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寄宿学校毕业的那一年，父母正忙着照顾三个年纪较小的孩子，或许还应付了几件非比寻常的家庭大事，具体我已不大记得，总之结果就是……他们不知道该拿我如何是好。
我母亲念的是女子精修学校⒈，在周到的陪护之下，她在欧洲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优雅地完成了学业，还赢得了众多追求者。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她结了婚……嫁给了地方报社一个面黄肌瘦的编辑，而不是那种面颊丰满、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才俊——她本该在这样的小伙子里挑选如意郎君的，不过她毕竟是结婚了。我的许多表姐妹，起码是母亲家那边的，都遵循了同样的人生模式：从类似的学校毕业，进入社交界，然后就嫁了人。⒈女子精修学校，富裕家庭和上流社会的少女们学习礼仪和社交技能的私立学校。
但“另一边”不是这样：我的祖母和祖父都是大学毕业生。祖母花了八年才毕业，因为她入学一年后就怀孕生子，于是歇了一年，待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的时候，她已经有四个儿子了。她的儿子们也全都念了大学，我父亲的侄子侄女们也都顺理成章走了这条路。
但在我们家，在念大学这个问题上，母亲对父亲有种不易察觉的“忿忿不平”。如果我父亲随口说起(我敢肯定他是无心的）某某人的太太是大学毕业，我母亲就会火冒三丈。
可她发火的方式如此微妙，我觉得父亲并不是次次都能察觉到：她的右脚会以极高的频率轻轻点地，这个动作只有我母亲做得出来，没人能模仿；她会不遗余力地显示自己比某某人的太太受到的教育更好，游历的地方更多，阅读面也更广。一般来说，这些都是实话。事实上，她把观点表达得非常清楚——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某某人的太太也不过如此，对那些无甚长处的女孩子来说，大学教育或许是挺不错的，可是……
奇怪的是。母亲似乎从没意识到，她不咸不淡地提到的“长处”，正是我生活中所缺乏的，就像任何一个想去念大学的懵懂女孩儿一样：我从没在离家12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度过假；我住在乡下，附近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加州镇子；我在这儿几乎没有朋友，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曾在这里生活，而且我的性格十分内向，还颇为势利；我不漂亮，像一个九十岁的修女般缺乏魅力，尽管有那么一两次，在怯生生的梦里，大明星罗纳德·考尔曼在某个地方见到了我，还说：“我的下一部电影一定要这个姑娘来演！”
然后突然之间我就长大了，手长脚长，情绪阴晴不定，浑身上下精力充沛，却不知道该往哪儿使。父亲和母亲慌了神，决定把我送到洛杉矶一所大型大学里去，因为在那儿我可以“离家近点”。直到……直到某些奇迹出现吧，我想。
可当时我最不能忍的就是离家近。我本能地反抗着，就像手术台上的病人反抗乙醚一样。离家的时间到了，我必须走。我拿出了一向的坚强劲儿，因为我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还会回到亲切温暖的家。
我熬过了两个月学打桥牌的日子，因为有人告诉我，如果不会打，我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社交灾难。我还参加了女生联谊会的新人派对，派对上其他女生对我说，如果吃掉了我所谓的“沙拉”里的垫底生菜，我就会遭到排斥。接下来，大概是由于我的痛苦太过明显，父亲和母亲把对我的保护措施来了个大反转，他们决定信任我，把心里的担忧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把我送上了去伊利诺伊州的火车，去跟我的表姐待一个学期……有许多次，他们的举动都令我震惊，或许也震惊了他们自己。
埃文斯舅舅一路送我去芝加哥。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不爱说话，偶尔显露出教授般的气质，而且相当乐在其中。他对餐席之乐的了解超出了当时我认识的所有人。
禁酒令颁布之前，他很喜欢喝啤酒和优质威士忌，春季里就喝五月酒⒈，刚好喝到唱起歌儿来或洒几滴泪的程度，因为他是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但饮酒刚一被视作违法，他就不喝了。他是教法律的，性格太诚实，不会去鼓吹连自己都不遵守的准则。这样的人真是世间少有。⒈五月酒，一种德国的芳香甜酒，传统是在春季饮用。
现在想来，他这实诚的脾性让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觉得他必定是个很不错的酒友，可是等到我学会了喝酒、国家也允许喝酒的时候，为时已晚。他已经被一个酒驾司机夺走了生命。
可是，在十九岁的那一年夏天，准备去往一个全新地方的我一路与他同行。我此生第一次知道，看菜单时切不可草草翻一遍了事，也绝不要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那趟旅途中，我肯定是个讨厌的累赘，最起码也是个无趣的旅伴。我扭捏得要死：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注意到我，并且认为我是这世上最漂亮迷人的姑娘，哪怕只有一个人无动于衷地瞟了我一眼，我内心深处就会死掉一小点儿。在餐车里——那趟车的餐车好得出乎意料，很有后来的“百老汇特快⒈”的水准——我总是急匆匆地坐下，草草扫一眼菜单，然后嗫嚅着说一个我熟悉的菜名，比如羊排。⒈百老汇特快，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趟旅客列车，在纽约与芝加哥之间运行。
“可你知道羊排是什么味道，”舅舅平心静气地说，“为什么不来点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不点个……嗯……东部扇贝怎么样？就来这个。”他会继续说下去，而我只能尴尬地深吸一口气，好好听着。“我们今晚要吃扇贝，列车长，我觉得加了新鲜青柠汁的牛油果鸡尾酒也很不错……”诸如此类的。
舅舅是如此心平气和，令我感到轻松又自在。关于那趟漫长的、又热又脏的旅程，我记得的唯一事情就是和他同吃的那些晚餐。
抵达芝加哥的时候，他的儿子来接我们。在我母亲家这边的亲戚里，伯纳德表哥是我们这一辈里最聪明最有出．息的，我非常敬佩他。他可能也挺佩服我的（当然是出于其他理由），但他从未表现出来。一看见那张长着两道浓眉的、年轻却严肃的脸，舅舅带给我的所有轻松愉快就被我抛在了脑后。当我们去车站里的餐馆吃饭的时候，舅舅问我想吃点什么，我紧张地咕哝道：“哦，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谢谢。”
（那是个一流的餐馆：面积不大，四周镶着护墙板，椅子很舒适，侍者们都上了年纪，却非常专业。我记得应该是在联合车站吧。数年后我重访旧地，发觉它的酒单非常棒，主厨的手艺也好极了。这就像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我在当年开始追寻的地方，终于寻获了满足感。）
“什么都行。”我说。然后我看看舅舅——我察觉到了自己的笨拙与无礼，但我多想在他和他聪敏的儿子面前表现出娴熟从容的样子啊——他也回看着我，那双棕色的眼睛冷冰冰的，像是在猜测我的心思，却又带着一丝嫌恶。
他好像在说：“你个不懂事的蠢丫头，怎么敢说这种不过脑子的话？我用心用意带你到好馆子来吃饭，搭上我的时间还有我儿子的时间，而且过去五天里我还对你如此耐心！”
我不知道那一刻持续了多久，但我知道，那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时刻。我生平第一次打起全副精神，认真地看着菜单。
“请等我一分钟。”我非常镇定地说。我保持着冷静，就像刚刚开始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或是刚开赛的象棋选手。终于，我不动声色地对埃文斯舅舅说：“我要冰镇清汤，谢谢，然后是炖小牛胸腺佐水田芥沙拉……其余的随后再点。”
我记得他往后靠了一点点，我知道他为我骄傲，而且非常欣赏我。我也有同感。
自打那时起，我再也不容许自己在点菜时说“哦，什么都行”。连想想也不可以，即便是在我不得不独自用餐时，即便是在屋子里死寂一片时，即便是在我心如死灰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