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一次漂洋过海是在1932年，距离我上次出海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也就大约一年吧……可我长大了不止一岁。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成熟起来了，突然之间我变得相当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什么。我变得清醒多了，也没那么羞涩了。
离开欧洲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我知道，即便我们留下，年轻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年少无忧的魔咒已经打破，但打破魔咒的并不是艾尔认为的买船票这个行为，魔咒的力量也不可能再恢复。若是真能恢复的话，结果必定是骇人的，就像一个成年男人变回了小孩子，却依旧顶着那高大破败的躯壳。
趁着船还没开，我们去了马赛旧港的一家餐厅里吃午饭。艾尔和我以前常去那家店。味觉异常敏锐的诺拉（在这方面她几乎像个法国孩子）一想到能吃上真正的马赛鱼汤作为告别的盛筵，就雀跃不已。可那天我们差点儿没吃成。
那是我头一次被人从餐厅里轰出来，我感到一阵奇异的惊骇：我们一进门，一个服务生就从拥挤的房间里匆忙走来，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又站在了大街上……快出去，快出去，他驱赶着，就好像我们是一群莽撞地闯进草坪的鸡。
餐馆老板心急火燎地冲出门来。他认出了艾尔和我。他尖声叱骂着那个没有眼力的服务生。我们几个捧腹大笑……原来那服务生看见了我的手风琴（船开之前我们找不到妥当地方安置它，所以艾尔只好把它夹在胳膊底下随身带着），还以为我们是一伙饥饿的街头歌手，想进店来骗顿吃的。
经过了一圈点头致意、微笑和脸红之后，诺拉、艾尔和我坐在了餐馆阳台最好的位子上，俯瞰着灿烂春阳下的老码头，啜饮着餐馆老板从自己的私藏中取来的好几种红酒，同时竭力不去想一个问题：我们怎能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啊。
热腾腾的马赛鱼汤散发出浓烈又独特的藏红花香气。我们把面包沾满汤汁，吮吸着无数种奇形怪状的贝壳和其他海鲜。我们频频举杯，祝福了许多事情，但祝祷得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
离去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为餐馆老板和服务生们演奏了我最拿手的曲子，虽然已经饱餐了醇酒美食，可我心里依然还留有一丝震惊——我，或世上任何一个人，竟会被别人拒之门外。大家喝掉了最后一杯酒，一杯足以让丘比特心荡神驰的南法果渣白兰地，然后就离开了法国。
我们要搭的船是一艘小型意大利货船，统共才有十五名乘客。船名好像叫作“费尔特雷”吧，它装载的货物不算多：一些待售的葡萄酒和油；一艘要运回美国参赛的著名小型赛艇；然后就是数量庞大的、给船员们吃的给养——这三个月的航程中，墨索里尼不允许他的人吃意大利货之外的任何食物。
（马赛警方怀疑这艘货船窝藏了两名穷凶极恶的抢劫犯，这两人杀掉了银行职员，抢走了也不知是两千五百法郎还是二十五万法郎的巨款。警察搜查了全船的货物，把船长气得七窍生烟。最后，把每样东西——包括我可怜的手风琴——都松开绳子、解开扣子、揭开盖子检查过一遍之后，警察们愤愤地走了，我们终于爬上了甲板……在我经历过的所有远航启程仪式中，这回算是声势最小、最静悄悄的一次了。)
我们在许多个西班牙港口停留，有像巴塞罗那这样的大港，也有细弱地伸入海水的简朴栈桥。港口上都堆放着闪着微光、装满橄榄油的方形铁皮桶。有次我们遇上了严重的漏油事件，游手好闲的西班牙搬运工就站在一边微笑着，抽着烟，一桶油都不肯搬。船员们叱骂着。油桶在太阳底下爆裂了，碧绿的油脂从一条条裂缝中滴下来，落在栈桥上。
船员说，这是蓄意破坏，西班牙的局势很糟……革命很快就要爆发了。
我们在飘着油污的水面上停泊了两天。有几十桶油的焊接处还是完好的，装好船后，我们驶离了港口。漏出的橄榄油那浓郁又好闻的气息在海面上一连跟随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方才散去。
在马拉加⒈，我们坐在咖啡馆旁的一棵树下，“尽职尽责”地啜饮着一种浓稠的棕色葡萄酒，得体地等候了一阵子之后，我们高兴地把饮品换成了兑水的茴香酒……颇为野蛮的组合，但我想也没碍着谁。⒈马拉加，西班牙南部城市。
我当即决定，我想要住在马拉加附近。我们在甲板上喝着清淡的意大利啤酒，望着茶褐色的小山缓缓地滑过身后，那情景看上去就像是身处加州圣地亚哥的巴尔博亚，我非常喜欢。
几天后，当我们缓缓地沿着加纳利群岛航行的时候，我又决定，我想要住在这里。生活在一个岛上会是怎样的感觉呢？这么一个充满岛屿风情的小地方。不……
那种感觉大概就像在一艘小船上度过一连串昏昏欲睡的日子吧，就像我们当时一样。人群中会泛起莫名的情绪，或许还会爆发出激烈的行为，然后是眼泪，最后再度归于沉寂。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都能看得见岛屿的边界，若想居住在这样的地方，非得有种超然的心态不可。但在我看来，人生太过短暂，怎能把时间浪费在强迫自己超然世外上。
船长是个胖乎乎的年轻人，本该闪耀着神采的眼睛里透露出的却是冷漠。我想他讨厌乘客，也厌憎这种给他们当奶妈的生活，对此我不会怪罪他。可就算没有我们，我也不觉得他像个出海的船长，他没有荷兰船长、瑞典船长，甚至是意大利船长的那种气质和派头。他对他的船十分疏离，就像对我们一样，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不安全感。
他对某些人好像没这么冷淡。我记得船行至加勒比海的某个地方时，有人因嫉妒而至少大哭了两次：他在自己的舱房里跟两个长着硬朗下巴的美国姑娘聊天——她俩在佛罗伦萨住了一年，如今要回家去——却没有搭理年轻的费因曼夫人，这位夫人跟一个意大利人跑了，却被母亲抓了回去，准备送回宽宏大量的丈夫身边。（“这难道不像是收音机里讲的故事吗？”船刚驶离马赛还没一两个小时，那两个女孩子都带着既浪漫又骄傲的声气这样问我。那是她俩第一次给我讲述这件事，此后的航程里，两人把这个私奔、追捕、寻获的故事又给我讲了不下四十次。）
由于性格使然，艾尔、诺拉和我都把海上的种种不适留在自己心里，让自己生活在骄傲的小世界里。我们的客舱位于两层迷你甲板的最上方，跟某个沙龙一样的房间相连，在那里我们跟一个四口人的瑞士家庭一起吃饭，他们几个也像我们一样安静。
当然了，我的小手指和小脚趾再度陷入了沉睡。船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那几天，我陷入了严重的恐慌，在我接管诺拉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我们两人的耳朵都痛得要命，不管是走动还是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地像玻璃人一样。这种情形我俩就遇上过这么一次。船上没有医护人员，我确信这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船长的舱房里有药品，可我觉得这情景有些荒谬：两个高个儿漂亮女士，朝一个冷漠的胖男人讨药丸吃。
“多喝水，注意保暖。”我笃定地对诺拉说，可我的心神游移不定，头痛得像有根火烫的铁丝横穿而过。
大约四天后，我们突然痊愈了。我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细菌感染吗？当然，我们丝毫不怀念它，我也完全不想再领略那种强压下去的恐慌了，要知道，我是多么担心诺拉，毕竟在她和医生之间还隔着那么一大片海洋。
另外一些海上的反应就没有这么剧烈，这么明显。
我搞不懂艾尔了。他凝视着水面，跟那个为美国富翁开赛艇的男人聊天，也跟从旧金山来的那个大个子意大利摔跤手聊天。他用几乎看不清的笔迹在极小的纸片上记着什么。当我们下船，走进真正的温暖地带时，他会穿一身白色的棉质衣服，看上去非常清爽帅气。可他的内心深处……我完全搞不懂了。
诺拉几乎也是一样。她看了好多原本是我买给自己看的法国小说（而我看的是八卷本的《基督山伯爵》，还有跟那家瑞士人借来的宗教小册子）。有次我听见她在舱房里说话，就去看看怎么回事。她站在白色小房间的正中央，盯着墙上和天花板上到处乱爬的小昆虫，说：“我一分钟也忍不了了。我再也不要忍下去了！”
她在哭，被黑色的小虫子气得浑身僵直。我非常同情她，可我说出的却是：“你离开直布罗陀已经十二天了，离下一个港口还有二十天，诺拉。”然后我就回自己的舱房去了。
到午饭时她已经没事了，但接下来的两三天，她的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几近精疲力竭的表情。带着优雅的姿态去承认某件无可避免的事是非常难的，我把她不愿承认的事实说出来了，而这话让她震惊。或许她永远也无法从这种震惊中彻底恢复过来，她太年轻了，还承受不了这样的事。
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独自待着，织织毛衣，看会儿书，谨慎地探究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关于我与家人的关系、与艾尔之外的其他男人的关系，我想清楚了不少，当我们的船在海浪间缓缓前行的时候，我讨论着这些事情——大多数时间是跟自己，但有些时候也会跟艾尔说说。
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听见我在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或许是在自言自语。或许他也在默默地跟自己说话吧。在这艘静悄悄的小船上，这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除了我头脑中发生的那些之外，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在岛上生活是不是也这样呢？）。那些愉快的日常，比如吃饭、打招呼、讲八卦，甚至还有耳痛，以及其他乘客之间偶尔迸发出的激情……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
当然，船上还有另一种生活，船员们的生活，可他们极少靠近我们。作为意大利人，他们很安静，并不欢脱。我们舱室的服务生是个面色苍白的金发男孩子，名叫路易吉，我们同他说话时，他总是尴尬地摇头，而且他有浓重的体味。餐厅里的侍者为人和善，但除此之外，我就没什么印象了。每天中午的菜式都是小牛肉和猪肉，当天气太热，乘客们吃不下这些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尤其是对诺拉。他会拿来一点儿奇怪的沙拉给她吃，而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那时船上剩的生菜只够船长晚宴时用的了，而这顿饭还要等到四周之后。
奶酪和面包都非常好吃，餐桌上也总有葡萄酒。熟悉了勃艮第的红酒和白酒之后，船上的酒有时尝起来有点奇怪。它更像是法国南部的葡萄酒，但不是进口过来给美食家们喝的那种，而是当地产的酒，酒体更加丰满、粗糙、厚实。我喜欢这种酒。侍者会给我带点冰块，我用这种红酒搭配所有食物：切成厚片的萨拉米香肠、奶酪和水果。
抵达中美洲的港口之后，我们就有很好的木瓜吃了，沁凉、柔滑，如黄油一般。还有大似甜瓜的青皮橘子、香蕉和牛油果（搭配脆皮面包很好吃）。此外，还有深黄色的白葡萄酒、带点青色的红葡萄酒，跟这些食物非常搭——在滨海的炎热天气里，这简单又直率的酒正是我想要的味道。
当时我们手头真的很紧，所以对日常花费做了精心分配：每天一杯啤酒，晚餐前一杯味美思，在圣佩德罗要用的小费、杂费。艾尔不喜欢这些葡萄酒。他的味蕾上还萦绕着1919年香贝丹的余韵，没法适应品质稍差的东西。于是，诺拉和我就把我们的啤酒让给他，少摄入点水分也没什么大不了。
诺拉过生日那天，我们喝了香槟。香槟挺甜，热烘烘的，在暑气蒸腾的暗夜里，成群的小腻虫聚拢到玻璃杯口上。船外传来当地居民在海湾的防鲨栅栏里嬉水的声音，船上静悄悄的。船长羞赧地向我们举起酒杯，大家都叹了口气，暗地希望我们能多喜欢彼此一点儿。
我有时会承认自己挺傻，可当时的我简直傻到了家：现在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可怜的艾尔当时之所以留在船上不愿上岸，并不是因为吃了变质的猪肉，肚子不舒服。其实，是因为他真心讨厌虫子……对那些会咬人、会吸血的小虫子，他又憎又怕。或许他之所以苍白虚弱地躺在舱房里，是因为这些虫子，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去的岸上满是虫子，每棵树上都沉甸甸爬满小虫。大概——现在我真不愿回想起当年我那迟钝的误解——大概他一想到我满身带着看不见的虫子从岸上的梦幻之旅归来，就感到恶心，可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就带着诺拉，跟其他乘客一起进到丛林村庄里去了。
有次我看见了一个土著人，我站在那儿怔怔地看着，就像个钉在大头针上的蛾子：他的皮肤是极深的棕色，穿着破旧的裤子，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的海滩拾荒人；他长着一双湛蓝的眼睛，两只脚上各长着六根匀称又强健的脚趾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同时瞧见这两件令人惊愕的事实的，可我就是瞧见了。
我停下来不再看他，迷迷糊糊地转过头去想跟诺拉说话，可没说成。因为一个患了严重麻风病的老妇人正站在一旁，伸出只剩下嶙峋白骨的手臂，拽住了诺拉的胳膊。我吓得浑身发烫，可随即耸了耸肩……这都是梦境的一部分，就算我冲出去找消毒药水，把四周的人都吓一跳，也没有一点好处。我塞了点钱给老妇人，她像个滚动的腐烂苹果般隐匿到暗影中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有什么用呢？
我拉过诺拉的胳膊，正是那麻风病人的手碰过的地方，也走进那暗影里去了。
我还记得有次我们在一个凉爽的酒吧里坐了好几个小时。酒吧的地上满是尘土，老板从屋子正中一个带盖的深井里拽出椰子来，弄椰汁给我们喝。看到我们就快把手中的椰子喝到底朝天的时候，他就跪到地上，再次把用网兜盛着的椰子从井里头拽出来，那椰子冰冰凉。还滴着水。他用拇指就能在椰子上戳出洞来。我们急不可耐地狂饮。在船上天天喝那些粗糙的葡萄酒，又吹着海风，这椰子水简直就像疗愈的灵药。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我们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脚踩着坚实的大地，这感觉真的很好。
还有一次，船上所有人都上了岸，去一个种满棕榈树的庭院里吃饭。院落设在一家酒店里，那地方又小又脏，一扇门都没有，厕所就是在房间的角落里挖个洞。院子里挂着不少吊床，好些男人躺在上面睡觉。
我们沿着几条小街走了走，家家户户都敞着门，路人能瞥见屋里摆着的漂亮大床，床头贴着“神圣之心”的印版画，布置得就像克里斯托瓦尔⒈妓女的房间，吊床在真实的家庭生活中摇曳着。⒈克里斯托瓦尔，巴拿马北部港口城市。
我们趁着日光未落，在一个爬满藤蔓、栖着鹦鹉的露台上用餐，那儿摆着一张长条桌。一个身穿白色棉布长裤、粉色丝质马球衫，留着灰胡子的矮小男子为我们服务，两个只比他高出一点点的孩子给他打下手。
我们吃啊吃。除了各式做法的牛油果，我对这一餐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桌上也有肉，大概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但至少对我来说，那些肉没法嚼也咽不下。端上来的还有好几十种小菜，有糖煮水果，还有某种扁平的薄片，不知是蝙蝠的耳朵还是切过的瓜皮。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那男子虔诚又朦胧的大眼睛在我们面前一下下地眨动着。
偶尔会有一道用胡椒和可可炖的鸡肉端上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东西，在一大片以甜味为主的菜肴里，它就像喇叭声一样嘹亮。
我们这些身材高大、肤色苍白的陌生人坐在桌边吃着，露台渐渐暗了下去。等到上了咖啡、喝完啤酒并结账之后，天色已经全黑。街灯下，三个犯人磕磕绊绊地从我们身旁走过。脚上的铁链有时磕在路面上，有时被拖进了泥坑。回船上的时候，村庄外的树林里有萤火闪动，犹如淘气的蜡烛，那简直是世上最大的萤火虫了。
船长晚宴也很奇怪。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下加利福尼亚的海岸。水面是如此平静，能听得见飞鱼拍溅水花的声音。宴席的长桌摆在甲板上，头顶搭了雨篷，夜空闪烁着无数颗星星。
身穿白色制服的船长显得精神抖擞，对我们每个人都报以近乎煦暖的微笑，大概他是在感谢上帝吧，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将在几天内离开他了。服务生也都很兴奋，就像我念寄宿学校时圣诞派对上的菲律宾僮仆。餐桌布置得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一样。
桌子中央摆着各式肉冻卷、从意大利带来的熟透了的葡萄，还有从这一路上经过的港口里采买的奇异水果，最华美的大菜是两只填馅雉鸡，它们身上插着已经有些黯淡却依旧华丽的羽毛。桌上还有高脚酒杯和小小的印制菜单，证明这道大师之作是罗马一道历史悠久的名菜。
我们吃着，喝着，在黑暗的海面上，大家的交谈声忽然都变得友善起来。我们忘记了费因曼夫人还待在自己的舱房里，因为那意大利摔跤手“对她动手动脚”，可船长却不肯把他铐起来。我们也忘记了梭罗的侄孙女正面色苍白——那天早些时候她刚经历了严重的内出血。服务生们轻巧地在席间穿梭，大概以为自己正在著名的餐厅里为客人上菜，而不是在这个五流的货轮上。我们喝着阿斯蒂起泡酒⒈，不知道是哪个年份的，但喝起来轻盈悦人。⒈阿斯蒂起泡酒，产自意大利北部小镇阿斯蒂，使用麝香葡萄酿制，清雅爽口，被誉为意大利香槟。
终于，在我们的掌声中，大厨出现了。他立在从狭窄楼梯里透出的光线里，向我们鞠躬致意。他戴着白色的高帽，穿着长款的晨礼服，那模糊的身形轮廓透出隐晦的悲哀，犹如路德威格·比梅尔曼斯⒉的插画作品。⒉路德威格希·比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1898~1962），美国作家和插图画家，以巴黎女子学校的红发孤儿玛德琳为主人公创作了系列儿童丛书。
掌声停下后，是片刻的沉寂。他紧张地转向灯光的方向，大气都没出。有人正拖着脚步慢慢走过来，还有磕磕碰碰的声音。随后，在弯弯曲曲的楼梯出口处，现出了三个小厨工的身影，他们恭敬地抬出一个怪异到无法言说的东西。
大厨后退一步，鞠了一躬，偷偷擦掉苍白面孔上的汗水。船长鼓起掌来，大家都鼓起了掌，甚至还有人欢呼。三个男孩子把那东西放在一张特制的桌子上。
那是一座米兰大教堂的复制品，差不多有成年人的棺材那么大，用白色和粉色的砂糖做成。里面当然有灯光，在这艘小船的甲板上，随着墨西哥海域起起落落的海浪，那飘忽闪烁的光线从每一处飞拱中透出，显得纯洁又荒谬。其中的某些东西令我感到羞愧。
它上面微微落了些尘土。这模型必定在无数艘船的黯淡展厅里展示过，经过了不知多少风浪，毫无疑问被修补过，状况较修补前好，却再无昔日风华。它是大厨高高飘扬的旌旗，一座用砂糖制成的堡垒，抵御着衰败的气息。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是多年前在某个著名的厨房里完成的，如今他带着尊严把它呈现在我们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