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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次航程是什么样子？它们对我，对这个热爱美食的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让我变得更富有，还是更奇怪？就像所有的旅人一样，多出海一次，我就会变老一点。我的饥饿感也发生了变化：我更加清楚自己该吃什么、怎么吃，正如我更加清楚自己如何爱别人，以及为何而爱。
我独自一人返回美国，为的是通知家人我要和艾尔离婚。谢布尔说：“为什么不写信告诉他们？”我没有回答。我感到我必须亲自出面，因为我伤害了善良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责罚。
登上这艘荷兰大船的头三天，我难受极了，但原因不只是坐船。我天天趴在床上……船上的女服务生以为我是晕船，但实际上并不是。我的浑身乏力、无精打采、心情绝望，都是因为离开了谢布尔。那是我有史以来遭遇过的最严重的身体反应，令我既害怕又茫然。
我躺在舱房里瑟瑟发抖，可头脑里却充斥着疯狂的计划。我明知那些念头都荒诞无稽，可还是忍不住要想：干脆我假装得了极为严重的传染病，让船长下令掉头返航，而不是朝着纽约驶去……诸如此类的。如今想来，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应该回去，当然，不是像我的脑子指挥的那样，让开到大西洋中间的船掉头回去，而是船一到岸我就该立即回到他身边。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比固执更强大的力量在惩罚我离开了谢布尔，因为留给我俩的时间是那么地少。
我在挂着印花窗帘的整洁舱室里独自度过了几天，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当我终于起了床，看到了这艘船的其他区域和乘客的时候，我发觉船上的气氛比我的境遇糟糕得多。
几乎人人都在逃难。乘客中有几个荷兰裔美国商人，还有几个坚决不跟别人打交道的顽固种族分子，无论是吃饭、闲坐还是赌博，他们只跟自己人待在一起。余下的都是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奥地利到了荷兰，随着局势越来越糟，他们终于设法离开荷兰，前往美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医生，他们担心，经过了三十到四十年的执业生涯之后（有些人还经历了集中营中长达数月的残酷停滞期），不知自己还能不能通过国家考试。
在头等舱里，他们手里拿着小字典，静静地走上走下，要么就是独自一人默默地看着翻腾的灰色浪花。有一两个人会跟我说话，其中之一是个神色疲惫的矮个子老人，他腼腆地跟我一起喝啤酒，向我打听得克萨斯州的情况，他的一个侄孙女住在那边，或许会欢迎他的到来。
我帮他查字典，抵埠那天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快点要小孩。这是我在得州的地址。我希望能为你接生……免费的，为了友情。”
另一位是个从柏林来的编辑，身材精瘦，一头白发。上次大战结束后，有一批精美的杂志令德国的摄影技术声名大噪，其中一本就是他的作品。在那些照片中，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拿着修长玉石烟嘴的裸女，还有在春日天空下微微颤抖的苹果花。他不知疲倦地在船上悄悄地四处徘徊，好像胸臆中怀有巨大的痛楚。偶尔他会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操着法语非常诙谐地给我讲解他的祖国为何要推行“新秩序”。
二等舱里的乘客要穷些，也更年轻些。他们没有那么乐天知命，即便是在下象棋或在甲板上打网球时，他们的眼神中也充满强烈的恨意。他们多是医生或律师，不少人带着在荷兰娶的太太。这些金发妻子们不大避讳逃难的话题，谈起这些时甚至十分镇定，可阴郁的男士们极少开口，只是下棋、打球和抽烟。
他们带着相机和精致的医疗器械，希望到了美国后能卖掉，因为他们随身只能带一点点钱。而且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必须投靠陌生的亲戚……
这艘船有着森严的等级，头等舱奢华，二等舱素朴，三等舱赤贫。三等舱里的人们矮小佝偻，神色鬼祟而闪躲，是大屠杀和贫民区的真正产物。我知道，在他们身上，美、爱甚至仇恨依然存在着，可他们是受害者，接连几个世纪以来的营养不良令他们变成了这般沉默又惊惶的小生物。
这次航程让我史无前例地不信任自己，让我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大海给人造成的影响。我心中逐渐充满了一种缓慢滋长的痛楚，对这世道充满了嫌恶，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让我身边的人们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而且，在这艘高傲又顽固的船上，这种心情跟我自己的纷杂思绪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我因伤害了我爱的人而深感不安，另一方面，我意识到，离开谢布尔是我此生做过的最愚蠢的事，哪怕只有短短几个星期。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一个独自旅行且在船上举止得体的女子总会招来好奇的目光，其中有来自乘客的，更有来自愤世嫉俗、疲惫厌倦的船员的。我渐渐总结出一套在旅途中——无论是在船上火车上，还是各地的酒店里——的行为方式，至今我依然在按它行事。我这些做法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疑也会惹恼一些人，但它总是能成功地保护我免遭叵测之徒的骚扰。
这套行为方式里包括好几个部分，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吃饭的方式。它不但能在我周围竖起一圈令人望而生畏的保护墙，还能让我的私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远离无聊。
在这艘保守而奢华的荷兰轮船上，我发现我可以用非常坚定的态度对乘务长和乘务员等人提出要求。我会要求他们把餐厅里我最喜欢的一张桌子留给我，而最妙的是，那张桌子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再也用不着跟高级船员或有猎艳企图的乘客们同桌吃饭了——好像但凡是个九十岁以下的女人，就有义务陪他们吃饭似的。提出这种请求时，乘务长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可我根本不在意；当我独自一人走向我的餐桌，人们会盯着我看，还窃窃私语，我也完全不当回事儿。我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能支撑起我的孤独感的东西——那是一种内心的力量。
坐定之后，我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喝自己想喝的。我尽可以慢悠悠地吃一块肝酱，细细品尝它那复杂糅合的滋味；我可以整顿饭都吃生菜嫩心配酪乳，也可以点普罗旺斯田鸡腿佐维多利亚式桃子。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邀请一位客人与我共餐，内行地点上一整套大餐，让主厨和侍酒的乘务员开心一下。这些事情偶尔为之还挺愉快的，但一般来说我更喜欢一个人吃饭，慢慢地吃，尽情地享受菜肴和独立的滋味，用它们来对抗舱房里和我头脑中的寒冷。
自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样做：在好莱坞那装着下拉式床铺的“单身宿舍”里，在飞机上，甚至在我自己那个空荡荡的、一片死寂的家里，我用这份自由保护自己，带着一种特殊的尊严，安静地、镇定地吃着。它常常能拯救我，也拯救我的理性——就像在那艘载着我离开谢布尔的船上，当我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它所做的那样。
在这艘船上也发生了好多风流韵事，不过总体来说还算亲切友好，以前那艘德国船上发生过的龌龊事儿一桩也没有，但有件事除外：头等舱里那一小撮公然流露出反犹态度的商人们反倒最热衷于追求漂亮的犹太姑娘们。让人同样不舒服的是，他们还常常得逞。
船上行事最谨慎的两个姑娘，是海员们常以轻浮语气提起的“水上宝贝”。
她们两人都已经结婚了，丈夫进了集中营。她们似乎很有钱，出于安全考虑，或许还有习惯的缘故，她们自从逃离德国以来就没登上过陆地。相反，她们一直待在船上，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来回往返，有时会在一艘船上待上好几个月，这一趟做大副的女人，下一趟做二副的，如此循环来回。
那些男人好像是真心喜欢她们，而且显然有一套严格的行为约定，好决定下一次轮到谁。他们都很遵守这个约定。
这两个姑娘长得都很好看，而且举止非常得体。她们跳舞和喝酒时的姿态都很美，在更为亲密的事情上必然也很有长进，同样成绩斐然。我问其中的一个，当船只进港之后她做什么，她说，她会把所有的报纸读个遍，然后打电话订购新衣服。有时候，如果她在报纸上读到某个女友所在的一条船就在附近，她们就会聊聊天，为接下来的几次航程制定计划——一般都是通过电话。
我想知道，她们这种奇异的海上生活是不是跟我逐渐发展出来的那一套规则差不多？它是否保护了她们，让她们可以不去想关在达豪集中营里的丈夫，就像我的海上生活保护了我，让我远离我自己那些阴沉抑郁的梦境？这种生活是建筑在饥饿感之上的，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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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快返回了瑞士。改签船票的时候我发现，当时唯一还有票的是一艘载着六百名德国少男少女的船，他们刚成一次“亲善访问”（当然了），准备返航。于是我就买了这个“法兰西岛”号的二等舱船票，这艘船大概是我所见过的最冷漠、最没有魅力的豪华邮轮了。
我这套在公共场合下独善其身的策略实施得很顺利，一部分是因为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因此心里充满了暗暗的喜悦。我一般都独自用餐，而且吃得很好……但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跟两位名叫雅克和皮埃尔的法国男人到头等舱去，那儿的高级船员们对雅克的印象很深，因为他有个十分响亮的头衔，实际上他们对我们三人的印象都很深，因为我们全都住在二等舱。
那些高级船员都是满腹辛酸的人，爱用阴郁的幽默表达心中的痛苦。他们常说，自己所在的船公司不应该叫“大西洋航运”，该叫“悲剧航运”才对。
我们坐在设施豪华却荒芜阴冷的酒吧里，整艘船上可能只有我们这十个或十二个人还醒着。十一点钟时，服务生会摆出自助餐来，豪华程度实属我平生未见。我们喝着香槟。请餐厅领班帮忙从松鸡身上片下胸肉，或是从黄色的大烤盘里挖出一勺肉酱。
“请多吃一点吧。”他一边乞求我们，一边在我们的盘子里堆上鱼子酱。而我们在一旁轻声地、疲乏地，和着这艘大船飘摇的韵律，谈起赖伐尔⒈、布鲁姆⒉，以及法国会以怎样的方式陷落……⒈赖伐尔，此处指的应该是皮埃尔·赖伐尔（ 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维希政府中三次出任总理。⒉布鲁姆，此处指的应该是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195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36年成为法国人民阵线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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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后，谢布尔和我回到了美国。我们希望能搭乘他一向喜欢的尚普兰号，可彼时它已经“退休”了。这艘格拉斯号大概是它的姐妹船，只有二十名乘客，我是唯一的女人，这倒让船长晚宴的座席安排变得很容易了。
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抵达纽约的。谢布尔快要死了，真的。我们深深地厌恶那张残酷的网——诊所、专家、注射、射线治疗……所以我们逃离了欧洲，就好像我们知道，不会再有什么事情能比已经发生的更糟。我们没带护士，几个月来这还是头一次。那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越洋旅程，直到今天我有时还会颤抖着惊醒，忆起当时我如何在船只的颠簸间隙为他打针……
支撑我们的是随意畅饮的葡萄酒，真的。而且我也认为，再没有什么能吓倒我们了。
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就去吃饭。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里，谢布尔会用他的一条腿和拐杖自创出趣怪的舞步，所以我们抵达餐厅门口时总在放声大笑。
无聊得快要疯掉的大厨通过侍酒的服务生知道了我们的存在，他连忙抓住机会，给我们送来了只在书上读到过的花式菜肴。我们很少能给予它们公平的对待，或许是因为颠簸，或许是因为心情，我们都不太有胃口。可我们非常感激他，而且我们听说大厨也挺高兴。
我唯一能记得的乘客是个又高又胖的男人，他手上戴着戒指，虽然总穿布克兄弟牌的格子衬衫，却喷着非常浓的香水。他独自用餐，每当看到我们桌上出现了菜单上没有的菜式，他就会大发脾气。终于有一天，他一把扯下亚麻桌布，所有的盘碟都跌到了地上，然后他号哭着冲出了房间。
这次事件之后，负责他那桌的服务生就给他端上了跟我们一样的“大菜”，只是分量做了相应缩减。那服务生充满歉意地冲我们使了好几次眼色，给那人上菜时还礼貌地嘲弄他几句——那种话若是说给我听，我大概会气得不只是大哭而已。可那胖男人快活地咯咯笑着，宽宏大度地朝我们举杯致意……
他是个女帽商人。“纽约价码最高的小姐都戴我的帽子。”他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对谢布尔说，他是社交场上的红人，可他最大的乐趣是待在家里，把衣服全脱光，然后让他的猫儿躺在他光裸的肚皮上睡觉。猫儿咕噜咕噜的声音会给他灵感，他说。谢布尔又要了一杯酒。
船长送过我一两次花，因为他知道谢布尔病得很重。我感谢他在船长晚宴上请我们吃鱼子酱，于是我们下船时他递给我一大罐。他总是彬彬有礼，不受情绪左右，可附在鱼子酱罐子上的便条上这样写着：“痛苦无法伤害心中有爱的人。”我想起他那双黑色的眼睛，疲惫的、智慧的法国眼睛。悲伤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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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后，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航程。
我跟谢布尔在一起。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该如何应对。我们就像两个快活的游魂，我真心这样想。我们仿佛有如神助，一道道大门为我们敞开，人们羞涩地对我们微笑，处处都正派得体，洁净又光明。这么说好像很蠢，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们必须得回到瑞士，把我们的家永远锁上，卖掉许多东西，再给他买药，冷冰冰地计算账目数字，直到他的最后一天。这话听上去倒是不蠢，却残忍而丑陋。可事实从不是那样的……那年夏天，我们是免疫的，一切可能伤害到我们的事物都无法靠近我们。
我们搭乘诺曼底号，去了法国，又返来。两次都住在同一间漂亮的舱房里——位置在头等舱，且刚好就在通往二等舱的舱门边。对谢布尔来说，二等舱的路好走一些，空间没那么大，台阶也少些。
诺曼底号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船。它跟那艘荷兰小船不是一个类型的。而且船上没发生任何粗俗、造作或势利的事情，不像我之前坐过的某些船。
我们要么在床上躺着（那间舱室很大，摆着一张真正的床，除了在电影里，我真的是头一次见），要么就去吸烟室或休息室里待着。不管那个房间叫什么名字吧，总之那儿的空气新鲜通透，四面全是玻璃墙，但一点儿也不吓人，坐的地方很舒服，还有个非常好的服务生。他那双悲伤又空洞的眼睛叫人想起我们在瑞士的管家弗朗西斯。
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存够了钱，就找个山里的疗养院安度余生。他挑中的那一家我们知道，就在萨瓦-阿尔卑斯山区，像个阴沉的兵营。但他读到的宣传资料把那里形容得很好。我们同意他的想法，那样的安排确实是个安宁平和的终局。他才刚过三十岁，可他心意已决，而且他的肺部显然正在溃烂。
抵埠纽约的前一晚，我们举杯庆祝他的计划……待到诺曼底号下一次进港时，它将燃起大火，那可怜的服务生终遭欺骗。他非常喜欢我们，大概是因为他觉察到了同病相怜的气息，而且他非常欣赏我俩从容又内行的喝酒方式。
我和谢布尔起得很迟，梳洗过后就到休息室去，坐在柔软的椅子上，隔着玻璃墙看着在碧水旁晒太阳的人们。我俩慢慢地饮着香槟，有时候是啤酒，两人说啊说啊，总也说不完，因为要说的话有那么多，可留给我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我对谢布尔说过的话大概比我这辈子对所有人说过的加起来还多，他对我也是一样。我们经常想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么多话，可彼此还不感到厌烦呢。葡萄酒或许充当了某种精雅的润滑剂……可即便没有它，结果肯定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慢慢走到楼下去吃午饭。我们的桌子设在门边，这样对谢布尔比较方便。我们坐在那儿，看着人们来来去去，然后我们会再喝点啤酒，或是叫一瓶很好的葡萄酒……什么都行。当然，侍酒师喜欢我俩，他经常在我们桌旁驻足停留一会儿，给我们讲些关于人或酒的奇闻逸事。
我们吃得少而精。到那时，我们已经很清楚谢布尔需要吃些什么、能承受多少，尽管我吃得比他多一点，但基本上也一样，我们并不因为必须得坚持活下去而感到悲哀，相反，我们总是过得挺愉快。
午饭过后，我们会休息一阵子。这话听起来有点傻……可是，只要是动一动，就算是坐下或打个喷嚏这样的小事，对我俩来说都需要耗费大量的力气。为了保持自控和开开心心的状态——就像我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必须要留出大量的时间休息。
大约四点钟，我们会再次上楼到休息室去。这次我们会背朝大海，看场电影。我俩向来不喜欢看电影，但这一次，坐在这艘轻轻颠簸着的大船上，看着那些巧妙编排的愚行在银幕上徐徐展开，那种感觉十分自然——它是这一整个恍惚航程的一部分。观影区像一个私密的小阳台，我在宽敞又柔软的躺椅上，身边摆着小边桌，这辈子头一回，我喝了法国的潘诺绿茴香酒。
如果只放一部电影，我们就每人喝一杯，小口小口地呷着，直到电影结束。如果有两部电影，我们就每人喝两杯。我不能想象在其他任何地方喝这种酒，可在当时它非常完美，宁静又疗愈，入喉的感觉非常明净。
晚餐之前，我们会再喝些香槟，隔着厚厚的玻璃墙看太阳落下。晚餐过后——有时候我们会在中午就把菜点好，好让服务生放心，因为他坚信我们俩快要饿死了——我们接着喝香槟，有时会喝点干邑白兰地。然后我们再次上床，晚上我们会醒来两三次，聊会儿天，吃一点忧心忡忡的服务生为我们送下来的小块三明治，喝一点热热的清炖肉汤，或更多白兰地。
即便当纽约已经若隐若现，近在眼前，我们依然感到身在国外。我轻轻地咬一咬麻木的小指。看上去，我漂亮、机智、被人深爱着……我是一个最幸运的女人，经过了远洋的考验，且饥饿感得到了满足。
第24章 投海的旅鼠⒈ 1938 ⒈旅鼠，一种生活在北极的啮齿类小动物，繁殖能力很强，种群数量会出现周期性的剧增，此时它们就会呈现出强烈的迁徙意愿，大批大批地朝着海洋狂奔而去，淹死也在所不惜。这种神秘的“死亡大迁移”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看到我在火车上、船上或在餐馆里的模样，人们往往会对我心生嫉恨，因为我教会了自己享受独处。女人们会感到困惑——她们讨厌这种感觉——并且嫉妒服务生们以如此亲切殷勤的态度待我，她们也嫉妒我点的菜式和酒，因为她们几乎从没给自己点过这样的东西。男人们也会感到困惑，并且情感上更加受伤——因为我触动了他们男性的自尊。
对此我很抱歉。我并不想这样，同时我也不想害得女人们困惑。可是，如果我必须要独处，那我不愿把它当成一件软弱的、无奈的事，好像病后的康复期一样。男人看见我在公众场合吃饭时从容镇定的模样，仿佛在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更有甚者，我还清清楚楚地表明，没有他们我也知道该怎么做，正是这一点让他们很不爽。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我往往也能得到，因为我很容易适应环境。我点的菜一般都比较“男性化”——如果女性化指的是打发鲜奶油加樱桃的话。我喜欢上好的葡萄酒和烈酒，还有啤酒和麦芽酒。我喜欢服务生。某个女人说过，服务生远比一般人友善得多，我认为她说得对，而且不光是男服务生，女服务生往往也十分和气。所以他们总是对我很好，这在某些食客看来无疑挺气人的——以这些食客的做派，服务生们往往恨不得往他们的汤里吐口水。
上述所有原因，再加上其余的林林总总（大概得有上千条），比如我的发型、我唇膏的颜色等等，都让人们在看到我独自用餐时，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那目光里含着嫉恨，还有一种受了伤害的挫折和困惑。
有时，他们的反应更为明显。我想起了雅克。
他是我回瑞士时搭乘的“法兰西岛”号的乘客。那时，我这套“公共场合的行为准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但那艘船是个严峻的考验，二等舱里阴郁滞闷，四处嘎吱作响，而头等舱里充斥着令人心碎的造作气氛。雅克和我都住在二等舱。
我很快就注意到了他，我喜欢看他走路的样子：他像个西班牙舞者一般，在甲板和走廊间安静地穿行，非常独立，非常矜持。他身量不高，肤色黝黑，总让我想起狐狸——不是因为狐狸该有的狡猾劲儿，而是因为那棕色双眸中透出的高贵优雅的气度。
他也在打量我，目光中满含着敬慕，可我并没意识到：我此生存在的全部理由正在前方等待着我，就在瑞士沃州，就在沃韦附近的湖畔。我就像一只北极旅鼠，匆忙地奔过田野，奔过烈焰与洪水，一路朝着心之所向，朝着那海边的悬崖义无反顾地赶去。
我独自一人坐在餐桌前，从容地吃着。雅克用亲切而专注的目光注视着我。在吸烟室里——那是船上唯一暖和的、可以闲坐的地方——他看着我一边啜饮着手中的酒，一边读书。除了矜持的愉悦，我没有流露出任何其他的情绪，而且我看起来非常享受自己的陪伴，无须旁人叨扰。这一切都让雅克感到困惑，由于他是个男人，这事也让他颇为恼火。
后来我们终于认识了，他把姓名告诉我时，戏谑地问我会不会拼写这个词儿，结果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多年前，在第戎上过的一堂历史课上，我早已知道了这个姓氏。
他是个诺曼人。家族中他这一辈有七个儿子和六个女儿。男丁中有几人去了殖民地或加拿大，比如雅克；有几个女孩子进了修道院；男女中各有一两个进了私立精神病院，余下的那几个都在巴黎或驻外事务处身居高位。雅克拿了些照片给我看，他家是一片阴郁压抑的宏伟庄园，有自己的教堂，自己的村镇，我还看到了他母亲，一位固执的、俊美的贵夫人。
他是个心思非常简单的男人，几乎带点孩子气。他不太爱说话，有时我们在晚餐过后一起喝点干邑白兰地，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吃了晚餐，面对桌上的醇酒美食，他的羡妒中夹杂着惊喜。
他为人非常谦逊，可那个伟大姓氏的自负早已深深镌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有天晚上，他因受邀主持船上的音乐会而紧张得发抖，我说：“为什么不找个人替你呢？”他没理睬我的提议，非常简单地回答说：“可他们要请的是我啊。”
当晚，为了表示对音乐会的尊重，或许也因为要带我去头等舱跟船长吃饭，他穿了一件精美的西装背心，至为高雅的贝壳粉缎面上，缀着用“纳纱绣⒈”的针法绣出的朵朵小花。我说不出原因，但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简直完美无瑕。⒈纳纱绣，也译作“碎点针”，以素纱为绣底，用彩丝绣满纹样。
他只对我说过两次略显亲昵的话。一次，他说他喜欢从餐厅那头望向我，欣赏我吃饭的样子，那么安静、愉悦，又若有所思。他此生只见过两个女人能做到这样——另一个是一位中国贵夫人，一个著名领袖的太太。我对她所知甚少，但我问他，应该不是因为我俩都梳着一头光滑的发髻吧。不，他说，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另一次是在船快靠岸的时候，他站在那里，用一根手指旋着他的贝雷帽——那动作并不慌乱，而是透着真正的优雅——然后他问我，我有没有想过，要是嫁给一个猎人、住在加拿大的森林里会是什么感觉。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看向他的时候，我知道他那单纯又缓慢的头脑里肯定在盘算着什么。于是我说：“那必定需要勇气吧。”
“是的。”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匹马。
我不记得回瑞士这一路上我是什么时候又为何要告诉他我在巴黎要住哪间酒店。我当然没想着以后还会再见到他。我的心思都放在第二天，一心想着与谢布尔的重逢。
与邮轮接驳的火车晚点了，等到我梳洗齐整，去米肖餐厅吃晚餐的时候，小工已经准备关店门了。我又累又沮丧，可还是绕过他走进了店里，心想着总能喝上一杯好雪莉酒吧，然后就回酒店睡觉去。可罗洛夫人一瞧见我来了，就立马高声唤她兄弟，然后一个箭步冲到厨房里去看灶头上还有没有余火，好给我做个小煎蛋卷，没过多会儿她又转来问我：您想不想先吃一点儿五香蘑菇？对啦，老天，厨房里还余下一份樱桃酒掼奶油，可以先来点儿沙拉，然后再吃它……晚上这个钟点，又是这么冷的月份，如果您愿意，来一小瓶1923年的蒙哈榭⒈怎么样……⒈蒙哈榭，产自著名的罗曼尼康帝酒庄的葡萄酒，香气馥郁，被誉为世界干白之王。
这一切令我感到温暖又体贴——坐在百叶窗后，身边围绕着这些滔滔不绝、爱争吵的好心人，而且明天我就要再次见到谢布尔了，我漫长的旅途终于要结束了。
当我回到酒店，看到雅克坐在桌边的时候，我差点儿没想起来他是谁。他非常温文有礼，请我原谅他贸然地不请自来……但他的两个哥哥就在巴黎，非常想见我一面，而且……而且他看上去是那么温文尔雅，又纯真诚挚，于是我把房间钥匙挂在钩子上，跟他一起走向在外等候的车子。
我们去了韦伯餐馆楼上的那间小酒吧。我头一次去那儿。客人们都安静地坐着，喝香槟，吃香草冰淇淋——雅克的哥哥告诉我，现在这东西很流行。
这两位兄长身材比他高，风度比他潇洒，但面相却不如他这般亲和好看。他们聪明得多，待他的态度有种宠溺的轻视——大家庭中的年长成员对年轻人总是这种态度。他是个加拿大来的乡巴佬，而他们是巴黎的外交官，就算他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此时也不愿多说什么。
我叫了一杯非常好的干邑，两人礼貌地表示震惊。他们一个喝苏格兰威士忌，另一个要了香槟，而雅克点了一瓶巴黎水。
刚见面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已经非常累了，待会儿就得回酒店。可一听他们开口说话，我恨不得起身就走。那天晚上我的法语十分流畅，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发音是如此完美，可很快我就意识到，跟他们我一句真诚的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是我平生所见最爱冷嘲热讽、最乏味厌倦的人，很像法兰西岛号上那些年轻的高级船员，可这两人更加位高权重，更有力量……我指的不是体格、宗教或性方面的力量，而是那种爱国主义的劲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
我坐在那儿听他们谈话，反感和恐惧令我咽不下任何东西。他们这是在背叛法兰西，这两个男人差不多与法国同岁，而且足够强壮和聪明，有足够的力量为她奋战。可在韦伯餐馆的这间小酒吧里，他们在出卖自己的国家，我敢肯定，在证券交易所和大使馆里他们必定也干着同样的事。
我看看雅克，想看他是否能意识到这两位兄长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非常疲累，显然也觉得他们非常无聊。
他们不停地说着，风度翩翩，机智诙谐，而我发觉四周都是一模一样的谈话。希特勒、塔尔迪厄⒈、赖伐尔，这些法国贵族温和又平静地谈论着这些名字，好似他们是令人不快但身份卑贱的奴仆，是可以被任意操纵的傀儡。⒈塔尔迪厄，此处指的应是安德烈·塔尔迪厄( André Tardieu。1876~1945)，法国政治家，三次出任法国总理。
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便请他们送我回酒店。我是如此震惊，几乎无法止住颤抖。
雅克陪我从他们的车上下来，把我一直送到酒店前台。吻手道别时，他看着我说：“我应该留在加拿大的。我还是更擅长打猎。”
他那可怜的简单头脑里满是痛苦，我看得出来。我轻轻对他道晚安，好像明天我们还会再见似的。我希望这样能让他心里好过一点。
几周后我收到了他的信，言辞间颇有些奇怪。“我刚回到巴黎没几天，”他写道，“我发现乡下太压抑太沉闷了，而且潮湿得要命。我都没法跟你形容那里有多么令人不愉快，因为湿气，也因为我姐姐在修道院里待了二十一年后回到了城堡，却希望世界在这么些年里从未改变。不过，我亲爱的，我真不该用这些事惹你烦心……你过得怎么样？在努力写书，是吗？”
我把有关雅克的一切全告诉了谢布尔，他对雅克的了解就跟我知道的一样多。看完信，谢布尔板着脸说了一句：“你不是说他英语挺好的嘛。”我大笑。我觉得这信写得很滑稽。
他提到了南下，他想到科西嘉岛去，买一座老农场。“我不想在家待太久。那样我会太郁闷的。你知道吗，玛丽·弗朗西斯，如果你能与我同行，我该有多么高兴？”
“这兔崽子。”谢布尔轻声说。
信里说，如果我能去那个有趣的岛屿游览一番，应该对我的写作很有好处。然后他写道：“请让我知道，在你看来这个主意是多么愚蠢哪。我不会生气的。请原谅我的字写得很难看，钢笔就像诗一样难以驾驭啊！希望能很快收到你的回信，让我觉得活着是值得的，回头见。”
我有点犹豫，当着谢布尔的面读这样的信总不大好吧。他该以为我跟人家调情了……可随即我又大笑起来。如此简单的表白，活脱就是雅克的为人。
可一时间，谢布尔几乎恼恨起我来，他站到了雅克那一边，觉得所有的女人都十足可恶。“你们怎能对男人做这样的事。”他愤愤地说。
“我们做什么了？”
“不管你们做了什么，害得他们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恨恨地嘟嚷着，“那家伙多受罪啊……”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清楚？这不过是因为我在一艘又阴冷又令人难受的船上独自吃饭而已，我享受自己的陪伴，喝酒后也没有做出傻事……就因为我在公共场合举止得当？
我回信给雅克，感谢他的邀请，还告诉他，如果哪一天他来了洛桑附近，谢布尔和我会非常乐意见到他。那是一封礼貌的回信。
没过几天，我被叫到村里去（我们那时还没装电话），给依云小镇上的格拉普咖啡厅回个电话。等着电话接通的时候，我紧张得发抖，心里乱想了一大堆可怕的事情，比如哪个亲戚离家出走了之类的，结果找我的是雅克，所以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几乎是高兴的。他想在南下时顺路来看看我们。
我颇有些无礼地告诉他，我们的管家得了流感，这倒是真事，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我知道谢布尔肯定没好脸色，结果确实如此。
雅克当天下午就到了，晚上我们请他去卡里镇吃晚饭，在那家咖啡厅里吃了一大堆盛在大浅盘里的鲈鱼排。我觉得雅克大概从没吃过这么简单的饭菜——只有一位绅士和一位淑女作陪，而且是在一个平民吃饭的地方。
后来我们换过衣服，去蒙特勒跳舞，还喝了很多香槟。雅克的舞跳得差不多和谢布尔一样好。那天晚上，他唯一一句流露情感的话是在跳探戈时说的。他贴近我的耳朵，问道：“这个谢布尔是谁？”
我告诉了他，就像告诉任何一个向我打听“那奇怪男人是谁”的人一样。他说：“噢。”
第二天我们走访了附近所有的葡萄园，同行的还有为我们家打理葡萄园的农人朱尔斯。看着雅克和这些谨慎低调的瑞士人相处的场面真是开心。
他们向来对我们挺热情的，好像也喜欢我们，但跟雅克在一起时竟然完全不同。他们就像春天里腿脚还不大灵光的小马驹，活泼又欢脱，我从没听见他们这样开怀大笑过（I，他们吹牛，唱歌，拿出珍藏的葡萄酒来喝——酒的名字我们只在传说中听见过，他们还邀请我们都去参加几个月后的节庆。那天过得非常开心，不过谢布尔和我都感到了一丝嫉妒——我们还以为自己跟这些葡萄园主的交情已经够好了呢。
那天晚上，我们在雪地里一路驱车开到沙泰勒，去八州酒店吃鳟鱼。气氛十分愉快，可跟雅克真的很难长时间共处，因为他这个人实在太简单了。对待事物他只有寥寥几种反应，而且词汇贫乏，没法跟别人描述和交流心中的惑受。此外，席间好像总有一种未曾挑明的情愫存在，毕竟他曾经在信中邀请我跟他一同前往科西嘉岛……
听他提起次日下午两点必须要走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他又说，他的嫂子就在格里昂，他非常希望让她见见我。谢布尔会介意吗？谢布尔奇怪地看着我，说当然不介意了。
于是我开车带着雅克驶上蒙特勒的蜿蜒道路，见到了他的嫂子。她是雅克长兄的太太，地位就如同部族里的母亲。她是个瘦削而美丽的英国女人，趁着丈夫周期性地到私人疗养院度假的空当，自己也休息一阵子。她用一种绝对冷血又魅力十足的方式，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然后我们又驱车回到山区，雅克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丹妮丝被你迷倒了。”他忧郁地说，“我母亲肯定也会被你迷倒的。你应该去见见她，这非常重要。她年纪大了。而且现在她很讨厌巴黎，不然她会很高兴在巴黎见到你的。”
我觉得我快疯了。
“雅克，离你上火车还有些时间。”我说，“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得吃点午饭。”
“毫无疑问，你总是很清楚自己想去哪儿。”他彬彬有礼地说。若不是我知道他脾性鲁钝，我会怀疑他在讽刺我。
我们在车站餐厅里坐下，点了一份奶酪火锅，因为那天很冷，而且雅克说他从没吃过这东西。
那天的火锅味道不算太好：奶酪汁太稀，蘸了之后还会变冷拉丝，口感像橡胶一样。雅克礼貌地尝了两三口，喝了一点儿狄拉蕊白葡萄酒，吃了几块面包丁。
我们聊了会儿当地菜的话题，他的情绪越来越阴郁低沉。他把他母亲的地址写给我，说：“我给你看过她的照片，对吧？”
“对，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快忍不下去了。
“她会被你迷倒的。”他又说。
还有二十分钟车才到。我拿起一块面包，在我碟子里那黏糊糊的奶酪汁里蘸了蘸。突然之间雅克一边飞快地说话，一边站起身来，从桌子后面的衣架上取过帽子和外套。
“继续吃吧。继续坐在那儿，对着你的菜，你的酒。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镇定，那么从容，去你那该死的从容劲儿！我要走了。你继续吧，该怎样就怎样，继续坐在这儿，喝你的酒吧。”
“哦，雅克，太抱歉了。”我说。我抬头看着他，他的双眼黑洞洞的。随后，他迅速地绕过一张张桌子，如舞者般敏捷优雅，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必须得回家，我心想。我感觉糟透了，真想大哭一场，也像生病了一样难受。我必须回家去找谢布尔。
我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我不知道回家之后要做什么，但我必须要回家。我再也不想独自一人待着了，不管是在餐馆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家里充满了香喷喷的气味，谢布尔正在厨房里忙着。
“嗨。”他说。“那可怜的小兔崽子给你留地址了没有？他把睡衣给忘在这儿了。我发现了一个做奶酪火锅的新方法。万试万灵，绝对不会出错。你瞧……”
我们在壁炉旁坐了很久，奶酪火锅确实好吃极了，等到我们吃完了它，喝完了一瓶葡萄酒，并且把新食谱记下来之后，雅克早已踏上了去科西嘉岛的路，而我的心情也完全平复了——尚有一丝歉意，但确实平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