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备的神态。
来人是阿尔秋欣,他这时候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滑了下来,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不过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一下。这时,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作客厅用的车厢,那里坐着几个人,都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通到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就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尾随着保尔,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师一样,制服上钉着许多带独头鹰的大铜钮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拧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在走廊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乱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谄媚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声说:“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
保尔用螺丝刀迅速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座,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亮了。还需要检查一下另一盏灯,那盏灯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发上方。保尔走到她跟前,说:“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啊,真的,我妨碍您工作了。”她讲的是地道的俄语,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是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可以完全看清她了。那熟悉的尖尖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的双唇,一点不错,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他那惊愕的目光。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她却没有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不安生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了皱眉头,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用漆皮便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亮看了看,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当然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话问她:“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保尔讲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看不见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难道您认识他?”
“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突然停住不说了。
“是老妈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多快呀!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这么感兴趣呢?我记得,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她那唱歌似的女高音说,希望这场巧遇能够给她解解闷。
螺丝刀迅速地把小螺丝钉拧进墙壁。
“维克托有一笔债还没还,您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我还指望讨回这笔债呢。”
“请问,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十分清楚保尔要讨的是什么“债”。佩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前后经过,她全知道,但是她想逗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嘲讽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得精光,已经快坍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大概也全糟蹋得不像样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了,我们根本不打算毁坏它。”
涅莉尖酸地冷笑了一声。
“嗬,看来您也受过训啦!不过,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还和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看小说。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见面的时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从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满怀恶意地这样说。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电线头,一面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这个波兰女人。
“公民女士,单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就保持着应有的礼仪,我们是不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的,甚至连粗野一点的话也不说,绝不会像您这样。”
涅莉脸红了。
“要是你们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还是拿我去当你们的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歪扭着身子,作出妩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鼻子轻佻地翕动着。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要你们的命。就你这样的,白给我当老婆,我还不要呢!”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迈到了门口。涅莉赶紧闪开,保尔到了走廊尽头,才听见她咬牙切齿地用波兰话骂了一声:“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到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工作服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也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一面轻轻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我说,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咱们今天参加晚会去吧,你看行不行?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把你带去,可你光顾搞政治。你就不兴去玩玩,高兴高兴?要是你今天不看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开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学着他的口吻,嘲笑他说:“都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快快乐乐度时光——就干这个呗。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没听你拉过呢。你就让我高兴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愿意跟你接近,可你光知道啃书本,命都不要。
我问你,哪本书上写着,说共青团员不应该有一点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烦,要不,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是个好同志,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因此,虽然感到别扭,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大人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叫做“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对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子发令,她喊两个名字,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就出来坐在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对背坐着的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起吻来。后来又玩“丢戒指”、“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移到临时熄了灯的房间里。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给他们准备了一套“花弄情”纸牌。保尔旁边的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大约有十六岁,用那双蓝眼睛脉脉含情地觑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见到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自己没有玩,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正当的娱乐。可是现在,他同小城市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晚会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难为情。
“为什么?”
问题提得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那个姑娘,尽量使语气温和些,问她:“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她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想跟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又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现在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他显然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家里举行的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旁边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一看到保尔的嘲笑的表情,就坚决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了他们跟前。
“拿来手风琴,你一定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喊声和笑声中对她说:“我不拉了,我跟穆拉马上就离开这儿。”
“哎哟!这么说是玩腻了?”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拉长了声音说。
“对,腻了。告诉我,除了你和我,这儿还有别的团员吗?
也许只有咱们两个加入了这个鸽子迷的行列吧?”
卡秋莎和解地说:“那些无聊的游戏已经停止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了起来。
“好吧,老太婆,你跳吧,我和沃伦采娃还是得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屋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保尔,你挺忙吗?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去?两个人做伴走有意思些,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保尔很快就收拾停当了。床头上挂着他的毛瑟枪,这支枪太重了。他从桌子里取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放进口袋里。他给奥库涅夫留了一个字条,把钥匙藏在约定的地方。
在会场上他们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都坐在一起,会间休息的时候一起在广场上散了一会儿步。不出安娜所料,会议直到深夜才散。
“到我那儿去住吧,怎么样?已经很晚了,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奥莉加向安娜建议说。
“不,我跟保尔已经约好一起步了。”安娜谢绝了。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大街向下面走了,保尔他们俩则走上坡路,回索洛缅卡。
漆黑的夜,又闷又热。城市已经入睡。参加会议的人们穿过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逐渐消失了。保尔和安娜很快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旷无人的市场上,巡逻队拦住了他们。验过证件之后,他们继续前行。
他们穿过林荫道,走上了一条通过旷场的街道,这条街上没有灯火,也没有行人。往左一拐,就走上了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中心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的,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胆怯起来。她紧盯着暗处,断断续续地跟保尔谈着话,答非所问。直到弄清楚一个可疑的阴影只不过是根电线杆子的时候,她才笑了起来,并且把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住他的手臂,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才安下心来。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也许会把我当成胆小鬼,那可就错了。不过我今天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害怕了,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真有点不好意思。”
黑夜、荒凉的旷场、会上听到的波多拉区昨天发生的凶杀案,都使她感到恐惧;但是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头上的火光、被火光照亮的脸庞和他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又把她的恐怖全都驱散了。
仓库已经落在身后了。他们走过河上的小桥,沿着车站前的公路向拱道走去;这拱道在铁路的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交界的地方。
车站已经落在右面很远了。一列火车正向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开去。到了这里,差不多就算到家了。拱道上面,在铁路线上,亮着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着气,夜间开回去休息了。
拱道入口的上方,有一盏路灯,挂在生锈的铁钩子上。风吹得它轻轻地来回摇晃,昏暗的灯光不时从拱道的这面墙上移到那面墙上。
离拱道入口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以前,一颗重炮弹击中了它,内部全都炸坏了,正面的墙也坍了。现在,它露着巨大的窟窿,好像乞丐站在路边,向行人亮出一副穷相。这时可以看到拱道上面有一列火车开了过去。
“咱们总算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保尔想悄悄地抽回他的手,但是安娜不肯放。他们从小破房子旁边走了过去。
突然,后面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传来急速的脚步声,吁吁的喘气声,是有人在追赶他们。
保尔急忙往回抽手,但是安娜吓慌了,紧紧抓住不放。等到他终于使劲把手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掐住了。接着又被人猛然往旁一搡,他的脸就扭了过来,对着袭击他的人。那人用一只手狠劲扭住他的衣领,勒紧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手枪慢慢画了半个圆圈,对准了他的鼻子。
保尔的眼睛像中了魔法一样,极度紧张地跟着手枪转了半个圆圈。现在,死神就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钟。他等着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那睁得溜圆的眼睛看见了歹徒的面孔: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胡子,眼睛藏在大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一扫,看见了安娜惨白的脸。就在这时,一个歹徒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着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保尔看见拱道墙壁上又有一条黑影朝这边奔来。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命地挣扎着,一顶帽子堵住了她的嘴,从被掐住的脖子里发出的喊叫声中止了。监视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歹徒,显然不甘心只做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他像野兽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把猎物弄到手。他大概是个头子,现在这样的“分工”,他是不能满意的。眼前,他抓在手里的这个少年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个机车座的小徒工。
这么个毛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消用枪在他脑门上戳几下,让他到旷场那边去——他准会撒腿就跑,一直跑到城里,连头也不敢回。”大脑袋想到这里,松开了手。
“赶快滚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敢吱一声,就一枪要你的命。”大脑袋用枪筒戳了戳保尔的前额。“快滚!”他嘶哑地低喝了一声,同时把枪口朝下,免得保尔害怕他从背后开枪。
保尔连忙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眼睛还盯着大脑袋。歹徒以为他是怕吃子弹,便回身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尔马上把手伸进口袋,心想:“千万慢不得,千万慢不得!”他一个急转身,平举左臂,枪口刚一对准大脑袋歹徒,啪的就是一枪。
歹徒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没等他抬起手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这一枪,喑哑地叫了一声,身子撞在拱道的墙壁上,他用手抓着墙,慢慢地瘫倒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小房的墙洞里钻出来,溜进了深沟。保尔朝这条黑影放了第二枪。接着,又有一条黑影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暗处逃去。保尔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灰土撒落到歹徒身上,他往旁边一闪,在黑暗中消失了。保尔朝黑影逃走的方向又打了三枪,枪声惊动了宁静的黑夜。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蛆虫一样,身体一屈一伸,在作垂死的挣扎。
安娜吓呆了,她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看着躺在那里抽搐的歹徒,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她从明亮的地方拉向暗处,他们转身往城里走,奔向车站。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安娜的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报晓了。安娜斜靠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他杀死了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这是第四个了。
到底有没有总是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着自己刚才的经历和感受,不得不承认,面对黑色的枪口,在最初几秒钟,他的心确实是凉了。再说,让两个歹徒白白逃走了,难道只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
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来可以打得更准些,但是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没有命中,而紧张和匆忙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正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个动作。不过,他的眼睛是安详的,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在紧张地思索。
“你想什么呢,保尔?”
他一怔,思绪中断了,像一缕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他把临时产生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我应该到卫戍司令部去一趟,报告事情的经过。”
他不顾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屋里。她拉着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她是这样可贵可亲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远,才关上了门。
保尔到了卫戍司令部,他们才弄清了铁路警卫队刚才报来的无头案。死尸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里早就挂了号的一个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使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冲突。
工作正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跟前,接着又把他带到走廊上,在僻静的角落里站住了。他很激动,一时不知道话从哪里讲起,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你谈谈昨天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对茨韦塔耶夫的震动比对别人强烈得多。他也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淡漠,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颇为钟情。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才从拉古京娜那里听到了拱道附近的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恼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接向保尔提出来,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他的担心是出自一种卑鄙的自私心理,但是,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这次还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保尔,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咱们俩这次谈话,过后别告诉任何人。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感到痛苦,你是不会说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歹徒掐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保尔这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茨韦塔耶夫对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会这么激动。可是,如果他真的爱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要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当他觉得人家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说:“你耍什么滑头?我要你回答,可你倒盘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挺费劲地说:“是的。”
保尔勉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朋友的床旁边来回踱了一会儿,后来在床沿上坐下来,用手捂住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
“保尔,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从一方面说,好像是小事一桩,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就鼓起了勇气:“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个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点灯也看得见。昨天我们俩决定尝试一下建立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成年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下,说:“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出身都一样。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里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合伙举行了一次不备食物的晚会——庆祝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述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一起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整个房间响彻了手风琴奏出的银铃般的乐曲声和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声。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个子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跳起舞来的时候,保尔就更是忘怀一切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格调,像燃起一把火一样奏了起来:
喂,街坊们,老乡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的曲调追忆着往事,把人们带回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可是,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夫手里的时候,这个钳工马上使劲奏出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旋风似的跳起舞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跺着脚,疯狂地跳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舞。
Part Two Chapter 4
This is the frontier — two posts facing one another in silent hostility, each standing for a world of its own. One of them is planed and polished and painted black and white like a police box, and topped by a single-headed eagle nailed in place with sturdy spikes. Wings outspread, claws gripping the striped pole, hooked beak outstretched, the bird of prey stares with malicious eyes at the cast-iron shield with the sickle-and-hammer emblem on the opposite pole — a sturdy, round,
rough-hewn oak post planted firmly in the ground. The two poles stand six paces apart on level ground, yet there is a deep gulf between them and the two worlds they stand for. To try to cross this no man's land means risking one's life.
This is the frontier.
From the Black Sea over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to the Arctic Ocean in the Far North stands the motionless line of these silent sentinels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bearing the great emblem of labour on their iron shields. The post with the rapacious bir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border between Soviet Ukraine and bourgeois Poland. It stands ten kilometres from the small town of Berezdov tucked away in the Ukrainian hinterland, and opposite it is the Polish townlet of Korets.
From Slavuta to Anapol the border area is guarded by a Frontier Guard battalion.
The frontier posts march across the snowbound fields, push through clearings cut in forests, plunge down valleys and, heaving themselves up hillsides, disappear behind the crests only to pause on the high bank of a river to survey the wintry plains of an alien land.
It is biting cold, one of those days when the frost makes the snow crunch under the soles of felt boots. A giant of a Red Army man in a helmet fit for the titans of old moves away from a post with the sickle-and-hammer shield and with heavy tread sets out on his beat. He is wearing a grey greatcoat with green tabs on the collar, and felt boots. On top of the greatcoat he has a sheepskin coat reaching down to his heels with a collar of generous proportions to match — a coat that will keep a man warm in the cruellest blizzard. On his head he wears a cloth helmet and his hands are encased in sheepskin mittens. His rifle is slung on his shoulder, and as he proceeds along the sentry path, the tail of his long coat wearing a groove in the snow, he pulls at a cigarette of homegrown tobacco with obvious relish. On open stretches the Soviet border guards are posted a kilometre apart so that each man can always see his neighbour. On the Polish side there are two sentries to the kilometre.
A Polish infantryman plods along his sentry path toward the Red Army man. He is wearing rough army issue boots, a greenish grey uniform and on top a black coat with two rows of shining buttons. On his head he has the square-topped uniform cap with the white eagle emblem; there are more white eagles on his cloth shoulder straps and the collar tabs, but they do not make him feel any warmer. The frost has chilled him to the marrow, and he rubs his numb ears and knocks his heels together as he walks, while his hands in the thin gloves are stiff with cold. The Pole cannot risk stopping his pacing for a moment, and sometimes he trots, for otherwise the frost would
stiffen his joints in a moment. When the two sentries draw together, the zolnierz turns around to walk alongside the Red Army man.
Conversation on the frontier is forbidden, but when there is no one around within a kilometre — who can tell whether the two are patrolling their sectors in silence or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laws. The Pole wants a smoke very badly, but he has forgotten his matches in the barracks, and the breeze wafts over from the Soviet side the tantalising fragrance of tobacco. The Pole stops rubbing his ear and glances back over his shoulder, for who knows when the captain, or maybe Pan the lieutenant, might pop up from behind a knoll with a mounted patrol on one of their eternal inspection rounds. But he sees nothing save the dazzling whiteness of the snow in the sun. In the sky there is not so much as a fleck of a cloud.
"Got a light, Comrade?" The Pole is the first to violate the sanctity of the law. And shifting his French magazine rifle with the sword bayonet back on his shoulder he laboriously extracts with stiff fingers a packet of cheap cigarettes from the depths of his coat pocket,The Red Army man hears him, but the frontier service regulations forbid conversation across the border. Besides, he could not quite catch what the soldier wanted to say. So he continues on his way, firmly treading down on the crunching snow with his warm, soft felt boots.
"Comrade Bolshevik, got a light? Maybe you'll throw a box of matches across?" This time the Pole speaks Russian.
The Red Army man looks closely at his neighbour. "The frost has nipped the Pan good and proper," he says to himself. "The poor beggar may be a bourgeois soldier but he's got a dog's life.
Imagine being chased out into this cold in that miserable outfit, no wonder he jumps about like a rabbit, and without smoke either." Not turning around, the Red Army man throws a box of matches across to the other. The soldier catches it on the fly, and getting his cigarette going after several unsuccessful attempts, promptly sends the box back across the border.
"Keep it. I've got some more," says the Red frontier guard, forgetting the rules.
From beyond the frontier comes the response:
"Thanks, I'd better not. If they found that box on me I'd get a couple of years in jail."
The Red Army man examines the match box. On the label is an airplane with a sinewy fist instead of a propeller and the word "Ultimatum".
"Right enough, it won't do for them."
The soldier continues to walk, keeping pace with the Red Army man. He does not like to be alone in the midst of this deserted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