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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头，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保尔只好回家了，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转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打开门钩。

门一开，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显然，他是跑着来的。他满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你找我妈干吗？”克利姆卡一听，转身就要跑，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你不知道，我有要紧事找她。”

“什么事？”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跟我说吧，快点，你这个红毛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朱赫来反复交代过，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感到局促不安。自然，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喜欢瓦莉亚。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亲爱的安东尼娜！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详细情形，你很快就会知道。告诉那两家，一切顺利，用不着挂念。把这纸条烧掉。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红毛熊，亲爱的，你从哪儿拿到的？快说，从哪儿拿来的？你这个小笨熊！”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紧紧追问，弄得他手足无措，不知不觉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他说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不应该说的，就赶忙添上一句：“他可是说过，绝对不能交给别人。”

“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谁都不告诉。你这个小红毛，快去吧，到保尔家去。我妈也在那儿呢。”她在小厨工的背上轻轻推了两下。

转眼间，克利姆卡那长满红头发的脑袋在栅栏外消失了。

三个失踪的工人一个也没有回家。晚上，朱赫来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他尽力安慰这个吓慌了的女人，说他们三个人都到了远处偏僻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那里，万无一失，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时局很快就会有变化。

这件事发生以后，三家的关系更亲密了。他们总是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去读那些偶尔捎回来的珍贵家信。不过男人们不在，三家都显得有些寂寞冷清。

一天，朱赫来装作是路过波利托夫斯基家，交给老太婆一些钱。

“大婶，这是大叔捎来的。您可要当心，对谁都不能说。”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谢谢，要不然真够受的，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里拨出来的。

“哼，走着瞧吧。罢工虽然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复工，可是烈火已经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称得起无产阶级。”水兵朱赫来在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路上，兴奋地这样想着。

一家墙壁被煤烟熏得乌黑的老铁匠铺，坐落在省沟村外的大路旁。波利托夫斯基正在炉子跟前，对着熊熊的煤火，微微眯起双眼，用长把钳子翻动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握着吊在横梁上的杠杆，鼓动皮风箱，在给炉子鼓风。

老司机透过他那大胡子，温厚地露出一丝笑意，对阿尔焦姆说：“眼下手艺人在乡下错不了，活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礼拜，说不定咱们就能给家里捎点腌肉和面粉去。孩子，庄稼人向来看重铁匠。咱们在这儿过得不会比大老板们差，嘿嘿。可扎哈尔就是另一码事了。他跟农民倒挺合得来，这回跟着他叔叔闷头种地去了。当然喽，这也难怪。阿尔焦姆，咱们爷俩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就像常言说的那样，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嘿嘿。可扎哈尔呢，脚踩两只脚，一只脚在火车头上，一只脚在庄稼地里。”他把钳着的铁块翻动了一下，又认真地边思索边说：“孩子，咱们的事不大妙。要是不能很快把德国人撵走，咱们就得逃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者罗斯托夫去。要不他们准会把咱们吊到半空中去，像晒鱼干一样。”

“是这么回事。”阿尔焦姆含糊地说。

“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不会放过他们的吧？”

“大叔，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家里的事只好不去想它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钳出那块红里透青的铁块，迅速放到铁砧上。

“来呀，孩子，使劲锤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的大锤，举过头顶，使劲锤下去。

明亮的火星带着轻微的嘶嘶声，向小屋的四面飞溅，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

随着大锤的起落，波利托夫斯基不断翻动着铁块，铁块像化软的蜡一样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阵阵温暖的夜风。

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上面，在草地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下面，就在悬崖的脚下，是湖水。环湖的峭壁，把阴影投在水上，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１．０６公里。——译者］，过去是采石场，现在废弃了，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形成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挥臂分水前进，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再不就潜入水底。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就平舒两臂，身子微屈，眯缝起眼睛，遮住强烈的阳光，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心里觉得好笑，想：“这可不太有礼貌。”

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

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她才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见保尔•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也有些难为情，他想走开。

“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这么猜想着。

“怎么，我吓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伸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了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如果您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莞尔一笑。

“您怎么老是站着？可以坐到这儿来。”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您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吗？”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您常到这儿……”她本来想说“来游泳吗”，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就改口说：“……来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

“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冬妮亚追问。

“在发电厂烧锅炉。”

“请您告诉我，您打架打得这么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打架关您什么事？”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您别见怪，柯察金。”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我对这事很感兴趣。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冬妮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哪里，我才不可怜他呢，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听说您常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

“维克托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

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

“啊，维克托，这个坏蛋，寄生虫。那天让他滑过去了，他得谢天谢地。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不过我怕弄脏了手，才没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可不好。”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十分不痛快，心里想：“真见鬼，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瞧那副神气，指手画脚的，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公子哥儿，没有灵魂的家伙，我看到这种人，手就发痒。仗着他有钱，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横行霸道。他钱多又怎么样？呸！我才不买这个帐呢。只要他碰我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保尔愤愤地说。

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看来，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于是，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

保尔不知不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

“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冬妮亚问。

“学校把我撵出来了。”

“因为什么？”

保尔脸红了。

“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就为这个，他们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甫凶极了，专门给人苦头吃。”接着，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

冬妮亚好奇地听着。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立刻跳了起来。

“我该去上工了。只顾说话，要误事了。我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他不安地说。“好吧，小姐，再见。我得撒开腿，跑回城里去。”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这可不行，我得跑，您跟我走不到一块。”

“为什么不行？咱们一起跑，比一比，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能跟我比？”

“那就比比看吧。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

保尔跳过石头，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

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

“现在开始跑：一、二、三！您追吧！”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蓝色外衣随风飘舞。

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

“两步就能撵上。”他心里想。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经不远了，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叫喊着，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心怦怦直跳。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

“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她说着，掰开了保尔的双手。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快步向城里跑去。

当保尔打开锅炉房门的时候，锅炉工达尼拉正在炉旁忙着。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你还可以再晚一点来。怎么，我该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了一下师傅的肩膀，讨饶地说：“老爷子，火一下子就会生好的。”他马上动手，在柴垛旁边干起活来。

到了午夜，达尼拉躺在柴垛上，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打着呼噜了。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１８０７—１８８２）的传记小说。——译者］，埋头读起来。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

“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她。“她有点特殊，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他想。“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没有听到发动机愈来愈大的响声。机器暴躁地跳动着，飞轮在疯狂地旋转，连水泥底座也跟着剧烈颤动起来。

保尔向压力计看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了下来，冲向排气阀，赶忙扳了两下，于是锅炉房外面响起了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咝咝声。他放下排气阀，又把皮带套在开动水泵的轮子上。

保尔回头瞧瞧达尼拉，他仍然在张着大嘴酣睡，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压力计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

冬妮亚同保尔分手之后，朝家里走去。她回忆着刚才同那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次相遇竟使她很高兴。

“他多么热情，多么倔强啊！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至少，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

他是另外一种人，来自另一个社会，这种人冬妮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

“可以叫他听话的，”她想。“这样的友谊一定挺有意思。”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涅莉和维克托坐在花园里。维克托在看书。看样子，他们都在等她。

冬妮亚同他们打过招呼，坐到长凳上。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维克托找个机会挪到冬妮亚跟前坐下，悄声问：“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

“哎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差点脱口说出，把书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它吗？”维克托注视着冬妮亚。

冬妮亚想了想。她用鞋尖在小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神秘的图形，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瞥了维克托一眼，说：“不，不喜欢。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

“是吗？”维克托自觉无趣地拖长声音说。“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嘲弄地看了看维克托。“没有作者……”

“冬妮亚，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坐吧，茶已经准备好了。”冬妮亚的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手臂，走进屋里。维克托跟在后面，苦苦思索着冬妮亚刚才说的那番话，摸不透是什么意思。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而在保尔看来，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

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待他眼中的富人，总是怀有敌意。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加莉娜是朴实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冬妮亚则不同，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只要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她家路过，希望能碰上她。

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走到栅栏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冬妮亚迅速转过身来。她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一定会来的。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

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惊异地扬起眉毛。

“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也得为我挨骂。他会问您，干吗把这个傻小子领进来。”

“您尽瞎说，保尔。”冬妮亚生气了。“快点进来吧。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冬妮亚问他。

“非常喜欢。”保尔马上来了精神。

“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

保尔想了一下，说：“《朱泽倍•加里波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随即纠正他。接着又问：“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

“非常喜欢。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五本。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保尔赞赏地说。“那才是个英雄呢！我真佩服他。他同敌人打过多少仗，每回都打胜仗。所有的国家他都到过。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把手艺人都组织起来，他总是为穷人奋斗。”

“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说着就拉起他的手。

“这可不行，我不到屋里去。”保尔断然拒绝了。

“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也许是害怕？”

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实在不干净。他挠挠后脑勺，说：“您母亲、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

“您别瞎说好不好？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

“那好吧，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讲。有一回，我有事到他们家，涅莉就没让我进屋。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鬼知道她是什么心思。”保尔说着，笑了起来。

“走吧，走吧。”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友爱地把他推上阳台。

冬妮亚带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她打开了橱门。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有些吃惊。

“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行吗？”

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友好又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冬妮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保尔觉得冬妮亚的母亲也挺好。

冬妮亚又领保尔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把她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

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冬妮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您从来不理不梳吧？”

“长得长了，剪掉就是，还叫我怎么办呢？”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说。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

“这才像个样子，”她打量着保尔说。“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

冬妮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退了色的、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保尔觉察到了冬妮亚的目光，他为自己的穿戴感到不自在。

临别时，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

阿尔焦姆走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

“不行，妈。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去干半天，就够咱俩花的了。你别出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他准得埋怨我，说我不想办法，还让妈去受累。”

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但是保尔执意不肯，母亲也就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晾干。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利绍夫。

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收入相当不坏。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再到发电厂去。

过了十天，保尔领回了工钱。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妈，给我买件布衬衫吧，蓝的，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你还记得吗？用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再去挣，你别担心。

你看，我身上这件太旧了。”保尔这样解释着，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

“是啊，保夫鲁沙，是得买了。我今天去买布，明天就给你做上。可不是，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

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看见有人进来，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说：“请坐。”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

“理分头吗？”理发师问。

“是的。啊，不。我是说，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保尔说不明白，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明白了。”理发师笑了。

一刻钟以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最后，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

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把帽子拉低一些。

“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很不高兴。

“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她恼恨地想。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

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母亲推开她的房门，说：“冬妮亚，有客人找你。让他进来吗？”

门口站的是保尔，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亮亮的。再有，冬妮亚一眼就看到，他理了发，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一句话，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

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不愿意再让他难堪，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脱不开身。”

他没好意思说，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

“走，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她提议说。他们穿过花园，上了大路。

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把那件最大的秘密——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保尔不知不觉把“您”改成了“你”。

“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

Part One Chapter 4

A fierce and merciless class struggle gripped the Ukraine. More and more people took to arms and each clash brought forth new fighters.

Gone were the days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 for the respectable citizen.

The little tumbledown houses shook in the storm blasts of gun salvos, and the respectable citizen huddled against the walls of his cellar or took cover in his backyard trench.

An avalanche of Petlyura bands of all shades and hues overran the gubernia, led by little chieftains and big ones, all manner of Golubs, Archangels, Angels and Gordiuses and a host of other bandits.

Ex-officers of the tsarist army, Right and Left Ukrainian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any desperado who could muster a band of cutthroats, declared himself Ataman, and some raised the yellow-and-blue Petlyura flag and established their authority over whatever area wa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strength and opportunities.

Out of these heterogeneous bands reinforced by kulaks and the Galician regiments of Ataman Konovalets' siege corps, "Chief Ataman" Petlyura formed his regiments and divisions. And when Red partisan detachments struck at this Socialist-Revolutionary and kulak rabble the very earth trembled under the pounding of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hoofs and the rumble of the wheels of machine-gun carts and gun carriages.

In April of that turbulent 1919, the respectable citizen, dazed and terrified, would open his shutters of a morning and, peering out with sleep-heavy eyes, greet his next-door neighbour with the anxious question:

"Avtonom Petrovich, do you happen to know who's in power today?"

And Avtonom Petrovich would hitch up his trousers and cast a frightened look around.

"Can't say, Afanas Kirillovich. Somebody did enter the town during the night. Who it was we'll find out soon enough; if they start robbing the Jews, we'll know they're Petlyura men, and if they're some of the 'comrades', we'll be able to tell at once by the way they talk. I'm keeping an eye open myself so's to know what portrait to hang up. Wouldn't care to get into trouble like Gerasim Leontievich next door. You see, he didn't look out properly and had just gone and hung up a picture of Lenin when three men rushed in—Petlyura men as it turned out. They took on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jumped on him—a good twenty strokes they gave him. 'We'll skin you alive, you Communist sonofabitch,' they shouted. And no matter how hard he tried to explain and

how loud he yelled, nothing helped."

Noting groups of armed men coming down the street the respectable citizen closed his windows and went into hiding. Better to be on the safe side. . . .

As for the workers, they regarded the yellow-and-blue flags of the Petlyura thugs with suppressed hatred. They were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this wave of Ukrainian bourgeois chauvinism, and their spirits rose only when passing Red units, fighting fiercely against the yellow-and-blues that were bearing down on them from all sides, wedged their way into the town. For a day or two the flag so dear to the worker's heart would fly over the town hall, but then the unit would move on again and the engulfing gloom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