候曾读到这样的意思：不光研究埃及的土地问题就无法研究埃及的艺术。”
“很对，”教授点点头。
“因此我似乎觉得，”马丁说下去，“既然在一切事物之中没有事先了解生命的本质和构成生命的元素就无法了解土地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连创制法律、制度。宗教和风俗的生灵的本质和他的构成元素都不了解，又怎么能谈得上了解法律、制度、宗教和风俗本身呢？难道文学还不如埃及的建筑和雕刻更能反映人性么？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中有什么东西能不受进化规律的支配呢——啊，我知道，对于各种艺术的进化过程已经有人神精竭虑作过阐述，但我总觉得它们先于机械，把人本身漏掉了。对于工具、竖琴、音乐、歌曲和舞蹈的进化过程已有了美妙精彩的阐述，可对于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呢？对创造出第一个工具和唱出第一首歌曲之前的人类本身的基本的、内在的部分的进比过程呢？你没有思考的正是这个东西，我把它叫做生物学——最广义的生物学。
“我知道我的阐述不够连贯，但我已经尽力表达了我的意思。那是在你谈话时我才想到的，因此考虑得不成熟，讲得也不清楚。你刚才谈到人的脆弱，因此无法考虑到所有的因素。于是你就漏掉了生物学这个因素——我觉得似乎是这样的——而所有的艺术却是依靠这个因素编织出来的，它是编织人类一切行为和成就的经纬线呢。”
令露丝大吃一惊的是，马丁的理论没有立即被粉碎，她觉得教授的回答宽容了马丁的不成熟。考德威尔教授摸弄着他的表链，一言不发，坐了足有一分钟。
“你知道不？”他终于说话了，“以前也有人这样批评过我——那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科学家，进化论者，约瑟夫·勒孔特。他已经过世，我以为不会有人再发觉我这个问题了河你来了，揭露了我。不过，郑重地说，我承认错误，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很有道理。我太古典，在解释性的学科分支方面我的知识已经落后。我只能以我所受到的不利教育和我拖沓的性格来做解释，是它们阻止了我。你相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进过物理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可那是事实。勒孔特说得不错，你也不错，伊登先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错——我有许多东西都不知道。”
露丝找了个借口拉走了马丁。她把他带到一边，悄悄说道：——
“你不应该像那样垄断了考德威尔教授。可能有别的人也想跟他谈话呢。”
“我错了，”马丁后悔了，承认，“可是你知道么？我激动了他，而他也很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就忘了想到别人。他是我平生与之交谈过的最聪明、最育用头脑的人。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件事。我以前以为凡是上过大学或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人都跟他一样有头脑，一样聪明呢。”
“他可是个非凡的人。”露丝回答。
“我也这么想。现在你要我跟谁谈话呢？——啊，对了，让我跟那个银行经理见一见面吧。”
马丁跟银行经理谈了大约十五分钟，露丝不可能要求她的情人态度更好了。他的眼睛从不闪光，面颊也从不泛红。他说话时的平静、稳重使她惊奇。但银行经理这类人在马丁的评价里却是一落千丈。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跟一个印象作斗争：银行经理跟满D陈词滥调的人是同义语。他发现那个军官性情温和，单纯质朴，是个身体不错头脑也健全的小伙子，满足于家世和幸运在生活中分配给他的地位。在听说他也上过两年大学之后，马丁感到纳闷：他把大学学到的东西藏到哪儿去了？然而比起那位满口陈词滥调的银行经理马丁毕竟觉得他可爱得多.
“的确，我并不反对陈词滥调，”后来他告诉露丝，“可折磨得我受不了的是，他搬出那些陈词滥调时那神气十足、志得意满、高人一等的态度，和他所占用的时间。他用来告诉我统一劳工党跟民主党合并所花去的时间，我已经可以用来给他讲一部宗教改革史了。你知道么？他在字句上玩花头用去的时间跟职业赌徒拿手里的牌玩花头的时间差不多。有了时间我再跟你详谈吧。”
“我很抱歉你不喜欢他，”她回答，“他可是巴特勒先生的一个红火。巴特勒先生说他忠实可靠，坚如磐石，称他为‘彼得’，认为银行的一切机制只要建立在他身上便都牢实可靠。”
“从我在他身上所见到的那一点东西和我听见他说出的更少的东西看来，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我现在对银行的估价已经大不如前。我这样坦率奉告你不会介意吧？”
“不，不，挺有意思的。”
“那就好，”马丁快活地说下去，“这不过是我这个野蛮人第一次窥见文明世界时的印象。对于文明人来说我这种印象也一定有趣得惊人吧。”
“你对我的两个表姐妹作何感想？”露丝问道。
“比起其他的妇女我倒更喜欢她俩。两人都非常风趣，而且从不装腔作势。”
“那么你也喜欢别的女人么？”
他摇摇头。
“那位搞社会救济的妇女谈起社会问题来只会胡扯。我敢发誓，如果把她用明星（比如汤姆林森）的思想进行一番簸扬，她是一点独创的意见都没有的。至于肖像画家么，简直是个十足的讨厌鬼。她做银行经理的老婆倒也珠联壁合。对那位女音乐家，不管她那抬头有多灵活，技巧有多高明，表现又是多么美妙，我都没有兴趣——事实上她对音乐是一窍不通。”
“她演奏得很美妙的。”露丝反对。
“不错，她在音乐的外部表现上无疑操练有素，可对音乐的内在精神她却把捉不住。我问过她，音乐对她是什么意义——你知道我对这个特殊问题一向感兴趣；可她并不知道它对她有什么意义，只知道她崇拜音乐，音乐是最伟大的艺术，对于她比生命都重要。”
“你又让她们谈本行了。”露丝责备说。
“这我承认。不过可以想像，既然她们连本行都谈不出个道理来，谈别的可不更叫我头痛么？我一向以为这儿的人具有着文化上的一切优势，——”他暂时住了嘴，仿佛看到他年轻时那幻影戴着硬边大檐帽，穿着方襟短外衣进了门，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屋子。“我刚才说了，我以为在社会上层人们都是聪明睿智的，都闪着光芒。可现在，在我跟他们作了短暂的接触之后，他们给我的印象却是：大部分都是笨蛋，剩下的人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讨厌鬼。只有考德威尔教授例外。他倒是个十足的人，每一寸都是的，他脑髓的灰白质里每一个原子都是的。”
露丝的脸闪出了光芒。
“谈谈他吧，”她怂恿他，“用不着谈他的长处和聪明，那我很清楚。谈谈反面的东西吧，我急着想听。”
“我也许会说不清楚，”马丁幽默地争辩了一下，“倒不如你先跟我说说他的问题。说不定你看他全身都是精华呢。”
“我听过他两门课，认识他已经两年；因此急于知道你对他的第一印象。”
“你是说坏印象？好了，是这样的。我估计他确实如你所想，具有一切优秀的品质，他至少属于我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列，可他有一种秘密的耻辱感。
“啊，不，不！”他急忙叫道，“没有什么肮脏或粗俗的事。我的意思是他给我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个洞明世事的人，他害怕他所洞见到的情况，因此便假装没有看见。这种说法也许不清楚，可以换一个说法。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发现了通向隐秘的庙堂的路却没有沿着那路走下去。他可能瞥见了庙堂，事后却努力劝说自己：那不过是海市蜃楼中的绿洲而已。再换个说法，他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却觉得那样做没有意义，而在内心深处又一直懊悔没有去做；他秘密地嘲笑那样做可能得到的回报，然而，更秘密的是，他也渴望着那回报和那么做时的欢乐。”
“我可不这么分析他，”她说，“我不明白你刚才这话的意思O”
“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模糊感觉，”马丁敷衍道，“提不出理由的。感觉而已，很可能是错的。你对他肯定应当比我更了解。”
马丁从露丝家的晚会带回的是奇怪的混乱和矛盾的感受。他达到了目的却失望了。为了跟那些人来往他往上爬，可一交往却失望了。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的胜利所鼓舞。他的攀登要比预期的容易。他超越了攀登，而且比高处的人们更优秀（对此他并不用虚伪的谦逊向自己掩饰）——当然考德威尔教授除外。无论讲生活还是讲书本马丁都比他们知道得多。他真不知道这些人把他们的教育扔到什么旮旯里去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脑力特别强大，也不知道在世界上像莫尔斯家这样的客厅里是找不到献身于探索着事物的底奥和思考着终被问题的人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样的人有加孤独的雄鹰，只能独自翎翔在蔚蓝的天空里，远离开尘世和其间的扰攘纷坛的生活。
Chapter 28
But success had lost Martin's address, and her messengers no longer came to his door. For twenty-five days, working Sundays and holidays, he toiled on "The Shame of the Sun," a long essay of some thirty thousand words. It was a deliberate attack on the mysticism of the Maeterlinck school - an attack from the citadel of positive science upon the wonder-dreamers, but an attack nevertheless that retained much of beauty and wonder of the sort compatible with ascertained fact. It was a little later that he followed up the attack with two short essays, "The Wonder-Dreamers" and "The Yardstick of the Ego." And on essays, long and short, he began to pay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from magazine to magazine.
During the twenty-five days spent on "The Shame of the Sun," he sold hack-work to the extent of six dollars and fifty cents. A joke had brought in fifty cents, and a second one, sold to a high- grade comic weekly, had fetched a dollar. Then two humorous poems had earned two dollars and three dollars 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having exhausted his credit with the tradesmen (though he had increased his credit with the grocer to five dollars), his wheel and suit of clothes went back to the pawnbroker. The type- writer people were again clamoring for money, insistently pointing out tha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rent was to be paid strictly in advance.
Encouraged by his several small sales, Martin went back to hack- work. Perhaps there was a living in it, after all. Stored away under his table were the twenty storiettes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by the newspaper short-story syndicate. He read them over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not to write newspaper storiettes, and so doing, reasoned out the perfect formula. He found that the newspaper storiette should never be tragic, should never end unhappily, and should never contain beauty of language, subtlety of thought, nor real delicacy of sentiment. Sentiment it must contain, plenty of it, pure and noble, of the sort that in his own early youth had brought his applause from "nigger heaven" - the "For-God-my- country-and-the-Czar" and "I-may-be-poor-but-I-am-honest" brand of sentiment.
Having learned such precautions, Martin consulted "The Duchess" for tone, and proceeded to mix according to formula. The formula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a pair of lovers are jarred apart; (2) by some deed or event they are reunited; (3) marriage bells. The third part was an unvarying quantity, but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ts could be varied an infinite number of times. Thus, the pair of lovers could be jarred apart by misunderstood motives, by accident of fate, by jealous rivals, by irate parents, by crafty guardians, by scheming relatives, and so forth and so forth; they could be reunited by a brave deed of the man lover, by a similar deed of the woman lover, by change of heart in one lover or the other, by forced confession of crafty guardian, scheming relative, or jealous rival, by voluntary confession of same, by discovery of some unguessed secret, by lover storming girl's heart, by lover making long and noble self-sacrifice, and so on, endlessly. It was very fetching to make the girl propose in the course of being reunited, and Martin discovered, bit by bit, other decidedly piquant and fetching ruses. But marriage bells at the end was the one thing he could take no liberties with; though the heavens rolled up as a scroll and the stars fell, the wedding bells must go on ringing just the same. In quantity, the formula prescribed twelve hundred words minimum dose, fifteen hundred words maximum dose.
Before he got very far along in the art of the storiette, Martin worked out half a dozen stock forms, which he always consulted when constructing storiettes. These forms were like the cunning tables used by mathematicians, which may be entered from top, bottom, right, and left, which entrances consist of scores of lines and
dozens of columns, and from which may be drawn, without reasoning or thinking, thousands of different conclusions, all unchallengably precise and true. Thus, in the course of half an hour with his forms, Martin could frame up a dozen or so storiettes, which he put aside and filled in at his convenience. He found that he could fill one in, after a day of serious work, in the hour before going to bed. As he later confessed to Ruth, he could almost do it in his sleep. The real work was in constructing the frames, and that was merely mechanical.
He had no doubt whatever of the efficacy of his formula, and for once he knew the editorial mind when he said positively to himself that the first two he sent off would bring checks. And checks they brought, for four dollars each, at the end of twelve days.
In the meantime he was making fresh and alarming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magazines. Though the TRANSCONTINENTAL had published "The Ring of Bells," no check was forthcoming. Martin needed it, and he wrote for it. An evasive answer and a request for more of his work was all he received. He had gone hungry two days waiting for the reply, and it was then that he put his wheel back in pawn. He wrote regularly, twice a week, to the TRANSCONTINENTAL for his five dollars, though it was only semi- occasionally that he elicited a reply. He did not know that the TRANSCONTINENTAL had been staggering along precariously for years, that it was a fourth-rater, or tenth-rater, without standing, with a crazy circulation that partly rested on petty bullying and partly on patriotic appealing, and with advertisements that were scarcely more than charitable donations. Nor did he know that the TRANSCONTINENTAL was the sole livelihood of the editor and the business manager, and that they could wring their livelihood out of it only by moving to escape paying rent and by never paying any bill they could evade. Nor could he have guessed that the particular five dollars that belonged to him had been appropriated by the business manager for the painting of his house in Alameda, which painting he performed himself, on week-day afternoons, because he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union wages and because the first scab he had employed had had a ladder jerked out from under him and been sent to the hospital with a broken collar-bone.
The ten dollars for which Martin had sold "Treasure Hunters" to the Chicago newspaper did not come to hand. The article had been published, as he had ascertained at the file in the Central Reading-room, but no word could he get from the editor. His letters were ignored. To satisfy himself that they had been received, he registered several of them. It was nothing less than robbery, he concluded - a cold-blooded steal; while he starved, he was pilfered of his merchandise, of his goods, the sale of which was the sole way of getting bread to eat.
YOUTH AND AGE was a weekly, and it had published two-thirds of his twenty-one-thousand-word serial when it went out of business. With it went all hopes of getting his sixteen dollars.
To cap the situation, "The Pot," which he looked upon a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he had written, was lost to him. In despair, casting about frantically among the magazines, he had sent it to THE BILLOW, a society weekly in San Francisco. His chief reason for submitting it to that publication was that, having only to travel across the bay from Oakland, a quick decision could be reached. Two weeks later he was overjoyed to see, in the latest number on the news-stand, his story printed in full, illustrated, and in the place of honor. He went home with leaping pulse, wondering how much they would pay him for one of the best things he had done. Also, the celerity with which it had been accepted and published was a pleasant thought to him. That the editor had not informed him of the acceptance made the surprise more complete. After waiting a week, two weeks, and half a week longer, desperation conquered diffidence, and he wrote to the editor of THE BILLOW, suggesting that possibly through some negligence of the business manager his little account had been overloo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