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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布尔去世后的几个月，我不停地搭飞机四处来去，倒也不是专为逃避自己，而且这些旅程也并非我的本意。我总是待在我的小书房里写作，可突然之间就会冲出门，跑到大路上，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直到再也喘不过气来。我妹妹安妮审慎地端详了我一番，说：“你必须去趟墨西哥。”就好像我是一瓶可以四处挪动的插花似的。然后她为我买机票，买新帽子，张罗签证。这样也不错。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有用，大概只能让我在打发时间的同时尽可能少地造成破坏吧。但这样也不错。
人们以为我还处在爱人逝去的震惊之中，但我觉得更像是解脱之后的筋疲力尽——三年的日子结束了。我变得迟钝了，虽然我看上去十分正常，可我常常会撞到椅子和门，身上总是印着可怕的淤青，而我丝毫感觉不到痛。
但我的其他感官明锐而活跃。我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石，看到小鼠的爪印，而我听见的已经太多。我全神贯注地、沉迷地吃着，这份专注跟身体上的饥饿没什么关系，却滋养了另一部分的我。
“她需要有人陪在身边。”陪伴我的人这样说。对我有助的其实并不是他们，而是我有了为他们做饭的机会。我亲自策划和下厨，为他们准备确实精美的菜式。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也会为了自己做同样的事，或许还会更加满足。有时我会到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餐厅，点几道菜，要上好的葡萄酒，就好像我是自己请来的客人，得到无上殷勤的款待。
可是，我依然不停地撞上东西。在我毫无知觉地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之后，安妮说：“墨西哥。”这挺好。我所需要的只是时间。随着时间流逝，我可以在哈利斯科⒈看、听、品尝，就像在加州一样——带着我崭新的明锐感官。⒈哈利斯科，墨西哥中西部的一个州。
诺拉、戴维，还有戴维的新婚妻子莎拉会在瓜达拉哈拉⒈接我，但我坐的飞机晚点了。凌晨三点时，机上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说，由于雾太浓重，机翼上可能会结冰，所以飞机会在马萨特兰⒉过夜。没关系，我无所谓。⒈瓜达拉哈拉，上文中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首府。⒉马萨特兰，墨西哥西部太平洋沿岸最大港口和游览胜地。
在阴郁又粗劣的机场办公室里，我和其他乘客们迷茫地一起站了一小会儿。然后，我们这十二三个人各自散去：有人找了长椅坐下，折起大衣，还有几人去了酒店。我要了个房间，扯开了床罩却不想睡。那夜余下的时间里，我是在电梯里度过的，跟着开电梯的菲律宾男孩一起上上下下。我们几乎没说话，但他似乎很喜欢我坐在一旁陪他，我们一起吃糖果，时不时友好地抽根烟。虽然现在写来这一幕有些奇怪，可在当时一切都相当自然。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又回到机场。飞机可能还得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起飞。一些乘客颓然坐回到长椅上，挂着重重的眼袋和冷漠的礼貌；还有些人踉踉跄跄地朝着刚亮起灯的咖啡店走去，面色苍白的女招待正把昨晚的面包碎屑从柜台上掸掉，拿出去年的菜单。
我看见四个中年男乘客埋头吃着鸡蛋、咸肉和吐司面包，慢慢饮着咖啡，他们的脸上重新焕发出了神采。这感觉十分奇特——在灰暗的候机大厅里，隔着蒙了布的香烟柜台，我望向食肆中那刺目的灯光，看着那几个昏昏欲睡的男子恢复了活气。这情景有点像那种快速播放的影片，比如花朵绽放，或是一个胎儿渐渐变成人形——在九分钟内，而不是九个月。
我觉得自己总看着人家似乎有些无礼，于是就朝着行李房踱去。两个深肤色的男人正靠在行李堆旁，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和打盹。我在他们近旁站了几分钟，听着他们柔和低笑的声音，觉得很自在，就像待在电梯里那个矮小整洁的棕色皮肤男孩身边一样。随后，我可能是站着就睡着了。因为当我醒来时，我们已经飞翔在起伏的山峦上空，河流笔直得有些不自然，而且看不出明显的堤岸。随后我发觉，除了我，飞机上人人都在吃早餐，尤其是那几个刚才已经在咖啡店吃过了早餐的男人。
当然，我只能看见我旁边的两个人（我已经知道其中一个是来自蒙罗维亚⒈的牙医），以及前排三人各自露出的三分之一个身子，但我能看见制服笔挺、矮小精悍的空乘人员拿着一个又一个托盘，神气活现地在过道里来回走动。⒈蒙罗维亚，利比里亚的首都。
女士们多半都在喝咖啡，吃着每人一片的干吐司，不过据我所见，她们会从丈夫面前那品种更为丰富、更有阳刚气概的托盘里拿东西，把丈夫允许拿走的每一样都吞下去，而且一边拿一边说：“只咬一口！”有时（但次数不多）她们说的是：“只咬一口，亲爱的！”
但男人们并不在意。他们欣喜地瞧着膝盖上那丰盛得快要溢出来的餐盘。就算飞机有些颠簸也没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每个杯碟都安坐在专属的浅槽里，也因为每个托盘都被抓得紧紧的，就好像那个可怜的男人从未见过如此美味的食物似的。
当然，托盘上有咖啡，而且十分像样地冒着热气。旁边还有橙汁。两个杯子之间还有一颗大橙子在轻轻滚动，果皮上印着夸张的紫色字迹，好让我们意识到，国家的水果交易部门是多么乐于借助这个小小的额外惊喜，来提升飞机乘客们的幸福感。
在没放饮料的那一边，放着几把必定会有的、裹得直挺挺的纸质刀叉和餐巾纸，底下还压着两个丑得出奇的玻璃纸包。纸包上用亮蓝色的墨水印着食品供应商的姓名和商标——一个快活的荷兰小姑娘和一座风车，非常不恰当地盖住了纸包里装着的又热又软的东西。
一个玻璃纸包里装着一片厚厚的、汁水丰盈的烤火腿，热乎乎的水蒸气也多得过于慷慨。男人虚弱无力地对着那可怕的包装戳了几下，终于，硬纸做的叉子扎破了袋子，里头盛的东西全都滑到了餐盘里。他们必定觉得这看起来很不错，因为我后排有人赞道：“哦天哪！”或者可能是“老天，这可真不错，多好哇”。
另一个纸包里装着热乎乎的、淡黄色的柔滑炒蛋。
我的心情好得非比寻常。我们身下是淡紫色的云层，但当我认真往下看、仔细琢磨它们的时候，云朵又好像完全没有色彩了。我把面前的氧气面罩拉了出来，一阵稀薄甜美的空气扑面而来，眼睛感到一阵沁凉。可我觉得这几个软塌塌的、盛着热炒蛋和肉的玻璃纸袋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东西。我一直盯着外面的云层，觉得自己太过势利和挑剔。真有些不像话。与此同时，那空乘员无奈地看着我，确定我已经打定主意装病不吃。而余下的男人和绝大部分女人都埋头吃着热乎乎的美味食物，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乐趣——跟我所做的一样。
午饭几乎是紧接着就端了上来，看上去非常有趣。餐点预先都装在了纸盒子里，盒子打开铺平就成了托盘。当然，里头装着两到三杯喝的东西，水、水果潘趣酒、清肉汤之类的，还有纸和餐巾，一只硕大无朋的梨子和一只硕大无朋的苹果坐在浅紫色的纸托上。
然后是两只封严的纸杯，每个杯子里都伸出一个小勺子，犹如僵直的脐带。一个杯子里盛的是罐头梨子，底下垫着乡村奶酪⒈，这无疑就是沙拉了。另一只杯子里装的是水果冻，明黄色、里头嵌着香蕉片和菠萝块的那种。⒈乡村奶酪，也译作白奶酪、茅屋芝士等，是一种未经发酵的软质奶酪，味道清爽，经常用在水果或蔬菜沙拉里。
然后是三个三明治，每个都用玻璃纸包好密封：一个是白面包夹鸡肉，一个是白面包加芝士片，另一个是黑麦面包夹火腿。夹馅的量很足，馅料和面包之间还抹了优质的黄油，那面包完美无缺，毫无味道。是彻头彻尾的美国风味。
我叫住那位整洁的、蜥蜴模样的小个子空乘员，请他把我杯里的水倒掉大半。他一脸疑惑，但就在我把托盘举起、好侧身去拿放在地板上的手袋时，他已经带着半满的杯子回来了。我拿出便携酒壶，往杯子里倒了足量的波本威士忌，看着窗外。有朵云长着一个大鼻子，跟我父亲的鼻子颇为相像，我举杯向它致意，心情立即变得愉快起来——比刚才还要愉快。
牙医和他太太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或许是出于嫉妒吧。我慢慢饮着酒，直到杯底只余下浅浅的一点，然后我开始动手处理餐盘里的东西。
芝士三明治里夹的是那种黏糊糊的再制干酪，从一大上切下来的那种，我没去动它。我把火腿三明治和鸡肉三明治拆开，把其中一个的夹馅全部放到另一个上，再把两片面包压紧，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厚厚的火腿鸡肉三明治，而且一片面包是白的，另一片是黑麦的。
然后我在餐巾纸、水果包装纸和三明治包装纸底下来回翻找，终于确凿无疑地碰到了一对小小的盐瓶和胡椒瓶。我在鸡肉上撒足了盐，又在火腿上撒上细细的黑胡椒粉。然后我把两边合上，吃掉了三明治。
味道相当不错。这是一顿愉快的午餐，分量不大，却很有营养，而且我用一种唯有高空上才会有的麻利劲儿重组了它，既不荒谬也不粗鲁，甚至连挑剔都算不上。
吃完了三明治，我喝掉了杯子里余下的美味掺水波本，把所有的纸头卷成一个小纸卷儿，在托盘上那一串精致的洞眼里找了一个插进去，然后把所有的杯子、盘子、没吃的食物都尽可能地放回原位。然后我问空乘员，我能不能把那对迷你的椒盐瓶子——黑色的是胡椒，白色是盐瓶——“偷”回家。
刹那间他好像彻底忘记了在贝立兹语言学校⒈学到的东西，随即他脸红了，咯咯笑着说：“哦，那夫人您可就犯了重罪了哟！”大概是对自己的幽默很得意，他的脚步略微有些浮飘，最终他的身影消失在过道尽头。我把那对椒盐瓶子放进了手袋，可此后再也不记得见过它们了。⒈贝立兹语言学校，一所老牌语言培训学校，由西米利安·贝立兹于1878年在美国创办。目前己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教育集团。
我们身下是冷峻的黑色山峰，比针尖还犀利。四周的人们靠回椅背，吃得心满意足，肠胃里的饱足感缓解了身在高空的恐惧——这恐惧是人人都会有的吧。他们的腺体开始工作，忙于消化，因身在高空而变得愈发勤奋起来，因此，就算飞机出现了抖动和颠簸，他们也不会介意。
随着太阳渐落，黑色的山影愈发清晰起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降落了。飞机颠簸得更厉害了……或许是因为冷空气遇到了热土，产生了上下涌动的气流吧。
小个子空乘员装作调节温度，走进机舱，犀利地看了大家一眼。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把一个帽盒模样的透明纸盒放在了我们膝盖上。玻璃纸盒上系着亮蓝色的缎带，搞得像过复活节一样。里面装的东西非常漂亮：光滑的梨子、精致的葡萄，小袋子里装着非常高级的葡萄干，还有一些看着像是坚果的东西。全都像是礼品篮里那种免洗的水果。
顷刻间，原本苍白的脸颊红润起来，没精打采的女人们活跃了，疲惫的男人愈发温和地看着身下冷峻蛮荒的大地，或是完全忘了它的存在。人们用力咀嚼着，大呼小叫着，就像快活的婴儿一样。
我掏出便携酒壶，喝了一大口，当空乘斜睨着我的时候，我尽职尽责地打开了小帽盒。
这些漂亮的水果足够两个饥肠辘辘的人吃上一整天。水果上方摆着一张仿牛皮纸，上头用老式的哥特字体印着某某公司是多么荣幸能把这份薄礼送给机上的乘客。然后，是依然用哥特字体书写的一句话：“敬请放心食用，它们已预先经过水洗，并且被反反复复地彻底擦拭过。”
很好，我心想。很不错。我也一样，也差不多被反反复复地折腾够了。
我吃了几颗葡萄，没什么味道，但也挺可口。我小心地把艳丽的缎带系回到盒子上，请空乘在飞机着陆后再拿给我。对于诺拉、莎拉和戴维来说，它必定是个不错的小小惊喜：他们肯定非常想吃没有在抗伤寒、疟疾、痢疾的药水中浸泡过的水果吧。毕竟这些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彻底清洗过了。
我们就要到马萨特兰了。我看见椰子树在夕阳余晖下闪着不可思议的碧绿光泽，还有空荡无人的银色海湾和漂浮在海上的黑色小船。飞机掠过港口，我束紧了安全带，与此同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饥饿，尤其渴望那些没有包着、垫着、裹着玻璃纸的食物。与此同时，我也颇为感激航空公司尽力把我的心思从纷乱的现实中转移开来，让我这个没有翅膀的小小人类一连飞翔了好几个小时，飞得比风筝还要高得多。在空中翻飞的风筝啊，我心想。随即大地向我迎来，碰上了我的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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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凉爽黑暗的酒店时，好像造成了一阵不小的骚动。门口的墨西哥人坐在拱廊下，一边聊天，一边望着马路对过的海面。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大概以为我们是从失事飞机里被救下来的幸存者吧。酒店里的人们低声忙乱着，又是分配房间又是拿行李的，暂时活跃了一阵。
其他乘客们都挤在前台，要求拿到最好的房间。我倚着一根柱子站着，我的房间是否能看到风景，我一点都不关心，有没有房间我都无所谓。酒店里的气味很好闻，庭院一侧有一条阔朗的斜坡道伸展而上，石墙边盛开着一大蓬紫色花朵。我的心情很好。
一位举止很客气的男士问我，是否愿意趁着其他乘客们搞清楚状况，确定自己在出国的第一站里没有被抢、被骗、被欺负的时候，去跟他喝一杯。他是个美德混血的犹太人，在墨西哥开服装工厂，经常坐飞机旅行。这主意听上去不错。
酒吧是一个黯淡而安静的房间，开在街边一个小餐馆的后面。他轻车熟路地走进去，酒保也认识他。征求过我的同意后，男人操着墨西哥本地话说：“查理，老样子，两杯。”
“老样子”是一种盛在高脚杯里的冰爽饮品，里面掺了朗姆酒。这位男士令人感觉很舒服，因为他是如此淡然，而且好像也很欣赏我的淡然。我们聊到了走私、朗姆酒，还有一种用龙舌兰酒和番茄汁调成的饮品——它有个十分恰当的名字：鲜血。随后我谢过他，我们一起走回了酒店大厅，心情好多了。
在前台，三四个男人带着腼腆又夸张的释然，高声叫道：“啊哈！”，一个小个子僮仆提起四件行李，还抓着一大串钥匙，在我们前面一路小跑，领着我们走上那道没有台阶的斜坡道。他穿过几道走廊，气喘吁吁地猛然打开房门。房间里很漂亮，摆着两张硕大的双人床，床很高，还带着四根床柱，就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陈设似的。海洋的声音充盈着整个房间。
僮仆把行李提进房间。我丝毫未觉尴尬，站在屋里静待独处的时刻到来。我嗅闻着海风，感觉轻盈又温暖。
那男子倏地脸红了。“那些包是我的。”他飞快地对僮仆说。
他一手抓着门把，极不自然地向我鞠了一躬——大概他离开德国后还不曾做出过如此僵硬的动作。他非常小声地说：“希望您不要介意，这是个愚蠢的错误。”
我望向他。他那双和善的棕色眼眸中充满了苦恼。这事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而且我对他的窘迫感到抱歉。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些，他就已经关上了门。他必定是在酒店之外吃的晚饭，因为后来我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在飞机上看到了他，那时他也没有说话。
房间很舒适，空气新鲜，样貌质朴，是我喜欢的卧室样子。我挑了一张床，把拖鞋放在旁边，又把睡衣放到床上。我把睡衣腰带系起来，就像丽兹酒店或沃韦的三皇冠酒店里女佣做的那样。
浴室像一个贴满了手工瓷砖的大盒子，颜色是一种脏兮兮的黄，可我觉得还挺好看，偶尔有几块砖的釉面下现出一抹紫色，就好像陶工师傅厌烦了单色与素净似的。一个精致的大浴缸摆在洗脸池和颇具皇家风范的马桶旁边。在房间的一角，地面微微倾斜，镶着一块铁格栅，头顶上垂下一根管子，这就是淋浴区了。
趁着房间里还很暖和，我冲了个澡。四面没有逼仄的墙围着，站着淋浴十分舒服。我感到神清气爽，独立而自在——尽管我十分缺乏睡眠，又在高空上飞了那么久，但洗个澡还是很愉快的。我慢慢地穿上衣服，在一种心不在焉的满足中在房间里随意地踱来踱去，不时倚在宽阔的窗台上，向敞开的窗外望去。
日暮时分的微风撩起长长的白色窗帘，拂上我的面颊，空气里充满了岩石上海藻的腥咸气息。窗下，在酒店的门廊和马路上，人们一边聊着天一边慢慢散步，走过矮墙。海浪拍打着墙体，水花进碎，像是某种熟悉的生物在均匀地呼吸。在瞬息万变的落日余晖下，港口的水面仿佛凝固了一般，像一块坚硬的青铜，也像一块无色的古旧雕刻。
我终于穿戴齐整，在干净的衬衫外披上灰色的外套，但我没戴帽子。我穿着高跟鞋，沿着那道很陡的斜坡慢慢走下楼去，就像一匹马在下坡似的。
我走到码头上——或许该叫滨海步道之类的吧。酒店的门廊下，灯光笼罩着咖啡桌，但防波堤这一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而且十分凉爽。路上已经有情侣们在静静地漫步，还有几个独行的年轻人，瞧着我，咕哝着什么。
我回到酒店，五六个同机的乘客正坐在桌边，邀请我一起坐下来喝杯酒。我有点惊讶，但内心十分平静。或许他们为我感到难过吧，因为我独身一人。大多数人都如此害怕孤单，以至于认定别人也是一样。我要了一杯龙舌兰酒和一小杯啤酒，听着他们聊起汇率和小费，以及如何时刻防备墨西哥人。他们都不是坏人，却羞怯拘谨，提防着周围的一切，尤其是不会说流利美国话的人。
我问他们要不要再喝一轮，我来请客。他们说，不必，不必，一杯已经够了，谢谢你，然后放声大笑起来。我很不愿欠他们的人情，可也没办法了。
他们商量着吃过晚饭后“去城里转转”，还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说我要回去睡觉，他们用奇怪的眼光瞧着我。“你之前来过，是吧？”他们问道。当我答说没来过时，他们再次放声大笑，说他们才不会在床上浪费时间哩，他们可不想错过任何新鲜事儿。随后一位女士问我要不要上楼取了帽子，然后跟他们一起吃晚饭，我告诉他们我非常累了，谢谢他们请我喝酒，然后就走进了酒店。我知道他们感到受了冷落，伤了感情，对我还有种莫名的气愤——我居然可以一个人待着，还不戴帽子，而且还可以想干吗就干吗，累了就回去上床睡觉。可没什么理由值得让我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哪怕只有几分钟。
楼里的餐厅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酒店餐厅一样，大而冷清，空旷又沉闷。我尽可能走到餐厅最深处去，路上经过了一两桌几乎完全沉默的客人，他们抬眼打量了我一秒钟，然后又垂下眼帘看着面前的食物。
一个服务生出现在房间尽头，嘴巴里正嚼着什么东西。看到我远离了其他食客的安全陪伴，他十分惊异。我冲他笑笑，他也向我笑笑。我在一张小桌旁坐了下来，旁边就是通往庭院的门。此时的院子又黑又阴森，好似一个洞穴。
我要了瓶啤酒，先倒出一小杯慢慢地呷着，等待上菜。这里的菜单十分夸张造作，我只点了寥寥几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太多。菜品糟糕得吓人：毫无味道的意式汤面、用微温的鱼肉和瓶装调味酱拌成的沙拉、某种苍白的肉……
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我真的吃不下去。每当服务生们经过我身边时，就会传来一阵香喷喷的饭菜味道——不是他们手里端的东西，而是他们从厨房里带出来的气味。而且我能听见后厨里传来的阵阵说笑，对比之下，餐厅里那呆板的沉默显得愈发痛苦了。
终于，服务生给我端来一小碟面包布丁……菜单上说，这叫作“英式布丁”。尽管我是个不请自来的食客，但必定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触动了他。他俯身对我小声说了些什么，语速特别快，我只听懂了这些：“我们有个美式厨房和一个本地厨房，紧挨着，就在那边……”
然后他消失不见了。我等待着，看接下来会怎样。那边飘来的气味越来越好闻了，很像法国南部农家厨房里的气息，但大蒜少些，胡椒多些。大厅里几乎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啜饮着啤酒，静静地等待着。先前请我喝酒的乘客们来了又走了，他们远远地、直僵僵地看着我。我这个不合群的人伤了他们的感情，心下略有些过意不去。
服务生回来了，他微笑着，激动得有点儿喘。他给我端来的是他跟同事们正在厨房里吃的菜，连食器都是他们自用的：一套棕色的陶土碗盘，薄釉下描绘着绿色和白色的鸟儿。
碗里盛着大颗大颗浅褐色的豆子，加了番茄、洋葱和许多香草炖煮成的。我用一把大勺子舀着吃，时不时地从盘子里拈起一张玉米薄饼，卷起来，蘸了炖豆子的汤汁送入口中。
把这热气腾腾、又香又浓的食物吃下肚，堪称我此生美好的感受之一。自从谢布尔去世以来，我第一次品尝出了味道。第一次有了吃饱的感觉——虽然我一直以来都吃得很好。我把碗盘里的东西全吃光了——大概足够三到四个人吃的——还喝完了啤酒。那位服务生偶尔从厨房里伸头出来瞧瞧我，目光里满是父亲般的慈爱。
我结了账，谢过了他——我对他的感谢程度远超过他所知道的——然后回到我充盈着海洋气息的房间。整晚我睡得像只猫儿，做着香甜的美梦。但在睡梦中，每当我想听的时候，总能听见窗外的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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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渔村里的住所是一幢相当新的小房子，就是为了租给夏天来这里享受湖景和宁静的度假客的。楼上有一间浴室，用的是屋顶水箱里的水，一个男人每天晚上会过来，在小小的庭院里用手动水泵打了水加进水箱。但浴缸没法用，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诺拉、莎拉和我都在帮戴维给市政府的公共浴室画壁画，我们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浸在流动的、齐脖子深的干净池水中，手里端着盛满蛋彩颜料的派盘，发髻里插着画笔，小心翼翼地踩着池底的沙子往前走。
（盥洗室和厕所都能正常使用，但如果遇上了庆典，第二天那个加水的男人总是不大愿意来。每逢这种时候，戴维就去隔壁的酒吧，诺拉、莎拉和我就到广场上的尼多酒店里待着，还能顺便在大堂里喝杯啤酒，那儿的盥洗设施就和家里的一样好用。）
离我们的住所大约三十步开外，有一个小广场。它的规划十分合理：广场中央有个木制的演奏台，外圈是一条浓荫遮蔽的双向步道。男孩子们往这头走，就能看乐队演出，往另一头走，就能见到心仪的姑娘……直到鼓足了勇气，或是攒够了买花的零钱，男孩们就会走到她们身边。
乐队来演出的晚上，卖花妇人们就坐在广场的另一端，阴暗的那一端。她们面前铺着洁净的布，花儿摆在上面，烛光或小灯就像魔法一样在花朵间闪烁。山茶花、小小的栀子花，有时候还有茎秆纤长、珠宝般精致的兰花，以及更为朴素的、花园里常见的鲜花，全都在地上的柔和光线中闪耀着光彩。卖花妇人们紧裹着披肩，蹲伏在后方的黑影里，乐队为步道上纯洁的、情意绵绵的情侣们送上快活的乐曲。
广场上还有两到三个小酒吧，乐队累了的时候，自动点唱机就可以继续放出音乐来；一旁还有个小冷饮摊，售卖明艳的粉色和黄色的冰沙，还有可口可乐。
从我们的小房子往另一头走，转过街角就是集贸市场。形形色色的小摊在这里随意地铺展开来，有些收拾得很精巧，中间摆着炉子，还有供客人吃东西的柜台，有些就只是拿块布铺在地上，上头摆着两小堆干辣椒和一只碰伤了的甘薯，或是一锅炖菜。当然，这里肯定有墨西哥特色的条纹披毯，周日的时候做凉鞋的鞋匠也会过来，而且到处都有成堆的薄胎陶器售卖，因为这东西买回去之后十分易碎。
唯一的肉摊旁总有饥饿的狗和猫在转悠，悬挂着的一条条模样奇特的带骨生肉会招来大批大批的苍蝇，它们的嗡嗡声是如此之响，以至于还没转过街角时就能听到。
有些日子里——大约每次会持续一周左右——市场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卖，每个摊子上都空荡荡的，但有一样东西除外：番茄。小小的、滋味浓郁的番茄，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我住在那儿的时候不是牛油果的季节，但时不时地我们能找到四季豆，或是一只快要腐烂的木瓜。
虽然我们可能比绝大多数摊主都有钱，可要买到足够我们几人吃的食物很难。我喜欢带着碗到小摊档去，就像当地人常做的那样，买来满满一碗热豆子，就着一摞玉米薄饼同吃……不过，这或许是因为我在墨西哥待的时间没有弟弟妹妹们长，或许也是因为我还惦记着在马萨特兰吃到的炖豆子。
我们中间只要有人到瓜达拉哈拉去，就会在那里采买生菜、黄油和面包以及看到的一切。
在那所小房子里。除了浴室之外，楼上有三间睡房，楼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我特别想下厨做菜，让自己沉浸在那舒心的人间烟火之中。但能用的食材非常少，而且厨房本身用起来也很不方便。我想，我应该很快就能习惯它吧。但我毕竟只是个过客。
厨房非常小，墙上有扇窗，一扇门通往装着水泵的庭院，另一扇门通往装着搁架的走廊，走廊尽头就是餐厅。厨房里有一张小桌，还有个勉强算是小凳子的东西，一个深陶罐里装着应该是杀过菌的干净水，供人饮用和清洗菜蔬。较长的那面墙上，有一个用红色瓷砖砌出的齐腰高的台子。
我记不准这台子上有没有装着小水槽和冷水龙头了，应该有吧。一部分台面挖低了，做成了柴火炉子，上面装着烤架，旁边还摆着一个小小的两眼煤油炉。戴维他们三人痛苦万状地学着生柴火，却还是没有办法在几个小时内做熟任何东西，于是他就到瓜达拉哈拉去买了那个炉子回来。台面上方的搁架上摆着五六个陶罐、一个铁煎锅，几把木勺和一把刀吊挂在炉架上方。
小走廊的搁架上有一格柜子装了纱门，可以把食物放在里头，免得苍蝇来叮。那儿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冰盒，里头可以储存四公斤的冰——如果买得到冰的话。
这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如果我们做饭的话。
一个矮墩墩的（其实也不算是侏儒）、看不出年龄的妇人每天早上过来做早饭，打扫房间。出于某些理由，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个个都人高马大，而她那么矮小，却要为我们包揽所有的脏活累活，令我们感到自惭形秽，于是就一直不想知道她的姓名，好把羞耻感隐藏起来。戴维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大莱雅。小莱雅是她女儿，我来之前在这里干杂活，还帮我们洗衣服，她的身材差不多是正常的。
大莱雅干起活儿来比女儿卖力，但她有非常浓重的体味，不恶心，但令人窒息。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谦恭有礼的人之一。我们离开此地的时候，她特地围上了周日才用的长披肩，还哭了。我愿意有她常伴我左右，就像一枚能安定心神的黑石子，但那体味就免了吧。
她觉得那只煤油炉特别神奇，但总还是用柴火灶。她生火的时候，只会弄出一阵淡淡的、好闻的烟火味儿，不像我们，总是弄得一屋子黑烟。她烤出来的吐司片也总带着同样好闻的烟熏气，配着黄油吃特别香。她很快就学会了用我家人喜欢的方式煮咖啡，当莎拉或戴维请她给他们去街角买个鸡蛋煮来吃的时候，她尤其高兴。不过，罐装的番茄汁她就应付不来了，所以戴维总是得自己开瓶去倒，而她只得羞赧地拉起披肩笼住眼睛。
吃早饭时，我们总是在小小的餐厅里坐上很久，边吃边聊，听着大莱雅耐心地在炉子的余烬旁扇着扇子，等着我们唤她做事。
到了中午，待到大家都从画壁画的浴室、外出散步或各自的工作中回到家，我们就会聚在挑高的小客厅里，直接坐在地板上（因为屋里只有一两把硬邦邦的椅子），喝—会儿酒——啤酒或龙舌兰酒。可以兑些可乐和青柠汁调成鸡尾酒喝，但我喜欢净饮龙舌兰酒，然后再来点啤酒。
这间客厅就像个美化版的浴室，全部是石头和瓷砖，所以我们的声音会形成优美的回响，变得饱满而圆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戴维弹着吉他，有时诺拉也会弹一会儿，我们按各自喜欢的方式唱歌，但每个人的歌声都非常好听——因为这共鸣的墙，也因为我们喝下的龙舌兰酒。听见自己的歌声我吓了一跳，那是之前我想都没想过的呀……那声音如笛声般响亮又流畅。
然后，莎拉或诺拉或我，或者我们三人一起到厨房里去，而戴维继续弹奏着，他随意地拨动着琴弦，高唱着，就像只公鸡似的，等着母鸡们归来。
我们从一个桌面那么大的盘子里取吃的：面包、黄油、番茄、水煮蛋，以及一切我们能找到的东西，比如小萝卜什么的。有时候我们能在瓜达拉哈拉的杂货店里买到一罐红鱼子酱。我们会再喝点酒，吃吃东西，唱会儿歌。
晚上我们一般会去小餐馆里吃饭。这种馆子都非常朴素，而且最好在下午时过去问一下当晚能给四人吃的菜都有什么。当地绝大多数人都在馆子里吃饭，或者是点好了菜带回家里吃，就算都挺穷的，他们也还是会这样做。我猜，这大概是因为家里的厨房设施太简陋了吧，木炭、水和食材又那么稀缺。到了吃饭的钟点，街上总能看到头上顶着食物的男孩子，那些饭食都是从小食肆里买来的：盛在罐子里的炖菜和豆子，一堆堆的塔可卷饼，有时，若是谁家有好事庆祝，就会有冒着热气的白煮鸡光溜溜地卧在大盘里。
如果餐馆里有，我们就会点一种白色的小湖鱼吃。这种鱼有点像我以前在日内瓦湖畔的卡里镇吃到的鲈鱼，但烹饪手法可没有那么内行。店里还有大米和香草熬成的浓粥，“既有流动性又足够黏稠”，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浓汤。此外当然还有玉米薄饼。
除非你喜欢吃豆子——我这几个家人没一个爱吃——否则就没什么可吃的了：肉类看上去十分恶心，烹饪手法也很糟糕；没有沙拉，而且几乎没有蔬菜；我们没人喜欢那些颜色夸张刺目，质地浓稠的甜羹——那就是所谓的“甜点”。
街上有家光秃秃的小店，屋里只摆着两张桌子，房间尽头有一个炉子。这家店只做塔可卷饼，我非常喜欢吃……热乎乎的、柔软的玉米薄饼里卷着切碎的香草、生菜，或是你想吃的任何东西。我们经常去这家店，看着俊俏的妇人就着炉子上的余烬，慢慢地旋转着两个椭圆形的大平底锅，刚好把饼烙熟，又不会焦掉。
不管我们有没有零钱，流浪乐队总是能找到我们。小孩子们蹲在路边乐呵呵地听着，猫儿们在桌子底下等着食物碎屑。音乐声到处跟着我们，宛如梦中情景。
虽然想到那个厨房我就有点发怵，但我还是做了几次晚饭。做一顿饭耗时极长，而且要把整个村子都搜罗一遍‘能凑够食材，就像当初我在第戎还没学会采买时的那段日子。我发觉在这里能做的没有多少，部分是因为食材短缺，部分是因为只能煮，别的烹饪手法统统没法用。
我试着炒了几次蛋。但一次能找到两三个蛋已实属不易，而且村里没有鲜奶油或奶酪。
有天晚上我煮了一锅非常香的酱汁，大家配着烘热的玉米薄饼吃掉了。为了熬足火候，我差不多用掉了所有的，而且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相当愉快地什么都没想。我站在小厨房里，没完没了地搅啊搅。
我记得，听见水泵哐啷一声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透过酱汁锅里冒出的氤氲蒸汽向窗外看去，只见送水男人那双白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的脸，他一边压水，一边往我这儿看，目光始终没离开我的脸。他的脸庞非常瘦削。
我尝了尝酱汁，又搅一搅，加了点料，自始至终，那男人一直盯着我，可我也说不清他到底看见我没有。
终于，我倒了一小杯龙舌兰酒，拿了一张薄饼，抹上些浓稠的黑色酱汁，卷起来，然后拿出去递给他。我知道一旦水泵停下，再启动起来是很麻烦的，可我觉得自己待在明亮舒适又香气扑鼻的房间里是一种罪恶，除非我分点吃的给他。在墨西哥我常有这种感受：在这些善良的、没有条件享受卫生与充足营养的人们中间，我的洁净和饱足是不应该的……
他非常和善，站在那边拿着杯子和卷饼，水泵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们聊了几句，就是那种会印在外语对话书上，但在每种语言里人们都会凭直觉说出来的话。然后我回到了厨房，觉得自己有点傻，因为人家是那么镇定又斯文。
我喝起酒来。那个男人敲了敲窗，等了片刻，然后也举起手中的小杯，在黑暗中向我鞠了一躬。我欠身回礼，与他相视而笑。终于，他彬彬有礼地吃掉了卷饼，分成三口吃完，而不是一口吞下。我的心情好些了，对着锅子搅和一天也是值得的吧……但感觉也只是好了一点而已。
有天早上，我们正坐在乱糟糟的大桌子前吃早餐，街上忽然传来一声奇异又可怕的响动，紧接着是一声凄惨的哭号。
我们噤住声，面面相觑，大家脸都白了，因为那阵响动里饱含着揪心的绝望。戴维不情不愿地起身去瞧，而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法国时看过的一本书，写的是一个怀孕的姑娘从窗户里跳了下去，“如同一个成熟的蜜瓜摔破在马路牙子上”，刚才那阵声音听起来就像这样。
回来时，他的神情中既有释然，也混杂着悲哀。他说，是一个山里来的妇人，头顶着一大罐炖豆子打算去市场卖，结果就在我们的房子前头绊倒了。她可能是走了大半夜才走到这儿来的，而且那些豆子大概是她全部的家当，戴维说。
他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我们几人起身散开，心中充满苦涩。
我走进诺拉的房间，往楼下看。苍白的豆子混同着陶器的碎片，在石头上进溅得一塌糊涂，大约有一半已经被村里的饿狗和几个乞丐小孩吃掉了。准备去市场的路人们围成了一个大圈，没人说话，也有人悲伤而无奈地匆忙继续往前走。山里来的妇人紧裹着披肩坐在地上，脸抵着双膝，在第一声哭号之后再没发出过一丝声音。
她在那里坐了一整天，连肩膀都一动没动，一只握紧的手放在身旁的鹅卵石堆上。
豆子很快就没有了，有人把摔碎的陶片捡起来，拢成了一小堆，街道显得比之前干净一些了，狗儿们也不再围着她打转。
午饭时，我们都无心吃饭或唱歌，连话都不想说。没人提到坐在那里的妇人，，但每个人都找机会避开别人，踮着脚悄悄地走到楼上，从窗户边看看她。在如此全然的寂静面前，没人知道能做点什么。
我们回到加州很久之后，戴维告诉我，他曾经拿了点钱塞到她手里，还轻轻地晃了晃她。当他想跟女性打交道，或是跟女性独处时，他是非常温柔体贴的。可她完全没听见他的声音，钱也从她的指间滚落开去。我们隔壁的酒吧老板看见了，说：“这没用的，先生。进屋来喝一杯吧。”
太阳落山时，她不见了。没人看见她何时走的。她把所有的碎陶片都带走了，回到了山里。我们经过她原先坐着的那块地方去吃晚饭。我们去了尼多酒店，花了好多钱，还头一次坐在湖边喝了鸡尾酒，可我们依然感到心悸——因为那罐子跌落在石头上的声响，也因为她那长长的静默。那是属于她自己的高空飞翔吧，或许就像我在飞机上的那场经历一样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