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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语辞典中，paquis的意思是草场或牧场。但是，当我们买下瑞士的家，并且发现一连几个世纪以来，周围所有的当地人都把它叫作“Le Paquis"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所房子对他们的意义远不止是“牧场”而已。这个词里蕴含着一种宠溺的温柔，就像人们对孩子或漂亮小姑娘的爱称，就像“兔宝宝”和“兔子”之间的区别。
我们的Le Paquis之所以具备这一重特殊意义，原因之一就是，在洛桑和沃韦之间这块陡峭的、梯田式的湖滨葡萄园地区中，它是唯一一块没种葡萄的土地。
相反，它是一片碧绿的斜草坡，俯瞰着日内瓦湖，一圈石墙将它围起。在截去了树梢的柳林中，一条小河潺潺而过，很有些年头的梨树、李子树和苹果树被湖区的风吹弯了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常年披覆着美得炫目的“外衣”：春天时，开着低低的、盛放的紫罗兰、报春花和番红花；入夏后，这些花草能长到齐腰高。
年初时分，草坡上一派纤秀的初萌景象……清冽的溪水旁绽放着蓝色的雪割草，还有黄色的小野花开了遍地。等到夏天，到了收获时节，色彩变得浓烈、泼辣起来，直到最后，野紫菀开始盛放——在法语中，此花也叫作“摘葡萄花”，也就是说，此时村庄里的姑娘们必须要再次回到葡萄园，去采摘葡萄了。
每年夏天，路对面的男人会过来割三次草，那场面我们简直不忍直视……不过一周之后，花儿们就又回来了，簇拥着，伸展着，用崭新的明艳娇妍覆盖了被修剪得短短的草地，小溪在一旁起劲地奔流着，树上的果子在静静成熟。
路边的石屋旁还有一座喷泉。联邦地图还没印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儿了，从湖区走了远路经过此地的人们都熟知它的存在，他们总会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喝点水，把尖底的编织背篓放下，歇一歇疲乏的腰背。即便是我们住进来，在四周种了更多树木并扩建了房子之后，他们依然会在喷泉旁歇脚，这让我们开心极了。
所有的这一切——喷涌而出的清冽泉水、柳林中的小溪、果实累累的老树、承载着上千个微型葡萄园的梯田坡地上那生机勃发的野草——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农人们说起Le Paquis，他们其实是在说“那片可爱的小草地”“那片舒服又凉快的歇脚处”，简单的语词背后，隐藏着悠长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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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尚未解冻的时候，我们开辟了一个菜园，意大利石匠们在一旁凿着冰冷的石头，为我们增建房舍。菜畦只能建在一块块的梯田上，一开始的时候非常费力，但是，待到道路清出之后，干起活来就很愉快了——平平整整的小块土地都齐腰般高，侍弄起来非常方便。地里刚能耕种，我们就撒下了种子，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垒墙，耕作那肥沃的土地，等到我父母来到我们在沃韦“集市广场”里的公寓来看望我们的时候——那时房舍还没有修建完毕，没法入住——豌豆已经成熟了，夜晚也变得煦暖起来。
工人走后，我们就从城里来到山坡上，为苹果树下的桌子铺上桌布，盖房子余下的砖石任意地散落在四周。父亲和谢布尔麻利地摘着豌豆，母亲和我也同样快速地剥豆子，然后我用木头刨花点起一小堆火，在沉重的烤锅里放上黄油，把豌豆拌炒四五分钟左右就好了。我们吃着豆子，还有在沃韦做好的冷鸡肉，搭配着上好的面包和近旁湖区出产的清淡的白葡萄酒。
狭长的湖面上吹过来的晚风令人神清气爽，水岸那边，萨瓦-阿尔卑斯⒈的山影愈来愈深，渐渐变成了青灰色；往湖对岸日内瓦的方向望去，夏夜的第一盏灯火在依云小镇亮起来了，红色的灯光朝我们眨着眼睛。每次来这里都不想走啊。我们把东西默默地装进篮子，然后放下车顶篷，沿着山崖旁狭窄的湖滨道路往回开，路上遇到村庄时，我们会再度停下，坐在梯田边，在已黑的天色中喝着苦咖啡。⒈萨瓦-阿尔卑斯，阿尔卑斯山在法国东南部的支脉。
谢布尔是个很好的园丁。他会去查书，羞喜欢尝试新方法，但除这些之外，他天生有种直觉，知道哪种植物何时生长、何时该施肥，四季节令简直就像刻在他骨子里一样。我们在Le Paquis一起耕作了两个夏季，我时时刻刻都能跟他学到东西。
村里的农夫们，还有所有的葡萄园主都觉得我俩疯了——为什么不雇个园丁来做这些事呢？毕竟人家懂行呀。他们经常靠在墙边看着我们俩干活，偶尔还高声提几个建议。可是，当我们使用了他们从没用过的方法，用更少的力气和更少的空间获得更好的收成时——这种时候还挺多——我们就会觉得很尴尬。这简直就是作弊嘛，我们是新来的，而且还是外国人……可是，如果按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只要种十棵番茄就能得到足够的收成，那为什么还要像邻居们说的那样，苦心孤诣地打下桩子、一连种上五十棵呢？谢布尔研究了风、土壤和降雨，对于耕种，他知晓的比农人们一千年来掌握的还多——虽然他们确实非常辛苦，对此他真心感到抱歉。
我们的菜园长啊长，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在绿色菲亚特小车的后备厢里装满新鲜菜蔬，送到小山上的贫困儿童疗养院去。
我也经常做果酱和腌菜。家里有三个地窖，其中一个被我摆满了闪闪发光的漂亮罐子，全是为了冬天做的储藏。一点点做的话，这种事其实非常简单，不必像我外婆那样急匆匆地赶制一大批。每当我下到阴凉的地窖中，看到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得满满当当，安静地坐在架子上，一种特殊的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那是一种知道自己不会挨饿的安全感，非常原始，非常安心。
我腌了番茄、豌豆、许多种泡菜，还做了蔬菜汁和番茄酱，大多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需要。此外我还做了糖渍李子、桃子和各式各样的腌水果，顺便也做了一些果酱，还有好几大罐用白兰地浸渍的水果。我很幸运，没有一样坏掉，每一样都好好的。
当战争即将来临，我们离开的时候，要放弃所有这些烈酒和水果白兰地（还不够熟成，没法品尝），真的是极为艰难的事。但更艰难的还有一件：放弃葡萄酒窖里的收藏。其中有些酒从勃艮第运来还没多久，还在“休息”当中；还有些酒，是这两年来用我们自家葡萄园里产的黄色小葡萄酿成的……
地窖里已经储得满满当当，我们还会上山去给孩子们送菜蔬，而且只要可以停下地里的活儿，一有时间我们就会提着篮子到沃韦去看望朋友们，可尽管这样，一切还是生长得太快了，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两人此前都不曾接触过如此古老的土壤，它的生命力好像满得快要进发出来一样，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活的：各种昆虫、小动物、上百种蠕虫都在等着吞吃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像在跟土地竞赛似的，兴奋激动，也累得精疲力竭。
有一天，谢布尔撂下锄头，大声说道：“老天在上，我可不要受你摆布！我要让你看看到底谁说了算！”他这是在跟土地说话呢。我就像个顺从的小媳妇儿一样，乖乖跟着他穿过肥沃得吓人的梯田，回到屋子里，听着他打电话给依云小镇的赌场，在主餐厅里订好位子，叫了一桌豪华到惊人的大餐，还有相配的红酒。
我对穿什么颇感绝望：我的指甲很粗糙，还染上了斑驳的颜色，而且我太瘦了，又晒得太黑，跟我想穿的那条裙子十分不配，踩上高跟鞋的感觉也很奇怪。
我们驱车沿着山崖边的湖滨路驶进夕阳，一路开到洛桑，然后搭船到依云小镇去。我们坐在甲板上的小桌子旁，被一种欲睡的宁静包围——每当搭乘这种湖船时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而且我知道，穿着白色晚礼服的谢布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英俊。我们抵达赌场后，酒店领班、酒保和侍酒师显然也是这么想的，那真是个堕落又快乐的夜晚啊。
但是，在第一丝初露的曙光中开车回到Le Paquis之后，我们马上脱掉进城穿的衣服，洗了个澡，再次套上粗布衣衫，匆忙赶到了花园里。我们已经离开太久了。
我们种了足有十几种漂亮的蔬菜，还有许多香草。此外还有小红葱头、洋葱、大蒜，我把它们编成顺滑的绳辫儿，挂在阁楼的屋椽上。我们在地窖的板条架子和木箱里储存了卷心菜、苹果、番茄和其他一些菜蔬。自始至终，我们吃的都是自己种的东西。
当地的食物比较油腻、实在，属于过冬型的，大概是受到了居住在附近的许多德裔瑞士人的影响。我和意大利裔瑞士人交流得比较多，学会了利用蔬菜本身的汁水来烹煮它们，再加上一些淡味黄油或浓稠的橄榄油来提味，这个方法适用于番茄、洋葱、甜椒和茄子，以及所有的夏季蔬菜。谢布尔会用特拉华州老家的厨子玛迪的方法煎番茄，把番茄片的外皮煎成深棕色，很酥脆，但内里十分软嫩。有时候我们会做油炸玉米小饼，两人就坐在炉子旁，把蓬松的小油饼从滚热的黄油里捞到盘中，就着在喷泉中冰镇的啤酒吃下肚。
（玉米种子是我们从美国带过来的。除了苏黎世附近有少数吃苦耐劳的农民会趁嫩吃一些喂牛的老玉米之外，大概整个瑞士也没人吃玉米，我们是独一份。路过的农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园子里的玉米，我们也同样好奇地瞧着它们——这些玉米好像知道自己来到了异国他乡似的，在奇怪的天气和水土中显得十分无助，为了确保自己存活下去，每个玉米穗上都疯狂地生出了大把大把的玉米须。不过第二年它们就没那么歇斯底里了，不少邻居都拿我们的玉米做种子，也种了起来，还按照我们的食谱做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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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除了我们两个之外，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在小石屋旁增建出来的部分相当不实用。建筑师，还有铺地板水管等设施的工长们，都被我们的要求弄得又惊又烦，因为按照我们的设计，我们这两个主人既是厨子，又是用人。这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呀。但到最后我们还是得到了想要的：厨房和食品室与客厅相连，成为它的一部分……只需上下几个台阶，走过一两个转角……这样一来，音乐、对话声和饭菜的香气就可以在两个区域间自由穿行。
请瑞士人来我们家吃饭可有意思了，他们既困惑又激动。我记得，冬天我们请了一些来自蒙特勒镇的朋友，其中有侨民，也有法裔瑞士人，是个挺奇怪的组合。当时我们跟他们还不算太熟，多半是在餐馆里认识的，或是一起跳过舞，因为太满足于在Le Paquis离群索居的生活，所以我们很少邀请别人来做客。看到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后，他们都掩饰不住好奇的神情，因为这些跟他们平素里见到的实在太不一样了。
正逢冬天，园子里没什么事情可做，谢布尔和我就有了余闲。早在客人们到达之前，我们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上过传统的开胃小菜之后——我们知道这些客人都是相对传统的人，所以一开始还是不要惊吓他们为好——我们打算让他们到厨房去，自己服务自己：那里有一大锅滋味真心美妙的炖菜、一大碗沙拉，还有一篮脆皮小餐包，是村里的面包坊当天下午刚烤出来的。最后，是一碗冰镇烤梨（用我改良过的方法烤的），加了蜂蜜和樱桃酒调味，搭配酸奶油同吃。
厨房里，只有炖锅摆在炉灶上，沙拉和甜点都放在地窖里冰着，面包放在垫了餐巾的篮子里，搁在看不见的地方暖暖和和地等待着。盘碟和银餐具整整齐齐地摆在旧碗橱上，但中间留着几个空位。换气扇几乎默默无声地旋转着，在又阔又深的窗台边，蕨叶轻轻地摇曳。墙上挂着画，敞开的搁架上，烹饪书和锡盘相间摆放，这里看起来确实不像是寻常意义上的厨房。
客人们进来了。就像每一个来我家的人一样，一看到这宽敞的客厅，还有俯瞰着梯田和无垠湖景的大窗，他们都惊叫起来。随后，几乎被开阔的视野吓到的客人们聚集到壁炉前，用火焰的温暖和在橡木长桌上等待着的酒饮来安定心神。
他们用各种礼貌的方式问起这房子：真的没有用人跟你们同住吗？只有从村里来干活的钟点工？可你们是怎么……可为什么……
他们警惕起来，心里想着大冷天的，从蒙特勒开了这么远的路过来，却进到了这么个稀奇古怪的房子里，没有餐厅，没有厨子，连女佣都没有。当他们随意逛着，走上几个台阶，走进一个看起来像是厨房的区域时，却看不见晚餐在哪儿，也闻不到饭菜的香味。在礼貌的掩饰之下，他们的脸拉长了，郁闷和不满浮上心头。
谢布尔和我故意吊着他们的胃口，直到我们觉得餐前酒喝得差不多了，这十二到十五个客人的疲乏劲儿几乎被抚平了，我俩就像扬扬得意的魔术师一样，迅速收走空杯子和残余的开胃小菜，把沙拉和面包摆到旧碗橱上预留好的空位里。当客厅的小桌已经清理干净，烟灰缸什么的都已不见了时，谢布尔搅了搅锅里的蔬菜炖肉，香气立时飘散出来……饥肠辘辘又满腹狐疑的客人们松了一口气，开心得几乎暗笑起来。大家像孩子一样，簇拥到厨房里来吃晚饭。
他们尽情地吃着，开怀大笑，畅快地聊着天，就像太多年来都不敢说话一样。
客人里有位瑞士老法官，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犹如上帝般重要。那天他举杯向他的胖太太说了段简短却很特别的祝酒词：“阿奈莉，我亲爱的，我都忘记了跟你在一起可以这么愉快。”她也举起酒杯，仪态高贵地向他致意。她明白，在几十年保守的相敬如宾背后，这句话里蕴藏着怎样的深意。
库格纳先生在蒙特勒开了一家小型的奢华酒店，那儿常年都有至少两位东方王子下榻，还有几位军火大亨，就是出门时会带着厨子、男仆、司机和秘书的那种。库格纳先生把餐巾掖进下巴底下，咕哝着说：“瞧啊，嘿！这太妙了！”
那天晚上有好几次，他把谢布尔和我拉到一边，问我家的厨子是谁。他颇为坦诚和礼貌地拒绝相信是我亲手做了那锅炖菜，就像他不肯相信我的食谱一样。他坚信，我们必定是出于虚荣，把一位名厨藏在了地窖的什么地方。这事想来有些尴尬，但也十分好笑：我们居然负担得起—位秘密厨子，还把他藏得那么严实，以至于我会捏造出一份假食谱来哄骗客人。
那锅炖菜确实不错，但可怜的库格纳先生之所以觉得它“太妙了”，其实是因为他这辈子一直都在奢华酒店里吃饭。那些整齐划一的卓越水准、殷勤谄媚的侍者、镀着银边的碟子、柔滑的亚麻餐巾，他都受得够够的了。突然让他捧着个旧汤盘，只拿把勺子去品尝质朴无华的炖菜时，他肯定觉得格外美味呀。
他心想：“我为何不把做出这道菜的厨子挖过来呢？我想什么时候吃就叫他给我做。这道菜里肯定有点秘密门道，要不然，我这么个四十年来都没有真正饿过的人，居然会跑到那个可笑的小破厨房里去盛第三碗。这道菜我可以卖得贵贵的……给那些贵客们吃……”
如果库格纳先生不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温暖的夜晚，在欢洽的气氛和开怀的畅谈中，面对我们固执又自私的“谎言”，他的表现肯定要倨傲得多！实际上，他快活地大笑着，甚至还唱了几首小曲。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修剪得尖尖的小胡子捻儿的衬托下，他的面颊还红彤彤的，到了后来，他就全然忘却了高贵的仪态，哼唱了五段很长的歌儿。那是一首罗曼什⒈民谣，他跟我们保证说，歌词的意思不宜详解。当有人提议给一位因生病来不了的美国朋友写一封公开信时，他拍案而起，第一个就签了名。自打他在巴黎丽兹酒店当学徒以来，可能他再也没敢拍过桌子。第二天上午，我就把那封长信寄给我们那位卧床不起的同胞了（其实谢布尔和我从一开头就知道，这位朋友确实是在卧床，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显然他也不需要热水袋、药膏和我们的同情心来保暖）。⒈罗曼什，瑞士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通行于东部的格劳宾登州。
“亲爱的考特尼先生，”库格纳用英文写道（大家都认为，对一个生了病的得克萨斯人来说，英文最振奋人心了），“我们如此惬意地坐在一个漂亮的美国式壁炉前，喝着啤酒，吃得饱饱的，挂念着你。L.库格纳。”
“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老伙计”……“你好”……其他人写的都乏善可陈，直到最后一位，那位姿色渐老的丹麦女爵。当蒙特勒还是一个满是赌徒和皇室成员、纸醉金迷的小镇时，她已是风情万种的情场高手。其他人陆续离开了蒙特勒，她却留了下来，因为她丈夫还待在那儿的一所私人精神病疗养院里。她身边从不缺情人，都是被她的巨额收入与响亮声名吸引而来的——都说她有好妻子般的热诚和忘我精神，与此同时，她也是个快活又迷人的妙人儿。
“最亲爱的考特尼，”她写道，“不管你信不信……我们还是很记挂你的，程度超出了你的想象。每次想到你……想到可怜的老考特尼……我们享受着香喷喷的食物，而考特尼尝不到真是太遗憾了。一只浸了樱桃酒的梨子正在我心下两英寸处歇息。爱你，伊娃。”
是的，美国式壁炉前的晚餐很不错，到了夏天越发美好。当田间太凉，或是风太大的时候，我们就把长条桌摆在客厅里敞开的落地窗前，如果湖面看上去太过辽阔，阿尔卑斯山太过高耸，我们就朝着对面的大镜子坐下，让湖光山色显得稍微遥远些，没那么咄咄逼人。
夏天我们家里总是有很多人。去欧洲所有地方的路几乎都要经过沃韦，而且人人都说，Le Paquis是一个如此怡人的小歇脚处。有时候，谢布尔和我简直想逃走……可我们对这里很自豪。像很多好客的人一样，对这副热闹情景我们还颇有些得意。只是有时待客的局面颇为复杂，政治、国家、宗教，甚至还有种族问题都有可能会遇上，但总体来说，我们成功地把矛盾较为尖锐的群体隔离开了。只有那么一次，谢布尔不得不领着三个要去参加西班牙共和军的男人到卡里镇去吃鲈鱼排，而我留在家里招待几个来自罗马的、很有魅力却十分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吃晚饭，其中一位是个牧师，而他们几个都说，共产党人既是他们国家的敌人，也是他们个人的敌人。
有次我们准备了一顿十分精美的晚宴，开饭之前，我们坐在露台上喝雪莉酒。人人都穿着最齐整的装束，这是为了向那位英国老夫人表示敬意——她可是拖着一身雪纺华服，佩戴着钻石和猴子毛皮来赴宴的。此时小路那头传来一阵牛铃声，紧接着，一个彪形大汉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队的中卫。
那天他是从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半搭车半徒步地晃过来的，整个人都晒得红彤彤的，身上只穿了一条宽松休闲裤、一双鞋，脖子上挂了个牛铃，这就是他的全部装束了。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码的上衣能给他穿，只找出了一件从弗里堡买来的当地特色服装：蓝白条纹的蓬松短袖衫，缀着银扣子，还绣着雪绒花。我们让普林斯顿小伙快速冲了个澡，想办法把他塞进那件衣服里，然后安排他坐在那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身旁。
起初她真被他吓到了，只敢斜着眼瞄他。我们从村里请来帮忙上菜的两个用人也战战兢兢的，靠近那男孩子的时候，只敢用手指尖捏着盘沿，危险得很。谢布尔和我都绝望了。
可普林斯顿小伙是个特别随和又单纯的人，而那位老夫人的脾性甚至比他还要单纯——以她自己的方式。第二道主菜刚吃到一半，她就已经对他展颜微笑了，还尖声对我们所有人说，就好像他听不懂她说话似的：“可你们听听他这动静！他太有意思了！可怜的孩子……真是饿坏了！”
他确实饿了。由于他没打招呼就过来了，菜量一下子紧张起来。他用特别亲切友善的口吻慢悠悠地对我说：“夫人，这块肉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太小了。”那语气里绝没有一点冒犯的意思。当英国老夫人把自己盘里余下的菜都拨到他面前时，我心里只有感激。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以来做过的最离经叛道的事情了，她儿子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就好像他刚看见家里养的罗姆尼羊冲他做了个鬼脸似的。
我严肃地冲他点点头。他需要有人跟他保证才能安心：这是个青春洋溢的夜晚，在今晚结束前，他需要镇定地坐在一旁，而他母亲正经历着一场我所见过的最突如其来也最生动的小小恋情——老夫人正把一大朵白色雏菊插在普林斯顿小伙耳后，看着他为她跳起兰贝斯舞步。听到他郑重其事地对我们大家说“哎，我喜欢这位老夫人”的时候，她拍了拍他套在傻乎乎的蓬松小短袖里的壮硕红胳膊。我们也喜欢她。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举办了一次奇异的、梦幻般的晚餐聚会，可它又是那么哀伤，令人无言。
那时我弟弟戴维住在我家。他刚在第戎大学念完暑期课程，正在放假。他成天待在离学校相当远的戛纳和蒙特卡洛的海滨，居然还成功地跟上了课程。他的疲惫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他得知心仪的姑娘——他高中毕业舞会的舞伴——也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疲惫就像太阳下的雾气般立即烟消云散了。从那时起，他就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赶火车看望她。最后，我为了能在夏天结束、他坐船回美国之前好好地看他两眼，就建议他邀请那姑娘到我家来玩一天。
他看起来很高兴，而且很轻松。不过他内心深处大概还是紧张惶恐的吧——要是我在他那个年纪，要带一个陌生人来给家里人相看，我肯定会忐忑的——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Le Paquis当时都住满了……谢布尔的姐姐安妮、我的妹妹诺拉，此外还有三四个朋友。我们都爱戴维，而且都以各自的方式流露出了好奇：什么样的女孩子对他的吸引力比我们大家的陪伴还要大呢？她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跟他交往的姑娘，突然之间，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而且脆弱得吓人。我们尽量不看、不听，不去寻找两人龃龉的蛛丝马迹，不试着用我们这些大人的手段、知识和妒忌之心去保护他。
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苍白娇弱。我估计她大概有十七岁，有种那个年纪的孩子特有的、讽刺漫画上常见的厌世劲儿。它源自极深的羞怯，我明白这种感受，所以尽量不去打趣她，也不去介意她的行为举止。
她整个人都是往下耷拉的：眼皮、粉红色的小嘴巴、纤薄的肩膀。偶尔，她会蔫耷耷地嘟哝一声，可除了“是”或“不”之外绝无其他。别人说话的时候——无论是谁——她从不转过头去看人家，甚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就有点烦人了，因为那年夏天我们大家聊了好多，有些时候还聊得非常尽兴。
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每当想再抽一根的时候，她不会伸手去拿，甚至都不开口要——她只是朝着戴维的方向，把洁白优美的手臂慢悠悠地垂到椅子扶手或桌面上，伸直，然后再把手指一根接一根地伸展开，而戴维就像个被催眠了的母鸡似的，头上仿佛冒出了漫画里的那种气球般的对话框，里头写着：“她的小手简直像朵花儿啊，就像缓缓绽放的百合花骨朵……”那情景太可怕了。
她是午饭过后到的，到了下午茶时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紧张得要命，生怕再看见那早熟的、充满挑逗意味的一幕，所以我们彼此都不敢对视。大家都有点神经质，而且感到一种深深的、特别诡异的尴尬——因为这里头还夹杂着我们对戴维的疼爱。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他就像一只无望的迷路小鹅，之前的伶牙俐齿变成了笨嘴拙舌，原本敏捷的脑袋瓜里如今充斥着烟雾。
大家在绝望中站起身，从葡萄园走向山间草坪上的一个小保龄球场。夏日的夕阳斜斜地挂在长满松树的山坡上，空气中盈满清香，古老的木球碰撞着，清脆的声音谱成一支悠闲惬意的乐曲。一位健硕的农妇为我们拿来茶和面包，还有好几罐碧绿的野蜂蜜。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田园牧歌的时刻，清晰，明艳，宛若勃鲁盖尔的画作。
可金发小姑娘一件也没有参与。球戏太累，食物又太无趣。她萎靡地倚在路边的原木长桌旁，只要戴维有一分钟不曾关注她，她就把手臂缓缓地冲他放下来，把淡粉色的手指伸展开。一个字都不用说，却像啪的一声挥响了鞭子。他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他的面包和蜂蜜，或是正在摆着的球瓶——恍恍惚惚地走上前来，看着她把香烟送到唇边，等他给她点上。
回到家，人人都去洗澡更衣。到了此时，我们三三两两地凑在房间和过道里，像密谋一般窃窃私语：“这也太可怕了吧？”我们绝望地悄声说：“可万万不能让戴维看出来。可怜的戴维！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想法！”
我们感到自己背叛了他，那个令他全心崇拜的姑娘却让我们反感得要命。我们觉得，必须要保护好他，不能让我们的背叛伤害到他。
我们大家就像平时一样，聚到露台上去喝雪莉酒。她从不喝雪莉酒——当她冲着谢布尔递过的杯子疲倦地摇头时，戴维向我们解释道。显然，我们家丰富又有趣的窖藏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引起她的兴趣。当她站起身，挽过戴维的手臂，领着他朝果园走去（打破了我们惯有的一切餐前活动惯例）的时候，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穿着长裙的她就像一抹轻盈浮动的白月光，那金色的秀发拂在肩颈上……我觉得她放在戴维胳膊上那百合花般的小手有五千磅重。
这俩人走了，我们终于可以说话了。她那疲沓沓的嘟哝声，还有那张耷拉着的脸，让我们失去了一切说话的欲望……除了心底的吐槽。可这些话我们又不能说，因为我们都爱戴维。我们开心地坐在露台上，啜饮着雪莉酒，轻松平静地聊起天来，山脚下，远处的湖面渐渐地暗下去了。
只有那么一次，我们听见那姑娘的话音从花园里清楚地传来，咬字清晰，语调平稳而悠长，那是她念的昂贵学校的标志：“你说这些人都是谁来着，亲爱的？我估计，还得给他们发个感谢信是不是……”
“你听听！”谢布尔的姐姐听上去比我预想的还要生气。诺拉闲闲地对我说：“原来她会说话呀。或许你最好找张纸把你的名字写上，后头注明‘女主人’，然后拿个别针别在你肩膀上，免得让人家受累，还得记挂着这种事儿。”
突然之间，一切变得滑稽起来，我们又倒了点雪莉酒，任由自己沉浸在一种气呼呼的欢畅之中。
那顿晚餐让我甚为自豪。我花了很多心思做准备，因为见到那姑娘之前，我已经对戴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怜惜。他要把意中人带到家里，经受我们好奇眼光的打量，这对他很可能是种折磨。我非常同情他。
首先我们喝了一道清淡雅致的汤，是用鸡高汤、白葡萄酒和新鲜番茄汁做的，这三样配料一直分开冰镇着，直到大家在桌旁坐定才混合在一起。然后上桌的是热乎乎的、芝士挞，是沃韦的一家店在当天下午做的。搭配它的是一支三年的法韦热白葡萄酒，产自路对面的葡萄园，口味偏薄，就像我们居住的湖滨高山。随后是一托盘放凉了的烤鸽子，底下垫着从花园里摘来的香草。另一个陶制烤锅中盛着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夏季时蔬，全都是小小的囫囵个儿，分开炒好，最后再用淡味黄油混拌在一起。配餐的是新鲜酥脆的面包。
我们开了一支最好的酒，1929年的歌顿，那是前一年酒庄送给我们的礼物。在这些简单却滋味浓郁的菜肴的衬托下，酒的味道优美极了。饮酒之前，我们举杯相庆，随后的那几秒钟人人都静默无言，任由它的余韵在唇舌间缭绕。透过烛光，我看着长长的餐桌，看见了那一头的谢布尔，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金发小丫头时不时耐着性子对他笑笑，可即便是谢布尔，万人迷谢布尔，也没法让她对他精心挑选的话题多给出一点点回应，她依然只是偶尔嘟哝一声。一顿饭下来，她自始至终都在抽烟，而席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当她把秀美的胳膊缓缓放到桌面，伸向谢布尔，几根指头命令般地伸展开来时，我看见他拿起香烟盒递给了她，这样一来她就只好重新抬起手来，自己从盒子里挑一根。我知道，纵然谢布尔那么睿智、那么有度量，此时也必定气坏了。
我们每个人都直接用手抓着金棕色的烤鸽子，撕拽着吃，因为在这样的夏夜，在这么个亲切舒适的房间里，身边都是亲朋好友，这是最合适的吃法。可那姑娘拿着刀叉，在一侧胸肉上切下一小片，另一侧又切下一小片，然后就几近烦躁地把肉嘟嘟的禽鸟给推开了。她从自己的盘里挑了几个夏末豌豆，吃了一点儿面包，然后就找谢布尔要咖啡。
我见他起身到食品室里去了。村里的掘墓人、自封为我家的陪护兼管家的弗朗西斯正在里头帮我们守着电炉之类的东西。几分钟后姑娘得到了一杯咖啡，那是用一个小过滤壶专门给她做的。大壶咖啡还没做好，因为按计划大家都会再晚些时候才喝。谢布尔冲我举举杯，眼神里满是安慰；我看了看戴维，想知道他的姑娘表现出的这一切满含着倦怠的鄙视——对我们的一切做法，对我这个女主人，对常人所说的礼数——有没有伤害到他。
可对于自己那完美的年轻世界里的裂痕，戴维好似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正倾慕地侧身转向谢布尔的姐姐安妮，把自己的心上人放心地留给了谢布尔照料。安妮也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子，也长着一头金发……可她像个蜂鸟一般，浑身洋溢着活力，那焕发的神采如宝石般熠熠生光，敏捷的头脑也闪耀着同样超凡脱俗的灵光，以至于但凡我看见她跟戴维在一起，一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因为他运气实在太好了。
余下的所有人也都慢慢缓过劲儿来了，逐渐打破了那姑娘造成的沉闷氛围。谈天变得容易些了，我们也学会了不去搭理她那冷冰冰的、没精打采的样子。红酒晶莹剔透地摆在我们面前，酒香一阵阵地袭上我们的味蕾和脑子，我们的谈话差不多就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和睦而愉快。我们吃着在混合果汁和托凯葡萄酒中浸泡并冰镇了一整天的各色水果（那果汁也是用这些水果打成的），还有松脆的小华夫饼，那是弗朗西斯长得像巫婆般的老母亲在村里烤出来的。烛光跳动着，摇曳着，在我们的脸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可爱阴影，如同大家的交谈声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迹一样。
我看见那姑娘瞅着戴维，这回她的眼睛倒是差不多全睁开了。戴维背离了她，朝着另一个娇小的金发女子倾侧过去，而那个女子是多么活泼，多么与众不同啊。接着，她好似心中有了计策，只见她淡淡地笑了笑，然后垂下沉重的眼皮，遮住那双美丽却缺乏生气的蓝眼睛，然后缓慢地把胳膊朝着谢布尔伸去。他照样拿起整盒香烟递过去，让她自己拣一支。“你个不解风情的中年大叔，”我在心底暗笑，“坏脾气的老顽固……”
那会儿我们正在聊游泳的事，大家都坐在原位喝咖啡，因为桌子旁边太舒服了，没人想走，就算是去露台都懒得动。突然之间，那姑娘开口了。除了在花园里听见的那句话，这回是大家头一次听见她真实的声音，我们吓了一跳，转过去瞧着她。
“噢，是的，”她故意提高了声音对谢布尔说，“我非常喜欢游泳。”然后她转过身，面对面地盯着戴维。我知道，她这是要存心报复他那漫不经心的忽视给她造成的伤害。“我没告诉过你吗……你还记不记得我从圣塞巴斯蒂安写给你的那些信，亲爱的？你不记得了？”
戴维低下了头，紧张地把咖啡杯里剩下的东西一饮而尽。他看起来幼小得让人痛惜，而她呢，她的头向后仰去，那张小嘴绽放出奇异的微笑，整个人看起来老得像一道老迈的山岭。她轻柔地笑着。
“那场面真是了不起，”她对我们所有人说，而我们坐在那边看着她，在梦幻般的沉默中听她说着。“我们经常一大群人一起涌到海滩上去。一大群，每天下午，因为我们去的人越多，就越有可能碰上偷渡的。”
戴维把椅子往后推去。我猜他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而且他不愿听。可她继续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地说下去，就好像我们是密友一样：“你知道……那些难民总是想游过国境线，游到法国去，他们装成夏季游客的样子。真是紧张呀！卫兵总是能发现他们，因为他们总忍不住要拼命游。”
她又笑起来，然后垂下眼皮。
“然后呢？”谢布尔的姐姐轻声问道，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严肃，就像医生正在给痊愈的伤口拆线。
姑娘侧身越过戴维——他还垂着头坐在那儿——回答她：“然后？然后就会开枪呀。真刺激。当然了，我们会赶紧冲回岸上，就剩下那个偷渡的人，独个儿还往前游。这时对卫兵来说就不是难事了。他们从不失手。不过没关系……潮水总是会把尸体冲走的，冲往波尔多的方向，反正那儿也是他们想去的地方。”
没人说话，但这片静默丝毫不显得不得体。我觉得，要是我尽力扯开个新话题，对我弟弟就太残忍了。我没有看他，可我完全体会到了他的痛苦——如果我十八岁时也经历了一场这样的爱恋，我会同样痛苦的。
弗朗西斯进来为我们续咖啡。戴维站起身来。
“很抱歉。”他对我说。我终于望向了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悲喜——当时我大概也是这副样子。“恐怕我们得走了，要赶最后一班火车。”
我知道他在撒谎，因为时间足够，赶三趟都来得及，可我想他是对的。“为什么不开车回去呢？明天中午之前我都不用车。你有足够的时间上午赶回来。”听见谢布尔这样说时，我的心情稍好了一些。
“我今晚就会回来的。”戴维有些含糊地说，“那我就把车子开走了。谢谢。”
然后他跟大家道了别，那小丫头上楼取了自己的东西，两人一道走了。
我们依然坐在桌旁。蜡烛已经快燃尽了。我们听见弗朗西斯踮着脚尖轻轻走过露台，回家去了。谢布尔和诺拉下到酒窖去，取了一瓶年份非常老的雅文邑白兰地上来。我们把手肘支在桌面上，握着酒杯坐了很久，渐渐地恢复了活力，也渐渐从羞愧和无助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当戴维带着如许的尊严走出房间时，我们感到羞愧，同时我们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对他的爱护让那个金发小丫头对他做出了那样的事。
那或许是我们在Le Paquis吃过的最奇怪的一顿饭了。还有一次也很奇怪，但方式不同。
那是复活节。一个从牛津大学来休假的美国小伙子住在我们家。他非常好相处，每天早晨，他在壁炉旁的角落里坐下，在身边堆起二三十本书，就像个困倦的壮年公牛或种马。用他自己的方式储存精力。时不时地，他默默地从大椅子上站起来，越过书堆，到酒窖里取几瓶啤酒。一天有那么几次，旁人会拿点三明治之类的食物给他吃。到了晚上，他就跟我们一道吃晚餐，又是唱歌又是喝酒，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聊天儿。
他是个振奋人心的小伙子，当时我们就知道，他日后必定会成为重要人物——现在果真如此。但有天晚上，我们两人躲开了他。
我们一起吃了晚餐，聊了一会儿，然后谢布尔和我就借故溜走了，可能还因为撒谎而脸红了。不过他没在意——他正在一旁播放我们收藏的俄罗斯唱片，而且我们在“遗弃”他之前，已经确保壁炉里有足够的柴火，桌上有足够的葡萄酒。
我匆匆赶回房间。那天下午，我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大张纸，上面密密描绘着卷轴、旗帜、凤凰之类的纹样：那是谢布尔在邀请我午夜时分到他的画室，共享复活节晚宴。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漂亮，当不存在的闹钟敲响了十二下，我踮着脚尖轻轻地上楼，走到谢布尔住的阁楼去，还带着一个我用青草做成的鸟窝，里面卧着几个画好的彩蛋。它们非常漂亮，我知道谢布尔看到一定会很开心的。
画室里亮着许多蜡烛，摆着大床、衣柜等家具的地台上洒满了野花。
他把我最喜欢的画作都挂出来了，矮几上摆着给我的礼物。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复活节礼物：一大罐鱼子酱摆在一个淡黄色大盘正中——那是在沃韦的圣徒纪念日集市上买的盘子。罐子周围和盘子的外缘上各摆了一圈苹果花。我觉得苹果花大概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花儿了，因为它是如此明媚，又如此神秘——在嫩绿小叶片的衬托下，花朵清雅地在遒劲的枝条上绽放。至少在那天晚上，在烛光中，在那间形状奇异、充满了对我有重要意义的物品的房间里，它们是最可爱的。
谢布尔和我一样，做了隆重又特别的打扮，我俩说话时压低了声音，就好像楼下那位跟我们隔着两层厚厚石头地板的朋友会随时识破我们的诡计，火冒三丈地冲上来砸门羞辱我们似的。
桌上还有一瓶柔且烈的金酒，跟我以前喝过的全都不一样。我们用谢布尔专门买来的、酷似水晶蛋的玻璃杯喝酒。在鱼子酱的衬托下，酒的滋味好得惊人。我们坐在那里，悄声谈笑着，把浓郁鲜美的黑色小珠子堆在干吐司面包片上，每一口烈酒都炙烫却又柔和，就像我们身边摇曳的烛火。
待到我们差不多吃完了努酱，酒也所剩无几的时候，我跟谢布尔也聊得非常尽兴了——我们之间一向都十分投机，彼此说过的话比跟其他任何人说的都多——我站起身来，非常礼貌地感谢他给我如此美好的惊喜，然后就朝房门走去，准备下楼。
有那么一分钟，他愣住了。随后他一跃而起，冲到我面前。
“你现在就走？”他的声音和我刚才一样彬彬有礼。
“对，”我说，“晚安，谢谢你。”
“晚安。”他镇定地说，我默默走下楼梯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疑惑地望着我的背影。
我心下暗笑；在那间光线柔和的画室里，我们俩穿着最好的衣服，我心里还想着那张正式的秘密请帖的样子，突然之间，我仿佛变成了一个羞涩腼腆的小姑娘，待在心上人的家里，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言行，我身边没人陪护，害羞极了，心里满是“一举一动要端庄得体”的念头——这念头跟我的实际年龄没有关系，跟我和谢布尔的实际生活也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起身来，如此拘谨地经过房间里那垫高的地台——那里摆着大床、衣柜，还有那么多流露出亲昵气息的物件。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世上我唯一了解的男人如此礼貌地说了晚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自己那间素朴的房间里躺下许久之后，听到楼上传来谢布尔哈哈大笑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一切安好，我俩都已经从我惊惶溜走的震惊中醒过味儿来，以至于只要一对视，我俩就会忍俊不禁。进而哈哈大笑。年轻的牛津学子大概弄糊涂了，但他再困惑，也比不上前一晚我的举动给我们两人造成的困惑大……只要谢布尔一看见鱼子酱，以及娇柔若处子般的苹果花，我俩就忍不住想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