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这艘船令人很愉快，这是一艘客货两用的荷兰小船。1936年，艾尔和我搭乘它前往圣佩德罗。
这艘船在中美洲港口停靠的次数比意大利的费尔特雷号少，但在航程靠近英国的那一段，我们在利物浦、南安普顿、伦敦和格拉斯哥停留了好几天。格拉斯哥的装卸工牙齿几乎都掉光了，狼吞虎咽地吃着用旧报纸裹着的、颜色灰扑扑的夹生肉馅饼。在利物浦，我们坐在一家餐吧的火炉旁，用针挑了螺蛳肉来吃。
船长是个好人。几个世纪以来，他的族人都要么当老师，要么当水手，而他两种本事都有，因此他特别喜欢给人上小课。往往在一杯卡茨金酒⒈下肚后，哪怕只有一位听众，他也会滔滔不绝地讲起船只、星星和风。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就在没多久前我还读到了他的事迹：一次炸弹袭击后，他把一艘炸坏的船引领进港。我希望能再次了解他，了解他的喜好，或者更好的是，了解他这个人。⒈卡茨金酒，荷兰的老牌金酒，酿酒商的标志是一只小猫。金酒（杜松子酒）最先是由荷兰生产的，后来引入英国生产后，传遍世界，成为鸡尾酒中最常见的酒类。
他的船就像一个被充分爱着的小动物或女人，既敏感，又聪慧地充满感激之情。这是我见过的最真实的一艘船。
船上还有一批年轻的商船船员正在受训。他们在另外一个餐厅吃饭，和我们乘客很少碰面。这些年轻人都很害羞，也很有礼貌，面颊粉扑扑的，他们透过淡色的睫毛渴慕地看着我和另外两个英国姑娘。船长的态度十分坚决：乘客、船员，还有这些受训生，这三个人群要分得清清楚楚，绝不能搅和在一块儿。
艾尔去首席工程师的舱房里拜访过几次，我们互换了平装本的惊悚小说来看。偶尔，我们一小群人会在晚餐之前聚在一起喝一杯：工程师、船长、面色黝黑的大副，还有一位怯生生的年轻医生——他在餐厅里跟我们同桌吃饭。
还有一位乘客是个面容甜美的老妇人，一个斯文娴雅的酒徒。她刚成为寡妇，已故的先生属于那种典型的美国富商，把娇妻保护得密不透风，几乎到了低能的程度。如今，在六十七岁左右的年纪，她头一回感受到了自由的欣喜，而这被她自然而然地解读成了悲悼。
她自认为这是一场触目伤怀的朝圣之旅：在和心爱的丈夫最后一次搭乘过的船上，在结婚五十载后，她要把他的面容永远铭记在心。但事实是，在圣佩德罗和泰晤士河口之间的这段航程中，她就像一棵虚弱却优美的老苹果树一样，绽放出流光溢彩的花朵。她是个愚蠢又无趣的老妇人，还被宠坏了，可她身上有种着实能鼓舞人的力量……扼杀一个人的灵魂是很难的，她就是一个明证。
她非常喜欢喝酒，当然，这是遵照医生的嘱咐。她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一边啜饮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一边听艾尔说话。他对她非常和善，他会先从看手相谈起，话题在她不知不觉间就转了向，最后以《资本论》而告终。
她不能原谅船长和我们俩的只有一件事：我们不肯陪她打桥牌。可我们已经妥协了不少，陪她玩克里比奇纸牌和拉米纸牌，还参加她的鸡尾酒会——少数几位能喝或愿意喝任何东西的乘客们生硬地坐成一圈，椅子腿牢牢地扣在油毡地上，这位老妇人就像个大无畏的“美国革命女儿会⒈”成员一样（她确实是）站在中间，手中的威士忌随着船只颠簸摇晃，却从不会溅出一滴。她很开心，深信自己的社交仪态和面对个人伤痛时的勇敢能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光亮。她是个慷慨的人。我们畅饮着美酒，吃着大厨专为这纯洁的聚会而特制的开胃小点。⒈美国革命女儿会，全称为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简称DAR，始建于1890年，是一个由美国女性自发创立的爱国组织。
开胃小点是滚烫的炸丸子。有人告诉大厨说，这种东西是在鸡尾酒时段吃的，应该串在牙签上，方便客人优雅地拈起来，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可大厨端上来的作品足有八到十厘米长，沉甸甸的，把小小的木质牙签都给压弯了。刚炸出来的丸子烫得要命，酥脆的外皮下裹着近似于汤汁的馅料……可我们还是吃下去了，因为克里斯正盯着我们咬下的每一口，打算报告给自豪的大厨听呢。
克里斯是船上的膳务员，负责我们的酒水饮品、在甲板上和钢琴室里点的吃食，还顺便监督我们的行为。他是我所见过的脾气最坏的人。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关节扭曲得不成样子。如果我们点了瓶啤酒，他就得拖着步子穿过甲板送过来，每每想到这个，我们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疼痛。
他厌恶海洋。每次到了鹿特丹，他都会辞工不干，领了薪水就跟船长说再见。紧接着，他就会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又跟船长签下出海的合同——不管船长身在何处。自打船长头一次出海时，这两人就在一起工作了，那时克里斯已近中年，脾气暴躁，关节已经僵直。船长对我们说，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在想，这次出海就是克里斯的最后一次了吧……大海会加剧他的病痛。
最初的两周，我很怕他，因为我自己的脾气向来不好。但渐渐地，我习惯了他的性格，到最后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他的。
我猜他的感受也跟我一样：起初他觉得我很烦人，然后他对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等到我们闻到了爱尔兰的气息，暴脾气的他对我已生出了几分尊重，给我倒啤酒时会尽力不倒出泡沫来，因为他知道我喜欢那样喝，或者他会粗声粗气地提醒我，要是我想在半小时内看到一艘漂亮的船，就注意往左舷看。
上午他痛得最厉害。十一点钟时，他会站在托盘旁，把热汤分发给大家，手指犹如扭缠打结的绳索。看到他这副样子的人都会痛苦万分。天气热起来之后，我们在上午会有一种恶心的紫色冰饮喝，它比雪芭稀，直接喝的话又冻得太结实。这饮料是盛在玻璃水杯里的，又甜又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荷兰的特色饮品，要么就纯粹是大厨一时迸发的灵感，就像鸡尾酒会上的开胃小点。我从没评价过一个字，但只要一上这种饮料，克里斯端给我的那杯就会盛得格外满。他还会用那双昏花的小眼睛故意瞅着我，几乎带着笑意。我会向他道谢，报之以同样的微笑。那是他特有的捉弄我的方式，好让我知道他喜欢我。
天热的时候，我常常在甲板上一直坐到很晚。有时我会看见他在远远的那头，光着脚无休无止地静静踱步。我们从没交谈过……但次日船长就会谨慎地问我有没有睡好，我就会知道克里斯肯定跟他汇报过了，就像他监督那几个英国姑娘一样——只要她们冲任何一个训练生笑笑，哪怕是一丝极其微弱的笑意，克里斯便会告诉船长。
关于船上的食物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只知道它跟那艘意大利船上几近奢华的餐饮非常不同。这艘船上的饭菜品质还不错，但沉闷滞重，不过，去英国的整段路程上，我们有许多蔬菜和沙拉可吃。咖啡相当不错，而且这次我们手头宽裕了，可以放开了畅饮荷兰啤酒，同时我们也喝了不少精致的莱茵葡萄酒。
船离港后没多久，糕点师傅就跟主厨打起来了，于是理发师接管了所有的甜点制作……我们听说是这样。我们一天吃两次蛋糕，模样各不相同，但都是一个味儿，吃起来就像冷掉了的煎蛋卷，仿佛是用上千个蛋黄，加上大量的糖和一丁点儿面粉打匀后烤出来的东西。这些蛋糕总是做成结实的方块，就像小砖头似的，顶部精致地装饰着糖渍水果，而且总搭配着调过味的打发鲜奶油。
在气温较低的那段海域里，我们总喝一种绿色的浓汤，里面放了很多卷心菜、土豆、韭葱，还总有香肠片浮在里头。
船上还供应一种卖相不够诱人、味道却很鲜美的东西，是用各种各样的蔬菜跟火腿炖出来的烂糊糊。服务生管它叫“大宅废”，后来我才终于在菜单上看见了它的名字：“大杂烩”。据船长说，船员们特别喜欢这道菜。它的味道确实好，简单又原始，但那些习惯了复杂精致味道的味蕾大概会感到冒犯，或者是觉得无趣。
船上总共有二十来个乘客。除了正在经历觉醒的老寡妇和那两个整天格格乱笑的英国姑娘之外——她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忙于千方百计地躲开克里斯，溜到培训区去——其余的人我都不大记得了。大概有三四个人，或许更多，都在病得翻江倒海之后静静地挨过漫长的航程，所以，即便来到餐厅，他们也被瓶瓶罐罐的补剂、消化药粉和泻药拦阻在餐食之外了。
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拿退休金当旅费，回苏格兰探亲。她总在晕船，在整整五周的航程中只到甲板上来过一次，人瘦得像根竹竿，脸色憔悴灰败，掏出所有积蓄置办的精致又减龄的衣裙讥讽地拍打着她赢弱的小腿。
年轻医生担忧她的身体状况，怯怯地问我，如果我去舱房里探望她，就请看看她能否在恶心呕吐的间隙吃下一点儿麦粥，或喝点茶。她艰难地披上一件样式荒唐的晨衣——贝壳粉的缎面料子，缀着蓬松的廉价绒羽。她一直想要一件这样的衣裳，她对我说，它难道不会给她在格拉斯哥的亲戚们留下惊艳的印象吗？我们会聊聊天，喝点肉汤，忧心忡忡的医生在我们的汤里悄悄地加进了白兰地和维生素。可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虚弱地冲到卫生间，我尽力忍住不去听，可出于同理心，我自己也觉得很想吐了。
这法子没用。我告诉医生和船长，没准儿这趟苏格兰之旅——她几乎筹划了五十年也存钱存了五十年的旅程——真会要了她的命，看如今这情况，她简直是一心赴死，而不是尽力挨到终点。他俩望着我，目光里充满怀疑和担忧。大海会对人造成奇怪的影响，他俩说。
抵达格拉斯哥的时候，她还活着。她站在甲板上，活像一只衰老的、正在换毛的火烈鸟，身旁围着一群面色阴郁的堂亲。亲戚们招来一辆出租车，车子驶离的时候，她回过头热切地望着这艘小小的荷兰海船，冲我们挥手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