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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而我结了婚，漂洋过海，踏上了异国的土地。这些事情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而海上那段航程或许影响最大。
人人都知道——无论是从书本中还是亲身经历中——生活在望不见陆地踪迹的汪洋之上，人的脾性会受到各种深远的影响。船长和乘务员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会含蓄而谨慎地关照全体乘客。
在陆地上，月亮的引力似乎对男人并无影响，只有女人、种子，以及偶尔一两位巫师的敏锐感官能够感受到。但在海上，就连男人也深受其苦——潮汐每天起落两次，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星体之间的节奏都扰乱了他们以及其他所有旅人的心神。
在陆地上显得难以置信的事，到了海上，人们面不改色地做了：带着感伤绝望的心情，彻头彻尾地无视陆地上的礼仪，他们一头栽进床铺，甚至陷入爱河；一小杯啤酒下肚，他们就嘤嘤哭泣起来，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时他们还会在船只进港的前夜就翻身跳下船去。而且在船上，人们往往会十分专注于吃喝，根据各人的天性，这份专注可能意味着暴饮暴食，也可能意味着在灵光乍现间掌握了品咂美味的诀窍，但也有可能是单纯地为了有益身心。
有时，如果航程较短，或是旅途出奇地无趣，他们就不大感觉得出大海施加的影响，除非是回忆起当时发生的（或几乎快要发生的）某件事情，一阵困惑会从心底浮起。在那两三秒间，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听人讲述旧梦的孩子。
不过，人们往往会对船上的日子上瘾，于是编造出一些苍白的借口蒙骗自己，以再次踏上航程。我就见过许多这样的人，男女都有，他们就像嗑了药一般，在和平时期邮轮的走廊上翩然而过，脸上那种满足的神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我只遇见过一个横穿了大洋却浑然不觉的人，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没受影响。他的诨名叫作“吐痰哥斯特林格”，因为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吐痰。1918年他从俄克拉荷马去往法国，然后又回来，一路上就没下过船。我记得的一些地方他也记得，此外他还记得几个法国词儿，可他言之凿凿地说：“咱们走的路肯定不一样。我一点也不记得有水，绝对没有。”）
大海对我的影响是慢慢显现的，直到如今仍在持续。第一次出海旅行时，我是刚刚结婚十一天的新嫁娘，在我身体的诸多变化中，只有两样可以归咎给海洋：船开动的几小时后，我最小的手指和脚趾忽然麻了，直到我们登陆后好些天才好转，而这种情况现在还经常发生；此外，我发现我左脚掌上有一块一分钱大小的地方，会在上床睡觉几分钟后痒痒起来，每周差不多要狠狠挠个五次才行，无论我是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是如此。其余变化没那么明显，有许多我大概都没有发觉，或者是忘记了。
多年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不大放心自己一个人出海旅行。我发觉自己做了（也有可能只是在想象中做了）不少自己不大赞成的事。或许绝大多数独身出海的女人都会这样吧：我见过她们不由自主地做出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有的含蓄隐晦，有的明目张胆，就好像那段时间里不稳当的不只是她们脚下的甲板而已。随后，随着陆地渐近，她们感到离自己爱着的——至少也是熟悉的——人和事越来越近，她们的眼眸清亮起来，就好像摆脱了鸦片的控制，神志再度清醒了。
是的，我很清楚这种情况，也很不放心。因此，当出于某些原因不得不只身一人回到美国、法国或瑞士的时候，我往往会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那种端庄谨肃的劲头简直能把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想，如今的我已经足够老了，足够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说，至少我知道该如何对付孤独的复杂情状与后果——事到如今，孤独已经成了我亲密的朋友。
我的第一次出海远行是和丈夫同行的，当时的我羞涩内向，而且浑身上下都笼罩着新娘子特有的那种不可亵玩的纯真气质，因此艾尔和我吃饭走路讲话都在一起，几乎跟船上其他人没有交集。在我们看来，这很自然。
如今回想起来，有两个犹太年轻人经常在吃饭时打量我们，他俩是医学院学生，要去格拉斯哥。他们看起来十分和善，但我从没想过要跟他们说几句话，连冲他们笑笑的念头都没有。我敢肯定，由于我浑身上下笼罩着的人妻光环，这样的念头也会把他们吓一跳吧。
艾尔会跟一位准备回雅典的牧师扯上几句普林斯顿式的希腊语。时不时地，我们还会请一个没精打采的英文专业的大学生喝马天尼，他刚参加完一个神秘兮兮又十分重要的演讲之旅，打算返回伦敦一个同样神秘兮兮的俱乐部去。说不清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有点讨厌。有天晚上我们跳舞时，他请我带着他跳，一阵微微的反感涌上心头，我没有搭理他，我充满梦幻的生活可不要留下遗憾。
在这艘名叫伯伦加莉娅号的航船上，我和艾尔住的是所谓的“三等学生舱”，一部分是出于预算考虑，但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旅程看起来才够冒险刺激，也是聪明的选择。现在的我会坦然承认对它的厌恶，但在那时，三等舱的体验就是整个完美计划的一部分——即便是有次洗澡时，我泡在盛满热海水的木质浴桶里，摇晃得差点呕吐了出来。
看到王座般的马桶底部印着“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字样时，我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我知道英国皇室是绝不会为商品代言的。
尽管沉浸在玫瑰色的幻梦中，我也知道船上的菜品很差……粗糙油腻，毫无格调可言。在低矮拥挤的餐厅中，饥饿的乘客们狼吞虎咽着，即便盘中盛的是所谓的约克夏布丁——那东西敢叫这个名字，实属大不敬啊。但我愉快地拽着篮子里的葡萄——系着缎带的各种好吃的都快从我们小小的舱室中溢出来了。我嗅闻着好心亲戚们送来的快要萎蔫的花朵，对着舷窗外9月湛蓝的海水微笑。
偶尔，我捏捏自己的小指，可它们依然在沉睡……就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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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出海时，我只身一人。距第一次远游已有两年，家人觉得是时候让我回加州住一阵子了。
我母亲特别信赖冠达邮轮的精致讲究，就像她对《福尔赛世家》⒈的推崇一样。她给我买了一张从法国瑟堡到纽约的船票，不过那艘船不是冠达的超级客轮，那家公司为了吸引更注重民主精神的乘客。废除了原先的舱位级别，只售卖“客舱”和“游客”两种船票。我买的就是“游客”票。⒈《福尔赛世家》，英国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三部曲小说。
那是在五月，航程原定是九天，实际上却用了几乎十二天。乘客人数也跟原计划的近千人不一样，只有约八十人。航行期间，舱室里的舷窗始终紧闭着，丝毫没有要打开通风的意思。整个旅程难受极了，我想起我的第一次航行，那么快活，空气那么新鲜，身边还有我挚爱的丈夫。
待在舱室里我就觉得气闷（那时的我还是太年轻了，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其实难受得要死），于是每天都在船上溜达好几公里，站在甲板边，抓住垂下的绳子，在海风里跟一位名叫泰晤士·威廉森的男士聊天。他写了几本很不错的书，对于这趟终将抵达却缓慢如斯的旅程，他跟我一样感到难受又无奈。
我已经不记得船上膳食的菜式了，只记得它们比伯伦加莉娅号上的更糟糕。我几乎什么都没吃——尽管这一次我的舱室里没有了温室栽种的葡萄，也没有了亲爱的艾尔。
助理乘务长是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年轻人，第一天吃饭时我被安排与他同桌，他注意到了我脸皮太薄，不好意思换座位。我对他和所有的男士都明显毫无兴趣，而且我发觉自己孤身一人漂浮在大海中央，因此言谈举止变得越发拘谨起来，这些表现很快就让他感到乏味，几乎害得他消化不良了。有次，他邀我跟他和船上另外几个职员一起去喝一杯，去哪里我不晓得，可我婉拒得太过坚决，以至于旅程余下的时间里，他连嗫嚅着跟我道晚安都不敢了。
我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孤独，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游客”舱室里除了乘务长和威廉森先生之外，还有姓斯图尔特的一家人，除此之外好像就再没别人了。斯图尔特先生是个风度迷人的大学老师，举止总是急匆匆的，他刚刚结束了学术休假，夫妇俩带着两个如花朵般漂亮可爱的幼子。我曾羞涩地跟斯图尔特夫人聊过几句，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独自走进那可怕的吸烟室的时候（还装腔作势地带了一本书），却一看到他们冲我微笑，就连忙溜回去了。
他们的小女儿大约四岁，有次看见我一大早在倾斜的甲板上步履沉重地来回溜达，于是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找个锅子吐一吐呀，就像我妈妈那样？那样就会好受多啦。”我知道那样肯定会好受得多，可我觉得，但凡我敢松松劲儿。顺从身体的意愿，放任那股难受劲儿涌上来，也顺从心灵的意愿，放任恐惧和孤单席卷我，那余下的航程我无论如何也熬不过去！我肯定没法扛到纽约了。
邮轮抵岸时，由于我固若金汤的防守，果然一个朋友都没交到，同时我瘦了大约有十三斤，看上去清简又时髦。艾尔家和我们家的两拨素未谋面的亲戚都贴心地等着接我。他们在码头站了快六个小时，愈发温和有礼地等着我向一个狐疑的海关官员解释，艾尔那一大箱子污渍斑斑的旧羊毛内衣（那是他去怀俄明州科迪镇滑雪时置办的，后来决定多留个几年以备它用）里没有缝着钻石。
时不时地，某个跟我并无血缘关系的亲戚会说上一句：“喏，没有什么比得上出海旅行！”
终于，海关的人要么累了，要么就是被我说服了，总之我那位蓄着一把漂亮红色大胡子的表兄韦尔·霍尔布鲁克——那时他已经放弃了“伟大美国小说”的写作计划，转到了《先驱论坛报》当专职的幽默作家——把除了海关监察员之外的所有人统统带去施拉夫餐厅，吃了一顿草莓蛋糕。
去芝加哥的路上，我终于放松下来，放肆而彻底地晕了一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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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准备回法国了。我心里有种苦涩与满意掺杂交织的感觉，因为至少有一件事我不同意父母的看法：我母亲认为，夫妻俩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度个长假对彼此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她慷慨地用船票和旅费来支持自己的理论。
和现在一样，那时的我也愿意坦然承认，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跟我一样，但我从不觉得一连多天离开我真心爱着的男人会有什么好处。依我看，如果两个人能用理解和共情这种看不见的丝线在彼此之间编织出一张网，而这张网又是如此纤细而脆弱。那他们就不该冒险去撕破它。这张灵犀之网罕见而珍贵，而且它存在的时间真的太短暂了……
这次我带上了妹妹诺拉。那年她大约十三岁吧……是个安静又爱沉思的孩子，长大后肯定是个漂亮姑娘，可当时的她个头太高，举止也笨笨的，而且在她心地纯洁的老师的教育下，对话时总习惯于引用拉斯金⒈的名句。⒈拉斯金，即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教师，对艺术有深厚造诣，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
我父母不知该拿她怎么办：她比公立学校的同班同学出色太多，可性格又太过梦幻敏感，要是送进那种离家很远、多半对曲棍球有着疯狂热情的私立学校实在不放心。于是，他们再一次做出了更加匪夷所思、与原先大相径庭的决定：我父母不再说我脾性浮躁靠不住了，而是大手笔地把各种信用函件、一大沓支票还有诺拉的小手往我手里一塞，然后祝我们未来的一年一切顺利。所幸，诺拉挺喜欢我，就跟我喜欢她的程度差不多。
那时的火车当然还没有空调，但我们有个包厢。在芝加哥换乘过后，我们就忙不迭地换下齐整的衣装，这次八月之旅的余下所有时间，我俩都躺在卧铺上，身上只盖着一层汗水和煤灰，喝着冰凉的牛奶，吃着家人送的两大篮水果——吃的速度刚好比它们腐烂的速度快一点儿。
火车离纽约越来越近了，我开始跟心里的不安搏斗。在此之前，总会有人为我送行，要么是堂亲，要么是父母或艾尔，他们会看着火车或轮船妥妥当当地把我带走，而突然之间我就只身一人了，拿着票和行李，还带着一个半大孩子……
离纽约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心中暗藏的恐慌又多了一项：我的一只眼睛里进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片。这就意味着我去看急诊的时候，诺拉得独自留在酒店房间里。
医生是个法国老先生，从第戎来的，正是艾尔和我生活的地方！我靠在他枯瘦却友善的肩膀上默默地哭了一会儿，然后坚决地告诉他，晚上开船的时候我一定要上去，哪怕像绝大多数乘客一样瞎了眼（当然原因是不同的）。他被我说服了，取出了那个金属片，给我的眼睛敷上了厚厚一层麻药，又给我饱灌了一通白兰地，然后写给我一串我已经知道的第戎地址。
那一天愉快地过去了。我本可以热忱地喝下更多妥善储存的白兰地，但禁酒令依然在，即便我知道怎么去纽约的地下酒吧，我也不会丢下诺拉一个人不管。所以我们去了德皮纳商场逛街，在一个茶室里吃了冰镇甜瓜，我那只不停流泪的眼睛也只是吓到了几个人而已。
当晚，我们的堂兄伯纳德，就是家里最有出息、在火车站之类的地方工作的那一位，带我们去布鲁克林吃饭。他好像总是在我最倒霉的时候见到我。那家餐厅里装饰着救生设施和渔网，从我泪水涟涟的眼睛看过去，餐厅的景色迷蒙闪烁，相当不错。我敢肯定，我们吃了相当精雅的套餐，里面有牛排或鸡。当时我就决定，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去有舞曲乐队的房间里吃饭。除了多年后在巴黎丽兹酒店的一晚，这种事果然再没发生。
我们的船毫无个性，也不分舱位级别。当然它是英式的，因为是我母亲买的票。拜大萧条所赐，我们的舱室里没有赠送的果篮，但有件事把傲娇的我们吓坏了：标着“沙发”的舱室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妇人，挂在舷窗前的居然是她的金丝雀笼。满口应承我们会有单独包间的旅行社职员远在加州，而船已经摇摇晃晃地开进了航道。同舱的乘客睡眼惺忪地向我们道了声晚安，我们冷淡地回应了一句，就上床了。
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位身材娇小的妇人是个彬彬有礼的英国人，我好像从没见过她刷牙或穿衣脱衣。她总是衣着整齐，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就不在屋里……而且她的金丝雀似乎更加谨慎乖巧，整个航程中没叫过一声，甚至连鸟粪都没拉过。
诺拉靠睡觉来解决航海带来的不适，她几乎一路睡到了法国瑟堡。
而我一心想要快点到岸，我想回家，想回到第戎，回到爱人的怀抱。大海给我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我拒绝了几次去酒吧的邀请，还有就是，在诺拉梦游般地出现在餐桌旁的时候，我总是跟她说法语。
我以为说法语能让她快点习惯起来，但这大概只是我孩子气的愿望，我想隐匿在人群之中……在这场漫长的归家之旅中，我不想展露真正的自我。但其实没人感到别扭：诺拉昏昏欲睡，压根儿没注意我；我们桌上的其他乘客呢，则都是壮实而安静的佛兰德⒈农夫。⒈佛兰德，比利时西部的一个地区，人口主要是弗拉芒人，说荷兰语。
我不知道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他们在大西洋上做什么。在吃饭以外的时间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而他们也像从没看见过我。他们每顿饭都吃好几种奶酪，早餐时尤甚……在那趟旅程中，关于食物我唯一能记得的就是这个。我后来学会了享受有奶酪和啤酒的早餐，尤其是前一晚喝得太多的时候。（我认识一位瑞士外科医生，如果吃饭时喝了很多葡萄酒，他就会放开肚皮吃奶酪。他说这叫预防措施！他还说，万一赶上有急诊，这方法能确保他双手稳定，眼睛清亮。要我猜，这显然是因为浓缩发酵过的凝乳就像海绵。把酒精给吸收了吧。）
终于，那只小小的黄色鸟儿从舷窗里望见了陆地，突然之间，它开始放声鸣唱，而它的主人也开始用高亢欢快的声音跟我们攀谈起来。诺拉睁开了双眼，多么深邃的棕色眼睛啊！瑟堡开来的领航艇上站着的，可不就是艾尔？他穿着他心爱的黑色灯芯绒西装和农夫靴子，帅得难以置信。他的头发太长了。“他是个诗人吗？”在联运火车上，有女乘客悄声问诺拉。餐车里，我大口大口吃着美味的面包，笑着把头倚上他的肩膀，是呀，他是个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