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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书写一个陌生女人的爱情故事？其中必定存在某种超越思考的东西，超越了我在头脑中娴熟地构思出来的情节。一首歌，一个深醉后的眼神，一缕盘桓在胡安尼托指尖上的光线……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能酿制出那黯然神伤的余韵吗？
回忆是不够的。或许我必须施以浓墨重彩，好让从未发生过的故事栩栩如生。
那么，我又该憎恨些什么呢？我应该憎恨那些游离于恨意之外的东西吗？比如教堂，墨西哥湖畔小村里那座俗丽而坚固的教堂？在那里，年轻的大鼻子牧师披着他那短了一截的法衣，就好像露出的长裤能证明他的阳刚气概，让他安心似的。
我应该憎恨自己吗？
我应该在恨意中把自己灌到酩酊大醉吗？还是应该平静地靠回椅背——就像当年的湖畔那般平静——聆听那些早已逝去的和新近逝去的魂灵的低语？
我几乎是一踏上墨西哥的土地，就听到了胡安尼托的歌声。但最初我并不知道。我就像一棵海草，小小的茎秆上生长着上千只耳朵，却只为聆听我想听到的声音。
诺拉和戴维在瓜达拉哈拉的机场迎接我。他们俩是多么高挑啊，简直漂亮得不像话，那细腻精致的肌肤、得体的衣装，举手投足宛若来自天外的生灵，可与此同时又羞赧而安静。我们开着车经过城市边缘，然后驶入荒凉辽阔的平原，一路上我们拼命说话，偶尔停下来听听对方在说什么，却从不提问。然后车子开上了渡轮，算是旅途中的暂歇吧。在水波微澜的平坦湖面上，渡轮向前开去，湖水就在我们脚下，空气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小小的车子停止了咔嗒咔嗒的声音，顺滑地朝向湖岸飞速行进。
诺拉在一所别墅的大门前先下了车，那儿是她的画室。她沿着小路平静而笃定地走着，好像她很喜欢去那里似的。戴维和我停止了交谈。路况非常差，而且我们都在想着下一站，在那里我将会见到戴维的新婚妻子莎拉，我素未谋面的弟妹。我们三人都十分紧张，但教养不允许我们表现出来；我们三人也都希望，在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磨合和相处之前，我们的关系就能变得简单和友好。
我是家里的老大，戴维是最小的孩子，我俩之间横亘着若干年的独立、怨恨、友爱与无情。如今，他出乎大家意料地早早结了婚，而且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跟一个陌生的姑娘。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时刻……
我们在一扇门前停下。这里离树木蓊郁的广场只有几步远，戴维按了按喇叭，跳出车子，在车子后头小题大做地抱怨着。这是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吧。
莎拉出来了。她身上有种真正的典雅气度。我喜欢这种气质，也喜欢她没涂指甲油的精致指甲，还有那张轮廓分明的、极为娴静的脸。我猜她大概也和我一样紧张，但我们两人应该都没怎么表现出来。我们走进那幢小房子，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没造成任何动静，也没向我们解释。也可能去了市场，也可能在湖边小坐，好让戴维和我能逐渐熟稔起来。很懂事的姑娘。
这房子不错，骨架十分简单。客厅的两侧各有一道楼梯通往楼上的卧室，因此天花板非常高。这里非常适合唱歌，也适合聆听窗外传来的一切街市声响——声音在这个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饱满、圆润。屋里几乎没有家具，瓷砖地面干净得像餐盘一样。
戴维带我去看我的房间。我觉得自己好傻：我还穿着高跟鞋和法兰绒套装，戴着帽子，耳朵里还残留着飞机引擎的轰响，疲惫也都全写在脸上。我的房间里有一扇大窗，白色的窗帘用粉色缎带（像是糖果盒上的那种）束拢，屋里摆着两张窄床，一张十分松软，另一张是地道的墨西哥床，用的是床板而不是床垫。住下一两天后，我就经常睡那张硬板床了。床上铺着漂亮的墨西哥条纹毯子，墙上挂了几幅戴维亲手画的画。三个孩子给我买了一把小小的银梳子，还有一双西班牙风格的帆布鞋。戴维说这种鞋子原本是为了难民而进口的，可难民们都更喜欢皮凉鞋。
我换上宽松的休闲裤，穿上软和的蓝色棉布鞋子，把梳子插在发间，走到楼下去。那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口白色的、干干净净的井，戴维坐在“井底”的地板上，膝盖上放着一把吉他，身边两侧各放着一杯饮料。我们聊了一会儿，没提莎拉，也没提任何关于我俩的事情。饮料非常好喝。
我很高兴来到这儿，我感受到了温暖的欢迎。但我去哪儿都无所谓，南北都一样，而且这正是我需要的感觉。
戴维好像在等待什么。或许是在等莎拉吧，我心想。他轻叩几下玻璃杯，又拍拍吉他，我注意到他修长苍白的双手上，骨节已经变得十分粗大。他的脸也变了，但我说不出来有哪里不一样了——除了比我印象中的他年长了不少。
“你为什么不弹呢？”我问。
“等一下，”他深陷的双眼闪出淘气又机警的神色，“等一下，你马上就能听见真正的音乐了。”
我们继续喝起酒来，我把父母的近况告诉他，他问我家乡那边的人们是不是很关心战争……诸如此类。
然后，远远地我听见了乐声。乐声来得飞快，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一整间挑高的白色客厅里就霎时盈满了音乐。那乐声坚定而有节律，宛如一颗兴奋的心脏在怦怦跳动。戴维疲倦的神情立时不见了，他欣喜地直望向我，可眼睛的余光好似看着别的地方，就像他能看见那音乐似的。我头一回听见这样的声音。我知道乐手们就在外面的街上，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奏出这般狂野奔放的节律的。乐声中有稳定的扫弦，却并没有打击乐的成分，没有砰砰的鼓点。里头还有管乐，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乐器。有男声唱起来了，那是一阵欢快的吟唱。
“这就是墨西哥的流浪音乐⒈，”和着乐声的节奏，戴维说，“虽然现在有了该死的音乐点唱机，可这里还是有两支乐队。不过这种音乐也快要消失不见了。现在正唱的这支是胡安尼托的乐队，两支中更好的那一个。胡安尼托是假声歌手，马上你就听到了。”⒈流浪音乐，墨西哥的传统音乐流派，起源于18世纪，以浪漫的歌谣著称，被认为是最早、最正宗的墨西哥音乐艺术流派。1994年，墨西哥举办了首届“流浪乐队艺术节”，地点就在作者本文中多次提到的瓜达拉哈拉市。
乐手们继续演奏着，大约三首过后，一支新歌响起，戴维如痴如醉地靠到了凉爽的墙壁上。这是一支合唱曲子，大概有两三个人在跟余下的歌手们对唱，而副歌部分总是一个高亢嘹亮的声音完成的，那歌声穿云裂帛，却又圆润甜美，弦乐在背后将它托起。这是一首激情洋溢的歌，结尾处，两重男声衬出那个高亢的声音，犹如孩童的呜咽。
随后乐队离去了，我们能隐约听见他们在广场另一端的吟唱。可是，整幢房屋，以及身处其间的我们，仿佛还在余韵中悸动，几乎带点疲惫的意味。我感到自己在颤抖。或许是因为我早晨还身在那么高的高空，刚才又喝了那么多好酒的缘故吧。我知道原因，却依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戴维终于站起身，温柔地俯视着我。“那个高音就是胡安尼托，”他说，“那首歌名叫《马拉加》⒈。瓜达拉哈拉酒店的酒吧里也有一支很好的流浪乐队，可没人比得过胡安尼托唱的。这首歌打动了你，不是吗？”⒈《马拉加》，一首著名的墨西哥民歌，被许多歌手翻唱过。歌词大意是一个男子对一位来自西班牙马拉加的女郎诉说衷肠，说她是多么漂亮，他多么希望能成为她的爱侣，但他也知道自己太穷了，能够理解她为何拒绝他的爱。
他斜倚着墙壁站着，一副言犹未尽的模样。
“我以为我听的唱片够多的了，”我说，“可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墨西哥音乐。”
“是有一些唱片……但都是哈利斯科的音乐，这边大概没有好录音棚吧。也有可能流浪乐队不愿离开自己的村庄。我不知道。这样的乐队越来越少了。该死的音乐点唱机……”
诺拉和莎拉一前一后进来了，莎拉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紫茄子。
“你们听过音乐了吧？我们遇见他们了。”诺拉闲闲地说。
她和莎拉站在那边盯着我瞧，我突然感到一阵尴尬，问道：“在这儿穿着休闲裤是不是不大合适？”
“当然没问题啦。”诺拉说。
“你穿着很好看。”戴维说，好像在安慰我一样，“你穿休闲裤很好看。我不喜欢女人穿休闲裤，可你……”
“她见到胡安尼托了吗？”诺拉打断了他。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迟钝的笨孩子，或是一个离群索居太久、已经忘记了如何跟人交流的隐士。
“没有，我没见到他。”我不耐烦地说，“但我知道他是那个唱假声的。你们希望我见见他吗？”
“呃，”诺拉说。“你会见到他的。可能就在今晚。他总是会在……如果戴维在的话。”
“是的，”莎拉轻柔地说，“胡安尼托这么年轻，就有了自己的乐队了。”
然后戴维说道：“午饭前咱们喝点酒吧，怎么样？”说了这么久，我只听懂了这一句。
他们几个都不再看我了。蓝色、棕色、碧绿的眼睛，大的、小的、深陷的眼睛。那些探询的眼睛，冷静镇定，却满含着问题。我坐在地板上，等着吃午饭，也等待着再次听到那音乐——而不是在我脑海中盘旋回响的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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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有个酒吧，是个还算像样的、有屋顶的房子。对村民们来说，酒吧的价格太贵了，但来自瓜达拉哈拉的观光客和度假的人让经营酒吧的胖寡妇穿得起漂亮的丝绸裙子，戴得起沉甸甸的手镯。她那搽得白白的脸上总是挂着精明的灿烂笑容，见我来，她热情地欢迎了我。孩子们说有种鸡尾酒他们常喝，于是我也点了，我看见老板娘一边搅动酒汁一边微笑——她大概看到了利润丰厚的未来。
坐在宁静的湖边，眼前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半没人水中的码头附近，几座开满风信子的小岛簇拥着，挨挤着，渐渐朝着湖心的方向散落开去；湖对岸，已有一两盏灯火在11月澄澈的暮光中眨动着眼睛。空气里含着暖意和甜香。我想起另一片湖水，在萨瓦-阿尔卑斯的山影下，一处名叫圣欣高尔夫的地方……那里清冷而熟悉，不像眼前这片地势较低、怪模怪样的墨西哥高地。可湖水是一样的。风平浪静时，所有的湖水都一样……
寡妇唤了戴维一声，然后打开了屋檐下的灯。刹那间，我们笼罩在光明之下，黑暗已被隔离在外，也在这刹那间，我们很高兴能与黑暗区隔开来。
我看着修长匀称的弟弟走进酒吧，端起饮料托盘。他像所有的高个子男人一样，举止中有种混杂着提防的懒散。我发现酒吧另一头也有一个男人，戴维进去时他陷入了沉默，而且他就像我一样，一直盯着戴维看。
他是个矮小的男人，戴着一顶紧绷的西班牙贝雷帽和厚厚的角框眼镜，肩膀单薄，有一种贫民窟孩子那种伪装出来的自信。待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惊愕地发现，他穿着一件特别短的牧师法衣，露出了长裤和棕色鞋子里的鲜艳条纹袜子。虽然他和戴维没有说话，但显然两人是认识的，而当戴维沉默地朝我们走来时，我想的是那人露出的裤腿，而不是他俩的关系。
我只在第戎看到过穿长袍的教士，他们穿着长长的内衣，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们会穿法兰绒的衬裙。就算有人穿普通长裤，也会用长至脚踝的法衣把裤子完全遮挡起来，即便是在刮风天人们也不会看到。可这位牧师露出的寸许裤腿和条纹袜明明白白地宣示着一种男性的力量，这让我吃了一惊。戴维把四杯饮料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时，我还在沉思。
我们相互敬酒，庆祝我的到来，也向近在咫尺却已隐入黑暗的湖水致意。鸡尾酒味道很好，就像在法国南部喝到的马天尼，带着浓郁的药草味。寡妇原本在跟牧师笑吟吟地谈话，此时她走到留声机旁放了一首华尔兹舞曲。莎拉和戴维静悄悄地跳起了舞。两人跳得很美。戴维带着昏昏欲睡的笑意，引着怀中娇小的金发姑娘做了个下腰的动作。
“诺拉，”我拿酒杯碰碰她的杯子，就好像这样能快一点碰触到她似的，“那个小个子牧师一直在盯着咱们。你认识他吗？”
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缓缓瞧向我，就好像她在思索……哦，对，我认得你……有时候那双眼睛里连这种神色都没有。面对她这副样子，那些爱上她的男孩子肯定比我更加心烦意乱——但我也是爱她的呀，早在她还没出生时，我就已经隔着妈妈的肚皮为她搽橄榄油了。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转向酒吧，友善地冲着牧师点了点头。他也鞠躬向她致意，他微笑时，样子非常温柔善良。我看见寡妇对他耳语了几句，随即两人都望向我，依然微笑着，所以我也欠身打了招呼。
“他为什么不过来呢？”我问诺拉。他表情的变化依然让我感到煦暖，我觉得，我很乐意跟他聊上几句。
华尔兹快结束了。诺拉飞快地对我说：“是因为戴维。我跟你说啊……”此时莎拉和戴维过来了，他说：“咱们再要一杯酒怎么样？我上楼到酒店去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等十分钟再上菜。”
戴维经过吧台时向寡妇点了酒，她十分高兴，可那牧师把眼光转了开去。
在墨西哥湖畔酒亭里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是如此诡异、粗鲁，又撩拨人的好奇心，对我来说样样都这么新鲜，于是我停止了迂回的试探，直截了当地问道：“怎么回事？告诉我。戴夫跟教堂单挑了不成？”
莎拉那双有些近视的吊梢眼谨慎地看了看我，诺拉说：“不完全是。你知道戴维那脾气。他确实对教堂在墨西哥的做法评论了一大通，但跟那没关系。是因为胡安尼托。”
我几乎不敢相信脑袋里的念头，可我必须多问一点儿。我们住的那所小房子简直像个回声洞穴，一点不适合吐露秘密，而我觉得必须要知道我弟弟为何对一个小个子犹太牧师如此不礼貌，而且诺拉提起那个流浪歌手又是什么意思。
“可是诺拉，”我气恼地说，“你是说戴夫⒈和这个人都爱上了……发生了感情纠葛……我是说妒忌吃醋……”⒈戴夫，戴维的呢称。
当着戴维温柔标致的新婚妻子、一个跟我完全不熟的金发姑娘的面，我居然问出了如此怪异的问题。我挣扎着不知该如何圆场，可两个姑娘冲我大笑起来，金发蓬松的莎拉脸都红了。
“哦，不是不是。”诺拉说，“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会告诉你的。但你得先见见胡安尼托。”
“是的，”莎拉认真地说，“我们想让你见见胡安尼托。”
就在此时，寡妇端来了新调好的酒，那个牧师走过我们的桌子，朝着村子的方向去了。他再次鞠躬，可这次没有微笑，我们也默默地向他回礼。
戴维的大脚板趿拉着拖鞋，咧嘴笑着回来了。他喜欢点菜。
“万事俱备！整座酒店都屏住了呼吸。今晚，”他朝向我说，“您将吃到湖里出产的白鱼，以及比无花果大不了多少的野山雀，无限量供应，想吃多少吃多少……”
“谢谢，祝您健康。”我们齐声用西班牙语回答他。第二杯酒比第一杯更加美味，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在寂静的湖边，我们四人坐在明亮的灯光下，老板娘闲闲地看着店里的客人，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事情都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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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吃饭时，另一支流浪乐队（不是胡安尼托那一支）走进了酒店的内庭，唱了三四首歌。那厅堂十分阔大，石膏墙，挑高的玻璃顶，客房都开在四周环绕的走廊上，底楼摆着的餐桌犹如鹅卵石般散布着，在这样的空间里，音乐声吵得几乎让人受不了，可我还是很喜欢。
“是的，这乐队不错，”他们几个说，“但比不上胡安尼托的。咱们还是回到那寡妇的酒吧里去待会儿吧……毕竟这是个派对……”
结束这顿漫长的晚餐时，湖面上吹来一阵风。酒吧的屋檐下，串在长电线上的灯泡微微地晃动着，在桌旁投下奇异的影子，那些影子不停地跳动着，伸展着。现在酒吧里有了几个客人，他们喝着啤酒或咖啡，不知放在何处的留声机大声地唱着。我们喝着小杯的白兰地，酒很糟糕。
“胡安尼托一来，他们就会关掉留声机了。”戴维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人家会来？”诺拉问。可是，跟戴维回答中的扬扬自得相比，她问话中的促狭压根儿都算不得什么。
“噢，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咱们在这儿。他会来的。”
我开始对这一整出嗳昧含混的神秘事件感到厌烦了。没错，流浪乐队很棒。没错，我也喜欢我的家人卖关子逗我开心。可这一天过得很累、很漫长，我突然之间希望自己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独自待着，或许回到涨满了潮声的马萨特兰，在那里我有一张白色的大床，而且不必等待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此时，一张唱片放完了，可寡妇并没有新换一张，因为从广场的方向隐隐传来了乐声，那声音在风中缥缈不定，可强劲的背景节律沉稳而笃定，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许多人默默地从黑暗中现身，聚拢过来。此前他们一直在一旁观望我们，听着唱片。他们在台阶上坐下，这样就不用向寡妇买任何酒水。人群等待着，乐声越来越近，几个乞儿轻快地朝我们跑过来，戴维举起一只修长的手，冲他们摆了摆：“待会儿再说。”孩子们听话地跑开了。
我感觉到他喜欢他们，或许是因为这些孩子已经成为这世界的一分子，用自己的方式养活自己……个子那么小，眼睛那么大……
乐队到了，一小组人站在街边，停在光晕的边缘上。总共有八九个男人，有些身材矮小，看上去年纪已经很大，还有几个人鼓着大肚子。最胖的男人吹的是短号，那乐声高亢嘹亮，得意扬扬。他吹奏时，其他人就合唱，让号声引领着旋律。其余时间里是全体合唱，我猜那持续不断的背景乐是六八拍的，而且永不止息。乐队中共有两把小提琴、两把吉他，其余的乐手中，有人拿着一种类似大提琴的曲线优美的大乐器，有人手中的琴身较平，像是曼陀林，他们全都娴熟而迅疾地拨动或扫动着琴弦。
号手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衬衫，他和其余男人都在肩头斜披着较小的条纹披毯，稻草编的帽子上镶着刺绣饰带，宽宽的黑帽绳在背后打了个结，像猪尾巴一样垂落下来。
几曲唱毕。戴维和另外两三个客人递了些比索给最胖的乐手，但诺拉悄声对我说：“胡安尼托才是老板。他在后排站着呢。因为戴维在，他不会站出来的。”
就好像她往池塘里丢了一颗石子似的，周围的人们开始呼唤：“胡安尼托！胡安尼托！”最后变成了高喊、鼓掌和吹口哨。戴维也高声喊叫起来，莎拉迅速地拉拉他的胳膊，以示抗议，可他没注意到，继续跟其他人一起叫着。她和诺拉异样地对视一眼，那是一种女性特有的讶异。
终于。一个小小的身影从后面走了出来。每个人都在高喊着想听的歌名，而胡安尼托微微一笑，等待着。他的眼睛垂下去，抚触着手中的琴弦。就在此时，我自行解开了谜底。
我知道他们三个都在看我，就连戴维也是——虽然他的全副心思都放在乐队上。我不动声色，平静如常。我看着乐队的头儿，那个身形纤细、微微有些驼背的男孩子，想起了往事。
他皮肤苍白，脏兮兮的，头发介于铁锈红和黑色之间，好像个混血儿。他有一种沧桑衰老的气质，好像天天睡在尘土里似的。他戴着哈利斯科式的帽子，头发几乎全剃光了，那张年轻的面孔上满是疲惫和厌倦。放在吉他上的手和穿着凉鞋的脚纤瘦得就像爪子一样。
他站在灯下等待着，然后开始了独唱。这是一支质朴而狂放的弗拉明戈民歌，高亢婉转，但配上了流浪乐队的节奏。
我听着歌，看着他，记忆回到了我大约十六岁时的一天。那时，我对父亲从事的新闻行业充满热情，大概一部分是出自浪漫情怀，一部分是遗传吧，我特别想多了解一些他的报馆生意。他逗我说，因为我是个丫头，所以他这一摊子事业都是要留给戴维的。但有一天他还是带我进到了“密室”里，我见到了排字机，然后又走到印刷机旁。工人们似乎并不介意我参观他们那复杂精细的工作，可父亲急着办事，于是我们就回到他办公室里去了。
当天晚饭时，我们聊起小型印刷机。父亲说：“有一个家伙……我应该把他指给你看的。厂子里头就数他的活儿最细致。，几年前他惹了点麻烦……煽动闹事来着。但现在没事了。他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拿来做照明和装饰工程……货真价实的那种。教堂啊，大公司啊，都排着队请他干活……我应该把他指给你看的。他用的是真正的金箔啊。”
“你说的是矮矮胖胖的那个吗，白头发的？”
父亲瞪着我。“就是他。总叼着根烟卷的那个。他几乎不说话，但手艺是全厂子最好的。”
我没有细想就脱口而出：“可是爸爸……那不是个男人呀！她是个女的！”
父亲非常恼火，他认定我在跟他开玩笑。简直匪夷所思嘛，那家伙在厂里工作了好多年了，他去的是男卫生间，甚至还卷入过劳工案子，他声誉很好，得人敬重。再说了，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努力跟父亲解释：我正瞧着那些工人，突然之间她直直地望向我的眼睛，于是我就知道了……可在父亲看来，这些都不算理由。
第二天，他被这件怪事弄得心烦意乱。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这么长时间了他竟然都不知道？于是他叫来了工长，工长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于是父亲又把那工人本人叫了来，结果那人说：“对。您要我辞职吗？”
他并没这样要求她，但此后几天她没来上班，还去找了牧师。此后，一周六天里她都以男人的身份工作，到了周日，她就换上量身定制的裙装去教堂。虽然牧师太太说她开心多了，可我一直十分内疚。在家时，父亲有时会摇摇头对我说：“你这眼睛可真够尖的……我就没看出来……”
我知晓了秘密。我坐在那儿听着刺耳的音乐，灯影在风中跃动，弟弟、妹妹甚至连莎拉都看着我。我感到困惑而胆怯。他们如果已经知道了答案，为何还要等待我的确认？要是我说出真相，会伤害到谁吗？
我看见那年轻的牧师站在灯光的尽头，他也在看着我。隔着他厚厚的镜片，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他的大鼻子和瘦削面孔上的每一根线条都透着讥讽。
此时胡安尼托已经唱完了，再次隐没到众乐手之中，甚至比那位驼背的老提琴手还要瘦小。牧师也不见了。人群渐渐散去。
“再来一首怎么样？来一首《马拉加》？”戴维的双眼闪闪发光，比几年前我们相见时的模样还要年轻和活跃。就好像那音乐充盈了他，滋养了他，让他整个人都变得神采飞扬。
可诺拉极为坚决地说：“不！”我们都站起身来，向乐队道谢并祝他们晚安。他们深深鞠躬，披毯的流苏都垂到了地面上。
街道很黑，路面也坑坑洼洼的。我们四人手挽手走回了家。我太累了，几乎连腿都抬不动。我胃里塞满了小小的烤山雀、酒，还有对这个世界强烈的不耐烦。我的心情如此之差，以至于戴维问我“哎，你觉得胡安尼托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不想搭理他。
“尼托？”我恼火地说，“什么尼托？你蒙谁呢？显然是妮塔！胡安妮塔I女孩子的名字后缀才对啊……她应该叫胡安妮塔⒈！”⒈在西班牙语中这两个人名分别是Juanito（男孩名，胡安尼托）和Juanita（女孩名，胡安妮塔）。
戴维快活地大笑起来，就好像他漂亮地完成了某种艰难的任务。我知道他肯定对莎拉吹牛来着，就跟父亲当年的反应一样。说我眼睛有多尖，一下就认出了印刷厂里的那个女人。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诺拉疲倦地喃喃问道。我感到她的手指抓紧了我的胳膊，好似无言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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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胡安尼托背后的故事。三个孩子确定我知道了那个神色倦怠的男孩子其实是个女孩之后，就尽量避免提到她了。
我不可能去问戴维：在他生命的那最后几个月里，他好像把所有的心力都凝聚在自己身上了，我从不曾见过那样的专注劲儿，那种自恋状态是如此艰苦、如此激烈，既令人敬佩，又带着悲剧的味道。它超越了自私，超越了残忍，他的婚姻、他对莎拉和姐妹们那专横的温柔，甚至那些密集的吃吃喝喝，好像都是遥远的身外之事，丝毫触动不了他。
唯一能够触碰到他并进而成为某种抚慰的，就是流浪乐队的音乐。它对他的影响是肉眼可见的。当他聆听时，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肤色从某种怪异的灰绿渐渐恢复为年轻人该有的红润紧致。不行，我不能问他。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他知道我认出了那个小乐手是个女孩之后，对整件事的兴趣就没有了，而她只不过是流浪乐队的一部分。即便是唱《马拉加》的时候，她也不是胡安尼托，一个拥有激情四溢的声线的神秘人物，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她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她之所以激情四溢，是因为戴维希望她这样；当她朝着戴维歌唱时，她只为他一人而唱。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在如此浓重的自恋面前，我颇为胆怯地缩了回来。
在莎拉和我妹妹那边，情况当然不同，但我也很难开口去打听胡安尼托的事。我跟莎拉不熟，而且我察觉到，在她那温柔的尊严之下有种无奈的顺从，要是我再去打听这些，会显得很不得体。从诺拉那儿，我渐渐了解到一些片段，可她好像也不大愿意说，就好像她也跟胡安尼托有某种牵绊似的，而且她讨厌这种纠葛。
我经常陪她沿着印满车辙的路走到她的画室。她在—旁画画，我就坐在枝干虬结、浓荫蓊郁的大树底下。走回村子和住所的路上，有时候她会跟我谈起这些事。
有次我们遇到了一个穿黑西装的英俊男子。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法国城镇里的律师，长着一双哀伤的眼睛，脸上有一种得意扬扬的自暴自弃。
“那是医生。”诺拉说，“他挺势利的，总觉得自己只能在这个小村子里屈就，因为要是到了大城市，人们会因为他娶了个印第安妻子而瞧不起他。可他自认为是个开明的人。他和牧师是此地的知识分子。我的耳洞就是找他打的。那天我们都有点醉了。我吓得要命，而且我觉得他之前大概从没碰过白种女人的耳朵。那耳洞打得糟糕极啦。戴维和莎拉度蜜月回来那天晚上，正是他跟牧师待在一起。”
诺拉说话就是这么跳跃。但是，在我返回加州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我应该知道的关于胡安尼托的一切。而我了解到的那些东西令我感到抱歉——我们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该去那个村子。同时我也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是如此高大白皙，又如此轻率地展现出了生命的活力。 可是，如果我们去了别的地方，结果可能还是一样……不是胡安尼托，也可能是其他人。或者说，如果是在另一个时空、另一段命运中，很可能是比我们更加纯真的胡安尼托炸裂了我们的生活……但你怎么可能预料到这些呢？当你出现在某个地方，你怎会知道，你即将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一场天翻地覆的浩劫？你可能会带来破坏，也可能不会。出于对后果的恐惧，你是不是必须要一直躲藏起来？
胡安尼托是个山上下来的孩子，孤身一人，而且是以男孩子的身份。这并不奇怪：在那里有许多孩子都是这样过活的，不得不乞讨的时候就去乞讨，替人跑腿干点杂活，找个最能遮风挡雨的地方睡觉。其中有些人渐渐消失不见了，要么去了其他村庄，要么就像流浪猫一样，消失在湖中。可胡安尼托留下来了，因为村子里依然留有一支货真价实的流浪乐队。
他跟着他们，乐队去哪儿他就去哪儿，终于，他可以用自己饱含着野性的嘶哑嗓音跟他们一起唱歌了，趁着乐手们在歌曲之间休息的空当，他就用爪子般瘦长的手指摸索拨弄着乐器。差不多一年之后，他已经成了乐队的头儿：所有出色的乐手都跟他走了，人们在举办婚礼，或是想到夏天的湖上吃饭、唱歌、欢爱时，总会叫上他的乐队助兴。
胡安尼托长高了一点儿，但也不太多。他跟短号手家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自从墨西哥的那个地区允许牧师再度披上法衣、那位年轻的犹太神父在村里留下之后，胡安尼托就定期去忏悔……在外人眼中，胡安尼托是当地的骄傲，是一个年方十五就拥有自己乐队的男孩，是一个能在庆典上一连表演三天的歌手，可唯有牧师和她自己知道真相。
这就是戴维和诺拉到来之前的生活。
当他俩带着天真傲慢的从容与自信在石子路上走过时，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村民们打量着这两个奇异的陌生人。 他们所到之处，礼貌而犀利的目光一路跟随着他们。很快村里人就发现，当乐队演奏时，那两人便微笑起来，脸上露出那么安宁平和的表情。从那一天起，他们几乎就生活在连续不断的音乐风暴之中了。在他们的住所门外，乐声持续不断，鼓点、呜咽、诉说……无论他们会否付钱。到了晚上，当他们要去小饭馆里吃饭时，乐手们似乎总能预先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喜欢这种感觉。
戴维有时会邀请胡安尼托到家里来，教他念歌词里的新单词，也教他更好的弹琴指法。或许这就是胡安尼托渐渐改变的原因，但我怀疑并非如此。胡安尼托那双深藏在宽檐草帽底下、总是低垂着的眼睛，看见了戴维的模样。他看见，每当自己歌唱时，戴维那张不知何故总是筋疲力尽的脸就会变得年轻起来，焕发出神采。此时望向戴维的，是一双女孩子的眼睛。她看他的眼光中带着温柔，或许还有一丝纯粹的、情欲的悸动。
然后，她变成了女孩——她没有去别的地方完成转变，而是就在村里，就在此地。
她不得不停止了与男乐手们的演出，而且不再穿长裤。短号手的太太给她找了件裙子，那裙子松松垮垮地套在她单薄的身躯上，但在那个饥饿的村庄里，任何一个营养不良的女孩子都是这般模样。她留起了头发，可那一头长发依然灰扑扑乱蓬蓬的，不协调地垂在大眼睛上方，衬出她那张蜡黄的、猴子般的小脸。
她开始跟其他女人们一起去教堂，不再单独去忏悔了。年轻的牧师焦虑而温柔地关注着她。或许他认为，是宗教终于引领着胡安妮塔成为真正的自我；或许他只是单纯地感到释然，因为一个他明知是女子的人不再以男人的身份生活了。
村民们好像并没有太吃惊，而是安然接受了这种变化。单是活下去就已经耗费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他们凭着天生的智慧，把余下的那一点点力气都拿来举办庆典，好让自己忘却饥饿和病痛。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想念乐队的领头人胡安尼托。
曾有两三个乐手试着把乐队团结起来，可渐渐地大家都四散开去，加入了对手乐队，或是去了哈利斯科的其他地方。
有一天，诺拉找医生去扎耳洞。医生为她消毒时，她提起戴维和她是多么想念那些好听的音乐，他微笑着说，牧师会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在擦拭和戳洞的时候，他问她，你们有没有听说，在瓜达拉哈拉有一支流浪乐队，可比胡安尼托原先那个棒多了，他们会在某几个酒吧里演出……
我弟弟和妹妹开始经常进城去了，特别是在莎拉来了以后。
不久戴维和莎拉结了婚，度蜜月去了，诺拉留在那幢有着气派大门的别墅画室里等他们回来。她说，有几次她在市场里遇到穿着难看裙子的胡安尼托，两人总是羞赧地互相笑笑——当两个女人彼此之间没什么话说却感到友好时，就会这样笑笑。
戴维要带新婚妻子回家的那个周六。诺拉搬回原先的住处，为他们收拾房屋，在酒店里订了一桌大餐，还提醒那寡妇预先把冰饮料准备好。
村里人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些客气有礼的脸孔上，几乎清清楚楚地闪现着兴奋的微光：那美国小伙子要带着太太回来了……不是朋友哦，是太太……
一切都顺利而美好。小房子里的鲜花只萎蔫了一点点，诺拉订好的晚餐开始时，聚集在酒店餐厅挑高穹顶下的苍蝇们也不似往常那般饥渴。饭后，寡妇酒吧里的白兰地几乎就像鸡尾酒一样出色，一丝风都没有的湖面上，月光如丝缎般流泻下来。
小乞儿们凑在一处，咯咯笑着来瞧莎拉；仅存的那支流浪乐队来表演时，人们像往常一样，从阴影中走出，微笑着，甚至还怯怯地点头打着招呼。他们瞅着那三个陌生人，听着音乐。
那天晚上，诺拉看见牧师立在光与暗影的边缘。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但很快就匆匆离去了，都没跟她欠身致意。三人回家时，街上依然还有很多人，那天是周六，广场上卖龙舌兰酒的小酒吧都挤得满满的。诺拉说，在一个小酒吧门外的长椅上——那是一排酒吧中最凋敝破烂的一个。常常一连几天都不开门，因为老板醉倒在地板上——牧师正坐在那儿。
瞧见他，诺拉非常惊讶。尽管他是那么年轻，还在短法衣下穿着条纹运动袜，可他毕竟还是个牧师啊，周六晚上的广场可不适合他。
然后她看见了——他们都看见了——他正搀扶着胡安尼托。
胡安尼托又变回了男孩子——就在那天早上。他粗疏地剃掉了头发，不知何故，那苍白的面孔和紧闭的眼睛让他看上去像个圣徒。他喝醉了，死一般醉，单薄矮小的牧师像母亲一样搂住他的肩膀，免得他滚落到地上去。
诺拉说，看到这幅情景他们吃了一惊，连忙走了过去，下意识地想要帮忙。戴维个头很大……没准儿他心想，他可以把瘦弱的、人事不省的胡安尼托抱走，远远离开酒铺前的乌烟瘴气。可是，当牧师看见走过来的几人后——那三个身材修长、一脸同情的陌生人，戴维、他浅色头发的妻子，还有他那位眼神如坟墓般静肃的妹妹——他慢慢站起身来。
胡安尼托软软地倒在长椅上。牧师摘下了厚框眼镜，直勾勾地盯着戴维。诺拉心想：“糟了！糟了！”矮小男子那苍白憔悴、长着鹰钩鼻的面孔上，浮现出一层纯粹的轻蔑。“呸”的一声，他冲着面前的灰土地啐了一口。
“嘿！”戴维拖长了音调——每当大块头心头一紧、准备打架时，他们就会用这样的语气。
有些人在围观，但兴趣都不太大。自始至终，几个酒铺里的自动点唱机全都响着，三四首歌掺和在一块儿，咆吼中夹杂着悠长的哀叹和呜咽。两个男人紧盯着对方，男孩子胡安尼托躺在长凳上，死一般醉。
如今当我想象这一幕时，我几乎觉得，戴维和牧师是同一个人。就连他们的模样都十分相像：疲惫的神情、大鼻子、深陷的双眼。其中一个长得高壮些，那是因为自小营养充足，也生长在没有压迫的自由环境中；另一个睿智些，或许是源于饥饿和奴役。而两人在那个广场上相遇了。
医生迅捷地从街角的药房中冲了出来。或许有人给他报了信——大概是某个要饭的孩子吧。经过我家人身旁时，他几乎没有停步，一边走一边压低了声音快速地说：“回家。赶快。这不关你们的事。”
牧师继续扬着头，又盯了戴维几秒钟，然后把眼镜戴上了。当三个陌生人转身向住处走去时，他们看见牧师帮着医生搀扶起胡安尼托，朝着教堂的方向去了。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而且我感到事情并未就此停止，依然还会有下文。只要看到牧师，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每当胡安尼托出场表演、而我们也在场时，他总是从寡妇的酒吧前或者是饭馆门口经过。如果戴维不在场，他会朝我们鞠一躬。我想多了解他一点，可同时我也知道，我永无这个机会了。
当我看到家人们的脸时，我也知道有些事还在继续。每当音乐响起，戴维的脸总会变得更加年轻和单纯，而有时候，莎拉和诺拉那细腻光洁的美丽脸孔会略显得僵硬。有时候，当戴维喊出“马拉加”，还一边鼓掌一边微笑的时候，莎拉会允许自己小小地抗议一下，就好像有根棍子戳了她一下似的；或者她和诺拉会疑惑地对视一眼，好像在说，戴维是她俩深爱的亲人没错，可他为何鲁钝至此啊。
而我是开口制止的那个人：“够了，我累了。今晚听够了。”因为在那无休无止的流浪音乐中，那些音符仿佛能击穿人的肌肤，融入躯体，直到它们变成沸腾的热血，或是狂野跳动的心脏。而有时我会感觉到，我连一个音符都无法再承受了。
而最奇异的事情或许是，胡安尼托回归之后，戴维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课程会继续下去。有天晚上戴维问他，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在说定的日子里去找他了，他离开乐队那会儿，有一首歌他还没学完呢。他说第二天下午会去的，可他并没有履约，戴维相当气恼。
短号手家的一个孩子敲了敲窗，喊说胡安尼托生病了，但他过两天会来。或许胡安尼托又喝醉了。当他终于出现的时候，模样比往常更像小猴子了，或者说，更像个鬼魂。
那天下午诺拉和莎拉出去了，此后每当上课时她俩都会外出。而我留在房间里，有些不知所措地躺在我的木板床上，听着戴维和歌手在客厅里练习。石头屋子把他们的声音一路送到我耳边。清晰无比。
在戴维心目中，胡安尼托是那个带领乐队的男孩子，是按钟点收学费、给他上课的人。我猜想，胡安尼托身上发生的事，以及他明知他其实是个女孩的事实，在他那奇异的心智中已经彻底不存在了。他过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他人的存在，除非他们可以帮助到他。我敢肯定，确凿无疑地肯定，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胡安尼托的行为跟他有何干系。他把她看成——如果他认真看过她的话——一件乐器，一把能演奏出让他开心的音乐的器物。
把胡安尼托当人看的是那个牧师。如今，当我忆起那段往事，牧师的模样与戴维的重叠在了一起，仿佛他们是一体的两面。
◇◆◇
终于到了我们离去的时间。诺拉和我打算从瓜达拉哈拉坐飞机回家，我们一行人都提前了几天抵达了城里。我俩走后，戴维和莎拉会开着小车上路。
我们去看斗牛，淋浴后去喝啤酒。当时城里有许多德国人——好像所有的大杂货店和药房之类的店铺都是他们开的，城里最好的餐馆也非常像管理不善的啤酒屋。食客们围着大桌子吃德国泡菜佐香肠，玩双陆棋，读着过时的德国报纸。可店里也有美味的墨西哥菜，配啤酒非常合适，不管是瓶装的还是杯装的。
看完斗牛后我们会休息一会儿，洗个澡，然后在暮光中搭乘四轮马车去牡蛎吧，大啖粉色或黑色的牡蛎。莎拉讨厌这个环节，但她很有耐心。我们吃完牡蛎就到广场去，那里有家餐馆，我记得名字好像叫作“瓦伦西亚”。瓦伦西亚是主厨的名字，他做的香草烤鸡很像当年我在意大利常吃的味道。我们坐在广场的树下，四周都是乘着马车来吃饭的客人，车夫们好脾气地轻轻挥舞着鞭子，驱赶着衣衫褴褛的乞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