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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说：“廖莉娅够苦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她……”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谁要你的空头支票？到处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说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你那个往后顶个屁。到那时候，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往后还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干吗我？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攒下钱，要什么有什么。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噜一声，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不足为怪。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把他顶回去，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干脆，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一支伟大的、强有力的建设大军。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你们这样的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尔。

“他们要是不服从呢？你知道，暴力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进了盘子里。

“你手轻点，年轻人。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丘察姆来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厚点，带棱的。”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力不从心，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她想东想西，心神不宁，也没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他长得像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爱。乔治长成了个懒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尽他挑。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达雅，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样一来，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咂着嘴挖苦她说：“嗬，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没想到。”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她告诉他，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放荡姑娘”的女共青团员的。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一头扎进枕头，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这号人是不听劝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情况，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打发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不错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Part Two Chapter 8

Down below, the sea broke on the jagged chaos of rock. A stiff dry breeze blowing from distant Turkey fanned his face. The harbour, protected from the sea by a concrete mole, thrust itself in an irregular arc into the shore-line. And overlooking it all were the tiny white cottages of the town's outskirts perched on the slopes of the mountain range which broke off abruptly at the sea.

It was quiet here in the old park outside of the town. Yellow maple leaves floated slowly down onto its grass-grown paths.

The old Persian cabby who had driven Pavel out here from town could not help asking as his strange fare alighted:

"Why come here of all places? No young ladies, no amusements. Nothing but the jackals. . . .

What will you do here? Better let me drive you back to town, mister tovarish!"

Pavel paid him and the old man drove away.

The park was indeed a wilderness. Pavel found a bench on a cliff overlooking the sea, and sat down, lifting his face to the now mild autumn sun.

He had come to this quiet spot to think things over and consider what to do with his life. The time had come to review the situation and take some decision.

His second visit to the Kyutsams had brought the family strife to a head. The old man on learning of his arrival had flown into a rage. It fell naturally to Korchagin to lead the resistance. The old man unexpectedly encountered a vigorous rebuff from his wife and daughters, and from the first day of Pavel's arrival the house split into two hostile camps. The door leading to the parents' half of the house was locked and one of the small side rooms was rented to Korchagin. Pavel paid the rent in advance and the old man was somewhat mollified by the arrangement; now that his daughters had cut themselves off from him he would no longer be expected to support them.

For diplomatic reasons Albina remained with her husband. As for the old man, he kept strictly to his side of the house and avoided meeting the man he so heartily detested. But outside in the yard he made as much noise as possible to show that he was still the master.

Before he went to work in the co-operative shop, old Kyutsam had earned his living by shoemaking and carpentry and had built himself a small workshop in the backyard.

To annoy his lodger, he shifted his work bench from the shed to a spot in the yard right under Pavel's window where he hammered furiously for hours on end, deriving a malicious satisfaction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he was interfering with Korchagin's reading.

"Just you wait," he hissed to himself, "I'll get you out of here. .. ."

Far away a steamer laid a small dark trail of smoke over the sea at the very horizon. A flock of gulls skimmed the waves with piercing cries.

Pavel, his chin resting in his hand, sat lost in thought. His whole life passed swiftly before his mind's eye, from his childhood to the present. How had these twenty-four years of his been lived?

Worthily or unworthily? He went over them again, year by year, subjecting them to sober, impartial judgement, and he found to his immense relief that he had not done so badly with his life. Mistakes there had been, the mistakes of youth, and chiefly of ignorance. But in the stormy days of struggle for Soviet power he had been 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ing and on the crimson banner of Revolution there were a few drops of his own life's blood.

He had remained in the ranks until his strength had failed him. And now, struck down and unable to hold his place in the firing lines, there was nothing left for him but the field hospital. He remembered the time when they had stormed Warsaw and how, at the height of battle, one of the men had been hit. He fell to the ground under his horse's hooves. His comrades quickly bandaged his wounds, turned him over to the stretcher-bearers and sped onward in pursuit of the enemy. The squadron had not halted its advance for the sake of one fallen soldier. Thus it was in the fight for a great cause and thus it had to be. True, there were exceptions. He had seen legless machine-gunners on gun carriages in battle. These men had struck terror into the enemy's ranks, their guns had sown death and destruction, and their steel-like courage and unerring eye had made them the pride of their units. But such men were few.

What was he to do now that defeat had overtaken him and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hope of returning to the ranks? Had he not extracted from Bazhanova the admission that the future held even worse torment in store for him? What was to be done? The question was like a yawning abyss spreading at his feet.

What was there to live for now that he had lost what he prized most — the ability to fight? How was he to justify his existence today and in the cheerless tomorrow?

How was he to fill his days? Exist merely to breathe, to eat and to drink? Remain a helpless bystander watching his comrades fight their way forward? Be a burden to the detachment? No, better to destroy his treacherous body! A bullet in the heart — and be done with it! A timely end to a life well lived. Who would condemn the soldier for putting himself out of his agony?

He felt the flat body of his Browning in his pocket. His fingers closed over the grip, and slowly he drew out the weapon.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you would come to this?"

The muzzle stared back at him with cold contempt. Pavel laid the pistol on his knee and cursed bitterly.

"Cheap heroics, my lad! Any fool can shoot himself. That is the easiest way out, the coward's way.

You can always put a bullet through your head when life hits you too hard. But have you tried getting the better of life? Are you sure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you can to break out of the steel trap? Have you forgotten the fighting at Novograd-Volynsky when we went into the attack seventeen times in one day until finally, in spite of everything, we won through? Put away that gun and never breathe a word of this to anyone. Learn how to go on living when life becomes unbearable. Make your life useful."

He got up and went down to the road. A passing mountaineer gave him a lift on his cart. When they reached town he got off and bought a newspaper and read the announcement of a meeting of the city Party group in the Demyan Bedny Club. It was very late when he returned home that night. He had made a speech at the meeting, little suspecting that it was the last he was ever to make at a large public gathering.

Taya was still awake when he got home. She had been worried at Pavel's prolonged absence.

What had happened to him? She remembered the grim, cold look she had observed that morning in his eyes, always so live and warm. He never liked to talk about himself, but she felt that he was under some severe mental strain.