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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拿到博士学位后大约一周。有天晚上十点，我们，参加完一个晚餐派对后回家。正走到一半，我俩在寒冷的街道上站定；对视了一分钟。
然后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径直朝火车站奔去。我们买了当晚去斯特拉斯堡的车票，对，当晚，午夜就走，而不是原定计划中的一周后。
我们的大多数家当都已经打包完毕，可以托运了。我们拜托火车站站长帮忙，在一两天之内把那些行李从我们的公寓里运走。紧接着，我们沿着后街跑回家，把一脸不高兴的甜点店老板从床上叫醒——他就住在我们楼下，那个名不副实的、胆敢叫作“真正的美食家”的铺子里。我们在五分钟之内把他原本打算用五个小时处理的问题都谈妥了：退款、税费、租约等等。然后我们把所有还没打包的东西都塞进了行李箱。
我们把亲爱的小公寓的门敞开着，没有回头望一眼——没有遗憾，甚至也没觉得感激。等到终于在车站自助餐厅里坐定，跟一位行李搬运工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这几年下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要逃走。我们要逃离这闻名遐迩的勃艮第美食，要偷偷躲开那些没完没了的晚餐派对，因为我俩都笃定地相信，再这样吃下去的话，到不了下周，我俩就都活不成了。
自打艾尔娴熟又风趣地完成了论文答辩之后——这场答辩在大学阶梯教室里引来的人潮，足以跟上次那位潇洒倜傥的巴尔干摄政王来访时相媲美——我们快被请柬淹没了。绝大多数邀请来自律师、子爵，甚至还有学校里的同侪们。虽然系主任和校长对待我们的热诚态度堪称有目共睹，但这些教授还是从手中报纸的上边沿狐疑地斜睨着，观望着，直到现在才放下心来，认可了我们的社会地位。
将近两年半以来，他们用怀疑的眼光观察着我们，令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居然打破了之前的美国留学生树立的所有先例：我们留下来了；我们没有成天醉醺醺的；艾尔果真勤奋认真地学习，拿到了学位；而我也确实没有招蜂引蝶——虽然我口红的颜色跟镇上价码最高的小姐的一模一样。如今，我们是板上钉钉地安全了。艾尔从此有权戴上边缘装饰着兔子毛皮的小圆帽，而我这个幸运的女人，再不是区区一个教员的太太，可以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上全职教授的夫人了。
“他们看起来还真不错，”在第戎口风最严的客厅里，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我们，“请他们吃个午餐？小型晚宴？”
于是，经过了这么久无人搭理的静好岁月之后，我们突然之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紧闭着的大门轰然洞开，从兰斯⒈的晶莹气泡，到科涅克⒉的灼灼烈火，我们快要淹死在勃艮第最引以为傲的美酒海洋里了。蜗牛、肝酱、梭鱼丸子；卧在大浅盘里冰镇过的、头尾齐整的大鱼；浸在十几种喷香浓郁的棕色酱汁里的鹿肉和雉鸡；复杂的冰品，还有打发到恰到好处的鲜奶油……所有这一切，还要佐以有分量的、彬彬有礼的交谈，而这些交谈里流露出来的腔调，半是屈尊，半是敬畏……我们实在扛不住了。⒈兰斯，法国著名的香槟产地。⒉科涅克，也译作“干邑”，法国最著名的白兰地产地。
先是博士论文答辩的潜在压力，紧接着又是这一阵好心好意的热烈邀请，我们感到，要么赶紧溜走，要么就干脆死了算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一月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们躲到了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突然之间，我们放松下来，因为我们知道，火车已经在那边等着了。我们会发电报的……我会写信通知朋友的……
搬运工朋友帮我们在铺位上安顿好。我们握手道别。火车摇晃了一分钟，然后慢慢地启动，朝着北方进发。
我们听到车窗外传来一声大喊。
搬运工正追着我们的车厢跑，跟他一起奔跑的是保罗·德托尔西。身材矮小还驼背的保罗特别崇拜艾尔，他很富有，却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当地的穷酸文人身上，为他们出版一卷又一卷蹩脚的诗集。在这些人里头，保罗最钟爱艾尔，他带艾尔参观他最隐秘的私人房间，那屋里悬挂着黑色天鹅绒，还摆着……是的，是真的，雕花橡木桌上还摆着一个头骨。保罗总是打着平滑的领带。保罗憎恨我。保罗很小的时候，酗酒的父亲把他扔下了城堡的楼梯。
此刻，他正绝望地沿着月台奔跑，太阳穴深陷的大脑．袋向后仰着，都快碰到了他的驼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逃走”的？在充满恳求的狂乱眼神背后，是什么怀疑的念头在嘶嘶作响？
他抽泣着，仰脸望着艾尔。天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大笑起来，可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在加速驶离的火车上，在我们安全又温暖的小天地里，我们站在车窗边俯视着保罗，大笑着，因为他那双眼睛，如此绝望的大眼睛，酷似几个小时前我们晚餐桌上那条平摊在盘中的多宝鱼。
那条多宝鱼带着帝王般的气度，安然躺在它的亚麻卧榻上，四周装饰着柠檬和新鲜香草。保罗比它更有活气，正沿着灰扑扑的月台狂奔，衣着朴素，未加修饰。可他们的眼睛，那深邃的、玻璃珠般的大眼睛一模一样，透着狂野、静默无声的崇拜，以及可怕的谦卑。
我们病态地不停大笑。当搬运工拽住了保罗的胳膊，不让他再跑的时候，艾尔抬起手指做了一个奇异的手势——半是吻别，半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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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斯特拉斯堡时，天色尚早，而我们已经累得麻木。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大广场，住进一家酒店。几乎过了十八小时之后我们才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一张硕大无朋的床上——我俩谁都没睡过这么大的床，它肯定有三米宽吧，非常干净舒适。我们感觉好极了。
我们的表停了，打电话问了前台，才发觉时间早已过了午夜。酒店服务生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冷香肠、面包卷和啤酒，是相当好的瓦尔斯海姆⒈啤酒。我们吃得连渣都不剩，把啤酒杯口上的泡沫舔干净，然后倒头又睡了好几个小时。…第二次醒来时，我们的心情更好了。艾尔拿到了珍贵的博士学位，我俩相亲相爱，而斯特拉斯堡正等着我们去探索。⒈瓦尔斯海姆，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地区。
我们洗过澡。打扮整齐，出门走到冰冷的街道上。克勒贝尔广场上已经摆起了小小的冷杉树，卖姜饼的小货摊已经为圣诞节做好了准备，就跟前一年我们取道这里去纽伦堡时一样。我们记起了通往那座气势恢宏的玫瑰色大教堂⒉的路，以及教堂旁那座名叫卡玛泽豪斯的餐厅。⒉玫瑰色大教堂，此处指的应当是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它始建于1176年，直到1439年才全部竣工，使用孚日山脉的粉红色砂岩石料筑成。
卡玛泽豪斯古旧得有点别扭，但它楼下是个非常舒适的小酒吧，楼上小餐厅里的食物总是好吃极了。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吃饭是有一年去德国的路上。等待饭菜的工夫，我们坐在楼下的小酒吧里先喝点东西。这里有又大又软的皮椅，幽暗的桌子上摆着一碗薯片——那是我头一回见到欧洲式的薯片。它跟美国那种装在蜡纸包里、每片都同样金黄薄脆的土豆片不同，而是颜色有浅有深，有些薄得像纸一样，有些又挺厚，而且它们是用真正的黄油炸出来的，表面随意地撒上粗盐，在乡下会跟炖牛肉一同上桌。
这种薯片太好吃了，我就像个凌晨三点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巧克力蛋糕的孕妇般，慢慢地、专心致志地细品着它的滋味。让我很不好意思承认的是，趁着这阵奇异的、私密的狂喜，我还喝掉了两三杯红波特酒。看上去挺不可思议的，可事实确实如此——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深切、最愉悦的美食体验之一。
结果，等到服务生叫我们上楼用餐时，艾尔精心选择的菜式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了。我抱歉极了，他原谅了我。第二次来到斯特拉斯堡时，我们回到这家店，把那天晚上点的菜重新点了一遍。
城里有名的餐馆还有不少，却让人感到同样困惑：它们既不是法国风味，也不是德国风味，而且，许多阿尔萨斯人强烈渴求的自治在厨房里显然并不成功。几乎每家小酒馆都向客人推荐自家的酸菜香肠腌肉锅，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有些店里做得确实好吃，可有些店里就很糟，把这道菜做得悲哀又濡湿，乱作一团：脏兮兮的一小堆酸菜并不酸。陈年的土豆灰扑扑的，香肠皱巴得像秋天的叶子，但远不如秋叶迷人。
城里还有一间瓦尔斯海姆啤酒公司开的小酒馆。周日下午，艾尔、诺拉和我会在寒冬中沿着莱茵河漫步很久，再去附近的小树林中走走，然后我们就会去那家酒馆里吃点东西。
圣诞节后，诺拉进了城里的修道院。她显然是个适合生活在北方的姑娘——虽然这只是她生命里的第十四个冬天。在斯特拉斯堡的冷冽空气中，她就像一棵秀挺的小松树般生机勃勃，身上散发出一种被束缚已久的生命活力，那个时期过后我再也没如此清楚地看到过她这种状态了。六点前她必须回到修道院，所以太阳刚要落山——三点半甚至是三点——我们就要结束散步，搭上公交车或有轨电车，用最快的方式去往瓦尔斯海姆酒馆。
这家小酒馆非常德国——有那种让人很舒服的德式风情，温暖而热闹。酒馆里坐满了大家庭，他们度过周日的方式跟我们差不多，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活力十足又饥肠辘辘。我们通常会跟其他客人们拼桌，他们冲我们笑笑，打个招呼，然后就继续忙自己的，我们则会点大杯的啤酒，’ 然后在酒馆的两种特色菜里选一样：三明治拼盘（大盘子里摆着一打左右的开放式三明治，个头不大，但都非常实在），或面包配奶酪——散步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商量好选哪一种了。
这里的奶酪只有一种：软质的、成熟的明斯特奶酪，跟林堡、美国产的利德克兰兹或浓郁的布里奶酪有些类似。通常它会搭配一小堆洋葱碎和香芹籽，这几样放在一起吃的时候，就如同我父亲所说的，“果味浓郁”。
我常想，不知诺拉会给同宿舍的乖巧小姑娘们带去怎样的“嗅觉影响”。到了周日，那些小姑娘们要么是跪下祈祷，要么就领受来访堂亲们的纯洁陪伴。我们把时间掐得极准：正当修女在大门口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诺拉就像一只从新教地狱的出口径直飞出的、穿着制服的快活大蝙蝠般翩然而至，倏地一下钻进门去，留下一阵几乎肉眼可见的，夹杂着啤酒味、奶酪味和上等幽默味道的烟雾。她会回头冲我们挤挤眼，悄声嘀咕一句“谢谢，姐姐”，然后以一种皇室范儿的温驯，微微低下戴着整洁修道院帽子的头，消失在大门那边，直到下个周日。
或许我们不该把这么年轻的姑娘带进公共小酒馆，还给她喝啤酒，但结果其实挺好。从个头上看，她比艾尔和我都要高大壮实……另一方面，我愿意这样认为：长长的散步，小酒馆里诚挚的气息、味道和声响，都会在她心中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就像留在我心中的那些一样。
艾尔和我最常去的另一个地方叫作菲利普餐厅。它是一个又大又奢华的法式餐馆，跟巴黎最好的餐厅几无区别。据说它是由法国政府资助和管理的，是政府宣传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阿尔萨斯不被德国拉拢过去。很自然地，它有种几近疯狂的奢华靡费。店里的服务是完美的，从一杯啤酒到搭配了最好葡萄酒的十道菜的晚餐，每样东西不只是品质最好，而且很可能还是法国那个地区里最便宜的。
我们经常跟一个名叫弗朗兹的人一起去那里吃饭，表面上，他在政府设在斯特拉斯堡的烟草厂里当经理，可实际上他是个秘密特工。他告诉我们，菲利普餐厅每天要花掉纳税人的数千法郎，我看得出原因。在别处我从没吃过那么好的牡蛎。它们是每天清早从海岸边空运过来的。还有白酒贻贝……想起这道菜我就想叹气。当然还有斯特拉斯堡的各式肝酱，镶在肉冻里的、包在酥皮里的、做成慕斯的……玻璃瓶散装的葡萄酒是我喝过最好的。弗朗兹说，政府的招儿绝得很——他们买来原装的上好葡萄酒，统统倒进散装的玻璃瓶里当便宜酒卖，这是为了让阿尔萨斯人知道，世上除了啤酒和从德国进口的廉价莱茵葡萄酒之外，还有好东西。
是的，我们经常去菲利普餐厅吃饭，有时我俩去，有时和弗朗兹，还有他那位奇怪的小学徒，一位安南⒈王子，他的政治教育也是弗朗兹的特别任务之一，而且两人的关系显然还掺有情爱的成分。那里的整个氛围有种让人兴奋激动的味道，可同时又非常不对劲，犹如一位身患癌症的漂亮女郎。⒈安南，越南的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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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和我在橘园大道上的一处顶楼公寓里住了两三个月，可实在住不下去了。
公寓里有个诡异的小厨房。唯一的水龙头上每天早晨都挂着冰柱；阴暗的小客厅里只有一扇圆窗，大小跟感恩节馅饼差不多；长长走廊的尽头是狭小的卧室。这套房子里没法洗澡，虽然可以每两周一次长途跋涉到市里的公共澡堂去，可我还是觉得有一种无法避免的肮脏感偷偷地爬满了全身。
客厅里有个贴了瓷砖的黑色小暖炉，大约能容下一品脱的煤，每隔半小时至少要添一次，可即便如此，它顶多也只能保持微温而已。
这里离市场几乎有五公里远。艾尔很乐意顺路采买回家，而我实在太冷、不愿搭电车出门的时候，也可以走到街角的咖啡店去，打电话订购日常杂货。可是，要想在那间小厨房里做饭，我就必须穿上毛皮外套，再戴上手套，但蒸汽刚碰上那不隔热的斜屋顶，就立马冻成了冰。这样做饭实在太沮丧了。
我试着写些东西……那时我错误地以为，我也能写那种一先令一本的廉价惊险小说，而且肯定比已经出版的那些强……可我太自大了，我的手和脑袋都太冰冷了。
每当觉得坐着不动实在太冷时，我就到街对面的橘园动物园里去逛逛，看着那些皮毛够厚的动物在笼子外面溜达。我站在那儿等啊等，想从栏杆那边缩成一团的动物身上看见点儿活气，可就连豚鼠都冻得直僵僵的，不像平时那样放肆地交配了。鹳鸟是阿尔萨斯的吉祥物，它阴郁地盯着我，偶尔掉下一根疲沓的羽毛，落在结了冰的污秽里。我转身回家，磕磕绊绊地匆忙赶回去，免得炉火又熄灭了。
有时，在绝早的清晨，一对非常老的乞丐会蹒跚着、咒骂着或是高唱着经过公寓外。渐渐地，我开始等待他们出现。有许多次，我哆哆嗦嗦地站在卧室窗前俯瞰着他们。男的有一条木腿，而即便借着雪地上反射的月色，女人的面孔也完全看不清楚。他们经常醉醺醺的，有时会停下来相互爱抚，有时，在两人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之前，那老头子会把老伴儿打倒在地十几次。
我不再观察他们，可渐渐地，不等远远听到那条木腿敲在冰面上的嗒嗒声，我就知道他们何时会来；然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尽管清醒得很，可还是觉得有天晚上他会穿过锁着的院门，穿过楼门，走上楼梯，穿过我们锁得牢牢的房门，走进房间，嗒——嗒——嗒……
有一天艾尔决定做个墨西哥玉米派。我从没吃过这东西（这正是他想做的理由），但他对这道菜的感情大概就像我对卡玛泽豪斯餐厅里的薯片差不多。他花了好些天做准备，买来合适的烤盘和最好的希腊橄榄，从巴黎一家杂货店里订购了辣椒粉，还终于在一家僻静的“健康食品店”里买到了玉米粉。
一切终于齐备。他留在家里没去学校（当时他在大学里做事情），由于他的热情，或许也由于他确实在场，公寓里几乎温暖起来。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提起心中那愚蠢的恐惧。我们用淡而无味的比利时菊苣拌了点沙拉，味道跟艾尔香辣浓郁的大菜很搭，还喝了一款紧致硬朗的红酒，那个墨西哥玉米派的味道好极了。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好吃的墨西哥玉米派之一，但我觉得吃一次足矣。
当然，令我崩溃的并不是这道菜本身。我很清楚这一点。吃完后没多长时间——应该说，尚处于四小时的正常消化期内——我哭了起来。那是艾尔头一回看见我哭。以前他从没见我流过一滴泪，可现在成百上千的泪珠从我脸颊上滚落下来，寂静无声，我也没有叹气，鼻头连红都没红。我就这么默默无言地干坐着流眼泪，木呆呆的，都没力气去拿条手帕擦擦湿透了的脸颊。我觉得特别丢人，却无力隐藏自己。
艾尔看着我，然后问了一句任何正常男人都会问的话：“我做错了什么？”他虽然博学，但也是个很实际的人，于是他给炉子里续了煤，又倒了一杯白兰地放在我麻木的手边，就回大学里去了。
我坐在渐渐冷下来的房间里，像个溺水的人一样回顾着过去，那里头混杂着眼前的情景，混杂着冬日的阴冷，那没有面孔的乞妇，那动物园里被冻在自己的排泄物里动弹不得、羽毛脱落的鸟儿……如今我明白了，导致我苦苦挣扎的是某种内分泌的小毛病，是郁结的肝气，是闪现的忧郁症，但在当时我真的吓坏了，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艾尔快回来的时候，我喝掉了白兰地，止住了那些持续不断的、又大又沉的泪珠，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收拾得好看点儿。我既绝望又丢脸，还充满困惑。
我们到菲利普餐厅去吃了晚饭，一切都挺好，直到我们起身准备回家，泪水又开始滚落，我全身的骨头都变得酸软无力。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昏眩地瞟一眼可怜的丈夫，然后摇摇头。
他真贴心。他把我领到全城最暖和的旅馆房间里去，那里灯火通明，床上放着蓬松洁白的枕头，羽绒被上罩着带褶边的红色锦缎，硕大的白色浴缸上装着天鹅造型的黄铜水龙头。他为我在浴缸中放满水，趁着我泡澡的功夫——数周以来，我终于第一次觉得自己干净了——他搭上电车回到公寓里。取来了我们两人的睡衣。
第二天，我们就搬进了这家名叫“艾丽莎”的旅馆，他没问任何问题，也没有一句责备，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有过。
艾丽莎旅馆太贵了，可我们没管那么多，在那儿度过了好几周舒适的、冬眠般的日子，随后就动身去了南方。旅馆离大学很近，我跟艾尔相处的时间也多起来了。
一段时期里，我像个康复期的病人般倦怠无力。到了晚上，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侧耳寻找那木腿乞丐走过来的嗒嗒声。白天，我躺在飘窗后头的卧榻上，听着隔壁思乡的波兰领事弹奏着他的六角手风琴，看着层叠起伏如波浪的白色亚麻窗帘，还有窗外横跨运河的大桥。渐渐地，我熟识了许多斯特拉斯堡人的面孔，每天我都会准时地观望他们：上学的孩子们；裹着皮草的肥胖阔太手里捏着嵌了饰钉的狗绳，绳子那头拴着跟她们十分相称的腊肠狗；面色苍白的职员；矫揉造作的妓女们。
渐渐地，我又开始写作了。写出来的东西很糟糕，但健康。我经常去参观大教堂和博物馆，始终都觉得很暖和；艾尔和我愉快地去小酒馆闲坐，在街上散步，去艾丽莎旅馆暗黑的餐厅里吃饭，那菜式比环境更加暗黑，尽是些烤野猪之类的东西。在我印象中，桌上总是有菜泥，就好像旅馆里的五十多个客人都没长牙似的：豌豆、兵豆、土豆、栗子，统统都压成柔和的泥糊，永不疲倦地饰以同一种酱：无论是浓郁的味道还是那黑褐色的浓稠质地，都从来不曾变过。
没过多久，我就忘记了那场哭泣，忘记了我的泪水汩汩流出的可怕方式，就好像我不是人似的。如今，对于那个邪门的日子，说真的，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再也不想吃墨西哥玉米派了，虽然这个想法完全不合逻辑，但我很满意自己能这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