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班开往意大利的火车，上午10点钟左右会停靠在沃韦。谢布尔和我总是搭乘它到米兰去。
这趟车的车况不算很好。有一节餐车，装潢有些老式，有种三等车站咖啡馆里那种怡人的简朴风味：棕色的木质墙板和座位，桌子上没有桌布（除非你点了最贵的午餐），三两张“拜耳阿司匹林”和“摩洛哥一游”的褪色海报永远卷翘在车窗上方。
靠近后厨门口的那张桌子是厨子和服务生的。上午他们会坐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摘着沙拉里要用的绿叶菜，巴开胃菜里要用的小萝卜的叶子切掉。半下午的时候，他们狼吞虎咽地吃饭，有些饭菜是菜单上有的，有些当然不是。桌上总是摆着一大瓶用稻草裹着的红酒。
有时候大厨会一边喝酒一边抽烟，或是大声地念上一段报纸，但通常他都跟帮手们一起忙里忙外。如果两名服务生里的一个也坐在桌边，那他也会帮忙干点活。
我们喜欢到餐车去，一部分是因为厨子们，他们会礼貌地向我们致意，然后就忙自己的去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两个服务生，每次总是他们俩。
当然了，他们不可能天天都在这趟上午十点从沃韦开往米兰的火车上值班，可我们每次搭乘这趟车的时候都会遇上他们。所以没过几次两人就跟我们熟识了，我们到餐车里来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友好地拍拍谢布尔的肩。
我们总是在开车几分钟后就到餐车去……那时售票员已经查过了票，我们也跟这列不够时尚的火车上寥寥无几的乘客们打过了照面，当然，那个钟点的餐车里总是空荡荡的，只有那几个亲切的厨子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聊天。
我们会叫一大瓶阿斯蒂起泡酒，两名服务生都会很开心——无论是年轻活泼的那个，还是年老的、面色刻薄憔悴的那个。我们坐在那里，拿着火车上厚厚的高脚杯，啜饮着微温的酒，一边聊天，一边看着车窗外瓦莱州的平坦土地逐渐变得狭窄陡峭起来。每次我们都带着一种既兴奋又恐惧的心情，等待着火车钻进辛普朗隧道⒈。⒈辛普朗隧道，位于瑞士伯尔尼至意大利米兰的铁路线上，穿越阿尔卑斯山脉，长达十九点八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岭铁路隧道。
起泡酒一直陪伴着我们，度过这一段熟悉的折磨。我们满怀感恩地喝着酒，感受着列车的摇晃，体会着那一侈乏銎死而复生的感觉——当火车迅捷地驶出隧道，每个人都能体会到那种心情。
当火车终于钻出山洞，再次进入到阳光之下，看到车窗外的高山峻岭，我俩会朝着对方默默地举起酒杯。看到厨子们和我俩一样。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无可名状的压力，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傻了。
此时乘客们就会陆陆续续进来吃午饭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隔间去。过一个小时左右，等到餐车里只余下三两个人的时候，那位年轻服务生总会过来招呼我们过去。
通常这两位服务生都会为我们服务。他们好像觉得我们两人挺奇怪也挺有趣，足以让他们打破倦怠，提起精神来；同时他们又觉得我们颇有些脆弱，所以总想保护我们。我们吃饭时，他俩会摇摇晃晃地沿着走道过来，向我们高声说：“马上会有些颠簸！抓紧！抓紧，先生夫人！我来帮助你们！”
然后他们就会过来抓稳酒杯，通常还会扶住我的胳膊。正在维修的路段令车厢发出一阵轻微的刮擦声。过后他们会释然地长出一口气，然后飞快地走开……又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次危机。
每逢这种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有点傻，好像我们是那种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皇室成员，又好像是自以为年龄已经够大、知道该怎么独个儿坐火车的小孩子。可这种滋味也挺有趣的，毕竟人人都希望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吧。
长着一张光滑瓜子脸的年轻服务生更喜欢这些保护型的任务，他对待谢布尔和我都同样亲切，避免任何情感上的误解。但照拂我们吃饭的，是那位年长的服务生。他略有些驼背，长着一张我平生所见过的最愤世嫉俗的脸孔。
我们点菜时，他就像一只凶悍的鹰隼般在一旁徘徊着，我们很快就发现，如果菜品有调整，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而是把当天厨房里有的、他也希望我们尝试的食材直接给换上。第一次我们有点吃惊，但后来就成了一种乐趣，我们总是虚张声势，装出一副看着菜单点菜的样子，然后瞧着他假装记住的模样。
有一件事他是赞许的：美食应当简单质朴。搭乘这趟火车旅行的人都喜欢朴素的食物，但量要足够。菜单上有时会有肉或鱼，有时没有，但总会有某种意大利面，还有用香料烹煮的兵豆或豌豆，当然也有新鲜又分量实在的时蔬沙拉。餐前还会有一到两种开胃前菜，比如我们亲眼看着厨师们摘削干净的小红萝卜，蘸放软了的黄油吃（上头总是沾着一层煤灰）；还有白煮蛋和切了片的萨拉米香肠。甜品里有奶酪，搭配着水果——圆润的樱桃、桃子、葡萄、橙子。具体是什么要看季节，而春天时总会有青杏仁。
乘客们吃得都很好，即便他们非常穷，需要自带面包和红酒来到餐车，他们也会带着尊严点上一盘豌豆，或是只用一个蛋的煎蛋卷，对周围相对丰盛的餐点没有丝毫的谴责意味。两个服务生若无其事地为他们服务着，而车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同意，谢布尔和我理应得到格外的关照，我们理应得到美味的食物和友善的微笑。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所有人都对我们这么好？”我俩相互问道。我知道人们为何善待他，他也知道人们善待我的部分原因，但人们之所以对我俩这么好，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之间存在某种显而易见的信任吧。
心思单纯的人尤其容易感知到这份友善。这种友善有时被称作爱，有时被称作善意。无论它叫什么名字，结果都是神秘又温暖的，在这趟开往米兰的餐车上，以及许多类似的地方，我们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一直如此，直到最后一次。
那是1939年的夏天。
那时我们已是游魂。前一年的冬天，在特拉华州，随着谢布尔陷入病痛，我们作为正常人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们得到消息说，趁着战争还没开始，应该赶紧返回瑞士的家去，能挽救多少财物就挽救多少。我们确实回去了，但并不是为了财物，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那些东西已无甚意义。我们回家，是因为我们已经陷入无助的境地，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重新返回到了曾那样真实的生活中——云烟般的日子，却被一阵风搅散。
我们是一对生机勃勃的游魂，我们吃饭，我们喝酒，我们观看，我们感受，我们做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融洽和悦，我们如此忙碌，好像这样就能把我们与生活全然隔离开来。
四处都飘散着类似的情绪，唯一的分别就是，我们两人已经安全地死去，而那年夏天，其他所有的人都在笑啊，唱啊，饮酒作乐，就像得了僵直症似的，也像是进手术室前服用了神奇的鸦片复合剂、沉溺在欢欣之中的癌症患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而他们不得不继续走下去。
他们带着一种羡妒的尊重看着我们，他们知道战争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了，而我们已经逃过此劫；我们到每一处——除了米兰火车上的那一次——都可以幸福地与世隔绝，不受打扰。没人能动我们分毫，正如没有人会被我们尚未感觉到的痛楚伤害一样。
火车上也是一样。那时我们差不多已对奇迹司空见惯，当那名瓜子脸的年轻服务生站在包厢门边，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朝他大笑起来。他也笑了，结结巴巴地说着话，一直握着我们的手，显然很久以前他就以为我们不在了。
当他看到谢布尔的变化，脸一下子红了，他用极快的语速说着话，尽力不去瞧谢布尔：“对了，阿斯蒂！马上就来！在这里喝肯定风雅得很！”
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在那节老旧的餐车里喝酒啊，再看看那张褪了色的阿司匹林广告画，听听厨子们聊天，可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就已经走了。他需要避开，彼时我们已经对人们的反应见怪不怪了——乍一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总会做出些鲁莽的行为，就像看见鬼魂回来了一样……我们叹口气，笑了，因为即便是这种事也显得很好笑。
男孩子拿着起泡酒回来了，瓶身头一次用红格子餐巾优雅地裹了起来。他又恢复了礼貌又淘气的样子，显然，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平装本小说的情节，在上午十一点光景，在列车的头等包厢里为客人斟上佳酿。他随着车身的晃动，夸张又优雅地摇晃着，神采在他的一双黑眼睛里舞动，他就像和平咖啡馆⒈的侍者领班一样，伸手掸去小边桌上的烟灰。⒈和平咖啡馆，巴黎著名的咖啡馆，因文艺界名流云集而著称。
我们把第一杯酒敬他，隐藏起心中的遗憾——因为我们并不想装出一副上流人士的样子，在这个“风雅”的地方喝酒。酒还跟从前一样，微温，几乎有点令人难受。我们静静地、愉悦地对视着……又一个奇迹。
但是，车子开到西昂，就要进隧道的时候，上来了三个“乐力会⒈”的游客，他们背着鼓鼓囊囊的大背包，有种跟我们毫不搭界的、汗津津的健硕。我们往窗户边上缩了缩，但还不够隐形。我想知道，待会儿我们要怎么越过这些毛茸茸的、粗壮的棕色大腿，到走廊里去。⒈乐力会，直译即是“欢乐带来力量”，是纳粹德国的大型国有休闲娱乐组织机构，旨在让民众以便宜的价格享受旅行、度假等文娱休闲活动。
火车还没再次开动，小服务生已经站在了门边。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可双眼中闪着光，几乎带着慈母般的味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用德语咕哝着，“劳驾，请让让，劳驾……”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那几位德国游客已经站起身来，尽可能地往后缩，男孩娴熟地、若无其事地引着我们走出包厢，沿着走廊走进餐车，直到我们坐在了熟悉的棕色硬木椅子上。
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我们难以置信地四下环顾着。
年老的那位服务生从餐车另一头看到了我们。他的表情没变，但他放下酒杯，来到了我们的桌前。男孩用某种意大利方言跟他说了几句——好像是尼斯⒈那边的话——可老人粗鲁地把他推开了。⒈尼斯位于法国与意大利交界处，1860年前属于意大利。
那张面孔依然是老样子，是我所见过的最愤世嫉俗的，可他的双眼溢满了泪水，眼泪沿着他的面颊慢慢流下来，渗进苍老衰颓的皱纹里，而他没有伸手去擦。他站在桌旁，手里捏着餐巾轻轻抽打着桌面，焦躁地问我们旅途是否愉快，有没打算在米兰多待几天。我们照样一一回答了……都是关于旅行和天气之类的寒暄。
面对他的泪水，我们的尴尬程度并不比他多；这大概因为，就像所有的游魂。一样，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在别人的眼睛里看见泪水，而且，似乎总有某种感激之情与之相伴，就好像人们在感谢我们回来，感谢我们依旧情深意笃。我们好像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抚慰了他们……在那个夏天，这种感觉格外浓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
正当老人站在桌边，粗哑而急切地一边谈论着庄稼和暴风雨，一边拿着手中的餐巾抽打着桌面时，三个男人快步走进车厢，他不得不往里让了让，在我椅子背后站了大约一分钟。
其中两个男子人高马大，没穿制服，而是在肮脏闷热的外套下穿着黑衬衫，面颊上冒出了胡茬。夹在两人中间的男子比较瘦，也比较年轻。虽然三人排成一纵列，贴得很近，可我们还是看到了中间那人的两只手分别跟前后两人铐在一起。
这种事若是发生在那个夏天之前，我们必会震惊不已，会面色苍白地瞪大了双眼。可如今我们只是仰头看着那老服务生。他点点头，眼睛里好像要喷出火来。他的眼泪全都烧干了。
“政治犯。”他一边说一边抽打着桌面，脸上的表情并不比平素更苦涩。“逃跑的。他们要把他带回意大利。”
头戴高帽的主厨看见了我们，冲我们咧嘴微笑，举起了酒杯。其他几个厨师也从满是菜叶的桌子旁转过身来向我们致意，车厢门在三个黑衣男子背后猛地关上了。
那时列车进入了隧道，我们的掌心并没有因出汗而发黏。这是唯一的区别：火车跟从前一样，车上的人也跟从前一样，但我们已经超越了痛苦与艰难，仅此而已。我们已经百毒不侵。
我们喝完了余下的阿斯蒂，乘客们陆陆续续地进来吃午餐了，我们向突然忙活起来的男孩打了个手势，告诉他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就在此时突然有人高喊起来，有什么东西砰的一声相撞了，玻璃碎裂的声音随即响起。虽然火车还在照常咔嗒咔嗒地行进，可一阵寂静笼罩了我们所有人。老服务生冲向车厢那头，一张桌子都没撞到，车厢尽头的门在他身后猛然关上了。人们面面相觑。
渐渐地，气氛安稳下来，就好像乘客们身上的引擎又开始轰鸣运转起来一样。年轻的服务生开始为顾客点餐，走到我们桌前时，他没看我们，只是操着蹩脚的法语说：“我建议先生夫人在这里先坐一会儿……今天餐车里人不多。”
这句建议里有种冷冰冰的命令味道，就像是警察或守护天使说出来的话，于是我们温顺地坐着没动。起泡酒喝光了，但我们无所谓。
终于，老人匆匆地回到车厢，气急败坏地捂着肩膀。乘客们盯着他，嘴巴里还嚼着饭菜。他在我们桌边停了一下，气喘吁吁的，声音非常低沉。
“他想跳窗逃走。”他说。我们知道他是在说那个逃犯。“那些混账！他们把我外套撕坏了！我只有这么一件外套！那些下流混账……您瞧瞧！”
他矮下肩膀，把那件油腻的黑色夹克衫上撕破的地方给我们看，然后气咻咻地走回后厨去了，一路颤抖着，嘟嚷着。
我们起身想走，长着光滑瓜子脸的服务生连忙转向我们，他手里端着一大托盘热气腾腾的蔬菜，随着下坡的火车摇晃着。“我马上就把先生夫人点的菜拿过来。”他高声说道。
我们顺从地坐下了。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可他也是一片好心，想要保护我们。他端来两杯酒色深沉的味美思，把酒放到我们面前时，他推心置腹地说道：“这是我们特地给主厨带的……非常开胃。那边车厢里有点乱，等先生和夫人喝完这杯酒肯定就收拾好了。祝二位健康！”
我们不大情愿地举起杯子时，他清清嗓子，用英文说了一句：“加油！”他冲我们鼓励地笑笑，犹如一个过分周到的护士，然后就转身去服务其他乘客了。杯中的味美思比我们以往喝过的任何一种都苦涩，几乎有点像瑞士龙胆酒的味道，可是在喝过淡而无味的葡萄酒之后，它的滋味显得非常好。
回包厢的路上，我们看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确实堆着一小堆已经扫拢了的碎玻璃，车门上的玻璃只剩下一半：上半截已经不见了，余下的半块玻璃就像一片薄冰，边缘形成一条光滑的曲线，不留神的话几乎看不出来。
我们走进包厢时，那三个德国游客礼貌地连忙站起，然后用英语提了一连串问题：抽烟会不会妨碍到我，把门打开我们是否介意，有没有感觉到车窗漏风……
火车在一个镇子停下，有人上来检查护照。我不记得那个镇子的名字了，是多莫多索拉吗？我竟然没印象，多奇怪啊！就好像我故意把一大堆名字从头脑中抹去了似的。我以为有些名字会永远留在记忆里，无论我是否希望这样——就好像当你听到新情人的声音时，旧爱的电话号码会突然间冒出来一样。我从没打算忘记某个镇子、某个男人或某条河的名字。那镇子是叫多莫多索拉吗？
那天我们在那儿停了很长时间。警察比往常多，但在意大利总是这样的。相关人员核查了我们的签证，还让我们把现金拿出来清点。往常我会觉得这些事很烦，而且每当目光如炬的海关人员盯着我时，我总觉得自己就像个面红耳赤的钻石走私犯。但这一次我没什么感觉。这些都不重要。
我一直在想，趁着火车上很安静，应该走回餐车里去，但谢布尔说不要，我们应该等着那男孩子来叫我们。
车终于开动了，速度非常慢。我们遇到了很多施工路段，工人们用巨大的灰色石块为新铁轨铺上路基，那几个德国人带着十分不情愿的赞叹神情看着他们，从我们身边俯身下去，好看得清楚点儿，还压低了声音惊呼着。
看到年轻服务生来到门口时，我们很高兴。“两位的餐桌准备好了，先生，夫人。”他高傲地说。旁边那几人连忙起身让我们出去。
走到车厢尽头时男孩转过身来。“请当心，”他对谢布尔说，“这边地上有点湿。”
一点不错，车厢连接处的地面非常湿。余下的半截玻璃还嵌在窗框里，而玻璃上、墙上、地板上到处都滴着水。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进到几乎没人了的餐车里。
大厨正在车厢尽头那儿休息看报，一瞧见我们来了，就立即起身回到后厨去了。我们的桌子布置得很好看，铺着干净的亚麻桌布，两三个小方碟里盛着腌洋葱、萨拉米香肠和黄油。我们感到饥肠辘辘，却也十分快活。
男孩给我们拿来了好酒，一瓶相当昂贵的基安蒂红酒，以前我们坐这趟车时经常点。我们开始就着红酒，吃面包和香肠。我记得那天还吃了一种白色的大豆子，意大利人常在初夏时节，趁着豆子新鲜又软嫩的时候剥开了蘸盐吃。那天的豆子好吃极了、那么新鲜，那么冰凉……
在这趟列车上喝着酒，吃着东西，感觉真好，就好像永远逃开了生活中的烦恼，而且身边围绕着一层用爱织成的绝缘体……
老服务生走进了车厢。他径直走过我们的桌子，没看我们。谢布尔叫住了他。“等一下，”谢布尔说，“你的外套……怎么样了？”
他没有回答，而是把肩膀转向我们，只见一串整齐的针脚把衣袖缝回了原位。我说了些俗套的赞扬……缝补得真好啊……谢布尔安静地问道：“那个男人……那个犯人……他逃跑了吗？”
老人突然瞪着我们，眼睛里充满了仇恨，就好像对我们深恶痛绝似的。他骂了句脏话，然后往地上吐了口痰：“不关我事！”他急匆匆走了，我们都不敢转头去看他。
我们震惊地坐在原地，动都没动。我能感觉到心脏在沉重地跳动，喉咙上仿佛箍了一个铁领子——谢布尔刚生病时我就常有这种感受。终于，我抬眼看了看还在吃饭的几个乘客，在我看来，他们迎向我的眼神里也带着某种恨意，虽不像老人的那般凌厉，但依然是恨。那眼神中还掺杂着恐惧，恐惧弥漫在我四周。
谢布尔脸上满是痛苦。数周来这还是头一次，自从我们变成两个快活的游魂，顺着我俩往昔生活的河流漂泊直下以来，他头一次现出这样的神情。看到他的样子，我喉咙上的铁领子箍得更紧了。我想喝点儿酒，却一口也咽不下去。
年轻的服务生匆匆经过，也没看我们。谢布尔坚定地拦住了他。“请告诉我们，”他说，“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那男孩漠然地看着我们，一刹那我以为他也要粗鲁起来。可随即他向我们悄声说了一句，语气里满是保护：“先吃，先生夫人，我马上告诉你们。”然后他匆忙走向后厨去了，最后一大托盘的空碗碟压得他弯下了腰。
“是的，你最好吃点东西。”谢布尔冷冷地对我说，“你已经喝了不少了，你知道的。”他拿起叉子，我也照做了。意大利面像灰烬一样，因为我感到自己又活了过来，而且我知道他也一样。
餐车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男孩走了过来。他斜倚着过道对面的桌子，依旧随着列车摇摆着，可此时他看上去疲惫得要命，而且说话声如此轻柔，我们几乎听不清楚。他的语气中没有友好，却也没有憎恨。
男孩说，当列车停靠在多莫多索拉（或不管哪个边境城市）时，那政治犯被带下车去，可突然之间他大笑着，把脖子对准那扇破窗上残留的玻璃碴子撞了上去。老服务生目睹了这一切。
“这大概就是他的计划，”男孩说。“那可怜的混蛋跟警察们铐在一起，逃不掉的。谋划得挺好，”他说，“边境线上的警察帮忙打扫了车厢。所以火车才停了那么久。”
“现在时间补回来了，”男孩一边说，一边敬畏地看着车窗外闪过的嶙峋山谷，“那老头没完没了地抱怨他的外套。唉，反正他总是很神经啦。”
等到我们抵达米兰，一切几乎都恢复了正常，可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保护壳裂开了，世界渗入进来。我们不再是两个游魂，安全地待在自己的天地里，与生活的痛楚隔绝开来。谢布尔已经失去了一条腿，不久之后还会失去另一条腿和两只手臂……他已经憔悴得落了形，头发雪白，眼睛里涨满痛苦。而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女人，被魔鬼一把拽住，亲眼看着她的挚爱慢慢地一点点死去。
列车匆匆驶过成熟的原野，散落四处的乘客们恍惚地等待着。在这趟列车上，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自己并未逃离。我们知道，无论是锋利的碎玻璃，还是浓缩的憎恨，都无法把战争的痛苦拦阻在外。
在那趟列车上，我感到无尽的衰老，因为我知道逃离并不等于安宁，从来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