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位蜜色头发的漂亮女演员，她也是个美食家——让人愉快的那种。她喜欢做热辣鲜香的丰盛大餐，而且做得很好。
她的身材纤细修长，有种脆弱善感的气质，一双碧青大眼中流露出无声的哀愁。她喜欢邀请一大群客人到家里吃饭，这些人背景各异，但一般都是名流。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鲜花、玻璃杯和一碟碟坚果，无数个小碗中盛装着亚美尼亚的果冻、俄罗斯风味的开胃小菜还有印度的酸辣酱。桌上还有啤酒、葡萄酒，连清水都备齐了。随后她会端上一个硕大的上菜碗，里面盛的是炖牛尾配团子。她会花好几天来准备菜肴，还会用上在孟买、苏荷区或檀香山搜罗来的特殊香料。她快活地坐在一旁，看着这顿美味一点点消失，然后她自己也消失了。几分钟后，她捧着一个大如洗衣盆的“火焰雪山⒈”，步履蹒跚地朝桌边走来，美妙的甜品啊，十五分钟的欢悦。⒈火焰雪山，也译作“火焰冰淇淋”或“燃情阿拉斯加”，用蛋白霜裱在冰激淋和海绵蛋糕外面，然后放入极高温的烤箱将蛋白霜迅速焗烤上色。据说这道甜品是新奥尔良著名的安东餐厅于1867年发明的，是为了庆祝当年美国收回阿拉斯加。
这位身材苗条、星眸动人的美食家有个八九岁的女儿，小姑娘对妈妈做的这些绮丽诱人的好菜简直深恶痛绝。事实上，她瘦得像根豆芽菜。要想让她长点肉只有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外婆家住一两个星期。在外婆家，她把店里买来的冰淇淋当午饭，晚饭吃土豆泥，早上吃热腾腾的白米糊。
“我这个女儿呀！”女演员绝望又惊惧地哀叹。我劝她说希望还是有的，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可她不肯承认时间的力量——大概是考虑到自己的美貌吧。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小孩子的味觉非常敏感。他们吃到一点点胡椒，就如同咱们成年人吃到了特辣的咖喱。他们最能忍受的大概是甜味，但任何酸的或辛辣的东西都会让他们很难受。
成年人之所以能享受红烩牛肉的精妙美味，或是玉米饼的鲜红热辣，甚至是一只经过充分挂晾因而野味十足的禽鸟，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他那略显迟钝的味蕾——被类似的愉悦“折磨”，以及在酒精和香烟的时常“熏陶”下日趋麻木的味蕾。年轻人的味觉还没有这么彪悍，因此能品尝出平淡温和的好滋味，而这样的菜肴只会让年纪大些的人感到恶心。
从另一方面来说，“孩子们喜欢一成不变的单调食物”是错误的看法。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大概九岁那年，家里有个名叫奥拉的厨子。
外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一直在忍受某种莫名的疼痛，她总觉得她要死了，直到一场中风在四天内终结了她的生命。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不苟言笑，压抑情感，却有个“神经质”的肠胃。她的口味非常奇特，但凡是我所知道的、婴儿吃的食物，她都爱吃。有很多时间她都待在疗养院里，多半是因为确实生病了，而每当她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就得跟着她的饮食规矩来，这大概也是为了我们好：不许吃油炸和烘焙的东西，饭菜里不能沾油，也不可以加调味料。
外婆是个端庄整肃的老妇人，但她的医生却叮嘱她，只要想打嗝就随时打。她遵照了医嘱……那些悠长又响亮的嗝儿，不分时间地点，除非知道内情，不然你肯定会以为我家的伙食好到令人心满意足。不过，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星期还真是这样——那就是奥拉在我家逗留的那段时间。
奥拉是个朴素的灰发女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她住的房间又小又热。但收拾得就像她本人一样干净齐整。每逢下午放假和周日，她必定会休息。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她都待在厨房里——带着一种欣喜若狂的神情。
她热爱烹饪，就像有些人热爱祈祷、跳舞或打架一样。她喜欢一个人干活儿，甚至连采购食材都要亲自来。她把意思表达得很明确：做饭是她的事情，她做主。在我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里，奥拉做的菜绝对排得上号。每一样都是日常吃过的，但呈现的方式却让我们既困惑又开心。
外婆讨厌她。当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我无从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我猜是因为奥拉不是外婆中意的那类用人——外婆认为最适合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厨房中帮佣的，都应该是傻乎乎的好脾气的姑娘。而且，奥拉有办法让“朴素的好食物”变得激动人心、新颖有趣，但在我那位固执的、奉行禁欲主义的可怜的外婆看来，这就意味着“奥拉是错的”。
“给你做什么你就吃什么，而且要心怀感恩。”外婆经常这样说。或者换种说法：“领受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谦卑地吃掉，别追求那些罪恶的乐趣。”
外婆公开表示，奥拉端上来的菜绝大多数碰都不能碰。她的嗝打得越发坚决和响亮。外婆基本上只靠米汤和番茄炖白面包活着。
“那姑娘会坑死你们。”当周一常吃的土豆肉丁以一种全新的诱人姿态出现在餐桌上时，外婆这样对母亲说。但家里的开支一点都没多，母亲必须承认这一点。
“到不了下周，孩子们就会吐。”外婆阴郁地评论道。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康。
“她俩的餐桌礼仪越来越不像话了。”在打嗝的空当里，外婆观察着我们。这倒是真的，如果你也和她以及千百万闷闷不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笃信那些教条的话——他们从小到大都被人教育，吃饭时不应发表任何评论，尤其不能显露出赞赏或享受的迹象。
在奥拉和我们相处的短短几周里，妹妹安妮和我认真地观察着她端上来的每一道菜，兴冲冲地推测它们的味道。“噢，妈妈，”我们痛心疾首又快活无比地评论道，“菜里面有小星星呢，全是用派皮做的！上面还有小种子！噢，真好看啊！真棒啊！”
母亲觉得挺难为情，最终板起了面孔，毕竟她是外婆养大的呀。她悄悄地告诉我们俩，小孩子评论食物是很不得体的，尤其是在厨子能听见的时候。“以前你们俩可从没这样子过。”这无异于承认，在此之前我俩从来也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我俩只好带着心照不宣的狂喜，悄没声儿地对视。而且我确信，我们都更清楚地懂得了，餐桌上自有无穷可能。
那时的我年纪尚幼，可我观察到（当然是偷偷地）：用刀切出来的碎肉比绞肉机里绞出来的好吃；切碎的新鲜香草能让几乎所有好吃的东西变得更加好味；芹菜碎吃起来跟整段的杆儿完全不同，就像削成卷曲薄片的胡萝卜和切成新月形的面包就是比大块胡萝卜和方块面包更诱人一样。
我还注意到一些没那么明显的事情，比如如何运用盐和胡椒之外的调味品，比如千篇一律是多么危险……但显然。我的绝大多数观察结果都多多少少跟奥拉的刀有关联。
她几乎用它做一切事情：切、剁、砍、雕花，甚至还用它给烤箱里的食物翻面，就好像这把刀是她双手的一部分。这把刀很长，还有个明晃晃的、往上挑的刀尖。她是带着这把刀到我家来的，她说这是她的“法国刀”。这又是一个外婆不喜欢她的理由：这姑娘拥有一把法国刀，还到哪儿都带着，仿佛它是个活物似的，而且她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磨刀和抛光上，简直是邪气又做作。
有个叫坎普夫人的老太太每周六上午来我家，为外婆洗那一头漂亮的银发，有时也给我们洗头。她和外婆肯定在私底下议论奥拉来着。坎普夫人宣布，以后她绝对不会从厨房门进来。她不喜欢“那姑娘”，她说，奥拉怪吓人的，总是坐在那儿，那么傲慢地磨那把邪气的刀子。
所以坎普夫人每次都走前门进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安妮和我礼貌地管住了舌头不乱讲话，可我们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就像饿极了的小雏鸟，而外婆的嗝打得沸反盈天。我不记得母亲和父亲都干了些什么——当然，吃饭除外。
然后，有一个星期天，奥拉没有像往常那样，板着一张疏离又严肃的面孔休假归来。那时母亲就快要生产了，于是外婆说：“瞧见没有？那姑娘傲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就是不想跟护士待在一个屋子里！”
外婆得意扬扬，那天的晚饭我们吃的大概是她最喜欢的饭：蒸苏打饼干配热牛奶。
然而次日我们得知，奥拉并没有跟她母亲度过一个宁静又愉快的星期天——比如像往常那样，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去去教堂，然后回家休息——而是用那把法国刀，把她母亲干净利落地斩成了几段。
然后，她把一顶帐篷彻头彻尾地撕成了细条。我不知道这帐篷是怎么来的……或许她和她母亲在帐篷里头休息吧。反正，那是个挺适合撕成条条的东西。
然后奥拉用专业的刀法，切断了自己的手腕和喉咙。警察跟我父亲说，那把刀上没有一丝刮痕或缺口。
坎普夫人，八成还有外婆，都感到义愤填膺。“我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奥拉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坎普夫人总这么说。
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对这件事有何感受，反正安妮和我闷闷不乐。以我们当时那个年纪，那样的死亡方式不过是个惊愕一阵子就会过去的话题，可我俩无可避免地又要再度面对那些平庸无味的食物，这才是真正的憾事。那时的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俩都从疯奥拉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如今，拜奥拉所赐，我们已经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